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团的“盟约书”（作者拍摄）
一 1949年9月10日
打倒“赤魔”
借重日本军人之力，对抗共产党。
根据记录，在1949年9月10日这天，蒋介石的这一秘策，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能清楚得知日期，是因为这一天正是交换“盟约书”的日子。
这一天，在东京的高轮[1]，日本以及国民党的相关人士秘密聚集在此。为了避开GHQ与日本共产党的耳目，他们选择的地点是当地一家小小的旅馆。集结起来的众人，在一间狭窄的和室里面对面席地而坐，玄关外面则有“中华民国”日本代表部的武官王亮负责站岗，以防突发事态。
在日本政府接受的波茨坦宣言第六项中，明确指出了“永久排除军国主义者的权力以及势力”这一方针。根据这一条，GHQ对日本政府下达了禁止战犯、前军人和参与战争的其他人员担任公职的指示；1946年，日本政府正式发布了《公职追放令》。
尽管前军人受到外国政府雇用，理论上不算是就任日本的公职，但对身为战胜国的“中华民国”而言，这很明显是一种违背自己所提出的波茨坦宣言精神的行为。
不只如此，当时的日本对于出国有着严格的限制；因政府派遣等特殊理由自然不在此限，但一般百姓要前往外国是不被允许的。
因此，白团的结成，在当时不管就哪方面来说，都具有极端强烈的违法意味。
赤魔逐日，席卷亚洲……
这段旧日本军人抱着决死觉悟署名的“盟约书”开场白，对于生长在现代的我们来说，似乎会觉得有种夸张过了头的滑稽感，但对当事人而言，他们却是极度认真的。那种丧失中国大陆、被逼到生死存亡绝境的危机感，绝非只是执我的夸饰修辞而已。
“赤魔”指的是共产主义，或者更明确地说，就是指中国共产党。围绕着中国大陆霸权所展开的“国共内战”，至此时已是大局已定。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以及上海等地，陆续被共产党占领，距离共产党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只剩三周时间。
随着国民政府代表与旧日本陆军军人一同在这份盟约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一场挽救陷入存亡危机的国民政府的计划也正式宣告展开。
在我的手边，有一份该盟约书的复印件。
盟约书开头的署名栏，依照签名顺序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驻日代表 曹士澄
受聘者代表 富田直亮
保证人 冈村宁次
为了白团结成的准备工作四处奔走的曹士澄，他的名字列在盟约书的首位。
保证人是冈村宁次。
而日本方面作为“受聘者代表”署名的富田直亮，正是之后被称为“白鸿亮”，并成为“白团”名称来源的人。
盟约书的原文，仅仅是一张竖排26行的稿纸。它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盟约
一、赤魔逐日，席卷亚洲。尊崇和平与自由，深信〇〇携手重要性的〇〇〇〇同志，值此之际，正是为东亚的反共联合、共同保卫奋起，更加紧密结合、致力防共大业之秋。
故此，〇〇方面为求同忧相谋，并欣然携手为打倒赤魔迈进，兹接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招聘，以期奠定〇〇恒久合作之基石。
二、承上，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在此欣然同意左侧之契约，并保证应聘者家人的安全。
盟约书各处的〇〇为隐字，是一种为了保证就算这份文书流出，也绝对没有人能得知立约者究竟是谁的保密机制。
对于这些隐字，我们可以这样解读：最初的〇〇是“日中”，接下来的〇〇〇〇是“日中两国”，第二个〇〇是“日本”，接下来的8个〇则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第3个〇〇是“日中”，最后8个并列的〇，同样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变相的佣兵契约书
作为“盟约书”的附件，另外还有一份“契约书”。
契约书的第一条是“乙方担任甲方的〇〇顾问”。
第二条是“契约期限为一年”。
接下来的第三条则是，“乙方的就职地点为〇〇〇〇”。
〇〇是“军事”，“〇〇〇〇”则是“台湾本岛”。
第四条是，国民政府给予白团成员和原来在日本军队原等级相当的待遇（薪金），同时保证提供成员自日本出发之日起至归国为止的一切衣食住行。
第五条是，规定“国民政府”方面应支付成员动身费（前金）、安家费，以及离任费。第六条是“国民政府”应解决日本军人的“身心安全问题”。第七条是，若是成员因事故等工作以外的原因死亡或重伤害时，应给予成员的家人“相当程度的补偿”。
