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团的组成、来华的来龙去脉以及工作的状况由于全属机密，因此不曾记载在任何公开文件中。只是，所有团员甘冒生命危险前来台湾报恩的事实，令人不禁为之动容，而他们所留下的不朽成果，除了丰硕之外也再无其他可以形容。然而，直至今日，关于这方面的事情仍旧没有翔实的官方记录，就这样任凭这件重要的史事，以及相关人员的贡献就此埋没不彰，实为憾事。这几年来，虽然在中日两国有不少人留下了相关记述，但大多是片片断断的部分资料，并没有针对白团的整体来龙去脉进行书写与记录……
无论如何，我都不容许自己一手建立的白团，被埋没在历史的荒烟蔓草当中！
大概正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曹士澄才写下了这份报告，并将它托付给陈鹏仁吧。
在这之后，陈鹏仁曾经从档案中撷取部分有关白团的资料加以使用，但是关于整份档案的完整内容，他从未对外公开。
就算对我而言，白团也是个包含了太多秘密的研究课题。特别是我并没有日本方面的资料，因此对于是否要如此轻易地将它公之于世，我感到相当犹豫。因此，我希望身为日本人的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好好写下来。
陈鹏仁这样说完之后，便将档案交到了我手中。
保存曹士澄档案多年的陈鹏仁教授（作者拍摄）
曹士澄档案，是由创立白团的关键人物亲笔书写、毫无疑问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在本书中，它是和蒋介石日记以及《蒋中正“总统”文物》并列的重要参考资料。
曹士澄的儿子，前石川岛播磨重工副社长
曹士澄已于1997年亡故，因此我只能从他的家人那里，试着了解他这个人。我和曹士澄的长子曹道义会面，是在我与陈鹏仁见面3个月后，也就是2012年初夏的事。
我听说曹士澄的所有家人都居住在日本，于是想尽办法打听，终于找到了曹道义在东京都港区的住址，可是却没有那边的电话号码。不得已，我只好在没有事先知会的情况下，直接登门拜访。当我按下门铃之后，对讲机那头传来一位女性（应该是曹先生妻子）的声音，向我询问我的身份。“请问这里是曹道义先生的宅邸吗？突然造访真是不好意思……”我刚这样开口，对方马上给了我当头一棒：“门牌上面不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吗？您到底是哪位啊？”听到这句话，我不由得当场面红耳赤。
幸好，当我表明自己是为了取材而前来之后，对方便相当爽快地让我进去；紧接着，我便从曹道义那里，得知了更多有关他的父亲曹士澄的事情。
曹道义的童年时代，是在中国四川省的重庆度过的。当时，国民政府因为中日战争的关系迁都重庆，因此国民党军人的家人也都移居四川；之后，当父亲曹士澄于1949年前往日本赴任之后，曹家便举家定居日本。
曹道义在庆应大学工学部毕业之后，进入了石川岛播磨重工[2]任职。他在锅炉等动力设备的领域累积了众多实绩，最后成为公司的副社长，并于数年前退休。虽然曹先生身上散发着技术专家那种沉默寡言的特质，但他基本上是一位有问必答、有求必应的人物。
我父亲曹士澄是上海人，母亲则是湖南人[3]。我小的时候，因为国民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搬迁重庆的关系，所以是在重庆长大的。正因如此，我说的是四川话，直到现在我读中文书的时候，都还是用四川话的发音在朗读。
曹道义的日语和土生土长的日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差别，从这里可以隐约窥见“战争使人成长”这句话不容否定的一面。确实，随着动乱造成的流离失所，一蹶不振的人自是所在多有；然而，在这动乱之中，也同样会孕育出具有丰富经验以及语言才能的人物。
在曹道义从壁橱里搬出的资料箱中，满满装载着曹士澄的遗物。在这些遗物当中，我发现了一份深埋在最底下的文件。那份文件是以竖排中文写成，上面全都是密密麻麻的手写字，总共有大概20张稿纸左右。
在文件的开头，写着“我的自传”四个字。看到这份文件，就连曹道义也露出不敢置信的眼神说：“居然有这样的东西……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
阅读这份“我的自传”后，曹士澄的一生仿佛浮现在我眼前。那是一位活在动荡的近代中的人物所留下的关于自己生命的记录。
从上海前往日本留学
曹士澄出生在上海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当他从专供富家子弟就读的英文商业书院毕业之后，原本打定主意要前往英国伯明翰大学，学习有关土木方面的知识。然而就在这时，他的父亲突然过世了，于是在母亲的强烈恳求下，他决定改变目标，前往距离中国较近的国家留学。
