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父亲的说法，日本人在擦脸时是把毛巾凑到脸上去擦拭，而台湾人正好相反，是把脸贴到毛巾上面。因为当时日本人在台湾任职是秘密，所以据说有一次，当宪兵看到父亲这样擦脸时，还曾经大感怀疑，上前盘问呢！
的确，当我问起认识的台湾朋友时，他也说自己擦脸的时候是“把脸贴到毛巾上”呢！
大津出生在宫城县的古川。他是通信专家，对于航空方面的知识也相当丰富。他是陆士47期毕业，在同期的同学中是成绩最好的；据说同学们经常很不甘心地说，“为什么老是赢不了大津呢！”
大津参加白团的时间是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4月到第二年的7月，总计1年4个月，在参与时间方面属于比较短的成员。因此，当他回到日本时，才40来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起初他在仙台的某家一流企业就职，可是开始工作之后没多久，就有外面的人批评说：“雇用前职业军人好吗？”在当时的日本，主张积极追究战争责任的自由主义势力很强，因此前军人仍旧是经常遭到歧视与鄙夷的一群人。
大津在军队的最终军阶是中佐，按法律并不属于公职追放的对象，因此对于究竟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公司方面似乎也相当头大。结果，明了这一点的大津，只是对公司说了声“我不想再给公司添麻烦了”，然后便相当爽快地辞去了职务。
在这之后，大津在地方上的某家印刷厂找了份工作，一直做到了70岁才退休。他过世的时间是1995年（平成七年）的9月15日。那天是敬老节，大津吃完祝贺的餐宴，整理了一下房间后，忽然说了声“我觉得有点不舒服……”，接着整个人便倒了下去，然后当天就过世了。
我造访大津家是在2011年，那时东日本大地震才刚过去半年不到。
荣子这样对我说：
父亲很喜欢搜集古董，珍藏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古董在家里，可是因为震灾的缘故，其中许多都损坏了。总而言之，父亲是一位只要热衷于某件事，就会全心投入其中的人。他很喜欢读书，每天一定要读点书才能入睡；他对家人相当温柔，一次脾气都没发过。他和母亲之间的感情也相当好，两人总是相处得和乐融融。因为父亲相当喜欢台湾的米粉，所以母亲经常做给他吃呢！
“战争结束时我才30岁”
最后，我想叙述一下在第六章里透过日记向我们介绍白团活动的户梶金次郎回国之后的生活状况。
户梶回到日本之后，便在妻子老家山口县的鸿城高校当起了社会科教师。曾经有些他过去的军人朋友，想邀请户梶去担任汽车公司的分店长，户梶却说：“迄今为止，我已经给妻子添了太多麻烦，因此这次无论如何，我都想听从她的意见。”于是，他便选择了执教之道。
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之后，他自己开了个公文式补习班，直到人生的最后，都将有限的余生奉献在对年轻学子的教育之上。据说，他在学生和孩子面前，偶尔也会提起自己的战争经验。
据户梶的回忆录记载，年老的户梶曾经对家人如此回顾自己的一生：
我在出生的故乡生活了15年，从陆士到战争结束为止又是15年。战争结束时我才30岁，但我却觉得我的一生似乎已经走到尽头了。此后的15年，我在台湾担任蒋介石的顾问，回到日本之后，我在高校担任了15年的教师，然后又在公文式补习班任职15年。每当这相隔15年的转折到来之际，我都会觉得自己接下来恐怕将会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地度过余生；但事实上，我却经历了形形色色不同的体验，而且度过了相当充实快乐的一生呢！
坦白说，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对于能够度过如此多彩多姿人生的户梶，不禁油然而生一种羡慕的感觉。
对旧日本军的军人而言，战争结束的同时，也就等于是为自己迄今为止所积累的专业经历画上一道休止符。那些已届高龄的军人倒还无所谓，但是对于像户梶这样未来还有很长一段路得走的青壮年军人来说，在他们心里，多少会对自己究竟该如何度过往后的人生有些迷惘与苦恼吧！
在这种情况下，户梶会接受派遣到台湾这种让自己专业经历获得重生的“二次就业”工作，也就不难想象了。另外，户梶在回忆录的遗稿当中，也这样写道：
当我在广播中听见老先生（蒋介石）训诲国民“以德报怨”的演说时，我心中的震撼实在难以形容。当时的我不由自主坐直了身子，同时从心底深切地领悟到：“原来我们日本不只输了战争，在道义上也远远不及中国啊！”
身为白团的一员，户梶秉持“报答蒋介石恩义”的理想，同时也以一个凡人之躯致力于这份非比寻常的工作。他就是这样度过在台的每一天，并且认为这是人生中宝贵的时刻。
当户梶于1990年7月6日过世之后，他在台湾的友人，同时也是“国民政府”军人的陆军中将林秀銮[6]，为他献上了一段以“风雨同舟”为题的文章。林秀銮是和户梶同一时期在日本陆士就学的“同窗”，同时也曾在白团受过户梶的教导。
在东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中
