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达长崎，再转抵神户的蒋介石，只说了声“我去兜兜风”，便在没带随从的情况下，于10月3日与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一同前往有马旅馆。
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子孙、现在在有马当地经营企业的增田晏之是这样说的：
1927年蒋介石摄于有马温泉，现藏于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作者翻拍）
我听我父亲说，倪桂珍女士住进有马旅馆大约一星期后，蒋介石先生便从神户来到了这里；第二天，似乎因为自己的婚事得到了认可，蒋介石先生显得十分高兴，于是便提笔写下了整整五幅墨宝。
蒋介石当着倪桂珍的面，将要送给宋美龄的结婚戒指与腕表托给了她；倪桂珍结束疗养回到上海之后，便将这份礼物交给了宋美龄。想必她是被特意跑来有马温泉的蒋介石的那份热忱给打动了吧！
长久以来一直渴望的与宋美龄之间的婚事，如今终于尘埃落定，喜上眉梢的蒋介石，当场就给了有马旅馆的女老板300元的小费；在那个住宿一晚只要3元的时代，突然收到这样一笔丰厚的小费，女老板不禁大吃一惊。
接着，蒋介石还亲笔题下了“千客万来”“横扫千军”“平等”“平和”“革命”这五幅墨宝，送给了经营有马旅馆的增田家。
收藏于有马县极乐寺的蒋介石墨宝“平等”（作者拍摄）
现在这五幅墨宝，除了“横扫千军”以及“平等”外，其他三幅都已经佚失了。
“横扫千军”原本是由增田家保管，不过之后在台湾举行蒋介石纪念活动时，增田家慨然将之出借，后来更直接将它赠予台湾。如前所述，这幅墨宝现在正在台北的中正纪念堂展示。
剩下的另一幅墨宝“平等”，现在被保管在同样位于有马的极乐寺当中。我造访极乐寺时，曾经亲眼见过这幅墨宝的实物。仿佛充分体现出和宋美龄的婚事终获认可、整个人满溢着喜悦与兴奋的蒋介石当时的心情般，这幅“平等”笔力遒劲、气势十足，让人一眼看到便留下深刻印象。极乐寺一般不会向参客展示这幅墨宝，必须透过事先联络才能得以一睹风采。
“开运鉴定团”认定价值两百万元的墨宝
透过书法流传在日本的有关蒋介石的“记忆”，除了有马温泉之外，也存在于其他地方。2011年12月6日，在东京电视台的人气节目《开运鉴定团》中，出现了一幅希望鉴定师鉴定的墨宝。最后，专家给出的鉴定金额高达200万元，远超当事人预计的50万元，会场顿时响起了一片惊叹与欢呼声。
那幅墨宝的题字，是这样四个字：
无量寿者
“无量寿佛”是佛教用语，也就是阿弥陀如来的梵名“Amitabha”的汉译，其意指“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无所不在的佛”，而题下这幅字的人物，应该是刻意将无量寿佛的“佛”换成“者”，以表示对于致赠对象的敬意吧！
收藏于埼玉县饭能市鸟居文库的蒋介石墨宝“无量寿者”（作者拍摄）
这幅题字的落款，前面写的是“水野同志”，末尾则是“介石”两字。
据说，“水野同志”指的是生于明治年间的佛教徒水野梅晓，而“介石”则正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这是蒋介石赠予水野梅晓的墨宝。
“开运鉴定团”的鉴定师，给了这幅墨宝当天节目的最高估价金额——200万元。鉴定师所持的理由是这样的：
水野与蒋介石之间的交流是有文献可证的；不只如此，蒋介石为了水野写下这幅墨宝，这样的由来也可以说相当明确。
水野梅晓
水野梅晓这个人，并不只是一位佛教徒而已。他13岁出家，前往位于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就学。在接下来的大混乱期间，他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四处奔走，相当活跃。他的活跃并不只限于佛教方面的事务，同时他也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向日本报道中国的信息；除此之外，他也致力于伪满洲国的日满文化协会的创立。
在水野生涯中最为人所知的插曲，就是他以日本佛教联合会成员的身份，促成了中国允许日本将侵占南京时偶然发现的玄奘法师遗骨带回国内。虽然水野与蒋介石之间的会面并没有留下详细记录，不过透过他的斡旋，原本在玄奘法师遗骨问题上态度相当强硬的南京国民政府最后终于软化，同意遗骨由日中双方各持一半。
被带回日本的玄奘法师遗骨，一部分被收纳在位于埼玉县饭能市名栗地方的鸟居观音。我在2012年春天造访了当地。名栗是秩父山脉的登山口之一，溪流潺潺、绿意盎然。鸟居观音就位于当地白云山的山腹、一片占地30万平方米的广阔土地上。
向《开运鉴定团》提供蒋介石墨宝的鸟居观音主管川口泰斗，带着我前往鸟居观音内的资料馆“鸟居文库”，“无量寿者”的墨宝就在那里展示。鸟居文库除了收藏水野的遗物外，也有水野的友人——鸟居观音的创办者平沼弥太郎所留下的珍藏品，其中不乏来自中国的贵重文物。
据川口表示，他们两位所留下的数量庞大的遗物，由于缺乏整理，长年以来一直处于放置状态；直到最近川口就任主管，才开始针对这些遗物列出清单。结果在其中发现了蒋介石的墨宝，这时候《开运鉴定团》刚好来到饭能这里进行出差鉴定，于是他就想到把这幅墨宝提交给鉴定师去鉴定。
