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九品中正制”时期，也就是魏帝国、西晋、东晋以及宋、齐、梁、陈时代，门阀士族过着一种非常舒服而又糜烂的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了解民间疾苦，不懂得实现人生抱负，每日醉生梦死，养了一大批文人墨客，玩弄诗词、书法、音乐。因为他们从生下来就不缺钱，所以自视清高，鄙视物质生产生活，形成所谓的“魏晋风度”。
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晋著名的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他们出生于琅琊王氏，这是一个兴起于山东的门阀世家。西晋战乱的时候，该家族集体南迁，因拥戴东晋第一任皇帝司马睿有功，而成为东晋数一数二的大家族。当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的说法，就是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拥有天下。王羲之父子二人从小养尊处优，除了练习书法以外，什么都不会。但是国家仍然根据出身给他们大官做，又当刺史又当将军的。他们既不懂政务，也不会打仗，只不过领着国家的俸禄继续玩书法，纠集一大批“名士”成天吟诗作赋、喝酒寻乐，然后感慨人生苦短。名篇《兰亭序》就是这么写成的。
琅琊王家还出了一个很有名的人，叫王衍，他是西晋末年的宰相，竟然以从不过问国家大事为荣，天天跟人清谈老庄哲学。最有名的典故就是：他嘴里从来不会出现“钱”这个字，因为他觉得钱这种东西太庸俗了。有一天他的妻子跟他开玩笑，趁他睡着的时候在床上床下都堆满了铜钱，心想他起床看到了肯定会说“钱”字。结果他起来以后却说：除却阿堵物！也就是“把这个添堵的玩意儿给我挪开”。后来就有很多文人骚客喜欢向王衍学习，把钱称之为“阿堵物”以显示自己的清高。
西晋兵败后，王衍被俘，对方的将军石勒问他兵败原因。他却说，我是研究老庄哲学思想的，从来不过问国家大事，啥都不知道。石勒这个人出身底层，从小就被当作奴隶贩卖，父母都死于暴政的迫害，听到这里勃然大怒，说：“你是国家的宰相，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名动天下，竟然宣称自己对国家事务完全不知道。好好一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种人弄垮的。”于是把他活埋了。
所以说，魏晋时期这种所谓的“风度”，并不完全是什么值得追慕的好东西，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不过是权贵阶层生活糜烂的产物。王衍们的“风度”，是建立在石勒这种底层老百姓悲惨命运基础上的，二者之间有一定的因果关系。这些“魏晋名士”之所以自命清高，并不是他们真的不喜欢钱财和权力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而是钱财和权力来得太容易的缘故。
六、佛教西来：魏太武帝和周武帝对佛教的世俗化改造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发生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佛教的传播和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古印度，东汉时传入中国。魏晋时期，天下大乱，佛教有关轮回转世的说法很容易被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所接受，他们希望可以通过信佛来让自己的下辈子过上美好的生活。腐败的统治阶级把它当成了让人民放弃反抗现实压迫和痛苦的有力工具，因此大加宣传和推崇。
中华文明作为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社会的文明之一，很早就实现了宗教与政治活动的分离，从宗教社会进入了世俗社会。战争、治水和农业耕作，都是社会文明世俗化的重要驱动力。战争和治水活动要求领袖人物必须按照客观规律行事，否则就会遭遇失败。农业耕作带来的定居环境，可以大大降低人类对超自然力量的恐惧感。华夏文明由于很早就进入了农耕社会，文明的传承又一直没有断绝，世俗化程度也就长期领先于其他古文明。在上古传说中，黄帝的孙子颛顼就曾经下令“绝地天通”，禁止民间巫师私自与天上的神仙沟通，将对天神意志的解释权收归君主所有。这是中华文明中世俗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斗争并取得胜利的最早标志。从可靠的文献记载来看，最晚到了西周，中国国家政权就已经完全世俗化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各大思想流派的政治观点各不相同，但在世俗价值高于宗教价值的问题上并无不同。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敬鬼神而远之”“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他强调对鬼神之说应保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只在形式上尊崇而实际上应完全按照世俗的价值观念去行动。