正好就在这时候，他听说有好几位同学为了前往日本留学接受了政府的测试，于是他也去试着应考，结果一试便过关了。就这样，他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从原本的第一志愿，转而踏上了军人这条路。
曹家在上海拥有相当多不动产。据说在曹士澄的父亲死后，他的母亲曾经对包括他在内的三个儿子说：“你们就算不工作也没关系，母亲会一辈子养你们的。”不过，曹士澄的哥哥当了医生，弟弟则进了银行。后来，共产党解放上海时，曹家的资产被没收，家人也都到了台湾。但是他们即使身在台湾，也不曾为了工作问题而烦恼，兄弟们全都精神抖擞、毫不懈怠，努力为自己的人生而奋斗。
1931年，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曹士澄回到了中国。当时正好是蒋介石北伐打倒军阀、完成统一中国大业，并且开始建构中国第一支“国家军队”的时期。曹士澄先是来到位于南京的兵科学校，教导年轻军人战术理论；接着当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爆发的时候，他也投身前线；随后又被派往甘肃以及东北地区担任参谋。
直到战争结束前夕，一通陆军人事命令，改变了曹士澄的命运。
曹士澄的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证书
1945年，曹士澄调至陆军总司令部，在同样曾留日的何应钦将军手下担任高级参谋，不久之后又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部第二处处长，负责8月15日日本投降仪式后日本人遣返业务、战犯事务等大大小小有关中日战争事后处理的一切事宜。
就在这个时期，诚如第二章中所述，他与冈村宁次、小笠原清等在日本方面促成白团成立的关键人士之间，进行了相当深入的交流。
我在仅仅10个月的短暂时间内，将235万日本军民全部成功送回日本，不只蒋“总统”，连美国的罗斯福总统[4]也颁授勋章给我……
虽然曹士澄在“我的自传”里，是以一种轻描淡写的笔触来描写自己的一生，但当他写到有关遣返日本军民的业务时，仍然可以透过字里行间，清楚感受到他那种掩饰不住的自豪。
“地下任务”
当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告一段落后，曹士澄便于1949年4月前往日本赴任。他的身份是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第一处处长——第一处是属于驻外武官的部门。然而，曹士澄被派遣到日本时，除了表面的职务以外，他还被赋予了另一项不为人知的“地下任务”。
曹士澄的任命书
当时，国民党正值危急存亡之秋。在蒋介石被迫下野之后，代总统李宗仁便主导着与共产党的和平谈判；然而，在大势已定的情况下，胜利在望的共产党彻底看穿了国民党的弱点，因此和平谈判可以说是寸步难行。虽然蒋介石已经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将据点转到台湾，但当时在台湾，仅有以10000名学生兵为核心，再加上一部分转移过来的海空军所构成的兵力。仅凭这点战力想要阻挡共产党的攻势，根本不够。
在曹士澄档案里，他本人有着这样的记述：
我被派遣到日本的主要任务，是透过和日本军及各界进行联络、找寻日本隐藏的武器等各式各样的方法，试着发现协助我国政府的良机。当时，日本的浪人们（比如横山雄伟），正打着“招募义勇军拯救中国”的名号，四处非法诈取金钱，情势可以说一片混乱。就在这种紊乱的状况下，我开始拟定集结日本正规军人组成“国际反共联盟军”，对共产党发动反攻的计划，随后并演变成在日本组织军事顾问团，前往台湾助战的计划。
文中所提及的“横山雄伟”，据说是一位来自福冈县的玄洋社[5]社员。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他以国粹主义活动家的身份，和日本政界以及谍报机关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曹士澄前往日本的时候，正是有关台湾义勇军的金钱丑闻最为甚嚣尘上、引起日本社会一片哗然的时期。
尽管关于台湾义勇军的传闻几乎都是子虚乌有的报道，但正所谓“无风不起浪”，曹士澄在这个时期，确实正在为了“借东风”而四处奔走。
提议筹组“东亚国际反共产党的军队”
1949年5月30日，曹士澄向蒋介石发出了一封重要的电报。电报指出，他和在上海被战犯法庭判处无罪后回到日本、目前正在养病中的冈村宁次，经过多次密商之后，提出了“组建东亚国际反共产党的军队”的构想。
我在台湾的“国史馆”里，找到了这封电报。在电报文件中，曹士澄针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做出了这样的分析：
