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历史
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学者在研究文化时，一般都是从精英文化（high culture）与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之间的二元对立开始的。前者有时被称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或大文明（great civilization），后者则有时被称为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或通俗文化（folk culture）。后者又被认为是局限于本地的，比较具体而稳定。前者一般凌驾于多种大众文化之上，其传播的地理范围更广，但同时内在也更加连贯，更加系统或正统。通常而言，我们倾向于在时间跨度内审视“大传统”发生的变化，而在空间跨度内审视“小传统”发生的变化。“大传统”与“小传统”在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也部分地体现在现实当中，即历史学家通常研究大传统，而民族志学者则专注于小传统。
最近，在全球化的影响下，开始出现了一种国际文化（international culture），其中有的元素——如数学——是完全去国有化的（denationalized），而有的元素——如音乐——则依然带有本民族或文化起源的印记。因此，我们现在拥有一个多层的文化蛋糕，包含着本地的、区域的、民族或国家的、文明的以及国际或全球的元素。
从时间顺序上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在远古时代是同时共存的，据推测始于近东、印度、中国和中墨西哥（Central Mexico）的复杂的城市型社会。那么，我们是从何时开始获得外面的这层国际层（international layer）的呢？我认为，对大多数历史学家而言，答案在非常近的时代。很多人很可能会赞同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的观点，这位英国社会科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时看到了全球化的萌芽，称之为“社会层面的普遍变化”——这是19世纪时因通信和运输的新技术而产生的一种现象。[1]其他人可能会将全球化的开端向前推延几个世纪，直至所谓的“哥伦布交换”时期，当时各类技术、意识形态、商品、生物与疾病都以很快的速度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显然，如果以严格的全球标准来衡量，那么就定义而言，“国际层”一定出现于欧洲大航海时代之后。然而，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旧大陆的话，那么则会在远远更早的时期发现一些最初的（也是无意识的）“全球化”趋势。
国际文化的出现显然要追溯到丝绸之路的形成时期，即公元纪年之前的几个世纪。国际文化的具体体现包括了源于精英文化的各种机构、社会行为、娱乐活动与社会风尚，以及逐渐在欧亚大陆内流行开来的很多遥远地区的民俗传统。例如，在中世纪早期，裁剪合身的有袖夹克衫从中国到欧洲都非常流行。[2]同样明显甚至更加普遍的是礼衣和罩袍的习俗，这是从日本到英国的民众的政治与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3]在大众文化方面，起源于印度的看图叙事（picture recitation）也具有类似的影响范围。[4]我们还可以将马球运动囊括在内，这是第一项国际运动，从朝鲜到地中海的贵族阶级与平民百姓都参与其中。[5]当然，皇家狩猎活动是另外一种跨越大洲的国际惯例。
在这里，我们需要界定一下这种国际文化的关键特征。我们如何判断一种文化属性——实践或是物品——是否国际化呢？这并非易事。尽管人们非常关注“大文明”、本地与区域共同体的文化生活与价值，却没有同样关注更大规模的国际社会的文化生活。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初步提出一些标志性特征，以助于识别和分析前现代时期欧亚大陆的这一国际文化的组成元素。
第一，也是最明显的是，这种文化属性必须具有广泛的分布范围；此外，必须大约同时在地球上的一大片区域内流行，或者如我们所分析的例子一样，是在整个大洲范围内流行。
第二，在很多例子中，人们承认这一属性并非自己独有，而是也在其他的宫廷、文化、国家、文明或帝国中出现。
第三，是一种由于广泛的国际流行性而变得受欢迎的属性。在一种文化内部，其威望可能会因外国起源或在外国流行而增强。
第四，这种国际文化的很多元素都在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这些元素会伴随、促进、标识或纪念其他类型的远距离跨文化交流活动。
