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大学”内保存白团资料的书库（熊谷俊之拍摄）
一 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
前往“国防大学”
这里是台湾北部的地方都市——桃园。天空中乌云密布，阴郁的感觉仿佛要让人喘不过气。在灰色云层的缝隙间，不时可以看见朝着天空飞去的喷气式飞机消失在云端的景象。
从台北市内驱车前往，车程大约1小时左右的桃园，是台湾的大门——“桃园国际机场”的所在地。大概10年前，这座机场还因为蒋介石的缘故，被称为“中正国际机场”。“中正”是蒋介石的名，“介石”则是他的字；在日本一般都以“介石”称呼他，但在台湾的官方文件上，则都是使用“中正”。
在台湾，对蒋介石有好感或是对他抱持一定尊敬的人，通常都会使用“蒋中正”或者“蒋公”之类的称呼，而反感蒋介石的人，则倾向以“蒋介石”称呼他。至于在大陆，称呼“蒋中正”的人则非常少，基本上都是使用“蒋介石”。
1990年代，当搭乘从日本飞往台湾的飞机时，机内广播都会传出英语的“Chiang Kai-Shek International Airport”；“Chiang Kai-Shek”，也就是“蒋介石”三个字的英语发音。
按照标准汉语的拼音，“蒋介石”应该拼成“Jiang Jie-shi”才对。事实上，“Chiang Kai-Shek”是粤语的发音；据说，由于当时从事革命运动的以孙文为首的很多人都是广东人，因此在用英语向海外介绍的时候，才会使用“Chiang Kai-Shek”这种发音法。
从桃园机场出发的出租车行驶没多久，便抵达了离桃园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国防大学”大门口。
“国防大学”是台湾军事教育的最高机构，也是陆海空军精英进修深造的教育场所。
“国防大学”校园（作者拍摄）
门口的警卫反复检查了我的护照和名片。当我从车上下来后，警卫便指示我先在门边的会客室暂候；过了大概30分钟后，一位身穿军服的女军官出现在我面前。
“实在很抱歉，因为过去没有媒体要求采访那里，所以准备花了一点时间……”
担任向导的女军官急忙对我低头致意。我跟在她的身后，穿过“国防大学”巨大的正门；一会儿，在她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国防大学”附设的图书馆。我们走进地下室，在一间没有任何铭牌标记的房间前停下了脚步。
因为这里全都是日文资料，所以究竟要怎样有效使用它，就连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也正因如此，里面的资料，想来也是处于未经整理的状态吧？虽然时间相当有限，不过还请您尽量自由阅览；两小时后，我会来这里迎接您。
女军官用标准军人作风的利落语气传达完相关事项后，便立刻离去了。
走进房间之后，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整整三排书架，以及滑轨式的书库。这些完全没有人碰触过、长眠于此的资料，似乎是以书籍和文件两种形式保存下来。
极度值得夸耀的功绩
在这间静静的资料室里，我想起了白团的幕后推手、在日本担任“事务局长”一职的小笠原清的文章。
小笠原清在1971年的《文艺春秋》8月号上，就白团的真实情况，发表了一篇名为“协助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的手记。那时候，白团刚解散两年多而已；这是有关白团此一团体的直接当事者首度公开发表的文章。
在这篇手记中，小笠原这样写道：
富士俱乐部自昭和二十八年起，一共存续了10年之久。在这10年间，我们总共运送了7000多册军事图书，以及5000多份文件到台湾，创造了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我在私底下也为此感到满足不已。
小笠原是侍奉白团的创设者冈村宁次、以“冈村大将的勤务兵”自任的男人。正因如此，他在《文艺春秋》上面写的这篇白团实录，也仅止于对基本事实淡淡的陈述，至于触及机密的部分，则都巧妙地加以回避了。
只是，唯独在读到介绍“富士俱乐部”这一节时，我对其间的内容产生了相当的兴趣。毕竟，一向以严格坚守幕后立场自诩的小笠原，在这里居然会写出“东洋第一”、“满足不已”这样极度夸耀的用语，这本身就是件让人极感兴趣的事。
