动物的交换
使用“国际化”作为本章的标题，我并非意指前现代时期已经存在民族国家（nation-states）。在本章中，我只是将“国际化”用作一个标签，以便于向读者传达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很多皇家狩猎活动已经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普及开来，而这一同质化趋势一般是通过国际关系和国际惯例来传播的。
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我们首先将注意力放到动物的移动上，这可以让我们窥视皇家狩猎活动的洲际联系，定位前现代时期欧亚大陆的整体化历史进程。原因在于，在探寻文化特征的传播时，聚合与创造始终是一种潜在的可能。但是，将动植物移动至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中，独立创造的情况被排除在外。[1]因此，尽管中国与西欧在印刷术方面的关系尚不明朗，但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双方所使用的猎豹都并非自己的“发明”，也就是说，猎豹是经由人力媒介从遥远之处传播而来的。
从古代起，国家便一直渴求异域动物——无论是野生动物还是家养动物——并通过多种方式获得。亚述的统治者撒曼以色一世（Shalmaneser Ⅰ，公元前1274～前1245年在位）从战场上带回了被击败的敌军“所圈养的野生动物”。[2]萨珊王朝也有同样的行为。公元620年代，胡斯洛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下安提阿、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后，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很多东方大陆并未听闻过名字的四蹄动物和鸟类”。[3]战利品也是早期中国动物藏品的一个来源。公元385年，前秦（公元351～394）将军吕光在结束与库车的交战后返回国内时，便携带了许多珍宝和奇鸟异兽。[4]
异域动物也可以通过商业渠道获得。在古代，托勒密人和罗马人都从印度进口动物；而在整个中世纪时期，穆斯林都从亚洲与非洲的热带地区获取动物标本。[5]
最常见的获取方式——或者说是记载最清晰的方式——是进献贡品与王室馈赠。亚述帝国的统治者从地中海国家的统治者处获得了作为礼品的“海洋生物”，从埃及处则获得了灵长类动物和鳄鱼。[6]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动物贡品也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在大流士和薛西斯的位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大会堂（apadana）中，通往会堂的台阶两侧满是浮雕，其上描绘了搬运贡品的队列。这一幕也就是著名的“万国游行（March of Nations）”，其中从粟特到埃塞俄比亚的使节都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献上与本土有紧密联系的各种动物，如宽尾绵羊或霍加皮（okapi）[7]。[8]
遵循这一古代传统，在各位穆斯林统治者之间，以及穆斯林统治者与邻近的基督教宫廷之间，都相互交换了各种动物。[9]印度统治者将异域的说话鸟和犀牛等本土动物送往白羊王朝和萨非王朝。[10]在更远的地方，莫卧儿帝国多次将动物作为贡品送给西方的宫廷，在整个16世纪这都让欧洲民众感到非常惊奇和着迷。[11]
由于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这些动物交易发生的原因也有所不同，但是共同的几个特征便是好奇心、异域的吸引力以及获得政治权威。赠予方可以展现自己的慷慨以及对自然界的掌控，而收礼方则因为展示了与遥远国度间的关系而提高了自身的地位。这在中国的史料中有清晰的记载。自早时起，中国统治者便非常在意获得罕有的动物。在汉朝时，上林苑中满是中亚的马匹、印度的犀牛以及西亚的鸵鸟。其治下的齐国也收集了罕兽奇鸟，以此来增强自己的威信。[12]周边地区都非常了解中国宫廷的这种愿望，于是希望与中国朝廷建交或重续关系的国家，一般都会派遣使团送来本地特产与动物。[13]中国在对外扩张时，曾积极地寻找这类野兽并运返中原。郑和在出海远行期间（公元1403～1433），从阿丹国（Aden）和阿拉伯带回中国的动物包括狮子、猎豹、鸵鸟和斑马等。[14]在中国人心目中，外国使节与奇珍异兽有着紧密的关联，这一点在马戛尔尼使团得到的接待中体现得非常清楚。1793年9月，在马戛尔尼抵达北京后不久，民间便开始传言他给乾隆皇帝带来的礼物包括“比猫还小的大象、像老鼠那么大的马［和］母鸡一样大的鸣禽”。