第五，很多元素可以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途径。有些活动、产品和仪式并不需要翻译或解释，便可以传达清晰的信息，如支持或警告。
当然，以上论述也透露，文化属性可以移动和传播。这就将我们带至一个普遍而长期的争论的核心，那就是文化传播在历史活动中的本质以及所发挥的角色——尤其是在大洲或全球规模上。
在公元8～9世纪时，人们愈加认识到不同而遥远的文化之间具有很多相似性，有时甚至惊人的相同。这在欧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促使形成了比较方法和用以解释一致性的新理论。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人类精神一致性的副产物；另一些人则提出了进化理论，认为所有的人类文化都经过了类似——甚至是相同的——历史阶段；最后，另一支学派认为，这种一致性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以及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广泛接触与彼此交流的结果。[6]
众所周知，一些早期的文化传播论者十分刻板，他们坚持认为人类非常不具有创造性，因此源自有限的创新中心的新属性的传播，才是文化层面出现变化的原因。在最极端的论述中，该学说定位了一个起源中心——经常是埃及——认为早期文明的所有基本元素均源自于此，之后才传播至世界各地，促进了欧洲、亚洲、太平洋与新大陆中早期复杂型社会的兴起。[7]这种极端的观点很快便遭到人们的抨击，在方法论与证据基础上都遭到了系统而有效的驳斥。[8]最近，这些旧观点再次复活，这次伪装为“非洲中心论（Afro-centric theories）”，并且依然认为所有重要的人类文化成就均源于埃及，宣称这些文化属性进行了洲际与跨洋的传播。这一观点虽然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但依然具有一批拥护者。[9]
由于最终极端阐释方法的缺点十分明显，传播研究（diffusion studies）在20世纪后半叶变得声名狼藉，逐渐衰落。单个创新中心的强硬言论引起了应有的深刻批判，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贬低——甚至是诋毁——将接触与交流作为文化层面发生变化的原因的考察。此外，在回应这些谬误观点时，人们还倾向于怀疑任何将人类文化史置于更大框架之内的行为。
对宏大叙事与传播论者的否定，以及对长期和大规模的问题的怀疑，将具有涵盖度和纵深度的历史排除在外。安德鲁·谢拉特（Andrew Sherratt）认为，这样的观点颇令人遗憾，因为在界定变化、关键的转变、复杂性的增加或者稳定期时，我们都需要采用一个长期的视角。安德鲁进一步指出，在阐释本地的发展变化时，只考虑本地情况的做法已经成为主导趋势。然而，地方史或区域史并不是自发的，也就是说，地方的变化并不能只通过本地情况来解释，而是必须置于更大的语境之内进行审视。与“自治论（autonomist）”视角相对比，谢拉特提出了一种“互相作用论（interactionist）”的研究方法，将过渡与变化看作是不同社会之间观念与物品的传播而导致的结果。这需要我们将关注点从生产方式转移至消费方法，审视商品的社会意义以及“跨文化有效性（intercultural validity）”的建构；共同接受的国际标准既合乎惯例又令人信服，是因为这些标准传播范围广泛，似乎是普遍适用的。[10]
尽管一些重要的创新——如人类话语或最近的电子革命——可能“最初兴起于一个特定的地点”，之后才向外辐射至新区域，但是这种情况并非常态。[11]谢拉特的观点的最大优势在于，他并不依靠于一个“中心”，而是着眼于各个“中心”之间的互动。换言之，在互相作用论者看来，“多向（multidirectionality）”要比“同向（unidirectionality）”重要得多，后者便是旧式的传播论者的执拗之处与致命缺陷。
这些延伸的交流网络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是非平等的关系，通常被称为“核心—外围（core-periphery）”式关系；有些是平等的关系，其中多个政治自治中心在文化和经济层面上彼此互动。后一种关系类型被称为“同等国家的互动（peer polity interaction）”，很大程度上是由考古学家建构的。正如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指出，这种关系类型“指代了在一个地理区域或是更大范围内，各种彼此相邻或接近的自治型的（如自我统治型的政治独立的）社会政治单元体之间发生（包括模仿和效仿、竞争、战争以及物质商品与信息的交换）的所有交流活动”。这种同等级国家之间的互动通常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结构性同质（structural homologies）”，尤其是在“规模与地位相同的国家”之间。[12]
