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日记的蒋介石
一 空前绝后的日记
与日记格斗的“快感”
阅读日记这项工作，虽然一方面是为了研究与取材，但另一方面，当从中探寻出“过去从未发现的事物”时，那样的快感也是难以言喻的；或许也可以说，那就是一种得窥庐山真面目的喜悦吧！
日记，是以“不被他人所察觉”为前提书写而成的作品。在那当中，隐含的是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真实的告白”。当然，在这世上也有所谓的“交换日记”，但尽管如此，大体上而言，日记仍然是一种除了自己，别无他人得见的写作体裁。
然而，因为日记也是整体历史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的好奇心自然不会轻易地放过它。日记不只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真实的告白”，其身为史料的价值也是弥足珍贵。如果这本日记的执我乃是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那么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更加非同寻常了。
正因如此，在历史学中，政治家的日记被视为一手史料，相当受重视。
以日本的情况来说，政治人物撰写日记的开端，最早可以追溯到平安时代贵族所撰写的日记。当时的贵族们，会透过日记将每天的工作状况记录下来；由于当时是贵族体系正在迈向定型化的时代，贵族子弟通常会承袭父亲担任同样的工作，因此透过日记，将自己的工作内容传承给子弟，就变成了贵族们需要做的事。
明治维新以降，也有许多政治家撰写个人日记，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横跨明治、大正时期的政治家原敬[1]的日记。而在战后的日本，也有佐藤荣作和岸信介等人的日记被公开刊载。
另外，在近代中华世界众多政治人物的日记中，展现出无与伦比存在感的，莫过于蒋介石的日记了。我之所以开始撰写本书，也是源自和蒋介石日记之间的“格斗”。
横跨57年的记述
蒋介石从1915年，也就是日本的大正四年，开始撰写他的日记；那年，他28岁。57年后的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8月，当时已85岁高龄的蒋介石，停止了日记的撰写，那是他在1975年（昭和五十年）过世前3年的事。这时，蒋介石的身体由于数年前遭逢车祸而严重萎缩，因此已经无法继续提笔写作。这部跨越57年、持续写作而成的日记，可以说是一部空前绝后的日记。
在蒋介石撰写日记的这半个多世纪间，他一步步踏上中国政治的中心，而且几乎不曾离开过这个圈子的核心，可以说他是极其罕见的人物；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围绕着孙文、蒋介石和毛泽东3人而形成的历史。正因如此，这部浓缩了蒋介石一生的日记，以日记的价值而言，可以说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在这57年的日记当中，有4年的日记目前处于佚失状态。1915年、1916年、1917年三年的日记，在蒋介石于1918年在福建作战遭到奇袭仅以身免、仓皇逃命之际丧失殆尽，最后只有1915年共计13天的日记残存下来。至于1917年的记述，虽然后来蒋介石以回忆录的形式加以撰写留存，但严格说来并不能称为“日记”。
除了这三年之外，蒋介石另外佚失的一年日记，是1924年的日记。这年的日记佚失的原因，至今仍然不甚清楚，只知当1930年时任蒋介石贴身秘书的毛思诚为蒋介石誊录日记时，该年份的日记就已经不存在了。
总而言之，蒋介石现存于世的日记共计53年份，册数共达63册。
中国研究蒋介石的第一人——杨天石先生的评论，足以清楚表现出蒋介石日记的价值和意义：
不只是中国，就算综览全世界的政治家，横跨如此长时间、包含如此丰富内容的日记，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蒋介石成为“日记魔”的理由
那么，蒋介石为什么会成为这种执着于撰写日记的“日记魔”呢？关于这方面的理由，可以从众多方面加以解析。
蒋介石在日记的开端，曾经强烈表达过自己对于清朝末年的军人政治家——曾国藩的崇敬之情。蒋介石常在有意无意间模仿曾国藩的处世行事。而身为文人，文采也相当优秀的曾国藩，也曾留下一套“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内容相当详尽的日记集。
蒋介石在1913年国民党为了打倒袁世凯而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之后，逃亡到东京，和孙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投身于革命事业。在那段逃亡日本的时间中，蒋介石曾经拼命阅读曾国藩的著作。
