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田直亮遗骨（作者拍摄）
一 白团的存在应当被摊在阳光下吗？
日本乡友联盟会长
在白团的活动画下句号之后，那些曾经属于白团的人，又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呢？
迄今为止，有关白团的书籍，纵使对于他们在台湾时的种种有着详尽的记述，但对于他们回到日本之后的情况，则几乎从未触及。然而，身处战后日本的我，对于拥有白团这般特殊经历的人后来究竟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却相当渴望能够加以了解。
白团，是有如旧日本军私生子般的存在。这些军人，将自己本应随着1945年败战燃尽的尊严、梦想与知识，尝试着移植到名为台湾的新天地；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对白团而言，1945年，并不是战争的终局。
我想，一定能够找到某位参加过白团的旧军人，将自己真正的战后人生，也就是从在台湾的任务告终时起的种种，娓娓道来。于是，我试着从这方面着手，去探寻这一“战后”的身影。
当我在阅读白团相关文件时，其中隐匿其名、仅以“四谷先生”屡屡称之的人物，正是旧陆军大将、中国派遣军最后的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身为白团创设者同时也是其精神支柱的冈村宁次，就像是要亲眼看着白团走到最后一般，在1965年白团活动大幅减少，事实上等于任务告终的第二年，也跟着撒手而去。
战后，冈村一直过着避人耳目的低调生活。他很清楚若是自家的住址被共产党获知，必定会引来示威抗议人群在家门前摇旗呐喊。所以，冈村在四谷的老家并没有挂上门牌，而他也从不曾接受任何媒体的专访。
然而，他的低调并不等于无所事事、碌碌而为。事实上，冈村用其他的形式，扛起了自己身为败军之将的责任，并且不断为尽这份责任而奔走。
战后的冈村，致力于将全国各地旧日本军人结合为一。自1954年起，他就任为“全国遗族等援护会”（后来的全国战争牺牲者援护会）顾问。自1957年起，他开始担任全国性质的战友会组织——“日本乡友联盟”的会长。
日本乡友联盟是以旧军人为中心组成的亲睦团体，同时也是以反共为宗旨的团体。1955年，它以“樱星会”的名称组成，并于次年（1956年）改名为日本乡友联盟。它主要是以要求增加军人退休金的压力团体形式而活动着，会员人数达到大约30万人。
冈村因为坚信旧军人团结互助乃是必要之事，所以走遍全国，不断致力于将散落各地的旧军人关系网络统合为一。
某位以匿名为前提接受采访的冈村家人，对于这点是这样回忆的：
在我的记忆当中，那个时候，他几乎都不曾回家。只要听说哪个地方的前军人在举办葬仪，他就一定会飞奔过去；若是有人邀他担任来宾或是演讲，只要身体状况许可，他也一定会应邀前往。在协助前军人就职方面，他也是尽心竭力。当时包括岸（信介）、佐藤（荣作）、吉田（茂）等政治家，经常会打电话到家里来，大概是希望争取旧军人的选票吧！他也常和那些人谈及工作方面的话题，只是他对那些人却从来不曾露出仿佛友人般的亲昵表情。
若说身为隐隐保有相当影响力的前军人统合者，是冈村显露在外的一面，那么，将白团送往蒋介石身边，便是冈村隐藏在背后的一面。
就算冈村自己，也完全不想让家人察觉自己在台湾做的这些事情。前面的那位家人也说：“虽然小笠原清先生会来四谷的家里造访，但是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这些家人完全不了解。”
因蒋介石的意旨而得以免于战犯处分，持续对社会做出贡献，还培育了白团这个团体，最后一直活到82岁寿终正寝，对于这样的冈村，报道文学作家佐藤和正在著作《妻子们的太平洋战争》中评论说“没有比冈村更幸运的男人了”。对此，我深有同感。只是，冈村在家庭生活方面，就不是那么幸运了——大战之前，他的次子武正就已经不幸过世，第二年，他的第一任妻子理枝也跟着撒手人寰。然后在1962年，他任职于经济企划厅的长子忠正，也先他一步而去。
“共存共亡”
在白团的83位成员当中，最后只有一位选择继续留在台湾，那个人就是团长富田直亮。1968年白团解散时，富田原本也打算回到日本。据说，当时乡里的友人已经计划要推举他出马竞选国会议员，而富田本人也希望将故乡作为自己人生最后的舞台，做出一番事业。因此，他也相当认真积极地在考虑出马。
然而，蒋介石却恳求富田说，“希望你能够留在台湾”。任谁都心知肚明，蒋介石的生命已经接近终点。当时台湾先是退出联合国，接着又陷入与美国、日本断交的困境中，国际环境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蒋介石的请托，富田实在没有办法狠下心拒绝他，自顾自地返回日本。