在台北军官训练团同事中
在“两国”交流合作关系中
风雨同舟
同舟共济
无限景慕
无限怀念
这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吗？
蒋介石出生于1887年，1975年辞世；其生卒之间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历经无数近代化苦难的时期。
蒋介石诞生的时候，日本正在步入近代化，而中国则是清朝统治即将结束。因此，蒋介石可以说是在迈向强国的日本以及处于混乱的中国两者的夹缝间，逐渐长大成人的。
从对清朝的失望、辛亥革命、革命的不成功、军阀混战、在自己国土上展开和日本之间生灵涂炭的惨烈战争、内战与败北，再到台湾防卫，纵观蒋介石的一生，几乎可以说就是整个近代中国的缩影。
从另一方面来说，日本伴随着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国强兵之道；他们先是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将台湾纳入手中；接着又将势力延伸到朝鲜半岛，在中国东北建立了傀儡国，然后又和中国展开全面性的战争。在这过程中，不管个人的好恶如何，在所有日本人中，日本军人无疑是最必须要面对中国的人。因此，回顾过往，蒋介石与日本军人之间产生交集并从而促成白团的诞生，这样的发展若说是“历史的必然”，大概一点也不为过吧！
年轻时候的蒋介石先在日本学习军事，然后才投身革命。不只是蒋介石，当时中国的年轻人，不论是谁都期盼着能前往日本学习。当蒋介石不断深思该如何让因列强蚕食而残破不堪的祖国重新站起来的时候，他一方面必须学习身为近代化模范的“日本”，另一方面却又必须打倒身为列强之一的“日本”，因此，对于所谓的“日本”，他心里其实相当矛盾。
从这里来看，若是要对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下结论，我们或许可以说，蒋介石之于日本，就是一种把日本当成学习模范加以接受，接着又加以克服，反复产生矛盾对立的辩证过程。然而，这样真的就能概括蒋介石的一生了吗？
确实，对于日本的“学习与克服”是贯穿蒋介石一生的反复辩证历程无误。但是，这样的辩证历程并不只限于蒋介石，事实上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这是同时代的人所共同拥有的经历。
军官学校对蒋介石的意义所在
在此，我们应当从另一个视角去思考：蒋介石经常用以启蒙人民并且希望创造出崭新国民的方法，其实是立足于中国革命传统的“代行主义”这一思想之上。所谓“代行主义”，依山田辰雄的定义，即是由少数精英集团代替人民设定改革目标，并扶植人民政治意识的一种主张。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都从孙文手中承继了这种代行主义的观念。以此为出发点，为了培养出足以自我觉醒的精英，蒋介石终其一生不断致力于在自己的羽翼下培养出新一代军人的教育工作。
1924年6月，在距离广州40公里远的黄埔，中国第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军人教育专门机构——黄埔军官学校正式成立，校长是孙文所任命的蒋介石。在我看来，从黄埔军校中，其实可以明显看出白团的原型。
历经辛亥革命的挫折后，国民党逐渐蜕变为“革命政党”，同时也清楚认识到革命军，亦即国民军的必要性；于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们便培育出了2300名军队干部。在当时中国那种由军阀或有力者掌控，私兵、佣兵性质强烈的军队当中，黄埔军校以不畏生死的革命军精神为基础，教育出大量截然不同的年轻军人。
黄埔军校的重要性，只要看看和该校有关的人便可一目了然。
除了担任校长的蒋介石外，廖仲恺担任国民党驻校代表、李济深任教练部主任、王柏龄任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任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任总教官；在共产党员方面，则有叶剑英担任教授部副主任、周恩来任政治部副主任、毛泽东也曾担任过入学面试官。在黄埔的毕业生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国民党的胡宗南、汤恩伯，共产党的林彪、徐向前等鼎鼎大名的人物。
这些军人在之后的国共内战中，在实际的战场上分属双方阵营激烈交锋；因此，我们可以清楚地说，黄埔军校所扮演的正是“近代中国军人的摇篮”。
黄埔军校的设立直接促成了蒋介石在军人事业上的成功。就在黄埔军校设立数年后，在国民党展开的北伐中，这支实际上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核心组成的国民党军，导引着一向被视为艰巨任务的北伐一步步走上成功之路。
对蒋介石而言，黄埔在他掌握党内与军队大权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的效果。更重要的是，蒋介石从此对于所谓“黄埔式”的教育系统（或说军官学校），从心底里产生了无限的信赖。