富士俱乐部作为白团的后方支持组织，于1952年在饭田桥正式挂牌营运。俱乐部的成员每周会召开一次研究会，一部分成员则是以正职人员身份，负责相关资料的搜集。这些资料的油印版都会送到台湾，按照小笠原的说法，“简单说，就是按照台湾当地的需求，针对相关课题进行暗中研究”。只是，我虽然到处找寻富士俱乐部在饭田桥的事务所旧址，却已经找不到任何踪迹了。
当撤退到台湾之际，国民党几乎可以说是从大陆狼狈出逃，不管是军事教育还是军事作战所需的相关资料，全都付之阙如。就算白团在推行军人教育时，资料不足也是最大的问题。正因如此，国民党和白团全都对日本发出了这样的求救信号：“不管怎样，请送一些在军人教育方面派得上用场的资料过来吧！”因应这样的要求而成立的，正是所谓的“富士俱乐部”。
“国防大学”公开展示的白团相关资料（熊谷俊之拍摄）
根据小笠原的说法，“富士俱乐部”活动的结果是，“总共运送了7000多册军事图书，以及5000多份文件到台湾，创造了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不过说真的，小笠原自豪的“东洋第一”究竟根据何在，我实在不明白。尽管在亚洲其他地方，或许真的没有类似这样专业收藏军事资料的资料馆或图书馆，但我们也无从确认富士俱乐部的收藏真的就是“东洋第一”。所以，或许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当成是一种夸张的表现手法，但至少就小笠原本人而言，自己主导下的这项计划毫无疑问已经在台湾留下了明显可见的成果。
来自日本的庞大军事资料
在我前往“国防大学”访问的半年前，我曾经造访台湾的档案馆“国史馆”。
尽管“国史馆”的本部位于远离台北市区的新店山区，不过在屹立于台北市中心的旧台湾总督府，也就是现在的“总统府”的正后方，还有一间已经数字化的计算机档案室。
从2010年开始，我便一直在这里阅览众所瞩目的新发表资料——《蒋中正“总统”文物》（大溪档案）。2011年冬天，我再次造访“国史馆”，连日埋首于有关“富士俱乐部”的文书档案之中。
我在认为可能与白团有关的数百件文献当中，逐一调查其中的内容。最后，终于让我找到了一份名为“资料整理及调查研究实施概况”的文件。
这份档案的相关信息上写着：“昭和二十八年（1953年），冈村宁次向蒋中正‘总统’提出。”当我看到这行字时，忍不住在心里大喊：“Bingo，就是这个了！”
当我打开档案的封皮时，开头出现的是一份表格。
这是1953年10月到翌年9月，作为整体纲要的计划表。因此，这份资料很有可能是展现日本方面为了配合白团的活动将资料送往台湾这一活动的重要史料。
资料整理及调查研究实施概况表
表格中央的“资料相关”，指的是已经刊行的书籍与文书，“调研相关”，则是“富士俱乐部”独自调查研究后做成的资料。就书籍类与调研资料分开这点看来，其跟“国防大学”内的资料库显然也是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得知，富士俱乐部的活动内容，除了书籍和战前资料的搜集，同时也包含了研究资料的独力调查与制作。
继续阅读这份文件，映入眼帘的是一行又一行排列整齐、为数高达数千册的书名和资料名称。这些都是富士俱乐部当作资料送往台湾的图书目录；同时，毫无疑问，它也是小笠原引以为傲的“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收藏的详细清单。
在这份列表中，“希望资料处置现状一览表”（至昭和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为止）里面的“已送出”（已运送完毕）项目里，列举的书名有以下这些：
·已送出（已运送完毕）
《命运的山下兵团》
《原爆的广岛及长崎》
《英国空军战史（四卷）》
《中国各作战之兵团及指挥官姓名》
《参谋》
《缅甸战记》
《西洋史（全，附图）》
《东洋史》
《支那革命外史》
《企书院参考资料》
《昭和四年施行 资源调查法相关资料》
《西伯利亚铁路输送状况》
《港湾相关资料》
《上海的谋略》
《谋略相关资料》
《新闻缩印本（朝日、经济）》
《日本无罪论》
《给日本人的遗书》
《中国式的思考》
《纽伦堡大审判判决记事》
《步兵操典》
《剑术教范》
《相互扶助论》
·已送出相当数量（部分送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
《亚历山大大帝战史及附图》
《腓特烈大帝》
《总动员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德法国家总动员资料》
《支那沿岸兵要地志》
