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直亮受勋典礼，右起糸贺公一、岩坪博秀、蒋纬国、富田直亮、大桥策郎、立山一男（大桥一德提供）
一 奇货可居的败北者
军队内部的反对
迄今为止，在东方诸国中，最早达成军事进步的国家非日本莫属。日本人努力且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勤勉俭约的生活习惯，都与我国有着共同之处。为此，我们特地招聘了日本教官前来此地，相信他们一定能将过去各位的缺点，彻彻底底改正过来。
有人或许会觉得难以理解，日本过去不是我国的侵略者吗？不是我们的敌人吗？而我们明明获得了胜利，为什么又要反过来聘请败北的日本人担任教官呢？然而，若是怀抱着这样的想法，那绝对是一种错误。正因如此，我今天才要在开学之前，在这里清楚地向大家说明这一点。
日本教官完全没有任何企图，纯粹是抱持着拯救“中华民国”的无私之心而前来台湾。西方人那种以丰富物力为前提的作战方式，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不只如此，他们那种重视技术但轻视精神层面的做法，同样也是不行的。
以上这些话，都是出自蒋介石在白团担任教官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军事训练团”开校之际，以“训练团成立之意义”为题，对学员所做的训示。
为什么非得招揽白团前来台湾不可呢？为什么身为战胜者的国民党，却非得仰赖身为战败者的日本人不可呢？国民党内部打从一开始，就隐隐有着这样的不满。毕竟，他们都是在中国大陆抗击日军长达8年的军人；为什么明明昨天还是敌人，今天却突然间变成了自己不得不师法的对象？对于在第一线奋战的军人而言，要他们轻易接受这样的事情，自然没有那么简单。
尽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有留学日本经验的军官们，对于日本在军事制度、军人资质，以及军事教育等方面的优点都有着清楚的理解，但对那些没有留日经验的军人而言，这件事却显得相当难以接受。就连陈诚和孙立人等位居中枢的国军高层，对这件事也表现出了反对的态度。
为此，蒋介石不得不就此事的必要性，反复向军中干部进行说明；本章开头的这段演说，正可视为这项说服工作当中的一环。
蒋介石在日记里，也曾提及军中的反对声浪：
正午，针对采用日本教官一事，听取将级军官的意见，然而他们似乎仍旧对8年间的抗日难以释怀。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既是如此，那对于使用日本人一事，显有必要再做更进一步的检讨。
于是，蒋介石几乎是逐一地对那些包括陈诚、孙立人等重量级将领在内，对于启用日本军人感到不满的部下们，进行反复的说服：
花费1小时时间，向众人说明“无中国则日本必不能独存，而若无日本，则中国亦不可能迈向独立之道”的事理。
（1950年2月22日）
6时前往圆山革命实践院，对军官点名训话。训话中力陈雇用日本教官之重要性，以及中日两国未来携手团结、共倡大亚洲主义之必要意义。
蒋介石一生所敬奉师法者，是公认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文先生。孙文对当时不过是一介血气方刚青年军官的蒋介石推心置腹，并将他拔擢为军队的领导者。在蒋介石走上中国政治顶峰的过程中，孙文可以说是最大的恩人。而孙文所提倡的主张，正是“日中相互提携的大亚洲主义”。
与日本因缘非常深的孙文，于1924年，在神户发表了著名的“大亚洲主义”演说。由蒋介石日记的记述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孙文的这一理念，除了赋予聘用日本人这件事一种道义上的正统性之外，其实在蒋介石的心中，它也早已成为一种相当有力的思想基础。
军事训练团（亦即之后的实践学社）后来被称为“地下国防大学”，若是哪个军官没在这里就读过，将来就不可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由于这件事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定论，因此志愿前来受训的人数也多如过江之鲫——不过，那都是在白团的教育成果已经获得大家普遍认可之后的事情了。
迈向建设真正“国民军”之路
撤退到台湾的时候，国民党军的状况可以说是悲惨到了极点。
空军的状况倒还好。由于及早预见了败北的可能性并设法将战力保存下来，为数近300架作战飞机几乎是毫发无伤地撤退到了台湾。海军的状况也还说得过去。以美国提供的驱逐舰和由日本接收的海军舰艇为核心组成的舰队，尽管并不算很强大，但对手共产党的军队也没有足以正面抗衡的海军，不至于构成太大的威胁。
作为国民党军主力的陆军，却因为一再败退，不论是人员、装备还是士气，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然而，对蒋介石而言，这次的台湾撤退，正是让他得以一举解决长期以来令其头痛不已的陆军派系腐败问题的良机。从这一点来思考的话，活用白团这件事，正可以说是蒋介石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手段。