关于黄埔军校教育的特征，请容我在此借用一下中国近代政治研究者野村浩一在作品《蒋介石与毛泽东》（岩波书店）中所做的细致分析：“（所谓黄埔军校的教育），其根本原理即是家长制的运作方式以及极其严格的组织规律与军规要求。”在蒋介石到台湾后透过白团实施的军事教育中，明显可以看得出两者之间的关联。
蒋介石认为，假使军校是一个大家庭，那么长官便是父母兄长，而身为校长的蒋介石自己所背负的，则是身为家族中一家之长的重责大任。据说蒋介石在黄埔的时候，每周一定会亲自对学校全体成员训话，训示的内容从重要事务到日常生活琐事，林林总总无所不包。即使到了白团主持的圆山军官训练团时代，蒋介石还是会在开学与毕业典礼上进行训示，并且和“毕业”的学生共同用餐，就像在黄埔的时候一样。从这里不难看出，浙江省保守的家庭教育，以及在日本接受的军事教育，对于蒋介石的人生影响有多大。
1933年，蒋介石在江西的庐山成立了另一所军官学校。相对于以提供军人初等、中等教育为目标的黄埔军校，庐山军官学校则是以指挥官层级为对象，其目的是要成功完成对共产党的“清剿”作战。庐山军官学校的开课时间是该年7月到9月，一期的学习时间为3个月，参加者据说达到了7500人之多。
这所庐山军官学校，与白团（实践学社）开设的高级班，在形式上颇有类似之处。
值得注意的是，在黄埔和庐山两所军官学校中，黄埔得到了苏联的协助，至于庐山，则获得了德国军事顾问团的帮助。关于这一点，除了在当时客观的情势上清楚展现出中国近代化仍然无法摆脱外国的协助之外，就蒋介石本身而言，这种“想要达成某种目标，就会从海外借重外国智慧”的做法，也相当符合他一贯的行为模式。“打破军队再教育的困难”→“导入外国人的智慧”，这一模式在撤退到台湾之后，以白团这一形式开花结果。这里所说的“困难”，在黄埔指的是“打倒军阀”，在庐山则是指“共产党的歼灭”；前者大获成功，后者也获得了一些成果。至于以“反攻大陆”和“台湾防卫”为教育目标的白团，虽然他们无法实现“反攻大陆”的意图，但在防卫台湾这个目标上，则明显获得了成功。
超越逻辑和理性，对于“中日携手”的渴望
只是，仅从“外国人的能力”这个技术性观点出发或许并不足以解释蒋介石何以对白团如此推心置腹。和同一时期驻扎在台湾的美国军事顾问团比较起来，蒋介石和美军之间，虽然在“军事技术的提供”方面彼此合作，但是他并不曾像对白团这样，把干部的“精神教育”委托给对方。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感情与思想上对中日携手合作的特别重视。说得更精确一点，在“学习与克服”的辩证过程中，除了将日本视为近代化的范本加以“接受”之外，还理应更进一步，不以否定和报复的方式，而是以同心协力、携手合作的“善意”行动，来对日本进行克服。这就是深受儒家伦理熏陶的蒋介石的思考原则。
反过来说，经常以日本为师的蒋介石，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必定也会认为中日之间的携手合作乃是理所当然、必须达成之事。在蒋介石的言行举止中，有不少地方都可以感觉得到一种超越逻辑和理性的对于中日携手的渴望。
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之际所发表、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演说，其内容可以说是极端的理想主义；和其他同盟国的领导者如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等人相比，他对日本的这种和睦态度，也是相当突出的。因此，在这篇演说中，蒋介石已经超越单纯的政治谋划，将自身的思想彻底投射在其中。
蒋介石在大陆败北之后，又在台湾复制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中华民国”，并且成功地再次站稳了脚跟；可是，与此同时，“中华民国”的复苏也就意味着台湾已然加入了人称“无殖民地帝国”的美国霸权体系中，成为该体系反共的最前线堡垒之一。蒋介石为求安全获得保障，不惜放弃了“反攻大陆”的自由，但唯独在白团存废问题上，他硬是扛住了美国要求撤废白团的压力。之所以会如此，也只有从蒋介石所呈现的那份对日本近乎理想主义式的执着着眼，才有办法理解吧！
要理解蒋介石的对日观，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1934年发表在杂志《外交评论》、由蒋介石自己执笔的《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一文中，寻得一些蛛丝马迹。
作为对无意停止侵略中国的日本“最后的忠告”，蒋介石一开始原本为了考量“当时之政治关系”，借用别人的名义发表这篇文章，不过之后他则清楚表明，自己乃是这篇文章真正的作者。[7]
在这篇文章中，蒋介石做了如下陈述：