因此，同等国家的概念试图关注外因变化与内因变化之间的动态关系，其通常出现在同一区域内的相互作用的多个单元体之间。故而，这种互动关系一般具有多种外部促进因素，是强化与变化的主要来源。互相刺激的机制包括了竞争性效仿，这种行为鼓励财富与权力的展示，以增强自身在多国体系内的地位。这种机制与我们的研究密切相关，在“积极型互惠关系（positive reciprocity）”中有所体现，比如在交换礼物时表现得非常慷慨，或是建造更大型的纪念物——如狩猎场——以超过其他竞争对手。也就是说，这种效仿是有一种意识的行为，而竞争性的展示则倾向于让双方的实力均有所增强。因此，这种文化同质性的倾向并不是“强加”的结果，而更经常是一种“挪用（appropriation）”，即逐渐接受某些行为模式和实践，最终变为一种常态。这些遵循行为是自愿的，因为没有一个中心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中心之上。
这一过程常见于小型政体之间的互动活动，即在有限的区域内执政的酋长部落或城邦之间，例如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在那时，不同公国的贵族阶级之间的活跃互动关系最终形成了塞缪尔·诺亚·克莱默（Samuel Noah Kramer）所称的“国际贵族团体”。[13]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印度南部地区。在公元14～15世纪时，保守的印度国家维查耶那加尔（Vijayanagar）采纳了毗邻的伊斯兰国家的朝服与头衔（titulature），尽管当时该国内的贵族阶级中有强烈的反伊斯兰情绪。宫廷文化的国际化增强了维查耶那加尔王朝的政治地位与权威，有助于其参与和接触更宏大体系内的商业与文化交流资源。[14]
这些更宏大的体系是多个区域范围相互作用的副产物，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杜比（Duby）认为，在公元11～12世纪的地中海沿岸、西北欧地区与斯拉夫世界中，基督教宫廷不仅开始效仿彼此，也效仿同时代的南方与东方的伊斯兰国家。[15]但是在笔者看来，这并非前现代时期最大规模的互动范围。即使在古代，这些互动范围有时也会跨越整个大洲。例如，战车和冶金术在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传播，并没有某一个主导的文化或政治中心。[16]
对本书的研究而言，首要的问题在于，相距遥远的国家是如何了解到彼此的狩猎活动与狩猎方法的？简而言之，皇家狩猎活动的国际标准是如何诞生的？由于我们已经仔细审视了这些外在刺激因素的传播渠道，此处只需简要地重述一下：①通过商业交换和王室馈赠而进行的国际动物交换活动；②动物管理专家通过吸引、胁迫和外交使团等途径在皇家宫廷之间频繁移动；③定期——通常是强制——邀请外国宾客和使节参加皇家狩猎活动；④最后是以伊朗为代表的，对外国皇家狩猎活动的多种视觉再现，并通过各种艺术媒介——金属器皿、织物和俑器——长途跋涉来到西方拉丁语地区、中国、朝鲜与日本。[17]
当我们将目光从机制问题转移至动机问题，也就是人们接纳国际标准的背后原因时，我们可以从文化焦点（cultural focus）的现象入手，审视人们对文化现象中的某些因素表现更多兴趣的倾向。这种倾向体现在阐释、差异、鉴赏以及关于促进专门化词汇增加的细节的热烈争论中。[18]对我们的分析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有利于人们细致地探寻和审视外国文化中出现的类似的文化焦点，即在特定的区域内接受外部影响的能力。[19]
对贵族猎手而言，各种证据都记录了他们对狩猎活动表现的强烈而持久的迷恋，这既包括这些贵族猎手本身，也包括远近的邻国。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皇家猎手会不停地谈论狩猎活动，与外国访客交谈时也是如此。狩猎活动成了一种跨文化桥梁，任何抵达宫廷的外国贵族都会自动被看作对狩猎话题感兴趣的狂热猎手。有的时候，正如罗伊与贾汗吉尔的对话所显示的那样，狩猎活动是一个经过特别甄选的安全的社交话题，可以避免造成任何不快；而有的时候，正如1720年伊斯迈洛夫与清朝要臣的谈话显示，后者只是比起谈论“政治”更喜欢讨论狩猎活动而已。[20]
狩猎话题的巨大吸引力也显示了贵族阶级中的一种观点，即认为应当向遥远的外国宫廷询问有关于狩猎活动的重要信息，而其他的文化圈不一定具有这种好奇性。阿克巴大帝的儿子苏丹穆拉德（Murad）在对耶稣会士的各种询问中，主要关注的是葡萄牙的野生动物以及狩猎活动中猛禽的使用。[21]在一个关于腓特烈二世的故事中，也表现了对外国狩猎活动方式的同样关注。据当时的史料记述，当腓特烈二世收到来自蒙古人的归顺命令时，他开玩笑地说到，如果自己归顺的话会成为一位驯鹰师，因为自己对鸟类非常了解。[22]尽管并未真正实现，这件事依然准确地展现了人们所理解的遥远国度的宫廷及其品味和喜好，突出地折射出一种自然而然的假设，那就是任何强大的王公都会愿意接纳一位遥远国度的经验丰富的驯鹰师所提供的服务与信息。