麦克阿瑟将军和美国国策之间的矛盾已然表面化：将军希望能够确保远东，并在此展开反共活动。我国刚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发动反共同盟、组织国际联军，在亚洲展开长期抗战，并且获得最后的胜利。除此之外，东京是东亚各国代表机构云集的场所，在麦克阿瑟的反共精神号召下，联合各国共同合作也较为容易，这也是相当有利的地方。
接着，他又提出了“实施此一方案的要点”：
一、组织战时政府，建立军事第一的体制。
二、外交方针以发动东亚反共大同盟为主，以东京为据点。
三、建立东亚国际反共产党的军队。第一步首先建立东亚反共情报组织，设总部于东京，并设分部于马尼拉以及新加坡。同时在台湾或菲律宾，组建联合参谋团。
在这个时点，比起军事顾问团，白团显然更接近“义勇军”的地位。光是阅读这份文件，我就可以清楚感受到，曹士澄的视野早就超越了一般的参谋或是情报军官，已经上升到了包含国际情势在内的国家战略层面。
对于曹士澄的这份报告，蒋介石似乎也相当心动。
当时蒋介石虽然已经不是总统，但仍然掌握着军队的主导权。眼见共产党的军队锐不可当、国民党军的败势日趋明显，各地败北的消息几乎是每天送到面前，蒋介石的焦灼也日益加深。于是，他从台湾飞往菲律宾、韩国，呼吁组成东亚反共大联合，并期待各国能够组成反共义勇军出兵援助。然而，实际的结果和目标却有一大段距离。
不仅如此，一向作为国民党后盾的美国，此时的态度也有了180度的转变；事实上，他们已经决定舍弃蒋介石了。原本罗斯福总统所描绘的战后世界秩序蓝图，是由美英苏再加上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四国所构成，但在罗斯福过世后，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对于蒋介石与国民党的执政能力转趋质疑，同时也开始重新检讨，是否有必要协防国民党撤退的最后据点台湾。1949年8月，美国政府发表了厚达1514页的报告书《中国白皮书》；事实上，这份白皮书就是以清算美国与蒋介石以及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推断内战将以共产党获胜告终为前提写成的。
蒋介石的许可命令
就在这种面临内忧外患、深陷焦虑与绝望的情况下，蒋介石在1949年夏天连续两次召唤从日本回到台湾的曹士澄，和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当时在蒋介石的心里，大概是想着“美国已经不可倚靠了，剩下的就只有日本了”吧！
蒋介石在日记里这样记载此次会面：
从曹士澄那里听取了他的日本调查报告。有关日军人才运用的具体方法相当不错，只是资金花费或许稍嫌高昂了点。报告的内容非常详细。
（1949年7月13日）
蒋介石当天便下令曹士澄从台北直飞国防部主力所在的广州，和国防部第二厅的侯腾厅长会面，对相关计划进行更进一步的检讨。
7月22日，曹士澄向蒋介石报告了他与侯腾商谈的结果。
他们两人的结论是：“此一计划的目的与方针都相当正确，然而日本目前仍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如果公然组织军队，恐怕会加深我方与美国之间的矛盾。故此，当下是否可先考虑募集优秀的日本军人，组织顾问团？”
对于这份报告，蒋介石在反复思考之后，于7月30日对曹士澄发出了许可命令。
在台湾的“国史馆”里，可以看见一份当时由蒋介石发布、名为“基于利用日本军官之指示，所拟定之计划纲领案”的文件。
开头的“一、纲领”这样写道：
为中国陆军之改善以及东亚反共联合军之组建，兹招募优秀之日本军官，在教育、训练，制度设计方面提供协助，并应情势需要，命其参加反共作战。
在接下来的“二、组织”里，则提出了如下计划：由中方和日方共同组建幕僚团，日方派遣25人，国军亦选出25人，日本军人以国军顾问的身份配属其中。
在“三、经费”里，详细列明了日本军人的薪俸。
每一名日本军人出发的时候，当下先支付200美元（约相当于日币8万元）的报酬；若是25人份的话，预计就要5000美元的费用。接下来给予每名日本军人的生活费以及和家人的联络费，则是每个月115美元；在这方面的支出，25人份就要每月支付2875美元，可以说是破格的高额待遇。
为了与共产党的最终决战
蒋介石在7月31日日记的“本月的重要日程”事项里，写着这样的内容：
三、日军技术人员运用方法及准备人选
张岳军 朱逸民[6] 汤恩伯 郑介民
四、日技术人员收容地点（舟山金门平潭玉环）
“张岳军”是蒋介石心腹中的心腹、日本陆军高田连队时代的同学张群，岳军是他的字。汤恩伯是当冈村被拘留在南京时，与冈村交情甚笃的留日派将军。郑介民是谍报机关“军事统计局（通称军统）”出身的军人。
从日记里将日本军人称呼为“技术人员”这一点来看，曹士澄在派遣日本军人之际，理当是用了“技术人员”这样的名目，来瞒骗GHQ以及各国的耳目吧。
