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矛隼的价格受高昂运费的巨大影响。正如腓特烈二世所熟知的那样，最受欢迎的矛隼产地是挪威、冰岛与格陵兰岛的海边岩崖。[125]这些地点在伊斯兰世界中也享有盛名。费达提出，在离爱尔兰更远的地方有一个“矛隼之岛（Jazīrah al-sanāqir）”，他引用早前的地理学家伊本·萨亦德约1270年的论述，称在后者生活的年代，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曾花费高达1000金第纳尔的价格购买白色的矛隼。[126]类似于这样的高价吸引了很多人进行这项贸易。拉曼·鲁尔（Raymon Llull）在散文小说《费雷克斯》（Felix，约作于公元1288～1289）中提到，“很多人带着从世界尽头（北极）得到的矛隼，前往鞑靼人那里赚钱”。[127]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矛隼的确来到了鞑靼王公的手中；据一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记载，伊朗的蒙古统治者完者都（?ljeitü）“非常喜欢法兰克矛隼（sunqūr-i farankī）”。1403年，西班牙宫廷将矛隼作为礼物送给帖木儿，受到了统治者孙子的喜爱。[128]
针对这一似乎永不满足的矛隼需求，俄国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实际上，这是莫斯科公国接近北部的矛隼产地的副产品。当地的王公是最早实际控制——并随着时间推移而长时间掌控——泰加林及其丰富的鸟类资源的驯鹰师。
基辅时期的俄国大公严厉地处罚那些偷猎无人看管的猎网中的猎鹰与鹰隼的行为，这显然表明猎鸟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价值的内部商品。[129]正是13世纪这种对矛隼需求的增长，开始让国际市场注意到俄国。马可·波罗对俄国的资源非常熟悉。他记录称，在罗西（Rosie）以北的北冰洋中，有“一些岛屿”上“孕育了很多矛隼”；这些矛隼在捕获后被送到了“不同的省份和世界许多地区”。[130]在马可·波罗记述的时代，俄国的公国依然处于金帐汗国的控制之下，后者自然在矛隼的分配上面有重要的发言权，并将很多矛隼送给自己在中东地区的主要盟友马穆鲁克王朝。[131]
然而，在下一个世纪时，莫斯科公国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可以宣示自己对彼尔姆（Perm）和伯朝拉（Pechora）等地的主权，进而掌控了皮草以及其他北方产品的贸易活动，其中便包括猎鸟。[132]1319年，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同特维尔（Tver）签订的条约便体现了这一点。条约中规定，“任何人在沃洛格达（Vologda，位于莫斯科东北260英里处）获得矛隼（krechet）或银子或松鼠皮”的话，都必须“送回至司法部门进行调查”。[133]矛隼与银子和松鼠皮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便已显示这些猎鸟具有高昂的价值，而这时的俄国政府正试图垄断这些特定品种的猛禽。来自莫斯科大公伊万·丹尼洛维奇（Ivan Danilovich）统治时期的文献则进一步证实了这种想法。伊万大公在1328～1341年间的某时，“奖赏了伯朝拉的驯鹰师（sokol’nikov pecherskikh）”，并免去他们的各项赋税，允许他们不受当地法律部门的管辖。伊万大公解释称，这是“因为这些人对我来说很重要”。[134]
随着15世纪末俄国占领了诺夫哥罗德，莫斯科的市场地位大大增强；大公现在可以直接进入矛隼等其他猛禽的产地区域。16世纪时，矛隼的获取已经成为一项精心组织的活动，是国家和统治者非常关心的事情。在这些猎鸟原本生活的北方地区捕获并运输它们，需要一群被称为“捕鹰者（pomtsy/pomychniki）”的专门人员的合作。[135]作为每年运输100只矛隼的回报，这些捕鹰者享有相当多的特权：与此前伯朝拉的驯鹰师一样，捕鹰者也不需缴纳赋税或履行其他国家服务，而且除非涉及拦路抢劫或谋杀行为，否则也不受当地法律的监管。此外，当捕鹰者给宫廷献上捕捉到的活鸟时，会以钱财或织物的形式获得额外的报偿。
捕鹰者由40人的小组构成，被称为“vataga”[136]，意为“合作的”或“协作的”，负责领导这个小组的是“ataman”即“头领”；小组的行动十分神秘，以免当地人知悉在何处可以捕捉到矛隼。一旦捕捉到矛隼，将其运往莫斯科的运输会经过精心的安排和细致的管理。捕鹰者的活动之后扩展到西伯利亚地区，并且以各种形式一直持续至1827年。[137]