水野在辛亥革命前后，据说与革命人士有着相当密切的交流；我想，他大概就是在那样的过程之中，认识蒋介石的吧！
只是，蒋介石挥毫时，落款一般都是署名“中正”，因此也有不少人质疑，这幅墨宝是否真的就是蒋介石的亲笔？
不过话又说回来，墨宝的真伪与否，对我而言或许并不是那么重要；令我深感兴趣的是，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故事，直至今日，事实上已经在日本这块土地上深深扎下了根。
在日本某些地方，蒋介石也被当成“神”来加以奉祀。爱知县幸田町是个相当典型的农村，在远离城镇中心的一隅，那里有座以“蒋中正”为名的“中正神社”。我在2013年夏天走访了当地。据神社的说明书所述，这座神社是为了感谢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宽大政策而设立的。不过当我问起神社设立的来龙去脉时，当地的文化部门人员的说法也跟之前在千叶的人一样，“我虽然知道有这件事，但是详细的经过，我完全不清楚”。神社当地也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只有神社入口的“永怀蒋公”广告牌，在夏日午后的滂沱大雨中闪烁着雨滴的反光。
浙江省奉化市溪口镇
蒋介石的故乡，是中国浙江省奉化市的溪口镇。在中国，很难找到像这样山清水秀的地方；清澈的河水潺潺流过，低矮的小山微微耸立着，在山腹间可以看见美丽的瀑布飞溅而下。天空一片清朗，整座城镇沿着河川伸展开来。
我于2009年造访了溪口镇。这里确实是个好地方，蒋介石每次遇到麻烦的时候，总会选择“隐退”到老家溪口镇；当我踏上这块土地后，似乎也能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了。
现在的溪口镇，已经变成了类似蒋介石主题乐园的观光景点。蒋介石的故居至今仍然保持着当时的旧貌。在蒋家故居的前面，有一位看起来神似晚年蒋介石的秃头大叔坐在那里，招揽观光客和他一起拍摄纪念照。我也和他合照了一张，正当我想起身离去的时候，这位冒牌蒋介石对我大喊了一声：“10元[12]！”当地的纪念品商店里，摆满了中国出版的蒋介石的相关书籍。
蒋家的家谱，据说可以上溯到西周的周公。传说中，周公三子伯龄的子孙，在元朝的时候移居溪口镇，后来就成为蒋家的先祖。
不过，就像所有过去中国的掌权者一样，蒋介石也是在确立地位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祖先体内流着伟大人物的血液，而创造了这样一份蒋家家谱；至于这份家谱里到底有多少真实成分，大概只有天知道了。
蒋介石的先祖世世代代在溪口镇以务农为生。他的祖父蒋玉标似乎是位很有经商才干的人物。蒋玉标从农业出发，将事业扩展到制茶业与制盐业，并因此积累了相当丰厚的财富。蒋介石的父亲名叫蒋肃庵，当他的前两任妻子先后亡故之后，蒋肃庵便与一名为王采玉的女性再婚；王采玉，就是蒋介石的生母。
蒋介石的乳名叫瑞元。他小的时候绝对不是什么聪慧的神童，只是一个普通的孩子。据说他小的时候，曾经为了测量自己的嘴有多深，将筷子伸进自己的喉咙，结果拿不出来，差点送了命。从这个小故事中，可以窥见蒋介石好奇心强烈的一面。
蒋介石8岁的时候，祖父便过世了，第二年他的父亲也随之而去，从此他便由王夫人一手拉扯大。此时制盐业也不景气，因此蒋家的生活过得相当辛苦，但蒋介石还是在母亲的督促下，打下了相当坚实的学问基础。对王夫人来说，她最期望的应该就是蒋介石有一天能够科举及第吧！正因如此，蒋介石在10岁左右，就已经读遍了四书五经等相关典籍。
对母亲的强烈思慕
在母亲呵护下长大的蒋介石，终其一生都对母亲抱着异常强烈的思慕之情。
在台湾的观光名胜日月潭，有一座蒋介石为了纪念母亲而建立的塔。有如台湾的肚脐一般，日月潭位于整座岛屿正中心的位置，是日本统治时期为了治水事业而建造的人工湖。[13]苍翠群山环绕的湖面景色，一向被公认为难得一见的美景。
来到台湾之后的蒋介石，很喜欢到日月潭放松身心。他在靠近湖畔的高地上，建起了一座名为“涵碧楼”的别庄。隔三岔五，他便会到那里眺望整座湖泊的景色。在涵碧楼正对面的山上，蒋介石则盖起了另一栋建筑——“慈恩塔”。慈恩塔同样也是在能够俯瞰日月潭湖光山色的绝佳位置上；当我第一次沿山攀上五层塔顶端时，整个人几乎累到快要虚脱过去，但第二次登塔的时候，我便确实感受到了那种将湖畔美景尽收眼底的畅快与喜悦。
在故乡的山上，蒋介石也为母亲营造了一所名为“慈庵”的陵墓，并邀请孙文为母亲撰写墓志铭。当他成为国民政府主席之后，又屡屡扩张陵墓的规模，将自己的恋母情结发挥到了极致。然而，这座慈庵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红卫兵的爆破摧毁，当时身处台湾的蒋介石对此全然无能为力，只能愤怒地震颤不已。
虽然王夫人对蒋介石相当慈爱温柔，不过她基本上还是属于那种对儿子干预颇多、个性保守的传统女性。为了能早点传下蒋家的香火，蒋介石15岁的时候便在母亲的要求之下与同样出身溪口镇的毛福梅结了婚；换句话说，蒋介石前往日本的时候，其实早已经有了家室。蒋介石与毛福梅生下了蒋经国，也就是日后蒋家的继承人。但是他和毛福梅之间的婚姻并不是很平顺，两人的争吵始终持续不断，就连蒋介石自己在提及这段婚姻时，也是用相当苦恼的语气表示，“这是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最后，就在蒋介石要与宋美龄结婚之际，两人终于以协议离婚的方式，让这段婚姻相当和平地画上了句号。