在“中央”军与地方军阀不断结合成长的这段过程中，包括东北军、西北军、桂（广西）军、山西军等在内的地方军阀的势力，都在未曾打散的情况下直接编入了所谓“国军”的阵容之中。这些派系是连蒋介石都无法轻易插手的“圣域”；特别是拥有在国共内战末期蒋介石下野之后代理总统的李宗仁以及曾任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等重量级军人的桂系，更是屡屡让蒋介石尝到背叛的苦果。
作为蒋介石权力基础的，是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组成的“黄埔系”。他们是以陈诚、胡宗南、汤恩伯三大将军为核心，向蒋介石宣誓效忠的军方势力。然而，不论蒋介石如何培植，黄埔系的实力始终都无法达到足以完全压倒其他旧军阀势力的程度。
国民党军最大的问题，还是军队本身的腐化。除了盗卖兵粮之外，虚报兵额、靠吃空饷中饱私囊的军官也是所在多有。美国之所以在1947年之后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这也是主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随着国军败退台湾，将贫弱的军队一口气拆散、重新编组，并彻底执行军规，这样的大好机会也随之降临。李宗仁已经逃亡美国，而白崇禧也被丢到了纯属荣誉的虚衔位置上。这时蒋介石所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各部队必须先解除武装，才能撤退到台湾；如此一来，各地方军阀想要重新配置、拉起自己的部队，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然后，作为派系解体的第二阶段，蒋介石所导入的，则是类似于白团这样一种中央集权式的军事教育。
这时蒋介石心中所浮现的，毫无疑问正是近代国家中所谓“国民军”的概念。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国家的概念便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同时，为了国家不惜牺牲生命的“国民军”这样的理念也应运而生。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已经追上了这股世界潮流，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辛亥革命，却仍旧一直为无法建构起这样一支“中华民国的军队”而苦恼。
在撤退到台湾的过程中，蒋介石开始考虑建设一支真正的“国民”军队；而被他看作重建军队的关键之钥而加以重用的，正是白团。
气魄惊人的蒋介石
面对国共内战的败北，蒋介石不断地沉思默想，并将自己所想到的理应反省之处，接连不断地写在了日记之中。在这当中，很多都是有关军队战力以及统驭管理的省思。
1948年9月，在国民政府颓势尽显、败象浓厚的状况下，蒋介石写下了这样的日记：
军事、经济、党全面失败，终至陷入无可挽回地步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外交，乃至于教育的失败。
（1948年9月1日）
针对济南战役的失败，国防部检讨了各种原因，但个中最重要的原因，乃是中央在高级司令部人事及组织方面的督导统驭无方。
（1948年9月28日）
这时候，蒋介石已经预想到败北的可能性，并且开始着手进行诸如空军转移等撤退到台湾的事前准备。在之前的中日战争中，蒋介石曾经提出将日本军牢牢拖在中国内陆，“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战构想，让日军吃尽了苦头。
而这时，蒋介石再次打算以台湾为据点，和中共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终日沉浸苦痛、沉痛与耻辱之中，任凭时间流逝，并不断思索该如何运用时间及空间，以进行最后之决战。（1948年11月7日）
蒋介石气魄惊人之处，就在于他彻底的自我反省能力。读蒋介石日记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纵使身处苦境，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完全被负面的情感所支配，而是不断试图踏出起死回生的关键一步。这种惊人的韧性，或许正是蒋介石最值得敬佩的长处之所在吧！
在1949年3月2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以“在此逐条写下此次失败之重要原因，以期作为今后反省改革之借镜”为标题，写下了以下内容：
甲、“外交失败乃是最大的近因”（作者注：此处应指美国的中断支持）。
乙、“军事教育及高等教育的失败，乃是最大的根本败因”。
丙、“党内分裂与组织崩坏，乃是失败最大的总因”。
