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另类“暴君”：不被理解的朱元璋
代元而立的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贫寒的大一统皇帝[1]，他父母早亡，当过和尚，还当过乞丐。
人的生活习惯基本都是成年以前就形成的，后来很难改变。朱元璋小时候吃苦太多，后来当了皇帝也异常简朴，吃穿什么的全不讲究，一直穿打补丁的衣服；而且非常勤政，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作狂。
以洪武十七年（1384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8天为例。在这8天里面，朱元璋平均每天大概要批阅处理400多件事[2]。此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见各地来京的百姓，接见定期朝觐的官员等，其辛苦程度可以想象。
朱元璋处理国事，常常废寝忘食，吃着饭就停下来，想起哪一件事情，就写在纸条上，马上贴在身上。因此，他穿的衣裳时常贴满了条子，如同长满了羽毛一样。在他的后宫和殿堂的墙上也都贴满了条子，事情办完后才取下。他还写过一首诗：
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五丈犹拥被。[3]
有很多野史说，朱元璋因为当过和尚，所以很讨厌别人提到他这段往事，谁提到光啊、秃啊什么的他就胡乱杀人。这些传说都是子虚乌有的。各种版本的朱元璋“文字狱”故事都不见于官方档案，同时代的人流传下来的各种记录里也没有提到过，直到200多年后野史中才出现。经过后代学者考证，几个流传最广的“文字狱”故事，当事人都不是死于“文字狱”。
比如，清朝乾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4]
经考证，杭州地方志里面记载，徐一夔在朱元璋去世之后还在杭州做地方官。在朱元璋死后，他还给别人写过墓志铭。所以，赵翼记载的这则故事必然为假。
再比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著名僧人释来复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
根据明朝档案记载，释来复是因为卷入“胡惟庸谋反案”被杀，与写这首诗无关。
总之，凡是能够考证的朱元璋“文字狱”故事，都被证实为假。有一些无法考证的野史故事，没有时间和背景，被杀者的生平不见于历史记载，因此也并不可信。
朱元璋在各种公开的官方文件中多次回忆自己当过和尚的贫贱出身，像“空门礼佛，出入僧房”这样的文字，就下令刻在石碑上公告天下，流传后世。他自己还写过几首谈僧论道的诗。可见，朱元璋对这件事情毫无避讳之意，不仅不以自己的贫寒出身为耻，反而引以为荣，动不动就跟人说：我当年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我当年在大街上要饭的时候……如何如何。他希望以此来教育臣僚和儿孙要理解民间的疾苦。说朱元璋因为别人提到他当过和尚的经历（还不是直接提到，而是出现“光”“秃”这种字）就杀人，根本没有道理。
就这样，还有很多人说朱元璋是“暴君”。
中国历史上有两大暴君——隋炀帝和秦始皇。这两个暴君都毁掉了一个国力强盛的大一统王朝。而朱元璋这个“暴君”不仅没有毁掉自己创造的王朝，反而使其绵延276年，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唐朝的第二长命的大一统王朝。
我们就要想一想：朱元璋这个“暴君”跟秦始皇、隋炀帝有什么区别呢？
秦始皇和隋炀帝，都是同时大干三件事把帝国毁灭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前者进攻匈奴、南越，后者三征高句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前者为长城，后者为大运河）、大规模的宫殿皇城建设（前者为阿房宫，后者为东都洛阳）。让人民活不下去了，这才叫暴君。