对海外留学的憧憬
当蒋介石在保守的中国式家庭中长大的时候，时代巨变的风浪也向他袭来。
17岁那年，蒋介石进入了一个名叫凤麓学堂的小学校就学。在那里他学到了英语和算术等学问，但是后来因为一些小事和学校起了冲突，所以就中途退学了。在那之后，他进入一位名叫顾清廉的学者开办的学校[14]；蒋介石在学堂里很受顾清廉的疼爱，而他在那里也第一次接触了所谓“革命思想”。
当时的中国面临西欧列强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之乱等种种忧患，清朝统治的根基受到了剧烈冲击，摇摇欲坠。
和同时代的中国青年一样，必须打倒清朝、建立新政府的革命意识，在蒋介石的心中逐渐萌芽。蒋介石之所以会有革命意识，一部分原因似乎是他对海外留学的向往，不过蒋家的家业不振、生活艰苦，地方官吏还欺凌孤儿寡母，乘机侵吞他们家的土地，这些事实都让蒋介石心中充满了对清朝的憎恶。
蒋介石要前往日本留学的事情，遭到了蒋家亲族的反对。在和中国其他地方同样处于封建习俗下的溪口镇，要前往海外留学根本是天方夜谭；不只如此，他还受了革命意识启发，想要成为军人，要是把这点明白讲出来的话，恐怕大家全都会吓得发抖吧！
尽管如此，蒋介石想要前往日本的意志还是相当坚定，所以最后王夫人还是勉强筹措了一笔旅费，将蒋介石送往日本留学。
三 两次日本体验
19岁初次来日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4月，19岁的蒋介石头一次踏上日本土地。来到日本之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日语。
在来日本之前，据说蒋介石将自己的辫子一把剪了下来。辫子是清朝，或者说满族文化的象征，满族入关之后，将这样的习俗强加在汉民族头上，时间超过两百年。蒋介石剪掉辫子的行为，意味着他这时候已经萌生了打倒清朝的志向，同时，毫无疑问也象征着下定重大的决心。不过也有一部分证言指出，蒋介石剪掉辫子，其实是更后来的事情了。只是不管怎样，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剪掉辫子就是表明决心，要向古老的中国告别。
不过，蒋介石第一次在日本停留，只有8个月的时间。他原本是为了学习军事而前往日本留学的，没想到，如果没有母国，也就是清朝陆军部的推荐，是不能进入日本相关军事院校就读的。而蒋介石在来到日本之前，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对这名几乎从未踏出过浙江省境的乡下青年来说，这次不得其门而入的经验，可以说是人生最初的挫折。
据台湾当局的资料记载，蒋介石这时在日本就读的学校是“清华语言学校”；只是，清华语言学校似乎并不能算是纯粹的“语言学校”。
清华语言学校的前身是1899年由梁启超所创立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设立之后，因为财政困难改名为“东亚商业学校”，但经营仍旧不见起色，最后移交给了清国驻日公使，校名也改为“清华语言学校”。
据说，蒋介石就是在这所学校学习日语。不过，这所“清华语言学校”基本上是一所供华侨子弟就学的学校，所以里面虽然或许有日本语的授课，但其实所学的东西，应该不只是语言而已。
就在蒋介石旅居日本的这段时间，日本发生了一件中国革命史上相当重要的大事。
那就是“中国同盟会”（中国革命同盟会）的成立。中国同盟会日后演变成国民党，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组织领导者。
蒋介石前往日本的时候，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处于派系林立的状态；各团体在彼此互通声息的同时，也为了各自的革命事业不断奔走。
以孙文为中心成立的“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吸收了廖仲恺、汪兆铭、胡汉民等人。由黄兴、宋教仁领导的“华兴会”则在长沙揭起义旗。起义失败之后，他们也逃亡到了东京。另外还有上海的章炳麟、蔡元培所成立的“光复会”，也到东京发展革命事业。
各革命团体之间的主张虽然有着微妙的差异，不过在发起“灭满兴汉”的革命，强调汉民族主义这方面，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另外，有别于前三者，戊戌政变后被迫亡命的梁启超所建立的“保皇党”则不主张革命，而是以提倡体制内改革为主要方针。
陈其美与孙文
整个东京简直就像是被点燃沸腾了一般，到处都充满着炙热的革命气息。在那里，当时还不满20岁的蒋介石，也飞身投入这股热潮当中。想必是革命的热情火焰，同样点燃了隐藏在蒋介石内心之中的火苗吧！
可是，蒋介石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一点。就在孙文抵达日本的8月，各个分散的革命团体统合在一起，结成了日后中国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但在这时候，蒋介石还没有资格参与其中。