最后的第八条是，在取得“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暨日本政府的谅解”这方面，应由“国民政府”负起交涉之责任。
不只如此，在这份契约书中，还附有一份名为“附属谅解事项”的备忘录，其中明白规定了白团成员的具体薪资金额，以及给予其家人的安家费金额。换言之，这完全就是一份变相的佣兵契约书。
“附属谅解事项第二条”规定，契约缔结之际，台湾方面应支付白团成员的动身费为团长20万元，团员8万元。接着第三条又表示，给予家人的安家费“自缔约至回到日本本土为止”，一个月应给予3万元，并在契约期满离任之际，保证支付5万元的离任费。
当时（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大学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是3000元，因此，白团成员的待遇可以说是出奇优渥。不只是薪资，还有其他许多地方，都让人足以清楚感觉到其待遇之优厚。
附属谅解事项第五条规定，成员因公务原因生病或负伤，应由台湾方面担负治疗及其相关费用，同时台湾方面也须负起将伤病人员送回日本的责任。至于回到日本之后的治疗费以及治疗中的家人生活费，也一律由台湾方面负担。
第六条表示，若是面临战斗以及其他“恐让成员陷于身心危险”的情况，台湾方面原则上“应让（白团）成员前往日本暂避，若不得已，则须另寻安全地带”。这一条款是以台湾成为战场、受到共党军队攻击为前提而拟定的。
生于明治三十二年的陆军士官学校32期生
出席这场交换盟约书仪式的日方人员，除了冈村宁次、小笠原清、富田直亮以外，还有以下11位：
佐佐木伊吉郎，前陆军少将（陆军士官学校33期）
泷山三男，前陆军大佐（陆军士官学校34期）
钤木勇雄，前陆军大佐（陆军士官学校36期）
守田正之，前陆军大佐（陆军士官学校37期）
杉田敏三，前海军大佐（海兵54期）
酒井忠雄，前陆军中佐（陆军士官学校42期）
内藤进，前陆军中佐（陆军士官学校43期）
伊井义正，前陆军少佐（陆军士官学校49期）
河野太郎，前陆军少佐（陆军士官学校49期）
藤本治毅，前陆军大佐（陆军士官学校34期）
荒武国光，前陆军大尉（陆军中野学校毕）
根据我手上的复印件显示，所有出席成员都是以盖章的方式签下契约。过去曾经有介绍白团的文章指出，当时的与会者是以“歃血为盟”的方式表达心迹，可是在这里似乎没有看到类似的迹象。
这场立约仪式上的主角，并非冈村，也不是曹士澄，而是此后便远赴台湾的富田。
富田既是在台日本军人的领袖，同时也是以白鸿亮这个中文名字成为“白团”这个神秘名称起源的人。因此，关于他的种种，我们必须在此详加叙述才行。
富田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生于熊本县，是陆军士官学校32期毕业生。他在同期同学中，由于通晓军略而有着“天才”的称号。毕业之后，他前往美国留学并担任驻美武官；之后，虽然他不属于擅长中文的所谓中国通军人，却被派遣到中国战线，担任部署在广东方面的第23军参谋长，直到战争结束。他之所以被任命为团长，其中一个原因是他通晓中国南方情势。
富田在日本退役之后，便和朋友一起开公司做起了生意，但当他成为白团领袖之后，便毅然决然地下定决心前往台湾。当初也有不同的声音，主张推举其他人为白团首脑，但后来因为诸多原因未能实现。
富田原本留着一撮小胡子，但因为小胡子在中国几乎就是日本人的代名词，于是他便应曹士澄的要求，将这撮胡子给剃掉了。他之所以用“白”为姓，是隐含着对抗共产党的“红”之意，而鸿亮的“亮”，则与中国著名的军师诸葛亮（诸葛孔明）正好相同。因此，这个名字在中方受到了普遍好评。
富田的次子重亮，目前定居纽约。
富田重亮生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他大学毕业后，在台湾的名校台湾大学取得硕士学位，接着便前往美国。在那里，他进入联合国工作，先后就职于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等单位，最后升任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总务局长。离开联合国之后，他前往北京大学，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际关系课程的授课。由于他拥有台湾大学的硕士学位，因此中文也相当流利。他现在担任某财团的理事长，偶尔会回到位于水户的宅邸；这次，我也是在水户这边对他进行访谈。
自从重亮懂事开始，他的父亲便一直在中国战线作战，归国之后又马上飞往台湾。因此他对父亲的记忆，一直要到他长大成人、前往台湾大学就读，并在台湾与父亲聚首，才算正式开始。
