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村宁次
一 身为“中国通”军人的冈村宁次
对黄金的执念
蒋介石在败给共产党的时候，几乎是尽可能地将整个“中华民国”搬到了台湾。
在历史上，因为战争失败而舍弃国家首都逃亡的例子并不罕见，然而，像蒋介石这样“逃亡”得如此漂亮的国家领导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的。
有台湾这样一个于中国可以说是“边境”的地区，对蒋介石而言可以说是上天的庇佑。
台湾是隔台湾海峡与大陆遥遥相望、独自浮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远海孤岛，在防守上具有相当优越的地理环境。它的面积与日本九州差不多，当时在岛上共有800万居民，以人口密度而言并不算高，日据时代打下的农业与工业基础也相当扎实。
和另一个撤退的候选地点海南岛相比，台湾的压倒性优势就在于它与大陆之间的距离。海南岛和对岸的广东雷州半岛，最近的距离只有18公里而已；与之相对，台湾和对岸的福建省，就算最近的距离也要130公里，因此对于登陆作战，能够更早一步进行警戒；不只如此，尝试登陆的对手所必须准备的装备与舰船，其间的差异之大更是难以想象。换言之，没有比台湾更加合适的逃亡地点了。
在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蒋介石从大陆带了相当多东西。在这些物品当中显得价值特别高的有两样，一样是黄金，另一样就是故宫的文物。
蒋介石在日记当中，清楚地展现出他对于黄金的执着。
蒋介石虽然是军人政治家，但有一段时间，他为了在上海筹措“革命资金”而热衷于投资股票市场。因此，他在经济方面的观念，也被公认是相当的强。
对于黄金（即金钱）的执念，在他因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遭到惨败而有了下野的觉悟，进而于1948年12月起展开的激烈资金确保行动当中，清楚地传达出来。
根据日记，蒋介石和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代理总裁刘攻芸在该年的12月27日、29日两天进行了会面，接着又在翌年（1949年）的1月4日、5日、14日、15日、18日和他们会谈。
关于这几次会面的内容，日记中写得相当暧昧而模糊，不过其中一直出现诸如“资金的移动”与“外币及现货（金块）的处理”等字样。黄金首先被运到福建的厦门，接着又陆续被运往台湾。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辞去总统职务，不过为了预防继任的代总统李宗仁打这批黄金的主意，他派遣亲信周宏涛[1]前往中央银行：
宏涛刚从上海归来。中央银行的黄金大部分都已经运抵厦门和台湾，剩下的数目不过20万两，这让我稍微安心了一点。这些人民的血汗结晶（黄金），必须以适当的方法加以守护，绝不能让后生小辈（李宗仁）轻易浪费掉。（2月10日）
在搬运黄金的人选上，蒋介石任命了自己最信任的长子蒋经国负责此事。
蒋经国在自己的日记上也写道：“将中央银行的金银运送到安全地带，是相当重要的任务。”
渡过海峡的故宫文物
和黄金一起被蒋介石拼命运往台湾的还有故宫的文物。
故宫文物原本安置在北京的故宫博物院里。故宫的历史，是伴随着清朝的瓦解开始的；所谓故宫，指的就是“古老的宫殿”。故宫是由清朝的皇宫——紫禁城改造而成的博物馆，当中的收藏品，绝大多数都是清朝皇帝的所有物。
1925年，故宫博物院在紫禁城诞生，作为“革命的象征”，它吸引了相当多平民百姓前来参观；然而在1931年，随着日本称为柳条湖事件、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的满铁爆炸事件发生，以及“满洲国”的建立和日本对东北正式展开的侵略，国民政府决定将故宫的文物移往南方。1933年，故宫文物先被移送上海，接着又被运往南京。
矗立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蒋介石铜像（作者拍摄）
然而，当中日战争爆发后，随着淞沪战事的日趋激烈，南京也岌岌可危，因此故宫文物又被运往中国西部，存放在四川省等地。战争结束之后，这些文物又再次集结在南京。
蒋介石希望将这批文物运往台湾。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一箱两箱的物件而已。为数大约3000箱的文物，自1948年末至1949年2月，历经三趟船运陆续抵达台湾。原本预计是7趟，也就是还有大量的文物要运过来，但是由于战况的恶化，搬运工作在中途便中断，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故宫的职员们将贵重的文物塞进箱子里，一箱一箱运往台湾；这当中有许多都是汇聚了中华文明精髓的珍品，如今，这些珍品不在北京故宫，而在蒋介石于台北建立的“故宫”当中。
蒋介石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还拼命动员军舰运送这些文物，其背后其实隐藏着政治的理由——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权力的继承者，通常也是文物的继承者，而蒋介石对这一点相当清楚。