不过就在这时，蒋介石结识了自己的同乡革命志士陈其美，两人后来还成为结义兄弟。拜陈其美所赐，蒋介石得到孙文的引荐，从而踏入革命运动的中枢，这不能不说是相当幸运的一件事。
陈其美出生于1878年，也是浙江省人。日后的蒋介石大举重用浙江人，形成属于他自己的亲信集团；不过在陌生的异国受到同乡人的庇护，这样的经验对年轻的他而言，应该还是头一遭吧！
在历史上，陈其美可以说是扮演了蒋介石革命领路人的重要角色。然而，他并不只是单纯的革命志士，而是更接近于黑帮或者流氓之类的人物。没错，他的另一重身份，正是中国有名的秘密结社“青帮”的干部。蒋介石本人据说也曾加入青帮；他很喜欢与别人义结金兰，从这个习惯之中，也可以隐约窥见青帮对他的影响。
关于这段20岁左右青春时期的日本体验，蒋介石自己在1917年开始撰写的日记当中，曾经有过这样的总结：
我原本是立志前来修习陆军，但是日本陆军的入学限制非常严格，若是没有本国陆军部的推荐，是不可能获得陆军学校入学许可的。就在这年，我在宫崎（滔天）的家中，经由陈英士（其美）的引荐认识了孙总理。此后，我与旅居东京的革命志士多有交流，对于民族的感情也日渐深厚，同时心中对于“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渴望，也愈发无可抑止。
阅读这段文字可以清楚发现，这短暂的第一次访日，对于以复兴中华民族为毕生职志的“政治家蒋介石”的诞生，可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只是，有关当时孙文与宫崎滔天、陈其美等人在日本的交流，其实充斥着诸多彼此矛盾的记述。因此，当时还相当年轻的蒋介石究竟是何时开始以革命志士的身份参与行动，和这些革命前辈又是在哪里产生交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定论。
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当时的日本确实是对清朝古老政治体制失望的年轻人云集成群、蠢蠢欲动、蓄积力量，并且彼此碰撞出火花的大舞台。在这当中，蒋介石虽然没能达成他当初的目标，也就是学习日本近代的军事教育以推翻清朝，但是他却受到了“革命”的强烈启发，而这对他日后的人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入学“振武学校”
蒋介石的第二次访日，出乎意料地很快就实现了。回国之后，蒋介石进入了清朝设立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校”（即后来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学。这是步调慢半拍的清朝为了对抗革命派，聘请诸多外籍教官进行近代军事教育授课的一所教育机构。蒋介石当然不是清朝的同路人。只是为了以军人身份前往日本留学，他才以保定军官学校当作跳板。蒋介石的努力确实收到了效果，在62个前往日本留学的军校生名额当中，他获选为其中之一。1908年，蒋介石从大连搭船前往日本，在那里就读日本陆军为中国学生专门设立的教育机构“振武学校”。
1903年创立的“振武学校”，它的旧址位于东京都新宿区（当时的牛込区市之谷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大的校园所在地。我曾经为了追寻振武学校的旧迹而试着来到当地确认，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振武学校的地位，相当于为了进入陆军士官学校而设立的预备校。当然学生需要自己付学费，不过其他方面的经费则是由日本外务省与陆军省来负担。清朝在学校设立时也提供了20000元的资金。现在的留学生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受过严格的外语训练，而当时振武学校的留学生几乎都没有上过日语课程，因此授课基本上都是以中文进行。
根据对蒋介石与日本之间的关系着力甚深的台湾研究者黄自进的说法，振武学校的主要运作都是由日本陆军的现填平役干部负责。在三年的学习中，学生必须学习军事课程（典礼教范、体操），以及普通课程（日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科学、博学、图画）等。
在这些课程当中，日语教学占的比例尤其大。在3年总共4365小时的授课时数中，日语教学就占了1734小时，总计约40%的时间，也就是说每天至少有1小时的日语课程，就训练而言可以说相当扎实。
蒋介石的日语能力
关于蒋介石的日语能力，一向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蒋介石可以用流利的日语进行表达，但也有人认为他的日语口语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只是环视大陆和台湾，几乎找不到任何人在关注这方面的议题；大部分人都只是理所当然地认定，“既然蒋介石曾在日本留学，那他的日语表达能力应该不错吧！”毕竟，按照一般常理想来，念过8个月语言课程，又受过3年的密集日语教育，能够流畅地用日语表达自己的意思，想必也不足为奇才是。