另外，被指定为日本军人登陆地点的四个点：“舟山、金门、平潭、玉环”，全都是和共产党进行最终决战的最前线据点。“舟山”指的是舟山群岛，“金门”是面对厦门的金门岛，“平潭”是位于福建省福州对面的一座岛屿，“玉环”则位于浙江省台州半岛上。
从这里可以清楚理解到的一点便是，这时候蒋介石对日本军人的使用，主要还是停留在“让他们站在与共产党战斗的第一线、以‘帮手’的身份为国民政府军提供建议，以求在背水一战中击退共产党”这层意义上。
光是循着这样的轨迹，就足以发现这时的曹士澄有多么活跃。来回奔走于东京、台湾、大陆之间的曹士澄，即将迎来他军人生涯的最高峰。
二 围绕着《蚂蚁雄兵》的种种
人选的条件
接获蒋介石的许可命令之后，日本方面立刻开始挑选适当人选。
关于挑选的目标对象，蒋介石给了曹士澄如下几个条件作为标准：
一、陆军士官学校或陆军大学毕业
二、具备实战经验
三、具备端正的人格
四、具有坚强的反共意志
蒋介石之所以特别提出“陆军士官学校、陆大”这项条件，大概是因为他自己一心向往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却在即将达成目标之际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无法如愿以偿，因此怀抱着遗憾的缘故吧！负责联系派往台湾人选的日方成员，据曹士澄档案所述，共有以下四人：
冈村宁次
澄田睐四郎
十川次郎
小笠原清
姑且不提冈村和小笠原，在这里我想针对十川以及澄田稍微做点说明。
十川是山口县出身的陆军军人，沿着陆军士官学校、陆大的精英路线一路走来，脚踏实地一步步爬到了中将的位置。最后以中国派遣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官的身份，结束了自己的军人生涯。他和冈村以及小笠原的关联点，至今仍然不明。
另外，澄田的名字居然也名列其中——当我看到他的名字出现在这里时，不禁大感惊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澄田身为将众多日本兵抛弃在中国、见死不救的“背叛者”，至今仍然是一部分前日军所憎恶的对象。
《蚂蚁雄兵》
就在我对白团的取材工作日渐深入之际，我弄到了一张电影的DVD碟片。
那是一部名为《蚂蚁雄兵》的纪录片。由于我猜想这部影片或许会和白团有关联，所以便试着将它买了下来。结果一看之下发现，岂止有关系，根本就是和白团问题互为表里；为此，我不得不关注它所描述的主题，也就是残留在山西省的旧日本兵问题。
《蚂蚁雄兵》的内容，是描述在山西省过着拘禁生活的旧日本军人为求获得军人退休金，向国家提出申诉的经历。电影推出之后，获得了相当高的评价。
由于我和导演池谷薰先生之前就因别的采访而熟识，因此不费吹灰之力，我便和他取得了联系。随后不久，在朝日新闻总社附近的筑地市场里，池谷先生一边吃着寿司，一边用两个小时的时间，将关于《蚂蚁雄兵》的背景故事告诉了我。
一言以蔽之，在日本投降之后，在原本应该尽快从中国返回日本的旧日本兵中却有一群人留在山西省，在国共内战的最前线不断进行着殊死的战斗。这可以说是极端异常的现象。在这群旧日本兵当中，共有550人战死，活下来的700人则成为中共的俘虏，直到1955年为止，都一直处于被拘禁的状态。
根据池谷先生的说法，对于这些旧日本兵在战后的行动，日本并不承认他们是在“执行军事任务”；根据旧厚生省定调的解释，“他们是自己不愿归国，加入国民党军作战的”。“然而，事实是，前线的士兵们并没有选择权，只是遵循长官的命令才留下来的。”和众多前山西兵持续有交流的池谷先生这样说道。
以“留用”为名提供士兵
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聘用战后仍留在中国的日本人，这样的行为一般统称为“留用”。在历经长期战乱、社会机能全面瘫痪、教育荒废的中国，日本人——不只是旧军人，也包括一般老百姓——所拥有的知识和技术，都是中国人想要获得的东西。而为了积蓄力量、应付预计不久之后将爆发的内战，当时二分天下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纷纷积极地伸出手，试图拉拢日本人，将他们“留用”下来。
长年统治山西省、在国民党内有“山西王”别称的阎锡山，在日本投降之后，便想方设法，希望能将日军留为己用。拜山西丰富的煤铁等天然矿物资源所赐，阎锡山高唱“山西门罗主义”，自成一股独立势力。就算在国民党内，他也是军阀色彩相当浓烈的人物。
阎锡山曾有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6期）留学的经历，同时也是陆军士官学校设立中华民国留学生班时担任教官的冈村宁次的学生。
阎锡山进行留用交涉的对象，同时也是最终决定全面协助阎锡山的人，正是澄田睐四郎。顺带一提，前日银总裁澄田智[7]，乃是这位澄田睐四郎的长子。