首先我敢说，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做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这是就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如果不是同归于尽的话）彻底讨论而得出的结论。
在这篇文章中，蒋介石以令人惊异的清晰理路，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点做出了分析。有如预言一般，所有日本对华战争失败的原因，全都被包含在这篇《敌乎？友乎？》之中。走笔至此，我不禁感叹：若是当时的日本人能够确切接受这篇文章的话，那么战争的结果或许就会截然不同了吧！
亚洲近代史所诞生出的“怪胎”
学习日本，并从学习之中超越日本；蒋介石所致力的这一课题，在他于二战以及中日战争中压制了日本之后，大致上已经算是达成了。可是，蒋介石的战争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击败帝国主义后，他就必须直接面对共产主义这个新兴的大敌；紧接着，他在这场战争中遭到了惨痛的失败，失去了中国大陆，并逃亡台湾。就在面临这个人生最大危机的时刻，蒋介石做出了选择，决定再次向日本军人学习。
充满变化的近代，造就了蒋介石这样的政治家；也因为这样的时代，使得蒋介石必须借助日本军人的力量，而白团也因此应运而生。
可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假使蒋介石在对共产党的战争中获胜，那么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如果朝鲜战争没有爆发，那么台湾有可能早就与大陆统一，而白团的下场大概不出变成俘虏，或者被遣送回国吧！又或者说，假使蒋介石成功“反攻大陆”，那么白团当中的一大部分人员，或许都将真正地以反共联军一员的身份，在中国大陆作战吧！
蒋介石身为台湾领导者活跃在第一线的时期，几乎与白团的活动时间是一致的。就在1968年白团解散后的第二年，蒋介石遭逢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其身体状况严重恶化。紧接着在1971年，台湾退出了联合国，第二年“断交”更使得台湾与日本的关系进入了一段冷却期。说起来或许像是巧合，在蒋介石与日本人相互亲近的这段时间中，白团就宛若奇迹般地诞生了；但是，当蒋介石健康出问题时，白团也随之消失。
如此看来，白团能够在台湾活动长达20年，其实是诸多偶然要素汇聚之下的结果。这样一想，若是我们将白团的存在视为在错综复杂的近代亚洲孕育下犹如奇迹般诞生的“怪胎”，或许一点也不为过吧！
毫无疑问，在蒋介石重建军队以及对抗大陆的过程中，白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身为日本人的我，的确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来到台湾，对身处第一线的军人进行军事教育；还不只如此，他们还是在没有政府援助下以非公开方式秘密进行着这样的教育。为了这种史无前例的任务，他们居然持续奉献了20年之久，对于这一点，我除了感佩之外，再无其他话可以说了。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蒋介石与台湾方面都付出了很大代价；同时，参与白团计划的军人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也是不可磨灭的。因此，白团的功绩在历史上理应获得更加公开与正面的评价才对。
1998年，当台湾大报《中国时报》的记者林照真出版《覆面部队——日本白团在台秘史》一书时，白团的生身之父曹士澄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文。曹士澄公开署名发表的文章，据我所知这是第一篇，同时也是最后一篇。
在这篇序文中，曹士澄如此阐述了白团的意义：
（白团的）性质与一般军事顾问团大不相同，“我国”过去有的是因“邦交”或购买武器随来服务的公开顾问团，而白团则是为了报恩自动秘密而来，并且是一个庞大的三军联合顾问团，因秘密而不公开，又无详整记载，故团员们都是无名英雄。
当民国三十八年，我政府撤退来台，军队在外岛尚未集中，当时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国际上孤立无援，本人发动利用外来助力，“保卫台湾”，重建国军，“反攻大陆”，这就是创立白团的主要目的。
白团在台工作了20年（1949～1968），受训人员达2万人以上……（中略）其成果辉煌，使国军现代化，增进其自信力，团结一致，“保卫台湾”，安定了人心，同时为中日亲善关系做了不少贡献。
在白团解散之后不久，1968年12月台湾“国防部”编纂了一份名为“日本军事顾问（教官）在华工作纪要”的文件。在这份可以称得上是白团在台活动总整理的官方文件之中，它的结论部分是这样记述的：
民国三十八年大陆沦陷、政府播迁台湾之初，随着“国内”外情势的恶化，许多人的心理与精神也濒临崩溃边缘。在这当中（……），创设了“革命实践学社”、“军官训练团”等种种革命教育训练部队，雇请日本军事人员担任教官，促使党政军中高级干部学习革命战术、理解革命思想、坚定“复国”决心、奋发革命精神，并积极推行各种政策，将台湾建设为反攻的基地。受各班训练毕业的干部，达到数万人之多。