那朱元璋呢？三件事他一件都没有大干：统一以后就很少打大仗了，也不搞什么伟大工程，也不大修宫殿，个人生活也比较简朴。历史记载，他当了皇帝以后，早饭只用蔬菜，外加豆腐一道，所睡的床也跟中等收入的普通人家差不多。宫中制作衣服后的余料，他下令不要扔掉，缝到一块儿做成被套。身为皇帝能节俭到这个地步，极为罕见。
称帝以后，按照历朝历代的管理惯例，皇帝使用的车舆、器具等物应该用黄金装饰。朱元璋下令全部以铜代替。主管的官员报告说用不了很多黄金，朱元璋却说：“我不是吝惜这点黄金，而是提倡节俭，我应该自己带头。”
洪武元年（1368年），蕲州进竹席，他命退回，又告诫官吏：蕲州没有得到命令就来进献竹席，这个先例不能开，如果一开，天下都会争着进奇巧之物以讨好皇帝，“则劳民伤财自此始矣”[5]。
洪武六年（1373年）十一月，潞州贡人参。他又说：人参得来不易，过去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我都制止了。国家的任务就是养民，为什么要贪口腹之欲而使人民劳困呢？于是下令退回[6]。
没有了个人的享受，他当皇帝的乐趣就是每天没完没了地批奏章、开会。照说皇帝这个职业，干得再好也没法往上提拔了，也没人给他发加班工资，但他就是这么拼命，有啥办法？
但就是这样，朱元璋“暴君”的名头却非常响亮，几乎跟秦始皇、隋炀帝齐名。这是不同寻常的。
主要原因是朱元璋对官员非常粗暴、残忍，杀掉了很多大臣和地方官员，包括一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在明初三大案[7]（“胡惟庸谋反案”“郭桓贪污案”和“蓝玉谋反案”）中，就有近6万人被处决[8]。这些人几乎全都是官员、武将和他们的亲戚朋友。
有人说，朱元璋是有系统有计划地杀掉开国元勋，防止他们以后造反。不过这种程度的杀戮似乎毫无必要，历史上开国皇帝去世以后儿孙顺利继位的情况很多，并不需要对开国功臣有系统地进行“肉体消灭”。此前王莽、杨坚、赵匡胤夺位，都是利用新皇帝年幼无知的机会才取得成功的，被夺位的皇帝年龄都在10岁以下（汉孺子婴被夺位时年仅4岁，北周静帝9岁，后周恭帝7岁）。
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在明初三大案拉开序幕的时候已经年满20岁。朱标是在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因病去世的，死的时候已经38岁了，而此时“胡惟庸案”和“郭桓案”都已经结束。
朱标死后，新的皇位继承人、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也已经15岁。“蓝玉案”爆发的时候，朱允炆已经16岁，可以独立主持政务了。其时朱元璋身体仍然十分健康，还在世的功臣都已经60多岁，就算活过朱元璋恐怕也没有力气造反了。为了朱允炆的皇位而继续杀掉所剩不多的几个老臣也无必要。
还有一种说法是，朱元璋是为了加强皇帝独裁，彻底消灭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所以才这样残暴。因为三大案中牵连最广的是“胡惟庸案”（杀了3万余人）。朱元璋杀掉胡惟庸之后，就宣布不再设丞相这个职位，而是由皇帝直接管理中央各个部门，彻底废除相权。
这个观点也有问题，“胡惟庸案”持续追查了10多年，而朱元璋在案发之后第二天就宣布不再设丞相一职。大规模的株连则发生在废除丞相之后4年。废除丞相这种事情，只需要朱元璋下一道圣旨就能解决，事实也确实如此。开国皇帝在制定国家制度方面的权限很大，没有“祖制”这种东西管着。像秦始皇取消分封制，刘邦恢复分封制，杨坚建立科举制度，赵匡胤取消武将的兵权等，其影响都远远大于不设丞相，都没有遇到什么激烈的反对。设不设丞相，设几个丞相，稍微强势一点的皇帝就能自主决定，何况是朱元璋？
即使上面几个原因（解决皇位继承的隐患、加强个人独裁、消灭相权等）都存在，最多也就诛杀一些功劳比较大、地位比较高的官员和武将即可，仍然没有必要对地方上的中下层官吏进行大规模的处决。
由于无法从权谋的角度来解释，有一些历史研究者就只能把这些事归结为朱元璋的个人性格缺陷，说他心理极度阴暗、以杀人为乐趣、性如蛇蝎等等。