支撑起衰退中的清朝，成为国家栋梁的汉人政治家曾国藩，对于青年蒋介石的价值观，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蒋介石在日记中，也会记下每天的天气、温度和当天是星期几。他记载星期几的方式，是日本式的“火曜日”、“水曜日”，然而一般中国人并不会使用“曜日”，而是以“星期一”（月曜日）、“星期三”（水曜日）的方式进行记录。因此也有人推测，蒋介石撰写日记的习惯源自他在日本就读军校时所受到的影响。
从小接受严格儒教训练的蒋介石，在修身养性方面有着相当强烈的自我要求。对他而言，日记是一种备忘录的替代品，可以让自己在日后阅读时深刻自省，并且激励自身更加奋发向上。同时，日记也有对子孙进行家教的作用，蒋介石就经常要求儿子蒋经国阅读自己的日记。
蒋介石撰写日记的时间并非晚间就寝前，而是早晨。身为台湾国民党重要干部、“外交部部长”的蒋介石之孙蒋孝严，幼年时期就经常见到祖父撰写日记的身影：
每天早上，祖父（蒋介石）都会一大早便起床书写日记。他总是用毛笔，一字一字仔细地写着，家里的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他这样书写的身影。每天确实书写着日记的祖父，这就是我脑海中对蒋介石的印象。对家人而言，祖父撰写日记的模样，可以说完全就是一幅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景象。（摘自我对蒋孝严本人的访谈）
蒋介石个人的性格倾向也和日记这一表达形式有着若干程度的吻合。若是以德国心理学家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2]的分类来看，蒋介石大概就是属于“黏着质型”与“偏执质型”的组合吧！
黏着质型（N型）的人异常顽固，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容他人阻挠。这种人虽然有不易通融的一面，但相当踏实努力，一旦投身某种事业，就会坚忍不拔地坚持到底。至于所谓的“偏执质型”，则是以坚定的信念和自信为基础，相当自我中心的一种性格。这种人可以发挥出相当强烈的领导能力，但是在待人接物以及理解他人心情上，则显得相当困难。蒋介石正是这两种性格的结合体。
若要用一个词让人清楚理解蒋介石这个人，那么最恰当的词就是“执念”两字。
朝着自己认定的唯一目标迈进，透过强烈的耐力与毅力，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8年抗战期间，面对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日军，蒋介石通过将敌军钉死在中国内地、顽强的抵抗方式，不断造成日本军的消耗；即使当他被共产党击败，撤退到台湾，也能重新成功建立起自己在“军队”和“国家”中的权威。
对这样的蒋介石而言，日记正是表露自我、省视自我的一种习惯性体现；日复一日、不曾停歇地撰写日记的蒋介石，将这样的事情当成了自己每天应尽的义务。
蒋介石日记中的一页（作者拍摄）
极高的真实性
关于日记内容的真实性如何，虽然至今仍有相当大的争议，不过一般而言，研究者普遍认为，日记是属于具有“高度真实性”的史料。当然，日记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当事人本身零碎记忆所组成的记述，如果不配合历史上客观的史料加以验证，就无法建构起有血有肉的架构。但即使如此，蒋介石日记乃是有关亚洲近代史珍贵的一级史料，这点仍然是为全世界所共同认可的。
追本溯源，日记可分为两种形式。其一，是以让他人看见为前提而撰写的日记，例如目前保存在台北档案馆的蒋介石的政敌阎锡山的日记。这部日记通篇都是格言与古籍内容的引用；很明显，阎锡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日记，让人看见自己伟大的一面，但这样的日记，并不具备任何史料价值。我原本希望通过阅读这本日记，了解被阎锡山留用的日本兵的状况，但我没有发现任何值得参考的内容，只是徒添失望而已。
另一种日记，则是只为了自己而写的日记。在这样的日记中，作者投入了感情、记载了自己的交友情况，同时也留下了自己身边所发生种种事情的记录。蒋介石的日记，基本上属于这一类型。
蒋介石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生活糜烂、嗜赌好色、和无赖流氓群聚为伍的岁月；那个时候，在他的日记中充满着“真想死”或是“真讨厌”这种带有强烈个人感情的内容。
尔后，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日渐上升，他眼中所见的世界为之一变，同时也逐渐开始以严格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己，因此日记中自省的记述也随之增加。蒋介石把坐禅审视内心当成每天必做的日课，从他的日记中，也可以一窥他在“修身”这方面的体验。尽管蒋介石一定意识到自己的日记会暴露在秘书或家族等亲近之人的眼中，但对于后半生都处于绝对权力掌控者地位的他而言，为此虚饰自己的行为，其必要性可以说相当低。