《扬子江方面地志》
《苏联及苏联远东地区地图》
《西伯利亚、中亚方面资料》
《宪兵资料》
《特务职》
《兵图相关》
《细菌战资料》
《陆军航空部队空中勤务者采用基准 海军同（特别是身体检查规格及身体检查要领）》
·未送出（含搜索中）
《福建省兵要地志》
《比例五十万分之一以下之朝鲜地图》
《欧洲一般地图》
《中野学校教材》
《幕僚必携》
《对苏战门法》
《对苏作战要纲》
《坑道阵地之编成设备》
《山地师之编成装备》
《保安队典范令》
《美国典范令》
《交通教范》
《保安队自动车编成部队运用研究资料》
《大阪国际新闻》
《东亚通信》
《神户架桥文化》
《Popular Science（科技新时代）》[1]
·第一次请求支持资料中（大致已满足需求者）
《陆军补充令》
《召集延期实施要领》
《兵役法详解》
《特务战参考资料》
《动员兵力统计》
《物资动员统计》
《生产力扩充计书》
《军需动员计书》
《防空战史》
《英德空战资料》
《胡康河谷作战史》
《诺门罕战役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资料》
《野战宪兵队之编成装备及其活动史》
《日本保安机构之具体内容》
《陆军补充令》
《兵役法详解》
《特务战参考资料》
《统帅参考书》
《科学的搜索资料》
《动员兵力统计》
《陆军补充令》
《关于电波的杂志》
《关于气象的杂志》
《大陆问题》
《曙》[2]
《防卫与经济》
《工业年鉴》
《中共治下之综合国力》
《中共民心动向》
《中共治下之三民主义解释及具体之施策》
《中共政治及思想方面之弱点》
《中共地上军之战力配置、指挥官及编成装备》
《中南支（中南半岛）兵要地志》
·送出资料一览（沙盘推演相关）（至昭和二十八年六月一日为止）
1.二式高射装置（陆上用）之图面及机构说明书
2.十厘米炮弹制造相关资料
3.点的机（瞄准练习机）之构造
4.五十三厘米（鱼雷）连装发射管之计书资料
5.航迹自书器二型之使用说明书
6.驱逐舰用电波装置雷达、定位仪、LORAN（无线电导航）各种收发信机、声呐、音响测探机
7.使用练习弹进行轰炸训练之相关资料
8.渔船（一五〇吨等级）用电波（音响）装备相关资料
9.红外线瞄准装置
10.旧日本海军侦察机之成果及将来发展
11.蛟龙（甲标的）设计资料、驱动装置（及入手之可能性）、齿轮罗盘、潜望镜、发射管（筒）及发射装置构造等相关资料
12.驱逐舰主炮用模拟射击演习机及设计资料
13.驱逐舰用五十三厘米四连装鱼雷发射管（六年式鱼雷用）
14.丹扬雷达装置相关资料
15.无线电探空仪（radiosonde）相关资料
16.刺猬炮相关资料
基本上，“已发送”的内容，多是以一般刊行的书籍为主，主要是将在日本比较畅销的军事书籍运往台湾。不过在这当中，其实也夹杂着官方资料与军事机密资料。
紧接着“已送出”项目之后，记载的则是“已送出相当数量（部分送出）”这一项目。
关于这份书目中曾屡次提及的“兵要地志”[3]，我在后面会加以详述。不过此处可以说的是，它是军事上绝对不可或缺的事物，因此毫无疑问属于军事机密资料。其他列在“部分送出”项目中的，还有包括“宪兵资料”“细菌战资料”“总动员资料”等明显机密度甚高的资料。
再往下看到“未送出（含搜索中）”这一项，除了“兵要地志”以外，也包括了“中野学校教材”“幕僚必携”等明显属于日军内部流通文件的书籍。
接下来，在“第一次请求支持资料中（大致已满足需求者）”这栏中，列了大约10册相关文件；这些文件明显都属于军事资料。
再接下来是“送出资料一览（沙盘推演相关）（至昭和二十八年六月一日为止）”。这一栏里面的目录，几乎全部是机密资料；当这些名单跃入眼帘时，我不禁大为惊讶。
另外还有一份表单，名为“调研资料一览表”，编纂日期是“昭和二十七年十月”。（请参照“调研资料一览表”）
这份所谓的“调研”资料，既不属于一般书籍，也非战前留下的军事资料，而是由“富士俱乐部”一手独力编纂而成的资料。所谓“调研”，大概就是“富士俱乐部”的别名吧！
从这份庞大的资料清单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富士俱乐部”并不只是搜集资料，而是不愧“调研”之名，拥有极为优秀的“调查与研究”能力的一个组织。
调研资料的内容不只限于军事，还旁及国际情势以及思想、哲学的领域。仅建构出这份清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当时的“富士俱乐部”麾下，必定是英才济济吧！
二 “调研第〇〇号”
竭尽方法的探寻