我试着询问重亮，他是否有留下关于父亲的记录，不过他对我说：“记录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交给他们去做就行了。”基本上，他应该可以说是位彻底坚守低调原则的人吧！
先遣队
在最初交换盟约书的17人当中，有一个名为荒武国光的男人。他的中文名是“林光”。
富田在该年11月，和荒武两人以先遣队员的身份，手持标示着“GHQ情报员”这个怪异头衔的出国许可证，从香港转往台湾，至于相关假身份文件的安排，则由台湾当局日本代表处一手包办。他们两人先是搭乘飞机来到香港，再从香港搭上台湾方面前来迎接的船。
1949年11月3日的蒋介石日记，仅仅写下了这样一行文字：
10点与富田直亮等会面，向其指示任务并慰勉之。
这条记述，是白团的领导者富田直亮与蒋介石之间第一次见面的证明。
富田一行人是在台北阳明山的蒋介石办公室中，得到他的接见。
蒋介石给予富田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前往中国西部。根据蒋介石日记，11月13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富田，并和他一边喝茶一边畅谈。
紧接着，富田便偕同荒武，搭乘自台湾起飞的军机飞往重庆，并于11月17日与同样前往重庆的蒋介石再次见面。在那里，他受到蒋介石的委任，负责指挥中国西南地区的抗共战线，并即刻赶赴最前线。
荒武出生于宫崎县三股町，毕业于陆军中野学校[2]，是位经过千锤百炼的情报军官。在中国战线的时候，他便已经和富田共事了。他是白团当中唯一出身于中野的人；当在白团的任务告一段落后，他便转而投身日本自卫队。
关于自己的这趟重庆之行，荒武留下了一篇相当长的备忘录；据说只有极少数朋友才得以看见他的这份备忘录。我通过某位自卫队相关人士，获得了这份备忘录，以下称为“荒武备忘录”。接下来，我将通过荒武备忘录，试着重建富田与荒武在重庆参与作战的历程。
前往重庆
11月5日，富田与荒武为了前往重庆而从台北的松山机场起飞，但是由于当天的天气太过恶劣，于是他们又折返台北。
翌日，两人再度搭乘军机，从天气不佳的福建省沿岸迂回南下，朝着广西省的柳州前进。
关于自己在飞机上的心情，荒武有着这样的记述：
我一边望着窗外深沉的夜色，一边聊以自慰地想着，自己现在正在为了补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众多中国人的苦难与损失，而不断地努力……
柳州市内，挤满了已然放弃桂林战线的白崇禧将军的军用车辆。整个城市弥漫着“战火逼近的压迫感”，“国民政府”发行的法币已经完全不通用，一切交易都只能依靠银币。
富田和荒武在柳州停留了一宿，第二天便继续前往重庆。当他们在重庆机场着陆时，“总统府”派来的专车已经在那里等着，并将他们带到了重庆郊外一栋充当宿舍的洋楼之中。第二天，两人再度与蒋介石会面。
会面的时候，蒋介石“露出充满温和与慈爱的表情，不停地轻声说着‘好、好’”，还一直和两人轮番握手，慰勉他们的辛劳。接下来，两人听取了同席的参谋对于军事情势的说明。
关于当时和富田的一部分对话内容，蒋介石在日记中记录道：
与白鸿亮会面。其对西部战线之敌情及地形判断甚为正确。
（1949年11月18日）
第二天，也就是11月19日，富田为了前往最前线视察敌情而搭乘侦察机出发，但因为四川特有的浓雾导致视线严重不良，于是又被迫折返。在两人房间隔壁的作战室里，蒋介石再次临席，听取富田的意见。
20日，富田一行一大早便起床，两人在武官的陪同下，搭车前往位于重庆东边的南川，进行最前线部队的视察与指导。他们抵达位于南川的军司令部，见到了司令官罗广文军长。罗军长也曾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日语也多少能够说一点。在那里，他们听取了军队的配备状况以及作战计划，但是在很多方面，荒武都不得不为这支军队的前途感到悲观。
军司令部的作战室极其简陋；还不只如此，他们对于敌情的掌握也极端不足，甚至可以说到了幼稚的程度。
翌日，富田前往最前线视察，回来之后便不断苦思今后的作战构想。然而，当黎明破晓时，情势骤然一变；从重庆的“国防部”发来了向后方撤退的指示，而罗军长也决定放弃战线，回到重庆。
从这次视察中，荒武清楚感觉到“军队的士气明显低落”，且“指挥官的意志也颇为脆弱”。为此，对于今后的作战，他抱持着相当强烈的疑虑。富田和荒武一致认为“天然的地形对于守方明显有利，若要作战，并非不可一战”，但是究竟该如何打这一仗，他们也苦无良策。
23日回到重庆之后，富田针对战况得出了一个结论。
共产党的军队分成几路，一路从东沿长江逼近，一路从南通过滇缅公路北上，还有一路从汉中南下。在这种状况下，富田指出，“一旦让敌人攻入四川盆地（重庆、成都地区）则毫无胜算，因此若不在对方进入四川盆地之前发动攻势，便无法挽回形势”。
从这个观点出发，富田连夜将这个作战构想写成书面报告，提交给蒋介石。