丁、“经济金融政策的失败，实为军事崩坏的总因”。
之后，蒋介石彻底列举了数十条失败的原因，而名列第二条的是“军事教育的失败”。这正是蒋介石聘请白团的原因。
同年10月，蒋介石又这样写道：“我们之所以会走向今日的失败，其原因虽然相当之多，但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军队的崩坏；而军队之所以会崩坏，其主要理由，正是我们的军事制度中关于教育、人事以及管理等各方面的不健全所致。”
超乎寻常的期待与信赖
纵使如此，在阅读白团结成之后的蒋介石日记时，我还是可以清楚地感受到蒋介石对于白团非比寻常的期待——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是一种超乎常规的信赖。
蒋介石简直就像把自己当成学生一样，频繁地前往军训团实践学社，并且相当热衷地聆听日本军事教官“上课”。
前往军训团，听白鸿亮讲授战争哲学课程。
（1951年7月24日）
9时50分往实践学社，听有关“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作战指导失败之因”的授课。
（1953年4月23日）
10时于实践学社，听亚历山大大帝战史，深觉己身之学识贫乏，以及学问之重要性。
（1953年9月30日）
总而言之，在蒋介石日记中，提及白团人员及其活动的部分相当多。
1949～1954年这5年间，在我所阅读到的日记内容中，提及白团的部分超过百次。如此多的提及次数，正证明了蒋介石对于白团乃至对于日本的强烈关切。
当时的国民党，拥有不少颇有能力的将军。
陈诚、汤恩伯、孙立人、阎锡山、白崇禧……不论哪位，都是历经北伐、抗战、国共内战生存下来的猛将。他们不仅在和人民解放军的战斗上有着相当的经验，而且跟随蒋介石的时间也都颇长。然而，当阅读蒋介石日记时，我们可以发现，这几位经验丰富的将军和蒋介石之间会谈的次数可以说少得可怜。就算会面，交谈的内容大概也都仅限于事务性的商议或报告。
蒋介石不管在日本还是中国，都不曾接触过最高层次的军人教育。在日本，他在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就读之前，便已经因为辛亥革命而返回了中国；而在蒋介石年轻的时候，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军人教育机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自卑感，蒋介石对这些经过美日严格军事教育锻炼出来的将军们抱持着一种复杂的心态，并且刻意和他们保持着某种程度的距离。
事实上，蒋介石对这些基本上算是“自家人”的国民党将军并没有什么亲近感，而当他在战后移居台湾、逐步巩固了权力基础之后，这些将军便陆续被疏远。
与之相对，蒋介石不仅经常和白团的成员会面、讨论、进餐，而且也的的确确不厌其烦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单以蒋介石日记的记述来判断，自1949年至1950年代前期，富田直亮和蒋介石几乎每周都会固定进行一次一对一的谈话。在这个台湾与蒋介石均处于极端危险状态的时刻，富田可以说是蒋介石身边极受信赖的军事顾问之一。
二 在圆山的日子
最初其实是公开性组织
在以介绍“白团在台湾活动”为主旨的本节开始之际，请容我在此试着把横跨近20年的白团历史，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本书中所提及的部分，主要是以Ⅰ、Ⅱ两期为主）
Ⅰ期
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时代：1950～1952年
Ⅱ期
实践学社时代：1952～1963年
Ⅲ期
实践小组时代：1964～1965年
Ⅳ期
陆军指挥参谋大学时代：1965～1968年
Ⅰ期的革命实践研究院圆山军官训练团时代，既是白团的草创期，同时也是它的最盛期。
革命实践研究院是蒋介石有鉴于在中国大陆“革命的失败”，为了对国民党干部进行再教育，于1949年在阳明山设立的机构。举凡政府的公务员以及党的骨干，都有在这里接受一个月训练的义务。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由蒋介石亲自担任，因此也可以说是“蒋介石的学校”。由白团所主持推动的军人再教育，一开始正是以革命实践研究院军事部门的面貌出现的。
尽管之后为了躲避美军警惕的目光，白团潜入地下，成为所谓的“隐形组织”，但在这时候，革命实践研究院麾下的圆山军官训练团，确实是属于公开性质的组织。现在一提到“圆山”，大家似乎都会联想到台北的地标——圆山大饭店，不过，“圆山”其实是台北北部的一个地名。最初，此一军人再教育组织被命名为“训练班”，不过很快便更名为“训练团”，团长由蒋介石自己担任。
“对尉官以上的所有军官进行再教育”，军官训练团之所以揭橥此一彻底的目标，正是因为蒋介石认定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因为军人的军事能力和纪律不足。
