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河文明：农耕帝国起源之谜
农耕化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跃进。单纯从事采摘活动时期的人类，严格来说都是未完全进化的人类。动物也大都靠采摘为生，却并不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文明。
从事狩猎的先民略好一些，食物来源多样化，而且形成了组织协同体系，原始部落因此形成。但是这种部落一般都极小，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生存，也谈不上有多余的人口来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农耕化以后的人类，才能算是真的进入了文明时代。
要想从采摘和狩猎的阶段进入农耕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大帝国，条件是很苛刻的。整个地球上，也就只有四处地方能行。一个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一个是中东地区的两河流域，一个是印度半岛的印度河流域，一个是中国的黄河流域。
这些地方能够进入农耕时代、建立农耕帝国，首先要有一条大河，为农业耕作提供足够的水源。
这条河必须足够大，能够养活足够多的人。因为农耕文明跟游牧文明不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必须分散居住，没办法永远处于战备状态，机动性很差，这就需要足够大的耕作面积来养活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从事国防。小河是不行的，小规模的农耕部落很快就会被周边的原始部落或者游牧民族征服。
光有大河还不行，还需要满足一些很苛刻的条件：河流附近要气候干爽而且温度适宜，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尤其是不能太冷，冷了作物就生长不起来。
同时，还不能有太多降水，不能有太多山地。如果这个地方雨水充沛，大河的两边就会生长出茂密的森林。原始条件下的人类，难以在森林里开垦出大片的耕地。尤其是，如果河流经过的地方多山，土地坡度较大，大量的降水会不断冲刷地面，带走地表土中大量的有机质，只留下贫瘠的沙土地，难以种植根系比较浅的农作物，只能生长根系很深的树木。只有气候比较干燥，河流周边地势平坦，没有大片的山岭和浓密的森林，然后每年河流泛滥，泥沙会淹没周边的一些地区，才能形成开阔而肥沃的土地用来播种农作物。
地球上能够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地方并不多，在原始耕作水平下就能实现农耕化的地区也就非常少。
像南美的亚马孙河流域和西非的刚果河流域，虽然拥有世界流量第一大和第二大的河流，但是降水量太大，表层土就会因雨水长期冲刷而变得贫瘠，河的两岸又是茂密的热带雨林，不可能较早实现农耕化。
完美符合以上全部条件的是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尼罗河的上游降水丰沛，水量非常大。但在其中下游地区，由于海洋季风不往这个方向吹，一年到头很少下雨，非常干燥，旁边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河水基本就是从沙漠中间流过。
每年夏季，上游就下暴雨，下游河水泛滥。从上游冲下来很多的泥沙，就堆积在河流两岸，形成肥沃而平坦的适合耕种的土地，原始人类可以很容易地在上面播种。埃及这个地方因此就成了人类农耕文明最早的发源地。
仅次于埃及的农耕文明发源地是埃及东北边的两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中东这地方也十分干旱，有大片大片的沙漠。古巴比伦、波斯帝国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7～13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13～20世纪），都是依托这两条河的农耕文明形成的陆权帝国。
相反，在埃及对面，隔着地中海的欧洲，那里也有两条大河：一条是莱茵河，一条是多瑙河。由于地中海的风向是往北吹的，所以埃及不下雨，但是欧洲降雨量丰富。这两条河两岸森林茂密，很难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在欧洲地中海北岸靠近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一些地方，由于受到埃及和两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影响，也缓慢地发展出古代希腊和罗马文明。但是比四大古文明要晚了数千年。
第三位适合发展农耕的就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了。
黄河水的部分来源是青藏高原的冰川融水，黄河也会出现季节性的泛滥，在中下游地区形成冲积平原，而其中下游地区位于中国北方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从太平洋刮来的东南季风经过南方大陆以后就减弱了，从印度洋刮来的季风则直接被青藏高原挡住了，所以这个地区降水不会过多，能够发展出早期的农耕文明。但它还是会受到东南季风的影响，比埃及和两河流域的降水量要大一些，所以农耕文明出现的时间稍微晚于古埃及和古巴比伦。
