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白团的存在应当被摊在阳光下吗？
二 杨鸿儒的悲剧
三 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蒋介石和白团
尾声 温泉路144号
后记
相关大事年表
调研资料一览表（一九五二年十月）
主要参考书目
【凡例】
*本书有关年代的记述主要采用公历纪年，至于相应的日本年号，则视情况以括号的方式加以标注。
*书中登场人物的年龄，原则上皆以周岁为主。
*书中所引用的原文（中文）资料，除有特殊需要外，皆以作者本人的日译为主。
*引用文献中的汉字，一律采用新字体；也有些地方会以假名替换汉字或汉字替换假名。假名的使用原则上以现代假名遣[1]为主，不过视情况会对片假名部分进行平假名标注、浊音标记、语助词标音、换行以及注音等处理方式。数字标记在原则上则采用统一形式。
*对于人物的敬称，原则上加以省略。
*关于中文人名的标音，原则上以日文读音为主。
[1] 日语使用的假名分为三种，历史假名遣、现代假名遣、字音假名遣，在现代假名遣中，假名与实际发音一致，历史假名遣则反之，假名与实际发音不同。（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我中国同胞们须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后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企图报复。更不可对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1] 蒋介石
“以德报怨”演说
[1] 原书作“十四日”，经查应为八月十五日。
出版说明
本书是一部研究“白团”历史的专著，是作者在挖掘史料、查询档案、采访当事人（或家属与知情者）的基础上，经多年研究而成，对深入研究国民党历史有一定参考价值。
受作者立场的限制，书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在我们看来认识偏颇、观点错误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编者做了少量删改。此外，书中所引蒋介石日记内容均系译自本书日文原版。以上问题，请读者阅读时注意。
中文版序
日本人与蒋介石。
自从在大陆和台湾的近代史中寻找相关材料以来，我就始终在思考这个问题。《最后的大队》这一纪实文学作品就是这一思考的成果。
主人公是被称为“白团”的日本军事顾问团，共有83人。1949年之后，他们穿过驻日盟军总司令（GHQ）的封锁，从日本潜赴中国台湾。在台湾“国防部”下设的日本教官学校中，他们培养了众多军官，还为蒋介石的台湾防卫与“反攻大陆”计划出谋划策。
这是在日本和中国台湾之间存在了20多年的秘史。
本书于2014年在日本问世，之后繁体字版在中国台湾出版，能够在中国大陆上市令我十分欣喜，毕竟蒋介石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政治领导人。当然，作为作者，我也一直十分期望有一天中国的读者能够读到此书的中文译本。
本书的有趣之处还是交由各位读者自行判断。在这里，我冒昧地透露一下我最想强调的要点，那就是中国的近代化与日本之间的联系。
在国民党即将失去大陆时，蒋介石为何要借日本军人的力量尝试扭转战局？这是因为他非常信任他们。对蒋介石来说，日本军人曾是交战过的敌人，他憎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日记中频频使用了“倭寇”“日寇”等蔑称。但另一方面，留学日本并在军校接受训练是蒋介石军旅生涯中非常重要的经历。像当时的很多中国年轻军人一样，蒋介石很早就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日语并进入陆军，接触了走在亚洲最前端的日本。面临失去大陆，在人生中最大的危急时刻，他还是选择了依靠日本人。蒋介石曾试图通过学习日本来实现中国的近代化，我认为，这也是他的必然选择。
然而，学习日本绝不等于崇拜日本。蒋介石的想法并不是把日本军人放在军队中当干部，而是把日本军事的精髓传授给腐败不堪并输掉战争的国民党军队中的每一位军人。这也是一次“学习日本、超越日本”的尝试。通过白团重建国民党军队的计划，可以说是他试图通过学习日本来实现近代化的人生理念的一种再现。
因此，我在本书中把蒋介石利用白团的行为命名为“学习与克服”。为了实现近代化而吸收外部的技术与智慧，并实现超越——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日本与西方国家一百年来都是中国人的学习对象。直至今日，中国人的努力仍在持续。
若读者能从这本《最后的大队》中感受到这个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的课题，我将深感荣幸。本书是我的第七部作品，也是在中国大陆发行的第三部作品。最后，真诚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段其刚先生在本书完稿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也衷心希望本书能为增进中国读者对于蒋介石与日本这一问题的理解勉尽微薄之力。