和日本“万世一系”的天皇制不同，在中国，权力经常处于新兴势力打倒旧势力从而形成新王朝的反复循环之中。新王朝在安定国政的同时首先要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将散佚的前王朝文物，再次汇集于新王朝的手中。在农民出身的统治者或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不在少数的中国的权力交替中，权力的正统性乃是透过文物确立，这早已深植于中华民族的基因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对于文物的价值，相当敏感。
蒋介石“最后运到台湾的物品”
就结果而言，这批黄金与故宫文物，对于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贡献很大。
根据国民党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料显示，蒋介石运送到台湾的金块有227万两（1两约为37.5克），以现在的价值来说，约为2500亿元，而就当时来说，价值则更高。
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及，撤退到台湾之后的1952年，台湾当局曾经因为预算不足，“以10万两黄金为担保发行（债券）”（1月11日）。共产党强烈指责蒋的行为是“盗窃中国人民的财产”，但对蒋介石来说，这批黄金是他在台湾东山再起所必需的贵重“军资”。
另外，随着1961年的赴美展览，以及1965年的台北故宫落成，搬运到台湾的故宫文物，在“守护中华文化的是国民党以及蒋介石‘总统’，中国的正统政权不是中国大陆，而是保有中华文物的台湾”这种政治宣传上，也充分发挥了其利用价值。
从这层意义来看，在军队于东北和华北屡屡惨败于共产党军队、首都南京的陷落眼见不可避免，即将要失去一切的1948年那种严酷状况下，在整个国民党当中，唯独蒋介石一人看透了未来发展，将黄金与文物强行搬运到台湾。他的战略眼光，确实可以说是其他人所远远不能及的。
台湾政治研究者、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在接受我访问时就明确指出：“蒋介石是个经常在思考‘失败之后下一步该怎么走’的政治家。这种能力在撤退到台湾这件事情上，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过在我想来，蒋介石从大陆带到台湾去的东西，除了黄金与故宫文物之外，应该还要加上另一样东西，那就是“日本军人”。
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近代化的国家，同时也是唯一能与欧美列强抗衡作战的国家。尽管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吃了败仗，但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取得了胜利；对于日军的实力，年轻时曾在日本留学的蒋介石，可以说知之甚详。
若是能把日本军人的优秀作战能力与勤勉态度，以及高度的纪律性，透过某种方式移植到国民党军队之中，在将来“反攻大陆”之际，一定能够打败共产党军队吧？当时的蒋介石，想必曾经如此反复思索过。
在政治上来说，日本曾是国民政府的敌人，而中国人民的心中也有着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结；因此，蒋介石不能明目张胆地采取大规模的动作。但是面对战局的不断恶化，生存才是最优先考虑的事项。为此，在撤退的落脚地台湾，获得日本军人的协助，就成了蒋介石秘策之中的秘策。
致“阁下”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我国的反共同志，对于阁下确保台湾、长期坚持下去，并且在时机到来之际反攻大陆这件事，全都深信不疑，并且深深祈愿着阁下的成功。
信中被称为“阁下”的收信者是蒋介石，当时62岁。
写信的人是冈村宁次，当时65岁。他是旧帝国陆军大将，同时也是曾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在中国大陆统率百万日军的男人。
信件上的日期是1949年12月31日。据当时报纸的报道，那一天东京降雪了。
对冈村来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像这样子，在祖国静静迎接大晦日[2]的到来了。当他在为幕臣后代子孙所代代相传的四谷自宅内望着庭院里的积雪时，心中或许也正百感交集地想着，“终于平安回到日本了……”吧？
此时，距离日本向盟军无条件投降已经过了4年4个月，而距离毛泽东在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内战中胜出并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已经过了3个月。
在共产党势如破竹的攻势下，广州于10月14日陷落，“国民政府”于是转移到重庆，但在11月30日，重庆也落入共产党之手，于是“国民政府”又逃到成都。紧接着，就在12月7日，“国民政府”完全退出中国大陆，全面撤退到台湾。
“国民政府”现在手中还掌握的领土，除了台湾之外，只剩下海南岛与舟山群岛。可是在解放军的攻势下，这些地方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就在蒋介石以败者身份撤退到台湾之际，他接到了冈村的这封信。虽然冈村的信是以日语写成，不过对于曾服役于日本陆军、身为“留日组”的蒋介石来说，想必不难阅读才对。
冈村以“我等现下的方策”为主轴，向蒋介石提出了设立伪装商社的方案。
陆军为了进行地下工作而使用商社的名义进行掩护，这样的手法即使在中国战线也是屡见不鲜。提到这点，就会令人想起那家设立在上海，事业范围从鸦片到武器，几乎所有危险物资都包含其中的传说中的商社——“昭和商社”。对情报军官出身的冈村而言，这种用商社为地下组织掩护的手法，或许已经是基本常识了吧！