只是，作家兼评论家保阪正康在其著作《蒋介石》（文春新书）中，曾经这样提及：“蒋介石在听方面没有任何问题，但要使用日语进行会话，却显得相当困难。”
自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中国政坛领袖，到他去世为止，他和日本访客的对谈，基本上都是透过翻译以中文进行。
20世纪70年代前期，曾以自民党访问团一员造访台湾的森喜朗[15]，回忆起当时与蒋介石见面的情况，是这样说的：“蒋在会谈的时候都是使用中文，但在个别问候成员的时候，则是使用日本语来表达问候之意。”
事实上，不只是保阪，几乎所有对于蒋介石有深入了解的研究者都一致认定，蒋介石的日语会话能力，其实并不是很好。
不过，当蒋介石后来访问日本的时候，日本报纸却以“能以流畅的日语对话”来形容蒋介石的日语程度。不过仔细想想，日本人只要看到外国人能够用稍微流利的日语进行日常对话，就会相当敬佩，但事实上这人是否真能讲出复杂且难度很高的日语，那就大有疑问了。
或许是性格使然，又或许是能力问题，总之蒋介石在使用日语、让日本人感到平易近人的同时，并没有很积极地提升自己的日语能力。
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时日本人与中国人之间要进行沟通，笔谈是相当普遍的方式；毕竟我们别忘了，若要传达抽象的概念，笔谈是比口说更加有利的。
不只是蒋介石，当时中国的革命志士要与日本人交流，笔谈是非常有力的方法。日本的知识分子自从江户时代以来就有接受汉学教育的传统，也普遍都曾阅读过中文的典籍。因此，蒋介石用中文书写的文章，日本人几乎都能理解，而当时日本人所书写的、使用汉字比现在更多的文章，阅读起来似乎也不是那么困难。
正因如此，蒋介石或许并没有那么迫切的需要，去进一步磨炼自己的会话能力。
保阪批评说，蒋介石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担心“使用日本语，会招致中国人的反感”。确实，自与日本对立日益加深的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中国“反日”“抗日”的声浪便不断增强。
同时，对于自己日语会话能力不佳这件事，蒋介石其实也很有可能终其一生都怀有相当强烈的自卑感。蒋介石的自尊心高到非比寻常的程度，因此他很可能并不希望日本宾客或是自己的部下，察觉到自己虽然长期旅居日本，却连日本话都说不好的事实。或许，他表面上虽然是以自己的信念做包装，坚持不使用日本语，但实际在某种层面上，却是为了巧妙掩饰自己说不好日本话而做出的伪装。
高田连队
对蒋介石而言最为深刻的“日本体验”，毫无疑问应该就是他在新潟县的高田作为一名士兵的这段经验吧！
虽然蒋在高田的时间不过短短一年，但这是他军人生涯的原点。同时，这段经历也对他此后一生的行动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例如白团的诞生，其导火线正是源于蒋介石对于日本军人以及日本军事教育的信赖。
蒋介石自振武学校毕业后，于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12月5日被派任到驻屯于现在新潟县上越市高田的陆军第13师团野战炮兵19连队第二大队第五中队。第13师团以日本第一支正式引进滑雪装置的部队而闻名，当时的师团长是在日俄战争关键的203高地争夺战中立下赫赫军功的长冈外史。之后，继承了该师团一部分的驻地——如今在高田这里，仍然有陆上自卫队第五施设群[16]以及第二普通科连队大约1000人规模的自卫队员驻屯。
刚进入高田连队的蒋介石（作者翻拍）
我造访高田的时间，是2014年1月。那天刚好遇上入冬以来最强烈的冷气团南下，今天日本首屈一指的降雪地带——上越地区，降下整年难得一见的大雪。
在高田驻屯地，有一栋用明治时期老建筑物改造而成的“乡土纪念馆”，馆中设有“蒋介石专区”。专区内的展示品包括与蒋介石有关的照片和日记，墙壁上还贴着“以德报怨演说”的中日文全文。不过最令我感兴趣的，则是一幅由蒋介石在高田当兵时所拍下的照片以及他在战后赠送给长冈外史[17]的墨宝——“不负师教”的照片共同组合而成的巨大挂轴。据驻屯地的人员表示，对于致赠这幅挂轴的人物究竟是谁，他们这里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录。
挂轴的致赠者在上面署名“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秦孝仪”，以及“国民党文工会主任宋楚瑜”。秦孝仪担任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时间从1976年一直持续到1991年，因此要确定明确的时间相当困难。但宋楚瑜则不同，他担任文工会主任的时间是1984～1987年，因此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这幅挂轴送到这里的时间点大概就在这几年之间，而这时蒋介石早已是故人了。
根据同样来自高田驻屯地的资料记载，蒋介石是作为“清国留学生队”的一员，以一等兵的身份搭乘军用列车自东京来到高田的。当时蒋介石所使用的名字，是他的学名“蒋志清”。同期的中国毕业生，有15人被配属到高田这边。蒋介石在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6月升任上等兵，同年8月升任伍长，但到了同年10月，所有其他的同期士兵都已经升任军曹了，却只有他一个人还没能升职。事实上，蒋介石在这段时期的成绩也绝对称不上优秀，在19连队的所有中国学生当中，他的成绩总是排在倒数几名。