[15]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种对来自于遥远国度的奇珍异兽的期待，毕竟，英国人的服饰、外貌、技术和船只都充满了异域风情，那么英国人的动物又怎会是例外呢？当然，这种心态并非仅限于中国人，而是在整个前现代世界中非常普遍。在这一时期，世界上到处都是故事中传说的、很少能见到的动物。对中世纪的欧洲人而言，长颈鹿不仅仅是一种罕见动物，而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因此，正如玛丽·赫尔姆斯指出，最能体现统治者的能力范围、关于遥远地区的知识以及远扬美名的，就是满是奇特的异域动物的动物园。此外，由于这些野兽的产地遥远，其本身便具有一定的神秘性，可以显示统治者的精神才略与世俗权力。[16]1680年代，暹罗国王给萨非王朝统治者送去大象的行为，便清晰地体现了这种观点。在接受大象时，使节说道：“我们国王所拥有的财物并非只限于实际用途，也包括统治国家和世界的需要，也就是说皇室拥有上帝所创造的每一种生物。”[17]在交换罕见动物时，统治者往往会有意识地通过正式的礼仪来帮助对方巩固政权。统治者之间会交换多种动物，其中狮子和长颈鹿这两种动物，尤其有助于我们探索这种交换活动的范围、动机与机制。
在远古和中世纪时期，野生狮子的分布范围远远超过现在。除了非洲野狮，在巴尔干地区、美索不达米亚、波斯、突厥斯坦南部和印度西部，都有它们的分布，只是目前除了印度古吉拉特邦尚有少量野狮残存外，其余地区的野狮均已灭绝。很多野狮都被皇家猎手杀死，也有一些被捕捉后送住其他国家。
通过几个例子，我们便可以了解这种活动的源头与路径。公元6世纪早期，突厥斯坦的一个小省——有可能是巴尔克——将狮子幼崽送至北印度的犍陀罗国（Gandhāra）；1670年代晚期，福莱尔曾见到一只被运往伊斯法罕的印度狮，这是奥朗则布送给苏莱曼一世（公元1666～1694年在位）的礼物。[18]直至1833年，摩洛哥的苏丹还将一头狮子作为给杰克逊总统[19]的礼物送往位于丹吉尔（Tangier）的美国公使馆，后者颇费力气方予以拒绝。[20]在众多例子中，事情就远没那么确定了。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送给莫斯科伊凡四世（Ivan Ⅳ）的一对狮子的来源便未曾说明。[21]虽然如此，这份礼物却可以告诉我们，狮子的流通范围非常广泛——因为这些狮子显然是“重复利用”的礼物，也就是英国此前从其他交换活动中获得的。
实际上，有关狮子的文化史非常复杂。笔者无法宣称自己了解从北非到中国北部的所有相关文化背景，以及这些民族看待狮子的观点与象征意义；但是核心的一点是，狮子在整个旧大陆范围内具有这样的背景与形象。当然，其他威猛的食肉动物——如美洲豹——在很多人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这种情况主要限于美洲豹的自然分布范围之内。与之相对，狮子在远远超出其本土范围的地方，依然具有意义和明确的文化位置。狮子的宽泛分布具有两大原因。首先，狮子身上所附有的象征意义是通过多种文化媒介进行传播的，如艺术、文学和宗教。其次，狮子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运输，是野生动物的长期远距离贸易的一部分。
在这一方面，我们掌握资料最多的是运往中国的贸易品。从语言学角度看，中国人是通过印欧途径知晓了狮子的存在。中文的“狮子”一词，很可能代表了西吐火罗语（Tocharian B）[22]中的“?ecake”，即“狮子”一词，后者可以回溯至伊朗词形。[23]在战国时期，狮子作为一种艺术再现而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其形式通常是基于狮子的西亚原型的小塑像。这些艺术品很快普及了坟墓与寺庙，作为守卫或福灵存在。[24]第一只来到中国的活狮子是公元纪年初期从“西域”——这一称呼指代的区域很广——而来的。[25]公元133年，疏勒的统治者为汉朝宫廷“献师子、封牛”。[26]狮子与封牛（Bos Indicus）的搭配显示其可能来自印度，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包括帕提亚王朝在内的其他可能性。
在汉朝灭亡之后，这种狮子的交换活动依然继续。波斯人曾向北魏和唐朝出口狮子，而印度（天竺）曾向宋朝出口狮子。[27]中国的元朝统治者从同盟——伊朗的蒙古宫廷——处获得狮子与老虎。[28]元朝的后继者——明朝——也从西域国家收到了作为贡品的狮子，而且主要是通过商业渠道从撒马尔罕获得的。[29]1516～1517年间，波斯商人阿里·阿克巴·契丹（Alī Akbar Khi?āī）曾撰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重要著作，他提到陆路出行的穆斯林商人经常会带着狮子和其他猫科动物来到中国，因为这些物品在中国可以卖一个好价钱。[30]