尽管我根据小笠原的手记获知所谓“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的存在，并且透过台湾“国史馆”内保存的资料，判明了它的详细内容。可是，当我为了更进一步调查这些资料如今是否仍存在于台湾，而和台湾“国防部”反复接触时，相关人士的响应几乎都是“因为实在是太久以前的事了，所以我们并不清楚”。
最后，给了我重要提示的人是曾经担任台湾大报《中国时报》记者、著有《覆面部队——日本白团在台秘史》一书而目前已辞去记者职位、在大学执教的林照真小姐。
当我打电话到林小姐执教的大学向她询问时，林小姐这样对我说：
以前，曹士澄将军曾经告诉我“三军大学持有相当多白团的资料”，可是，当我表达希望前往采访的意愿时，对方却以“军事机密”为由拒绝了。
三军指的是陆海空军，“三军大学”已经改称为“国防大学”。
尽管“国防大学”是“国防部”的下属单位，但当我向对方的公关部门提出采访申请时，对方只回答说“我们会调查一下”，然后就无声无息了。因为担心催促过度，反而徒增对方的警惕心，于是我前去拜托一位对“国防部”有影响力、过去我曾经“帮过一点小忙”的台湾资深政治家，请他惠予协助。
结果，我确定了白团的相关资料确实存放于“国防大学”。之后，透过那位政治家的斡旋，又过了好几个月，我终于得到“国防大学”的许可——在“两小时之内”接触白团资料。这就是本章初始，我前往“国防大学”访问的来龙去脉。
“富士俱乐部”的别名
“富士俱乐部”的真正面貌，终于呈现在我的眼前了——和我这样的心境成对照的，是寂静无声的资料室，以及那些仿佛在书架上沉默不语、由小笠原等人竭尽心血编纂而成，源源不绝送往台湾的资料。
正如前面所述，这些资料大致上是分成两类加以保存，其中一类是书籍，另一类则是文书资料。
书籍被保管在三列朝着房间深处不断延伸的书架上，其中日本发行的一般书籍占了大多数。这些书籍的刊行时间主要是战前到战后初期，主题包括了军事资料、战史、海外情报、中国情势、俄国情势等，相当引人注目。其中也有《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的缩印版。
在这当中，和战争有关的书籍自然是占压倒性多数。我的目光停驻在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卅七八年日露战史》上；深邃的茶黑色封面，就这样并列在书架上。
被派遣到台湾的白团人员，以国军新锐与作为中坚力量的干部培训人才为对象，每天担负着军事教育的重责大任。我想，这里的资料应该有很多都经过他们之手翻译成中文，并且有效使用在教育之上了吧！
另外，在隔着走廊与摆满书籍的书架遥遥相对的另一端，则是几排移动式书架，上面摆满了大量白色卷宗。在这些卷宗的封面上，没有任何字样；我试着抽出其中一份档案，打开封皮，一行连续的编号顿时出现在我眼前：
“调研第〇〇号”。
白团书库内收藏的日文军事书籍（作者拍摄）
如前所述，“调研”正是“富士俱乐部”的别名。这些编号从1950年代前期的1号开始，最终结束于1960年代的2000多号。由于档案处于未经整理的状态，因此编号并没有按照顺序排列下去，比方说有时候前面是100号文件，再下来却是1500号之类的。看样子，它们应该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被整理了吧！
除了架上这些，究竟还有多少没有写上编号也没有摆放在这里的档案？对于这一点，我完全无法想象。我所能确定的只是，若是把1～2000号全都摆进这个书库的话，那么上面的档案总数绝对不止于此；恐怕，在这个书库里所收藏的，不过是全部资料的三分之一而已……
兵要地志
我一一打开装着资料的白色卷宗，令人深感兴趣的资料便陆续出现在眼前。在这当中，战前参谋本部盖上“秘”字圆印的机密文件也不在少数。
“东粤地方（广东省汕头）兵要地志参谋本部”（调研第141号A昭和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是一份大约50页的油印文件，上面盖着红色的“秘密”大印。
兵要地志，亦即和“军事地理”相关的种种资料；这些兵要地志是战前以陆军参谋本部为中心，为了预先了解可能用兵的各地情势而编纂的资料。在这当中，除了用日语与当地语言发表的公开资料以外，还加入了派遣到最前线的情报员所传回来的情报，可以称得上是“军队的用兵指南”，因此自然也是极其重要的机密资料。
富士俱乐部交给台湾的兵要地志（熊谷俊之拍摄）
除了东粤地方外，调研资料中也有“赣湘地方（江西省、湖南省）兵要地志概说参谋本部”（调研第183号昭和二十八年五月八日）的兵要地志。
