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中提到的“矶谷”，指的是矶谷廉介[11]。矶谷在1947年7月22日，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并遣返日本，此后在巢鸭监狱一直服刑到1952年。
在这之后，冈村因为身体状况恶化，从南京被移送上海，在上海的某处民宅里接受治疗。至于他的疗养场所，则极度保密。在这段时间，国民党的知日派军人依旧持续拜访冈村，听取他对于反共作战的建言。
举例来说，汤恩伯将军于1947年12月7日以“听取有关长江下游地区防备意见”为由，将冈村邀请到自己的宅邸。当天，冈村在日记中写道：“我以壮年时期研究过的关于长江下游地区军事地理的知识为基础，陈述了我自己关于‘长江该如何防备北敌入侵’的看法。”
不久，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内战天平，开始逐渐向对国民党不利的一面倾斜。国民政府内部要求与共产党展开和平谈判，并迫使身为反共强硬派的领袖蒋介石总统下野的声浪日趋高涨，而共产党方面也将“蒋介石下野”作为展开和平谈判的首要条件。
就在新年伊始的1949年1月21日，北京被攻陷；在严酷局面的逼迫下，蒋介石终于表明了辞职下台之意。他表示，将任命副总统李宗仁为代理总统，并且将之后的事情全权委任给代总统。
冈村在日记中提及李宗仁时，是这么写的：“后者（李）对我，并不像前者（蒋介石）那般抱持着好意；然而，纵使我遭逢多舛的命运，那只怕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吧！”
正如冈村感觉到的那样，随着内战局势的恶化，以及国民政府内部的权力结构变动，他自己的命运也已经到了危险的悬崖边缘。
冈村救援计划
国民政府中受蒋介石影响的知日派团体，在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情势下，发动了“救援冈村”的计划。
现在有一份当时留下的盖着“极机密”印鉴的国民政府陆军便笺。
标题是“处理冈村宁次政策之意见”。
这是1948年11月28日，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有关该如何处置冈村的会议时，曹士澄提出的意见书。
“我国最后尚未处理的战犯，就只剩下冈村宁次一人；然而，值此战云密布、共产党渐居上风之际，关于冈村的审理，我想陈述以下意见……”以这句话为开场白，曹士澄陆续分析了共产党之所以企图以战犯处置冈村的理由：
中国共产党不断散布“冈村以我军顾问身份指挥徐蚌会战”的流言，其目的包括以下三点：
1.在日军投降的时候，冈村服从中央（作者注：指国民党阵营）命令，对抗共党。
2.进行所谓“国民政府利用战犯”的政治宣传。
3.升高人民对于国民政府的不满。
最后，曹士澄提议判处冈村无罪。
在这场会议中，除了代表国防部的曹士澄外，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军法局等单位，也都派出代表与会。
在会议上，认为应判冈村有罪，特别是处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方为妥当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可是，这时曹士澄再次起身，强硬地主张冈村无罪：
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指挥，都是遵循着日本大本营的命令而行。在此期间，他不仅不曾下达虐杀的命令，而且曾经严令禁止滥杀无辜。冈村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民，也没有人这样告发过他。不只如此，冈村在战后积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将武器转交给中共，在终战处理方面也颇有功劳，不是吗？
“在政治上，也有应当判处冈村无罪的理由。”曹士澄接着又继续陈述：
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释放回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
“经过这番陈述之后，出席者的意见便全部转变为支持冈村无罪”，在曹士澄的报告里，如此描述了当天的会议景象。
产生如此戏剧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恐怕就在“政治化”这一部分吧！毫无疑问，不论哪位与会者应该都能清楚察觉到，在这当中隐含着蒋介石以及国防部的意向。在处于战时状态的政府之中，假使有人胆敢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个人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会议曾经一度中断，接着再由担任战犯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将军重新召开。在会上，曹士澄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得到会场众人的赞同之后，何应钦宣布讨论结束，并指示曹士澄撰写正式的报告书。曹士澄当天就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将之呈给蒋介石裁决。