蒋介石任命他相当信赖的将军彭孟缉担任训练团的教育长，王化兴[1]担任副教育长。彭孟缉毕业于黄埔军校，是国民党新生代的精英将领，在担任白团教育长后一路高升，历任“陆军”总司令、“驻日大使”等职务。
普通班与高级班
圆山军官训练团的课程，可分为“普通班”和“高级班”两类。普通班是以少校、上尉、中尉等基层军官为教育对象，授课内容从最基础的步兵操典教练开始，一直到师团级战术的培训，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类似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形象。
普通班施教的时间为一期35天，扣除星期天正好30天。每天上午早上8点到12点授课，中午休息2小时，午后2～4点继续上课，一天要学习6个小时。
军官训练团普通班第一期于1950年5月22日开始，共有165名学生参与。其后，直至1952年1月24日毕业的第十期为止，由于课程大受好评，所以人数也确实不断增加，到第十期的时候，人数已经达到729。
另外，高级班的授课对象则是上校以及少将以上的级别，其中甚至也不乏师长以及军司令官等级的将领，因此教育内容自然也与普通班有极大差异。高级班主要是学习军团至师团等级的战术，大体上相当于日本陆大的程度。除了战术训练外，高级班课程也包括了沙盘推演、战史教育、后勤教育等。它的施教时间较普通班略长，一期大概要3个月以上。
高级班一共举办了三期，第一期的参加者为105人，第二期258人，第三期则有277人。不限于陆军，空军和海军的军官也参与了培训。事实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台湾的师长和军司令官，大半都参加了这项培训。
松田康博在《台湾的一党独裁体制之建立》中指出，蒋介石事实上在利用高级班，设法抑制敌对派系陈诚系的坐大。举例来说，陈诚的嫡系胡琏将军，在1个月的训练终了后，被蒋介石批示为“不合格”，需要再进行1个月的追加训练。而在这段训练期中，蒋介石便将胡琏麾下的师团长全部换成了不同派系的军人。
当在高级班教授后勤课程时，眼见国民党军中普遍“轻视后勤”的心态，日本教官不禁大为惊讶。在深感“轻视后勤乃是日军败于美军之主因”的日本军人眼中，这想必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吧！
在《“白团”物语》中，当岩坪秀博（中文姓名江秀坪）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是这样说的：“（国军）无视后方、轻视后方的情况，我感觉较日本更加严重；他们对于后勤方面的问题，简直是一无所知。在司令部演习时，要是我把哪个军官任命为后勤参谋，马上就会有这样的抱怨：‘难道我就这么差劲吗？’于是，为了让他安心，我只好这样告诉他：‘若是作战参谋的话，不管哪个军人都可以当，但是后勤参谋，就只有深入了解后勤的人才能担任。正是因为你很优秀，所以我才任命你担任这个职务的！’（笑）”
根据统计，在这两年的军官训练团时期，包括普通、高级两班，共有多达4696人的军官在此受训。对于军官训练团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便产生如此巨大的效果，蒋介石大感惊讶，于是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希望能再增加白团教官的人数。
1951年，日籍教官的人数达到了白团20年历史中的最高峰。根据偕行社《“白团”物语》所述，这时候的白团总共有76名成员隶属其下。据说，当时每到星期一早上白团要召开全员参与的“会报”的时候，因为在台北以外授课的成员也都要回来，所以不得不在北投宿舍里弄出一间隔间打通的房间，好用作容纳所有人的会场。
人事训练班与联勤后勤班
大体来说，前往普通班和高级班受训的军官，都必须暂时脱离原本的任务，搬到宿舍里居住，并接受密集的进修与训练。不过，当时除了普通班和高级班以外，其实也有一边维持现职一边接受授课的班级，那就是所谓的“人事训练班”与“联勤后勤班”。
所谓人事训练班，是蒋介石鉴于军阀出身的军官一直以来总是横行无忌、恣意妄为地做出地域色彩强烈的人事安排，在重建军队之际，着眼于人事制度的大改革而设立的训练课程。人事训练班的实施时间是1951年的5月和6月，共计两回，每一回的授课时间是一个月，参与的人数大约是各500人。负责这项课程的核心人物，是白团的中岛纯维少佐（中文姓名秦纯雄）。中岛来自熊本县，是陆军士官学校46期毕业生，他曾经担任过近卫第三师团的参谋，在战争结束时正在参谋本部担任人事官员。因为他有这方面的经历，所以有关人事教育的部分便交由他来负责。中岛在台湾待的时间很长，一直到1964年12月才归国。
“联勤后勤班”实施的时间是1951年8月下旬至12月末，每周上课一到两次，上课时间由下午3点到下午5点共两小时，主要讲授的内容是军队的后方任务，也就是所谓的后勤。这也是鉴于国民党军普遍轻视后勤而特地开设的课程。参与本课程的总人数大约有200人，据说其中也有上将级别的将领相当热忱地参与其中。负责这方面课程的主要人物是山藤吉郎少佐（中文姓名冯运利），以及前面提到的岩坪秀博（江秀坪）。