这些应该都是由战前陆军参谋本部编纂，然后被“富士俱乐部”透过某种渠道弄到手，再送来台湾的资料吧。它们除了供作白团教育之用外，毫无疑问也被期盼着能在将来“反攻大陆”之际，作为蒋介石与国民党军的贵重作战资料而发挥作用。
紧接着，我的目光又移向另一批档案。在这批档案中，包括了“本土防卫作战概史”（调研第137号昭和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以空降部队奇袭敌机场”（调研第127号A昭和二十八年三月十三日）等军事资料。
和兵要地志不同，这批资料无疑是透过“富士俱乐部”之手，将战前的记录以及相关人士的记忆还原并加以汇整的产物。
特殊船舶记录，“旧陆军特殊船舶记录昭和二十三年二月八日记内山铁男”（调研第227号A昭和二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这份资料，显得尤其详尽。内山铁男是一位战前的陆军技术专家，同时也是活跃于船舶开发领域的人物。
旧陆军特殊船舶记录（部分）
鱼雷艇及炮艇（联络艇巳一型及巳二型）
1.略
2.技术诸元及构造
全长，7.00mm，最大长度2.20m，吃水深度1.092m
排水量，（满载）2900吨
动力，汽车用G.E.（汽油发动机）3座 3轴
速度，27～30节
构造，耐水性合板制成之木造船
V型船底，半滑水型快艇，详细构造请参阅其他设计图
舰载鱼雷，采用三研[4]制造之火箭鱼雷或海军之简易鱼雷
火箭炮口径7.5，四连装，共安装两门，安装位置大致如下图所示。
火箭炮的发射采用电力点火，从操纵室内发射。
举例来说，在这份资料第42页论及“雷击艇及炮击艇”（联络艇巳一型及巳二型）的部分，就收录了有关旧日本陆军开发的高速战斗艇“力口艇”[5]的详细情报，甚至还附有实物图样的精密描绘。
根据这份极其详细的资料，我们可以轻易推断出，台湾方面必定想过要以此为基础开发自己的高速快艇。事实上，在战后，台湾确实曾经用小型船舶不断对大陆沿海进行袭扰。既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是否运用了“富士俱乐部”所提供的资料？关于这一点，我们实在无法轻易排除这种可能性。
顺便一提，我曾去过日本国会图书馆调查有关内山铁男的资料。当时，我针对战前内山曾制造过的战斗艇（快艇）进行相关书籍的检索，结果发现我所索取的书目当中，唯独有关内山的部分全都遗失了！内山在战斗艇制造方面的知识当时是世界一流的，因此我也不能排除或许是与“富士俱乐部”有关的某人从国会图书馆里偷偷将这些资料带走了这种可能性。
构筑台湾的防空体制
接下来，其他令我大感兴趣的资料又陆陆续续出现在眼前。
在“昭和二十年五月，本土防空组织之概要”这份手写文件当中，刊载着一幅巨大的组织结构图。
大本营下辖陆军部及海军部，陆军部下面又分为第一总军、第二总军、航空总军3个部分，海军部则分为各镇守府、各警备府司令部、联合舰队3个部分；接下来，第一总军的下面是第十一方面军（东北）、第十二方面军（关东）……透过这样的方式，当时日本全土防空体系的运作形势，在这幅图上全都一目了然。
后半部分的备考栏里，则记载着这些资料：
（一）昭和二十年五月之防空兵力为“飞机约970架（陆军460架海军510架），高射炮约2950门（含海军935门）”。
（二）当时防空之重点依次如下：
（1）帝都，特别是皇居之防卫；
（2）交通干线上之要点；
（3）重要生产设施；
（4）重要机场；
（5）主要军需储存地。
毫无疑问，将这些资料送到台湾的目的相当明确，那就是研究当台湾遭到大陆攻击时，应当布置怎样的防空网，所以要以此为辅助资料，以供检讨参照之用。
三 服部机关之影
对上了！
接下来，在这些堆积如山的资料中，我发现了某个日本人的演讲记录。
资料的标题是“国防史论”，编号是“调研第322号A”；日期是“昭和二十八年七月四日（土）”，讲师的名字是“服部卓四郎”。
看到服部的演讲记录时，我忍不住在心底大喊一声：“对上了！”
服部卓四郎，可以说是在整个战后史中，具体呈现旧军人“黑暗面”的代表性人物。
他生于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作为陆军精英，和辻政信[6]一起主导了对华战线的扩大路线。后来他就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在被称为太平洋战争转折点的瓜岛战役中也担任指导的工作。然而最后却因为失败究责被贬为步兵连队长，左迁到中国东北的抚顺，最后在那里迎接了战争的结束。