由于这些行为，莫斯科富饶而多样的鸟类资源开始为国际上所承认。莫斯科公国境内的几乎所有外国旅行者都曾评价过那里的猛禽，尤其是在伯朝拉半岛附近发现的白色矛隼。[138]为了在外国市场上卖得最高价，人们通常捕捉成年的矛隼，之后再训练其参与狩猎活动。俄国的猎鹰训练方法遵循了本国撰写的著作，使用严格的行为改造方法，与同时代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的做法几乎没有差别。[139]猎鹰训练受鹰猎部门控制，即俄语中的“Sokol’nichii put”。在公元13～17世纪，有许多类似的部门负责监管王公机构或组织的各个分支，如鹰舍、伙食和狩猎活动等内容。这些部门的领导被称为“putnik”，直接向王公本人汇报工作。与其他机构一样，鹰猎部门保留其所得利润的一部分作为部门的资金来源，这种做法被称为“kormlenie”，即“自给自足”。[140]
鹰猎部门还参与了将猎鸟从俄国送至南方地区的运输工作。猎鹰会由专门的人员即“krechatniki”直接负责照料，而且还被放置在羊皮作衬里的箱内以防受伤。此外，猎鸟的饮食也得到了精心的安排。[141]然而，即使有这些预防措施，在运往格鲁吉亚和波斯等遥远国度的过程中，猎鸟仍然会有很高的死亡率。[142]这种情况并不十分令人惊讶，因为在那个时代，从莫斯科到波斯的旅途要经过水路和陆路，是需要花费一百多日的艰苦旅程。[143]
由于白色的矛隼非常珍贵，因此白色矛隼的出口实际上为国家垄断，广泛地被作为礼物送给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统治者。[144]受到珍视的猛禽向南传播至草原地带的游牧民族的酋长身边，向西传播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和英女王伊丽莎白的手上——后者从伊万四世处收到“一只庞大而美丽的白色矛隼（Jerfawcan），用于捕捉野生的天鹅、鹤、鹅以及其他大型野禽”。[145]有时，这种交换活动所涉及的猎鹰数目非常引人瞩目。据阿法纳西·尼几丁（Afanasii Nikitin）记述，公元1466年，希尔万沙的使节结束了在伊万三世（公元1462～1505年在位）处的出使工作，在回国时携带了90只矛隼。[146]矛隼非常受欢迎，以至于1515年时，奥斯曼帝国卡法（Caffa）的长官在克里米亚索要——并且被给予了——许可，以派遣一位商业代理人在首都购买矛隼（krechet）。[147]
由于猎鹰在外交关系中的重要性愈加明显，因此公元16～17世纪的俄国统治者将猛禽——尤其是矛隼——列为“违禁商品（zapovednye tovary）”。在俄国境内，猛禽不允许出口甚至不允许运输，违反者甚至可能被判处死刑。正如奥德利·伯顿（Audrey Burton）指出，对于某个特定的国家、使节或商人，可能会有例外的情况，目的是让对方也进行一些让步。实际上，俄国人经常会打出这张“矛隼牌”，例如在处理与南邻国家——伊朗、印度、布哈拉和格鲁吉亚——的争议关系时；甚至，在最初试图与清朝建交时也是如此——而后者本身也是出产矛隼的。[148]
矛隼作为一种国际政治货币的另一种价值衡量方式体现在，俄国矛隼在日后的外交交换活动中还会被循环使用。伊朗的萨非王朝每年都会收到作为礼物的矛隼，而他们会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礼物再送给其他国家。1617年，当俄国使者带着猎鹰抵达后，有一只猎鹰随后便被送给印度使节转交给莫卧儿帝国宫廷。实际上，当时的一则外交文献记录称，在约公元1619年，波斯统治者沙阿拔斯给莫卧儿帝国皇帝贾汗吉尔送去了一只花斑矛隼（shungāri ablaq），而这只矛隼最初是萨非王朝从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首位沙皇米哈伊尔（Mikhail，公元1613～1645年在位）处收到的。[149]这只矛隼的确是一只旅途经验丰富的猎鹰，生于亚北极地区，最终来到了南亚次大陆地区。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关注的是猎鹰的南北移动情况。实际上，这有一定的误导性，因为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指出，南北不同生态区域之间的交流以及东西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共同形成了一个大型的互动网络。[150]这一点在矛隼的移动活动中体现得非常清晰。在这一方面，马可·波罗再一次成了我们最好的引路者。据他宣称，大可汗将从太平洋获得的一些猎鹰送给“阿鲁浑（Argon）与黎凡特的其他统治者，后者靠近亚美尼亚和钦察地区”——也就是送给元朝皇帝在西方的同盟，如伊朗的蒙古统治者阿鲁浑（Arghun，公元1284～1291年在位）。[151]太平洋矛隼的向西传播也得到了波斯记载与中国史料的完全证实。据记载，在哈沙尼生活的年代，元朝宫廷曾两次送矛隼（sunqūr）给完者都。[152]当然，这也意味着完者都的鹰舍中既有来自北大西洋的“法兰克”矛隼，也有来自北太平洋的“中国”矛隼。