澄田留有一本名为《我的足迹》的自传。这本自传对于山西兵留用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其中也清楚提及阎锡山为了利用日本兵对抗共产党，向他提出请求的事情：
（阎锡山说），“技术人员当然不用提，我知道军人也有家庭的问题需要面对，但是我真的希望能够尽可能留下更多的人，和我一起为了重建中国同心协力；唯独这一点，请原谅我的任性请求，我代广大的同胞在此诚恳呼吁。”除此之外，他也强烈请求我，希望我能用上述的方针来指导部下。
面对阎锡山的请求，澄田表示，自己当时是这样回答的：“不管多么言之有理，关于是否留下的问题，就本质上而言，都应该彻底交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哪怕多少有一点上司施加的压力都不行；不管再怎样强烈的信念，都不应当扭曲这一点。”就这样，他拒绝了阎锡山的要求。
然而，在澄田的部下中，希望留在山西与共产党战斗者始终络绎不绝，于是以元泉馨少将、今村方策大佐、岩田清一大佐等人为中心的军官们，开始设法劝诱士兵留下。据澄田说，“一开始的时候，已经失去指挥权的我，还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设法限制这样的行动，但到最后，我也无法抗拒这股时势”。结果，最后一共有几千名日本人志愿留在了山西省。
读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很不对劲。
当时，真的有这么多无视前线司令官的意志、愿意留在远离故乡的中国作战的人吗？虽然说日本已经战败了，但前线的军人应该还没有那种退伍并脱离指挥系统的意识存在。因此，若是澄田真有下达归国命令的话，他们理应不会抗命不遵才对啊！关于这一点，池谷先生也和我抱持同样的意见。
丢下部下与战友独自返国
在这之后，澄田便以战犯嫌疑人之身逗留在山西一地，阎锡山给了他一栋过去德国人居住的豪华宅邸，还给他配了司机，下围棋、钓鱼、打麻将，该有的娱乐一样不缺。当南京政府要求将分散收容在各地的战犯移送上海时，阎锡山编造了一个弥天大谎：他对政府说“澄田罹患中风生命垂危，不堪长距离移送”，继续将澄田留在自己身边。在这场阎锡山自己也是赌上性命的与共产党军队的战争中，澄田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
不久之后，随着战况的日趋恶化，阎锡山再度向澄田提出请求，希望他能直接指挥留用日本兵作战。澄田有点犹豫，于是拒绝了阎锡山的要求，但阎锡山不死心，再度提出请求：“既然如此，那就请您以总顾问的身份，在作战指导方面辅佐我们吧！”这一次，澄田答应了。于是，他便挂起了“上将总顾问”的头衔正式出山。
在此之后，澄田不断辅佐阎锡山的部下急速进行阵地的改变强化等紧要任务。据说，他几乎是“连日连夜一直待在战区司令部内专属的一个房间里，为作战指导尽一份犬马之劳”。
1948年底，澄田接获上海的冈村等战犯被移送东京的情报，感到万分焦虑。于是，他向阎锡山表示：“如果一直无法洗清战犯的罪嫌，就这样在灰色地带终其一生的话，那比什么都更让人难以忍受。”事实上，他这样说是在试探，看看自己是否有无罪归国的可能。
阎锡山在翌年1月做出了回应：“我会担起全部责任，一定让你获得不起诉处分。”换言之，他同意了澄田的归国请求。
于是，就在几千名部下仍在和共产党决斗之际，大喜过望的澄田一边说着“蒙您厚爱，真是感谢之至”，一边跑去找同在山西经营企业、暗杀张作霖的首谋河本大作，和他商量归国的事宜。河本自从因为暗杀张作霖之事被逐出军队之后，便在军方的斡旋之下，在山西省经营起了一家煤矿公司。
然而，河本却说，“太原仍有日本人在，因此我没办法独自返国”，拒绝了澄田的邀请。最后，澄田便独自一人搭上了在太原着陆的美军运输机，回到了日本。
不久之后太原陷落，今村方策自尽，岩田清一与河本大作则以战犯身份被囚死在共产党的监狱中。失陷在太原的留用日本兵，也都被中国当成战犯加以拘禁，其中时间最长者甚至长达20年之久。不只如此，这些人之后还因为澄田在日本做证说“部下们都是自愿留下的”，连领取退休金的资格都求而不得……
由于再针对澄田在山西日本兵留用问题中的诸多疑点讨论下去的话，将会偏离本书主旨，因此只能就此打住。然而，对于澄田这人的人格，我仍然忍不住想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其他的反共联合阵线
除了冈村-蒋介石与何应钦组成的南京-上海联合阵线，以及澄田-阎锡山合组的山西联合阵线以外，另外还有其他在战争结束前后的“大混乱时期”里被归为所谓“战后处理”的一环——由日本以及国民党共同携手展开的反共联合阵线存在。
2011年发行的汤浅博《消失在历史之中的参谋吉田茂的军事顾问辰巳荣一》（产经新闻社）中，就提及前陆军参谋、驻英武官，战后与白洲次郎[8]并列为吉田茂的左右手，地下组织“辰巳机关”的指挥者，在警察预备队[9]的组成上也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的辰巳荣一，也曾经接受过国民党的请求，执行反共任务。