战后，服部摇身一变成为亲近占领军的人物；他成功赢得了GHQ参谋第二部（G2）威洛比等人的信赖，从而开始推动日本战后的再武装路线。根据最近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开的秘密文件显示，据说他和暗杀吉田茂首相的阴谋之间也有所牵连。
当时，日本的陆军改名为“复员省”，受GHQ掌控。
根据保阪正康《昭和陆军的研究》（朝日新闻社）一书所述，自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也就是1946年开始，复员省似乎就已经开始有前大本营的参谋不时出没其中。
这时候，曾经担任大本营参谋、军司令官，或是在陆军省以及参谋本部担任要职者，为了逃避GHQ的追放，纷纷隐姓埋名，躲回故乡过着沉潜的日子。至于佐官以上的军人，则全部从公职当中被扫除一空。暗中将这些参谋和复员省联系起来，目标直指复活陆军的人，据传言就是服部卓四郎。
服部表面上的职位是复员省的战史编纂室长，但这一部门的办公地点并不在复员省的大楼当中，而是在日比谷的一间邮轮公司大楼里。不仅如此，这座邮轮公司大楼，还正好就和作为GHQ总司令部的第一生命大楼比邻而居。据保阪所述，“这间编纂室的预算，乃是直接由GHQ内部的G2（参谋第二部）负责人威洛比少将支出。换言之，编纂室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复员省的下属单位，但实际却是受G2培养的旧军组织”。
服部原本就算成为公职追放的对象也不足为奇，但很有可能是因为他和威洛比之间建立了某种形式的联系，所以最后竟然得以免于被驱逐的命运。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威洛比此举似乎也有利用服部等旧日本军参谋的意思。
服部卓四郎授课所用的调研资料（熊谷俊之拍摄）
威洛比接到GHQ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的指示，奉命进行太平洋战史的编纂。于是他任命服部担任战史编纂的相关职务，并给予了服部等编纂室人员运用GHQ所扣押的大批旧日军资料的权限。
我所关注的重点正是这些资料是否有被挪用到白团方面？
堀场一雄
服部的团队被称为“服部机关”；他们和旧日本军的军官频频接触，从这些人那里听取相关的战史资料。服部机关的成员大多出身陆军士官学校，包括了稻叶正夫、堀场一雄、井本熊男、今冈丰、藤原岩市、原四郎、桥本正胜、西浦进，杉田一次等人，而这些人之后都成了研议日本再武装的小团体成员。
另外，据小笠原清《协助蒋介石的日本军官团》一文所述，在富士俱乐部的协助者当中，“陆军有服部卓四郎、堀场一雄、西浦进、今冈丰等大佐，榊原正次、都甲诚一等中佐，新田次郎少佐；海军方面则有高田利种少将，大前敏一、小野田舍次郎，长井纯隆等大佐”。这些人每周会参加一次研究会，其中的一部分人则任职于俱乐部，承担资料搜集的任务。
仅在这两份名单中，就有以服部卓四郎为首，包括西浦进、堀场一雄、今冈丰在内的四人，是横跨富士俱乐部与服部机关两边的。
服部、西浦、井本都是前首相东条英机的秘书官；同时，服部、堀场、西浦也都是陆军士官学校34期的毕业生，在同期中有“三羽乌”的美称。换言之，这些成员间的共同点也相当多。
堀场是位在“七七事变”中力主不扩大事端，甚至不惜与军队指导部冲突而闻名的骨鲠之士。
在描述堀场一生的传记《某作战参谋的悲剧》中，也可以发现有关白团—富士俱乐部与服部机关之间联系的记述。
根据这本传记所述，白团成立之后，“曾经再三邀请堀场前来台湾，但是堀场却以健康不佳为由拒绝了，仅在研究调查方面给予协助”。
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政权的林熏南中将也曾经和堀场接触，请求他的协助。林熏南也是有日本留学经验的知日派军人，在陆大时和堀场是同期。
面对林熏南邀请他协助在和共产党的内战中陷于苦战的国民党，堀场则以“我无法介入他国的内战”为由拒绝了。林熏南自1945年起担任中华民国驻日代表部顾问，不久之后退役，最后在日本过世。[7]
接着，这本书又这样提及关于白团的事情：
昭和二十七年秋，以及川古志郎这位原海军大将和冈村宁次这位原陆军大将为中心，汇集了陆海双方的原任名参谋，组成了专门研究国际情势与国防问题的富士俱乐部（东京资料班）。就像之前一样，陆军方面的三羽乌也一起参加了这项活动。
堀场虽然没有进入白团，但在白团的后方支持上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力。
西浦进