帖木儿帝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它同时从西班牙宫廷和中国明朝接收矛隼。永乐皇帝（公元1403～1425年在位）多次将矛隼作为礼物送给沙鲁克（Shāh Rukh）派往中国的使节（1419～1421）。[153]明朝的矛隼在另一次外交场合中也发挥了有益的作用。在波斯语翻译的永乐皇帝1419年用汉语写给沙鲁克的信中，这位明朝皇帝宣称此次送去的7只矛隼（sūnqūrān）都是他亲手放飞的，而且并非中国本土的产物，是“沿海国家（atraf-i daryā）”送来的贡品。[154]显然在这里，信中提到的矛隼指的是海东青。
西方国家对猎鹰的需求一直持续至之后的几个世纪。公元1469年，吐鲁番的统治者苏丹阿里（）向明朝皇帝索要海青，并被告知海青属于禁止出口的货品之列。[155]这又让我们回到了那个同样的论述：明朝与同时代的莫斯科公国一样，都将矛隼视作一种外交工具，并选择垄断，将其作用于政治领域。
大象
大象的交易与循环与其他狩猎搭档一样，只是活动规模稍小一些。在漫长的大象贸易史中，更受欢迎的是斯里兰卡象种。[156]
印度宫廷是大象的主要消费者，莫卧儿帝国对大象的需求似乎没有界限。他们捕捉并训练本地产的大象，同时还从邻近地区进口了数以百计的大象。在17世纪时，苏门答腊岛西部的亚齐出口大象给莫卧儿帝国；位于印度中部的高康达王国将在勃固、锡兰与暹罗购买的大象作为贡品进献给其宗主国莫卧儿帝国。[157]在这一方面，另一个具有影射意义的事例是，伊朗阿夫沙尔王朝（Aishārid）的统治者纳迪尔沙阿（公元1736～1747年在位），曾在其统治末期将100头最初在南亚次大陆获得的大象送回印度，这显然是试图从莫卧儿帝国换取钱财。[158]
在前一个例子中，大象贸易中所必要的技术与设施显然是用于在自然分布范围内的交易活动。可以确定的是，国际大象交易的大部分活动都发生在本身出产野生大象的国家之间。虽然如此，从早时起，大象便已经出现在遥远和陌生的国度。通过进献贡品和贸易关系，亚述君主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曾购买外国大象用于展览和战争。[159]在蒙古统治时期，来自印度的大象传播至撒马尔罕，而萨非王朝则从锡兰与暹罗获得大象。[160]
中国从汉朝时开始，便从东南亚的多个国家获取大象。[161]尽管中国南部的亚热带地区也有本土象种，但他们似乎并未自己训练大象，而是依靠外国来供应已经驯化并习得多种角色的大象。
大象的文化分布范围远远大于其自然分布范围，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皇室礼品交换中循环利用行为的副产品。这种做法最初始于印度或东南亚国家。在一些例子中，整个礼物交换链条显现得非常清晰：公元864年，阿拔斯哈里发从呼罗珊的塔希尔王朝（?āhirid）统治者那里收到两头大象，而塔希尔王朝则是从喀布尔获得这些大象的；1655年或1656年，沙阿拔斯二世给奥斯曼帝国的苏丹穆罕默德四世（公元1648～1687年在位）送去一头大象，而这头大象是在印度斯坦的一次成功征战时获得的。[162]然而在大多数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萨珊王朝、拜占庭帝国或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者送给邻国的大象究竟是从何处获得的。[163]
公元801年，哈伦·拉什德送给查理曼大帝一头名为阿布尔·阿巴兹（Abū’l Abaz）的大象便是如此。这是中世纪欧洲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皇室动物馈赠，引起了许多有关此次交换活动的有趣话题。[164]首先，艾因哈德告诉我们，是查理曼大帝向哈里发索要了大象，那么可以认为除了好奇的因素之外，这位法兰克统治者也略知，对于这个东邻国家而言，大象被认为是一种合适的国事动物。其次，这一故事体现了在采用这类标准时遇到的困难。810年，这头大象死去，而且并未被替换。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供养大象需要高昂的花费。实际上，驯服的大象无论在何处都是一种经济消耗，除非人们砍伐森林以制造更多的农业用地。考虑到查理曼大帝经常在四处移动以寻找维持国家生机的资源，他无力供养很多大象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这一交换活动的本质问题是，大象几乎无法在圈养状态下繁殖，因此需要一直进行替换。此外，那些被送往自然分布范围之外的大象不可避免地需要经历长时间旅行的压力，这就导致了更高死亡率的发生，进而提升了替换的花销。后一个因素也同样适用于另一种驯化的动物狩猎搭档，那就是猎豹。
猫科动物