根据该书所述，1945年12月底，正在日本第六方面军第三师团安排战争结束后官兵归国事宜的辰巳，突然接到了汤恩伯将军的会面邀请。汤恩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派的一员，其部队也是蒋介石的嫡系，同时他也以日本军人的庇护者而闻名。包括冈村宁次的无罪判决、根本博对金门岛的支持活动（参照第四章）等，都与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与辰巳的会面过程中，陆军参谋土居明夫一直随侍在汤恩伯的身边。土居曾经担任过关东军情报部的部长，是对苏联情报战的专家。战争结束之后，土居便被汤恩伯“留用”在身边；1946年1月2日，这3人曾一起共进晚餐。
尽管辰巳的日记中对于相关事项并未多做详细叙述，但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有关辰巳的中央情报局（CIA）档案显示，辰巳在这个时期确实接受了国民党国防部的请求，着手协助他们建构对苏联的谍报网。据CIA档案，辰巳之所以接受这个请托，是为了换取第三师团早日从上海回到日本。
当时辰巳的长官，如第六军司令十川次郎以及师团长等人，都被拘留在战犯收容所中。但辰巳却在土居的安排下，获得了“上海东区露营司令官”的头衔，从而免于被拘留。
之后，土居留在上海担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的顾问，回到日本的辰巳则负责和曾参与对苏谍报工作的旧陆军干部接触。据说辰巳在积极寻求与对苏情报专家接触的同时，也暗中派遣了密码解读专家大久保俊次郎潜入苏联。随着负责联络的国民政府驻日代表部陷于资金困境、无法继续投入资金，辰巳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接触便于1947年秋天告一段落。
辰巳与国民党的关系，基本上类似于冈村和澄田。
让我们将话题转回到白团上。澄田在《我的足迹》中，对于自己协助白团的经过，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我从太原出发的时候，曾经受到阎将军的嘱托，希望我在归国之后，也能继续给中国提供援助；之后，当我在偶然的情况下前往探视当时正在国立第一医院住院治疗的冈村宁次时，我们两人很快便达成了一个共识，即为了协助国民政府军的教育，必须物色优秀的旧日本陆海军军官，并将他们送往台湾。
根据澄田的说法，这项物色人选的行动，是由以冈村为中心的几个人带头，“像战前的共产党活动一样，完全以地下潜伏的方式进行”。他们辗转各地，以朋友住所之类的地方为秘密据点，或是召唤锁定的陆海军军官前来，或是亲自登门造访，透过不断的密谈，试着劝诱他们前往中国台湾。
三 关键人物：小笠原清
存活于世的见证者——泷山和的证词
2012年冬天，我在位于田园调布高级住宅区一隅的某间咖啡店里，和前陆军少佐泷山和见面。泷山的记忆力之好，完全无法让人想象他已是96岁高龄的老翁。甚至连事件发生的日期，他都能记得清清楚楚。泷山是我所见到的第二位至今仍存活于世的白团成员。
泷山是隶属陆军的战斗机驾驶员。1939年（昭和十四年）的诺门罕事件中，他参加了和苏联之间的空战，是位出战超过百回仍能安然归来、经验老到的飞行员。
提起诺门罕事件时，泷山是这样讲的：
到最后，我们在苏联压倒性的物力面前，几乎是无计可施。老实说，一想到我居然从那场战争中幸存下来，我就忍不住松了一口气。
不只是陆战，就连日本一开始占有优势的空战，也在苏联陆续投入新锐战斗机与优秀飞行员，以及不断增援物资弹药的情况下逐渐被逆转。被迫节约弹药的航空队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与敌机近身缠斗；泷山的许多同僚就在这种情况下遭到敌机狙击，最后坠落。
战争结束的时候，泷山仍在高松的航空部队。身为参谋，他只能一边按捺着心里的愤愤不平，一边把物资和燃料交给美军。等到眼睁睁看着一万名队员解散之后，他便于1946年从收拾残局的任务中解放了出来。
那是个军人再就业相当困难的时代，泷山费尽力气，好不容易才在日本桥的药局找到了一份可以糊口的工作。就在这时候，小笠原清出现在他面前，那是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秋天的事。
若是这男人的话，他肯定真的会这么做……
小笠原的表情充满了魄力，一看就是一副下定决心、不达目标绝不罢休的样子。泷山虽然不认识小笠原，但要就此把对方赶回去，又觉得自己似乎做不到，于是最后两人还是一起走进了药局附近的一家咖啡店。
“前往台湾，就先预付20万元。”小笠原开出的条件，对当时每个月收入不过7000元的泷山来说，实在极具诱惑力。然而，这也代表着这笔钱其实是笔搞不好得拿命来换的危险报酬。同时，对于有过诺门罕和中国东北的经历，事实上已经相当讨厌军队的泷山来说，要他再一次回归军人生活，实在是件很让人犹豫的事。再说，他也不想过离乡背井、远离妻子的生活。