基于“集结反共团体以及亲蒋分子”、“防止日共的破坏活动”、“日后工作的伪装”等目的，由日本和台湾各出资500万元……冈村在这封信中，详述了有关商社设立的具体计划。
冈村这个设立商社的想法提出之后，蒋介石阵营内部对此进行了相关的讨论，但最终并没有将之付诸执行。
只是，曾在中国大陆展开血腥战斗的中日两军最高负责人，如今却彼此通信交流，同为“反共同志”；冈村这名旧陆军的重量级人物，为了支持蒋介石而行动。透过这封信，这些事实极其鲜明地浮现在我们眼前。
这封信，是我于沉眠于台北档案馆“国史馆”的资料中发现的。
败军之将写给蒋介石的信。冈村为什么会向蒋介石提出这样的计划呢？这时，作为本书主角的白团已经开始在台湾活动，那么冈村的“下一步棋”，又是打算怎样走呢？这个巨大的“历史之谜”，此刻正横亘在我们面前。冈村究竟为什么没被追诉为战犯，而是能够平安待在日本，还写信给蒋介石呢？
要解开这个谜，我们就必须从1949年往回追溯5年，也就是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当天开始，追寻蒋介石与冈村宁次两人的行动轨迹。
陆军“中国通”的谱系
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1945年日本战败的这个时点，冈村是所有在中国大陆的日军当中，级别最高的人物。严格说来，在中日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冈村并没有太深入地牵涉其中；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冈村仍然是执行战争的主要人物之一，而且战争结束时仍然身处中国大陆的日本军人当中，也没有人比冈村更该负起战争的责任了。
冈村的命运，照理说就算不接受审判、被送上绞刑台，应该也会被当成战争犯送进监狱囚禁吧。
追本溯源，冈村乃是所谓中国通军人中的一员。
陆军中国通，指的是日本基于对华侵略的必要性而培养出来的擅长搜集、分析中国情报的一群军人。学会了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知识后，这些人有的驻扎在第一线，致力于情报搜集以及当地人脉的经营，有的则在日本国内负责中国情势的分析。翻开他们的履历，几乎可以说，他们就是一群将生命奉献给对中业务的专家。
专研旧日本陆军的优秀学者户部良一在他的著作《日本陆军与中国》（讲谈社选书）一书中，对于中国通的实力，有着这样的叙述：
若是论起在战前的日本，哪个机构对于中国相关情报有最为广泛、最有组织的搜集，并且在情报的质与量上具有足以傲人的压倒性优势，那么除了日本陆军之外再无他想。就算是主张外交一元化，对于军方涉入对中关系相当反感的外务省，在中国情报搜集方面也不敌陆军。正因在对中情报上有着足以压倒外务省的自信，陆军屡屡展开俗称“二重外交”的外交干涉活动，并积极投入其中。
诚如户部所指出的，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陆军不只在军事作战方面，对于中日关系整体的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设法接近军阀，并且设法操纵那些与日本权益密切相关的军阀。不只如此，他们也试图用谋略去改变中国政治，暗杀张作霖是如此，九一八事变也是如此。
在这群中国通军人当中，属于重量级人物之一的便是冈村。而这群与冈村同样深入中国问题的军人，在1945年之后的结局，事实上都相当悲惨。
与冈村同期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两人，在东京大审判中被判死刑，在处刑台上结束了生命。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主导九一八事变的本庄繁，在盟军的逮捕令发布之后，于陆军大学内自杀身亡。
指挥香港攻略战的酒井隆，被中国的战犯法庭判处死刑并处死。
被认为是暗杀张作霖主谋的河本大作被中国共产党逮捕，病死在收容所中。
为什么他们和冈村的命运，会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差异呢？读史至此，我的脑海里不假思索地自然浮现了这样的疑问。
此外，派遣白团到台湾，不论就当时日本的法令还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占领政策而言，都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也是风险极高的举动。
那么，在中国通军人中一向被公认为“常识人”的冈村，又为什么会创设白团并且在接下来的将近20年间，持续指挥着相关方面的行动呢？
凡此种种谜团，随着我对冈村经历的深入发掘，不仅没有消解，反而似乎变得越发复杂难解了。
二 “以德报怨”演说与协助国民党
花之16期
冈村宁次这名军人，在我看来，是位非常难以捉摸的人物。
他出生在四谷的冈村宅邸，可以说是每天听着附近市之谷的陆军士官学校号角声长大的。在日俄战争爆发的1904年，冈村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毕业之后，他继续进入陆军大学深造，一步步走上典型的陆军精英之路。
冈村思路敏捷、长于交涉，处理事务的能力相当强。然而，他并不属于那种聪明伶俐的参谋类型；相反，他是个老把“我可是个地地道道的江户人哪”这句话挂在嘴上，三杯黄汤下肚后也会为下属流热泪，有着热血一面的男子汉。