不进陆军士官学校，而是投身革命
然而，这种苦恼的日子没持续多久，蒋介石在高田的军事生涯就随着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突然画下了句号。
当时，以蒋介石为首，有好几位留学生表达了归国的意愿，并与长冈师团长直接展开了交涉。不过长冈却劝这些学生“在日本好好锻炼成优秀的军官再回国，不是比较好吗？”没有答应他们自动退役的请求。退役既然不被许可，蒋介石便假借休假偷溜出了连队，动身前往中国。他在10月8日到达上海，正好赶上参与革命。另外，日本当时的记录上则写着，蒋介石于1911年11月11日，“因为事故而退队”。从蒋介石明明逃亡却没有其他人遭到连坐处分这点看来，当时的日本人还算是宽宏大量的……
蒋介石原本一心期盼着能够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是当时中国所有年轻军人最向往的一件事，也是他们冲破种种难关前往日本留学最大的理由。如果蒋介石没在此时选择回国的话，他应该会以第一种学生（有意成为各兵科军官者）的身份，在1911年高田连队的训练期间结束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吧！
然而，蒋介石却选择了参加革命这条路。这样选择的结果是，蒋介石在日本的军事资历比其他人都要差，却因为参加革命的缘故，获得了一张踏上中国政治舞台、闪耀光辉的通行证。对于想出人头地的蒋介石来说，比起留在日本，投身革命明显更有意义；这也就是说，在1911年这个极端重要的时刻，蒋介石被迫做出的这个人生重大决定，就结果而言可以说是相当正确的！
只是，对当时的中国军人而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可以说是一种品牌保证的标志，简单说就是所谓的“最高学历”。日后成为有力将领的阎锡山与孙传芳，是陆军士官学校6期的毕业生；蒋介石的部下张群是陆军士官学校10期的毕业生，何应钦、谷正伦则是11期的毕业生；如同群星闪耀般的人才，都云集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课堂之中。
那么，究竟有多少中国学生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呢？根据我发现于日本国会图书馆、1975年于台湾发行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文海出版社）显示，1899～1942年的43年间，一共有1638名中国学生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清朝的灭亡是1912年，所以这当中自然也包括了清朝时期的留学生。这本书是以名簿的形式，按照学生的名字与期别加以编排而成。在它的卷末，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学生在中国的军事上担负起了重大的责任，然而，中国出版界却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这本书是首次对于这方面的内容完整加以汇集的一部作品。”
可是，在台湾的资料中，却屡屡可以见到“蒋介石曾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这样的记述。就连蒋介石身份证上的“教育程度”这一栏，填的也是“日本士官学校”。蒋介石诈称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这件事，虽然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是某些知情者心照不宣的秘密，但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时代，没有人敢针对这件事情大声批判。从学历这件事情，也可以窥见蒋介石自尊高傲甚至到了虚荣的一面。
当时在高田担任19连队连队长的飞松宽吾，在1936年（昭和十一年）的《朝日新闻》一篇以“高田的青年蒋介石”为题的报道当中，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有着这样的回忆：
蒋与张君等14名同学一起来到我的队上，投入到严格的营内生活中；大概因为蒋在众人之中年纪最长的缘故吧，他很自然就成为同学之中的领袖。现在回想起来，或许从那时候开始，蒋介石就已经隐隐展现出他作为领导者能力的一面了吧！
只是，关于蒋介石的日语能力，飞松的评价却相当严厉：
明明同样是在东京学习日语，和张君（张群）的流畅比起来，蒋介石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顶。
当时，学生每隔两三天，就要轮流把打饭的容器摆到连队长的面前，这是军训方法的一环，然而，因为蒋介石一向无法用言语好好表达，所以遇到这件事情时，他总是显得相当困苦。