石美瑜审判长
在上海战犯法庭负责审理冈村的，是一位名为石美瑜的法官。
石美瑜，1908年出生于福建，在司法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合格，因此得到了“福建才子”的称号。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以优秀的司法人才之姿，备受众人瞩目。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时候，他脱离了法庭转入地下；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对那些被指认协助日军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汉奸”，进行了彻底而严格的审判。他因此声名鹊起，旋即被拔擢为上海战犯法庭的审判长。
以日本军的残虐行为为中心，石美瑜对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12]等人，陆续下达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判决。因此，当石美瑜被任命为冈村一案的审判长时，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普遍都认为他一定会做出相当严厉的判决。
然而，审判的结果却早已决定了。
对冈村的最终审判于1949年1月26日接近中午时分开始。为冈村辩护的共有三名中国律师。在法庭上，检方具体要求对冈村处以死刑。
石：被告对于检察官的主张，有任何要提出的异议之处吗？
冈：辩护人请求庭上同意发言。
石：辩护人请发言。
钱龙生辩护人：辩论已经终结，我认为冈村宁次应获判无罪。
石：被告有什么想说的吗？
冈：对于本法庭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对于因日本兵犯下的罪行而造成的众多中国国民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损害，我在此深深地致上歉意。另外，对于因我的健康问题而导致的审判延迟，以及其他诸多困扰之处，也请容我在此一并致歉。
接下来是中午休庭，判决将在午后做出。这时，石美瑜将陆超、林健鹏、叶在增、张身坤4位法官叫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
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
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凝结了。石美瑜接着又继续说道：
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
石美瑜讲到这里，所有的法官都默默地拿出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不是“天之声”，而是……
再次开庭之后，石美瑜在法庭上宣布了最后的判决结果：
宣读主文。被告冈村宁次，无罪。
场内一片哗然，巨大的嘈杂声淹没了整个法庭。
被告虽然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但是包括长沙、徐州会战中日军的暴行，酒井隆在香港的暴行，以及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等，皆发生于被告就任之前，与被告并无关系。另外，被告在日本投降时遵从中央的命令，引导了百万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尽管被告在任期间，各地日军仍有些许暴行发生，但既然应负责任者都已受到处罚，那么显然被告并不需要被认定有连带关系。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被告并无违反战争法以及国际公法之处，故此应获判无罪。
就这样，作为战犯被起诉的冈村，极端异常地获得了无罪判决。
大感意外的欧美各通讯社纷纷拍出紧急电报，法庭内一片骚乱，愤怒的旁听群众争相对审判长发出质问的声音。如前所述，正在和国民党进行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冈村列为在中国的“头号战犯”。听闻这个消息，他们更是愤怒不已，不只发表了责难的声明，还要求重审。中国内外的舆论，也是清一色的反对声。
尽管大家都认定，就算冈村在日本接受战犯审判，获判死刑的概率也不高，但是作为中日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他被问罪的可能性还是极高的。可是，这件事却被一手翻盘了，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天之声”，而是“蒋之声”。
至今在中国仍超有名的冈村
在主张冈村有罪的共产党掌握政权的中国，冈村至今仍然算是所谓的“超有名”人物。
不仅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着冈村的名字，就连我试着询问五六位认识的中国朋友，“你们知道冈村宁次这个人吗？”结果不分年龄，几乎所有被我问到的人都知道这个人。