在中国，狮子远离其自然分布范围，因此自始至终都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在著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公元690～705年在位）的墓前，矗立着两头巨大的守卫石狮，这或许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读。有些人认为，这对石狮象征着佛的权力与威严；另一些人则可能认为，这成功地表明了统治者对野生自然界的掌控能力。同样，这里的重点是，所有看到这对狮子的人都认为这是一种象征，无论是实体抑或是艺术形式，都代表了身体与精神力量。[31]
长颈鹿（Girafa camelo pardus）是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它无疑也是自然界中最具有吸引力的生物之一。长颈鹿的自然分布范围是南非与中非的开阔原野，其很早便开始了移动的旅程。早在公元前2000年中叶，蓬特国便将多只长颈鹿标本作为贡品送到了埃及。[32]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伊斯兰治下的埃及开始成为长颈鹿的重新分配的主要中心。这些长颈鹿有的是来自努比亚的贡品，有的则是来自北方异域动物贸易的部分商品。[33]有的时候，长颈鹿（阿拉伯语为zarāfah）会被埃及重新出口或作为皇室礼品送给哈里发和其他的穆斯林统治者。[34]在13和14世纪，来自埃及的长颈鹿遍布了从西西里岛到中亚的各国宫廷。[35]早在12世纪时，中国人便已知晓长颈鹿的存在，并称之为麒麟或“zala”（源自阿拉伯语），但长颈鹿第一次以实体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则是明朝初期经印度洋海路运输而来。[36]
图18 长颈鹿贡品
资料来源：埃及里克黑米尔（Rekhmire）墓，公元前15世纪末期，沃纳·福尔曼（Werner Forman）档案馆/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因此，截至中世纪时期，旧大陆中已经建立起完善的网络，专门用于洲际范围内的动物移动活动，其中当然也包括被训练用于狩猎活动的动物。无论是野生动物、驯化动物还是家养动物，其获得的方式基本相同。蒙古人获取狩猎搭档的方法或是通过战利品，或是通过臣民进献的贡品；萨非王朝的统治者则派遣代理人前往外国，购买各种类型的“狩猎用动物”。[37]与野兽的来源类似，贵族阶级使用的很多狩猎搭档都是来自乡民或邻国的礼物。[38]
宗教差异或历史上的不和都没有阻碍这些交换活动的进行。公元806年，拜占庭帝国皇帝尼斯弗鲁斯（Nicephorus）和哈伦·拉什德这两个敌对国家之间的馈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标准的皇室礼品单。拜占庭皇帝收到的礼物包括一名年轻女奴、一顶装备齐全的皇室宫帐、香水、异域食品和药材，而送给哈里发的则是金币、华美的锦袍、马匹、猎鹰与猎犬。[39]当然，凶猛的食肉动物并非这一交换活动中最有价值的礼物，但是这类礼品向来是很受欢迎的，而且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也是前现代时期国际关系的常见特征。
这些交换活动与大规模的皇家狩猎活动一样，被完全植入其他活动之中，包括军事活动、商业活动和外交活动等。最终的结果便是，在欧亚大陆范围内，贵族狩猎活动出现了明显的同质化倾向。这一点首先出现在中世纪后期，并在紧接着的蒙古帝国后期变得非常明显。在12世纪的罗曼司《维斯拉米阿尼》中，主人公拉敏因为可以不停地带着自己的猎豹、猎鹰与猎犬外出狩猎而喜悦；而在16世纪的古吉拉特，穆斯林王公则带着猎鹰、格力犬、血猎犬和“雪豹”——狞猫和猎豹——一起狩猎。[40]在核心区域和外围的大部分地区，与猎犬一起追逐猎物的狩猎活动已经建立起一套标准内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邦国家的宫廷中，贵族阶级在捕猎本地猎物时会使用捕网，并用结实的布制成临时围帐，有控制地驱赶动物，把猎物赶入围栏之内。贵族阶级骑马狩猎，并有猎鹰、猎豹和各种猎犬协助。男性和女性都会参与狩猎活动，尤其是在精心守卫的防止入侵的狩猎保护区中。这些贵族猎手会定期去别墅休憩、放松和娱乐。在进行最具有贵族风范的体育活动——鹰猎活动——时，这些贵族猎手所使用的是与欧亚大陆其他地方相同标准的组合猎鹰，以及同样种类的装备、训练方式和部署手法。[41]
那么，皇家狩猎活动文化的同质化过程是如何兴起的呢？最能阐释这一问题的，就是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狩猎活动的主要动物以及驯兽师的洲际传播活动。
犬类
犬类交换的范围与密度准确地反映在守卫和狩猎用犬类品种的命名上，这些命名通常指明了这些犬类的真实产地与公认产地。在英语中，有俄国猎狼犬（Russian wolfhound）、爱尔兰赛特猎犬（Irish setter）、大丹麦犬（Great Dane）、西班牙猎犬（spaniel）、苏格兰梗（Scottish terrier）、西伯利亚哈士奇（Siberian husky）、德国牧羊犬（German shepherd）、阿富汗猎犬（Afghan）、匈牙利可蒙犬（Komandor/Qumandur）和一种名为亚伦（Alan）的法国猎狼犬等。这个列单远可以继续下去，但主要需要说明的是，犬类品种——主要是用作狩猎助手的品种——传播范围很广，这一移动活动从人类历史早期一直持续至今。