在人类媒介的协助下，猎豹移动至远离其自然分布范围的地方，例如从摩洛哥传播到印度，从南部传播至东非地区。之后，在人类的控制下，猎豹在北非、埃塞俄比亚、阿拉伯、小亚细亚、外高加索、伊朗、印度、突厥斯坦、中国北部以及欧洲等地区参与了狩猎活动。[165]与其他的狩猎动物相同，猎豹通常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内进行交换，如印度人、穆斯林和基督教统治者之间；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猎豹则被赠予驻扎在东方的欧洲官员。[166]
生活在猎豹产地范围内的民族建立起精确的术语来描绘这些动物，精细地将它们与其他的猫科动物区分开来。当然，更加遥远地区的民族没有这么做。英语便是一个例子：猎豹（cheetahs）在英语中通常被称为“狩猎型豹子（hunting leopards）”，直至20世纪早期，其印度名称“chītā”才开始流行。与英语一样，欧亚大陆的很多其他语言都倾向于使用一个名称来笼统地指代除了狮子、老虎或宠物猫外的所有猫科动物。有趣的是，这种用于指代猫科动物宽泛范畴的术语，在更大的语言学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现象。很有可能的是，英语中的“pard/panther”，希腊语中的“pardos”，德语、法语与俄语中的“gepard”，粟特语中的“pwr?nk”，波斯语中的“pars”与“palank”，突厥—蒙古语中的“bars”，都指的是“豹子（leopard）”，它们具有共同的起源。[167]其他或许还可以加入这个行列的词语还有，阿拉伯语中的“fahd”，汉语中的“豹（bao）”，可能还有格鲁吉亚语中的“avaza”。[168]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认为，“pard/pandh”是一个古老的词语，意为“斑点的野生动物”，尤其是指蛇和猫科动物；这个词可能起源于伊朗的非印欧底层居民。[169]
由于这种不精确性，很难确定前现代时期史料中提到的不同猫科动物的品种，甚至有时无法区分在人类控制下进行狩猎的两种主要猫科动物的品种，即猎豹（cheetah）与狞猫（caracal），而将二者错误地统称为“狩猎用山猫（hunting lynx）”。虽然如此，我们依然能够大致地追寻猎豹在其自然分布范围之外的传播情况。第一次辐射是向东延伸，与伊斯兰教的传播以及唐朝的建立恰巧重合；第二次辐射是向东西两翼同时延伸，与蒙古帝国的缔造重合。
早在公元前5或前4世纪时，猎豹皮便已经向东方出口了，但是活猎豹的出口却要晚一些。[170]汉朝史料曾提及上林苑中的“豹”，但是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是训练用于狩猎活动的猎豹。[171]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在艺术史证据的基础上指出，在秦汉时期，斑点豹和条纹虎曾被用于狩猎活动。这些动物的确曾出现在墓室画像石上所描绘的狩猎场景中，但是在这类场景中无法认定这些动物究竟是狩猎搭档还是猎物。诚然，其中一只老虎戴有项圈，但是带领大型猫科动物进行狩猎本身便存有问题。[172]
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条关于使用猎豹狩猎的确切证据，来自于公元7世纪后半叶唐朝墓室中的壁画。李贤（655～684）是唐高宗的太子，在他的墓室壁画中，绘有一只猎豹和一只耳朵夸张竖立的狞猫，它们坐在驯兽师马鞍后面的流苏鞍褥上，由驯兽师掌管锁链。在另一幅李重润（682～701）的墓室壁画上，绘有一位步行的猎手牵着一只漂亮的猎豹。[173]此后，艺术作品中再现的猎豹形象越来越常见，尤其是陪葬的陶釉俑中出现在马背上的猎豹与狞猫。[174]
文本记载的贡品“豹”始于公元8世纪早期。最早的一只作为贡品的豹子出现在717年，是于阗统治者进献的礼物。之后不久，便出现了来自布哈拉、羯霜那（Kesh）、拔汗那和撒马尔罕附近的小国弭秣贺（Maimurgh）的统治者进献的豹子。[175]尽管所有这些记载都记述的是“豹”，但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非常正确地指出，其中很多实际上都是猎豹。[176]这一点在断代史的多个篇章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其中的一则史料记述称，公元762年，唐朝皇帝下旨“停贡鹰、鹞、狗、豹”。另一条史料则记录，负责接收外国贡品的鸿胪寺制定了关于老鹰、鹰隼、猎犬与猎豹估价的明文规定。[177]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史料开始使用更加精确的术语，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确定“豹”是一种用于狩猎的猫科动物，而且还可以区别以下这两种不同的动物类型。一则史料中记载了史国的“纹豹”，另一条则记录了产于阿姆河的骨咄国（Khottal）的“赤豹”。[178]这里的修饰词“纹”指明了猎豹最吸引人注意的视觉特征，即泪痕式的条纹从眼角延伸至鼻口部，这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为“泪纹（）”。红色的猎豹实际上是狞猫，其毛色红棕，在印度生活的英国人通常称之为“红山猫（red lynx）”。[179]