在冈村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件逸事。
在日本，有一位名叫山中峰太郎[3]的军人作家。这位山中曾经离开陆军大学只身前往中国，参加孙文为打倒袁世凯而发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二次革命”。在中日战争期间，他也以《朝日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战场报道。冈村在陆军大学的时候，和同学山中感情相当好。
当时，有位名叫井户川辰三[4]、活跃于甲午和日俄战争中的军人。就读陆军大学一年级的冈村和山中听闻井户川归国的消息后，便联袂前往井户川的家里拜访，向他恳求说：“请收我们为弟子，带我们去中国吧！”
据山中的自传所述，当时他们两人热切地向井户川陈述着想要离开陆军大学和他一起前往中国的心意，然而井户川不但不接受，反而勃然大怒地斥责他们说：
我过去曾经放弃陆军大学的学业，独自前往英国留学，但就算如此，我还是没能获得理想的职务。如果你们现在放弃陆军大学学业的话，不仅找不到好的职位容身，而且也绝对无法将自己的能力发挥到极致的！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学校好好读书，然后前往欧美钻研、累积实力，等到准备充分之后，再来谈有关中国的问题，明白了吗！
遭到当头棒喝的冈村，带着山中狼狈逃出了井户川家；最后，他们两人还是乖乖留在了陆军大学念书。
冈村这一期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号称“花之16期”，集结了众多优秀的人才，其中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以及冈村三人最为突出，号称“三羽乌”[5]。另外，包括前面提到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在这期毕业生中，有志于中国者相当多。冈村对中国也保持着关心，当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后，立即被分派到一个对他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岗位上；1903～1906年这3年间，他一直担任在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清国学生队）的教官。
中国有句俗谚，“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意思就是，担任老师的人，终其一生都会受到学生的尊敬。冈村当时的学生，日后有很多都成为中国军事和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对冈村而言，和这些学生的相遇，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师徒关系。冈村是1900年清国学生队制度设立以来第4期到第6期的教官；在他当时的学生当中，也包括了诸如阎锡山和孙传芳等未来的重要军人。
在这之后，冈村先是执教参谋本部的外语战史课，接着又被派到山东青岛，在那里，他亲眼看到了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混乱。
“常识人”类型
1919年（大正八年），升任少佐的冈村被派往陆军省新闻班。两年之后，他被派往欧洲出差，和驻欧洲各地的武官会面。在这段欧洲之旅中，他和同期的永田、小畑在德国的巴登-巴登[6]意气相投，并携手在陆军内创立了小团体“一夕会”。一夕会是以陆军大学毕业的佐官为中心，以打倒垄断军队的萨摩、长州两大藩阀为主旨结成的团体，同时也是引发之后二二六事件的母体。
小畑后来加入了高唱皇道主义的“皇道派”；这一派人员受到德意的极权主义影响，主张建设由军部主导的国家总动员体制以及国防国家。另外，从皇道派当中，又分出了主张透过政府机制、以合法手段增强国力的“统制派”，永田则是这一派的领导。在这样的纷争中，冈村和两派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没有明确依附哪一方；同时，他似乎也为了化解两派的纷争而不断苦苦思索。
1923年（大正十二年），冈村被派往参谋本部中国班任职，当时同期的土肥原、板垣等人，都已经在那里工作了。随着中国军阀混战的白热化，日本的对中政策及支持的对象一变再变；在这当中，冈村等人所属的中国班也全身心投入谍报和谋略活动之中，而冈村自己也曾一度担任军阀孙传芳的顾问。
虽然冈村是情报军官出身，但他并不曾像土肥原那样指挥谍报以及破坏活动；事实上，身为司令官的他，还曾经下达禁止杀害百姓的命令，并且严厉地要求部下彻底执行。
设置随军慰安妇的构想，也是出自冈村宁次。这件“秘闻”是在冈村过世后的1971年，由冈村夫人揭露的。
根据佐藤和正所著的《将军·提督妻子们的太平洋战争》（光人社，1983年）一书中冈村夫人的访谈内容，据说当时在上海担任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因为属下部队不断发生奸淫百姓的行为而苦恼不已，于是他便请求长崎县知事，“送一团慰安妇过来”。
关于冈村身为军人的面貌，前述的户部有着这样的说明：
就在大部分中国通军人争相与各地特定的军阀结交，并为了秘密工作而不断奔走的同时，冈村却与军阀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当时的中国通军人当中，他可以说是较为罕见的“常识人”类型。