黄河下游地区降水更为丰沛，所以黄河文明首先出现在更为干旱的中上游地区，也就是今天西安一带的关中平原，由黄河的支流渭河冲积而成。这个地方南边有秦岭阻挡，比下游更加干旱，开垦耕地也就更容易一些。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位于西北地区的昆仑山、太白山（秦岭主峰）占有重要地位。上古传说中的“华夏始祖”黄帝部族便生活在黄河中上游平原和渭河平原一带。中国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周开始的。周的发源地也在关中平原。
中国的长江流域距离黄河流域很近，很早就有人类活动。长江水质清澈，物产丰富，非常适合航运。但是长江上游和中游流经的地区降水过多且两岸多山，山地一遇到暴雨就会大量流失表层土壤，适合农耕的只有山地之间的狭小平原。这些小平原无法供养足够多的人民和军队，很容易就被来自黄河流域大平原的农耕部族征服。长江下游以及它旁边的钱塘江地区，地势平坦，季风北上也较少遇到高山阻挡，降雨相对上游和中游地区要少一些，发展条件稍好。早在七八千年前，这里就种植了人工驯化的水稻，与黄河流域种植人工驯化粟（小米）和黍（黄米）的时间基本相当。在四五千年前，钱塘江流域还出现了良渚古城这样辉煌一时的文明，但有学者认为，它最终还是被来自黄河流域的农耕兵团征服了。从炎黄时期一直到北宋，北方的黄河流域始终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华农耕帝国的重心，长期以更为干旱少雨、地势平坦的黄河流域为主。
第四位适合发展农耕文明的，就是印度河流域。印度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游有丰富的雪山融水流下来。中游的两边都是高原，挡住了降雨的季风，中间形成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印度大沙漠（又叫塔尔沙漠）。情况与尼罗河类似，这里也很早就产生了农耕文明。
但是，印度河中下游平原的面积比较狭窄，发展空间有限。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印度河文明就被北方的异族征服了。后来随着农耕技术的进步，又逐步开发了东边的恒河流域，印度文明的中心也随之转移。
大河才能孕育文明，但降雨太多又会阻碍文明。这是一对有趣的矛盾。
不过，降水丰沛的地方一般日照充足，又有足够的水源。农耕技术发达以后，特别是人们学会如何防止降水冲刷山坡土地的养分以后（比如中国南方的水田、梯田），这些地方反而会“后发制人”，得到比干旱地区更高的粮食产量，甚至发展出更先进的文明。欧洲后来发展得比埃及和中东都要好，美国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产地之一，长江流域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恒河流域取代印度河流域成为印度半岛的经济中心，都与此有关。
二、天佑中华：华夏文明的特殊之处
在古代四大农耕文明中，华夏文明是非常有特点的。它有三个“最”：最封闭、最广阔、最艰苦。
第一，最封闭。
这是华夏文明最幸运之处。华夏文明之外的另外三大古文明都在地理上互相连通。
中东的两河流域位于四大文明的交通要道上，四周无险可守，所以这个地方战乱最频繁。从古巴比伦王国的建立到古代波斯帝国的入侵，然后是马其顿地区的异族入侵，再然后是罗马帝国入侵。罗马帝国衰落以后，阿拉伯帝国统一了这一地区，时间长达数百年，催生了空前的文化繁荣。后来又被蒙古帝国入侵，接着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最后就是西方殖民者的进入。可以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
埃及靠近中东，通过西奈半岛跟中东地区连接，同样无险可守。一般称霸中东的帝国也会顺便征服埃及。现在大家干脆就把埃及也视为中东的一部分。
印度东西两面都是大海，北边是青藏高原，看起来很封闭，但是在西北角的地方有一片开阔的高原地带通往中东地区，可供大兵团出入。历次外敌入侵都经过这条通道。印度本土的古文明早在中国商朝的时候就被雅利安人征服了，还形成了今天的种姓制度，雅利安人是高种姓，而印度本土居民则是低种姓。后来，波斯人、大月氏人、匈奴、突厥等民族又来入侵印度。16世纪初，它又被改信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后裔入侵，在此建立了莫卧儿帝国。这是古印度最后一个古代帝国，后来就是西方殖民者的海上入侵了。
由于主体民族不断变化，三大古文明最终都没有传承下来。主体民族没有发生变化、主体文化流传至今的，只有华夏文明。
这种幸运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华夏文明被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跟另外三大文明隔开了。东南方向是大海。在古代，军队虽然可以翻越崇山峻岭，但是后勤物资跟不上。要想征服中国这种几千万人口的大国，大兵团行动没有充足的后勤物资补给线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北边的阴山—太行山脉不算太高，中间有一些山谷，蒙古高原上的骑兵可以长驱直入；在东北方向，燕山山脉靠近渤海湾的地方有一条平坦的通道，也就是从锦州到山海关的这么一段地区，今天连接东北和北京的铁路、公路也都是沿着这个地带修筑的。中国历史上两次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第一次是蒙古族，第二次是来自东北地区的满族，就是因为在地理上存在这么两个缺口。