首先进行移动的是格力犬和萨路基猎犬。这两种犬的分布中心是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在米诺斯文明（Minoan）时期很快传播至地中海地区，之后在古希腊—罗马（Greco-Roman）时代传入欧洲南部地区。[42]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这些进口的犬类——在西方拉丁语地区（Latin West）被称为“leporarius”或“veltres”——广泛地进行了成功的改造与喂养，欧洲的小灵狗（whippets）与猎狼犬（wolfhounds）便是这些西亚的视觉猎犬（gazehounds）的直接后裔。[43]
在伊朗和阿富汗，格力犬广受欢迎，是这一区域内最为优秀的猎犬品种。在这里，格力犬被称为“阿拉伯（tāzī）猎犬”，被认为是适合王室馈赠的礼物。[44]格力犬的伊朗变种很可能培育出了俄国伯若犬（borzoi）——这是一种体形更大的格力犬，其皮毛更加厚实，以抵挡北方的寒冬。伯若犬的名称最初出现在1613年的一则俄国文献中，源于古斯拉夫语的“br’z’”一词，意为“快速”或“敏捷”。[45]
自早期起，欧亚大陆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便拥有自己的犬类。有时，这些犬类会被用于狩猎活动，但是这些凶猛野兽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牧群和营帐不受野兽与人类敌人的入侵。[46]专门用于狩猎活动的犬类品种是需要从邻国的定居民族社会进口的。可以预料的是，在草原地带的空旷地形中最受欢迎的，就是来自伊朗和阿富汗的视觉猎犬。在20世纪准噶尔地区的哈萨克游牧民族中，还可以见到经过轻微改良的格力犬。[47]之所以说这些内亚格力犬并非近期进口的产物，是具有明显的语言学证据的。在中古突厥语中，猎犬被称为“tayghan”，蒙古语中为“tayig-a”，满语中为“taiha”。所有这些称谓都可以追溯至中古波斯语的“tāchik”一词，意为“阿拉伯的”。最终，这个词语传播至使用波斯语的定居穆斯林中。[48]因此，对于内亚地区的各个民族而言，专门用途的猎犬实际上进口自西亚，与西亚以及之后的伊斯兰世界有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最早出现格力犬的记载可以追溯至汉朝。在陶器和浅浮雕图案中经常出现格力犬的形象，有时还非常精确地描绘了它们捕猎野兔与野鹿的场景。[49]直至唐朝及以后，格力犬依然是很受欢迎的猎犬类型与艺术再现对象。[50]
一千年来，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格力犬成为一种标准的或者说近乎标准的犬类品种。以今天的衡量标准来看，犬类风尚的改变虽然较慢，但是的确有所变化。史料记载了许多在区域内短期流行过的外国进口品种。其中，最早的记载之一是一则约公元前2000年的苏美尔文献，其中提到了“皇室用犬，即埃兰犬”。[51]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擅长捕猎野鹿与野猪的大型“印度猎犬”很受欢迎，之后在希腊化时期其继续向西传播。[52]
马士提夫獒犬的传播范围很广，而且曾间隔性地受到人们的喜爱。马士提夫獒犬与西藏等高山地区联系紧密，在早时的中国曾被人们所接受，并可能传播到了亚述帝国。[53]马士提夫獒犬的另一段流行期出现于中世纪晚期。据马可·波罗记述，西藏人“拥有世界上体形最大的多毛的马士提夫獒犬”，据称其可以捕获和杀死各种野兽。[54]16世纪早期，商人阿里·阿克巴·契丹记述了马士提夫獒犬的分布范围及当时的名望：“藏獒的毛发粗长而浓密，非常盛气凌人，［它的］脸上表现出狮子那样的尊严。从［穆斯林］统治者的高贵宫廷，到鲁姆（Rūm）苏丹治下的土地［奥斯曼帝国］，都存在着被称为‘萨珊犬’的狗，但就其产地而言，实际上属于藏獒。这些藏獒产自中国山区，人们便是从那里获得这种犬的。”[55]大约一个半世纪之后，英国版本的藏獒声名鹊起，吸引了莫卧儿帝国皇帝的注意；当然，莫卧儿帝国的疆域靠近西藏，这种情况也很好地阐释了距离产生美的道理。[56]