狩猎用的猫科动物在唐朝十分流行，之后逐渐消退，在辽代治下则是个例外。公元1020年，一位前往辽国的宋朝使节目睹了三只驯服的“豹子”与驯兽师一起骑马参加狩猎活动。[180]尽管史料并未记载这些特定的猫科动物的来源，但我们知道在之后的几十年中，回鹘人大量地参与了这一长途贸易活动，负责向辽代宫廷进献纹豹。[181]
猫科动物在东方的下一波大规模流行浪潮出现在蒙古治下的13世纪。史料记载的第一次向蒙古进献的猎豹是公元1220年布哈拉投降时献出的。[182]我们并不知悉成吉思汗是否被这项运动所吸引，但是显然他的继任者十分喜爱。可以表现这一点的是1234年颁布的一部法令，其中涉及了在即将到来的贵族忽里台[183]期间拴系马匹的问题：“平民的马匹不应拴在［限制］下马的区域。［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马匹］会被立即没收，转交给喂养老虎与猎豹的人员。”[184][185]这里传达的信息非常清楚，那就是非法拴系的马匹会成为猫科动物的食物。无论如何，都有很多的动物需要喂养。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马可·波罗谈到了在上都供养的猫科动物与“很大的狮子”——实际上是老虎——此外还有很多驯化的豹子与狩猎用山猫。这些动物通常会随可汗一起外出，在自己的笼子中由车运输。[186]
这些狩猎用猫科动物的来源是有迹可循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馈赠的礼物。1254年，卢布鲁克在哈剌和林遇到了一位印度统治者派遣的使节，后者“带来了8只猎豹和10只格力犬，格力犬也被训练得像猎豹一样坐在马鞍后边”。[187]元朝在西方的同盟，即伊朗的伊利汗国，显然也有所贡献。在1320年代，阿布·萨亦德每年都会用船装载着狮子、老虎和猎豹送给元朝宫廷。[188]据推测，这些送给元朝的猎豹中的一部分有可能最初来自于穆罕那·伊本·伊萨（Muhannā ibn ），此人是叙利亚的一位阿拉伯领袖，曾于1321年带领“许多猎豹”前往伊利汗国。[189]无论如何，在审视经过训练的猎豹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传播机制时，我们都有必要加上政治缺陷这一条。
在皇室进献给元朝宫廷的猎豹中，一次馈赠值得我们特别注意。1326年，金帐汗国的月即别汗（?zbek，公元1313～1341年在位）[190]赠送了两只纹豹给蒙古可汗，后者则回赠了金、银、现金与丝绸。[191]由于金帐汗国本土并不出产猎豹，因此这些猎豹的来源便又成了一个问题。距离金帐汗国最近的猎豹产地伊朗处在敌国的控制之下，因此最有可能的答案是金帐汗国的亲密盟友——马穆鲁克王朝。能够证明金帐汗国与马穆鲁克王朝的交往中涉及狩猎活动与狩猎动物的是，月即别汗曾多次将猛禽作为礼物送给埃及，还有一次则送去了自己手下的狩猎主管（amīr shikār）。[192]
还有一些狩猎用途的猫科动物是通过商业渠道运往东方的。在14世纪早期，穆斯林商人曾利用印度洋通道将豹子和其他动物进献给元朝宫廷，并且以此为幌子，以官方运输的名义使用政府经费出行。实际上，这种非法利用邮递系统的做法被多次明令禁止，折射出猎豹在元朝统治下的中国需求量很大，是商人为招徕顾客而亏本销售的商品。[193]最终的结果是，元朝宫廷与唐朝一样，获得了许多免费的狩猎用猫科动物。由于元朝皇帝会将“西域纹豹”随意赐给宠爱的官员，因此需要稳定的纹豹供应。[194]
在远西地区，对狩猎用猫科动物的兴趣起源于西班牙。来自11世纪中期的一份西班牙伊斯兰织物上描绘了一位骑手带着一只上锁的猫科动物，很有可能是一只坐在鞍褥上的狞猫。[195]然而，在几个世纪之后，在外部刺激之下，这一运动才在欧洲其他地方流行起来。可以反映这一事实的是，中世纪后期的重要动物学家艾伯塔斯·马格鲁（公元1280年亡故）虽然曾听说过猎豹，但是他对猎豹的了解非常模糊和而且混淆不清。有一次，艾伯塔斯提出长腿的“高大的印度猎犬”是“犬与虎杂交”的后代的观点，以此来意指猎豹的犬类属性。另一次，艾伯塔斯提到了“Alfech”，即阿拉伯语中的“al-fahd”，意为“猎豹”，并宣称其是狮子（leo）与豹子（pard）杂交的产物。此外，艾伯塔斯在其他文章中还将关于真正的豹子（leopard）的信息与猎豹（cheetah）合并在了一起。[196]