神秘的鉴赏能力（arcane connoisseurship）是文化焦点以及对外国变体兴趣的另一种常见特征。《狩猎》（Cynegetica）据传是欧庇安（Oppian）于公元3世纪前后所作，其中便列出了从埃及到凯尔特地区再到西部草原的18种不同“族群”的猎犬。此外，欧庇安详细地描述了这些猎犬的习性与特征，提到这些“最为优质的［猎犬］极大地占据了猎手的心思”。[23]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10世纪时一部狩猎著作的作者伊本·库沙基姆（Ibn Kushājim）也列举了判定猎犬品质的具体标准，如毛色、举止、头型、脖颈长度、比例等。[24]叶卡捷琳娜二世曾厌恶地提及自己的丈夫彼得三世，后者及其密友一直争论各种外国猎犬的优点，并且组织不同犬种之间的比赛来解决争论。[25]
可以预料的是，猎鹰也得到了类似的待遇。来自遥远国度的各种鸟类一直很受欢迎，而且还出现了各种专门的词汇用于无休止地讨论猛禽的行为、疾病、身体特征与能力等。[26]鉴赏能力一般包括了高水平的区分，尤其是他人难以做到的区分，从而辨别一些微小但是“关键”的区别。这既包括现实的区分，也包括想象的区分。[27]在忽撒姆·阿杜拉（?usām al-Dawlah）关于鹰猎活动的著述中，他区分了3种类型的苍鹰以及不少于14种类型的猎隼。对于每一种猎鹰，忽撒姆都详细描述了它的狩猎特征与习性，包括其是否“温柔”、“高贵”或“驯服”。自然而然的，专家们喜欢探讨和争论的便是这些细微且经常并不存在的区别。例如，忽撒姆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评判一只游隼（ba?rī）时，人们有必要数一下游隼中指上的鳞片；他宣称，一般来说游隼中指有17或18片鳞片，目前最好的游隼则有21片。[28]
最后，对狩猎活动的关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无尽的精致以及对异域和新奇事物的开放态度。其中，阿克巴大帝便非常喜欢尝试新的技术，譬如在晚上的月光下猎鹿，或者在巴达克山（Badakhshān）的山间小道上需要用手抓住猎物的猎鹿活动。[29]此外，阿克巴大帝会因为新猎物而感到非常兴奋，例如在他第一次捕猎野驴时。阿克巴大帝的儿子贾汗吉尔也是如此；在他第一次听说原鸡（jungle fowl）后，便立刻作特殊安排前去捕猎。[30]
当然，新奇的动物狩猎助手也具有类似的吸引力。鸬鹚（Phalacrococrax carbo）很容易驯服，可以被训练为主人捕鱼。在中国，家养化的鸬鹚出现于公元10世纪前后，被广泛地应用于商业捕鱼活动中。在远西地区的意大利、荷兰与英国，鸬鹚却是在野外捕捉后，再被训练为皇家猎手捕鱼的。这些地区与日本的情况相同，都将鸬鹚捕鱼作为一种宫廷独有的娱乐方式和观赏性的体育活动。[31]
沿着边缘继续前进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马可·波罗关于忽必烈的记述。据称，忽必烈带着“狮子”进行狩猎，在这里显然指的是老虎。若认为马可·波罗的记述可信的话，则只能理解为是将笼中的老虎放出捕捉猎物。马可·波罗并未提及在这些猫科动物捕获猎物之后，如果才能使之再次回到笼子中。[32]如果这一记述是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其目的则非常明显，那就是彰显自己可以完成这种事情的能力。无论如何，马可·波罗的记述强调了在皇家猎手中比较常见的进行试验的欲望。
这种挑战现存界限和探索新的可能性的欲望，虽然非常奇特，但在莫卧儿帝国的早期宫廷中非常明显。一方面，当时的猎手非常喜欢利用驯化的“āhū”——鹿或羚羊——并训练其捕捉自己的野生同类。这种狩猎方法是将一种特制的捕网拴在鹿角或羊角上，人们往往会就此来打赌。[33]最不可思议的是，莫卧儿宫廷甚至训练大个的青蛙来捕捉麻雀！阿布尔·法兹尔（Abū’l Fa?l）曾严肃地讨论了这一神奇的事迹。[34]尽管印度北部地区的这种“猎鸟蛙”并未传播广泛，但正如此前指出，北欧地区的猎鸟犬传播得非常广泛。
那么，这些传播是如何在特定例子的地区发挥作用的呢？同等国家之间的动态互动是各不相同的。第一，局外者会挪用外国文化习俗和事物，以增强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在国内的权威。第二，局内者倾向于将自己的文化规范投射于遥远国家的统治阶级身上。统治者与所有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某些实践行为是普遍的，是为其他所有宫廷所共享的，无论这个国家有多么遥远。因此，这种普遍的文化实践不仅对其自身而言非常重要，而且对世界的其他部分也造成了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已经成为这些实践方法展示和继续传播的一种途径。