于是泷山这样问小笠原：
在外国生活实在太辛苦了；若是我拒绝的话，会怎么样呢？
只见小笠原表情不变地说道：
现在朝鲜正在爆发战争，你应该知道有不少前军人为了清除地雷而被派到那边去吧？要是你拒绝的话，我们就借麦克阿瑟的手，把你派到那边去；反正总归都是去外国，去台湾总是比较好吧？
若是用常识思考，这样的事再怎么想都不可能。但是，若是这男人的话，他肯定真的会这么做——小笠原就是给人这样一种感觉。
请给我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毕竟我这边也还有客人要处理；不管怎样，总得把工作确实移交给接手的人，才能前往台湾吧！
不只是小笠原，对于白团的实际领导者冈村宁次，泷山也一点都不熟悉。虽然他也是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不过据他所言，因为自己毕业之后就一直在航空领域工作，所以“我和那一群（陆军）参谋，完全没有什么特殊的交集”。不仅如此，对于那些把日本卷入中日战争泥淖里的陆军参谋，泷山其实是颇为反感的。诺门罕的痛苦经历，让泷山心里不时笼罩着一种“反参谋”的情绪。
明知如此，对方却还是选中了自己；关于这一点，就连泷山自己也觉得相当不可思议。就在他动身前往台湾之前，他前往四谷宅邸，拜会了身为“保证人”的冈村；但冈村只说了“我想把责任托付给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请你务必要协助蒋介石”，至于其他更详细的事情，则一概未提。
兄弟阋墙
1951年的春天，泷山来到了台湾。他刚踏上台湾的土地，立刻就被请到了“国防部”举办的欢迎会上。在那里，一名军官走近泷山，这样对他说：
聘请泷山先生前来台湾，是我方主动提出的请求。泷山先生您曾经发表过一段“兄弟阋墙”的演说，这件事传到了蒋介石“总统”的耳中，于是“总统”便指示我们，一定要请您到台湾来。
听对方这样一说，泷山顿时想起了这件事。那是他在南满鞍山机场担任第104战队飞行队长时候的事。当时，包括汉族以及满族在内，附近所有城镇的干部们，全都聚集在某个温泉地召开大宴会。
就在那里，泷山发表了一段气势激昂的演说：
虽然我们此刻正与蒋介石的国民党作战，然而，这只不过是兄弟之间的阋墙罢了；我们真正的敌人，理应是苏联和美国才对呀！
这场演说透过口耳相传，不知何时传到了国民党阵营内。
泷山所提出的“兄弟阋墙论”，在中日战争期间，屡屡被日本和中国两地的中国通以及日本通提起。
蒋介石在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发表了著名的“以德报怨”演说。虽然“以德报怨”这一概念，在这之后也成为白团活动的基本理念，不过当时蒋介石在演说中所强调的则是“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这样一种日中携手合作论。
既然“日中本为兄弟”，那么战争结束之后，仗义相助也是理所当然，而相助的其中一种形式，正是白团——泷山的演说，大概正合蒋介石这套逻辑的胃口吧！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什么样的契机会改变自己的一生，总要直到事后，才会为之感慨万千。”回首过去，泷山如此说道。在那之后的10年间，泷山一直致力于台湾空军的强化。
“简单说，我就是什么都做的勤务兵一枚。”
就如同泷山的案例一般，担任日本方面推手的小笠原，他的招募行动在1949年秋天白团成立之后，仍然在持续地进行。
“就算多一个人也好，请尽量将优秀的日本军人送到我们这里来吧！”台湾方面传来的请求，在众人听来简直就像是悲鸣一样。在中国大陆已被共产党夺走、台湾海峡也不知何时会被汹涌的人民解放军淹没的情况下，借着日本军人的帮助，让国民党军队重新站起来，这项计划就像一根细线，维系着蒋介石脆弱的希望。
小笠原在1992年（平成四年）应“白团记录保存会”的请求写下一篇文章，描述了有关自己在担任白团幕后推手时的情形：
话说回来，我，萧立元，虽然身份是（冈村宁次的）侍从长，但实际上我还是冈村将军的秘书、联络员、调查员……简单说，我就是什么都做的勤务兵一枚。这份工作一开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前面稍微有提及过，遭到GHQ传唤的事……
即使身在日本，小笠原还是使用了“萧立元”这个分配给他的中文名。
在某种意义上，小笠原可以说是白团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人物。在白团当中，冈村宁次是象征性的存在，富田直亮是第一线的负责人，他们各自都有属于自己的明确“定位”；然而，在这舞台上，小笠原并没有扮演过什么突出的角色，不管是教育也好，调查也好，他都不是那种主动参与的类型。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给人一种“掌握着白团存在的最关键之钥”的难以磨灭的强烈印象。