但是，这个结论仍然有问题。因为朱元璋对跟他争夺天下的人非常宽容，一点儿也不喜欢杀人。像朱元璋的主要敌人陈友谅，他的儿子陈理在陈友谅战死后自立为王，继续跟朱元璋对着干，最后战败投降。朱元璋并没有杀掉陈理，而是封了他一个侯爵。
另外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方国珍也跟朱元璋打过仗，还投降过元朝，后来失败了被抓住，朱元璋也没有杀他，也是封了爵位养着，最后得到善终。方国珍的侄子方明谦后来被任命为广洋卫亲军指挥佥事，担任南京宫禁值宿警卫，负责保卫朱元璋的安全。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又派方明谦带着五六万兵丁在浙江一带修筑城防，可算是重用了。
还有一位著名的农民起义领袖、“大夏国”国王明玉珍，投降朱元璋以后也得到善终，后来他的儿子明昇又不听话想造反，朱元璋派兵攻击，明昇投降，也没有被杀掉，被封了个侯爵养着。再后来，明昇暗地里透露出不少对朱元璋的不满，被举报，朱元璋也不过把他们全家派遣到高丽去生活，以免日后生乱。他给高丽国王下旨，对待明昇一家“不为官、不为民”，简单来说就是掏钱养着，别授予实权，明昇最后也得以善终。
吴王张士诚兵败被抓，朱元璋也没有杀他，而是关起来，派亲信谋士李善长去劝降，张士诚只要点点头说我投降了，也会被封个爵位养着。但他骨头很硬，始终拒绝投降，而且把李善长骂得狗血淋头，差点打起来。朱元璋还是没杀他。最后，张士诚被关了一段时间后，在监狱里自杀了。
朱元璋后来回忆起这些事情，还对张士诚颇有惋惜之情。他说：
元末天下大乱的时候，有抱负又有道德的人，会努力保全人民的生命和住所；无志无德的人，会烧人房屋杀人性命，所过之处，荡然一空。当时天下有十几个大的势力，无志无德的领导者占了大多数。只有姑苏的张士诚，虽然在乱世，仍然不失雄心和理智，施行德政和仁政。可惜他用人不当，他的兄弟也不成器，因此才被我打败。但（所有这些势力）最后归降我的人，都被我保全了下来……他们的父母妻子，我都保全了，让他们可以生儿育女、建立宗祠。[9]
这样一个人，会是蛇蝎心肠、以杀人为乐的变态吗？
在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领袖当中确实有一些非常残暴，但这些残暴的人物一般闹不大，很快就会灭亡。
原因也不难理解：残暴的人，士兵和将领只是出于恐惧而服从他，但不会为他效忠，一旦有机会一定会逃走，上了战场一打输了就会投降。他的队伍也不会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军队的凝聚力和后勤补给能力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的军队，是不可能长久的。
朱元璋的主要对手陈友谅，通过一系列阴谋诡计杀了自己的主公和朋友，夺取起义军的领导权。他的诡计看起来很成功，但下面很多人是不服的，只是敢怒不敢言。结果在和朱元璋决战的关头，部队内部出现了分裂，好几个大将临阵倒戈投降朱元璋，而且这几个大将在反过来跟陈友谅作战的过程中尤其勇猛，杀红了眼，要为主公和老朋友报仇，成了陈友谅失败的重要原因。
中国历史上，出身社会底层而能够一统天下的，三千年来也没有几个人，其中又以朱元璋的出身最差。朱元璋能够一统天下，除了他的谋略和机遇外，至少有两点非常重要。
首先，这个人非常仗义、慷慨。朱元璋在郭子兴手下打仗的时候，作战很英勇。胜利了之后从来不去抢财物。后来当了头目，战利品一律上交，上头的奖励一律分给大家，很得人心。这让他在军队里面名声很好，并成功引起了主帅郭子兴的注意，这才得到了被迅速提拔的机会。
后来郭子兴受人蛊惑，怀疑朱元璋的忠诚，先把他关起来，过了几天又给了他很少的兵力去攻打元军重兵把守的定远城。但朱元璋竟然真的把定远打下来了，而郭子兴自己却打了败仗，不得不跑来投奔朱元璋。朱元璋此时有充足的理由把郭子兴拒之门外，但他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把城池交给他，又给他留下3万兵马，自己带着剩下的部队另外打了一个城池来当根据地。