正如我们所见，中世纪的西欧人接受并改良了外来犬种，培育出多种富有特色的本地警犬（sleuthhounds），依靠气味和声音来寻找、驱赶和追踪猎物。尽管这种能够寻回猎物和指引道路的猎犬并非西方所独有，但必须承认的是，没有其他地区培育出如此之多的专门用途的猎犬，而且其中每一种猎犬都对应着特定的地域或猎物类型。这些猎犬最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开始作为王室馈赠的礼物而向东传播至穆斯林统治者手中。[57]这种猎犬的第二波移动浪潮出现于公元12世纪。随着十字军东征，欧洲的猎鸟犬（bird dogs）被引进至圣地（the Holy Lands）。这些猎犬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zaghārī”，可能来自于德语的“zeiger”一词，意为“指示犬（pointer）”，并在中东的狩猎舞台上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58]在之后的蒙古帝国时期，欧洲猎鸟犬——很有可能是寻回犬（da paisa）——传到了中国。[59]蒙古帝国后期，西方警犬在核心区域的宫廷内占据了稳定的地位，它们通常是欧洲商业势力的馈赠。[60]
尽管多种外国猎犬经常以礼物的形式被赠予强大的宫廷，但是很多统治者并不满足于在原地等待；有些统治者积极地从遥远国度寻觅新的犬种。贾汗吉尔对西方猎犬尤其感兴趣。有一次，贾汗吉尔曾向沙阿拔斯讨要“大型的欧洲猎犬”，很有可能是指马士提夫獒犬，而萨非王朝的统治者则按照他的要求弄到并送去了9只猎犬。[61]之后，贾汗吉尔还不断地询问英国公使罗伊有关猎犬的信息。有一次，贾汗吉尔还提到了特定的犬种名称，如马士提夫獒犬、爱尔兰格力犬“以及其他在英国存在的猎犬品种”。[62]17世纪末，奥文顿在苏拉特生活时注意到，人们对欧洲犬的兴趣与日俱增。西班牙猎犬因擅长捕猎水禽而很受欢迎，此外爱尔兰猎狼犬与马士提夫獒犬同样也很受关注。实际上，两位莫卧儿帝国的贵族曾为了争夺一只此种猎犬的所有权而吵得不可开交。[63]然而，这些进口的犬种并不能取代本地格力犬的地位，而且因为它们并不适应在新环境生活，所以价格高昂且供不应求。进口到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很多猎犬，都因为气候、疾病和不适应本地动物体系而死去。[64]
在16世纪的俄国，这种犬类贸易网络的运作方式很具有代表性。作为送出的猎鹰礼物的回赠，当时的俄国统治者经常会收到远至波斯、格鲁吉亚与英国等国赠予的猎犬。[65]此外，俄国人不仅收到猎犬礼物，也会送出这样的礼物。在17世纪后半叶，我们知道莫卧儿帝国“从乌兹别克人那里获得优良的各式猎犬”。[66]但正如上文指出，由于游牧民族并没有培育出自己的狩猎犬种，这些猎犬几乎都来自于更靠北的地区，即俄国境内。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的是，1675年罗曼诺夫王朝采纳了生活在莫斯科的印度商人的建议，认为在开启与莫卧儿帝国的贸易协商时，适合赠送的最好礼物是矛隼、俄国伯若犬和马士提夫獒犬。印度商人认为，这样的礼物会非常受欢迎，原因是印度统治者需要花高价从伊朗获得这些犬类，而萨非王朝实际上是从莫斯科获得了这些备受追捧的犬种！[67]
俄国人还参与了对中国清朝外来犬种的供应。1720年，伊斯迈洛夫的使节献给清廷的礼物包括了12只格力犬（俄国伯若犬）和12只法国猎鹿犬（gonchie frantsuzkie）。其中一部分猎犬是送给重要大臣的，大部分则是献给皇帝的。贝尔记述称，每一只猎犬都被“记录在案”，包括其名字和特征；此外，还在猎犬身上戴上黄色的丝质项圈，以象征皇室地位。[68]
在近代早期，这种类型的礼物交换与进贡活动的记载颇多，并非新奇之事。这种交换活动显然是欧亚大陆范围内特殊犬种传播的主要机制，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导致了主要国家均积攒了极多样的犬类品种。中国唐朝的经历便很能说明这一现象。唐朝宫廷史料显示，唐朝皇室收到了来自库车、撒马尔罕、拔汗那和东罗马帝国（拂林）所馈赠的各种犬类。[69]其中大多数都是猎犬，此外还有一些地中海国家训练各式表演用的迷你哈巴狗，进献者是吐鲁番的绿洲国家。[70]
这种对他国犬种的无法满足的长期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一种期待，即认为来自遥远国度的犬种拥有特殊的属性；此外，还有关于世界各个角落中更大更好的犬种的无数故事。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加那利群岛、外高加索的阿尔巴尼亚以及阿富汗都曾被认为拥有无以比拟的猎犬品种，其中一些据说十分庞大和强壮，甚至可以杀死狮子。[71]这些传说流传了很长时间，从远古时代一直持续到近代早期，这本身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贵族猎手对外国犬种的持久迷恋，以及拥有这些犬类所象征的权威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进口的犬种可以在当地进行繁殖。犬类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一些可以自我维生的犬种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流传下来，如格力犬和马士提夫獒犬。只有真正的家养动物类的狩猎助手——如犬类、马匹和雪貂——可以实现这一点。[72]对于驯化的野生物种——如猫科动物、猛禽和野象——而言，其文化影响范围经常会通过人类中介而增加，有时甚至增加幅度颇大；但是，这些动物的自然分布范围是不会增加的。当然，这一点对于这类动物的交换活动而言，具有十分明显的经济影响。