不过，北方处于寒冷地带，人口非常稀少，这些少数民族虽然偶尔能成功入主中原，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小，无法取代中原文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不到100年就覆灭了，满族人和汉族人现在在外貌和生活习俗上也几乎无法区分。这两次入主中原最终没有毁掉中原文明，蒙古族和满族也成了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
第二，最广阔。
在这片相对封闭的空间里面，适合人类生活居住的腹地最为广阔，比另外三大文明的发展空间都要大。我们的先辈从黄土高原开始发展，接着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然后开发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最后开发长江中下游地区和珠江流域。其中既有适合农耕文明早期萌芽的干旱地区，又有适合农耕技术发达以后可以开发的长江、珠江流域。中国最后供养了好几亿人口。在农耕时代，人多就是硬道理。外敌入侵、自然灾害在庞大的人口基数面前都不过如沧海一粟，不足以动摇中华文明的根基。
第三，最艰苦。
中国是世界两大自然灾害带——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据统计，20世纪80%以上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作为这两大灾害带交汇点的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难发生频率最高、受灾最严重的国家。
我们的祖先几千年来，不断地被训练着如何面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灾害并生存下来。这种能力已经融入我们的基因。如果用达尔文优胜劣汰的观点来分析，也可以说：只会埋头种地、不懂得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基因，在中国很快就会被淘汰掉。活下来的都是既聪明又能吃苦的人。这样说有点残忍，不过应该符合历史事实。
在形成古文明的四条大河中，黄河是“脾气”最不好的一条河流。这从它的形状上就能看出来。另外三条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隔得很近，而且在下游合流了，所以也可以算作一条河）都是比较直地从源头流入大海。唯独黄河从青藏高原自西向东奔腾而下，然后突然掉头向北，穿过黄土高原，经过内蒙古高原，再拐一个大弯向南直奔关中盆地，然后又拐道向东，经由华北地区入海，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形，一看就是一条非常“暴虐”的河流。
黄河上游穿过了黄土高原地区，携带了大量的泥沙，这让它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大的一条巨河。大量的泥沙给中下游带来了肥沃的冲积平原，但是长期的泥沙堆积让河道上升，甚至超过了地面的高度。这就让它很容易改道，也就是原来的河道太高了，河水冲出老河道以后就会寻找新的更低的河道入海。中国古代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黄河沿岸的原始部落不断跟水患战斗的反映。根据历史记载，商朝的时候至少六次迁都，主要原因就是黄河泛滥。
中国人现在成为世界上最勤劳、最能吃苦、最聪明的民族，与我们生存的恶劣环境密切相关。如果黄河也像尼罗河那样定期泛滥，带来肥沃的土地，那么中华文明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光辉灿烂。
在公元前602年至公元1938年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规模的改道26次[1]。也就是基本上每隔100年改一次道。几乎每一次改道都会造成巨大的灾难，并带来农耕区域的变化。中国古代王朝，中央政府大的行动主要就是两件事：第一是抗击外敌入侵或者平定内乱的军事行动，第二就是治理黄河。
在长期跟水患战斗的过程中，华夏民族很早就学会了如何组织起来。因为治水是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依靠单个部落的力量无法完成，需要很多原始部落联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治水领袖掌握了巨大的权力。
中华农耕文明的历史若纯从考古而言，可以追溯到距今约一万年前甚至更远；若以非神话的半信史传说而言，则可以追溯到约五千年前的炎黄时代；若以考古与历史记录共同支持的信史而言，目前最多只能追溯到夏朝。夏朝的建立人是大禹，一个依靠治水而获得政治权威的英雄人物，其事迹介于信史与半信史之间。大禹治水的范围遍及黄河、淮河和长江流域，经常需要跨越地域和部族大规模组织动员。有一次，大禹召开部族首领会议制订治水计划，防风部落的首领迟到了，大禹就把他杀掉以树立权威，强调纪律。许多治水行动在河流的上游进行，但主要的受益者却是下游的部族。因此，必须强制要求下游也投入人力和物力支持。地方向夏王朝提供劳役和赋税的制度因此形成。这样，原始部落联盟就逐渐走向了君主制的文明国家形态。
由于身处最艰苦的耕种环境，中华文明在国家组织和政治文明方面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又由于最广阔和最封闭的生活环境，这个文明才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延续至今。