在乱世中，这种随便交出兵权的做法是很罕见的。如果说不要战利品之类的行为还有收买人心的嫌疑，但直接交出根据地、交出兵权的做法肯定是很真诚的。也就是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懂得感恩，而且不记仇。他的做法只有一种理由：郭子兴成不了大事，我不会跟着你混了，但我感谢你把我从普通士兵提拔成为将军；作为回报，我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把军队、城池都交给你，今后咱们两不相欠。
这种做法，既有英雄之义，又有英雄之略。可见，朱元璋是一个既有本事又有情义的人，所以才有那么多武能安邦、文能治国的英雄人物跟着他出生入死。
其次，朱元璋的军队在农民起义军中纪律最好。
农民起义军一般来说纪律比较差，打仗前后都喜欢沿路抢掠财物和妇女。郭子兴的军队就非常缺乏纪律，朱元璋多次制止其他将领攻城后抢劫财物和妇女，郭子兴因此猜忌他，还将朱元璋关了起来。主要就是因为这些做法触动了郭子兴身边亲信的利益，这些亲信在郭子兴面前说朱元璋的坏话。
后来朱元璋自己当了主公，对部队管束更为严厉，多次诛杀违反军纪的士兵和将领。在1356年攻打镇江之前，为了严明军纪，他按照谋士李善长的策划，以放纵士卒的罪名把大将军徐达抓起来，并宣布要以军法处斩。此时，李善长出面求情，众将不知是计，也一起求情。于是朱元璋就顺水推舟，说看在众人的面上，暂时免去徐达死罪，不过要徐达攻下镇江后，做到不烧不抢，方可完全赦免徐达之罪。众将看到朱元璋对待主将尚且如此严厉，因此也不敢不严守军纪。这样，朱元璋的军队不论打到哪里，都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总之，从各个方面来看，朱元璋都不大可能是一个天性残忍好杀的人。对上级，他知恩图报；对手下，他公正大方；对老百姓，他注意保护；对竞争对手，也不赶尽杀绝。当了皇帝以后，他每天勤于政务，生活俭朴。还经常拿自己当和尚、当乞丐的经历来教育大家要懂得民间疾苦。
这样一个人，怎么就成了杀人如麻的“暴君”了呢？
二、反腐风暴：布衣天子的心路历程
朱元璋这个人出身于社会的最底层，他的父母就是被元朝末年的贪污和暴政害死的，自己又当了3年乞丐，目睹了底层官吏、骄兵悍将对人民的残害。所以，朱元璋对文官武将的贪污腐败和仗势欺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痛恨。这种情绪，不是通过读书学习就能够体验得到的。
据野史记载，朱元璋从小就发誓：我若是当了皇帝，必杀尽天下贪官！
朱元璋有没有发过这个誓，恐怕无法考证。但像这样一个很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这从他后来带兵对待手下和老百姓的态度就能看得出来），对于贪官污吏一定有着切齿痛恨。这种心理不需要什么证据，如果自己的爸爸、妈妈、哥哥、弟弟都被贪官污吏迫害致死，正常人都会想：“老子当了皇帝，一定把这些人斩尽杀绝。”没有这种想法反而不正常。
对绝大部分贫苦人民来说，这样的想法只是发泄一下愤怒罢了。实在受不了的，充其量杀掉身边几个贪官，跟他们同归于尽，不会对历史产生任何影响。
但朱元璋跟所有这些人都不同：他竟然真的当了皇帝。
一个人基本的价值观、人生观，都是在成年以前就基本定型的。朱元璋17岁的时候父母去世，21岁才结束流浪生涯到庙里当和尚，25岁才参加农民起义军[10]。他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智来体验家庭的幸福和家破人亡的痛苦。家庭和个人的苦难对他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可能抹去的、零星的或者模糊的童年记忆，而一定是刻骨铭心的伤痛。
当上皇帝以后，朱元璋在宫里设了父母的灵位。某一年各地大旱，至次年春仍未缓解，朱元璋和皇后一起减少膳食，在父母灵位前喃喃自语：“过去父母大人遭遇凶年用草掺在米中当饭吃，我哪里敢忘呢！现在老百姓又遇上了灾年，这都是我治国无能啊！”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朱元璋对于年少时家庭的悲惨遭遇，是一刻也不曾忘掉的。
只有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才能解释，为什么朱元璋会对那些跟他争夺天下的枭雄及其后裔很宽容，却对手下的文臣武将大开杀戒。