我们特别必须感激的是，各日籍军事教官于工作期间，不计报酬与利害关系，以诚恳的态度为“我国”的作战立案做出贡献、协助“我国”完成军事教育，并使得国军干部的战术思想得以统整为一。这些日籍军事教官的功绩，将永远不会磨灭。
另外，台湾已故学者戴国辉在他所著的《台湾》一书中也指出：“蒋介石在（台湾）军队重建的事务上，真正相信的（并非美国军事顾问团），而是日本军事顾问团，这是相当明显的事实。”
也有批判的声音，这是必须严肃面对的事实……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提及台湾那些对白团的批判声音。
举例来说，白团引进了动员制度，使得国民党可以将台湾社会的一切资源利用在战争之上，但这对台湾社会而言，可以说是造成了相当沉重的负担；同时在另一层意义上，也等于是让蒋介石以及国民党政权，获得了长期控制台湾社会的有效手段。对于此前从未有过“动员”这一概念的蒋介石以及国民党而言，这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我们也不能否定，经由白团训练出来的军队，有被利用来镇压台湾社会的可能性。对蒋介石抱持批判立场的评论家杨碧川，在自己所著有关白团的作品《蒋介石的影子兵团——白团物语》中，就曾做过这样的批判：
迄今为止，中国国民党一直在强行掠夺台湾的资源，但台湾的士兵却非得守护这样的“中华民国”不可。因此，白团对蒋介石的“报恩之旅”，其实反过来说，是和（国民党）对台湾人的压迫之路彼此相连的。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群由日本人组成的影子兵团，他们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蒋介石父子压制台湾人的工具。（……）或许他们真的是对蒋介石怀抱着恩义，可是台湾人却永远忘不了这段屈辱的经历。白团的历史已经结束了，但当他们离开台湾的时候，却也背负着台湾人的憾恨：不管这段事迹在历史中将会如何流传下去，我都希望后世的人们能够牢牢记住这一点。
台湾的历史相当复杂，短短百年之间，就经历了清朝、日本以及蒋介石的国民党三个“外来政权”的统治。在这当中，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光与影，每个时代也都有站在权力者身边以及不属于权力中心的人，而当时代改变，这样的立场往往也会随之发生逆转。
就以日本统治来说，随着日本战败以及日本人撤离台湾，对日本人而言，台湾已经是过去式，但台湾人却必须迎接思考与行为模式完全不同、来自大陆的国民党的统治，其结果就是造成了以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为代表的镇压悲剧，以及其后对人权与言论持续不断的压制，亦即所谓“白色恐怖”时代的到来。
在一般台湾市井小民眼里，白团与蒋介石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除了为他们带来一段压抑自由的黑暗时代以外，几乎就再也没有别的了。而白团访台的理由，对他们而言，或许根本就是完全不重要的问题。这确实是我们必须严肃以对的事实。
“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种种，我也略有所闻”
不过，白团成员留下的证言显示，对于从大陆渡台的“外省人”与台湾土生土长的“本省人”之间的矛盾对立，他们也并非一无所觉。
白团开始渡台的时间是1950年，那时候距离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不过几年，台湾社会对于当时的血腥仍记忆犹新，于是从反外省人、反蒋介石的感情中，逐渐衍生出一种怀念日本时代的氛围；对于白团成员来说，这也有鼓励他们积极工作的效果。
《“白团”物语》一书中有当时尚存成员的对谈。当岩坪秀博提起这一时期时，他说“关于二二八事件的种种，我也略有所闻”。
反共背后的真实
白团成员在谈到和蒋介石携手合作的意义时，经常会强调“反共”这一点。确实，日本军人或许存在着所谓“反共”的思想；可是，蒋介石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之一正是中日战争，这也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然而，这种战前对于“反共”的阻碍，随着日本的失败，却仿佛从白团成员的脑海里一下子消失了。自冈村宁次以下，众多白团成员都堂而皇之地高声宣扬起自己的“反共”使命；这样的姿态，老实说，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违和感。
对“失败的战争”体验的内化欠缺
包括这一点在内，白团成员在言行举止上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于自己经历的“那场战争”表现出来的态度淡漠到令人惊讶的地步。对于自己渡海前来台湾的原因，白团成员除了高举“为了报答宽大政策的恩义，所以前来帮助蒋介石”的大义名分之外，完全看不见他们对于自己所应负的历史责任与意义曾经认真展现过什么深刻的省思。