三、帝制时代：郡县制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
自然条件的这三个“最”，最终促成中国古代采取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来治理国家。这一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深远持久。
君主专制制度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以极高的效率把全中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对抗外敌入侵，治理水患等自然灾害。其中主要作用是抵御外敌入侵。
中国的专制君主，其权力来源于战争，其身份定位主要是军事领袖兼帝国元首，即“君权来源于军权”。中国古代的国家大事，一般会被叫作“军国大事”——军务的重要性排在政务之前。政府关心的事情主要就两个：一以耕，一以战。也就是鼓励农业生产和组织战争，以耕养战，以战保耕。
中国幅员辽阔，古代的信息传输手段却非常落后。比如，唐代对邮驿的行程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行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空舟逆水行船时，每日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他60里；顺水时不分轻舟重舟一律规定为100～150里。[2]
从这个规定看，最紧急的军情传送也就每天500里。唐朝安史之乱的时候，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附近）起兵，从范阳到长安今天走高速公路大概1100公里，合2200里，当年的官道肯定要绕一些，距离大概就是3000里，消息过了6天才能传到长安。这已经是最紧急的军情了，平均传递速度还不到每天500里。这是每30里路换一次马、每一两百里路就换一次人、日夜不停地狂奔才能达到的速度。大部分情况下不可能这么快，把水陆传递速度平均下来，估计信息传递速度也就每天150里路。按照这个速度，当时的都城长安与今天北京或者南京进行政务联系，大概一趟就要20天左右，来回一次就是近一个半月。各地进京办事，官员们走得还要更慢。偏远一点的地方去长安一趟，来回就是小半年。
古代中国如果不搞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啥事都要协商一下，来回讨价还价几回，北方异族早就打到家门口了。
如前所述，汉朝抗击匈奴的战争，需要动员的青壮年劳动力就可能超过200万，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向分布在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内的几十万个几乎与世隔绝的村落征收粮草和征集士兵，然后组织远征。这种组织力量非常可怕，而且必然会遇到激烈的抵抗。比如，江南地区的人民感觉不到异族的威胁，很多人不会有兴趣缴纳军粮或跑到北方的大漠去战斗。所以，必须要有非常强有力的政府组织，才能集合这些战争资源，捍卫华夏文明。
君主专制制度在今天已经落后于时代了，但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先进的政治制度。欧洲在15世纪文艺复兴的时候，还是封建领主割据，一盘散沙。欧洲人听说中国的皇帝只需要坐在朝堂上点头和摇头就可以决定国家大事，就好像听见神话一样。
“封建”，从汉语的字面上理解，就是“分封土地，建立政府”的意思。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封建领主一家建一个城堡，管理着城堡周围的土地。领主的身份世袭，不由国家委派。这一片地方，就是领主的小王国。他们在这里面可以向农民收取租税，行使司法行政等各项权力，还拥有自己的私人武装。这些私人武装只对封建领主效忠，不对国王效忠。国王只有在自己的武装比较强大的时候，才能指挥得动封建领主。这种西方学者眼中的“封建制度”，跟中国的“分封制”比较像。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夏朝、商朝和西周就是封建社会，齐楚燕赵这些诸侯国就类似于欧洲的封建领主。
西周灭亡以后，中国进入了长达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大混战时期。经过500多年的战争洗礼，诸侯国的君主权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他们在诸侯国内部纷纷废除分封制，直接委派官员管理地方，确保国家资源可以根据君主的意志随意调用，为残酷的战争服务。秦统一六国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封国，全面建立了郡县制。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文官来管理各个地方，建立“中央—郡—县”的垂直管理机制。拥有土地的那些地主，只有从土地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权力，在其土地范围内没有行政司法权，更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
