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盛极而衰：中华帝国无法突破的300年大限
唐朝充分借鉴了前代的经验教训，以郡县制为骨架，以均田制抑制土地兼并，以科举制促进政治平等，把帝国制度推向了成熟。中华文明也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代：盛唐。
然而这个伟大的朝代终究还是消失了。在历史上存在了289年，在打破了秦、西汉、东汉、西晋、隋这五个大一统王朝的生存纪录之后，它永远地消失了。
秦朝和隋朝亡于暴君，两汉和晋朝亡于门阀。那唐朝亡于什么呢？
唐朝亡于“帝制的绝症”，一种帝国制度无法解决的致命缺陷。
帝制的绝症，有点像人类的癌症，它是一种“高级病”。在人类古代医疗史上，几乎没有癌症记录。但是到了现代，癌症成了人类的第一大死因。所以就有很多人觉得，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健康”，想要回到古代那种生活。
后来医学研究发现，癌症其实是跟人的年龄密切相关的一种病变。人的身体几乎每天都会产生癌细胞，但人在40岁前免疫系统比较强，可以杀死癌细胞，得癌症的概率极低，而过了70岁以后，免疫系统功能逐渐下降，得癌症的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所以环境好、收入高、医疗水平高的国家，癌症发病率比非洲高得多，关键原因在于人家寿命长。如果将来人均寿命超过100岁了，癌症发病率还会更高。
所以，癌症这种病是现代文明导致的“富贵病”。在近代以前，由于医疗条件太差，世界各国的人均寿命很少超过40岁[1]。在现代社会，像澳大利亚、挪威这些国家，人均寿命都超过80岁了，所以癌症就成了第一大致命疾病。
唐朝灭亡的原因，就跟发达国家有很多人死于癌症一样：唐朝把帝国制度的各种缺陷都完善了，王朝的寿命延长了，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导致帝国灭亡的致命问题就出现了。而这个问题又近乎绝症，帝国制度无法根治，只要达到一定时间，就一定会导致一个王朝的覆灭。
“帝国之癌”的病根是什么呢？从古至今，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论。关于病根的争论，对中国的命运影响极大。
这个致命的疾病从表面上看，就是到了帝国后期，土地兼并到了一定程度，农民失去大量土地，同时却还要继续承担沉重的税收和劳役负担。这就让他们越来越难以生存，最后只能暴力反抗，农民起义就这样发生了。
发生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即使在各种治世、盛世也屡见不鲜。只不过在正常年景，老百姓虽然生活艰难，但勉强还活得下去，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很快就会被政府镇压下去。只有当人民在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普遍面临生存困境的时候，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才会像火种一样形成燎原之势，无法被扑灭，最终烧遍整个中国，推翻一个大一统王朝。
中国的帝制朝代，最长的也没有超过300年。如果对应人的寿命100岁的话，立国210年的朝代大概就相当于人的70岁。基本上“70岁”以前的帝国都不会爆发毁灭性的农民起义，像东汉只持续了100多年，虽然爆发了黄巾起义，但不到一年就被豪强地主武装扑灭了。
西汉的统治持续了210年，刚好到了“70岁”这条红线，土地兼并问题已经很严重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的临界点眼看就要到了。然后，王莽出来篡夺了皇位，开始土地国有化改革。结果改革失败，这才诱发了大起义。所以，西汉还差那么一点点才能死于“癌症”，结果被治病心切的“庸医”王莽给葬送了，可以算是死于一次“医疗事故”。
西晋、东晋的灭亡都是因为门阀政治。北宋延续了167年，南宋延续了152年，其间农民起义不断，但都没有毁灭性的大起义，秦朝、隋朝是由于出现了暴君而“突然死亡”。元朝并没有完全汉化，蒙古贵族对百姓的压迫太厉害，它实际上也是亡于暴政。
剩下三个：唐朝、明朝、清朝，都是“年过七旬”以后才爆发毁灭性的底层暴动。黄巢起义爆发于唐朝建立后257年；明末农民起义的起点——“王二起义”爆发于明朝建立后259年；清末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于努尔哈赤建立金（史称“后金”）之后的235年，稍微提前了一点，这应该和鸦片战争有关：西方的入侵加重了底层人民的痛苦，让大革命提前来到。