在艾伯塔斯就这一主题上误导读者的同时，欧洲关于猎豹的兴趣和知识却传播得非常迅速。这种兴趣猛增背后的主要催化剂无疑便是腓特烈二世，他对猎豹和山猫非常熟悉，并且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供养了许多狩猎用猫科动物。有一些猎豹可能是穆斯林王公馈赠的礼物，另一些则是通过腓特烈二世在马耳他的代理人购于北非。腓特烈二世送给英王亨利三世（公元1216～1272年在位）作为皇室礼物的三只“豹子”可能便来源于此。[197]其他的催化因素与猫科动物则来自于蒙古。1291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公元1272～1307年在位）的使节给伊朗的伊利汗国送去矛隼，而蒙古人则在第二年回赠了一只“豹子”。[198]
通过这些不同的来源，猎豹很快便非常频繁地在欧洲艺术品中出现。正如猎豹经常出现在伊斯兰艺术品中，欧洲艺术品中出现的猎豹让我们了解了猎豹与日俱增的流行性与可见性。[199]此外，这些艺术品在描绘猎豹时，将其与真正的豹子作了清晰的区分，并未出现艾伯塔斯·马格鲁的著作中的混淆现象。例如，一篇1280年代作于英格兰的诗篇插图中，形象地在边沿处绘了一只猎豹作为装饰。[200]更加吸引人的是皮萨内洛（Pisanello，约公元1395～1455）画笔下的猎豹。皮萨内洛的画风非常自然，他本人认为人们只有理解了自然，方能合适地描画自然。可以确定的是，皮萨内洛非常了解猎豹，而且亲身研究过猎豹；他笔下所绘的猫科动物拥有猎豹（Acinonyx jubatus）长而流畅的线条，脸上有明显的泪痕花纹，斑点的形状小而实心，是非常合适的。[201]此外，皮萨内洛笔下的猎豹颈上所佩戴的是“工作用”的项圈，而不是装饰性的项圈；显然，这只猎豹是某人的宠物，而且很可能也是主人的狩猎搭档。[202]
可以预料的是，意大利成了欧洲对狩猎用猫科动物的新兴兴趣的中心。公元14世纪末，吉瓦尼诺·德格拉西（Biovannino de Grassi）在素描中描绘了一只被锁住的猎豹，其身上有实心的斑点，身处于一大片狩猎活动的场景中。[203]接下来，在进口猎豹的陪伴下，15和16世纪早期的法国国王开始从事这项运动。与欧亚大陆其他国家的君主一样，法国国王在外出狩猎时，会在马鞍后的鞍褥上锁着一只猎豹。当狩猎活动开始后，猎豹便被放出；在猎豹扑倒猎物后，人们会迅速用鲜血与生肉作为奖励，以此来诱使猎豹返回鞍褥休息。[204]
图20 猎豹
资料来源：皮萨内洛绘于15世纪上半叶，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纽约艺术资源档案馆联合授权。
虽然猎豹显然是欧洲皇家狩猎活动中一道明显的风景线，但其从未获得像在核心区域中那样的重要地位。猎豹在欧洲始终是一种异域动物，并不隶属于主流。[205]与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相比，猎豹在欧洲的流行时间也较短。
大约在同一时期，狩猎用猫科动物在中国的流行也迎来了最后时期。中国明朝的郑和的出海队伍从阿拉伯和霍尔木兹带回了狞猫。郑和航行的史料正确地记录了狞猫的波斯名西亚国狮，即“siyāh gūsh”，意为“黑色的耳朵”。此外，史料还记载称狞猫的耳朵竖立、性情温和、很容易驯服。[206]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狩猎用猫科动物都是通过陆路运输的。在整个15世纪，纹豹（猎豹）和狞猫（hala hula=qara qulaq）作为伊朗与突厥斯坦各个统治者的礼物抵达北京。[207]16世纪早期，阿里·阿克巴·契丹记录称，陆路前往中国的穆斯林一般都会携带猎豹和狞猫，据称是由于这些猫科动物价值不菲，可以用于交换珍贵的布料。阿里还记述称，在北京的皇宫中有一个特殊的区域专门用于存放猫科动物，这个“宫殿中满是狮子（shirān）、老虎（babrān）、豹子（palangān）、猎豹（yūz）和狞猫（siyāh gūsh）”。[208]这里指的就是汉语所说的“豹房”，由明正德皇帝（公元1506～1521年在位）修建。正德皇帝决议通过积极的狩猎日程来恢复明朝军队的活力，因此需要驯服的狩猎用猫科动物。尽管豹房因花费高昂而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却最终得以留存下来；在明朝灭亡时，里面的动物或被杀死，或被放生。[209]
图21 16世纪法国马背上的猎豹
资料来源：保罗·拉克鲁瓦（Paul Lacroix）著《中世纪的法国》（France in the Middle Ages），1874年初版，1963年再版。
在伊朗和印度两地，人们对这一运动的热情不减，延续了几百年的时间——这两个国家本身都出产猎豹。然而，在欧亚大陆的两端，人们对之的热情却逐渐减弱。与大象一样，猎豹也不能在圈养状态下繁殖。因此，在猎豹的产地之外，并没有形成自给自足的繁殖群体。