2002年的时候，《朝日新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共同举办过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询问中国民众，“一提到日本人，你最先想到的会是谁？”结果冈村名列第10名。
调查结果的第一名是小泉纯一郎，第二名是田中角荣；在旧日本军人当中，冈村的知名度仅次于东条英机（第4名）和山本五十六（第5名）。另外，2006年中国的报纸《环球时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对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位外国人”的报道；在这份名单中，冈村是入榜的6位日本人当中唯一的军人。报道以“指挥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灾难”，严词抨击冈村的罪行。
冈村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他在母国日本的知名度，而对冈村的评价，在中日两国也可以说是完全的两极化。
与之相对，协助蒋介石建立白团的冈村，在台湾却几乎没有什么人听过他的名字。历史，有时候真的相当讽刺。
平安无事踏上日本的土地
获判无罪之后，冈村便等待着国民政府安排的归国船只到来。1949年1月30日，提前一天潜入船内的冈村，从贴满“别让日本战犯逃掉”小海报的上海动身起航。他所搭乘的船只，是一艘名为“威克斯号”的美国军舰。这是一艘建造于1944年，以某位海军出身的美国议员的名字命名的驱逐舰。船上除了冈村之外，另外还搭载了260名战犯。
“威克斯号”于1949年2月4日抵达横滨港。港口高高悬挂着日章旗[13]；据前来此地、隶属于GHQ G2（参谋第二处）[14]的利米中校向冈村表示，“这是我的上司为了将军的到来而特地悬挂的”。
主持有末机关的有末精三，在他的著作《政治、军事与人事》（芙蓉书房，1982年）中，有过这样一段关于冈村的记述：
当时我奉副参谋长威洛比少将之命，前来询问冈村将军“是否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冈村将军看着我，率直地表示：“为了将南下的共产党军队阻挡在扬子江一线，希望美军能够派遣两个师到华中地区。”翌日，我向威洛比将军传达了冈村将军的意思，不过威将军表示了拒绝之意：“不管他想听到什么样的答案，总之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威将军要我如此转告冈村将军，同时带一箱美军将官的营养口粮以及少量盘尼西林过去。于是我尽快赶到了若松町第一国立医院，将这些东西放在将军的枕边。
据有末说，冈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在病床上痛苦地长叹道：“难道就没有拯救蒋介石军队的方法了吗？”
让人相当感兴趣的是有末与冈村间的交集点。有末是陆军士官学校出身的陆军参谋，同时也是战后仍旧活跃于幕后的旧陆军相关人员之一。有末先是担任“涉外委员会委员长”，负责和GHQ之间的联系，接着又在G2的威洛比少将庇护下，组织了俗称“有末机关”的秘密组织。后来他又以干部身份加入了之后创办的“河边机关”，负责调查旧日本军人以及日本共产党的动向。
为什么GHQ会对冈村如此格外地照顾呢？这理由直到现在仍然难以断定。只是，从旧陆军的情报军官在日后曾经一度参与冈村策划的白团组织这点来考量，我们或许可以认定，“GHQ-旧陆军参谋-冈村-蒋介石”之间的反共连线，在这阶段已经隐约发展成型了。
回国之后的冈村因为健康恶化，住进了位于牛込的国立东京第一医院，并且为了白团的成立，和先一步归国的小笠原清等人展开了相关工作。也就是在这间医院的病床上，冈村写下了本章开头的那封信，并将其传达给了蒋介石。
[1] 蒋介石所信赖的年轻机要秘书，在1943～1958年间，一直追随在蒋介石左右。著有回忆录《蒋公与我》，为研究蒋介石的重要史料之一。
[2] 一年的最后一天。
[3] 日本军人、新闻记者、冒险小说家、侦探小说家兼翻译家，曾经翻译过爱伦坡、柯南道尔等人的作品。
[4] 日本军人，甲午战争期间曾随近卫师团出征台湾。之后曾经出使清朝，日俄战争期间受命负责特殊任务，活跃于华北和东北地区。
[5] 意指在某一领域特别优秀的三个人。
[6] 德国西南部的温泉旅游胜地。
[7] 应为重庆，南京当时仍在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手中。
[8] 指江西玉山机场。
[9] 中国军人、文学家，知名战略学家钮先钟的兄长，曾历经南京大屠杀脱险，二战后一度任职于驻日军事代表团。
[10] 东京大审判的时间为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
[11] 日本陆军将领，“中国通”的一员，曾在台儿庄被国民政府军击败。
[12] 谷寿夫，进攻南京的第6师团司令官；向井敏明、野田毅，号称在南京举行“百人斩”杀人比赛的日本军官。这三人皆为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指认犯下战争罪行的战犯。
[13] 即日之丸旗，日本的标准国旗。
[14] 在盟军司令部底下，主管情报、保安、新闻控制的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