对于富田的构想，国民党军的参谋深有同感，于是他们频繁走访富田的宿舍，征询富田的意见。荒武在备忘录上是这样写的：“对于邻国的日本人居然超越生死参加这场战役，（国民党军人）不禁为这份浓郁的友情深深感动，而这对我们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确实，此次重庆体验，对之后白团计划的推进，产生了相当正面的影响。
国民党丧失大陆
然而，战况急剧恶化，重庆的防卫线有一部分已被共产党军队突破；逐渐迫近的炮击声，仿佛预言了重庆最后的命运。27日，蒋介石召唤富田和荒武前来。他对两人下达指示，要他们搭乘第二天早上的飞机飞回台湾。当时，蒋介石明显相当憔悴，可以清楚感觉到他已心力交瘁。
“来重庆的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们了。”
“非常抱歉，没能帮上您的忙。”
据说，蒋介石和富田有这样的对话。
眼见战况已然无可挽回，蒋介石遂下定决心放弃重庆。大量部队投共的国民党军彻底崩溃。12月10日，包括蒋介石自己在内的“国民政府”从中国大陆完全撤退，而富田如前所述，已经早一步回到了台湾。
富田和荒武，是极少数目睹国民党丧失大陆最后那一瞬间的日本人。尽管，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宝贵的体验，但当初白团结成的目的——在国共内战中成为国民党军的“救世主”，已经因为时机太迟而丧失了可能性。于是，就在这个时点，白团的存在理由也从在大陆与共产党进行战斗，转身一变成为“保卫台湾”与“反攻大陆”的有力后援。
得出这个理所当然的结论之后，除了富田和荒武之外的17名初始成员，便从神户直接出发前往台湾。12月7日，带着冈村给蒋介石的亲笔信，一行人搭乘运送香蕉的货轮“铁轮号”，从横滨港动身出发。当时，从台湾运送到日本的香蕉，在战后的日本是令人望眼欲穿的奢侈品，深受众人喜爱。
从缔结白团的盟约书，到富田与其他成员动身出发，其间历经两个月的时间。若是以一般出国的情况来说，用这样的时间进行准备自是理所当然；可是，以当时“国民政府”被逼入绝境的这种状况来看，照理他们应该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才对。
讲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及另外一位日本军人潜渡台湾的问题。
二 古宁头战役之谜
传说般的存在
这位日本军人是前陆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根本博体格壮硕，留着一头刺猬般的短发，戴着一副圆眼镜，脸上总是挂着和蔼可亲的笑容，不管到哪里都能跟人轻松打成一片。在崇尚严谨刚直、视压抑情感为典范的陆军军人当中，他可以说是相当另类的人才。
根本的知名度，远比其他白团成员高。之所以如此，其实与根本在战后这段时间里积极讲述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从这层意义来看，他与始终保持沉默，也不曾留下任何著作的富田直亮，正好是两个极端。
之前与根本相关的著作，除了小松茂朗的《战略将军根本博——某位军司令官的深谋》（光人社，1987年）以外，作家门田隆将于2010年出版的《舍生取义——拯救台湾的陆军中将根本博的奇迹》（集英社），也详细描述了根本博的活跃事迹。
过去经常会有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把根本博和白团混为一谈。然而，不管是从潜渡台湾的来龙去脉，还是两者之间的人脉关系，我们基本上都应当将白团和根本博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系统。白团的渡台是高度组织的计划，而根本则是带有强烈个人色彩、打游击式的举动。不过，两者前往台湾的动机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拯救陷于苦境中的蒋介石。
根本于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出生于福岛县须贺川市的仁井田。那里是会津藩的旧领地，也是戊辰战争中的败军之将们聚居的土地。根本的父亲是教员，不过家里也兼营农业。他自陆军士官学校23期毕业后便进入陆大深造，以陆军中国通的身份接受培养。
战争结束的时候，根本正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兼驻蒙军司令官；1946年8月，他回到日本退役。当时，在战争已然结束的情况下，根本命令日本军队延缓解除武装的进度，从而将华北方面35万将兵及4万民众的生命，从苏联的兵锋下拯救了出来。这段传奇故事，至今仍然传颂不已。
以下的记述，主要是根据根本自己的手记，以及他自台湾归国后接受媒体采访的内容，重现根本渡台的来龙去脉。
“我去钓个鱼”