另一方面，“三羽乌”的另一人西浦进，则是出身于东京的军人世家。西浦的父亲也是陆军士官学校7期的毕业生，至于他自己则是在完成陆军士官学校学业后，又在陆大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离开陆大后，他被分配到陆军军事课；不久之后，军事课的课长永田铁山因为军队内部的路线之争而遭到暗杀，而同一时期的九一八事变也引发了剧烈的冲突。在这之后，西浦依旧一帆风顺地继续累积资历。在中日战争末期的1945年1月，他以中国派遣军参谋的身份被派往中国，并在南京迎接了战争的结束。我们可以说，作为战史研究家的西浦，他的人生从这时才算正式开始。
西浦于1946年撤回日本，受命担任第一复员局史实调查部的成员。之后当防卫厅成立时，他也继续走在战史研究的道路上，担任防卫厅战史室第一任室长。
西浦和富士俱乐部的关系，在西浦死后由友人集结而成的《西浦进回忆录》中有着更加详尽的记载。
根据此书所述，随着复员局的缩编，由服部主导成立的史实调查部也跟着解散了，于是西浦和服部、堀场一起成立了民间机构“史实研究所”。关于“史实研究所”的具体活动，目前并无形迹可寻，很可能是在三人与“富士俱乐部”合并发展之后，便自动取消了。
在西浦的回忆录中，陆军士官学校45期的桥本正胜做了这样的回忆：
（西浦）和服部机关分道扬镳，加入了以冈村大将为中心、针对国民政府问题设立的军事研究会。
此处所指的“以冈村大将为中心的军事研究会”，毫无疑问就是富士俱乐部。
不只如此，陆军士官学校37期的今冈丰，同样在西浦的回忆录中，对于富士俱乐部有着相当详尽的记述：
战后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时光，就是身处富士俱乐部的那个时候。富士俱乐部是在昭和二十七年的秋天，为了针对国际情势与国防问题、战争论、战略论、战史等方面进行广泛的研究，而由及川、冈村两位海陆军大将为中心，海军的高田少将，小野田、大前、长井等大佐，以及陆军的西浦、服部、堀场等几位大佐为主要成员所共同成立的。在那里，我受到了34期、人称“三羽乌”的3位前辈的指导……在富士俱乐部持续的这大约10年间，先是堀场先生病故，接着是服部先生突然逝世，而西浦在他们两位过世的时候，都没能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三羽乌只剩最后一羽，仿佛孤影孑然般被独自留在世间，然而没过多久，西浦先生便像是要连先行离世的盟友们的责任也一肩扛下般重振精神，把所有的心力与灵魂，全部投注在《大东亚战史》的编纂之中。
身为白团成员的都甲诚一，也是《西浦进回忆录》执我当中的一员。都甲在这篇文章中，如此描述自己与西浦初次见面的情况：“我记得那是昭和二十七年的秋天，那时候我正好从台湾返国，由于身为‘富士俱乐部’发起成员的这一层缘分，我得以和西浦先生头一次碰面。”在他印象中的西浦进，是位“始终默默保持着端正的坐姿，思绪井然清晰，不用任何笔记便能流畅阐述自己想法的人”。
另外，白团指导者冈村宁次的夫人，在偕行社刊行的《“白团”物语》中，对于西浦与冈村，以及他们和富士俱乐部之间的关联，有着如下回忆：
由于冈村所热爱的中华民国在大陆败北撤退到台湾，因此为期解放大陆，许多有志之士便渡海前往“中国”，对“中华民国”政府进行援助。冈村是这项工作的中枢，经常在和“中国”的要人会谈，而西浦先生则时常和他一起出席，帮他照料这方面的工作。
在这之后，在海军的及川大将协助下，他们集合了陆海军的精英，创立了富士俱乐部，进行有关战史以及日本防卫等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得到西浦、服部、堀场这3位有名的“三羽乌”的鼎力相助，实在是件让人值得引以为傲的事。
在西浦回忆录当中，对白团与富士俱乐部间的关系阐述得最为清楚者，是当初以白团海军领袖身份到台湾，中文姓名“帅本源”的海军少将山本亲雄。
战争期间，山本任职于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因为一些林林总总的联络与调整事项，经常和西浦碰面，结果两人便因此结成了至交。
山本是这样说的：
战后，在冈村宁次前大将的努力奔走之下，从旧陆海军的军人当中，编成了“国府”蒋介石“总统”的军事顾问团并前往台湾。虽然我也是在途中才加入，不过负责提供顾问团所需参考资料的，是设立在东京的一处机关。当时西浦先生是该机关负责陆军方面事务的主任，在这段战后的时间中，我在这一方面，也多蒙西浦先生的关照。