二、黄巢起义：藩镇的崛起与关中地区的兴衰
有很多人认为，唐朝亡于藩镇割据。应该说，藩镇割据对唐朝伤害很大，但真正毁灭它的还是农民起义。
军权和地方政权分开是帝国制度的一大基石。唐朝因为疆域很大，和边疆地区信息往来所需的时间很长，为了方便对外作战，就在边疆地区设立节度使，集中掌握地区的军政大权，统管数郡。这最终导致了中央权威丧失、节度使军事割据的局面，史称“藩镇割据”。
唐朝中后期的地方势力大概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东北方向的藩镇。中央政府在关中地区，割据势力不听从中央调遣，也不上缴赋税，类似于独立王国。这些藩镇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一带。但是它们并没有完全独立，中央政府有时候也会派遣一些地方官过去，或者调一些官员到别的地方任职。只是中央无法委派掌握军政最高权力的节度使，而是由本地的军队自己拥立。这些节度使自己收税自己花，养活军队，负责抵御东北方面的少数民族入侵。应该说，他们虽然不服从中央，但还是履行了自己的边防责任。
第二种是西北边的藩镇。这些藩镇负责维护西北边疆的安宁。西北地区边防任务很重，但经济远远不如河南、河北一带发达，自己的赋税无法养活边防军，所以他们没办法脱离中央而独立。
第三种是东南地区的势力。这个地方赋税很充裕，但是没有边防责任，那个时候唐帝国还没有面临来自海上的威胁。所以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军队，也不可能搞军事割据。
因此，唐末的局面就是东北藩镇自己养自己，中央政权用东南地区的赋税来养着西北地区的藩镇。
黄巢起义爆发于东北方向的藩镇割据地区。这个地方的骄兵悍将中央管不着，无法无天，老百姓负担最重。但这些地区的兵力也最强大，起义军很难生存。于是他们就从藩镇突围，向南进入没有军事藩镇的东南地区，像浙江、安徽、福州、广东等地。
这个策略非常成功。东南地区物产丰富，又没有主力部队的阻击，所以起义军一路走一路抢钱抢粮。沿途农民也跟着参与进来，队伍越拉越大，最后积累了百万之众。
这个时候黄巢才挥师北伐，很快就攻陷了洛阳和唐王朝的首都长安。
应该说，起义军这一路都非常顺利，因为东北方向的藩镇军队对国家事务不感兴趣，任凭黄巢在东南地区发展而不加干预，而西北地区的藩镇军队又离得太远。这是起义军能够一路顺风顺水的重要原因。
黄巢攻陷长安以后，形势就完全变了。关中离西北方的藩镇很近，从西面和北面调兵过来都很容易。黄巢在江南地区横扫一遍就很快北上，属于流动作战，但他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赋税管理系统，军队一旦离开江南地区，就无法继续获得补给[2]。百万大军困守关中，粮草短缺，又要面对西北方面赶来的唐军主力，失败必然不可避免。
关于黄巢攻取帝国首都反而遭致失败的问题，还可以多讲几句。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在黄巢以前一直是“龙兴之地”，周王灭商的根据地就是这里。后来秦统一六国也是从这里出发的。
关中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是早期农业开垦最容易的地区。西安附近的黄河、渭河冲积平原沃野千里、物产丰富，而且它周围又被崇山峻岭环绕，向东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通往河南中原地区。这条通道上先后修筑了函谷关和潼关。要从关中地区向东攻占河南，比较容易；反之，要从河南向西攻打关中，就比较困难。所谓易守难攻，就是这个意思。占领了这个地方，中原地区势力强大的时候可以闭关自保；中原衰落，出兵函谷关吞并中原，就可以一统天下。
秦末农民起义推翻秦朝以后，当时很多人劝楚霸王项羽定都长安，但项羽是个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说：“一个人富贵了如果不回故乡，就如同穿锦绣衣裳在黑夜里行走，有谁知道呢？”他坚持把首都定在靠近老家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结果项羽刚走，被他赶到汉中的刘邦就派兵把长安占领了。