山藤来自枥木县，陆军士官学校44期毕业，1951年5月来台，1952年3月便回到日本，停留在台湾的时间不满一年。另外，岩坪则是1951年3月来台，此后便一直留驻台湾；1968年白团解散时，他是当时最后留下的几位成员之一。
公平的评分机制
军官训练团的教育，对于白团的教官们似乎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
在《“白团”物语》里，岩坪就曾经介绍过一段关于当时在高级班就读、名叫方先觉[2]的司令官的轶事。方先觉曾于1944年在与日军的作战中遭俘虏，不过后来却巧妙地逃出了牢笼，并获蒋介石亲自授勋。这位方将军在野战中表现得相当勇敢，同时也有相当优秀的实绩，但其战术方面的知识却显得十分贫乏。
对于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最初，我试着要他针对阵地攻击之类的战术问题作答，但结果却是一塌糊涂，完全不行。最后，我只好画一张地图，再画一个大大的箭头指着说要从哪里攻击哪里，靠这样的方式来诱导他。
不过，随着反复的教育，“我发觉眼前的这些人，其实只是不曾获得好好接受教育的机会罢了。他们不仅成长的速度相当快，而且同时也表现出了相当优异的能力”。岩坪感动地说道。
只是，这种指着鼻子大骂、毫不留情指出错误的日本式教育方式，果然还是会让受教的军官觉得没有面子。“他们觉得自己被教官贬低过了头，颜面扫地，于是产生了相当强烈的排斥心理，甚至愤怒到脸色大变；为此，我们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稍微缓和一点。”（岩坪）为了拿捏适当的分寸，白团教官们可以说是既劳心又劳力。
国民党军内部之所以给予白团教育极高评价，似乎是因为他们的评分标准既公正又值得信赖。
回顾当时，国民党军内部充满了错综复杂的派系与人脉关系。各派系的军人为了“提拔”自己的嫡系，对于同一派系的军人，往往毫不掩饰地给予极高的分数。然而，身处这种派系藩篱之外的日本教官的评分标准基本上很公平。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把白团教官所打的分数当作是否擢升某个军人的重要参考标准。当这件事情流传开之后，申请参加的人数便急剧增加了。
在被美国舍弃的时候……
不过，以台湾的保护者身份被派遣来台的美军顾问团，对于白团的存在感到相当不快。尽管两方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协助防卫台湾而来到这里，但是对于拘泥于“能给予台湾军事援助的，就只有我们美国而已”这一前提的美军而言，不管怎么说都不能算是通过正式渠道，而且抱持着美国人所不能理解的“报恩”动机来台的旧日本军人，看起来实在是相当刺眼。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断向蒋介石强烈施压，要求他驱逐白团。
然而，根据糸贺在我的访谈中所言，蒋介石相当坚定地认为：“白团在美国舍弃我们的时候仗义相助，现在怎么可以毫不讲理地就把人家赶回日本呢？”
如前所述，美国曾经一度舍弃了在国共内战中败北的国民党。就在败走台湾的国民党面对共产党的军队随时可能“解放台湾”的危难之际，1950年1月，美国的杜鲁门总统声明“不介入台湾海峡”，并将台湾以及朝鲜半岛排除在美军的“最后防守线”之外。1950年5月，美国甚至已经发出警告，要求驻台湾的“大使馆”人员准备撤退，并且开始认真考虑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干部逃亡时的落脚地点。
然而，由于美国政府的情报失误，随着1950年朝鲜战局的日趋激烈，深恐东亚赤化的美国态度转为支持“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并派遣美国海军第7舰队前往台湾海峡。
白团的成立与实现，正是在台湾的命运发生转折的这短短一瞬间。在美国舍弃了台湾的时候，白团诞生了并且开始逐步发展；之后不久，美国又重新恢复了对台湾的支持。这时候的蒋介石，深深地陷入了对美国的绝望及感谢两种矛盾复杂的情绪当中。一方面，他对于在自己苦难的时候仗义援手的白团怀抱着深深的感谢之情；另一方面，美国的军事援助仍然是他赖以防卫台湾乃至反攻大陆的关键，这一点也一直没有变过。
1951年1月，美国决定向台湾派遣军事顾问团，并缔结《共同防御条约》。来到台湾的美军顾问团彻查各司令部的经费之后，发现了白团的相关经费，并且将它当成“背叛”的证据，态度强硬地对蒋介石苦苦相逼。
威廉·蔡斯
阅读蒋介石日记之后，有关蒋介石和美方之间围绕着白团的激烈角力，便跃然纸上。
当初，美国原本打算任命一位名叫库克，个性比较温和的军人担任美军顾问团的团长，但之后却换成了一位名叫威廉·蔡斯（William C.Chase）的将领。蔡斯是位个性相当强甚至到了咄咄逼人地步的军人。针对白团的问题，他不断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午后，阅读蔡斯顾问的意见书。
（1951年6月22日）
自1951年4月至1955年6月间担任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团长的蔡斯，在对蒋介石提出的意见书中，传达了自己对于白团的疑虑。