和停留在日本的长时间相比，蒋介石的日语实在是相当不流利；飞田的证言，赤裸裸地指出了这个事实。
他究竟学到了什么？
那么回过头来说，蒋介石在高田，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呢？
蒋介石自己对于这段生活，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述：“那完全就是士兵的生活，极端单调而严肃”，“那一年的士兵生活与训练，可以说确立了我这一生持续至今的革命意志与精神的基础，同时也培养了我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性格”。
陆上自卫队高田驻地的乡土纪念馆一角展示着蒋介石资料（作者拍摄）
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经因为没把马匹照料好，在牵马回到马厩的时候，遭到长官强烈的斥责，甚至一度被禁止骑马。当时的战场上，骑兵仍然是主要的战力，马的价值也非常高，在军队里甚至有“士官、下士官、马、兵卒”这样的说法。
另外，在谈到自己在高田的寒冬体验时，蒋介石是这样说的：“像那样的大雪，即使在中国北方也是很少见的”，“不管天气有多寒冷，也不管雪有多大，我们都得在每天早上5点不到就起床，然后端着自己的脸盆到水井前面，用水井里的冷水洗脸”。“比起谈论若是要复兴民族、报仇雪恨，该怎样获得武器之类的话题，我们最优先的事情，就是用冷水洗脸，然后沉默不语。如果连这点小事都无法胜过日本人的话，那其他的就根本不用提了。”经过上述的体验之后，蒋介石总结出了这样一个强烈的教训。
对蒋介石而言，寒冬用冷水洗脸这样的行为，正象征着日本的道德观与精神性，同时也意味着他所理解的最根本的“日本经验”。即使称呼侵略中国的日本为“倭寇”，并在抗日战争中和日本死战到底，蒋介石也没有失去对于日本军人的尊敬；究其根底，毫无疑问应该就是来自他在高田的体验吧。
日本这种家长式的严格教育，虽然可以追溯到中国儒家的阳明学派，不过对于在清朝末年的保守家庭中长大、受儒家教育熏陶的蒋介石来说，应该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心有戚戚焉吧！
彻彻底底属于“外部”的日本
和继蒋介石与蒋经国之后成为台湾“总统”的李登辉相比，蒋介石对于日本的看法可以说截然不同，关于这一点也是可以清楚理解的。
李登辉是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长大，直到1945年以京都帝大学生身份迎接终战为止，他都一直是所谓的“日本人”，李登辉自己也曾经反复提及这一点。对李登辉而言，他完全没有必要对日本人的习惯感到震惊、敬佩，乃至于激愤。毕竟，作为一个“日本人”，这些都可以看成是普遍内在化的习惯了。李登辉对日本的理解，比蒋介石更加全面；日本人听他说话，在心里完全不会产生任何违和感，而且可以毫无障碍地理解与接受。
蒋介石谈及日本时，则是彻头彻尾将自己置于“外国人”的位置上，从“外国人”的角度去看日本这个国家；换言之，他的视野是一种不存在内在化、属于“外部”的视野。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共同的观察角度。在钦羡、赞赏比中国更早一步踏入近代化的日本的同时，他们也在思考着该如何超越日本。透过在高田的经验，蒋介石将这个“学习与克服”的课题深深烙印在脑海中，并且直面它的存在。
如今，在高田这里，除了陆上自卫队的驻屯地以外，已经找不到任何蒋介石当年曾经踏足的场所了。军队的伙食基本上是一汤一菜，因此远离了中餐的蒋介石，每到不需要待在营区的时候，总会跑到一家菜品很丰富、专卖当时在日本还是很新颖的洋食如炸猪排等的餐馆“三合一洋食店”去打牙祭。据说经营那家店的家族，还保留着蒋介石赠送的墨宝，但是店已经关闭了，而知道当时状况的家人也已届高龄，身体相当不好，因此我并无缘得见与蒋介石相关的事物。
书籍当中的蒋介石
讨论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书籍，在战前可以举出的，包括古庄国雄的《蒋介石》（金星堂，1929），吉冈文六的《蒋介石与现代支那》（东白堂书房，1936），石丸藤太的《蒋介石》（春秋社，1937），别院一郎的《蒋介石》（教材社，1938），白须贺六郎的《苦闷的蒋介石》（宫越太阳堂书房，1940）等作品。
战后，有关蒋介石的书籍减少了；或许是因为他变成了中国内战的“败者”，所以日本人对他的关心也跟着减弱了吧！不过，在这当中有一部特别值得一书的作品，那就是产经新闻社于1975～1977年间出版的《蒋“总统”秘录》。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状况，我向参与本书执笔、取材的当年的年轻记者，同时也是对于这部《蒋“总统”秘录》出版经过知之甚详的前产经新闻社社长住田良能提出请求，希望能对他进行采访，而住田先生也当下便做出允诺，要在2012年的秋天接受我的专访。但是在那之后，他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于2013年逝世。