就在根本在东京过着晴耕雨读的退役生活之际，在他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自称为“李铨源”的年轻人。李铨源表示，他是“国民政府”傅作义将军的使者，希望能够邀请他“前往台湾指挥战争”。傅作义是曾和根本直接交手过的敌将，两人在战后处理的过程中也有相当多的交流。对根本来说，傅作义是一位在人品上相当值得信赖的人物。只是，之后证明，所谓“傅作义的邀请”云云，完全是一个捏造出来的谎言。
1949年5月8日，根本博扛着钓竿，说了声“我去钓个鱼”之后便离开了家，和陆军士官学校24期的吉川源三等8人从东京车站一路前往九州岛。6月初，他们从宫崎搭乘小型渔船潜渡台湾，但在途中遇上海难，幸好得到冲绳的美国海军救援才幸免于难。虽然几经波折，不过他们最后还是成功到达台湾，并在台湾北部的基隆登陆。
然而，根本一行人到了基隆之后，却一直联络不上台湾方面的接头人员，于是他们被警察给拘留了起来。直到一个月后，在汤恩伯将军的斡旋下，根本等人才终于获释。对于该如何处理这些突然造访的不速之客，台湾方面也是大感头疼。最后，除了根本之外，其他成员全都被遣返日本，并由曹士澄负责收拾残局。
当根本在宫崎停留的事情曝光之后，1949年11月12日，有关他的问题被提交参议院进行讨论，而日本各种杂志对于“台湾义勇军”一事的推测，一时之间也甚嚣尘上。潜伏在地下的白团计划各相关人员，不得不暂时将神经绷得更紧，唯恐发生什么出乎想象的意外……
死守金门
根本在这一年的8月成为汤恩伯将军的私人顾问，然而国民党此时已经陷入了崩溃的局面。从上海到厦门，各重要据点陆续陷落。除了台湾，“国民政府”就只剩下金门、马祖等寥寥几个岛屿而已。为了保住“反攻大陆”的桥头堡，蒋介石绝对不能失掉最接近厦门的金门岛；然而，不管在谁看来，金门的陷落也只是时间问题。
10月25日深夜，共产党展开了对金门岛古宁头海岸的登陆作战。“国民政府”军原本是考虑在滩头阻止共产党军队的登陆，但根据根本的手记，后来根本提出了建议，指出正面冲突对“国民政府”军极为不利，于是整体的作战计划便改变为放共产党的军队登陆，然后再加以歼灭。
国民党军部署在离海岸有点距离的台地上，等共产党的军队登陆上岸之后，便集中全部的火力进行攻击，而共产党的军队却似乎因为连战连胜，显得有些大意。结果，共产党的军队整个陷入了一片大混乱，登陆用的舢板几乎全被烧光，高达数万人被俘虏。此次战役最后便以国民党军的大胜结束。
这场战役对国民党而言，简直就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在连战连败的国共内战中，能够取得这样一场久久不曾见到的大胜利，对于低落的士气，可以说有着相当大的鼓舞效果。同时，国民党军在金门岛的胜利，也使得共产党的军队不得不重整对于台湾的攻势从而给国民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军的介入，海峡两岸分离的形式固定化，但假使金门在这次攻势中陷落的话，共产党的“台湾解放”或许会在朝鲜战争之前便已实现！
现在，金门仍然处在台湾的支配下；虽然紧张的情势已经缓和许多，但它作为陆台之间最前线的地位仍然不变。从这点来看，这场古宁头之战可以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为什么不曾留下记述？
从台湾搭乘飞机，经过1小时的航程便可飞抵金门；在那里，至今仍然有缅怀古宁头战役的纪念馆，供人参观与造访。纪念馆里，高高悬挂着一幅蒋介石乘坐吉普车慰劳胜利将士的巨大宣传油画。
在这座纪念馆（战史馆）里，并没有任何关于根本的介绍。然而，不只是根本博，就连当时国民党部队的指挥官——同时也是根本辅佐的对象——汤恩伯将军，也没有任何相关的记述。
看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我心中不禁浮现一个疑问：“根本在古宁头战役中，真的像他自己所说的，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吗？”
金门古宁头战史馆，图中蒋介石站在吉普车上校阅将士（作者拍摄）
另外，在台湾“国防部”的正史中，对于根本的事迹也只字未提。正因如此，“国防部”相关人士对于表彰根本在金门战役中的功绩这件事，普遍抱持着消极的态度。
和白团被记录在“国防部”的官方文件当中，同时在历史中也确保了自己的“定位”相比，根本的遭遇可以说截然不同。
作家门田隆将在前述的著作中指出，根本的功绩“遭到了抹杀”。原因是汤恩伯将军在和对手陈诚将军的权力斗争中败北，于是支持汤恩伯的根本的贡献也就跟随着汤恩伯一起被埋葬在历史的阴影之中了。
确实，汤恩伯在和陈诚的地位竞逐中落了下风，并且随后遭到了贬逐。然而，根据台湾学界一般的看法，比起和陈诚的权力斗争，汤恩伯本身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才是他遭到放逐的主要原因。