2016年7月25日 野岛刚
序言 病榻上的前陆军参谋糸贺公一
糸贺公一（作者拍摄）
在东京都国立市老人疗养院的一张白色病床上，这位前陆军参谋正等着我的到来。
仿佛正在评断眼前对象般的视线，紧紧缠绕着我：这大概是经常在衡量某些事物的人所常有的习癖吧！
那是2009年的某个傍晚。当时，糸贺公一98岁，我40岁。
年号或是数字之类的，老实说我记不太起来了……
我和糸贺的访谈，就从这句话开始了。
糸贺在台湾被称为“贺公吉”。这是他的假名，用中文来说叫作“化名”，若是翻译成英语，也可以称为“代号”，而在本书中，我则希望以“中文姓名”这样的词来加以称呼。
二战过后大约20年，在台湾曾经出现过以旧日本帝国军人为主，大规模且具组织性的军事支持活动。这些参与对台军事支持的前日本军人，通常被统称为“白团”，而此一命名的由来，乃是源自该集团的领导者、前陆军少将富田直亮的中文姓名——“白鸿亮”。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最后遭遇了战败的命运；在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军当中，也包括了以蒋介石为最高领导者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这之后，作为国民政府主体的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内战中惨遭败北，撤退到台湾。而白团则为了帮助国民党和拯救蒋介石，渡海来到了台湾。
构成白团的前日本军人几乎都毕业于日本陆军的精英训练机构——陆军士官学校，其中甚至也不乏曾在陆军大学求学的优秀参谋人员。正因如此，相较于实战部队，白团所处的地位更接近参谋团或顾问团的层级。
白团是于蒋介石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前夕的1949年7月组成，并自同年秋天起，陆续秘密抵达台湾。
白团在台湾，不只是为了重建“国民政府”军而展开军事教育，也负责拟定“反攻大陆”计划、建立模范精锐部队；与此同时，他们也将日本战前的总动员体制移植到了台湾。虽然他们最后没能帮助蒋介石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但毫无疑问，在从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共产党手中“守住”台湾这方面，他们确实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只是，在已脱离日本殖民统治且已将大部分日本人驱逐出境的战后台湾，光是有日本人出现在岛上，就已经可能会引起诸多风波了，更何况他们还是曾与国民政府交战的敌人——日本帝国的旧军人。尽管如此，台湾当局还是为这些人准备了中文姓名的护照和身份证，而这些人即使在同为日本人的团体当中，似乎也都是以中文姓名彼此称呼。
参谋的共同点
糸贺的中文姓氏“贺”，正如所见，是由他的本姓“糸贺”中取一字而来；而富田的中文姓名“白鸿亮”，也同样是来自他的名字“直亮”。其他大多数白团成员，他们的中文姓名也都和本名有一到两个字重复（参见白团人员总表），不过也有些人的中文名字，是和原姓名完全无关的。
在和糸贺见面之前，我因为能够第一次和如今仍在世的白团成员见面，而感到相当兴奋；然而，在谈话的过程中，仿佛被糸贺那冷静而透彻的语调感染，我的热血也开始逐渐冷却下来。我开始清楚地认识到，若是想在极其有限的会面时间内尽可能从糸贺这里获得大量情报，那我就非得彻彻底底地理解这个人不可。
另外，我从糸贺的家人那里得知，他的健康情况非常糟糕；因此，鉴于过去曾经有过的沉痛教训，对于此次见面，我也非得抱着“绝无下次机会”的心态才行：事实上，在我与其见面两年之后，辗转病榻始终未曾康复的糸贺，便撒手人寰了。
对于我所询问的问题，糸贺都能做出正确的回答，然而对于问题之外的情报，他也绝对不会自行透露。这是他相当高超的谈话术：一方面，可以严密排除可能因饶舌产生的失言；另一方面，也不会有所失礼。
在军队这样的组织中，身为参谋的人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与人接触的时候，始终会保持一种距离感。参谋因为要兼任搜集情报的职责，所以在和人接触或是谈话的时候，基本上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甚至给人一种社交往来的客套印象。然而，就算反复跟他们进行对话，要抓住他们的真意，仍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纵使已经逼近核心，也会马上被转移到另一片朦胧与混沌之中。