在世俗化国家中，最高权力由国王或皇帝掌握，不属于宗教领袖。宗教领袖只能为统治者服务，而不能掌握政治军事权力。中国君主虽然也会宣传“君权神授”这样的理念，但在实际操作上，讲究的是君主之于人民就好像父亲之于子女一样，既拥有伦理上的统治权，又必须承担让人民幸福生活的责任。世俗化君主治理下的政府，也由一群世俗化的官员来管理，他们的权力来源于君主任命，而不是神灵授权。地方官员可以组织求雨祭神之类的宗教活动，也可以禁止他们认为的扰乱社会的宗教活动。战国时期，魏国地方官员西门豹听说本地有巫婆煽动当地老百姓将年轻女子投入河中祭祀河神，以避免河神发怒制造水患。他就下令把巫婆丢进了河里，然后组织老百姓修建水利工程来消除水患，最后取得成功。
欧洲一直到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以后，才逐步摆脱宗教的统治，从宗教社会进入世俗社会。在社会形态方面，中国领先了欧洲最少2500年。世俗化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也是古代中国强盛的意识形态根源。在其他文明还在采用类似于用年轻女子作为祭品的方式来消灭水患的时候，中国的政治家们就已经忙着带领人民修建各种水利工程了。
中国古代一直有许多民间宗教，但早已被世俗政权所驯服，其教义主要为个人追求长生不老服务，或者为人们在面对生老病死等问题上提供精神寄托，主要集中于私人事务。宗教一旦进入公共领域，比如求雨、祭祀等活动，那就必须由政府而非寺庙主导。中国底层人民还喜欢利用宗教旗号造反，但真正掌权的是战争英雄而非宗教教主。佛教未传入之前，中国并不存在宗教特权阶层。
相反，在佛教的诞生地古印度，宗教特权长期存在，宗教祭司阶层的地位甚至高于帝王将相的地位。佛教也天然包含了宗教高于世俗的基本信念。佛教的传入极大地冲击了中华文明的世俗化传统。僧侣通过向统治阶层传教来谋求政治特权，为佛教寺庙争取到了各种免除税收和劳役的权利。各种土地只要被记入佛寺名下，就可以不用交税；一个人只要被佛寺认证为僧侣或者他们的仆从，就可以免除劳役。这造成了大量劳动力和社会财富向佛寺集中。无数僧侣不劳而获，不交税，不服劳役，还拥有大量的仆役和婢女，成为特权阶层。
被宗教狂热感染的皇帝和官员们疯狂修建佛寺，而不顾及自己的政治责任，其中最著名的是南朝的梁武帝萧衍。他原来比较相信道教，但接触到佛经以后，就变成了狂热的佛教信徒。他率领大小官员及随从数千人到佛寺门口跪拜，当众宣布自己皈依佛门，然后终日吃斋念佛，不过问国家大事。在萧衍的大力倡导之下，南朝佛教很快达到鼎盛，仅京城建康一处，寺院就多达500余所，僧尼10万余人。他亲自下令建造的寺院就有大爱敬、智度、光宇、解脱、开善、同泰等等。唐朝诗人杜牧在《江南春》中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该诗句反映了当年修建佛寺的狂热景象。
门阀家族的腐朽堕落与佛教逃避人生义务的思想结合起来，成为魏晋时期社会动荡的一大动因。在佛教这个外来宗教思想的剧烈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着从世俗社会向宗教社会倒退的巨大危险。在南朝，一些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抱有强烈责任感的儒家、法家、道家等传统中国学派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反对佛教的传播，努力捍卫中华文明的世俗传统。著名学者范缜写作了《神灭论》，大力驳斥佛教关于转世轮回、因果报应的说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梁武帝萧衍亲自下诏反对《神灭论》，还组织诸多御用学者与范缜辩论。范缜不畏强权，一一反驳，丝毫不落下风。
尽管如此，这种学者的抗议总归只是纸上谈兵，无力改变整个社会的大趋势。在门阀家族的腐朽统治下，佛教的传播在南朝愈演愈烈、无法遏制。
当南朝的门阀贵族沉溺于魏晋风度和佛教玄学中的时候，北方民族融合的大混战基本消灭了门阀贵族，在战争中崛起的各方势力开始利用世俗化的君主专制权力来向佛教宣战。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勒令50岁以下的僧侣必须还俗，要求其自食其力并履行劳役和兵役。同时拓跋焘禁止帝国官员供养僧侣，一经发现，被供养的僧侣和官员一齐处死。一些佛寺试图组织起来反抗，但遭到了严厉的镇压。这一政策极大地增加了帝国的劳动力和兵源，而且促进了土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帝国的实力，同时降低了普通人民的税收和劳役负担。