虽然富田在这之后严格说来并没有参与什么具体的谋划，不过只要一有机会，蒋介石还是会请富田前来，听取他的意见。1972年蒋介石遭逢交通事故卧床不起后，频频出没于富田在台北市内宅邸的，便换成了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
和白团的解散几乎如出一辙，日本和台湾的关系自1968年起迈入了一段低迷期。
台湾当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叛乱团体，拒绝与之在国际社会共存，也就是所谓的“汉贼不两立”。1971年10月，联合国决议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加盟；当时，蒋介石拒绝了美国和日本所提“中华民国应当留在联合国内[1]”的劝说，退出了联合国。
翌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实现了和毛泽东之间的美中高峰会谈。另外，受到5月冲绳归还事件的影响，佐藤荣作内阁下台；7月，由田中角荣取代佐藤坐上首相的宝座，同时外务大臣一职也由大平正芳接任。
受尼克松访华的冲击，日本掀起了一股“赶搭北京巴士”的热潮。于是，就在台湾方面还来不及做出因应调整的情况下，田中和大平访问中国，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闪电般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台湾也因此和日本“断交”。
面对这种状况，台湾出现了一种对未来充满悲观的论调，因此蒋介石也深陷苦境当中。就在这时，虽然白团已经解散，除了富田直亮以外的人员也已全部返回日本，但在富田的召唤下，1972年的11月16日，一封由前成员共同署名的意见书，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这封意见书的题名为“共存共亡”，意指“共享荣耀，也共同面对灭亡”。
这个词原本一般都写作“共存共荣”，但此处却特意写成“共亡”。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为了激励困境中的蒋介石吧！
上面的署名所使用的全都是成员的中文姓名，领衔的自然是“白鸿亮”，其次是帅本源，再来是范健……依序下去，最后是蔡浩美（美浓部浩次）。总计有58人在上面署名。
对这个时期的蒋介石来说，要说他没有被这份决意书深深打动，那是绝不可能的。
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在1975年终于走向生命的终点。在这之后，富田再次开始考虑回国的时机，于是他向蒋介石的后继者——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表达了自己想要归国的意思。富田心想，自己的请求应该会毫无疑问地被接受才对，可是蒋经国却对富田表示：
父亲的遗命说，要我继续接受白将军您的指导。因此无论如何，还请您务必留下，好吗？
虽然自己始终无法舍弃归国的念头，但在报答蒋介石的恩义这层意义上，既然对方提出了这种类似于“托孤”的遗言，那么自己又怎能背叛对方的期待呢？富田如此思索着。最后，他终于点头答应留在台湾，前提是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也能多多在日本的家乡驻足。
在这之后，富田被台湾的“国防部”授予“上将”（大将）军衔，这是第一次有外籍人士获得如此殊荣。对于在日本的资历仅止于少将的富田来说，这应该是最弥足珍贵的一份赠礼吧！
富田就这样在往返台湾与日本之间，度过了他的晚年。在蒋介石死后四年多的1979年（昭和四十五年），他在东京以81岁的高龄辞世。就在去世的两个月前，富田在台湾“国防部”的首脑面前做了一场演讲。在演讲中，他说：“当中共准备对台湾掀起战端的时候，反过来说也正是‘反攻大陆’的良机；攻防是一体两面的，最重要的是消耗敌人的战力。”
“这是我能为大家做的最后一点贡献。”富田在留下这最后一句话后，便离开了台湾。他的遗骨有一半被安置在台湾新北市的“海明禅寺”，直到现在依然在那里。
我在2013年的春天拜访了那座寺院，也见到了安放着富田遗骨的骨灰坛。骨灰坛上面也刻着“白鸿亮（富田直亮）灵骨”的字样。我试着询问寺方，为何富田的遗骨会安置在此，但寺内并没有人知晓当时的状况，也没人知道详细的来龙去脉。不过，后来富田的儿子重亮告诉我说，将一半遗骨安置在台湾，是富田自己的遗愿。
“冈村宁次同志会”与都甲诚一
回到日本之后的白团成员，后来组成了名为“冈村宁次同志会”的亲睦会。冈村还在世之际，会长是由冈村本人担任，而当冈村过世之后，便由都甲诚一（任俊明）接任会长。
都甲出身于九州岛大分县，曾经以陆军军官身份参与过中国战线的战斗。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正以中佐身份，在日本的陆军省内任职。他的个性是出了名的一丝不苟，不过从反面来说，就是顽固不听人言——也正因如此，他和其他成员之间总是屡屡产生摩擦。