鸟类
尽管很多驯化的猎鸟品种传播很广，但这并不是说本地的品种不受欢迎。例如，萨非王朝的统治者苏莱曼大帝便不遗余力地在自己的鸟舍中增加本地鸟类。[73]在核心区域以及中世纪的欧洲与俄国，统治者会定期将本地捕捉到的猛禽与官员和附属国分享。[74]但正如此前所述，鹰猎活动能够成为真正的贵族运动，是因为有壮丽的游行队伍，职业驯鹰师的协助，以及从遥远国度搜集的各类鸟类。如果单凭本地的鸟类品种，是无法长期维持这种地位和威信的。
外国猛禽的获取方法遵循了通常的模式。约公元785年的阿拔斯王朝早期的税收单据显示，巴格达从亚美尼亚和伊朗北部的吉兰尼（Jīlān/Gīlān）获得了作为礼物的猎鹰。[75]在新罗王朝末期和13世纪末期，朝鲜均进献了各式各样的猛禽给中国朝廷——在这两个时期，中国处在元朝的统治之下。在近代早期，朝鲜也是日本获得野外捕捉的苍鹰（goshawks）的主要来源。[76]
商业渠道也非常重要。中世纪地理学、动物寓言集和游记中包含的鸟类学知识，便反映了商业渠道的覆盖范围。从这些叙述中，我们知悉了从突厥斯坦、伏尔加河中游以及里海沿岸出口的各种鸟类。这些鸟类就像国际市场上的其他本地产品一样被对待。[77]这些资料还告诉我们，猛禽的需求量很大。1680年代，一位出使至暹罗的波斯使节听闻，日本当时堪称这一活动的温床。[78]显然，主要品种的狩猎用鸟的质量是一个引起“国际”关注和探讨的主题。马可·波罗曾探讨和评论过格鲁吉亚的苍鹰、伊朗克尔曼的鹰隼、巴达赫尚（Badakhshān）的猎隼（sakers）、党项的兰纳隼（lanner）或鹭鹰（heron falcons）以及印度东部的苍鹰等。[79]腓特烈二世在鸟类知识方面也非常博学。他的著述显示，他非常熟悉东亚、印度、中东以及高纬度北极地区的猛禽品种、特征与习性，而且还很了解从英国到阿拉伯国家的鹰猎活动的形式。[80]
自然而然的，商人开始试图利用人们对外国鸟类的热切兴趣。国际市场逐渐形成，而狂热的驯鹰师如乌萨马（Usāmah）的父亲——一位12世纪的叙利亚贵族——曾派遣自己的私人中介前往拜占庭帝国寻获最优质的鹰隼。[81]在实际生活和虚构小说中，商人经常在旅途中将优良的猎鸟献给统治者，以此作为自己进入的敲门砖。[82]考虑到中世纪时人们对鹰猎活动的热情，这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方法。
虽然高质量的猎鸟无论来源何处，总是很受欢迎，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从遥远国度的著名统治者处获得的罕见品种是最受人欢迎和具有价值的。在波斯传说中，巴赫兰·古尔从中国的皇帝那里获得了自己最喜爱的苍鹰；而在乌古斯史诗中，主人公在收到“异教徒达拉布松（Trebizond）国王”赠予的鹰隼后，其威望大大增加了。[83]
历史事实是，统治者经常会与远近邻国交换猛禽。在整个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中，哈里发和苏丹都会互相赠送各种类型的猛禽，这是构成忠诚度的元素之一。[84]穆斯林统治者还会与拜占庭帝国的皇帝以及之后的十字军交换猛禽，这大大地增强了欧洲人对鹰猎活动的兴趣。[85]东欧和东亚地区的统治者也沿袭了这一做法，他们跨越政治和文化边境，给邻国送去了各式猛禽。[86]
尽管这些交易活动有很多在本质上都是区域性质的，但是洲际市场上的确也有针对猛禽的需求。洲际市场的一个长期趋势是，对产于遥远北方地区的鸟类的喜爱之情与日俱增。最初，在公元10、11世纪时，这种偏好的内容比较广泛，即喜爱来自北方地区的鹰隼、苍鹰和其他鸟类品种。[87]这种偏好背后的原因，在腓特烈二世的论述中表现得非常明确。腓特烈二世认为，由于寒冷的气候条件，“所有产于第七气候带以及更北地区的猛禽体形都更大、更壮和更勇猛，而且也比南方的鸟类品种更加美丽和敏捷”。[88]核心区域内的人们普遍接受和笃信这种观点。17世纪时，波斯贵族曾花“高价”购买“莫斯科公国的猎鹰，认为其比国产的鹰种远为优良”。[89]
而12、13世纪时，一种特定的北方鹰种——矛隼（Falco rusticolus）——逐渐成为欧亚大陆范围内人们首选的猛禽品种。矛隼作为体形最大也是速度最快的猎鹰品种，其自然分布范围是泰加林[90]，即两个半球的亚北极区。矛隼的花色从黑色过渡至各种深度的灰色与棕色乃至白色。尽管矛隼的本性似乎是偏好小型的陆地猎物，人们却认为这样体育性不足；因此被捕获的矛隼都会在经过训练后，用于捕捉更加合适的猎物，即鹅、天鹅、苍鹭和鹤。[91]