而蒋介石在阅览了蔡斯的意见书之后两天，在日记上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今日极其痛苦且迫在眼前不得不解决之检讨事项，乃是美国顾问蔡斯的报告与建议书。关于日本教官的运用契约，非更加仔细思考不可。
（1951年6月24日）
又过了3天，蒋介石和蔡斯进行了一次会谈。身为接受美国军事援助的一方，蒋介石在蔡斯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和对方当面恳谈。在这场会谈的最后，蔡斯果然提出了白团问题：
蔡斯对我表示说，美国在对各国进行军事援助之际，都有一项先决条件，那就是“只能雇用美国军事顾问”；基于这个立场，蔡斯针对我继续雇用日本教官这件事，表达了坚决的反对之意，而我并没有当场做出回应。
（1951年6月27日）
即使到了第二天，蒋介石仍然苦恼不已。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蒋介石坦然写下了这样的苦恼：“关于美国顾问对日籍教官的排斥问题该如何解决，思考良久。”
传唤冈村
这时，美国不仅在台湾，在日本似乎也对白团展开了更加强力的打压。当时，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已经陆陆续续刊载了对于白团的零星报道。于是，GHQ对在日本控制白团的冈村宁次发出传唤命令，要求他前往位于日比谷的GHQ总部接受讯问。
据当时和冈村一起接受传唤、白团的实际运作负责人小笠原清回忆，GHQ派出了一名隶属于G2、被称为“上校”的人对冈村进行讯问。
面对这名“上校”，冈村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绝对不能失去中国大陆。我辈为了报答终战时的恩义，进而参与（台湾的军事训练）这件事以及我们的行动，与美国的利益并没有抵触。相反，美国应当感谢我们才对；毕竟，美国不正是因为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不足，才导致丧失了整个大陆吗？
听了冈村这番说教似的陈词，上校只说了一句“我明白了，请回吧”，便将冈村无罪释放了。小笠原清在回忆录里，把这件事当成了一件有趣的插曲来描写。
然而，实际的情况并没有这么轻松惬意。冈村虽然获判无罪，但他仍是战犯名单上有案底的人物，因此被美国（GHQ）给盯上，不管就哪一方面来说，这对他而言都不是什么可喜的事情，想必他的内心也会因此而不安吧！事实上，根据《蒋中正“总统”文物》中的资料显示，在应当是接受GHQ讯问之后不久的某个时期，冈村写了这样一封信给蒋介石：
承蒙您对白团不断的指导与照应，在下实在感激不尽。只是，最近伴随着美军顾问团的抵台，他们与白团之间的关系究竟会如何发展，实在令在下隐隐感到忧心。
（1951年7月26日）
1952年，在美军顾问团的强硬介入之下，白团的活动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编制也被迫缩小。只是，蒋介石仍然执拗地将白团保留了下来。白团的名称，从原本在国民党组织之下、被赋予正式地位的“圆山军官训练团”，转变为军事组织色彩较为淡薄也比较平凡无奇的名字“实践学社”。为了掩人耳目，训练地点也从圆山转移到远离台北市中心的石牌。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白团开始了他们在台湾发展的第二个时期。
联战班、科训班
白团成员人数最多时曾达到76人，1952年的时候，尚有10多人已经办妥访台手续，准备动身前往台湾；只是，随着情势的演变，不仅这些人抵台的计划被取消，就连已经身处台湾的白团成员，也在朝着逐渐削减的方向发展。同时，白团教官的头衔也不再是军事顾问，而是变成了“外籍教官”。然而，就实际状况而言，他们的任务跟军官训练团时代相比并没有改变，执行的仍然是一种军事教育任务。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在实践学社存在的这10年间，一套长期且稳定的军事教育规划由白团建构起来，这才是他们真正发挥本领之所在。
以实践学社为主体展开的“党政军联合作战研究班”（联战班），自1953年7月至1963年12月一共开办了12期，每期的时间约为8个月，共计707人受教。授课内容和军官训练团一样，从少将到上校、中校，不同级别都有人参与这个研究班。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是联战班的第一期生，之后还被派任为白团的监护人。除了蒋纬国以外，包括后来历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等要职的郝柏村等一批前途看好的年轻军人，也都被送进了联战班受训。
联战班之外，另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军官训练组织，是所谓的“科学军官储训班”（科训班）。