虽然前面我们已经提过汤恩伯在丧失大陆之际的连战连败，但是真正导致他失势的关键，是他和当时担任台湾省“主席”的陈仪之间的关系。陈仪是汤恩伯的同乡也是他的前辈，据说陈仪能够就任台湾省“主席”，也是靠了汤恩伯的推举。陈仪和汤恩伯都曾在日本留学，在国民党内也都是屈指可数的日本通。
1947年，陈仪引发了所谓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指的是国民党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捉拿并虐杀了大量台湾人，死者据说高达数万人。台湾民众之所以至今仍然憎恶国民党，二二八事件是最大的原因。
只是，在蒋介石日记中，蒋介石本人对于二二八事件所导致的台湾情势恶化显得相当苦恼，并在文中反复提及对导致台湾混乱的陈仪的不满。后来，蒋介石接到了陈仪图谋叛变投共的情报，于是决定撤换陈仪，并将这件事告诉了汤恩伯。汤恩伯得知之后，不断恳求蒋介石饶陈仪一命，但蒋介石表示要“杀一儆百”，于是决定处死陈仪。
在此期间，蒋介石对于汤恩伯的不耐烦达到了极点；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嫌恶，甚至到了“不想再看到这家伙的脸”的地步。
领悟到自己在军中已无容身之地的汤恩伯，向蒋介石请求前往日本疗养，但蒋介石无动于衷，只表示“在‘国内’治疗就行了”。直到汤恩伯的病情已经相当恶化的时候，蒋介石才批准他前往日本治疗。可是等他在日本入院时已经太迟，最后汤恩伯年仅55岁便撒手人寰。
根本真的有提出“直接导致国军胜利的关键策略”吗？
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汤恩伯和根本的友情仍然维持不变；当他在日本住院的时候，根本几乎是每天到汤恩伯的病床前探望。
既然两人的关系如此亲近，那么若是汤恩伯真的指挥了古宁头之战，根本的贡献也就很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然而，若是汤恩伯当时并没有指挥那场战役，那么根本的贡献，就很有可能只是他自己想象的产物，或者是多方夸大的结果。
汤恩伯的军队一向以军纪紊乱、统御无方、战斗力薄弱知名，就算在国共内战中，也是连战连败。尽管如此，蒋介石对汤恩伯仍然不失温情，将上海防卫战的责任托付给他，然而汤恩伯在那场战役中，却又遭到了惨痛的失败。更有甚者，当放弃福建省的重要据点厦门后，汤恩伯请求蒋介石另派他人接替自己的司令官一职。蒋介石用近乎斥责的语气命令他：“直到最后，我都不会同意更换司令官，给我死守金门！”
于是，金门的防卫司令官仍然是汤恩伯。可是就在作为金门之战最高峰的古宁头战役之前不久，汤恩伯的司令官位置，终于被胡琏将军取代。
根据有关金门战役的报道文学《无法解放的岛屿》一书的作者、居住于金门的作家李福井所言，汤恩伯与胡琏的交接时间，正好是与古宁头之战重叠的。这很有可能导致当时的指挥权事实上处于一种暧昧不明的状态。
根据李福井的看法，战役的前半段仍然是由汤恩伯指挥，但在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便由胡琏接手负起指挥之责。事后不久，胡琏一方便积极主张金门战役的功绩应当归于他们这边，但这样的说法也引起了汤恩伯旧部的激烈反驳。直到现在，双方的争论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
不过，在胡琏部下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及胡琏在受命指挥之际，曾在战场上“与汤恩伯将军的日籍顾问根本博会面”。由此可知，根本博当时人在金门战场上，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对于他的贡献究竟有多大，我们却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够确定。
2013年我走访金门之际，李福井针对根本博的问题，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关于这个问题，其实会根据汤恩伯将军的影响力究竟到什么程度，而产生出不同的判断。尽管当时汤恩伯仍然处在指挥官的位置上，但是实权已经移交到了部下手中。换言之，他不过就是个象征性的存在罢了。根本这位日本人为了报答蒋介石的恩义而投身战场，这是事实，没错。只是，要说他在投身战场的这段时间中，在古宁头战役扮演了什么重要角色，甚至说他提出了“直接导致国军胜利的关键策略”，以当时汤恩伯的影响力来考量，我想未必就有这样的事。
在现今台湾，若是有着明确的史实，那么不管当时的派系斗争有多激烈，要想完全否定乃至抹杀某一件事的存在，必定相当困难。对于李福井有关根本的见解，是否就是最妥当的答案，我自己至今仍然有疑问。为此，我衷心期待将来能够发掘出更详尽的史料，以确定这件事的事实所在。