为了阐释这一文化辩证法（cultural dialectic），我们可以探寻一下公元8世纪初猎豹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有一段时期，突厥斯坦的非蒙古统治者面临着来自阿拉伯方面的强大的军事压力，于是向中国的唐朝请求援助。[35]这一过程涉及了一系列的外交或朝贡性质的出使活动，突厥斯坦向唐朝宫廷进献了狩猎用的猫科动物等礼品，期望唐朝宫廷会喜爱这些贡品，并更加友好地看待突厥人的援兵请求。在这一关系中，我们有必要注意到，这些传播活动不仅涉及了实体可见的商品（猎豹），也涉及了信息（即驯豹师）的交流，而正是这种组合促进了物质文化的一致性发展。[36]
在这里很明显，处于下级地位的突厥首领将自己的狩猎方法和喜好投射于唐朝统治者身上，那么为何中国的贵族阶级还热情地予以接受了呢？原因有二。首先，中国北方的贵族阶级本身便非常热衷于狩猎活动，因此猎豹是一种新奇而令人兴奋的变化。其次，在8世纪时，唐朝宫廷中几乎满是西域各国进献的贡品猎豹，大量出现的猫科动物令中国宫廷认为，所有有地位的宫廷都会使用猫科动物进行狩猎，也就是认为这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国际标准。
这个例子在另一方面也很能给我们启发。尽管突厥斯坦的所有城邦都并不是与中国朝廷同等级的政体（很多实际上是中国的附属国），但它们之间仍然有频繁的互动。在这个例子中，或者说可能比我们通常的看法更加常见的情况，是那些更加开放和往往更加革新的外围地区对核心区域施加了影响。
在皇家狩猎历史上，同等国家相互竞争和效仿的现象多次出现。马可·波罗曾称，中国的元朝宫廷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猎鹰与猎犬”，这无疑在忽必烈听来会非常悦耳。[37]显然，阿布尔·法兹尔的夸耀也期望能够得到同样的回应。阿布尔·法兹尔称，在阿克巴大帝治下，“各种各样的动物，无论是猎物还是其他，都从波斯、突厥斯坦和克什米尔被带至这里聚集起来，让观者们感到无比惊奇”。[38]当然，这样做的目的是将统治者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在1320年代，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Odoric of Pordenone）在访问中国元朝时便目睹了一场这样的游行。据他记述，皇帝乘坐一辆由四头大象拉动的象车，随行携带了12只矛隼，每遇到一只鸟时便会放出猎鹰捕捉。[39]这种活动非常有力地展现了本国的控制范围与拥有的资源，即能够在中国的北部平原，使用来自亚北极地区的猛禽捕猎，而拉动车子行进的则是来自亚热带地区的大象。
大约三个世纪之后，布罗耶克（Broecke）在行文中提到，贾汗吉尔经常会在骑马和骑象狩猎时，带着“训练好的猎豹”、猎鹰、猎犬与枪支。[4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位非常在意自己是否胜于别国的统治者，他使用了从古至今的全套狩猎用动物、方法与技术。但有些矛盾的是，这种有意识地追寻出众和异域的事物以让自己不同于他人的行为，却直接导致了频繁的借用与效仿，最终致使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皇家狩猎活动趋向于同质。
深层历史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至持久度的问题上，即皇家狩猎活动为何能存在这么久的时间。这需要我们考虑一下布罗代尔（Braudel）提出的“长期历史（la longue durée）”的概念。在这位伟大的法国历史学家看来，历史时间具有三种类型：第一，似乎快速变化的不连续事件的短期历史（short-term history）；第二，周期性变化的中期历史（mid-range history），比较典型的是可以持续几十年的经济趋势；第三，长期历史（la longue durée），即某些结构在百年或千年来以极慢的速度发生变化的历史。尽管这些结构可以持续好几代的时间，但其“侵蚀”的速率非常缓慢，以至于其中的任何一代人都难以察觉所发生的变化。布罗代尔认为，与这些结构相关的是地理学和生物学的基本事实，以及人们对自然能量循环的探寻。出于这个原因，这些结构非常难以超越或修改。[41]
这类现象的时间跨度可能非常惊人。例如，正如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指出，在欧亚大陆更加干旱和人口较少的腹地，尽管种族层面与生态层面存在着差异，却共同具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在折中的区域中居住的“社群对动物的利用超过了对植物的利用”，而大卫认为这种专门化的行为“可以追溯至6000年之前的牧民，或是4万年前的狩猎—收集者”。[42]时间跨度更长的是基础技术，如人类对火的掌控——这是几千年来文化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核心。[43]