首次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郡县制的秦朝二世而亡，只存在了十几年。汉朝建立以后，国家精英们觉得秦朝的灭亡与郡县制有关。他们认为，封国君主世袭，只要中央政权在，他们的子子孙孙就永远都是封建贵族，对中央可能会更加忠诚，一旦出现地方内乱，封国的军队可以帮忙镇压。汉高祖刘邦接受了这个结论，有限度地恢复了分封制。但他还是担心封国作乱，所以只分封自己的儿子，而且死前还搞了一个“白马盟”，杀了一匹白马，跟诸位大臣立下盟誓：不姓刘的封王，全天下要一起讨伐他。
但是没过多久，汉朝就发生了“七国之乱”，起兵造反的正是这些姓刘的封王。其中带头的吴王刘濞就是跟皇帝血缘关系很近的一个封王。这说明封国本身就是中央政权最大的威胁，而封国造不造反、危害不危害国家稳定，跟是不是封刘姓的王也关系不大。
平定了“七国之乱”以后，中央政府就逐渐把所有封王的政治军事权力解除了。这些封王在分封的土地上只有收益权，也就是这部分土地的地租或者赋税归其享用，而其他权力归政府。这样，分封制其实也就名存实亡，变成了一种单纯的经济奖励。
我们现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所称的“封建社会”，是用马克思分析欧洲历史的结论来认识同时期的中国。所以有学者认为，中国在秦朝以前才是封建社会。从秦始皇到清王朝覆灭的这段时间，称为中国历史上的“帝制时代”也许更为准确。尽管封建制国家和郡县制帝国都遵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原则。但郡县制帝国的实际治理模式已经将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离，即土地的经营收益权归地主，治理权归地方官员，而且这种治理权不能世袭。这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
到了汉朝，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里面把这个问题讲得更明白了：享受国家俸禄的人，不应该再寻求其他经济收入。官员之家，就应该以俸禄为生，不能与民争利。这样他执法的时候才能公平地分配利益，人民才能安居乐业。[3]
从秦朝开始，政治权力内部又开始进一步细化分工，形成了一套更为复杂的权力组织体系。总的来说，帝制时代的中国政府组织可以这样理解：
皇帝为国家元首，掌握最高权力，下面军权、行政权和监察权“三权分立”。军队由皇帝直接控制，出征的时候才临时授予军事将领统兵之权；丞相担任政府首脑，行使行政和司法权力；另外设监察机构，由御史大夫监督政府行为，也有部分司法权，直接对皇帝负责。此外，皇帝本人还可以临时设立一些由宦官控制的监察机构，对整个文官和武将集团的行为进行监督，比较典型的就是明朝时期的东厂和西厂。
尽管每一个朝代的具体做法都会有所不同，但这个大的框架基本维持不变。我们研究中华帝国的崛起和衰落，有了这么一个大框架作为背景，思路就会清晰很多。
一个王朝兴盛的原因，一般就是皇帝励精图治，各个权力机构各司其职，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农业生产，并高效地调动国家资源来抵御外敌入侵，以及建设水利工程等公共基础设施。
反之，一个王朝的衰亡则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皇帝昏庸或者暴虐，文官集团贪污腐败，军事力量失去控制，等等。
王朝崛起的原因都是相似的，而覆灭的原因则不尽相同。
四、秦亡汉兴：汉武帝的“反‘封建’”斗争
秦始皇嬴政是一个拥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把目光放得很远，想为自己的王朝、为华夏文明开创千秋万岁的基业。他一统中国之后，很快就做出了统一文字、度量衡、货币等影响中国数千年的决定。他建立的郡县制沿用至今——县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地方行政单位。
除此以外，他还在北面修建长城，修建从首都咸阳通往今内蒙古地区的军事物资通道“秦直道”，向南派大军征服了南越，开凿灵渠，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纳入帝国版图，把中华帝国的“骨架”搭建起来了。
这些军事行动和公共工程如果一件一件去做，都是非常伟大的政绩，但他几乎把所有的事情都集中起来一块儿干，这就超过了人民所能承受的极限。
单纯做这些，也许还不至于把帝国推向灭亡，但他还在骊山修建规模浩大的陵墓和阿房宫。
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大型工程的兴建、个人的穷奢极欲，这三个方面加起来，让人民不堪忍受。于是，秦始皇死后一年就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
这就像是点了一把火，农民起义立刻风起云涌。战国时期各个诸侯国的贵族后裔也趁机加入了进来，形成了全面开花的战乱形势。
此时，中央政府的主力兵团正在远离中原主战场的地方：有30万军队在北方和匈奴交战[4]，有50万大军在南越[5]。这个时候版图太大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主力兵团来不及回来扑灭战乱，于是义军联盟很快抵达了战略要地函谷关。中央政府只能把在骊山修建宫殿的民夫临时武装起来，组成军队出战。这种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很快他们就在巨鹿之战中被项羽率领的楚兵团击败。
随后，农民起义领袖刘邦带兵攻入首都咸阳，秦王朝灭亡。秦王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被底层暴动推翻的中央政权。