关于这个班级的设置理由，糸贺公一在《“白团”物语》说：“蒋‘总统’考虑到国军历经长期的战乱，在科学方面的基础教育相当不足，非得加强不可，因此他认为也有必要特地拨出时间，就这方面进行相关的训练。”
科训班开课的时间是1959年6月到1964年1月，一期的授课时间是一年半，比其他课程时间要长。科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共有160名陆海空军的少校、上尉等基层军官，接受了这项课程的教育。
科训班的教育内容大抵是以日本的旧陆军大学为准，入学者必须是参谋大学前10名毕业、受到部队推荐，并经过选拔考试合格的人员，其门槛相当高；说得更精确一点，科训班所代表的正是军队精英培养体系的实现。
蒋介石的目标是培养未来成为国民党军核心的优秀人才。为此，他不仅一一接见科训班的毕业生，而且对科训班另眼相待。
除了以上的班级之外，1963～1965年，亦即实践学社存在的最后几年间，又开设了所谓“高级兵学班”，中将级以上担任要职的军官前往本班受教者，共有118人，教育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战略战术研究，“反攻大陆”作战指导，“国家”总动员的方法，等等。由于参与者都是现职人员，因此上课时间为半天，由富田团长亲自担任讲师。在这里受教育的学生，多半是联战班的毕业生；换言之，台湾的军官在各个阶段中，曾经两度乃至三度接受白团教育者不在少数。蒋介石所期盼的“日本精神”，透过这样的细腻方式，无可置疑地贯注到了学生的培养过程中。
在餐叙中
1964年底，白团的成员大幅缩减，原本留下的25位教官，有20人回国。接着在1965年8月底，实践学社也宣告解散。同时，白团在台湾方面的联络员与监护者，也由彭孟缉换成了蒋纬国。仅剩5人的白团改称“实践小组”，并于1965年1月将据点转移到由蒋纬国担任校长的陆军指挥参谋大学（第3～4期）。
根据《“白团”物语》，这个时期的白团主要负责以下4项任务：
1.协助陆军总部。
2.协助作战发展司令部。
3.协助陆军参谋指挥大学。
4.在其他方面进行协助。
在这当中，他们实际每天从事的任务，就是协助陆军参谋指挥大学，也就是协助台湾方面进行教官的培训。
白团对陆军参谋指挥大学的主任教官们进行兵推及战术统裁方法、前线作战战术、后勤支持等多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采用两阶段形式，前期是直接对教官进行教育，后期则是针对教官对学生们的教育进行指导。
另外，白团在从事教育的同时，也随时会前往台湾各地的部队与学校视察；据说若是被他们检阅的部队成绩不佳，部队长官便会遭到撤换的命运。蒋介石的目标，是要借助没有特殊人际关系和利害纠葛的白团的眼睛，来肃正部队的纲纪。
实践小组最终也于1968年迎来了解散的终局。第二年，也就是1969年的1月13日，白团全体成员返抵日本，并在2月的时候，于东京举行了解散仪式。
在这段最后的时期中，蒋介石几乎每个月都会召集白团的教官进行餐叙。除此之外，他也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希望能从白团教官这边获取更多的知识以及关键建言。
据糸贺的回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蒋介石相当盛情地款待我们这些外籍教官；每当餐叙结束之后，他便会要求我们陈述自己的意见。当我们各自表达完之后，他便会立刻叫在座的参谋总长过来商议。蒋介石对日式教育尤其充满热情，总是要我们告诉他有关军制学[3]方面的种种。“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我想知道其中的秘密。（……）就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在日本所学到的有关这方面的秘诀吧！”当时他召唤来餐叙的人员不限于军人，也包括了政府当中的诸位重要人物。
接下来，我想记述白团除了教育以外，在台湾所留下的其他具体成果。
三 模范师与总动员体制
第32师
国民党的军队在中国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遭到彻底失败，最后陷入了称之为“瓦解”也不为过的惨状之中，而蒋介石信赖的嫡系所率领的各个军团，也全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为此，蒋介石非常希望能够确保一支实战部队，以作为将来“反攻大陆”时的主要战力。若是以日本的状况来说，蒋介石所想要的，就是一支地位类似于近卫师团的部队。
于是，蒋介石向白团提出请求，希望他们协助创立一支模范师团。他选中了位于新竹湖口的“第32师”，针对这个师展开彻底的日本式训练。
被任命为第32师师长的是张柏亭将军[4]。张柏亭也有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在圆山军官训练团时期，他也曾担任副教育长一职。在第32师的下面，分别设有第94团、第95团、第96团等三个步兵团。
白团从台北派遣了10名以上的成员，前往第32师进行训练。对白团而言，这是除了在台北的军事教育之外，另一个最重要的计划。