他既非陆士也非陆大毕业生，为何会加入白团，直到现在仍然是个谜。另外，他待在台湾的时间也只有1950～1952年这3年，相对而言并不长。不过，由于都甲主要是承担人事、总务方面的工作，因此在需要整合众人时，他自然就成了最适合的人选。或许也正因如此，从他回国、在富士俱乐部参与白团的后方支持活动起，他就一直担负着统合白团OB（老队友）的任务。
1990年代前期，在冈村宁次同志会内，对于是否应当公开有关白团活动内容的详细记录一事，产生了激烈的论争。
相对于主张记录公开化的一群成员，都甲则坚决站在反对的一方。两派之间的激烈对立，导致冈村宁次同志会陷入分裂为二的危机当中。
主张公开的是直到1968年最后留在台湾的大桥策郎、岩坪博秀、糸贺公一等人。在我想来，他们应该是期望自己所做的长期支撑着白团的这一切，最终能够流传后世。
可是，都甲却这样主张：
我们身上背负着太多必须带进棺材的机密了；若是我们就这样轻易地把这些事情公之于世，万一使台湾的“国防”遭受打击，那一定会成为无法挽回的憾事。
在白团当中与陆军派有隔阂的海军派，也都站在都甲一边，对于公开情报抱持着消极的态度。
尽管如此，在大桥等人强烈主张公开的声浪下，冈村宁次同志会还是非得做出最后的裁决不可。就在这时候，都甲特地写了一封信，向蒋介石的次子，既是军人，同时也是白团活动负责人的蒋纬国询问，是否应当公开白团的活动。
当我在保管着白团一部分资料的靖国神社资料室里调查白团相关的资料时，偶然发现了当时冈村宁次同志会的会议记录。这份被保留下来的档案，日期是1990年9月11日，在这当中也记载了蒋纬国对于都甲来信的回应。在信中，蒋纬国是这么写的：
当时白团前来协助“我国”军事教育一事乃是机密，因此一旦公开，有可能会引发国际社会中某些人要求究责的声音；若是如此，那么对于各位前教官，恐怕将会带来种种意想不到的困扰。因此，我的提议是：请各位先以日本语写下记录，然后由我们这边翻译，并将之保管在某个秘密的场所，等待时机成熟之后再公开，不知诸位意下如何？
或许是蒋纬国的反对意见产生了效果，最后在1991年3月的会议上，冈村宁次同志会对公开在台活动一事予以否决。
根据都甲的笔记，当时的冈村宁次同志会是这样决议的：
我等冈村宁次同志会之会员，及会员之遗族家族等，对于在“中华民国”之秘密活动，自当时乃至今日，莫不在言行上采取极其慎重之态度；特别是有关杂志、报道、演讲等公开形式之发表，不只违反我等访华时崇高之使命目的，同时亦是背弃蒋介石“总统”阁下及冈村将军对我辈之深厚信赖。故，为恐引发不测之灾，此事尤当格外戒慎恐惧，切不可行。
“公开派”的想法
只是，那些坚决希望将白团的活动流传到后世的“公开派”，他们的期盼还是渐渐得以实现。1992年，由旧陆军·陆上自卫队OB所组成的亲睦团体“偕行社”[2]，在该社的会报《偕行》10月号上，开始了一篇以“‘白团’物语”为题的连载。
这篇连载的作者署名为“‘白团’记录保存会”，一共连载六回，其内容主要是以出席者对谈的形式，对白团从成立背景至活动内容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记述。
当我看到该保存会的会长“加登川幸太郎”的名字时，不禁微微吃了一惊。加登川是位以战史研究者闻名，同时也曾担任过电视台干部的另类人物——身为前军人，他曾经就有关中日的历史认识问题，发表过一些相当果断明晰的言论。
特别是关于南京大屠杀，针对日军杀害人数从3000人到13000人之间的数字问题，他发表了以下看法：
13000人自然不用说，但就算是3000人，也仍旧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庞大数字……身为旧日本军相关人士，我必须在此对中国人民深深致歉；对于这场残酷的杀戮，请容我在此再次致上最深的歉意。
加登川的这段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白团”物语》连载时，加登川担任《偕行》的总编辑。在专题的“序言”部分里，对于白团相关人士亲睦团体（意指冈村宁次同志会）主要负责人（指都甲）的态度，他感叹地这样说道：“不知为了什么，该团体对于偕行社的报道，再三表明反对的态度……正因如此，偕行社在采访过程中遭遇了相当大的困难，而企划也曾一度陷入触礁的窘境之中。”
不过，这项企划最后还是在附带以下两项但书的情况下，获得了有条件的同意：第一，本项企划与冈村宁次同志会无关，而是部分有志成员所共同组成的“‘白团’记录保存会”自发性的行动；第二，对于反对者的姓名与行动，在报道中一律不予公开——加登川在序言里，又做了这样的说明。
大桥策郎
这群有志成员的核心人物之一是1968年白团解散时最后留下的成员之一大桥策郎。