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以后，他和他的继承人就吸取了秦朝灭亡的经验，开始搞“休养生息”：对外与匈奴议和，用和亲政策代替战争；对内什么工程也不搞，皇家用度也十分节俭。基本上就是除了管管治安以外，政府什么事情都不干。这就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黄老政治”，也就是体现了传说中黄帝和老子的治国理念。这段时期主要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的在位时期，因此又被称为“文景之治”。
对于“文景之治”，后世说起来一般都会津津乐道。但它同时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汉王朝的覆灭埋下了隐患。
这个问题就是土地兼并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发展壮大。
现代人提起“黄老政治”“文景之治”，很容易把问题想得很浪漫：政府什么都不管，大家就埋头种地搞生产，然后就国家富足了，人民生活也好了，简直就是童话世界一般。
其实那个时代的人跟我们现在一样，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童话世界。现实世界的人性并不完美，有贪婪之心。很多事情政府不管，就会有人钻空子占便宜，并不是所有人都老老实实地埋头搞生产。地方上的一些地主大户，对上贿赂官员，对下雇佣家丁打手，兼并土地，称霸一方。《史记·货殖列传》里面记载，大富霸一郡，中富霸一县，下富霸一乡一里。基本情况就是，几十年的休养生息下来，每个郡县都有了独霸一方的地主豪强。
当然，官员们自己也不会闲着，他们跟地主豪强结合，买房置地，搞得不亦乐乎。最后的结果就是《汉书》里面说的，“文景之治”结束后的汉武帝时期，已经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情况。几十年经济大繁荣的好处并没有落到底层老百姓身上。
汉武帝一边发动对匈奴的战争，一边开始严厉整治豪强。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杀，二是迁。所谓迁，就是把豪强地主强制迁往西北落后地区，分给他们一大片荒地自己去开垦，原籍的土地由政府没收，分配给当地农民。当时迁徙豪强的标准主要就是：凡家产300万钱以上的，而且家里房子占地面积和高度超标的，一律迁走。
汉武帝的铁腕引起了利益阶层的强烈反抗。他们对皇帝没有办法，就攻击政策的执行者。那些被汉武帝派往各地查办豪强的官员被称为“酷吏”，纷纷因各种贪污举报或政治诬告而下狱。
最严重的事情发生在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汉武帝的“酷吏”江充跟太子发生了激烈冲突。太子刘据一向为人敦厚，但是长期处于深宫之中，对地方和底层的情况缺乏了解。豪强地主阶层既然搞不定皇帝，就把希望寄托在“接班人”身上，不停地通过各种渠道向他反映“酷吏”如何迫害老百姓，制造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惨剧。
实际上，“酷吏”们迫害的并不是普通的底层百姓，而是地方豪强。这里面冤案肯定很多，“酷吏”收黑钱搞栽赃整人的事情也不少，这是不可避免的。汉武帝一方面任用“酷吏”，一方面“酷吏”只要被举报犯有贪污或者滥杀的罪行，并且证据确凿，也坚决予以惩处。这是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
以刘据的社会阅历，他不可能了解老百姓和豪强的区别，他认为父亲跟秦始皇一样在搞“暴政”，国家可能会像秦朝一样灭亡，他可不想当秦二世。因此，刘据就处处与“酷吏”为敌。他不懂得，父亲其实是在努力修补帝国制度的一个重大缺陷。
当时汉武帝已经66岁了，健康状况也不好。江充等人害怕武帝死后他们会被整肃——这几乎是一定的，便利用汉武帝生病去城外宫殿休养的机会，以搜查“巫蛊”为名，从太子府里面搜出来了一些针扎小人，上面有武帝的生辰八字之类的东西。江充想要以此为证据，告发太子想咒死皇帝、早日继位。
刘据得知以后，慌乱之中竟然发兵将江充等人杀掉。江充的亲信逃脱，急报太子谋反。
汉武帝起初并不相信，派人去了解情况。刘据起兵杀人之后头脑发昏，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向武帝通报，而是占领宫城，大肆搜捕江充余党。武帝的使者被吓得不敢进入城内，根据外围的情况就认为太子已经谋反。武帝这才下令发兵。刘据也是横下一条心，竟然跟父亲派来的军队硬拼。汉武帝的军队是当时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刘据那点乌合之众不是对手，最后他兵败自杀。
汉武帝死后，豪强势力反攻，“酷吏”遭到整肃。100年后，皇太后的侄子王莽（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儒家知识分子，生活俭朴，以建立一个儒家理想国为人生目标）利用太后的信任和个人声望夺取皇位，又开始了新一轮抑制豪强的改革。王莽试图把全国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平均分配，但是他的权力并不稳固。他的改革方案比汉武帝的还要激进，但他却远远没有汉武帝的威信和政治才能。改革最终失败，王莽本人也被杀掉，汉朝后裔刘秀夺回皇帝之位，建立了东汉。在开国之初短期打击豪强之后，东汉最终还是走上了跟西汉一样的豪强称雄的道路。