负责辅佐张柏亭的是村中德一（孙明），而隶属其下、各自分布于三个步兵团当中的人员，分别是第94团的美浓部浩次（蔡浩美）与中山幸男（张干），第95团的佐藤正义（齐士善）与池田智仁（池步先），以及第96团的井上正规（潘兴）和新田次郎（阎新良）。
另外，在装备的使用方面，机关枪由新田负责教导，迫击炮由市川芳人（石刚）负责教导，通信则由三上宪次（陆南光）负责教导。包括各项细节在内，都采取彻底的日本式教育。
其实，当初白团并没有想过要投注这么大的心力。只是，先前村中在视察第32师的时候提出了一份报告，而这份报告引起了蒋介石的兴趣，最后形成了训练模范师团的契机。
对于第32师的实力，白团是这样评价的：
（编成装备）极其贫弱，特别是炮工兵、搜索等特科部队，更是贫弱到了极致。不仅如此，将来训练所必需的教育资料、资材以及设施等，一切都不具备。
就士兵素质而言，该师士兵的个性相当温顺，体力与旧日本军的士兵比也并不逊色，然而一般常识和教育程度则都偏低。
至于士官素质方面，该师的士官在个性以及体力方面，都跟士兵一样并不算差，但是指挥以及教导的技能，则只相当于旧日本军的上兵程度而已。
这支军队的成员，从十四五岁的年轻小伙子到50岁以上的老兵，全都混杂在一起。当相关人员向白团介绍说“这就是台湾的精锐之师”时，白团的成员不禁为之哑然。
白团成员判断，若是不完全推倒重来的话，要让第32师脱胎换骨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将教育期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1951年1月开始的半年、1951年年中至年底的半年，以及1952年的上半年。按照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各兵种，安排相关的教育进度表，开始训练。对于白团的教导，第32师的官兵都表现出相当的感激之情，但是他们对这些教官教导的内容的吸收进度，仍然是如匍匐前进一般缓慢。
湖口模范兵团的训练工作，在1952年之后交给了美军顾问团继续进行。在这之后，蒋介石萌生了一个想法，即是否要派遣白团到最前线金门，进行同样的模范兵团建设？然而，这个想法一出，立刻在白团中引起了“该去”和“不该去”的议论。纵使白团的成员都有着“赌上性命”的意识，对于是否奔赴最前线，成员之间的热度还是有着相当差异。最后，冈村宁次下了“我无法担起这个责任，因此不该前往该地”的判断，于是这个建议就被取消了。
“战利品”
由于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队数量有限，因此在与共产党进行战斗的时候，能够集结多少兵力，就成了眼前最大的课题。
鉴于这一点，蒋介石下定决心，要导入日本式的动员制度。
陆军士官学校44期毕业、曾有第4师团动员参谋经验的山下耕（易作仁），因为是动员专家，所以被指定为动员小组的领队。以山下为首，白团派出了大桥策郎（乔本）、富田正一郎（徐正昌）、笠原义信（黄联成）、土屋季道（钱明道）、川田一郎（萧通畅）、美浓部浩次（蔡浩美）、小杉美藏（谷宪理）、松崎义森（杜盛）、河野太郎（陈松生）等10人执行这项重要的计划。
山下在1951年6月21日抵达台湾。当他到达台湾的第二天，圆山军官训练团的教育长彭孟缉，便将他找来表示说：
“总统”强烈期望，能够从日本教官这边学到有关动员的方法。
在这之后，山下便开始针对台湾的状况，进行有关动员计划的检讨与考察。然而，蒋介石却不给他慢慢准备的时间，反而着急催促他说：“我希望最近就能举行动员演习。我也会亲自出席，希望能尽早让我知道举行演习的时间。”蒋介石非常喜欢演习，不管什么事情，似乎都希望白团能够在他面前演练一下。
于是，山下于1951年10月在一场集结了国民党各重要干部的会议中，首先发表了他的看法。当天与会的人不光是蒋介石，包括“行政院长”陈诚等在内的有头有脸、鼎鼎大名的人物也都出席了这次会议。面对这些国民党高官，山下给了他们一记严厉的当头棒喝：
台湾根本没有实施动员和征兵的基础可言，就连兵役制度也不可能推行。现今国民党的军队全都处于临战态势，也就是野战的配备体制，但是这样是绝对没办法进行动员之类任务的！若是要推行日本式的动员，那不设想平时的状况就绝对不行；日本各地的师团、连队司令部，都有负责动员任务的单位，但是在台湾的军队中，根本看不到类似的组织。不仅如此，台湾也没有可以动员的后备兵力，甚至连士兵的名册都无法确实掌握，总之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种情况要是不加以整顿，动员什么的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事实上，中国原本就没有所谓动员的概念。所谓军队，只有身为超级精英的军官，以及从农村用“拉夫”的方式强迫征召而来、没有任何知识与经验的士兵这两种状况。有鉴于此，白团为了动员演习，设立了名为“复兴省动员准备委员会”的准备组织，以彭孟缉本人兼任副司令官的保安司令部为中心，开始进行动员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