白团的指导者冈村宁次，在1956年（昭和三十一年）发表于杂志《文艺春秋》、与访日的何应钦将军进行的对谈中，针对身为战犯的自己获判无罪这段历史，若无其事地这样说道：“我之所以能免除战犯的罪名，全是托您所派来的律师的福。虽然我知道这属于私事的范畴，但还是请容我在此向您致上诚挚的感谢之意。”虽然这只是冈村对外的部分发言，不过我确实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理解过，自己的无罪以及白团的成立，其实是一种“施与受”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只是白团的问题而已。在为“反共”与“美谈”感到喜悦的同时，却缺少了将“失败的战争”这一体验加以内化并省思的过程，这或许可以说是战后全体日本人共同的问题吧！
相形之下，蒋介石常常从中日携手以及军队重建等层次更高的角度，对白团存在的意义进行思索。这点在本书中也表现得相当清楚了。
至少，蒋介石是真挚地以日本为对象，全力投入“接受与克服”这个辩证的过程当中；他不只召唤白团前来台湾，让部下接受他们的教育，同时自己也向白团学习，期望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在内心创造出某种“超越日本的事物”。
在因缘交错的三角关系之中
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三者构成了一段因缘爱憎交错的三角关系。
就历史上来说，中国一向是日本效法的对象；日本总是从大海东边的尽头，远远仰望着中国先进的政治体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
有史以来从不曾改变的这种中日间的“上下关系”，随着清朝的停滞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第一次画上了句号。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击败了清朝，并且迫使清朝割让了台湾。
于是，台湾就这样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时间持续达50年，若以世代来说，就是横跨了三个世代。这段时间说长不长，说短却也不短。尽管日本对于抵抗运动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手段，同时日本人与台湾人之间的差别待遇直到最后也没能解决，不过日本对台湾工业与农业的发展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得台湾的生活水准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大陆。
日本战败之后，台湾又再次回到“中国”的统治之下，这次的支配者换成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可是，国民党很快就被共产党逐出中国大陆，狼狈逃到了最初只是被他们视为胜利“附赠品”的台湾岛上。
支配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曾经高举“解放台湾”的旗帜，试图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逐出台湾，但是最后并没有成功。至于日本，它则在冷战机制下，应美国的要求，为了协助蒋介石政权，不选择和支配中国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和仅仅掌握台湾一岛的国民党“政权”恢复“邦交”。只是，1972年，日本和中国最后还是恢复了邦交，并且和蒋介石统治的台湾断绝了正式“外交”关系。
当我们思考有关白团与蒋介石的历史时，其实就是在思索直到如今仍然有着密切关系的日本、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的近现代史。在从战前一直延伸到现在的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关系的夹缝间诞生的白团，就像是一面明镜，让这三者间复杂纠葛的三角关系，清晰生动地浮现在我们的眼前。这正是研究白团的乐趣所在。
[1] 即所谓双重代表权。
[2] 成立于1877年的陆军军官亲睦组织，社名“偕行”来自《诗经·秦风·无衣》：“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3] 踏画（踏绘），指的是日本江户禁教时期，用以辨别天主教徒的一种手段。当时幕府的官员会将刻有耶稣或圣母像的石板放在地上，让被怀疑是天主教徒的人踩上去，如果踩上去就证明无罪，反之则会遭受重罚；从此之后，“踏画”便被引申为用以清楚识别支持与反对者的手段。
[4] 日本企业家、文学家、诗人，西式百货集团、无印良品的创立者。