就其性质而言，参谋这个职位基本上是在军队指挥官辖下，担任支援与辅佐的任务。这样的职务，在古时候被称为“军师”。战争形式迈入近代之后，军队内部开始设有参谋本部，而适合成为参谋的优秀人才，也会从年轻时便开始受到重点培养。过去的战争是腕力的竞争，是剑、枪与弓矢的竞争，近代战争却是知性与战略的竞逐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参谋便逐渐成为战争中主要的角色。
以日本来说，日俄战争的“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日本海海战的第一舰队首席参谋秋山真之、柳条沟事件的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大本营陆军参谋濑岛龙三[1]等名参谋，都是在历史上比实战指挥官更加著名的人物。
同时，在将国家导往错误方向这一方面，日本军的参谋们所犯下的罪也是相当大的。举例来说，在日本扩大对美和对华战争规模的过程中，面对国内不甚支持的消极论点，陆军参谋本部却做出了“德意志一定会在欧洲获胜”的判断；不只如此，他们还提出了相当乐观的观察结论，认为若是苏联和英国屈服于德意志的话，那么日本和美国的战争也不会演变成长期的全面战争。然而，他们的观点，事后被证明完全是错误的。
白团人员总表
白团人员总表-续表1
白团人员总表-续表2
白团人员总表-续表3
白团人员总表-续表4
糸贺正是在这个参谋的全盛时代被培养出来可谓日本军支柱的参谋成员之一。
面临战败的34岁
糸贺公一于1911年出生在出云大社附近的岛根县簸川郡多伎町（现出云市），是家里11个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的父亲是农会的会长，在地方上是相当知名的人物。
根据糸贺的长子——前富士银行常务董事糸贺俊一所述，糸贺家原本是和歌山地方的乡野武士，当时家族的姓是“糸我”。后来在南北朝时期随同南朝作战，转战于山阴一带，最后辗转来到出云地区落脚，在这过程中才改姓为“糸贺”。
糸贺公一中学毕业之后，通过了陆军士官学校预科的考试，从此开始踏上成为陆军精英的道路。1930年（昭和五年），他以陆军士官学校第44期学员的身份入学，并于1937年（昭和十二年）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因为他的身体有一阵子出了问题，所以在陆军士官学校担任了两年的战术教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昭和十六年），糸贺升任大本营陆军参谋，并于第二年被派遣到中国东北地区，配属在自马来亚返回的山下奉文大将麾下，担任对苏作战的第一方面军参谋。
可是，随着南方战线的情势日趋不稳，糸贺的任务也变了调：
“满洲”的兵器渐渐被抽调走，“满洲”的陆军也被抽掉了骨干，对苏联作战已经变成了不可能之事。于是我先是转任到参谋本部，接着又被派到新加坡。
糸贺的陆军生涯是以新加坡的第七方面军参谋身份画上句号的。当时第七方面军的司令官，是在东京大审判中作为A级战犯被判处死刑的板垣征四郎。1945年（昭和二十年）3月他升任中佐，8月战争便结束了。
之后，糸贺在新加坡负责与回归当地的英军斡旋，在樟宜收容所和战犯们一起度过了两年。据俊一先生所述，糸贺几乎不曾提过他在新加坡的这段经历。不过让俊一先生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经有过这样的感想：“英军那些家伙的脑袋很好，也相当好说话，但是也有很多地方让人无法掉以轻心，因此必须时时保持警惕才行。”
复员之后，37岁的糸贺回到了故乡岛根县，也回到了带着4个幼子一直等待他回来的妻子身边。旧日本军的解体以及公职追放[2]，让糸贺半生积累的专业瞬间化为泡影。
“有份想要拜托你的工作”
接下来该怎么生活才好？糸贺的心中一片晦暗。
“军队没了，国家也没了，再就职也不可能；要赚点钱的话，到底该怎么做才好，真是头大啊！……算了，就先从农夫开始做起，耕种自己的田地，想办法努力活下去吧！”
身为长子的糸贺，肩负着担起一家生计的重责大任。不只是妻儿，他的弟弟妹妹们也都跟儿子俊一的年纪相差不多。
虽然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种田的经验，不过糸贺生来就是热心研究的性子，于是，只见他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当地特产无花果的新种子，接着便一头扎进农业之中，最后总算维持了一家人的生计。
当糸贺在陆军的学长小笠原清捎来信息表示“希望你能到东京一趟，有份想要拜托你的工作”时，已经是糸贺回到故乡的第3年，也就是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的夏天。
小笠原清，正是日后以白团日本方面事务局长的身份活跃一时的人物。他以最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心腹中的心腹自居。日本战败之后，冈村停留在南京安排日本军民的归国，小笠原也寸步不离追随在侧，将一丝希望寄托在中国；冈村回国之后，和蒋介石携手共同推动白团的组成，而小笠原也作为冈村的股肱，为了白团的运作而尽力奔走。