行文至此，我们几乎可以明确断定，富士俱乐部与以服部机关为中心的前陆军参谋团体之间，确实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
相互联结
服部机关的战史编纂任务在1955年左右大致告一段落，而GHQ则在1951年旧金山和约正式签署后宣告解散。
富士俱乐部的活动则是自1953年开始，大致持续了10年；换言之，我们可以相当自然地认定，服部机关的一部分功能与情报，事实上是被富士俱乐部吸收承继了。
富士俱乐部制作的调研资料（熊谷俊之拍摄）
在收藏于“国防大学”的资料中，编号“调研第521号A”的文件，其标题为“支那方面作战记录 第六方面军之作战（其之二）”，编纂者则为“复员局资料整理部”。
正如前述，复员局是旧陆军的后继组织，同时也是服部在战后所属的机关。因此，这类资料乃是透过服部的帮助，辗转来到白团手中。这种可能性相当高。
服部和自卫队的成立也有相当关联：一直以来，他都被视为战后日本防卫策略的幕后设计师之一。
在前面提到的白团演讲录中，服部从“借由日本的再武装，形成日、台、韩、菲反共同盟军的可能性”这一角度出发，做了相关的陈述。
毫无疑问，冈村和服部是以共同战线的形式，为了支持蒋介石，透过富士俱乐部将资料不断送往台湾。服部机关与富士俱乐部即使不是表里一体，至少也是构筑了相当紧密的协作关系。
早稻田大学教授有马哲夫根据美国政府收藏的CIA档案所写成的《CIA与战后日本》（平凡社新书）一书指出，服部机关等暗地里活跃于战后初期日本的情报机关，其存在的理由大多不脱以下几点：
①以组成集团的方式，从东京大审判以及敌对人员（包括旧日本军占领地的敌对人士）手中守护自身性命。
②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以相互联结的集团形式经营事业。
③为了占领结束后的再武装而预做准备。
在这当中，白团与服部机关的结合，②和③或许是主要原因吧！透过相互联结，亦即人脉和资料的结合，他们共同向台湾提供军事情报，从而换取对方给予的报酬。富士俱乐部的活动之所以能够持续10年以上，毫无疑问，在它的背后，必定有着蒋介石以及台湾当局的资金支持。若非如此，这么多有识之士耗尽心力进行分析与论文的写作，这样的行为显然就相当不可解了。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推断，这样的举动，很有可能是为了重建前军人在战后的生活基础而推行的一大计划当中的一部分。
只是，事情并不仅止于此。透过“富士俱乐部”将资料送往台湾这件事，理应存在着某种目的意识，那就是希望这些资料在将来日本再武装及陆军重新集结时，能够派上用场。就服部等人对世界的理解而言，他们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与反共产主义阵营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必将再起，因此支持身为反共的前哨堡垒、和中国共产党不断作战的蒋介石，在理由上来说自是相当充分。
就这样，这些被送往台湾的庞大资料群，不只是被当成了从中共统一台湾的军事威胁中保护蒋介石政权的工具而加以充分运用，同时也被有效使用于“反攻大陆”的作战准备等诸多方面。
这些贵重的资料，如今仍然沉眠在“国防大学”一间没有名字的地下室当中。若是能够从历史研究的视角，对这些资料进行再整理，并汇整数据的内容进行详尽的分析，那么关于“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的成立，以及白团的后方支援团队——富士俱乐部的实际状况，想必一定能够更加明朗吧！我衷心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1] 美国老牌科普杂志，创立于一八七二年。
[2] 日本自卫队第一代国产护卫驱逐舰（DE），1955年下水。
[3] 指从军事需要出发，对有关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地形、交通、气象、水文等现实和历史情况进行调查而编制的资料。
[4] 经查日本并没有名为“三研”的机构，故此处应指台湾“中科院”第三研究所。
[5] 一种用来保护潜艇码头、反潜、反敌方鱼雷艇的多用途快艇。
[6] 日本军人，活跃于中国、东南亚等地的地下阴谋活动之中，被昭和史家半藤一利称为“绝对之恶的存在”。
[7] 林熏南的政治立场事实上倾向国民党左派，亦即蒋介石的政敌邓演达一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