这种持久度和结构一致性还体现在某些文化的空间连续性中。这些文化已有几百年历史，其边界大致相同。[44]思维惯性也可能具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例如托勒密人的天文学说。然而布罗代尔认为，无论这些结构以何种形式出现，都是极为重要的，它们主导了各种“事件”，其中不仅包括转瞬即逝的事件，也包括暂时出现而颇具迷惑性的事件。正因如此，历史学家才被转移了注意力，未能发觉那些发展缓慢得多但更加重要的长期变化。[45]
当然，这种方法本身也存在风险。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是大规模历史（large-scale history）的支持者，他指出人们有时犯了“过度标签化（overlabeling）”的错误；如果我们过度标签化那些经过极长时间而逐步形成的习俗或价值观念，就会制造一种长期或持续的错觉——而实际上这些错觉是并不存在的。[46]埃里克的说法很有道理，我们也必须谨防这种错误；但是时间框架更长的这一优势，还是胜过了其劣势。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做法挑战了将历史分为临时单元的传统观点，被认为是一种“自然的”研究领域；但实际上，这种研究方法非常武断而人为，是很少被质疑和推翻的惯例。[47]
皇家狩猎活动由于存在时间久和分布范围广，鲜明地挑战了传统的领域和时间框架，我们必须从皇家狩猎活动自身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但是首先，我们需要审视一下这种时间框架，以及这种我称之为皇家狩猎活动的制度，是否也是我本人标签化所造成的幻象。
在存在时间久这一方面，由于皇家狩猎活动与早前的生计狩猎之间的连续性，这也意味着皇家狩猎活动的出现时间非常早。在近东地区与地中海世界，或者说是整个欧亚大陆范围内，对蛋白质的追寻不仅与对享乐和政治权力的追寻融为了一体，也促进了后者的发生。[48]在核心区域的草原地带非常常见的围猎活动，便体现了这种融合。现在的很多专家认为，集体性狩猎活动使用武器、围猎、驱赶路线和包围的做法，可以追溯至距今2万年时的旧大陆。[49]甚至连狩猎场似乎也有更早的原型。曾有人指出，在新石器时代，鹿类的封闭式管理体系与中世纪的鹿苑颇有相似之处。[50]基于我们对这些狩猎场的了解，在欧亚大陆范围内的所有早期文明中心，都有与狩猎场深层相关的本土先例。
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在核心区域内，人们对皇家狩猎活动的理解有很强的连续性和时代感。正如希罗多德（Herodotus）正确地指出，尽管古代的波斯人借鉴了很多别处的知识，但对于之后的世代而言，他们依然是创造者与典范。[51]尤其是后世的穆斯林作者，更是从王权到箭术，将很多事物的“发明”与“首创”归结到古代波斯人身上。[52]因此，皇家狩猎活动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被认为是源于伊朗的。这也就意味着，当一种新的狩猎方法流行起来——如鹰猎活动——无论其真正的发源地是哪里，人们都会自动地将其归至古代的波斯帝王身上。此外，与宗教中的伪经的作用一样，这些错误的归结进一步确立了这些实践活动的古老性与正统性，掩饰了其创新性。这就让人们聊以慰藉地错误认为，这些实践活动具有悠久而不间断的历史传统。
然而，尽管狩猎活动的模式经常发生变化，但皇家狩猎活动最重要的组织特征与功能是非常稳定的。可以体现这一点的，便是以下关于古代亚述帝国时期的皇家狩猎活动的基本特征清单。
狩猎活动被视作对国王勇气与技艺的检验
国王所猎杀的猎物袋会经过仔细的清点
狩猎活动中取得的胜利会在皇室宣传中大范围公开
狩猎活动的仪式性特征是用于确立其权威的正统性
狩猎场也是一种测试场所，其建造和设施都是为了给皇室队伍提供舒适
宴席和娱乐活动是狩猎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狩猎活动经过了精心的组织和策划，以确保安全和成功
狩猎活动被视作与战争等同的行为，会大量地使用军队，而且在国际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53]
以上这些特征精确地描述了更晚且更遥远国度的皇家狩猎活动，如莫卧儿帝国和中国清朝的狩猎活动。其中唯一缺少的便是一些作为狩猎搭档的动物，如之后非常流行的猫科动物和猛禽。
皇家狩猎活动在现代时期所遗留下来的传统，也可以确认关于其持续性和持久度的结论。欧洲人无疑在海外殖民地延续了贵族狩猎的传统；与他们所移植的贵族阶级一样，这些欧洲人利用狩猎活动来彰显自己对自然的控制力，以及自己驯化荒野与延续文明的能力；他们狩猎的目的是展现自己发现、调用与组织资源的能力，并以此来宣传自己在乡野地区的卓越管理技术；最后，狩猎活动成了一种野外公开的剧院，人们可以在其中检验、证明和赞赏英勇的行为。[54]