再者，蒋介石身为国家的指导者，其日记内容自然充斥着有关政治、军事、党务等重要事务的记述；在这方面，蒋介石似乎也有为了避免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记忆模糊而特地将它记录下来的意味。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就很有必要保持自己日记的真实度。当然，随着这样的发展，他年轻时那种个人书写式的日记也逐渐减少，转而以国家大事的记述为中心。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经常包含了像是“今后几日的预定事项”“应当注意的事情”“本日发生的事件”“前周的反省”“本周的工作预定表”“本月的反省录”“本月的重要事项”之类的分类。从蒋介石身为领导者的角度来看，日记在这里扮演的是协助他将所思考的事项网罗其中，一种类似于随身笔记本的角色。当然，在蒋介石日记中也会有未曾记录的事项，如对政敌的放逐与监视、军队或警察的残酷行动等，在日记中从未被提及。尽管如此，蒋介石日记所具备的真实性，仍然是不容否定的。
围绕日记的骨肉之争
这部日记在蒋介石还活着的时候，是由他本人保管；而在他死后，则是由长子蒋经国以“总统”身份，承继了它的保管任务。当蒋经国在1988年亡故之后，这部日记被托付到他的三子蒋孝勇手中；而当蒋孝勇在1996年病故之后，日记便由其遗孀蒋方智怡来保管。蒋介石的日记乃是蒋家秘中之秘，基本上一次也不曾暴露在外界面前。
然而，台湾政局的变化，改变了这部日记的命运。
2000年，击败国民党上台的民进党“总统”陈水扁开始推动“去蒋介石”、“去个人崇拜”的政治运动。原本设置在机关学校里的蒋介石铜像陆续被撤去，并且其中许多遭到了销毁。
面对这种情况，日记的保管者蒋方智怡女士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由于担心日记落入民进党之手，蒋方智怡以50年为期，将蒋介石日记交给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保管。当时，原本保管在加拿大与美国的日记，被统一移交给了胡佛研究所负责该日记保管暨公开的郭岱君研究员[3]手中。
在将日记交由胡佛研究所托管之际，以向一般大众公开为前提，蒋家提出了但书，要求对日记进行修复并加以微胶卷化。蒋介石撰写日记的时候，使用的大多是商务印书馆出品的“国民日记”这种日记本；其中一部分日记距今已百年之久，纸张的腐蚀、黄化自是不可避免。2004年日记的委托契约正式完成后，胡佛研究所立刻开始修复工作，有关日记的微胶卷化也同步开始进行。
蒋家的成员以及亲近蒋家的研究者，对于日记中不适宜公开的部分进行了检查，并在微胶卷上做了涂黑处理。不过，隐藏的部分被限定仅止于有关家族隐私的事项。
就在这项工作接近尾声之际，2006年3月，1918年至1931年的蒋介石日记首先获得公开，接着在2007年4月，又公开了截至1945年的部分。在我造访胡佛研究所的2008年夏天，截至1955年的日记也已陆续公开发表，而时至今日，截至1972年的所有日记，业已完全公开。
对关注蒋介石的人而言，不论日记的公开地点是美国还是中国台湾，对于能够接触这样的一手史料，他们都一致表示非常欢迎。然而，在蒋家成员当中，对于透过胡佛研究所公开日记一事感到不快者，仍然大有人在。
这个问题浮上台面是2010年围绕蒋介石日记的出版引发的蒋家“内争”。
胡佛研究所虽然已经公开发表了截至1972年的完整蒋介石日记，但对研究者而言，若非远赴斯坦福大学，无法得窥日记的面貌。因此基于现实考虑，要求蒋介石日记除了在美国公开发表之外，也应更进一步让蒋介石曾经统治过的台湾人阅读的声浪，也自然而然地高涨起来。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作者拍摄）
顺应这股声浪，蒋介石日记在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前期准备也在进行中，并获得了将蒋介石日记存放在胡佛研究所的蒋方智怡女士的同意。不仅众多的研究者，很多热衷历史的人也同样期待出版之日的到来。
然而就在2010年底，蒋介石的曾孙女蒋友梅[4]女士发表声明，对于日记的出版明确表示反对。此举在台湾学术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蒋友梅的主张是，自己是蒋介石与蒋经国日记的法定继承人之一；在将日记委托给胡佛研究所乃至于出版时，理应得到所有法定继承人的签约同意才行。蒋方智怡女士对于此一长时间的托管与让渡契约，并没有做出善意的响应，因此她下定决心，发表公开声明。
蒋友梅表示，“若是对方没有做出‘积极的响应’，不排除采取法律行动”；换句话说，这封公开信就是一份态度强硬的“最后通牒”。
据我所知，当蒋方智怡决定将蒋介石日记委托胡佛研究所保管50年的时候，只有极少数蒋家人得知了她的这个决定；因此，“为什么要刻意把家族重要的日记特地交给远在美国的研究机关保管”？她的这一一举动在蒋家人之间点燃了不满的火种。
前面提到的蒋孝严，也曾特地针对日记公开发表一事，向我表示了以下的看法：