虽然我在向白团成员及其家人取材之际，总是会试着询问他们对于小笠原的印象，不过得到的却都是如下此类话语：
“总之，就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吧？”
“从台湾把钱跟家书都带到家里来的人。”
“不只给我们提供有关未来出路的咨询，还帮我们打探工作机会。”
“擅长不动产投资，对于好的投资对象，常会从旁提出不错的建言。”
透过这些话语，我们的眼前清清楚楚浮现出一位身为“推手”并竭尽全力扮演好这个角色的人物轮廓。
“一直到最后我都不太明白，他到底是靠什么为生的？”
小笠原的住宅位于东京高田马场，和早稻田大学校区相邻的一个角落。现在，那里已经改建成一栋中型公寓；小笠原的妻子——绚，就住在公寓的一隅。
他们两人是在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战争画下句号之后结婚的。战争期间，小笠原以“不知何时会死在战场上”为由，一直不愿结婚。不过到了战后，虽然他和绚的年龄有差距，但经过相亲之后，两人的感情便逐渐稳定升温。
让绚感到相当奇怪的，是小笠原所从事的职业：
我记得当初结婚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在从事著述业；尽管如此，对于他究竟是靠什么为生，我还是感到相当好奇。就算结了婚之后，当我问起这个问题时，他也还是都用敷衍的方式一笔带过。自卫队那边似乎也好几次邀请他去任职，但他始终都没有明确地点头答应。
小笠原出生于九州岛的小仓，父亲和他一样，也是一名军人。小笠原家一共有7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姊妹，小笠原清是其中的长子。据绚所说，他对于底下的弟弟妹妹，全都一视同仁地认真照顾呵护，甚至还为所有家人盖了一栋合居的房子。
关于自己在战争中所经历的种种，小笠原清几乎是绝口不提，家里也完全没有摆放任何战时的照片或勋章。在绚的回忆里，他从不曾炫耀过自己身为军人的丰功伟业。
小笠原和绚结婚的1950年，正是白团渡台活动达到最巅峰的时期。关于这一点，小笠原是这样和绚解释的：“因为我在战争爆发前做过一些安排军人从中国返回日本的工作。”绚也记得，两人结婚之后，小笠原经常隔三岔五往四谷的冈村家跑，这种状况持续了好一阵子。在这之后，他留在家里书写文件或是整理资料的时间便与日俱增。
绚似乎是位带点大小姐气质、对什么事情都能泰然处之的女性，对于小笠原的秘密主义，她不仅没有感到任何不悦，甚至没有提出过任何疑问。
只是，一直到最后我都不太明白，他到底是靠什么为生的？不过总而言之，他是个相当聪明的人，不管我问什么，他都能够用最简单明了的方式说清楚。虽然我知道他是在冈村先生底下帮忙管理前往台湾的人的薪水，但是他自己的薪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对我则是一概不提；当时，我只觉得就算不追问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结果一直到最后，我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靠什么为生的……
将近20年的默默耕耘
那时候，小笠原想必正为了白团的事情而四处忙碌吧！
小笠原的任务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担任和台湾“驻日大使馆”［日台正式“邦交”一直维持到1972年（昭和四十七年）］之间的联系渠道。
给予白团成员的薪俸，除了在台湾当地支付的薪资以外，另外还有一部分是透过东京的“大使馆”以现金的形式交付给小笠原。小笠原一年会分成几次将这些安家费和从台湾以“外交”邮件形式寄回日本的家书，亲自分送到各个成员的家中。仔细想想，白团各成员留在日本的家人，北起东北、南到九州岛都有，因此，小笠原想必是经常奔波在全国各地吧！
此后的20年间，小笠原一直默默从事着这样的工作。
在这走访全国的过程中，小笠原会针对各家庭的状况旁敲侧击，一旦发生问题，便会立刻通知她们在台湾的丈夫。另外，他也会给白团成员的子女们提供有关升学或者就业方面的咨询；在白团成员的子女中，将小笠原当成父亲一样仰慕的人也不少。
另外，他也担任着向冈村定期报告状况并将冈村的指令传达给台湾的“传令兵”角色，而本书之后将会详细提及的白团在日本方面的调查机关“富士俱乐部”的运作任务，也都托付给了他；因此，若说小笠原是白团在日本方面的关键人物，可以说一点都不夸张。
[1] 日本传统戏剧演出中，穿着黑衣，负责舞台布景更换、道具提供等任务的幕后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