《蒋“总统”秘录》之后，有关蒋介石的出版物在日本一时之间成为绝响。这中间很大的原因是，由于蒋介石在1975年死去，紧接着日本与中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日本社会关注的重点因此转向了大陆，而与台湾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疏远。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日本对于蒋介石的关注也重新开始高涨。黄仁宇的《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东方书店，1997年），野村浩一的《蒋介石与毛泽东》等相当坚实的著作陆续出版，1999年刊行的保阪正康的《蒋介石》，则将重点聚焦于蒋介石的政治家生涯上。
2011年，着重讨论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作品，如黄自进的《蒋介石与日本 在敌友的夹缝之间》（武田Random House Japan）、关荣次的《蒋介石所爱的日本》（PHP新书）等书也出版了。另外，段瑞聪的《蒋介石与新生活运动》（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家近亮子的《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中日战争》（岩波书店，2012年）等优秀的蒋介石研究作品，也陆陆续续出版。
在这当中最受瞩目的，应该是2013年4月出版、由山田重雄与松重充浩编撰的《蒋介石研究——政治·战争·日本》（东方书店）。这部可以说是集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数年心血结晶的作品，收录了许多水平相当高且层次十分整齐的论文；就当今的日本来说，没有其他任何研究性书籍能够超越这本书。
不过，若是放眼台湾和大陆，认真处理蒋介石与日本关系此一议题的著作，基本上等于零。一般而言，大陆方面对于中国伟人前往日本留学、与日本人交流这件事，一向都保持着过度低估其影响力甚至是嫌恶的态度。虽然反过来说，或许日本这边也有高估这种影响力的情况，但中国所谓的革命史观，对于新中国的领导者多数曾有在“日本”这个国家留学的经历，尤其感到芒刺在背，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另外，台湾在民主化之前，深入研究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也是一件政治风险相当大的事情。
超越“爱恨交加”这个陈腐解释
所有讨论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作品大概都会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蒋介石日后以飞黄腾达的政治家身份所做的关于日本的发言，都是立是于他的日本观之上。
因此，这便使得以下的解释广为流传：“蒋介石对日本，其实是怀着某种矛盾的感情，或者也可以说是‘爱恨交加’吧！”
确实，蒋介石对日本的善意常常被拿出来加以强调，而他在中日战争期间也的确是一直扮演着与日本敌对、和日本不断交战的角色。
可是，我认为，所谓蒋介石的“对日爱恨论”，未必就能正确地反映出蒋介石的对日观。
“爱恨交加”这个词，很容易给人一种仿佛男女关系般，爱恨纠结、缠绕不清的感觉。可是，蒋介石对于日本的评价与批判，很明显是经过仔细梳理后的论述，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几乎无法感觉出蒋介石的内心之中，有任何对于日本的“爱恨”所产生的纠葛存在。
面对当时的动荡局势，蒋介石先后投身上述的清华语言学校、振武学校，以及高田第19连队；据他自己宣称，当时在日本的艰苦生活，不只奠定了他日后成为政治家与军人的基础，同时也让他变得更加坚强。
根据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大师——庆应大学荣誉教授山田辰雄的说法，蒋介石“似乎希望从留日的记忆中，找寻出日本人乃至日军强大的根源。从这当中，他体认到了中国的弱小，并从而展现出一种期盼中国变得更强的情感。”
换句话说，蒋介石的日本体验在他心中，是被转换成一种“中国非得学习日军的强悍，以及日本民族的优点不可”的论点而存在的。
正如前面的介绍，蒋介石在日本发现了“灭满兴汉”的思想，并且展开了他作为革命军人的事业起点。对蒋介石而言，最优先的目标就是洗雪中国因为近代化过程落后惨遭欧美以及日本蹂躏的“耻辱”，达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这层意义下，学习抢先一步迈入近代化之林的邻国日本，自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的确，蒋介石并不讨厌日本的食物及风俗，但是，他并不属于在台湾同样常被提及、以李登辉为代表的日据世代台湾人，那种将日本习惯完全内在化的“亲日派”。相反，他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所谓“知日派”的位置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