我并不赞成将日记送往美国，而我事前对此也一无所知，其他的蒋家人对此也同样并不知情。日记应当是归于国家和国民党的所有物，虽然她（蒋方智怡）说，自己当时是出于对民进党可能毁坏日记一事感到忧惧，但事实上这样的担心纯属多余。她是否对于台湾的政治太过信心不足了呢？
由于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和不止一位女性生下子女，所以蒋家的家庭状况相当复杂，当中关系不睦者也不在少数。
根据蒋友梅的声明，日记继承权的拥有者，应为目前在世的这9人：蒋孝章（蒋介石的孙女、蒋经国的女儿），蒋蔡惠媚[5]，蒋方智怡，蒋友梅，蒋友兰（蒋介石的曾孙女、蒋经国的孙女），蒋友松（蒋介石的长曾孙、蒋经国的长孙），蒋友柏（蒋介石的曾孙、蒋经国的孙子），蒋友常（蒋介石的曾孙、蒋经国的孙子），蒋友青（蒋介石的曾孙、蒋经国的孙子）。蒋友梅坚称，蒋方智怡不过是9位继承人当中的一位，却在没有获得其他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自行与胡佛研究所签订契约，此举已经严重侵害了其他继承人的权利。
的确，将日记视为继承遗产的一部分，这样的主张不是不能理解，只是对蒋介石本人来说，一部根本称不上有任何资产价值的日记，竟然会引发家中如此大的纷争，这恐怕是他完全料想不到的吧！2013年春天我进行本书相关取材工作的时候，“中研院”的负责人露出一副忧郁的表情对我说：“一旦获得许可，我们下个月就可以马上印刷好并在书店上市，可是……”目前日记的印行问世，只能寄望于蒋家内部的协调能够顺利进行，然而在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日记的出版仍然遥遥无期。
蒋方智怡女士（作者拍摄）
若是把蒋家的这种内斗看成政治花絮的话，是件相当有趣的事情，不过话说回来，这或许也是蒋介石日记直至现在依然不断散发出的磁石般魅力所引发的“事件”吧！
这不只是“历史背后的一格画面”
我开始想要以在东渡台湾的蒋介石身边协助他进行军事训练、由旧日本军人所组成的军事顾问团“白团”为主题进行写作，是2008年夏天的事。
当时，胡佛研究所刚刚公布了1945～1954年的蒋介石日记。从国共内战到败退台湾，再到朝鲜战争的爆发，这段时期不管对中国近代史还是亚洲的近代史，都是一段重要的时期；于是，为了阅读蒋介石日记，我以新闻社特派员的身份，从台北前往美国。
令我惊讶的是，当我阅读到1948年后半年的日记时，有关“白团”“富田”“白鸿亮”“日籍教官”等和白团相关的记述，突然开始暴增了起来。虽然我对于白团的事也略有所知，但对它的理解程度，也不过就是“历史背后的一格画面”罢了；事实上，当我刚开始进行蒋介石日记的相关取材工作时，根本没有计划要叙述有关白团的问题。
然而，1949～1950年，蒋介石在日记中几乎是连续不断地提及白团。在此期间，蒋介石本人为了招募前日本军人而和部下反复协商，煞费苦心地和美国派来的军事顾问进行协调，同时自身也相当热情地参与了白团的军事教育课程。
我越阅读蒋介石的日记，就越发确信，白团并不只是“历史背后的一格画面”，而是左右“国家”命运的一大关键。
重新评价白团的趋势
当我在美国进行取材工作的时候，原本是想针对蒋介石日记进行整体相关的企划，而有关白团的内容只是在其中一部分记述中稍微提及而已。但我越是深入，就越觉得对于白团，不该只是用这样寥寥数页的篇幅描述；那种未完成的感觉，就像是利刃一样不断刺痛着我的心。
在我下定决心探讨蒋介石与白团问题的同时，对我产生很大影响的还有我在蒋介石日记的发表地点——胡佛研究所里遇到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者。
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发表，让胡佛研究所一夜之间跃为世界性的研究圣地。若是要阅读日记，就只能直接走访胡佛研究所，而且由于日记禁止影印，所以每位研究者，都只能用自己的手抄下相关的内容。
为了这点，来自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还有美国等地的大量研究者，将胡佛研究所挤得满满的，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心血投注在对蒋介石日记的抄写之中。
我造访胡佛研究所的时候，日记正好发表到相当重要的时期（国共内战至朝鲜战争）。超乎寻常数量的研究者群集在这里，将仅仅30席的阅览室挤得水泄不通，甚至连开设在隔壁房间的临时阅览室里，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阅览室早上8点半开放，下午4点半关门；当研究所关门之后，研究者便会继续转战大学的咖啡厅，相互交流成果。“今天，我发现了这样的记述”、“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大概是这样的含义吧？”诸如此类的讨论不断持续着。对我而言，每天能够参加这样的讨论，让我不禁感受到相当强烈的刺激。
毕竟，这些人都是世界各国、各地区在中国近代史以及蒋介石研究方面，走在最前端的优秀人物。正因如此，在研究所里，不用特地劳心劳力东奔西走，就能尽情聆听许多研究者的讨论，而且也可以了解他们各自对于蒋介石所持的见解。