三 俨然“军师”般的存在
“轻生乐死，乃武士道之真髓”
白团的活动开始之后，蒋介石自身也相当频繁地参与课程。
同时，白团的领导者富田，也曾屡次站上讲台执教。
据一位曾在战术方面受教于富田的前军人所言，富田的教导方式是这样子的：
富田先生突然间揪住一名听讲生的衣领，摆出一副像是要痛揍对方的模样。就在全场一片哗然的时候，富田先生开口了：“战争，就是拘束敌人，然后展开攻击。若是能先让敌人陷于无法逃跑的境地再发动攻击，就必然能给予对方重大的打击。”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让我们理解了作战的根本概念。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过国军中有哪一个教官，能像他这样用最简洁易懂的方式，将战争的本质教授给学生。
至于富田的讲课对蒋介石本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可以透过1950年的蒋介石日记，清楚领会到这一点：
4时前往军训团，听白鸿亮讲授武士道历史，甚为有益。
（1950年9月26日）
接下来的9月28日、30日两天，蒋介石也都前往军训团，听取富田关于武士道的授课。
午后14时往圆山，听武士道历史，甚佳。与学生会面。
（9月28日）
午后2时，于圆山听武士道课程两小时，甚佳。
（9月30日）
关于武士道，蒋介石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
有关日本武士道和中国正气之间的关系。
读《武士道》[3]（安部正人编）。
（两行皆为1950年10月5日之日记）
白鸿亮总教官的武士道课程，对学生而言有如照亮黑暗的一道光芒，令人深感欣慰。
（1950年10月7日）
紧接着，将富田的讲课和自己对武士道的观察结合之后，蒋介石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他在10月9日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轻生乐死，乃武士道之真髓。
所谓“轻生乐死”，就如同其字面意思，指的是“不为生所拘束，亦不因死而恐惧”。
“甚感愉悦”
在这过程中，对蒋介石而言，富田事实上已经相当于“军师”了。
午后前往军训团，听白鸿亮讲授战争科学3小时。
（1949年10月18日）
听白鸿亮讲述战争科学及战争哲学，计6小时。
（1949年10月19日，前周的反省录）
不只如此，日记里还频频出现蒋介石与富田之间类似下述的交流记录：
认可白鸿亮，亦即富田所定的各种方法及计划。
（1950年3月18日）
所谓“各种方法及计划”，指的大概是为抵抗人民解放军攻击台湾而制订的作战计划吧！
与白教官（富田直亮）单独会商，讨论今后“国防”的重要策略以及陆海军建设方针。决定以装甲兵作为建军的重点。
（1950年9月14日）
纵使在年轻军官面前，蒋介石也毫无保留地称赞富田：
午前进行训话，赞誉日本军教官白鸿亮有如朱舜水。同时，令吴树给予教官特别的优遇及尊重。
（1950年6月27日）
朱舜水是自中国渡海前往日本的明代哲学家，在日本集众人尊敬于一身。
正午，与亮晴（作者注：“直亮”的笔误）议论时局。
（1950年7月2日）
于苗栗，听白鸿亮教官针对演习之讲评，其诚实令我深深感动，对一般军官之学业亦有相当大之帮助。
当富田一度暂时返回日本，然后又再次回到台湾时，蒋介石明显流露出安心的样子：
白鸿亮自日本归来，唤其会面。
（1951年5月1日）
凡此种种记述，令人读之不禁有种莞尔一笑的感觉。富田所扮演的角色，事实上是蒋介石个人的军事顾问——或者可以说，就是所谓的“军师”吧！
蒋介石是个非常暴躁易怒的人，部下和亲信对于蒋介石突如其来的脾气，总是感到相当畏惧。
然而，旧日本军人对于蒋介石的印象却极好；在他们眼里，蒋介石是个“个性沉稳、道德高尚的人物”。
蒋介石在和富田这些白团的旧日本军人会面时，总是显得相当轻松，同时也留下了像是“与32师日本教官3人茶叙，大笑，甚感愉悦”（1952年1月3日）之类的记述。然而，遍寻整部蒋介石日记，我们却找不到任何蒋介石在与手下的将军们会面时，曾经“甚感愉悦”的记录。
特攻队？
1950年1月，富田曾经向军训团教育长彭孟缉提出一份以日本特攻队为蓝图设想出来的提案。在保存于“国史馆”里、由彭孟缉提交给蒋介石的一份名为“关于空军突击队编成之意见”的文件具体介绍了富田的计划内容：
一、由空军提供31架飞机（作战机25架、预备机6架）。
二、各机配备500磅炸弹1枚，100磅炸弹6枚，由于命中率是百分之百，所以只要1架飞机，就可以爆破7艘共产党的船只，若是出动25架飞机，就有可能摧毁175艘船只。
三、全体需求人员，包括校官和尉官在内共82名；为达成此需求，可以在日本募集人员。
四、该部队直属于空军总司令部。