虽然大桥已经在1999年（平成十一年）过世，不过我和他的儿子、现居东京都世田谷区的大桥一德见了面。一德长年以来一直在五十铃汽车任职，现在已经退休，过着悠游自在的生活。根据一德的说法，大桥是位个性相当一丝不苟的人，他所留下的大量资料，对于《“白团”物语》的完成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父亲非常喜欢看书，总是会从图书馆借一大堆书回家。虽然他并不很常提及自己在台湾的事情，但是他也会不时将自己的回忆——比方说张学良在台湾的情况，或是二二八事件等，告诉身为孩子的我；只是那时我还很年轻，对于这些事情并不感兴趣，因此从父亲那边听来的事情也不是很多。
台湾当局颁赠感谢状给大桥策郎与糸贺公一（大桥一德提供）
白团成员其实也包含了许多并非深受中文教育熏陶的“陆军中国通”。比如说大桥，他在军队里面专攻的就是俄罗斯方面的知识。然而，性格相当认真的大桥到了台湾之后，就每天不断苦练中文，到最后，他的中文造诣据说已经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直到现在，一德仍然相当珍惜地保管着当年大桥寄来的家书，不过在信里面大桥所提及的都是一些像是接受台湾军人的招待，结果在席间遭到对方的干杯攻击；接到日本家人送来的书，于是写信表达感谢之情；又或者是叙述一下台湾的天气，诸如此类让人不禁心头一暖的日常内容。
大桥家族中，有很多人都担任军职。大桥的父亲大桥顾四郎曾是陆军中将，并且担任过陆军省的兵器局长。除此之外，在战争结束时制压住青年军官的反叛企图，之后自尽身亡的田中静一大将，也与大桥家有亲戚关系。只是，前面所说的一德并没有加入自卫队，而是选择了在五十铃汽车任职。
大桥策郎亲笔家书（大桥一德提供）
据一德的说法，大桥也曾接获自卫队的邀请，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台湾。当他回国的时候，已经年近60岁了。事实上可以说，他将自己的职业生涯，全都奉献给了台湾以及白团。回国之后，他一边担任日本扑克协会的顾问，一边不时和交情甚好的白团老友岩坪以及糸贺聚首，一起小酌一番。大概是为了不让自己学到的中文荒废吧，大桥去参加了NHK文化中心举办的汉语讲座。除此之外他还去学了中国料理，用另一种方式，继续保持着他和台湾之间联系的那条纽带。
二 杨鸿儒的悲剧
说不出口的禁忌
白团，改变了许多军人的命运。
（台湾）现任的星星（将军）当中，多多少少都有受过白团教育的经历。
白团前成员糸贺公一，在生前的访谈中这样说道。
事实上，和白团有关的军人，日后飞黄腾达者辈有人出，而蒋介石本人也经常会任命前途看好的军官去担任和白团有关的职务。
后来成为“驻日大使”的彭孟缉，就曾经担任过圆山革命实践院军事训练团以及实践学社的教育长。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在1960年代担任白团的台湾方面联络人，并且也曾随着白团的团长富田直亮前往日本参访。后来历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的郝柏村，在白团解散的1968年、蒋介石与白团进行最后的餐叙时，也曾受蒋介石之命，担当负责餐宴安排的“重任”。
只是，相当不可思议的是，这些“重量级军人”，对于自己受过白团训练一事，几乎全都缄默不语。而且，他们似乎都把谈论这件事当成一种禁忌。
之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白团的存在乃是秘密，同时也是因为在台湾，对于究竟该如何看待“日本”这个国家的存在，其实也有微妙的心理纠葛。
宛若面对着名为“日本”的踏画一般[3]
在台湾，只要一提到关于“日本”的话题，似乎马上就会像一面镜子一样，不由分说地映出这个人的过去与现在。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所谓日本问题，其实是与台湾人的认同问题，亦即“什么是台湾人？”之间，彼此互为联结的。
日本在1895～1945年的半个世纪间，曾经是台湾的统治者。
1945年，当日本在战争中败北时，台湾也不再是日本领土的一部分。脱离日本之手的台湾，成为战胜国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曾经遭受日本统治的台湾民众，也随之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然而，作为新支配者、从中国大陆前来统治台湾的国民党，他们对台湾的初期统治却是相当失败的。
尽管他们透过恐怖统治的威胁以及对民众残酷的镇压，勉强维持住了局面，但“台湾人”还是用“狗（日本人）去猪（中国人）来”这样的话，来形容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憎恶。或许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反弹吧，被称为“本省人”的本地台湾人，反而比1945年之前更加眷恋日本。