冈村在中国的成就最为人所知者，乃是1933年的塘沽协定。
当时，关东军越过万里长城，兵锋直逼北京。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何应钦将军提出了停战的提议，最后由时任少将的冈村与熊斌中将正式订立了协定。根据这份协议，中国和“满洲国”之间划分了明确的“国境”线，九一八事变以来的纷扰自此画下一个句号。自此之后，日本为了“满洲国”的“建国”而奔走，国民政府则将全部心力投入对共产党的“围剿”当中。
冈村在1932年（昭和七年）成为上海派遣军的副参谋长，翌年又成为关东军的副参谋长。1941年（昭和十六年），他以陆军大将的身份，被任命为华北派遣军总司令，执掌中国战线重大作战的指挥，经历了好几次大规模战役。1944年（昭和十九年），他升任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
这样的冈村和蒋介石，不论在战争前还是战争中，几乎都找不出什么特别的交集，顶多就是知道彼此姓名罢了。于是他们两人就这样，以日本投降时的中国最高领袖以及日本方面派遣军的最高指挥官身份，共同面对战后处理的艰巨难题。
“这是对日本的一大开导啊！”
日本正式向联合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8月10日。那天，日本国内完全没有和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进行任何联络。
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早上，冈村终于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那里得知了日本同意投降的消息。而正好在同一天，冈村也给阿南发出了电报，表明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
皇军700万将士以及大陆依然健在，派遣军百万精锐，斗魂亦越发奋起……在下确信，此刻正是不为敌之和平攻势以及国内之消极论所惑断然一搏，即令全军玉碎亦不足惜，朝向战争目的之完成勇猛迈进之际……
冈村对周围的部下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将把陆海兵力集结于山东省东部，形成半独立的占领区域，等待母国最后的命运到来。就在此时，天皇同意投降的“玉音放送”内容传到了冈村这里：那是8月15日早晨的事。
日本母国同时也发报给冈村，向他传达了阿南大臣已经自尽身亡的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后，冈村对自己的命运想必也已有所觉悟了吧！只是，身为败军之将的他，还有一件令自己感觉沉重不堪，非得尽心竭力设法处理的未了之事，那就是：究竟该如何让分布在中国全境、共计230多万人的日军以及一般日籍人民，顺利回到日本？就在冈村走投无路、被灰暗的思绪缠绕时，忽然有一个宛若救世主般的人物，以极度冲击的形式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个人，就是蒋介石。
就在15日的“玉音放送”之前，蒋介石在南京[7]发表了这样的演说：
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这便是著名的蒋介石“以德报怨”演说。事实上，蒋介石在演说当中，并没有明确说出“以德报怨”四个字；这个词是后来针对这篇演说，将其中要点精简浓缩而成的。
参谋小笠原清将收听到的蒋介石演说抄成文字稿，送到冈村的面前。
当着小笠原的面，冈村默默地阅读了好一阵子。然后，他喃喃地开口说道：“这是对于日本的一大开导啊！”小笠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冈村在说这句话时，对于蒋介石的度量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感动。
根据冈村的日记所述，16日的时候，他曾经思考过这样的事情：
我一直在思考，关于日中之间的关系，究竟该怎样发展下去才是最好？虽然我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若是要振兴东亚，此时此刻除了寄望中国的强大与繁荣之外，别无他法。对没落的日本而言，这时候能给予中国协助的，大概就只有技术与经验了吧！至于接收等各方面的事宜，也都应当基于此原则，诚实无伪地移交方为正轨。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这段日记中可以看出，冈村在这时候，已经提出了“技术与经验（的协助）”这个想法；之后将日本军人的技术与经验传递给“国民政府”的白团，他们的活动与此时冈村的想法，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六项投降原则
这是台北的“总统府”。在这栋曾经以日本统治时代的台湾总督府之身君临整个台湾的建筑物正后方，悄悄隐藏着台北档案馆——“国史馆”的分馆。由于本馆位于离市中心稍远的新北市郊外，因此我通常都利用交通比较便利的分馆。只不过，有些尚未数字化的数据仍然保存在本馆内，因此我有的时候还是得跑到本馆去才行。
“国史馆”现在正在将蒋介石、蒋经国、李登辉等历代“总统”留下来的庞大文件数字化。在这些资料当中，被视为情报的宝库而备受期待的是2010年公开的《蒋中正“总统”文物》（别名“大溪档案”）。“中正”，是蒋介石的别名。