刘邦打仗的水平不如项羽，在中原地区跟项羽交战屡战屡败，但丞相萧何在关中源源不断地给他提供人员物资的补给，这就让他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项羽虽然不断地打胜仗，但实力却越来越弱。彭城地处中原之地，四周都是大平原，无险可守。后来刘邦派韩信北上占领河北。刘邦从西面进攻，韩信从北面进攻，最终形成合围之势。在彭城南面100公里的垓下（今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将项羽军队围歼，刘邦因此夺取天下。
南北朝的时候，北周定都长安，很容易就把定都河北的北齐灭掉了，也是同样的道理。
隋文帝杨坚夺取北周皇位以后，继续定都长安。公元613年，暴君杨广第二次“御驾亲征”高句丽，在河南负责军需供应的杨玄感发动兵变。杨玄感的谋士李密建议他立刻占领长安，杨玄感拒绝，最后兵败被杀。李密后来自己当了山东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当时杨广跑到扬州“南巡”去了，长安再度空虚。他的谋士也建议他赶紧占领关中地区，李密考虑到手下的将领和士兵大都是山东、河南一带的人，远离家乡的话可能会叛逃，因此也拒绝了这个建议。结果没多久，李密也同样失败了。
跟李密的谋士一样，同时看中关中的还有镇守太原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他们抓住机会从太原起兵，沿着山西吕梁山和太行山中间狭小的山谷，出其不意地进入关中平原，一举攻陷长安。然后以此为根据地，向东消灭了占据洛阳的王世充和占据河北、山东的窦建德，很快统一中国。
但是“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规律在黄巢占领长安以后失效了，而且是永远失效了。此后再也没有政权可以凭借关中平原夺取天下，再也没有大一统政权定都长安。
其中有两个原因。第一，关中平原经过上千年的开发，很多坡地、山地也被开发成为耕地，森林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特别是黄土高原地区，原来是富饶的耕地，面积是今天关中平原的好几倍，物产非常丰饶。但是经过长期过度开垦，水土大量流失，变得沟壑纵横、土壤贫瘠，导致关中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经开发得很充分了，而且修建了大运河，把长江下游跟黄河中下游连接起来。这两个广大区域的物资产出数十倍于关中平原，足以在中原地区养活百万大军。这样的军事力量翻山越岭进入关中地区毫无困难，关中易守难攻的地理优势丧失，而关中平原面积狭小、粮食产量低、跟中原地区交通不便的缺点就凸显了出来。
黄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攻陷长安以后就登基称帝，因为按照历史规律，取得长安就可以当皇帝了。但很快他们被赶来勤王的唐军击败，黄巢被杀。不过他的部下朱温投降唐朝以后，唐僖宗把他封到开封当节度使。开封这个地方是大运河连接黄河的交通枢纽，从黄河和长江下游运送的粮食物资都在这里中转。朱温因此坐大，然后密谋再次叛变。这一次朱温吸取黄巢的教训，很注意在洛阳—开封一带营造根据地，逐步消灭唐军主力，最后再去攻打长安，取得成功。
公元907年，黄巢死后23年，朱温杀掉唐朝皇帝自己称帝，改国号为梁。唐朝灭亡，享年289岁，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命的大一统王朝。
三、苟且偷生：“杯酒释兵权”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朱温是农民起义出身，本人是个文盲，虽然很有打仗的天赋和谋略，但个人品行极差。当了皇帝以后，竟然把他所有的儿媳妇召进宫乱伦。后来他的儿子们发动兵变把他杀掉了。然后就是天下大乱，经过了72年的五代十国混战之后，赵匡胤的北宋政权再次统一中国。
我们前面说过，汉朝建立后，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搞休养生息；隋朝建立后，吸取汉朝灭亡的教训，搞均田制和科举制；唐朝建立后，又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继续搞休养生息。这样逐步地推动帝国体制的完善。
宋朝建立以后，当然就要反思总结唐朝灭亡的教训，搞制度改革。
但是这一回，总结错了。
跟很多人一样，赵匡胤把唐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藩镇军事割据，而不是土地兼并和官僚腐败。