[5] 面对濑户内海，日本海军最重要的港口。
[6] 台湾警备总部保安处前处长，彭孟缉的得力助手。
[7] 蒋介石明白揭露此事是国民党撤退到台湾之后的事。他选在撤退台湾并积极筹组东亚反共联军之际，重新发表这篇呼吁“中日应当携手共进”的文章，应该也有其用心在。
尾声 温泉路144号
在北投温泉
明明才3月份，气温却已经接近30度了。我走在陡急的坡道上，尽管路肩丛生的榕树遮挡住了直射的日光，但我的背上还是大汗淋漓。
我的目的地是位于台湾的台北郊外、鼎鼎大名的温泉疗养胜地——北投温泉。自从日俄战争期间军方为了让伤兵进行温泉治疗而在此地修建了陆军疗养所以来，这里就一直是传统上与日军有深厚渊源的场所。同时，它也是白团在台宿舍的所在地。
被称为“第一招待所”的宿舍，过去曾经是旧日本陆军军官亲睦团体“偕行社”所属的建筑物。这是一栋用桧木建成的日式两层楼建筑，在房子的周围种植着槟榔树、香蕉树以及木瓜树，整体洋溢着一股浓烈的南国风情。
北投温泉是日本统治台湾时开发的温泉区。这个温泉区的范围涵盖了整片山区，最深处的山谷是人称“地狱谷”的温泉池，时常冒出阵阵灼热的蒸气。整片温泉区充满了日本风情，让人有种明明身在台湾却仿佛像是来到了日本某地的乡村温泉般，散发着一种乡野的气息。
由于过去曾是活火山的大屯火山系的缘故，台湾北部的温泉并不少，北投温泉就位于火山带与台北盆地交会的地点上。从台北市区搭乘捷运到北投，大约需要30分钟的时间，每到周末就人潮汹涌。最近石川县的著名旅馆“加贺屋”在这里开幕，又为北投吹起了一阵崭新的风潮。
在有关白团的取材方面，我尽了身为一名作家的最大能力，调查了一切该调查的东西，也思考了一切该思考的地方。这不禁让我感到有点小小的自豪。只是，最后我还有一点想不透的地方：
为什么白团会持续存活20年之久呢？
若是“报答蒋介石的恩义”的话，那么工作10年也就足够了吧？
若是要在共产党的威胁下守护台湾，那么当美国介入之后，海峡两岸的形势已经固定下来，而台湾被武力统一的危机也已经成了过去式，不是吗？
一个原本是紧急措施的计划却延续了20年，这也未免太长了点。
怀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慢慢走着，一步步走上了白团成员过去不知几百次、几千次搭车或者步行过的陡急坡道——“温泉路”。
糸贺公一的来访
和我一起走上温泉路的，是位刚步入老年的李姓女士。
关于白团在北投温泉的宿舍，我的朋友、对台湾历史知之甚详的驻台记者片仓佳史先生告诉我：“白团成员所住的房舍，现在是由一位女士在管理。”负责管理的，就是我身边这位李女士。
2013年春，我和李女士透过电话约定好，在最靠近温泉区的车站——捷运新北投站见面。
李女士1932年（昭和七年）出生在台湾北部的桃园县中坜。她的家族在清朝的时候曾经出过两位科举考试合格的“举人”，是当地的望族。虽然日本的统治在李女士13岁的时候就已告终，但是家族中有一位长辈说：“既然日语从此就算外语了，那么多学学也算是有益吧！”于是，李女士就以自学的方式，继续学习日语。
拜这点所赐，李女士以流畅的日语为武器，和丈夫一起经营木工用品进出口事业，获得了很大成功。那位劝李女士学习日语的家族长辈，正是同样出身中坜、现任国民党名誉党主席的吴伯雄的父亲。[1]
尽管每位台湾人或许都拥有一段像这样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对我来说，正是这些形形色色的“历史”令我深深感受到台湾的魅力。
最后，李女士的脚步停在了一栋挂着“温泉路144号”门牌的房舍前。那是一栋有着日本风格外观、木造的两层楼民居。
当打开大门，走进庭院的时候，李女士对我这样说：
很久以前，当再次造访北投的糸贺先生夫妇一踏进这道门的时候，糸贺先生马上脱口说出：“这里一共有三种温泉喔！”当时我真的大吃一惊呢。
“糸贺先生”，指的自然是在本书开场时登场的白团成员糸贺公一。
因为不了解李女士和糸贺见面的来龙去脉，所以我试着向她询问，于是得知糸贺是于1986年（昭和六十一年）3月27日前来造访这栋宿舍的。
李秀娟女士立于白团宿舍遗址前（作者拍摄）
这栋白团宿舍在1986年白团解散、糸贺等最后几位成员归国后，暂时由台湾当局负责管理。之后，政府将它卖给了台湾的某位企业家。这位企业家原本打算把这里当成家人使用的别墅，但因为家人后来都移居海外，而他本人也几乎不会踏足此地，所以便将房舍的管理委托给了他的朋友李女士。
李女士是位散发着高雅气质的女性；或许正因如此，她的朋友似乎也相当多。据她本人说，“就当成是替房子定期维修保养，我每周都会像这样，来这栋别墅的温泉泡上一次呢！”
然后，她开始回忆糸贺造访那天的情景：
那天，原本是我同台演出的几位合唱团的朋友临时起意要前来造访，结果糸贺先生不知是从夫人还是谁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便一同搭车过来，突然造访了这里。
环视这栋自己过去的“家”之后，糸贺用怀念的语气说：“除了榻榻米之外，一切都没有改变，一点变化也没有。”陪伴在糸贺身边的台籍导游，也相当惊讶地对李女士说：“从台北一路开到这里，糸贺先生为司机指路的时候，一次也没有出错呢！”