在2011～2012年间，我不断走访这间“国史馆”分馆，从中找寻有关“蒋介石与冈村之间联系”的史料。现在回想起来，我在2007～2010年间，明明就以朝日新闻社台北特派员的身份待在台湾，却一次也没踏进“国史馆”过，这还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聚精会神，仔细查看《蒋中正“总统”文物》中所留存下来的与冈村有关的文件。当我在数据库中敲入“冈村宁次”4个关键字时，出现的文件一共有104件；本章开头介绍的那封有关设立伪装商社的信，即为这批文件当中的一件。
在文件的一开始，冈村是以“敌人”的身份出现的。在中日战争期间，冈村曾经发动数次大规模作战，让蒋介石以及中国军队相当头痛；尽管如此，蒋介石却几乎不曾提及冈村的名字，或者更精确地说，冈村根本还没有资格进入蒋介石的视野。
冈村的名字突然在档案中增加，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的事。
作为中国派遣军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开始对冈村宁次的动向投以强烈的关注目光。8月15日，也就是日本投降的当天，蒋介石对冈村发出了名为“六项投降原则”的指示：
一、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二、该指挥官（冈村宁次）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8]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三、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四、所有之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点，但长江内之舰船，应集中于宜昌、沙市。
五、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六、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所属官员均应负责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当时，蒋介石心中念兹在兹的，是与共产党之间即将到来的最终决战。
从这个时候起，蒋介石就已经开始深思，要透过吸收日军的装备、弹药以及人才，使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与愈来愈不可小觑的共产党作战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始终带着笑颜，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
冈村全面地接受了蒋介石的指示，并保证会协助国民党。他从蒋介石那里接下了“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部长官”的任命，担负起让日本200万军民回归本土的任务。
“徒手官兵”，意指手上没有武器的士兵；之所以不将他们视作“俘虏”，是为了保留日方的面子。
国民党对冈村的关照，在1945年9月9日午前9时于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举行的日军投降仪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顺带一提，之所以选这个时间，是因为“九”在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吉祥的数字。
蒋介石指派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为中国方面的受降代表。何应钦也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冈村是旧识。就在投降仪式举行的前两天，何应钦走访了冈村的宿舍，传达了可以让冈村佩带军刀受降的意思；国民政府之所以会做出如此许诺，或许也与冈村在8月18日的时候发表了“对华处理要纲”，通知各地日军接受国民政府解除其武装、全力协助国民政府对武器弹药的接收，并且抵抗共产党接收的举动有关吧。
被派来与留在南京的冈村联络的人员，都是国民党军队中的知日派。其中有记录可寻的军官，包括了钮先铭少将[9]、陈昭凯上校、王武上校等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不仅精通日语，而且对日本的情况十分熟悉。若是要与冈村等负责战后处理的旧中国派遣军干部心意相通，没有比他们更合适的了。
在这些人当中，也包括了一位名叫曹士澄的陆军军官。曹士澄后来成了白团在台湾方面的联络人，特别是在白团设立前后的这一段时间中，可以清楚看见他积极活跃的身影。如此看来，国民党应该是在这个阶段就已经和冈村搭上了线，并且埋下了“利用日本军人进行反共作战”这一策略的种子吧！
位于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1945年11月受命迁移到附近的旧日本大使馆中，并在年底之前全部搬迁完毕。就在这项迁移行动展开一个多月之后的1945年12月23日早上，冈村突然接到通知说，蒋介石希望与他见一面。虽然这并不是冈村第一次和蒋介石见面，但是两人面对面的对谈还是头一遭。
根据这一天冈村的日记所述，两人之间的对话内容是这样的：
蒋：身体可好？若有任何不便之处，请不用客气，尽量告诉我以及何总司令。
冈：感谢您的好意，我对目前的生活感到相当满足。