公元439年，拓跋焘消灭北凉，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公元534年，北魏由于内部斗争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然后这两个政权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公元574年，北周武帝宇文邕效仿魏太武帝，再次灭佛。他下令全国的僧侣全部还俗，焚毁一切寺庙和经书。这个命令执行得相当彻底，最终毁掉了4万座庙宇，强迫300万僧侣还俗，增加了1/10的编户人口和大量的土地。最终的结果就是“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北周武帝借内部改革之威，很快消灭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在这场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血与火的斗争中，世俗政权取得了胜利，佛教被迫做出改变，开启了它的中国化进程，学会了如何与世俗社会共存，强调远离尘世的清修和思想上的开悟。僧侣不得再奴役人口、驱使婢女。信徒的施舍和自身的劳作取代收取地租，成为僧侣的主要经济来源。
七、杨坚复辟：中央集权的回归
中国北方经过超过200年血流成河的大混战，民族融合基本完成，在大量消灭了豪强地主的势力之后，其军事精英集团不仅具备了改造佛教的能力，也具备了消灭土地“封建制度”的能力。
公元439年，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均田制。这个后面再说。另一个很重要的改革，就是在农村地区建立“三长制”：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这“邻长”“里长”“党长”并称“三长”，职责是检查户口、维护治安、征收田赋、组织大家服兵役与徭役，属于准国家公务员，由县政府统一管理。
这个“三长制”的意义很大，它打破了西汉末年以来地主豪强实际上的封建割据。
我们知道，秦朝是国家一管到底，地方上不仅有郡县两级，乡里面还有亭长、里长。亭长、里长直接由县令任命，是领国家工资的公职人员[8]。
汉高祖刘邦就当过亭长，相当于今天的乡长。他负责组织本地区的农民去首都服劳役。在给秦始皇修建宫殿的过程中，他正好看到了秦始皇的仪仗队经过，就感叹说：“大丈夫就该如此。”还有一次他带人去服劳役，结果很多人中途逃跑了，因为秦朝劳役负担太重，刘邦根本管不住。按照秦朝的法律，这种情况下他会被治罪，甚至可能被砍头。刘邦一咬牙，干脆带着剩下的人躲进山里。等到陈胜、吴广起义以后，他才带着同行的人下山来攻占老家的县城，宣布“起义”了。
汉朝建立以后，继承了秦朝的乡村管理制度。但是到了西汉末年和东汉时期，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势力坐大，里长、亭长基本上就形同虚设了。这些名义上的国家官吏实际上就管不着乡村地区了，乡村事务都是豪强地主说了算。
从东汉末年开始的战乱时期，地方豪强纷纷成立私人武装，建设山寨堡垒等，保卫自己的地盘，管理土地上的人民，中央要征税、征兵等都要通过这些豪强。这种体制被后世称为“宗主督护制”，非常接近于古代欧洲的封建领主制。北魏强力推进“三长制”，就是努力恢复秦朝的中央直管农村的体制，用来取代“宗主督护制”。这标志着中央权威的回归。
后来北魏分裂成了东魏和西魏，随后这两个魏国又分别被北齐和北周取代。然后北周灭掉北齐，再次统一北方。
公元581年，北周皇太后杨丽华的父亲杨坚，利用皇帝年幼的机会掌握了大权，逼迫皇帝禅让，建立了隋帝国。公元589年，杨坚下旨发兵南征，消灭了南朝陈，统一了中国。
杨坚夺位的过程顺利得出奇：他既没有立下过什么军功，也没有治理国家的政绩，从亳州主管被提拔到丞相的位置只有一年，就先后杀掉北周的主要宗室成员，顺利登上皇位，夺位前后都没有发生过一点儿政治动荡，堪称权臣夺位的“最佳典范”。
杨坚能够这么顺利地夺位，主要是背后有汉族精英集团的支持。
经过200多年的民族融合，虽然表面上北魏、东西魏、北周的皇帝都还是鲜卑族，但这些少数民族的人数很少，文化程度跟汉族比起来也差得很远。汉族主要是受门阀政治的影响太深。门阀势力被消灭以后，来自普通家庭的汉族优秀人才很快就进入了国家统治阶层。到了北周的时候，行政和军事权力大部分都已经掌握在了汉人手中。
比较典型的就是杨坚的父亲杨忠，他在乱世中利用自己的勇气和才干，一步一步从流民、士兵成长为国家最重要的军事统帅。
这些汉人对中国长期处于鲜卑族统治之下很不满意。在这种情况下，杨坚以杨忠儿子的身份，代表汉族重新夺回皇权，整个过程显得顺理成章。他只不过是完成了汉族的最后一击，鲜卑政权在此之前其实早已被汉人接管了，除了皇帝是鲜卑族以外，其他实权派几乎都是汉族。所以杨坚并不需要进行很多复杂的策划，直接把皇帝家的亲戚抓起来杀掉就完事了，军方和文官集团方面都没有表示异议。
八、科举革命：走向鼎盛的帝国
经过了200多年的大分裂之后，统一中国的杨坚就像秦始皇一样，推行了很多影响中国上千年的改革，诸如制定完备的帝制法律体系《开皇律》、确立三省六部制等等，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了科举制度。这个制度成为门阀政治的终极克星，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最重要的制度基础。