对这个时候的糸贺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工作就谢天谢地了。于是他搭上了夜车，一路赶到东京和小笠原见面，而他从小笠原那里听到的，是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细节不清的工作内容：
希望你能前往台湾，帮助蒋介石和共产党作战。报酬当然相当优渥，只不过，这可能是份得赌上性命的工作唷！
当时，已经有许多八卦周刊在报道所谓“台湾义勇军”的话题。为了帮助蒋介石而前往台湾的前日本军人——这样一个如痴人说梦般的计划，居然会和自己扯上关系？糸贺实在完全无法想象。
虽然糸贺之前曾在中国东北服役，但是严格说来，他并不是那种通晓中国事务的所谓“中国通”。尽管如此，面对小笠原的邀请，糸贺只简简单单地回了两个字：“我做！”
诚如小笠原话中的暗示，这份工作的报酬之丰厚想必超乎一般，而其中所蕴含的风险，糸贺自己也能清楚想象得到。然而，这些都不是他之所以如此简单应允的主因。
据糸贺自己的估算，接下这份工作，一定能够充分支应岛根老家亲人的生活所需。然而，比家人的生计更重要的是，他现在正值身为军人活力最旺盛的年纪，而这份工作，正是可以使其竭尽半生所学的知识与经验重新发光发热的最佳舞台。这种强烈的诱惑与魅力，才是让他当时如此斩钉截铁回应的最大理由。
糸贺是拟定作战计划的专家。来到台湾之后，他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密切参与了以夺回大陆为目标的“反攻大陆计划”的制订。同时他也是白团于1968年解散时，最后留在台湾的五人之一。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在这个时期，有数百名陆海军人员分别接受了小笠原以及其他白团发起人的征询——是否愿意渡海前往台湾。其中最后接受邀约的大约有100人，实际混在货轮里面、偷渡到台湾的总人数为83人。
在战后亚洲混乱的国际情势中，绽放独特异彩的地下军事顾问团——白团，就这样开始了它的行动。
驱策他们前进的动力是什么？
然而，若是仔细想想，这些日本人明明与蒋介石在战争期间相互厮杀了长达8年之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却又甘冒诸多风险，渡海协助蒋介石呢？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非做出这样的抉择不可呢？反过来说，蒋介石又是因为什么要邀请日本人助阵，并将这样的念头转化成实际层面的白团招聘呢？
要是让作为反共作战的一环、为了军事援助而前来台湾的美国人发现白团存在的话，他们铁定会大为惊愕、无法理解，并且会做出激烈的反应，要求蒋介石把这些人驱逐出去吧！正因如此，至少在日本为美军所占领的这段时间，以及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白团的存在一直都是极机密的事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白团之所以持续这样的地下活动超过20年，其理由究竟何在呢？
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报答蒋介石‘总统’的恩义”。
日本投降当天，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演说；在演说中，他呼吁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和解，要善待日本人民，而后来在处理日本问题的时候，他也力倡所谓的“宽大政策”。
蒋介石的“宽大政策”，包括了维持天皇制、放弃战争赔偿，让日本军民在平和的状态下离开大陆等。正因为有感于蒋介石的恩义，所以这些燃烧着“正义之魂”的军人才纷纷渡海来到台湾——这个简单易懂的故事，被大家当成了真正的白团故事，并且一直流传了下来。
然而，追根究底，战争也好，军人也好，真的都只是照着这么单纯的心情与准则在行事吗？这样的故事，简直就跟那些以纵横中国东北地区的马贼与浪人为题材的电影所描述的内容没什么两样，不是吗？自从2008年我在公之于世的蒋介石日记中，发现众多有关白团的记述之后，这个疑问便始终盘旋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人类社会是由表面的原则，以及内在真实的想法所共同构成的。没有表面的存在，则人也将无法继续生存下去。世间一般将这种显露于表面、冠冕堂皇的原则，称为“大义”。我并不打算否认“报答恩义”这种使命感，是白团之所以采取如此大胆行动的原动力之一；但是，作为以调查事实为职志的新闻记者，经常思考“事情是否并非只是如此呢？”可以说是一种习惯。为此，我不仅想观察白团强调“大义”的表面，更想挖掘出隐藏在这种表面之下的“真心”。
这本书，正是在过去7年间埋首探寻蒋介石的“真心”以及白团真实身影的我将自身探寻的经历归纳汇整的结果。
[1] 日本著名的军人兼实业家，战后一度被苏联拘禁，脱离俘虏之身后成为大商社伊藤忠的掌权者，山崎丰子的《不毛地带》即以濑岛龙三的生平为蓝本写成。
[2] GHQ的统治政策之一，禁止战犯、旧日本军人、军国主义者等人士从事公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