对于这些“台湾人”的亲日情结，“国民政府”的“中国人”（外省人）感到相当不满。毕竟再怎么说，日本都是在战争中败给他们的一方，但台湾人却如此喜爱日本人，这点实在让他们难以理解。于是，在将与日本相关、受日本影响的众多事物抹去的同时，他们也禁止了民间对于日语的使用。
对日本文化的压抑，在蒋介石于1975年死去以后仍然持续着。虽然就现实层面来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干部明显很重视日本的存在意义，也非常重视和日本之间的交流，但和已经将“日本”这一存在内部化的日语世代比较起来，双方的对日观念仍然有极大的根本性差异。
于是，宛若面对着名为“日本”的踏画一般，在这座台湾岛上，围绕着“日本”这个概念，每个人都清楚表现出自己在政治和社会光谱中所处的位置。不只如此，随着这样的站位，每个人也都清楚表现出，自己对于“我是什么人？”这个认同问题，究竟抱持着什么样的立场。
那些被视为态度过于“亲日”的人，经常会被贴上名为“日语世代”的标签。在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时代，这种称呼事实上包含着某种轻蔑的意识。至少在1972年“断交”之前，日本和“中华民国”一直保持着“外交”关系，对于身陷国际孤立处境的台湾来说，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重要盟友。因此，“知日”这件事，在台湾是被允许的，但是用日语说话就得相当小心谨慎。白团也是在这种亲日与知日的夹缝间透过微妙的平衡而诞生，并且一直维持下去的。
“拜我在白团的学习所赐……”
就在这种复杂的纠葛当中，有一名台湾军人因为在白团学习被无端逮捕，并且坐了8年牢。
这个人的名字叫作杨鸿儒。
我记得自己和杨鸿儒初次见面，是在2007年的冬天。
当时，我以新闻社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台北赴任。在赴任前，为了更加理解有关台湾的安全保障问题，我前往位于富士山麓的松村宅邸，和出身自卫队、写有多部军事相关著作的优秀军事评论家——松村劭先生见面。
那时候，松村先生敦促我说：
你到台湾的话，一定要去见见杨鸿儒。他和我是指挥幕僚课程的同学。
眼见我对“为什么他在自卫队的时候会和台湾人同窗”这件事还是一头雾水的样子，松村先生又告诉我：
杨鸿儒是第一位在自卫队学习幕僚指挥课程的外国人。他不只日语说得很好，同时也的的确确是一位相当优秀的人才。
只是，当我在台北和杨鸿儒取得联系后，他一见面开口告诉我的，却是件令人惊讶的事实：
拜我在白团的学习所赐，我成功进了自卫队，参与了幕僚课程的进修；可是，也正因如此，在日华断交之后，我因为身为日本通军人的关系遭到了逮捕。
我不想就此埋没一生
在开始叙述杨鸿儒遭逮捕的详细经过之前，首先我想介绍一下杨鸿儒和白团之间的关系。
杨鸿儒1930年（昭和五年）生于台湾南部的台南大内乡。当时的台湾还处于日本统治之下，台南也还是名为“台南州”的行政区。杨鸿儒从小受日语教育长大，高中因为对机械与科学感兴趣，所以选择就读台南工业学校。他的同学，一半是台湾人，另一半则是日本人。
1945年，也就是杨鸿儒15岁的时候，日本人退出了台湾。高校毕业后，杨鸿儒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在台南国民学校一间木头地板的教室里，开始教起了数学。
可是，我并不想就此埋没一生；于是我拼命学习北京话，最后终于进入了军官学校。
在自大陆渡台的外省人占压倒性多数的军中，杨鸿儒是第一位台湾土生土长、被称作“本省人”的预备军官。
生来好强的杨鸿儒，因为向往光彩夺目的战斗机驾驶员，于是转入了空军。然而，当进入驾驶员训练课程时，他却被告知：“由于我们发现你在飞机俯冲时，会有目眩与昏厥的情况产生，所以很抱歉，你必须放弃成为驾驶员的想法。”于是，他在20岁出头的时候，又回到了陆军当中。
经由“实践学社”前往自卫队留学
当杨鸿儒在台中担任迫击炮部队的副中队长时，他在军中报纸的告示栏上，注意到了“实践学社”正在招募参加者的信息。当时，“实践学社”被称为地下大学；在军中也流传着一个“传说”，即若要出人头地，就一定要有在“实践学社”就学的经历才行。
经过甄选合格之后，杨鸿儒在1962～1963年之间的一年半时间里进入实践学社就读。
杨鸿儒用流利的日语，回顾着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当时我几乎每天都埋首于学习之中。在那里，我头一次清楚领会到“战争原来是这样一回事”，整个人简直像是豁然开朗一样。在课堂上，将军和像我这样的菜鸟没有任何差别，大家都是平等地坐在一起。来自日本的老师们对战术的思维，和台湾的军队明显不同；他们一般都会先预设好几套战术方针，然后再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与修正。在实践学社里，一场作战往往需要检讨七八种作战方案，台湾的军队绝不可能进行如此大量的事先推演。也正因如此，在推演的过程中，我不禁深深觉得糸贺先生真是了不起；他不只在战术的着眼点上相当卓越，在解说时也相当浅显易懂，真不愧是位思路敏捷的人呢！