杨坚对中国帝制时代的影响仅次于秦始皇。可以说，杨坚是一个具有秦始皇优点而没有秦始皇缺点的伟大君王。他跟秦始皇一样具备雄才大略，但是注意节俭，爱护民力，废除了苛刻的刑罚。他发动战争和修建工程主要都是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只求达到目的，不会好大喜功。他也没有耗费巨资为自己修建奢华的宫殿，其陵墓修建标准只相当于汉朝的公卿级别而不是皇帝级别。
经过杨坚20年的努力，中国完全复兴，版图、人口、耕地面积都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大规模。从各方面来看，隋朝都将成为一个辉煌的大一统王朝。不过它运气不好，遇到了中国历史上头号暴君杨广。
如果说杨坚有秦始皇的优点而没有他的缺点，那么杨广则正好相反，有秦始皇的缺点却没有秦始皇的优点。
我们前面说了，秦始皇同时干了三件事，超过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导致国家覆亡：发动对匈奴和南越的战争、修建长城和“秦直道”、修建超大规模的宫殿和陵墓。杨广在这三个方面一点儿不落地全干了：三次远征高句丽、修建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
按照隋帝国当时的国力，杨广如果只干其中任何两件事，帝国都不太可能灭亡。但他三管齐下，终于引起了跟秦末农民大起义一样遍地开花的大暴动。最后李渊、李世民父子出来终结了混战，建立了唐朝。
唐帝国借鉴了从北魏以来各个朝代的制度探索，力求彻底避免毁灭汉朝的门阀政治。它最重要的制度有两个：均田制[9]和科举制。
先来讲讲均田制。
均田制是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从经济根源上掐断门阀家族的命脉。
唐代田令规定了每户最多可以占有多少亩田地，一个青壮年男子的家庭上限大概是100亩。超过上限的要收归国有，不足这个数量的可以向官府申请补足。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太可能真的补足上限，这太理想化了。立国初期，由于战乱频发，官府手里有一些无主的荒地，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申请一点儿。如果某地大部分人都很缺土地，而有个别家庭土地太多的，则需要拿一点儿出来分配给没有土地的本地户籍农民。缺少或没有土地的人可以自己去开垦荒地，垦出来后归自己，通过申请授田的方式取得官府的事后承认。总之，就是想办法保障大部分小农家庭都有一块可供糊口的土地。
这个制度还限制了土地占有的上限，超标部分是违法的。按照法律，超过的部分要收归国有，然后再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不够上限的农民。
不同品级的官员所能拥有的土地数量的上限不一样：亲王最多可以有1万亩土地，一品官可以有6000亩土地，而最低的九品官只能有200亩，是普通家庭上限的2倍。[10]
官员如果违规侵占老百姓的土地，达到一亩以上就会被打60大板，最高的处罚是发配到边疆做两年苦役。这对于地主和官员勾结进行土地兼并而言是一个威慑。
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泽州刺史张长贵、赵士达，各占泽州境内良田数千亩，被举报之后，土地就被没收分给了贫民。唐太宗的儿子李治登基那一年十月，有人举报顾命大臣、当朝宰相褚遂良低价强买别人的土地，褚遂良很快就被贬职到地方上去当刺史。连宰相都会被贬职，可见唐朝前期对土地兼并惩罚之严格。
再来说科举制。
比均田制影响更为深远的就是科举制了。有了这个制度，国家终于可以比较独立、客观地选拔政治人才了。科举制度主要是一个“门槛”，进入官场以后还是要按照别的规则来决定官员能否升迁。但是这个“门槛”本身明确了官僚集团的准入条件：有钱的、没钱的，大地主、小地主、普通农民家庭的人，只要科举能够得到好的成绩，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这就从制度上切断了政治权力和经济实力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可能再有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出现了。
科举是人类历史上一项伟大的政治发明，它标志着帝国制度开始走向完善。中华帝制相对于“封建”国家，最重要的一个进步在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分立，有了非常坚实的制度基础，基于财产继承的经济阶级不再与政治统治阶层直接相关。中国从此有了一条社会中下层的杰出人物进入统治阶层的常态通道，无数英雄人物开始通过这条通道来践行自己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无须等待天下大乱的时机。
由于有了这么一条大通道，阶级之间有了流动的可能性，所以像东汉末年那么强悍而顽固的门阀政治就被消灭了，不可能再次出现。