总而言之，这种认为成功的猎手可以主宰自然，并且由此认为人类也可以主宰自然的观点，在英属印度等地直至19世纪时依然非常常见。但是，这种观点并非欧洲人的首创，也不是欧洲干预亚洲所造成的偶然副产品。实际上，这是欧洲人对长期历史（la longue durée）下的本土结构的接受与适应。
最后一个问题是，为何皇家狩猎活动拥有如此持久的影响力，或者更加宽泛地说，为何会存在这种长期历史结构呢？这种长期历史结构得以历经历史时间在各个文化空间中繁荣起来，究竟是因为其不易受外在力量的侵蚀，还是因为其易于适应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与文化环境？如果答案是后者的话，为何这些结构没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失去原本面貌，导致难以辨识呢？我认为，皇家狩猎活动持久性的最佳解释是它的多样性，布罗代尔便是用这一属性来解释资本主义的长期成功的。[55]
在审视皇家狩猎活动的历史时，其具有超长的时间跨度的主要原因便是多样性。皇家狩猎活动具有很多目的，是统治阶级重要和有用的工具，在多样的文化、政治与生态语境中都可以运行。如前所述，皇家狩猎活动可以提供娱乐消遣，能够使人恢复健康并逃避令人不悦的社会境况；皇家狩猎活动是一种衡量人的方式，是社会地位的标识，也是进行政治嘉奖与惩罚，以及改造人们行为的方式；皇家狩猎活动为出行提供了基础设施，是进行巡视的幌子；皇家狩猎活动被广泛用于军事准备，可以展现自身立场，传递外交信号；皇家狩猎活动可以用于镇压匪患，保护民众，控制肆虐的自然；最后，皇家狩猎活动可以创造神话与意象，阐释意识形态概念并宣示正统性。[56]
与公共舞蹈等其他持久而分布广泛的社会习俗一样，皇家狩猎活动很容易被认为具有通用性或弹性；也就是说，皇家狩猎活动提供了一系列服务，可以在不造成大的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增加新的功能。[57]实际上，这与人类狩猎中经常出现的“弹性”是一样的。正如克莱夫·甘布尔（Clive Gamble）正确地指出，如果更加准确地描绘的话，这也是此种资源汲取方式的多种潜在可能性在不同语境中的实现。[58]
这种属性解释了为何皇家狩猎活动与前现代时期的欧亚大陆的国家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及为何在经济方面早已不需进行狩猎活动后很久，仍然有从事狩猎活动的“政治”必要性。值得怀疑的是，那些最常利用皇家狩猎活动的人是否曾对其各种特征进行过分类或枚举；更有可能的是，他们只是利用了皇家狩猎活动，认为其可以达到满意结果的同时也令人感到满意——他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存在皇家狩猎活动的世界。
借用波兰尼（Polyani）对古代市场的描述，皇家狩猎活动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嵌入社会。[59]这种嵌入性也可以阐释皇家狩猎活动的最终灭亡。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皇家狩猎活动的内容已经经过了改造，但是其基本功能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直至公元19世纪时，随着国际关系与战争活动中新标准的出现，皇家狩猎活动的功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皇家狩猎活动的核心政治环境被新的国家形式所破坏，后者基于完全不同的组织形式和交流方法，使用了全新的手段来控制野生自然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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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llsen，Thomas T. 1997 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 Cambrid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85-86.
[4] Mair，Victor H. 1988 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11-31.
[5] Liu，James T. C. 1985 “Polo and Cultural Change：From T’ang to Sung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03-5，and Bower，Virginia L. 1991 “Polo in Tang China：Sport and Art.” Asian Art 4，1：23-45.