杨鸿儒口中的“糸贺先生”，不用讲，指的当然就是糸贺公一。
“当时，我总是抱着大量的习题回到宿舍，一直努力用功到大半夜；虽然过着这种辛苦的日子，但这是我进入军队以来，第一次切实感受到自己的成长。”杨鸿儒如此描述着自己在实践学社时的日子。实践学社不只课业与众不同，在生活所需和待遇方面也特别优厚：
特别是伙食，可以说好得非比寻常。当时台湾还处在贫困时代，军队的伙食每餐能有两道菜就不错了，可是，在实践学社就学的军官，却可以享受食堂等级的用餐待遇。不只如此，学员还被允许每两周返家探亲一次。一般士兵在返家时，都必须搭晚上的公交车不断转车回家才行，可是实践学社是用军用直升机，将军官一起送到离家很近的地方。
从白团“实践学社”科学军官班毕业的杨鸿濡，就这样以极为罕见的台籍精英军人之姿，开始迈向出人头地的道路。
他先是在独立第四师30团担任作战主任参谋，随后便接到了副师长的征询，问他是否有意愿参加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的指挥幕僚课程。应该是在实践学社受教育的经验，让自己获得了前往自卫队留学这个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吧！杨鸿儒如此想着。于是，日语相当优秀、亲日感情也很强烈的杨鸿儒，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副师长的邀请。
位于东京都目黑的陆上自卫队干部学校，主要教导的是以培养上层指挥官为目标、有关战术战略方面的知识及判断，可以说是将实践学社的所学，更进一步升级为足以和现代战争接轨的内容。杨鸿儒在当时所结识的好友，就是前面所述、同样修习指挥幕僚课程的松村先生。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也不时会和曾在白团教导自己的教官见面，重温旧谊。
急转直下的命运
到1960年代为止，杨鸿儒的人生始终一帆风顺，可是仿佛跟白团的解散（1968年）走上同样的道路般，进入1970年代之后，他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
1971年12月16日深夜，杨鸿儒的某位同事忽然冲进他在“国防部”的宿舍里，告诉他说：
有紧急情报进来，上面命令你立刻前去处理。
当时杨鸿儒的任务之一就是情报分析，因此不疑有他，马上跟着同事一同驱车前往“国防部”。
在那里等着他的，是一名情报单位的“颜姓军官”。杨鸿儒一到那里，立刻被带到某个隔离的房间之中，然后在他还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便开始进行侦讯。
那时候，杨鸿儒在工作之余会利用空闲时间帮忙将一些中文新闻翻译成日语。他主要是帮一份为旅居台湾日本人办的月刊翻译台湾的经济情报，但正因为该月刊社长写的一篇社论，杨鸿儒被卷进了风暴当中。
那位社长有一天将一篇社论拿给杨鸿儒过目，征询他的意见。当时的台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已是无可避免的形势下，究竟应当如何是好？是等着联合国除名呢，还是自行退出？又或者是采用某种手段，设法留在联合国内呢？等待着台湾的，是一个极端无解的难局。
社长写的社论内容，据说是这样的：
“中华民国”应当变更国号为“台湾民国”或者“大中华民国”，并且设法留在联合国内。若是不这样做，台湾就无法在国际社会中生存下去。
在当时威权主义体制下的台湾，提出这种有违蒋介石主张的想法，是极危险的。因此，杨鸿儒忠告社长说：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这样的文章不适合公开发表；一旦发表的话，你会马上被逮捕的。
结果，社长最后并没有发表这篇文章，但那是个鼓励同事或邻居告密的黑暗时代。因此，相当不幸，这篇文章的内容被有关当局获知了。同年12月上旬，社长遭到了逮捕，并供出了杨鸿儒也曾看过这篇文章的事。
因为曾经劝告那位社长不要刊载这篇文章，所以杨鸿儒矢口否认自己的罪嫌，但他“知情不报”，所以仍然被认定涉嫌犯罪。翌年8月，军事法庭以“预备叛乱罪”判处杨鸿儒10年有期徒刑，之后杨鸿儒提出的上诉也遭驳回，全案就此定谳。当时律师安慰杨鸿儒：“你的案子其实是政治问题。军事审判是统帅权的一部分，因此我也无可奈何；不过，服刑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吧！”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告一段落。
间谍嫌疑犯
在这之后没多久，拘禁中的杨鸿儒又被加诸一条“涉嫌将军事机密交予日本”的新罪名。