赵匡胤是军官家庭出身，家里比较富裕，他从小就学习骑马射箭，家里还给他请教书先生教他念书，成年后又资助他四处游历，可以说是文武双全、见多识广。这个人性格平和、心胸宽广、待人厚道，但是家庭出身决定了他对民生疾苦的了解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缺乏切身体会。
“五代十国”当中的“五代”，指的是唐灭亡之后的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北方主要的帝国。“十国”，指的是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国，它们总共存在了72年。每个帝国都只有两任或三任皇帝，然后就被军事将领推翻。赵匡胤自己就是军事将领出身，依靠兵变把后周的第三任皇帝推翻了，自己当上皇帝。他面临的危险非常现实，就是宋朝也可能很快会被他手下某个武将发动兵变推翻。
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的选择理所当然。他把制度建设的重点放在如何抑制军事将领的权力、保证皇帝集权上面，对于土地兼并和官僚腐败问题则毫不介意。宋朝从一开始就完全允许土地自由交易，也没有搞过任何形式的均田制，对官员的贪腐行为也长期纵容。
赵匡胤这个人很厚道。据说他死前留下了三句遗言，要求其子孙世代遵循：
第一，不杀后周皇帝的后人。
第二，不杀文官。
第三，不增加田赋。
这三条可以说，上对提拔自己当大官的后周皇帝很厚道，中对政府官员很厚道，下对黎民百姓很厚道。他确实是个厚道人。
除此以外，赵匡胤还对跟自己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很厚道。虽然他很担心这些人将来可能发动兵变，但仍然采用了“杯酒释兵权”而不是屠杀的办法来解除他们的兵权，然后给他们高官厚禄以享受人生。
“不杀文官”和“杯酒释兵权”这两个事儿被后世津津乐道，但所谓“过犹不及”，这两个政策搞得太绝对，危害也不小。
文官犯了政治错误，或者说话触怒了皇帝，不杀自然是好的。但要是严重的贪污腐败、违法乱纪呢？武将交出兵权，可以享受良田美宅。但要是他在地方上欺压百姓、祸害一方呢？
这个问题赵匡胤没有回答，或者说虽然想过，但是他不在乎。在他看来，帝国最主要的还是得到官员和军事将领的支持。实际上，有的时候对官僚、对权贵厚道，就是对人民不厚道。这个矛盾总是存在的。宋朝不杀文官，可不是不杀普通人。不仅杀，而且杀得比唐朝、汉朝更加残酷。“凌迟处死”这个酷刑就是从宋朝开始成为国家法定刑罚的，专门用来对付造反的人民。
赵匡胤的这些做法被后世的文人夸成了一朵花，而后来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大批处决违法乱纪的官吏，则被描写成了暴君。文人们给朱元璋编排了很多故事，比如谁写文章或者作诗出现“光”“秃”这样的字眼儿就会被他抓起来杀掉，因为他以前当过和尚、心理变态云云。而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子虚乌有的。[3]
说到底，还是因为历史的话语权掌握在读书人手里，赵匡胤牺牲老百姓的利益来照顾文官士大夫，文人就说他好；朱元璋牺牲文官的利益来照顾老百姓，文人就说他暴虐、没人性。
宋朝政治制度的基本理念就是利用高官厚禄把文官武将都养得舒舒服服的，然后利用复杂的权力制衡将官位和职位分离、将领和军队分离。官位决定你的俸禄，但具体做什么职位则根据需要临时委派。军事将领也由文官担任，平时在家养尊处优，不跟军队接触，需要打仗了，朝廷给予临时授权让他带某支军队出去。下次打仗，将领和军队的搭配又会换一下。所谓“兵不识将，将不专兵”，说的就是宋朝。
这个制度设计的目的，就是让任何官员都无法专权，让任何将领都无法专兵，永远不会威胁皇帝的地位。
制定这样的制度，说明赵匡胤把权臣和武将视为对皇权最大的威胁，而把人民反抗和异族入侵视为次要威胁。
结果，北宋只维持了167年，就被北方的金国消灭了。两个皇帝被金兵俘虏。开封城内数万人被金兵劫走，沦为奴隶。当然更惨的是北方的老百姓，不断遭受战乱之苦。
在宋朝时期，对外战争可谓有败无胜，打一次输一次，动不动就被对方屠杀十几万人，毫无获胜的希望。而且北宋的农民起义爆发频率也很高。文学名著《水浒传》描写的就是北宋年间农民起义的故事。故事中把北宋政治黑暗、官逼民反的现实揭露得很清楚。不过宋朝有一个很独特的办法用来对付农民起义：招安。给农民起义的首领封官许愿，然后让他们带着起义军去前线跟辽国、金国军队打仗，打光了完事。