想想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吧。毕竟糸贺在将近20年间，应该都是像这样搭乘着“国防部”安排的车子，往返于台北的教育机关与北投温泉之间吧！
最后的疑问也烟消云散……
当我一脚踏入房门时，一股硫黄的刺激味道顿时扑鼻而来。
浴场位于宿舍的地下室，里面有两个浴槽，一大一小。李女士说：“大浴槽里面是热水，小浴槽里的温度虽然较低，但泡进去之后，身体就会自然暖和起来。两个浴槽分别取自不同的源头；原本这里还有另一道源泉，不过被引到隔壁不远处的‘星乃汤’去了。”星乃汤是北投温泉老店中的老店，因为还是皇太子时候的昭和天皇曾经下榻投宿而闻名。[2]
“我想这里的温泉应该是台湾最好的温泉了，请你也一定要进来泡一泡！”在李女士的敦促下，我也跟着踏进了浴场之中。
我首先走进较大的浴槽当中；热水的温度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大约是42度、43度吧！当身体浸入清澈见底的温泉中时，白色的汤花[3]瞬间扩散开来，布满了整个浴槽。这些汤花大概自很久之前就已经不断沉淀在浴槽底部了吧。绽开的汤花如此浓密，让我不禁大为惊奇。
大约泡了5分钟后，我觉得脑袋有点发晕发烫，于是改将身体泡进比较小的浴槽当中。不久后，一种酥酥麻麻的感觉流窜过收缩的血管，我感到自己身体中积累的疲惫仿佛都随着这样的感觉消失殆尽了。
反复泡过三次热泉冷泉之后，我从浴场里站起身来，这时李女士微笑着对我说：“你看，就像糸贺先生说的一样，这里果然是台湾第一温泉对吧！”
带着刚从温泉里出来的热烘烘的身躯，我环视起屋内的陈设。
虽然多少经过一些改装，不过还是可以明显看得出，这栋房子是某些日本人为了同胞而建造的。为了让印象更加深刻，我走到了窗边的檐廊下。那时候，糸贺先生他们一定也是每天晚上像这样泡完澡后盘腿坐在这檐廊下，一边下着围棋或将棋，一边小酌一杯吧！
当我离开温泉路的前白团宿舍时，在我心中关于白团那个最后的疑问仿佛也随之烟消云散了——不，或许该说，透过这次拜访，有关白团这幅画的最后一块拼图终于完整了，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吧！
其实，他们并不想回去……
在白团已经获得了一定成果的1960年代，若是成员们一致表示希望解散归国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白团应该会提早消失才对吧！可是，他们却没有做出这样的表态。
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其实并不想回去。
虽然程度多多少少各自不同，不过旧军人在战后的日本社会中始终都是属于见不得光的一群人。糸贺这些人都是在正值年富力强时便必须面对战败命运的壮年军官。对这些在战前日本受过极高的教育同时又体验过常人所未曾见识的壮烈战场的军官来说，要他们把蜷缩在社会一角苟延残喘当成自己今后一生的宿命，毫无疑问是件难以忍受的事情。
相较之下，作为白团教官留在台湾，不仅会被人当成教师敬重，同时能够将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流传后世。对他们而言，这绝对是项值得一做的工作。
除此之外，蒋介石也为他们准备了十分优渥的生活环境。大概是为了感谢这些从日本远道前来帮助自己的人吧，白团成员的宿舍里不仅常驻懂日语的服务人员，对于生活的各方面也都照顾得妥妥帖帖。在成员身边负责打理他们日常生活的人，不仅有被他们称为“女侍小姐”的女职员、负责做日本料理的厨师、专用车辆与司机，在人数最多的时候，甚至还有专属的医师常驻其中。就算在语言方面，当局也安排了许多懂日语的军人担任他们的翻译官，简直可以说是体贴到无微不至的地步。
在台湾，他们能够在环境整齐清洁的宿舍里，过着每晚泡泡温泉、和意气相投的朋友欢谈的愉快日子；同时，在经济条件方面，他们的薪金比起在日本工作有过之而无不及。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每年长达一个月的长期休假，可以让他们返乡探望家人。
白团成员之所以长留台湾，想必是因为台湾所给予他们的优渥环境，让他们油然生出一种不急于回到日本的心理吧！
我的这种预感随着取材的深入，变得越发强烈。当读完户梶的日记后，这样的预感已经变成深深的确信。最后，当我亲眼见到他们度过每一天的宿舍时，原本的预感终于化成了百分之百的确信。
这个世界，是由许许多多不同的人的一举一动共同累积而成的。不管政治和战争如何改变人们的命运，最后关键的仍是那些深深左右着每一个人心弦的事物。
蒋介石之所以执着于日本军人，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情，而白团的成员之所以愿意长留台湾，同样也是出于个人的心情。
这些若是留在日本可能会一辈子过着见不得光的生活的前军人，因为偶然的机缘，来到台湾这块土地；而在自尊和生活条件都得以充分满足的日子中，他们也一边带着各自的烦恼与不满，一边继续进行着“那场战争”的延长战。
虽然关于他们的故事，当然还有不少地方可以继续聊下去，不过对于以描绘白团有血有肉的真实面貌为目标的我而言，就在这里“收场”，或许也不赖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