罪状中所指的“军事机密”，是某份“海军”于1970年编纂的潜水艇相关资料。尽管杨鸿儒根本连见都没见过这份资料，但军事检察官却以“被告与日本武官有师徒关系，在日本自卫队干部学校就学，并与众多日本军人持续有所交流，因此从中借机将资料交予日本”为罪状，起诉他。这里所谓“日本武官”，指的自是白团的教官们。
在这一时期，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同时也和台湾“断交”，“国民政府”本身因此掀起了一股强烈的反日情绪。在杨鸿儒想来，自己之所以遭到审判，应当是带有强烈的“杀鸡儆猴”意味吧！
虽然杨鸿儒在法庭极力辩明自己的清白，可是在一场从一开始就已经宣告有罪的审判上，不管说什么都是徒劳。当法官在宣判前问杨鸿儒有何意见要陈述时，杨鸿儒大声喊道：
如果我真的做了这些事的话，那么就判我死刑吧，可是我什么罪都没有犯啊！若是你要判我有罪的话，应当去向历史问罪才对啊！
判决结果是3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合并前案，共计11年有期徒刑。在这之后，因为蒋介石过世、特赦的关系，他的刑期被减为7年8个月。杨鸿儒被送往绿岛监狱服刑。绿岛，是孤悬于台湾东部台东海面上的一座绝海孤岛，日据时代被称为“火烧岛”，在战后的台湾，这里是专门监禁政治犯的收容所。
杨鸿儒在服刑期满之后回归社会。此后，他一方面继续从事和出版相关的工作，另一方面也以台籍人士组成的俳句歌咏协会核心成员而活跃着，继续为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交流做出贡献。
我也曾经好几次被邀请参加过这个俳句协会的活动。当看到这些流利歌咏着俳句的台湾长辈们时，我总不禁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震撼。
杨鸿儒重返实践学社遗址（作者拍摄）
2013年4月，我再一次在台湾见到了杨鸿儒。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当时实践学社所在的台北市石牌。原本的实践学社旧址，如今已变成了一所中学，完全看不出任何当时留下的残影。当时，杨鸿儒用仿佛眺望远方的眼神，喃喃说出的言语，至今仍在我心中强烈地回响着：
我在日本统治下学习日语，又在实践学社学习了日本的军学，可以说我这一生，都受到日本深刻的影响。尽管我比其他人都更加努力学习，但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呢？明知人生不可能重来，但我总是会不自觉地这样思索着……
三 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蒋介石和白团
一位一位打电话联系
直到2000年为止，冈村宁次同志会都确实维持着一年一度的活动，但随着会员相继过世，它的活动也渐渐停止了。
我透过自己的渠道取得了冈村宁次同志会的联络簿，上面记有各成员的住所与电话号码。我从2011年到2012年，不断地一一打电话、写信，试着和成员们取得联系。上面所记载的联络方式，目前已有三分之二处于“查无此人”等音信全无的状态；尽管如此，我还是不断走访当事人的住所进行确认。
若是住在东京都市中心的成员那还好办，问题是成员的住所北起东北，南到四国九州岛，分散在全国各地，因此查访的工作也变得相当艰巨。虽然情况如此艰难，但在亲眼确认状况、死心认命之前，我都会咬紧牙关，一路调查下去。就这样，在83位成员当中，我最后和其中的30位成员取得了联系；然而，在这当中，还能够确认存活于世的就只剩下两位而已。
这两位当中，其中一位就是我在本书开始时提过，曾参与诺门罕战役的战机驾驶员泷山和，另一位则是中文姓名为“朱健”的春山善良。虽然泷山答应接受我的采访，但是春山的家人却表示“他的痴呆症日益严重，已经到了无法说话的状况”，婉拒了我的请求。
泷山和再回到日本的时候是40岁。回国之后，他和朋友一起开办了一个名为“东洋航空事业”的航空测量公司，社长是朋友的朋友堤清二[4]。虽然泷山担任的是管理职务，但他说，“应该说是身为飞行员的任性吧，总之我去考了一张证照，然后自己也飞上天去测量了”。泷山与援助印度尼西亚的ODA（政府开发援助）之间也有关系。“当时日本驻印度尼西亚的大使是八木先生，当我在白团的时候，他正好在台湾担任‘大使馆’参事，我们两个是很好的麻将牌友，因此通过向他请托，我从他那边也得到了一些工作。”泷山如此回忆道。
除了对当事人进行采访之外，我也试着采访成员的家属，探询他们印象中关于白团的种种记忆。虽然也有遭到拒绝的情况，不过也有好几位家属做出了善意的回应。
“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就说丈夫去大阪工作了”