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消灭是指消灭了享有做官特权的门阀世家，并不是消灭了名门望族，后世还有很多“书香门第”。一个家族能够连续不断地出现高官名士，那是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家族教育传承，能够持续地培养出优秀的后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门第”对社会进步是有益的。
没有了可以独霸一方的封建门阀家族，国家统一变得更为容易。从汉朝灭亡到隋朝统一，足足经过了369年的时间，接近4个世纪。这个时间太漫长、太恐怖了。春秋战国的混战时期，至少出现了诸子百家争鸣这样伟大的思想盛况，而门阀政治下的内战，则导致南北长期分裂割据，民族矛盾尖锐，政治腐败黑暗。
自从隋文帝杨坚建立科举制度以后，中国改朝换代的混战时间大大缩短。从唐朝灭亡到北宋基本统一中国，只用了70多年。此后，宋元明清四个大统一王朝之间都是“无缝连接”，再也没有出现过旧的王朝灭亡、新的王朝尚未建立的大混战时期。即使把农民起义的时间算进来，从唐末黄巢起义到北宋基本统一中国只用了100多年；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朱元璋统一中国，只用了不到20年；从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到清朝基本统一中国，也只用了不到40年。
这是因为地方上已经没有了封建割据势力，同时，优秀人才都被吸收进了垂直管理的官僚系统。新政权只要摧毁旧的中央政权，很快就能统一中国，并且继续沿用原来的管理体系。这使得中国人可以在帝制时代享有更长的和平时光，使得中华民族成为古代世界生活相当幸福的民族，中华帝制也因此成为人类古代历史上相当成功的国家制度。
【注释】
[1] 中共水利部党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黄河的经验与启示》，来自水利部黄河委员会官网： http://www.yrcc.gov.cn/xwzx/hhyw/202109/t20210903_232959.html
[2] 李世华：《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年8月。
[3] 原文：“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 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董仲舒最后总结了一句“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它跟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点接近，但并不完全一样。孔子说的是“君子”和“小人”的个人修养问题，而董仲舒把它变成了“庶人”和“大夫”的身份差异问题。也就是说，“义大于利”，不仅可以从道德层面来理解，还可以从政治层面来理解：想做官的人，就必须坚持义大于利；普通老百姓，才可以“求财利”。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古代著名的“义利之辨”，不仅是伦理话题，还可以是政治话题。它起到了推动权力和经济分野的作用：在商言利，在官言义。通俗点说，就是“做官不求财，求财不做官”。
[4] 《史记·蒙恬列传》：“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
[5] 《淮南子·人间训》：“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
[6] “三公”指负责政府管理的丞相、负责军事指挥的太尉和负责监察的御史大夫。东汉末年，“三公”的官职名称为司徒、司空、太尉。
[7] 有一种说法，说曹操是西汉第二任丞相曹参的后代。2013年，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对汉代丞相曹参的家族基因进行验证分析，显示曹参与曹操的家族基因没有关系。还有一种说法，说曹操的父亲原来姓夏侯，也被基因验证否定。现在看来，曹嵩应该是曹腾从他们家的亲戚内部过继的，曹家没有显赫的历史背景。
[8] 亭长、里长跟郡守、县令的主要区别是郡守和县令有回避制度，本地人一般不能当本地的县令，但亭长、里长则基本都是本地人。县令以上的官员是国家正式编制，会跨地域调动、升迁，而亭长、里长则不会纳入这个官员序列，属于基层自治机构的代表。
[9] 唐朝法令中并没有“均田制”或者“均田令”的叫法，这个名称是后人把北魏的均田制套用过来的。唐朝基本的土地制度安排是跟北魏的均田制一脉相承的。
[10] 《新唐书·卷五十五·志第四十五》：“一品有职分田十二顷，二品十顷，三品九顷，四品七顷，五品六顷，六品四顷，七品三顷五十亩，八品二顷五十亩，九品二顷”；“亲王以下又有永业田百顷，职事官一品六十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