跟魏晋一样，北宋在文学艺术方面成就也很高。曾有作家发表文章，说如果能穿越到过去，他最想生活在宋朝。这个选择是很明智的，因为宋朝最尊重知识分子，只要是有点名气的文人，都给官做，给的俸禄也很高。他们可以随意兼并土地、营建豪宅、蓄养奴婢，同时又不用认真干活，而且言论自由，批评朝政、批评皇帝都行，保证不杀头。要是真把皇帝惹急了，也就是把他们从中央贬到地方当县令。
不过，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那最好别去宋朝。你们家的土地或者房产哪天被某个当官的文人说占就占了，老婆说抢就抢了，没有人管的。税负沉重就不说了，征的税都用来养一帮擅长琴棋书画的官员去了。遇到征兵上战场，突然派来一个没打过仗的指挥官，在地图上一画，直接给指挥到敌军埋伏圈里去，那也是常有的事。实在混不下去想造反的话，抓起来就是凌迟处死。好不容易把这些苦难都熬过去，结果金兵打过来政府不抵抗就跑了，留给你的可能是全家被烧杀抢掠的结果。
当然了，北宋比西晋还是要强很多，因为有了科举制度，进入文官集团至少需要精通儒家经典。而儒家是积极入世的，强调对国家社会的责任，所以北宋的官员除了吟诗作画，多少还能干点正事。
严格来说，北宋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大一统朝代，因为它从来没有收复过燕云十六州和辽东地区。这两个地区早已实现了农耕化，属于华夏文明核心区。从春秋战国时期起，一直到秦汉、西晋、隋唐，它们都是中国的领土。
北宋被金国灭亡以后，赵家的一个亲王在南方称帝，定都杭州，史称南宋。南宋继承了北宋的全部制度和苟且偷生的立国精神，将抗金武装领袖岳飞杀害，以此换取了跟金国的议和。南宋偏居东南一隅152年，最后亡于蒙古铁骑。
南宋的经济相当发达，首都临安（今浙江省杭州市）的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唐朝的长安。其主要原因是当时海上航行用的罗盘技术已经成熟，可以进行远洋航行，海上贸易尤为兴盛。除临安外，泉州和广州的外贸也十分繁荣。当时的中国已经可以跟东非和中东地区建立贸易联系。商业的繁荣，以及和中东地区的文化交流，大大地促进了科技进步。由于对外贸易的需求，各种冶金、制瓷、纺织等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出现以后，农民流离失所，很多人进入城市从事商业、手工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这是南宋扭转局面的历史性机遇。如果统治集团不是那么腐朽无能，完全可以利用海权来对抗蒙古帝国的陆权优势。但内政的腐败让他们不仅陆军打不过蒙古，竟然连海军也打不过蒙古，这还能有什么办法？
公元1279年，南宋海军和蒙古海军在广东江门附近的崖山海域展开决战。蒙古海军以少胜多，只用了一天就全歼南宋海军。丞相陆秀夫背着年仅7岁的皇帝跳海，南宋灭亡。
四、大元进士：在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中抉择的汉民族精英
消灭南宋、统一中国的元朝并非标准意义上的大一统王朝，它只是部分实现了汉化，建立了表面上的皇帝制度和郡县制，并任用儒家士大夫为官。元朝的首任皇帝忽必烈尊藏传佛教僧人八思巴为“帝师”。自忽必烈之后，元朝的历代皇帝及其家眷均需受戒皈依为佛家弟子，佛教僧侣成了特权阶层。元朝专门设立了由僧侣担任首脑的宣政院，负责管理西藏等边疆地区和全国的僧侣，其品级为从一品，地位高于六部。它不仅有独立平行的官僚系统，甚至还有单独用兵之权。当时的僧侣违法犯罪，统一由宣政院处理，六部、枢密院、地方政府都无权插手。许多僧人目无法纪，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法度的事件时有发生。各地寺庙疯狂扩建、侵占土地等情况愈演愈烈。
大部分元朝皇帝和蒙古官员只是粗通汉语，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还是要翻译成蒙文才能理解并作出决策。虽然也有科举制，但立国40多年后才开始采用，50多年里面只用科举选拔了1139名进士[4]，占官员总数还不到5%[5]。蒙古贵族始终占据了大部分实权职位，而且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蒙古官员贪污腐败程度惊人。
元朝的统治从忽必烈定国号算起，只持续了98年，最终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这也说明，中国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我们老说封建时期多么专制独裁，其实帝国制度远远不是专制独裁那么简单，有很高明、很复杂的设计在里面，有很大的合理性。