在进行取材工作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世界正以现在进行式的积极态度，对蒋介石进行全面的再评价。
台湾蒋介石研究第一人、现任台北档案馆“国史馆”馆长的吕芳上，在胡佛研究所取材时，曾经做过如下表示：
日记的公开，带动了对于蒋介石、中华民国史，以及国民党研究的兴盛风气。在过去，得以接触蒋介石相关资料的，仅限于少数与蒋家以及国民党亲近的人士，一般的学者只能带着羡慕的眼光，可望而不可即。然而，随着日记的数字化与全面公开，我辈学者在感怀时代变化的同时，更应铭记，这是为客观评价蒋介石这个人奠定基础的最好时机。
过去，在“统治”台湾的国民党一党专政下，蒋介石被赋予了神化的地位。而在因政党轮替诞生的民进党当局眼中，正如陈水扁对蒋介石的评价“杀人魔王”般，蒋介石被摆到了“镇压民众的冷酷领导者”位子上；说得更明白一点，就是一下子由“神”跌到了“恶魔”的地位。
另外在大陆，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将在台湾持续对抗新政权的蒋介石视为“人民的公敌”，因此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大陆几乎找不到任何研究蒋介石的学者。然而，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和蒋介石有关的言论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开放；现在中国出版界正掀起一股“蒋介石热”。
杨天石教授（作者拍摄）
从大陆远道前来胡佛研究所的杨天石，是中国最早开始蒋介石研究的学者之一，回顾过往，他做了如下表示：
只要提到研究蒋介石，就很难找到适当的发表场所，还会遭到种种有形无形的刁难，这样的情况从10年前到现在，一直都持续着。然而，现在在中国全国的研究者当中，蒋介石研究已经变成了极其热门的一门显学。在过去，我们大陆的学者完全无法接触保存在台湾的蒋介石相关文献，但如今在美国这里，胡佛研究所不限条件，向所有人发表了可以公开阅读的蒋介石日记，我们因此能够接触第一手的客观史料，在蒋介石研究方面的可信度也骤然提高了许多。
现在杨天石关注的重点是，“蒋介石为何在大陆失败，又为何在台湾成功？”在他看来，找寻出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现在的中国是极具意义的事情。
杨天石是这样说的：
蒋介石在1945年迎向了人生的巅峰。然而，仅仅4年之后，他就惨败在共产党的手中，失去一切逃到了台湾。在探讨他失败的原因时，这本日记可以提供相当有用的内容。例如，蒋对于毛泽东的过低评价；1945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交涉时[6]，他在日记上写下“毛泽东是个不值一提的对手”；同时，他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与权威，最后终于招致失败。然而，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与建设台湾方面的成功，仍然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龙应台
就在我前往胡佛研究所的时候，在台湾著有多本畅销书的女作家龙应台，也为了一睹蒋介石日记真容，只身来到美国西海岸。这时候，龙应台正在为她的新作《大江大海1949》进行取材工作。这本书之后在台湾成为炙手可热的超级畅销书，并于2012年6月以“台湾海峡1949”为标题，由白水社出版了日文版。当时，龙应台是为了了解1949年前后蒋介石的心理状态来到美国的。
作家龙应台（作者拍摄）
对于日记，龙应台的看法是这样的：
蒋介石的日记可以说相当有意思。它的表现非常真实，在那当中几乎感觉不出虚伪的记述。蒋介石的思想与思维，在当时可以说决定了台湾的一切，而他对于我们这个世代，也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这样的过程透过这本日记，可以获得清楚的了解。
另外，对于日记中所见的蒋介石个性，龙应台也有自己的看法：
这本日记，在呈现蒋介石如同日本人般的坚忍，对基督教的虔信，每日殚精竭虑、反复思考问题等面相的同时，也呈现了优柔寡断、欠缺决断力、不信任他人、欠缺自我反省等决定性的缺点。不管长处或是短处，透过这本日记，我们都能清楚发现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蒋介石。
即使在日本，蒋介石日记的公开也对近现代史研究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2007年，在日本成立了跨院校的“蒋介石研究会”；担任该会顾问的庆应大学荣誉教授山田辰雄提起蒋介石日记的意义时，是这样说的：