在冈村宁次同志会的成员当中，有好几位出身东北的仙台。当我试着和其中一位成员——中文姓名为“吴念尧”的沟口清直取得联系时，我得知沟口本人已在2000年时过世，但他的妻子静子现在仍然居住在仙台。2012年秋天，我前往仙台造访静子。
沟口晚年罹患阿兹海默症，在静子与女儿的看顾下，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15年。现在，静子与女儿两人过着相依为命的生活。
静子虽然已经88岁高龄，但全身仍然散发着一种凛然的高雅气质，一举手一投足间，都可以清楚感觉到她的良好教养。静子出身于军人世家，父亲曾经担任海军中将；她从小时候起，就是在广岛的吴港[5]长大的。不过她说，“因为海军常常必须离开家，所以我在选择结婚对象时，还是比较希望对方能够是陆军”。
正巧静子有位亲戚是陆军干部，于是在这位亲戚的介绍下，静子便与沟口结为连理了。
可是，他一去台湾就是好长一段时间，结果到头来，我还是在等他回家呢！
静子有点无奈地苦笑着说道。
两人结婚的时候，沟口26岁，静子20岁。沟口虽然是仙台一中考入陆士的精英军官，可是那时候他的家境相当贫寒，甚至连结婚典礼用的和服长裤都买不起。
终战的时候，我丈夫人在上海，可是当我向司令官——我记得那位司令官应该是27期吧？——询问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丈夫已经接受邀请前往台湾了。
沟口是在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年底，动身前往台湾的。在这之后，静子才听说他搭上了一艘从神户出航的货轮，秘密偷渡到了台湾。当他到达台湾后，总会透过小笠原清寄来家书。
这些家书都是以“母亲大人、静子”为开头，告诉家人自己在台湾的生活。
在我们这一代的女性来说，只要知道丈夫从事的是正正当当、值得信赖的工作，那就没什么好担心的。至于丈夫工作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我并没有多问，只知道他是在帮助台湾的人们设法返回中国大陆而已。
可是，随着丈夫在台湾生活日久，静子还是会很想知道，自己的丈夫究竟是过着怎样的生活。
当她提出请求并且很爽快地得到了允许探亲的回应后，静子便带着两个孩子，三人一起搭飞机前往台湾。当她到台湾的时候，台湾方面不只大表欢迎，还派出了政府相关人员前来迎接。静子一家人住在北投温泉沟口的宿舍里，还参观了日月潭等著名的观光胜地。
静子居住的仙台二十人町一带，是一片矮小平房群聚的老市街，现在透过改建，已经变成了一片整齐美丽的住宅区。虽然当时的邻居常会问起“你老公去做什么了？”不过静子的回答一律都是，“只要有人问起，我就说丈夫去大阪工作了”。
因为沟口在陆大专攻的是登陆作战，所以他在台湾负责教授的也是从台湾登陆中国大陆的作战方针。正因如此，比起其他成员，台湾“国防部”更希望他能够长留台湾。拜他在陆士学过的汉语所赐，他和“国防部”人员之间能够轻易沟通，也正因如此，他更被“国防部”视为至宝。
沟口回到日本，是在1963年（昭和三十八年）。他在一个中学学长担任社长的水泥公司找了份工作，工作了20年左右之后退休。或许我们可以说，沟口是以一个平凡人的身份，渡过了相当平淡的“战后”余生吧！
对于沟口的人品，静子是这样描述的：
总而言之，他就是个认真、勤勉、安静的人；他总是在认真学习，工作就是他唯一的兴趣。就算是得了阿兹海默症，他还是会为了保持仪容端正，努力把衣服的纽扣系好；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表现出凌乱不堪的模样。还有，虽然他并没有说出口，但我感觉得出，他相当以自己在台湾这15年间的工作为傲。
“父亲相当喜欢台湾的米粉，因此母亲经常做给他吃”
同样居住在仙台、和沟口也有联系的，还有前成员之一的纪军和（大津俊雄）。虽然大津也已经去世，不过我在仙台市内，还是见到了他的妻子大津喜代子、女儿镰田荣子，以及孙子行浩。
从喜代子夫人这里，我得知居住在仙台的几位白团成员的妻子共同组成了一个“妻子会”；这几位妻子每年会聚餐几次，彼此谈天说地、闲话家常。
或许正是因为关于丈夫的“台湾出差”，不只被严格要求得对邻居和友人保密，甚至连对亲人都必须守口如瓶，所以这些共同保有秘密的妻子们才会如此团结吧！
96岁高龄、已经卧病在床的美代子，在病榻上回想起当时的情况：
我啊，因为孩子年纪太小，所以没有去台湾探视过丈夫呢。作为替代，我拍了许许多多的照片，然后将加洗的照片，连同家书一起寄往台湾。虽然他有告诉我自己去了台湾，不过却从不曾对亲戚提起过这件事，因此就连老家那边的人也完全不知情。每年年底亲戚聚会的时候，我们只说他去东京出差了。
大津的女儿荣子今年63岁；在从日本回来的父亲所说的台湾经验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件事：“父亲说，‘从洗脸的时候用毛巾擦脸的方式，就可以轻易分辨出某个人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