这种前现代时期的失败原因很能说明问题。艾伯塔斯·马格鲁认为，猎豹是犬类与老虎，或者豹子与狮子的杂交产物，这种观点也是中世纪人们对这一问题理解的关键。然而，艾伯塔斯·马格鲁的观点并非他自己独创的。实际上，这一观点可以追溯至穆斯林信仰，即认为猎豹是豹子与狮子或老虎与狮子的后代，而且认为猎豹作为不同物种混合的产物，与其他杂交动物——如骡子等——一样，是没有生育能力的。[210]尽管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这种解释还是基于理性的，而且影响广泛。因此，跨越政治、文化与生态边界进行传播的不仅是动物本身，也包括有关动物的知识和形象，以及动物学方面的信息与错误信息。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驯兽师与管理人经常会随同狩猎动物一起，经历漫长的单向旅程。
驯兽师的交换
在前现代时期，手工艺者、艺术家、娱乐活动从业者和其他专门人员的传播十分广泛，可以一直追溯至远古时代。[211]在蒙古帝国时期——如果不是在此时期之前便已如此的话——驯鸟师与驯鹰师属于当时出行阅历最丰富的职业。驯鸟师、驯鹰师与他们的皇家顾客共同构成了非正式的国际鸟类学组织。驯鹰师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一个表现便是，他们非常了解其他国家与文化圈中的驯鹰师。波斯人忽撒姆·阿杜拉活跃于鹰猎活动的繁荣末期，他经常提及突厥斯坦、印度与伊朗等国从古至今的驯鹰师所使用的技术、术语与“方法”。忽撒姆非常关注其他人如何从事这项运动，非常尊重他们的技艺，而且十分向往遥远国度的传说中的品种。[212]可以说，驯鹰师生活与工作在一个非常宏大的世界里。
有关动物专家的早期移动活动的证据，大多是来自中国的图像资料。在唐朝时，艺术作品以一系列清晰的形象再现了很多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西域人通常被描绘为带着尖顶毡帽，有细长的鼻子、圆圆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这种形象的西域人出现在各种艺术品中，其中最常见的形象是带着格力犬等“西域”动物出现在狩猎活动的场景中。[213]在墓室壁画和陪葬俑中也有西域人的形象出现，他们骑在马上，带着猛禽和猫科动物进行狩猎。[214]
在中国人看来，这些北邻和西邻的国家在控制动物方面具有特殊的能力。当然，尤其是指那些训练“豹子”的人。来自公元8世纪早期的一个彩绘陶俑形象地再现了这一文化形象：陶俑刻画了一个骑马的西域人，头戴有特色的帽子，络腮胡须，正在试图安抚马背后部的一只发怒的猎猫，很有可能是一只狞猫。[215]在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中国正刚刚开始从事这项运动，外国专家显然是一种必需品。毕竟，有谁知道如何处理拒不配合的狞猫，或是如何训练马匹从而让大型猫科动物骑在上面呢？答案当然便是，来自这一运动和狩猎用动物的起源地的专门人员，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印度人。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是实际上很多被送往唐朝的猎豹都配有“全套”的使用说明，也就是配备有指导人员。
随着蒙古帝国的崛起，文献中关于动物专家在欧亚大陆范围内流动活动的记载也开始浮出水面。成吉思汗家族征收了许多驯鹰师为自己服务。朱维尼记述，公元1220年，塔什干附近的费纳客忒人（Fanākat）被蒙古人征服，除了“手工艺者、工匠和驯兽师（a?hab-i javārih）”之外的当地人均被处决；1222年，蒙古人征服呼罗珊和突厥斯坦后，当地的“动物管理员（jānvar-dāri）”被重新安置到“东方最远的国家”，也就是中国。[216]这些被迫转移的人口在中国的史书中以各种形象出现。例如，一条史料提及了1263年在“回鹘鹰坊”中组织的军队。[217]还有的可能情况是，伊朗的伊利汗国直至14世纪一直可以调遣中国北部的几千名猎手、驯鹰师与手工业者，这些人或许也包括了1220年代被东方的伊斯兰世界驱逐出境的动物专家及其后裔。[218]
这种补充所需要的驯兽师与管理人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模仿成吉思汗，之后帖木儿也于1401年将俘虏的驯鹰师从巴格达运往撒马尔罕。[219]然而，征收人员的方式并非获得动物专家或相关知识的唯一途径。皇家猎手经常在统治者的命令下外出旅行。最后一任花剌子模沙札兰丁（公元1231年亡故）让自己的狩猎主管（amīr shikār）担任使节前往塞尔柱帝国；乌兹别克人也曾让自己的驯鹰主管出使至沙阿拔斯处，后者则曾将自己的驯鹰师送往奥斯曼帝国。[220]