蒋：接收工作持续顺利地进行，这样的状况，实在值得我们双方同感欣慰不已。若是留在这里的日本民众有任何不便之处，也请尽管告诉我们。
冈：虽然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不过若是真有遇到不便之处，蒙您厚爱，我会尽量告知的。
蒋：我认为，中日两国应当基于孙文先生的遗志，建立相互提携的坚固关系，这是相当紧要的。
冈：我也深有同感。
这次会谈大约不到15分钟便结束了。若是扣除掉中日双方通译的时间，以上这些对话的内容，大概就已经包含了两人之间的所有谈话了吧！
虽然就字面上来看，这段对话只是彻头彻尾的礼貌性对谈，但我感觉，此时的蒋介石与冈村，其实并没有继续深谈的必要。关于蒋介石，冈村留下了“始终带着笑颜，充满令人感动的温柔敦厚”这样的记载。不过对蒋介石来说，冈村仍然是旧日本军的最高指挥者，因此要和他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并且试着拜托他一些事情，或许还是有点困难吧。
在这场会谈之前，冈村和蒋介石之间并没有直接的交集，不过早在1939年（昭和十四年），冈村在日记当中就已经为了日本太过轻视蒋介石身为敌手的实力，而感到懊恼不已。那时候，他是这样写的：“对于蒋介石这号人物的实力，我们的认知明显产生了错误。”这是冈村对于中国通军人一直以来轻视蒋介石的倾向，所做出的反省。不过，当时他应该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居然会在6年后以败者的身份，和胜利者蒋介石见面吧！
在实际上仍然保持战犯身份的同时，冈村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毫无保留地支持与协助的态度，则是始终如一。根据冈村的日记所述，1946年5月13日，他写成了一篇名为“自敌阵观察所见的中国军队”的文章，并由作战主任参谋宫崎等人加以校订和补正。
我从还是少佐的时候，便频繁前来中国，对于中国军队的内情可以说相当通晓。另外，在与中国军队不绝如缕的交战当中，我对中国军队的缺点也有着相当清楚的理解；因此，虽然是并不常见的请求，但请容我为了中国军队的改善，以毫无顾忌的方式，提出我的批判。
这里所说的“中国军队”，指的是国民政府军。在这篇文章中，冈村总结了自己对于国民政府军的见解。5天之后，冈村前往拜访何应钦，将两份《自敌阵观察所见的中国军队》交给了对方。据冈村自己的记载，他一共做了3份同样的报告，剩下一份由自己保管，但过了不久，他便将之烧掉了。据说曾经看过这份报告的人，除了蒋介石、何应钦外，就只有另一个身份不详的人而已。
由于和我方经常接触的中方参谋全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亲日家，我们两方这时候的交流显得相当亲密，而他们也不时会将一些内部的情报泄露出来。
这是冈村在1946年5月21日的日记上所写下的话。
免于战犯追诉
表面上看来，冈村似乎安安稳稳地过着日子，但事实上，他的心里却总是笼罩在追究战犯的阴影之中。
在日本陆军当中，冈村并没有牵扯诸如决定开战之类的重大事项。只是，自从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他由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一直到最后成为总司令官，一直都身处中国战场的最前线，因此他自己也有所觉悟，心想“恐怕难以免于极刑了”。
一开始就将冈村指定为战犯的是共产党。共产党对于自始至终一边倒协助国民党的冈村相当愤怒，甚至可以说到了憎恶的地步。
位于延安的共产党总部发表了两万名日本战犯的名单，其中冈村名列榜首。榜上的第二号人物，则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确实，多田曾是位居东北以及华北日军中枢地位的人物，可是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便因为主张不扩大对中战线而被解职了。因此，就跟冈村名列首席战犯一样，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共产党将多田列为第二号战犯这件事，似乎有点不妥。
1946年6月到7月这段时间，国民政府内部一直在就“是否应当逮捕冈村，将其作为国际法庭战犯送回日本”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在会议上，何应钦强烈主张冈村无罪；另外，在询问是否逮捕冈村的行政文件上，蒋介石最终批示了“否”，同时加注了这样的意见：
等冈村的任务（作者注：指日人遣返等任务）结束之后，将之逮捕也无妨。只是，这件事必须待厘清国际法庭要求的相关手续之后再开始进行。
若要简单说明这时国民政府的态度，那就是一方面对外表现出要彻底追究冈村身为战犯所负责任的强硬姿态，另一方面却又以“冈村尚有遣返等任务必须完成”为由，不断拖延对他的追诉，同时伺机而动，等待着将他无罪释放的良机。
1946年9月27日，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报道：
（政府）何时将拘禁冈村宁次？（记者提问）
冈村虽然是日本战犯，但自日本投降以来，他尚有维持南京治安、协助政府接收，以及（善后业务）联络负责人等相关工作未完成；对于何时将他以战犯身份拘禁并加以审理一事，战犯处理委员会正在慎重考虑研究中。
1946年11月，GHQ透过中华民国驻日代表部，要求国民政府让冈村以证人身份回到日本，为正在进行的东京大审判做证。[10]
据《蒋中正“总统”文物》显示，当时外交部已经倾向于同意将冈村引渡回日本，但此方案在最后阶段却遭到了蒋介石的推翻：