[6] Teggard，Frederick J. 1941 Theory and Processes of Histo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93-127，他对这些争论作了精妙的分析。
[7] 例如请参见Perry，W. J. 1968 The Children of the Sun：A Study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1923. Reprint London：Methuen，406-27。
[8] 请参见Dixon，Roland B. 1928 The Building of Cultures. New York：Scribner’s，241-64，and Lowie，Robert 1937 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 New York：Farrar & Rinehart，160-69。
[9] 关于对这些言论的批判，请参见Haslip-Viera，Gabriel，Bernard Ortiz de Montellano，and Warren Barbour 1997 “Robbing Native American Cultures：Van Sertima’s Afrocentricity and the Olmecs.” Current Anthropology 38：419-41，with invited commentary，附评论。
[10] Sherratt 1995，1-32.
[11] Bradshaw，John L. 1988 “The Evolution of Human Lateral Asymmetries：New Evidence and Second Thoughts.” Journal of Human Evolution 17：632-33.
[12] 关于此讨论以及之后的讨论，请参见Renfrew，Colin 1986 “Introduction.” In Colin Renfrew and John F. Cherry，eds.，Peer Polity Interaction and Socio-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p. 1-18.Quotes on p.1。
[13] Kramer，Samuel Noah 1981 History Begins at Sumer. 1956. Reprint 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224.
[14] Wagoner，Phillip B. 1995 “‘Sultan Among Hindu Kings’：Dress，Titles and Islamicization of Hindu Culture at Vijayanagar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5：851-80.
[15] Duby，Georges 1974 The Early Growth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77-78.参见Elias，Norbert 1994 The Civilizing Process. Oxford：Blackwell，96。
[16] 关于冶金术，请参见Linduff，Katherine M. 1998 “The Emergence and Demise of Bronze-Producing Cultures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 of China.” In Mair 1998，637-38。
[17] Haussig，Hans Wilhelm 1988 Die Geschichte Zentralasiens und der Seidenstrasse in islamischer Zeit.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124；Haussig，Hans Wilhelm 1992 Arch?ologie und Kunst der Seidenstrasse. Darmstadt：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98，illus. 157，and 312-13，illus. 536-37；and Hayashi，Ryōichi 1975 The Silk Road and the Shoso-in. New York：Weatherhill，12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