一方面，蒋介石是谈及中日关系史时，无可避免一定会触及的人物，另一方面，就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中国政治这一特征而言，这本日记的意义也相当重大。今后10年，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应当会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浮上台面吧！只是，光就日记本身进行钻研，并不能算是完整的研究；重点是，透过日记提供的线索，我们能够做出怎样的论述？
在蒋介石研究已然细分化的现在，我认为与其全面书写蒋介石这个人物，不如针对特定的主题深入探讨，从而描绘出蒋介石的某一面，这样的做法更适合身为新闻记者的我。于是，我下定决心，将自己接下来预备长时间进行探讨的主题，设定在“白团”上。
二 在因缘的土地上
以德报怨之碑
在所有外国的政治家当中，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蒋介石这样终其一生与日本有着极深牵连的人物了。
事实上，我们可以清楚地说，蒋介石与日本的缘分之深厚，远超寻常。
或许有人会说，“除了蒋介石以外还有其他和日本渊源颇深的政治人物，比方说孙文，不是吗？”确实，孙文和日本的关系是很深厚的。孙文自己是在日本孕育出革命的志向，同时他也有许多日本知己。当有必要的时候，孙文总可以得到“来自日本的支援”，而当时的日本人也有那样的度量和思想，足以接纳、响应孙文；对孙文而言，这实在是件相当幸运的事。
从这层意义来看，孙文和日本之间确实有某种缘分。只是，由于目的相当明确，孙文本身与日本社会的牵连，就只彻头彻尾地局限于“革命家与政治家”的范畴当中；换言之，孙文对日本的理解，还是有局限的。
相对于孙文，蒋介石早在还籍籍无名的时候，就已经前往日本学习。在日本，他以军人的身份接受磨炼，而当他的地位逐渐升高之后，则转为政治家，站在与日本对立的一方。被日本深深吸引、与日本作战，然后又利用日本，在蒋介石的整体人格当中，可以清楚看出日本的深刻烙印。而在他87年的生涯里，有一大半深陷在日本的阴影之中，无法自拔。
虽然败退到台湾之后，蒋介石就不曾再踏上过日本的土地，但终战时蒋介石所高唱的“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却让许多日本人油然而生对蒋介石的尊敬与感谢之情；一直到蒋介石去世为止，前来台湾拜访他的日本政治家与知识分子，始终络绎不绝。
这使得蒋介石在日本留下了许多被半神化的“记忆”。存在于日本社会当中的蒋介石形象，若是将之放入“历史人物是以怎样的方式被记忆下来”这个领域加以理解的话，也是一份相当适合我们探讨的素材。
关于这样的“记忆”典型，我们可以在千叶县的外房地区一个平凡无奇的城镇中窥见一斑。
顺着沿海岸线南北纵走的国道128号线南下，往左手边望去，可以看见外房海岸绵延不断的九十九里滨；行驶一个半小时之后，便到达了夷隅市[7]的岬町。在平成年间的市町村合并之前，这里原本的名字叫作“夷隅郡岬町”。
这一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冬暖夏凉气候，还有着充满白沙与青松的广阔海岸线，因此自古以来即以疗养胜地为众人所喜爱，文豪森鸥外也曾在此建筑夏季别庄。
战前，与孙文交情深厚的梅屋庄吉[8]的别墅就坐落在这里，中国革命的支援者头山满[9]、宫崎滔天等，也曾聚集于这栋别墅中商讨大计。梅屋是日活电影公司的创办者。当孙文与宋家三姊妹中的宋庆龄举行结婚典礼时，他们所选择的婚礼场所——位于东京日比谷公园内的餐厅“松元楼”，也与梅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岬町江场土的十字路口一角的空地上，有一处被低矮的灌木所包围的地方，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块高约两公尺、用黑色花岗岩雕刻而成的气派石碑：
以德报怨之碑
在这块气派的石碑上，用漂亮的字体刻着这几个大字。
千叶县夷隅市的“以德报怨之碑”（作者拍摄）
石碑背后的说明是这样写的：
岬町乃是与蒋介石“总统”因缘甚深的土地。我等为报答蒋介石“总统”的恩情，特在此设立此以德报怨之碑。在缅怀蒋“总统”遗德之余，我等亦在此立誓，日中将永保和平亲善，直至后世不绝。
日期是昭和六十年四月吉日，立碑者是“蒋介石‘总统’显彰会”。
“日本战败后，善待众多日本人的蒋介石”
为了了解石碑设立的前因后果，我走访了夷隅市公所，但文化部门的有关人员却告诉我：“虽然我知道有这块石碑，但到底是由谁建造的，我并不清楚。”于是我回到石碑竖立的场所，再次仔细端详石碑，但上面除了“蒋介石‘总统’显彰会”这个名称外，再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人名或是联络方式。不过，在石碑的背后，刻着“石井石材店”；我向附近的人打听，得知这是一家位于立碑地点50公尺左右处的石材店。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扶轮社的人做的吧？你可以去千叶水泥打听看看，那家公司是这一带扶轮社的中心唷！”石井石材店的老板这样告诉我。