除了土地兼并以外，汉朝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始终没有建立起合适的官员选拔制度。那个时候还没有科举制，主要是靠下面推荐和上级考察相结合的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察举制”，后来又叫作“举孝廉”，即让有孝心的人进入官场，让清廉的官员被提拔。
孝和廉的判断标准非常主观，容易弄虚作假。什么样的人能被“察举”、能当上“孝廉”，没有一个说得清楚的标准。越是地方豪强子弟，越容易打通关节，被地方官员“推举”。官员之间也会互相推举，你提拔我的孩子，我提拔你的孩子。这是必然出现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举荐豪强子弟的行为越来越赤裸裸，不是豪强家庭出身的子弟基本没有做官的机会，最终形成了豪强问题的加强版——门阀政治。
豪强主要在地方上称王称霸，“门阀”则是一些超级大豪强在中央称王称霸。这些家族的子弟仅凭出身就能获得中央的高级职位，比如后来跟曹操争霸的袁绍，他们家就号称“四世三公”，也就是连着四代人都担任“三公”[6]领导职务。这样的门阀家族，一般被称为“士族”。
到了这个份儿上，皇帝的权力就基本被架空了：地方被豪强控制，中央政府官员由门阀世袭。豪强是郡县这一级的武装地主，门阀就是国家级的豪强。秦始皇建立的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权力分开的郡县制度也随之失效，“分封制”意义上的封建制度“复辟”。
所谓“封建复辟”，就是说：夏商周时期的“封建制度”指的是“封土建制”，即分封大片土地的人同时被授予土地上的政治治理之权；尽管这个制度被郡县制代替了，但通过土地兼并的方式，大片的土地再次集中，并且有大片土地的人利用政治腐败和“察举制”变成了政府官员，或者政府官员利用权势霸占大片的土地，地主阶级和官僚阶级合二为一，最后形成豪强和门阀集团。
这个集团的特点是政治权力和生产资料所有权一体化，跟夏商周时期或欧洲中世纪的封建领主的特点一致。这个集团掌权，就可以称之为“封建制度”的“复辟”，皇帝制度名存实亡了。
秦朝的皇帝和夏商周的君王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区别就是：商周的君王通过诸侯来治理国家，诸侯的位置是世袭的，而且在诸侯的封地内部，政治、军事、经济都由诸侯说了算；而秦朝的皇帝，则直接选拔官员来管理国家，政令畅通无阻，官员只是职业，不能世袭。当皇帝失去了选拔官员的权力，只能根据世袭血统来分配权力的时候，皇帝制度就退化成了跟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制度差不多的东西。
按照帝国政治设计，官僚集团应该和地主富豪阶级脱钩，也就是说做官的就不应该拥有大量的生产资料或财富，当地主富豪就不应该做官。只有这样，政治权力才能制衡经济权力，保障社会公平。如果官员不能抵制经济利益的诱惑，通过被动受贿，或者主动出击强取豪夺别人土地等形式，变成了大地主、大富豪时，慢慢地，他们的利益就跟地主富豪一致了，掌握大量土地和财富的人同时也掌握政治权力，也就是恢复了“封建制度”。
随着土地兼并规模的扩大，地主和官僚勾结的情况日益严重。汉武帝逐渐发现：在他的官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封建主义”的当权势力。这些人希望帝国回到“封建主义”的道路上去，让大土地所有者在其拥有土地的范围内代替政府行使权力。这是不利于帝国统治的，对皇帝不利，对老百姓也不利，只对豪强地主和腐败官员有利。为了打击这些封建势力，汉武帝任用酷吏，杀贪官，徙豪强，把大地主的土地没收了分配给农民。
五、魏晋风度：门阀政治的终极产物
汉武帝的改革让汉朝重获生机，使其进入了长时期的繁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地主豪强做大和官僚体系腐败等问题又逐渐严重起来。东汉王朝建立159年后，社会矛盾终于激化到了非暴力不能解决的程度，底层人民发动了黄巾起义。地方豪强组织私人武装，把这次农民起义扑灭了。但是豪强势力也因此坐大，以前他们只是和政治结合，现在则进一步掌握了军队。中央政权因此完全失去权威，国家进入了豪强武装主导的军事割据时期。
各地军阀互相征战的结果是：曹操集团占据了北方的黄河流域，刘备集团占据了四川和汉中地区，孙策、孙权集团占据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这些人都是依靠豪强地主的支持，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的，但他们都不是来自最高贵的豪门望族。这也说明，豪门大族经过上百年的权力世袭已经非常腐朽，不能培养出具有卓越才能的乱世英雄。
三个军事集团的领袖都陆续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政策措施。由于国家没有统一，他们也不可能像汉武帝那样采取彻底的手段来整治豪强，否则政权就有被内外势力勾结起来颠覆的危险。
公元220年，大权独揽的汉朝丞相、北方军事集团的首领曹操去世。他的儿子曹丕和门阀家族达成政治交易，确定“九品中正制”，将家庭出身的高贵程度作为选拔官员的主要标准。这也就否认了他父亲抑制豪强、任人唯贤的政策，重新在制度层面认可了门阀大家族的政治特权。
作为回报，这些大家族支持曹丕称帝，逼迫汉献帝禅让。汉朝灭亡。
曹丕背叛了他父亲的政治路线，通过跟门阀政治结合的方式来篡夺皇位。同时，这也为他的魏帝国埋下了灭亡的种子。
曹家并不是门阀世家。曹操的父亲曹嵩是大太监曹腾的养子[7]，虽然也做到了“九卿”高位，后来还花钱买了一个“三公”的头衔，也算是位极人臣了，但只有一代人的积累，不能算是“世家”或者“士族”。特别是曹腾属于宦官集团，更是被门阀世家看不起。