目前有关日本军民的善后事务尚未完全终了，（若是引渡冈村），恐将徒增任务的困难程度。
蒋介石以遣返任务为挡箭牌，拒绝了GHQ引渡冈村的要求。若是冈村回到日本的话，不只是做证，被当作战犯追诉的可能性恐怕也相当高；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决定庇护冈村。
三 如果冈村被判处死刑的话……
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的顺利推动……
在国民政府全面动员军舰、民间船只以及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远比想象中更加顺利；当初原本预计整个任务大概需要3～4年，但实际上从战争结束开始仅仅用了10个月，到1946年夏天便几近大功告成。和被苏联拘禁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凄惨状况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也安排手续将包括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等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大部分核心成员，透过上海遣返日本。
另外，以冈村为首，包括宫崎舜一中佐、小笠原清少佐，以及通译和军医等在内的14人仍然留在中国。这些残留人员借用了旧日本大使馆后方一间民宅的二楼，作为他们的住处兼工作场所。
这个残留下来的团队以南京联络班的身份，担负起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者的遣返等相关工作。
只是，也有人清楚察觉到，“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顺利推动”这个借口，根本不足以作为国民政府不逮捕冈村的理由。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张逮捕冈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
根据台湾“国史馆”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实力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曾于1947年6月，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冈村宁次的处理方案”的文件：
冈村是侵略中国的魁首，同时也是被指定为战犯的人物，若是依法对他进行处置，对于国内舆论也可以产生宣传效果。我们可以用对他判处有罪，再以特赦加以减刑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守法的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式的宽大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蒋中正“总统”文物》）
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白崇禧的提案，冈村担任长官的“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部”的解散也一路延到了年底。
面对共产党日益激增的以冈村为主题的宣传攻势，焦头烂额的国民党宣传部门想出了一条计策。
1943年8月17日，亲国民政府的新闻媒体共同刊登了一则以“毛泽东的卖国行为”为题的报道。这篇报道指出，冈村宁次在山西省和毛泽东联手，一同展开对国民政府军的作战。
虽然这篇纯属捏造的报道后来被撤回，但从这次国民政府策划的反宣传战中可以看出，围绕冈村问题，国共两党之间虚虚实实的宣传工作战越发激烈了。
时间迈入1947年，随着遣返任务告一段落，冈村所在的联络班也解散了，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小笠原清等人，也都陆续返回了日本。就在这时，冈村因为罹患肺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获此消息，汤恩伯、曹士澄、陈凯昭等国民政府军人陆续前往探病，这令冈村相当感激。这些人自然都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军官。
同时，国民政府对于冈村的处置，也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拖延下去的地步。于是，同年秋天，冈村被关进了战犯监狱；不过，据说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却是非常之好。
得知东京大审判的结果
1947年11月25日，东京大审判的最终判决结果，传到了监禁中的冈村耳中。
当天，冈村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我得知了土肥原、板垣等人被处死刑的消息。在我青年时代的同期毕业生中，和我一样憧憬大陆、携手一路走来的同志盟友共有4人，其中的土肥原、板垣被处死刑，矶谷和我则被囚禁在大陆的战犯监狱里，实在令人感慨万千。今天我和矶谷对坐，谈了谈自己的命运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