千叶水泥同样位于岬町内，是一家地方性质的企业。尽管我的造访相当突然，不过社长浅野和夫还是将我迎入会客室，并且亲切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因为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也有点记不清楚了……”浅野一面这样说着，一面绞尽脑汁搜寻自己的记忆，试着回想起当时的状况。据他表示，石碑是由町内一位名叫“清水丰”的乡土史家首先提倡，并获得以浅野为首的扶轮社成员的赞助，最终建造而成的。
因为蒋介石是位在日本战败后仍然善待众多日本人的伟大人物，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竖立这块石碑是件有意义的好事。最初我们本来是打算在町有地上建造的，可是共产党人知道之后火冒三丈，破口大骂说“真是岂有此理”，还一状告到町长那里，所以我们最后只好借用私有地的一角来立碑了。石碑揭幕的时候，台湾当局也有人来参加；当它建造完成之后，我们大家还一起去台湾旅游了呢！
浅野像是很怀念似地说着。我看了一下当时的收支明细资料，一股1万元[10]的募款，有超过200人响应入股，最后募集到的资金大约是300万元左右。
只是，为什么他们非得竖立有关蒋介石的碑不可呢？光是听浅野的话，我还是觉得有什么地方似乎不太对劲，于是我请浅野打了通电话给清水丰；清水的家，在距离千叶水泥公司1公里远的住宅街上。
宋美龄也来过这里？
这时候，清水已经是89岁高龄的老翁了。尽管他的重听程度相当严重，但记忆力却好得让人吃惊。一开始他以“听力不好”为由，对访谈持排斥的态度，但当他打开话匣子之后，蒋介石、孙文、宋美龄等名人便以岬町这个舞台为中心，陆续在他的故事中登场。
根据清水所言，蒋介石在20岁出头留学日本时，经常会到岬町的梅屋别庄享受休闲时光。透过孙文的引荐，蒋介石认识了梅屋庄吉，并且如同仰慕母亲一般仰慕着庄吉的妻子阿德。每次蒋介石来这里时，阿德都会帮他烧洗澡水、准备餐点、洗衣服，简直就是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在疼爱。即使在成为中国的军事领袖之后，蒋介石也还是会不时前来此地拜访。
蒋介石往返于东京和岬町之间的时候，据说偶尔也会带着宋美龄一起在岬町的街头散步。虽然他们两人在此停留是极端机密之事，但我曾经从一位担任过蒋介石司机的人士以及其他友人那里，详细听过当时的情况。那个时候，蒋介石正处于既失势又失意的人生谷底，他心中充满了迷惑，不断思索着是不是该和宋美龄一起逃往美国。这时候，梅屋先生对蒋介石大声怒吼道：“孙先生视你为后继者，将革命的未来托付给了你；明知如此你还要逃到美国去，你这样子还算是个男人吗？”遭到梅屋先生这样怒喝后，蒋介石便打消了前往美国的念头！
清水眉飞色舞地讲着这段关于蒋介石的逸闻，不过在这故事当中却有不少值得怀疑之处。毕竟，目前并没有宋美龄曾经来过日本的记录，所以究竟是那位司机搞错了呢，还是她真的曾在极机密的状态下入境日本呢？这点实在很难说。不过，后半段蒋介石与梅屋的对话若真实存在，那的确是相当令人感兴趣的一件事。
为建碑奔走的清水丰先生（作者拍摄）
在故事发生的时点之后，梅屋曾经应蒋介石之邀，以中华民国国宾的身份前往中国。1932年爆发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时，对于中日关系未来发展深感忧心的梅屋，也曾经写信给蒋介石，呼吁保持日中亲善。1934年（昭和九年），广田弘毅外相敦请身为日本与国民政府领袖（即蒋介石）之间沟通桥梁的梅屋出山，为改善中日关系斡旋。于是梅屋强撑着老迈的身体，从岬町的别庄准备动身前往中国；然而，就在他要搭乘外房线列车的时候，却在站台上昏倒，一个星期之后便逝世了。举行葬礼时，蒋介石致赠的花圈摆放在现场。据说他下葬的时候，棺木上还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中华民国国旗。
清水相当自豪地说：
虽然我不曾直接见过蒋介石，但蒋介石与我父亲同样是出生在明治二十年（1887年），所以我一直很关心蒋介石。那块石碑，是为了将蒋介石与这个城镇的深厚牵连透过历史记忆的形式加以保存而兴建的。碑文的题字是我拜托千叶有名的书法家写的，至于后面的解说，则是我自己撰写的。
这是对蒋介石多么朴实的敬仰啊！在日本这个国度里，有着像清水这样毫无其他企图，只是纯粹表达对蒋介石的感谢之意的人，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实。
“横扫千军”墨宝
有关蒋介石的“记忆”，也透过书法的形式在日本留存下来。
台北的地标之一是坐落在市中心、向来往人们展露其威严面貌的中正纪念堂。“中正”是蒋介石的名（“介石”则是字）。为了缅怀父亲，蒋经国建造了这栋纯白的巨大建筑物。建筑物主体的前面有着宽阔的广场，两侧则并立着仿中式宫殿建筑的台北剧院与台北音乐厅。
陈水扁时代，中正纪念堂是台湾政争的焦点。强烈批判蒋介石个人崇拜的陈水扁，企图将这座被他视为权威主义象征的建筑强行“改名”。此举遭到在野的国民党强烈反对；改名计划最后并没有实现，但还是将中正纪念堂前广场正门上悬挂的“大中至正”横额给拆了下来，换成了“自由广场”四个字。“大中至正”这句成语的意思是“不论做什么事都要保持中庸，方为正道”；它在作为蒋介石座右铭的同时，也包含了他的名字“中正”。在为了彰显蒋介石而设立的中正纪念堂里，这是一句最具象征意义的标语。