士族、世家一定要世代做官，而且有大量的土地，有一个由无数大中小豪强地主组成的家族集团，依靠家族共同的政治经济实力来支撑权力。像司马家族，其祖先在项羽称霸的时候就被封王，后来子孙世代居于河内，是当地最大的地主集团，在东汉中后期每一代人里面都有中央级官员，这才能称为门阀士族。宦官都是最穷人家的孩子被迫阉割入宫，是直接从皇帝那里获得权力，从本质上是跟门阀家族的权力来源有冲突的。
曹操的父亲虽然是“三公”，但曹操本人只做到了一个议郎的小官，没什么实权。作为“三公”的儿子，这个位置算是很低了。
黄巾起义爆发，天下大乱，曹操自己拉起一支队伍南征北战，统一了中国北方。他军权在握，门阀大家族不得不向他低头。他们仍然跟对付汉武帝一样，在“接班人”身上做文章，利用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机会，跟两个接班人都结成了政治同盟。曹丕主要依靠司马家族，曹植主要依靠弘农杨氏、清河崔氏。最后不管谁上位，门阀政治一定会复辟，原因不在于继承人的政治立场，而在于他们没有曹操的军事权威，要想平稳执政，必须要有大门阀家族的支持。
曹操定下来曹丕继位以后，就杀掉了杨修和崔琰这两大家族的代表人物。但这无济于事，家族势力不会因为死掉某几个人就消亡了。“九品中正制”确立以后，门阀家族很快就联合起来对付皇帝。曹家毕竟不是豪强士族，大家觉得政权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可靠。魏帝国立国45年后，大权在握的司马家族仿照曹丕的手法，逼迫皇帝曹奂禅让，建立了晋帝国。
晋帝国是一个纯粹由门阀家族建立和统治的政权。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这些特权家族已经非常堕落，家族上层从一生下来就锦衣玉食，等着朝廷给官做，根本不知道民生疾苦为何物。皇帝司马衷听说农民因为没有粮食而饿死，却问“何不食肉糜”，就是这个背景下闹出来的笑话。所以晋帝国从一开始就不具备一个新朝代的那种革新气象，它能够统一中国，主要原因是南方的政权也被豪强家族控制，变得同样腐朽。南方的豪强势力并无兴趣维护刘备和孙权后人的统治，反而很倾慕“九品中正制”，北方的大军一到，他们就投降了。
刚刚完成国家统一，晋帝国内部就爆发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八个亲王为了争夺皇位，在各自豪强势力的支持下展开内战。这再一次证明，“封建制度”不可能维持国家统一。只要允许地方豪强掌握武装力量，国家一定会陷入混乱。
夏商周时期，“封建制度”能够基本维持而不至于发生全国性的大混战，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各地之间的道路交通也不发达，诸侯国要想对外发动战争，后勤物资运输线跟不上。所以，这种分封的状态可以勉强维持。中央政府本质上只是最强大的诸侯国，由它来组织各国共同对抗异族入侵；还有就是起到一个仲裁机构的作用，协调诸侯国之间的矛盾，减少内部战争。
周王国消灭了商王国，其实就是周部落战胜了商部落，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商部落的人被强制迁徙到中国各地，他们失去了故土，就开始利用原来的部落关系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所以后来的生意人就被叫作“商人”。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可以养活更强大的军队，更多的道路被开拓出来，跨国长途物资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商人”可以很方便地在各个诸侯国之间做生意。这个时候，分封制就失去了存在的生产力基础。诸侯国之间开始大打出手，大诸侯国不停地吞并周边的小国。到了战国后期，粮食产量和交通条件已经可以支持数十万人的兵团在整个黄河流域自由行动，中国统一的条件也就成熟了，“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时代来临。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取代了诸侯割据的分封制。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案例。
到了魏晋时期，农业生产和道路交通更为发达，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都可以随时发兵四处征讨，他们之间不可能和平共存。任何势力只要稍微强大一点，都想趁机消灭周围弱小的邻居，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安全感。
中原地区的混战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侵创造了条件。公元316年，晋帝国立国51年后，首都洛阳被匈奴攻陷，西晋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重建政权，东晋建立。在北方，五大少数民族和汉民族纷纷建立政权，彼此之间继续混战。阶级矛盾、政治矛盾、民族矛盾集合在一起，冲突杀戮不断，整个国家陷入了空前的动乱。
偏居江南的东晋帝国仍然继续搞它的门阀政治，内部始终动荡不安，直到公元420年亡于军事政变。此后，中国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合称“南朝”。在这期间，门阀政治仍维持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