在欧亚大陆的西半部，矛隼有时会成为11世纪的穆斯林统治者之间彼此馈赠的礼物。[92]然而，矛隼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流行地位，实际上直至13世纪——也就是蒙古扩张时期——才完全确立下来。诸多证据显示，成吉思汗一族很喜欢矛隼。一则中国史料在描绘1240年代蒙古贵族对皇室奖励的甄选时提到，矛隼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选择。[93]甚至，还有公众对品种的喜好调查。拉施特·艾丁的史料中记载了一则关于成吉思汗的故事，据称这位蒙古统治者曾询问属下，什么是人类最大的享受，而属下都回答称带着鹰隼和矛隼去狩猎是最高的享受。[94]
在整个帝国时代及之后时期，蒙古人对矛隼的偏爱一直持续了下去。[95]还有许多其他人也像蒙古人一样喜爱矛隼，譬如腓特烈二世。在腓特烈二世对鹰猎活动的论述中，矛隼被给予很高的评价，原因是其“卓越的体形、力量、勇猛与敏捷”。直至19世纪中期，一位波斯驯鹰师依然表现着对这一观点的完全赞同。[96]在图理琛所著的游记中，有一件事情体现了矛隼流行的真正范围和持续时间。图理琛是清朝派往喀尔喀阿玉奇汗处的使节，于1713年在托博尔斯克（Tobolsk）拜谒了俄国在西伯利亚的总督加加林（Gagarin）。在一系列礼节性程序之后，双方的谈话转至狩猎的话题，并且很快发现各自国家最喜爱使用的猎鸟都是矛隼。之后，二人又获悉，两国都不是从小培育这些矛隼，而是从遥远的北方地区直接捕获野生的矛隼。[97]
语言学资料也有助于我们衡量和追寻矛隼的传播过程。在南方地区，也就是超出矛隼自然分布范围的地方，“矛隼”一词依然应用广泛：在突厥语中为“sungqur”，蒙古语中为“shonqar/singqor”，女真语中为“shimuko”，满语中为“shonkon”，朝鲜语中为“shongkhe”，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则为“sunqūr”。[98]在更接近矛隼栖息地的北方，人们则使用自己的名称来指代这一品种，即古诺斯语（Old Norse）中的“geirfálki”和俄语中的“krechet”。
在各种矛隼品种中，人们明显更加偏爱白色的矛隼。这种偏爱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公元9～10世纪的伊斯兰资料和中国史料中，偶尔会提及白色的矛隼，称其非常稀有和抢手。[99]马苏第意识到鹰猎活动是一项真正国际化的皇室非常喜爱的消遣活动，并特别强调了来自多雪地带——如可萨地区（Khazaria）和高加索地区——的白色猎鹰具有极高的品质。[100]人们对白色矛隼的兴趣在蒙古帝国时期达到了顶峰。在这一时期，白色的矛隼是最为显贵和最受渴求的猛禽品种。对蒙古人而言，这种选择是非常自然的，因为白色在蒙古文化中是一种吉祥的颜色，被认为可以带来好运，而好运则是蒙古帝国意识形态中不可分割的重要元素。[101]
同样，这也是一个跨越洲际范围的现象。腓特烈二世熟知矛隼的颜色分布情况，他认为“来自遥远地区的白色品种是最珍贵的”。[102]几个世纪之后，莫斯科公国的英国代理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很快便意识到“Jarfawkons”中更受欢迎的颜色是白色。[103]
在重新建构欧亚大陆范围内关于矛隼的文化史时，有几点十分突出。
其一，矛隼并不是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内由人类控制和训练后进行狩猎的。在泰加林中以狩猎—收集方式生活的驯鹿民族并不训练猎鹰。改良猎鸟行为模式的技术出现在南方的更加复杂的农业型社会与游牧型社会中。
图19 忽必烈和猎手携带白色矛隼狩猎
资料来源：元朝刘贯道绘，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其二，不难发现，对矛隼的需求来自于影响南方地区的文化力量。由于几乎所有南方本土的猛禽品种都已经用于训练、展示和交易了，因此只剩下来自于遥远北方地区的异域品种，并且因为其遥远性而变得更加显贵。
其三，这些猎鹰被认为来自于“黑暗之国（Land of Darkness）”，那里的温度和光线都非常极端，是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地方。因此，矛隼在南方驯鹰师心目中“自然而然地”被赋予非常特殊的品质。
其四，由于矛隼的供应地非常遥远，这意味着矛隼的价格会比较高昂，普罗大众虽然可以捕捉并训练本地鹰种以供娱乐，却并不能接触矛隼。因此，由于高昂的花费，矛隼成为最适合贵族王公的猎鸟品种。
其五，遥远的距离意味着需要特殊的方式才能从其产地获得这些高贵的猛禽，而对猛禽有需求的中心区域，即南方地区，并没有一个大型政治势力可以真正地影响出产矛隼的区域。
其六，正如我们即将在关于采购矛隼的讨论中所看到的那样，对各种花色的矛隼的兴趣都起源于东方，而后向西传播，蒙古人建立的洲际帝国则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这种兴趣。