比如早在公元前，汉朝就举办过专门讨论国家盐铁专营制度的大会，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和中央官员一起开会研讨盐铁专营制度的利弊得失。到底是国家管得多一点好，还是民间经营多一点好？会议参与者分为两派，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民间经营”的观点占据上风。于是朝廷适度放宽了盐铁生产经营的管制。其实我们的古人早在2000多年前就把各种好处坏处都想过了，还有《盐铁论》保存下来。从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出，帝国制度的设计是何等的精密、细致。
这样一套复杂的制度，要是没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来构建、推行和操作，换上一群没文化的皇帝和官员来简单模仿，国家很快就会灭亡。西晋的门阀、元朝的贵族，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面有一件事儿非常有意思，就是元朝科举录取的那1135个进士，大部分行政能力很强，比蒙古贵族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有很多人为官相当清廉，官声极好。而且后来元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很多担任地方官的进士积极组织镇压抵抗，成为元朝的“中流砥柱”。
至正十七年（1357年），10余万农民起义军围攻安庆。淮南行省左丞余阙守安庆，“西门势尤急，阙身当之，徒步提戈为士卒先……斩首无算”。[6]
余阙其实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儒生。由于家庭贫困，他13岁才开始读书，但极为勤奋好学，嗜书如命。他在科举考试中位列全国第二名，以进士及第的身份进入翰林院，参与了《辽史》《宋史》《金史》的编撰工作。他平时喜欢研习经史之学，专门针对《五经》写过几本注释和讲解的书，还著有《青阳文集》四卷。他做官的时候就以廉洁而著名，但谁也想不到这种书生竟然还能带兵打仗，而且骑马提刀冲在战场第一线。
江州道总管李黼是泰定四年（1327年）的状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10余万江南的农民起义军北渡长江，驻守在江边的元军不战而溃，威顺王宽彻普化弃城而逃，武昌、瑞昌相继失守，江西大震。李黼收拾残兵进行抵抗，兵力只有几千人。他发现农民起义军队伍混乱，没有任何标记识别敌我。于是他抓住这个机会，让手下的士兵全部涂黑面部，亲自率军反击，成功地解除了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之围。
但个别人的努力改变不了大局，他们只能坐守孤城，看着周边的起义军越来越多。元朝灭亡的时候，包括李黼、余阙在内的42个进士宁死也不投降起义军，最终“死节”“殉难”，其忠勇程度远超蒙古贵族。如果不是他们，元朝在大起义的冲击下坚持不了17年。可以想象，如果元朝能够全面采纳科举制度，大规模录用科举人才，在中央和地方都由一大批像余阙、李黼这样的人来主持工作，一定不会只有100多年的国运。
这些进士的表现说明，中国的科举制度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拔管理人才的制度。
【注释】
[1] 林万孝，《我国历代人的平均寿命和预期寿命》，载《生命与灾祸》，1996第5期；徐浩，《中世纪欧洲的老年群体与养老模式》，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0年第1期。
[2] 根据历史记载，黄巢本来打算在广东建立根据地搞地方割据的，但是北方来的士兵无法适应当地潮湿炎热的气候，爆发了大规模的疫情，死亡超过一半，黄巢这才被迫仓促北上。
[3] 对朱元璋“文字狱”的辟谣，参见后文《另类“暴君”：不被理解的朱元璋》。
[4] 申万里：《新视角、新材料与新视野：元代科举研究的创新与展望》，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20年第1期。
[5] 《元典章·卷七·吏部一·官制一·内外诸官员数》记录元朝官员总数为26690人。
[6] 参考《元史·余阙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