这支突击队的目标，也就是“仿效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日本所使用的‘神风特攻队’，以突击的方式对敌舰船进行爆破”。
在这份文件的最后，彭孟缉做出了这样的总结：“据白团长表示，中国空军非常优秀，因此这种做法十分值得参考，故希望能够考虑采用本计划。”
尽管这项“神风特攻队”计划最后并没有被采纳，但是一想到富田或许曾经为了成立特攻队在日本招募人员，就让人颇感兴趣。
更换团长的激烈争辩
然而，当白团的运作逐渐步入正轨，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共产党的军队对台湾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也大幅降低时，便产生了另一种声音，即“是否该由根本来替代富田，出任白团的领导者？”这个主张在白团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辩。
根本是在实战指挥之中最能发挥其力量的类型；在与共产党的军队之间的战斗几乎不可能发生时，要如何安置根本，就变成令台湾方面相当苦恼的问题。因此，一般认为启用根本是出自台湾方面的要求。
就身在陆军的最终资历而论，根本是中将，富田只是少将。以年龄来说，根本出生于1891年，富田则出生于1899年，比根本要小8岁。若是从这几点来考虑，由根本来担任富田的长官，自是理所当然。
可是，根据曹士澄档案的记述，当白团内部就此召开会议时，有不少人激烈地表达了反对之意，其中本乡健（中文名字“范健”）特别强硬：
根本中将，不论就前来台湾的理由或者状况，都与我们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我认为他不适合担任白团的领导者；白团的团长，还是应当由富田少将来担任才对！
在会议席上，本乡如此大声怒吼着。
本乡会如此强硬地反对根本的任命案，这让人感到相当不可思议。由于本乡本人已经作古，因此要找出确切的理由，似乎也不太可能了。
不过，在仔细分析本乡的经历后，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与曹士澄之间的关系其实相当亲密。本乡和曹不仅在陆军士官学校就读时是同期，而且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还一起被配属到兵库县的筱山连队。长期的衣食与共，毫无疑问让两人结下了深厚友情。本乡经由曹士澄的推荐而进入白团，这种可能性很大。
根本那种一贯高调的行事态度，很有可能会使曹士澄一手推动的派遣旧日本军人员进入台湾的计划，陷入曝光的危机当中。正因如此，对曹士澄而言，他理应不会坐视自己投入无数心血推动的白团计划被根本随便糟蹋殆尽吧！
本乡激烈的反根本发言，其实是曹士澄的委托。从曹士澄与本乡之间的深厚关系来看，我们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根本归国
不论如何，根本参加白团的提议，最后被白团以集体决议的形式加以拒绝。眼见在台发展已然无望，根本于是下定决心返回日本。
“国史馆”保存的《蒋中正“总统”文物》显示，1951年9月，身为蒋介石亲信的军人张群，曾经针对根本问题，向蒋介石上呈一份提议：
据汤恩伯将军所言，根本预计会在这个月25号返国。由于公职追放令目前仍未解除，因此他只能以秘密方式归国。根本是位纯粹的军人，他不只敬爱“总统”，而且也出于满腔的热爱，尽心竭力守护“自由中国”。他的这份真挚与热情，我们都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为此，我们是否应当在他归国之际，向他表达适切的温情与慰劳之意呢？故，我在此恳切请求，盼愿您能在根本离台的最后时刻召见他，并且赐予他旅费和生活费，不知尊意如何？
接受了张群的请求，蒋介石在1952年5月23日，决定透过“驻日大使”蔡孟坚，支付给根本1000美元作为报酬。
另外，根本也透过张群，就回国之后自身的行动，拟定了一份名为“归国后努力之腹案”的报告提交给蒋介石。在这份腹案中，根本献策如下：
第一期
为了促进“自由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和约早日成立，以及日台菲联合防共组织的结成，将展开以下行动：
一、向各界有力人士说明国军改造的实绩与实力；
二、使日本朝野获知潜伏敌后国军游击队的状况；
三、向各界有力人士说明国民政府的兵工政策、克难运动及美援等财政经济方面的实情；
四、使日本朝野广知反共抗战的气势，以及男女学生在军中服务的状况；
五、积极让朝野得知大陆军民对反攻的殷切期盼，以及台湾民众对于他们的支持，以压倒共产党的宣传攻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