由政府资助的大规模寻觅北方猛禽的活动显然始于契丹人。早在建国之前，契丹人便展现了对北太平洋猎鸟品种的持续兴趣，他们迫使——可能也建立了——阿穆尔河（the Amur）[104]地区的部落为自己捕捉雕、猎鹰和鹰隼，其中便包括“海东青”，即矛隼。[105]契丹人还与东北地区的部落——如靺鞨——进行贸易，以获得这些想要得到的鹰种。[106]有趣的是，截至10世纪末，契丹人的需求促使这些北方部落认为所有的南方地区都想要矛隼。因此，公元992年，他们将海东青作为礼品进献给宋朝宫廷，后者则予以了拒绝。[107]
随着时间的推移，契丹人建立起一套“接力式朝贡”的体系，以保障稳定的矛隼供应来源。辽代宫廷对北方近邻女真人提出要求，迫使女真人从东北方向的邻国征收贡品，即从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所谓“五国”捕捉海东青，尤其是白色的品种。[108]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女真人不得不向东北方向大规模出兵，有时会牵涉1000名骑兵。控制这一年度活动的是辽代“外鹰坊”的官员，即负责管理外围地区鹰猎活动的机构。正是这一沉重的负担促使女真人起了叛乱之心，最终在公元1125年推翻了辽的统治。[109]
元朝的蒙古人建立了一个非常类似的体系，马可·波罗对此有详细的论述。马可·波罗称，在蒙古北部与中国东北交界处的八儿忽（Bargu）平原以东，经过40天的行程可以抵达太平洋，在那里的近海岛屿上发现了矛隼，是“大可汗”忽必烈从当地获取的贡品。[110]据中国史料记载，这一体系需要通过迅速的运输送至首都，其间有24小时驿站接力提供马匹、饲料与所捕捉猎鹰的食物（羊肉）。这些驿站被称为“海青站”，最初建立于1260年，之后分别于1295和1308年进行了改造。[111]这些驿站的北部终点位于黑龙江下游的努儿干（Nurgan/Nurgal）。[112]在这里，当地人会用猎网捕捉海东青作为贡品进献。[113]此外，与辽代的情况相同，这种不断索取贡品猎鹰的行为导致了叛乱活动的发生。据宫廷资料记载，1346年，因受元朝负责采办矛隼的机构烦扰，“吾者野人及水达达皆叛”。[114]
明朝在确立对中国的统治之后，于1411年派遣使团前往努儿干地区，并从当地的女真人中招纳士兵，设立了“卫”。后者承认明朝的统治，每年会进献矛隼和其他本地作物作为贡品。[115]同样，至少在18世纪初，清朝依然从黑龙江及更北地区获得海东青。[116]
尽管近千年来，中国的朝代一直利用北太平洋的鸟类资源，但这并非中国获得矛隼的唯一来源。1207年，成吉思汗派兵前往西伯利亚南部和叶尼塞河地区镇压当地的“森林人”，后者承认了新的主人，并献上了白色的矛隼和雕。[117]位于贝加尔湖东侧的这一地区成了猛禽的来源地，以至于当时的波斯文献称其为“驯鹰师之国（vilāyāti ）”。[118]在更加西边的地区，叶尼塞河地区也出产猎鹰；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商人给朝廷献上了白色的矛隼；14世纪初，元朝的官员被派至乞儿吉思，向当地索要作为贡品的“鹰鹞”。[119]在明代早期，这些地方仍然是矛隼的来源地。兀良合台（Uriyangqadai）曾向北京进献过鹰隼；瓦剌的蒙古部落进献了矛隼，并且作为回报收到了昂贵的绸缎制品。[120]
在后一个例子中，由于瓦剌本土的准噶尔盆地远离泰加林，所以出现了一种接力式的进贡体系。可惜的是，有关游牧民族与中西伯利亚民族的互动活动的资料很少；但是我们知道的是，在蒙古统治时期，兀鲁思斡耳朵的统治者是朮赤长子的后裔，控制着如今的哈萨克斯坦和临近西伯利亚一带的区域，其建立起一套复杂的接力递送制度，通过骑马与狗拉雪橇的方式获取北方的产物。[121]尽管其中并未特意提到矛隼，但是这一贡品交换活动不太可能会忽略昂贵的矛隼。更加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知道西伯利亚汗国的贵族——金帐汗国东翼的继承者——是狂热的鹰猎活动爱好者；此外，公元1596年，这一汗国在俄国的压力下解体，布哈拉的统治者阿卜杜拉二世曾派遣使者给西伯利亚的可汗库楚姆（Kuchum）送去昂贵的礼物，请求对方赠予珍贵的皮草和矛隼。[122]显然，阿卜杜拉二世希望库楚姆向他的森林友人施压，从泰加林中获得自己希望得到的物品。
现在，我们可以审视一下从北大西洋到内陆的莫斯科公国的矛隼贸易情况，后者在蒙古帝国后期成了主要的矛隼供应地。
在探讨这一贸易时，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由于猛禽经常会死亡或逃走，因此存在着对替代品的持续需求。故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出现了针对猎鹰的有组织的大规模贸易活动。这种贸易活动始于11世纪初期，将产自冰岛和挪威的猛禽向南运至英国；至13世纪时，这些猛禽已常常出现在地中海地区。[123]尽管北方国家曾试图垄断这一贸易活动，但是私人的商业势力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丹麦人控制了斯堪的纳维亚矛隼的贸易，这些经过训练的矛隼在欧洲宫廷中可以获得高价。[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