在中正纪念堂的一楼有间展示室，里面摆放着与蒋介石有关的种种物品。在展示室的墙上挂着一幅墨宝，上面写着这样四个字：
横扫千军
收藏于台北市中正纪念堂的蒋介石墨宝“横扫千军”（作者拍摄）
没多少人知道，这幅墨宝在蒋介石的生涯当中其实具有重大意义，可以说是相当于纪念碑般的存在。
“横扫千军”是蒋介石旅居日本三大温泉之一——有马温泉的时候，亲笔题下的字。
1927年（昭和二年）9月28日清晨，蒋介石搭上了从上海开往长崎的定期客轮“上海丸”，随行人员包括蒋的亲信张群在内，一共有9人。蒋介石一行人住在船上的101号客舱。当他在客舱内短暂休息并接受船长的邀请当场挥毫之后，又应同船的日本新闻记者请求，和对方进行了一次访谈。
当时，从上海到长崎得花上超过24小时以上的时间，可以说是一段相当漫长的航程。古今中外，记者感兴趣的东西一向大同小异。通常，他们会使用所谓“搭便车”的手法获得新闻内容，也就是当取材对象要前往某个地点时，跟着他一同顺道前往，然后再利用路途中的空档，从空闲下来的采访对象口中，小心翼翼地套出自己想了解的内容。
在这次访谈中，蒋介石表示，自己的这趟访日之行，“并没有任何政治意味”。然而，这次走访日本，却让蒋介石迎来了人生的重大转机。事实上，就在蒋介石访日之前不久，《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11]以“好事将近”为主题，报道了当时蔚为话题、有关蒋介石与宋美龄婚事的发展。报道指出，蒋宋两人的婚事已经渐入佳境。当日本记者问到有关此事的实际情况时，蒋介石的回应是“大致上算是事实吧”，等于变相承认了确有此事。
在有马温泉定下婚约
对于与浙江财阀宋家的三女宋美龄结婚一事，蒋介石心中其实始终抱持着一丝不安。
让他不安的原因是，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取得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的同意。不管在哪个国家，母亲的意见对于婚姻都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宋家一直以来就是属于女性较强势的家族。因此，蒋介石这趟日本行另一个隐藏的目的，就是要与正在日本疗养的倪桂珍见面，并设法说服她点头答应这门婚事。不过，在日本记者的面前，他当然是不会明白把这些话说出口的。
蒋介石所期盼的，是借由这桩婚事，设法接近掌握中国经济的宋家。蒋介石自己也是浙江人；虽然他已经掌握了中国的军权，但是他在党内的基础并不稳定，时常处于政敌环伺的状况之中。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除了军队之外，在政经各界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嫡系，所以在党内的政治斗争中，经常会被逼到极其不利的苦境。事实上，就在这次访日之前不久，他才因为国民党的内部对立，被迫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
若是要培养自己的嫡系，那就需要金钱。纵使在战场上总能展现出其他军人望尘莫及的魅力与作战能力，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政争中，还是经常处于劣势。军人不及文人的现实，让蒋介石不断苦思，究竟该用什么方法，才能打破这种困局？
为了巩固地位，蒋介石无论如何都希望能够争取到资金雄厚的宋家作为自己的后盾。另外，宋美龄也相当欣赏蒋介石身为军人领袖的强烈个性，那种个性是那些围绕在她身边、出身良好的财经界求婚者身上所见不到的。众所周知，蒋介石的性格相当急躁火爆，不过这火爆个性到了宋美龄口中，反而变成了“男人不都是这副德行吗？比起毫无霸气，这样子还比较好呢！”这种赞赏之词。仔细想想，被后世史学家评为“热爱权力的女人”的宋美龄，会有这种男性观也是很正常的吧！
虽然蒋介石信誓旦旦地向宋美龄保证会和妻子离婚，不过面对这个已婚男人的追求，宋美龄一开始似乎显得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后来她还是渐渐被蒋介石的热情所打动，最后终于开出一个条件：“只要我母亲同意的话，我们就结婚。”然而，倪桂珍是位严格的基督教徒，而且她不仅知道蒋介石已婚，而且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曾经过着流连花丛的浪荡生活；正因如此，要说服她接受女儿与蒋介石结婚，可以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任务。
对蒋介石来说，最后的难关毫无疑问就是倪桂珍这关。
倪桂珍因为足疾，前往日本进行温泉疗养。最初她原本是在云仙温泉，但因为并没有显著的疗效，又转到别府温泉，只是还是一样没有好转。于是，接下来她又转移到神户，在有马温泉的有马旅馆暂居下来。据说有马旅馆因为没有温泉的泉头，所以它的温泉水全都是用人力步行的方式运送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