最为常见的情况是，动物专家实际上是使团中地位较低的成员。金帐汗国曾让自己的狩猎主管出使埃及，而英格兰则派遣了3名驯鹰师前往伊朗的伊利汗国。[221]在蒙古帝国后期，这种做法依然普遍存在。通常而言，这些官员负责将狩猎用动物作为礼物送至外国宫廷。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巴尔克和突厥斯坦的其他国家都曾将狩猎主管或驯鹰师送至莫卧儿帝国；同样，萨非王朝反过来会收到东欧国家派来的驯鹰师。[222]在后一个例子中，公元1683年左右，肯普弗曾目睹了一场使节接待活动。当时，苏莱曼一世收到了6只来自俄国宫廷的猛禽，每一只猛禽都由一定数量的驯鹰师负责进献；之后，波兰宫廷进献了5只猛禽，每一只都由各自的驯鹰师献上。[223]此外，当俄国给东格鲁吉亚的卡赫基国王亚历山大二世（公元1574～1604年在位）送去矛隼时，后者明确表示想将负责运送猛禽的俄国驯鹰师留下使用。在多番协商后，格鲁吉亚统治者终于收回了自己的要求，但直接地暗示自己确定沙皇会很快送来更多的“猎鹰与一位驯鹰师”。[224]
在这种类型的会面中，人们自然也会交换各种信息。我们知道，亚历山大二世仔细地询问了俄国驯鹰师关于所进献的猛禽的习性问题。[225]此外，由于外事接待活动通常包括邀请对方参加狩猎活动，来访的猎手与驯鹰师会一直观察并参与由外国接待方所组织的皇家狩猎活动，之后再返回本国国内。在这些活动中，比较和借鉴是不可避免的。
有多个例子可以说明这类传播情况。在其中一个例子中，一位11世纪的诺曼贵族兼军官因擅长治疗猎鹰与马匹的医术而闻名，他在君士坦丁堡服务了多年之后才返回自己国内。[226]另一个例子则涉及了一位逃至印度的伊朗官员，他在伊朗成为皇家驯鹰师的首领，并在1593年，即在南亚次大陆生活多年之后，以外国使节的身份返回了萨非王朝宫廷！[227]这些人，以及数以百计的类似人员，是这种长期而远距离的互育关系（cross-fertilization）的主要推进者。
尽管人员的流动在信息传播方面非常重要，但并不是在时空范围内传播皇家狩猎文化的唯一途径。外国文献也促进了皇家狩猎活动的同质化过程。在大多数情况下，人员流动与外国文献是共同发挥作用的。在公元9～17世纪之间，朝鲜与中国的驯鹰师带着自己的狩猎著作前往了日本。[228]对外国知识的思想开放也是中世纪伊斯兰世界的特征。1247年前后，曼苏尔在北非地区编纂的狩猎专著的序言中写道，他的信息来源包括此前的阿拉伯狩猎专著，以及“印度、突厥、波斯的各种著作，此外还有了解这一问题的伊斯兰智者与所有具有洞察力的人”。[229]
伊斯兰世界对欧洲鹰猎活动的著作也有所促进。在腓特烈二世的支持下，出现了莫阿敏（Moamyn）的鹰猎活动著作的拉丁语与法语翻译版本——这实际上并非一本独立的著作，而是一部编纂的合集。第一部分收入了亚当·伊本·穆赫兹（Adham ibn Mu?riz）和叙利亚基督徒盖特里普·伊本·库达玛（Gitrīf ibn Qudama，拉丁语作Gatrip）的部分论述，而这两位作者本身便援引了许多阿拉伯和非阿拉伯资料。第二部分摘引了一部之前论著的内容，即阿拜兹亚（al-Bāzyār）的《驯鹰师》（“The Falconer”），其中沿用了波斯传统。[230]因此，欧洲关于鹰猎活动的著述自发端之时，便具有深刻而多样的欧亚文化根源。
欧亚大陆范围内的皇家狩猎活动方式的明显同化现象，也是源于这种定期流动的动物、猎手与著述。如前所述，这种流动活动是核心区域中宫廷生活的固有特征，但是并非其所独有。在很多情况中，重要的狩猎动物及其驯兽师大规模地传入中国北部地区和东部草原地带，使唐朝和元朝的皇家狩猎活动与伊朗和印度的皇家狩猎活动变得非常接近。
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方，这种现象也有所出现。记载最清晰的，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伊斯兰世界对欧洲南部地区造成的影响。这种影响的范围非常广泛，而且持续时间很久。首先，在腓特烈二世拥有的著名动物园中，很多动物——包括猎猫——都是由穆斯林驯兽师照养的。在一次皇室出行中，皇帝曾用阿拉伯语与猎豹管理员交谈。此外，在一封写给“阿拉伯专家”的信中，腓特烈二世提到了为自己服务的“山猫和猎豹的管理员”；在另一封信中，则提到了一位“巴勒莫的雷纳尔丁（Rainaldin of Palermo）”，这是一位负责统管狩猎用猫科动物的官员。从腓特烈二世自己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位官员负责猎豹的甄选、训练和运输，以及驯豹师的指挥管理工作。有一次，皇帝曾询问此人关于猎豹骑术水平的进步情况。[231]
当然，腓特烈二世更加关注鹰猎活动，并且从穆斯林专家处学得了很多知识。据腓特烈二世本人的记述，他从四方召集了最好的驯鹰师，在自己国内供养这些专家，“咨询他们的意见，权衡他们所掌握知识的重要性，试图记住其中更有价值的话语和行为”。在这里，腓特烈二世并未提及这些专家的来历，但是之后他曾顺带提及其中一部分人来自埃及。此外，腓特烈二世的“阿拉伯驯鹰师”也曾出现在其他资料中。毫无疑问，腓特烈二世和之后的整个欧洲鹰猎活动都深受穆斯林世界的影响。[232]
在腓特烈二世关于兜帽（hooding）的论述中，这一点尤为明显。在介绍这一话题时，腓特烈二世是这么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