后来朱元璋杀了许多贪官，将这些案例编辑成册，起了个名字叫《大诰》，要求全国人民每家每户都看，以起到宣传反腐败的效果。这个《大诰》用的是很通俗的明朝白话，是朱元璋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写作的，非常好懂。《大诰》第四集《大诰武臣》专门收集武将贪污腐败的恶行。在这一集的序言里面，朱元璋这样说道：
这等官人，上坏朝廷的法度，下苦小军（军：这里指普通士兵，下同）……那小军们苦楚，也不如猪狗。且如人家养个鸡狗及猪羊，也等长成然后用。未长成，怎么说道不喂食、不放？
……如今军官全家老小，吃着穿着的……都是军身上来。这军便似他家里做饭的锅子一般，便似仓里米一般，又似庄家种的田一般。
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似他这般害军呵，却便似自家打破锅子要饭吃么；道却似露天地里放着米，眼前吃一顿，别的都烂了，明日再要米吃，有也无？……
且如在京的管军官吏人等，我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若文若武，于中听从者少，努目不然者多……及其犯法到官，多有怀恨，说朝廷不肯容，又加诽谤之言。为这般凌迟了这诽谤的人若干。
及自有一等不诽谤，甘心受贬，做军三二年、五七年、十数年，才可怜他，召回复职，到任都无两月，其害军尤甚前日……
似此等愚下之徒，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我将这备细缘故，做成一本书，各官家都与一本。
这话直直地说：军官有父母的，父母们教诫；有兄弟妻子的，便教……都看了，自家心里寻思：把做自家做军，似这等过活，受得过去，也受不过去？
若是将心比心，情意度量到根前，果实过不去呵！
那做父母妻子兄弟，怎么可怜小军，发些仁慈心，教那为官的休害小军。
我许大年纪，见了多，摆布发落了多，从小受了苦多。军马中，我曾做军来，与军同受苦来，这等艰难备细知道。……这文书各家见了呵，父母、妻子、兄弟、朋友，怎么劝诫，教休做这等恶人，合着天理仁心了行，却不好？……
上面这些，都是朱元璋自己写的原话，是当时最好懂的口语，识字的人都能看明白。读起来就像是家里一个唠叨的长辈在没完没了地劝诫年轻人：你们不要搞贪污腐败呀，会把下面搞得很苦，要有良心，不然要杀头的。
以皇帝的身份这样说话，我相信确实是良心话、真心话：他自己就是当兵出身，了解基层士兵的疾苦，晓得军官们如何克扣军粮、收受贿赂、让士兵为了自己家里的事当苦役……做出一系列违法行径。对这些行为，朱元璋自然特别痛恨，因此下手也很重。《大诰武臣》后面列举了32个案例，大部分犯罪的军官都被砍头抄家。
《大诰》的另外几篇主要是说贪官，序言里面也都在反复强调一个意思：
贪官污吏把人民害得很苦，我从小就吃够了这样的苦头，所以要坚决打击。编制这些案例集，把贪赃枉法的招数都公布出来，人民要晓得监督，官员们要晓得你们那些见不得光的行为是躲不过惩罚的。教育工作方面，我也尽力了，每天上朝都要说，还编了那么多书来教育你们，摆事实讲道理。有人以后还要再犯，就不要怪我下手重了。
有了这样的心理和逻辑，朱元璋也因此成为历史上对贪官和权贵最无情的皇帝。
根据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大明律》，贪污80贯铜钱就要处以死刑，当时大概也就相当于六七十两银子。但是后来他觉得这个标准还是太高，在具体实施中，不少官员被凌迟、阉割、剁手、挑筋，诸多汉代即遭废除的肉刑被再次启用。后来又另外颁布律令，改为贪污60两就要处以“剥皮实草”：砍掉脑袋以后在地方衙门旁边专设的“皮场庙”剥皮，皮被剥下以后被填上稻草，摆在衙门的公座边上，起着杀一儆百的作用。
除了刑罚严苛以外，朱元璋还有两个方面做得很绝。
第一，不避皇亲国戚、亲信朋友，一视同仁。
明朝开国功臣朱亮祖是朱元璋的安徽老乡，被封到广东当永嘉侯。结果他跟当地土豪勾结起来，欺行霸市，还诬告打击土豪的清官道同，导致道同被冤杀。朱元璋得知后下令把他和他的儿子押到京城，亲自鞭打致死。
朱元璋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他以为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的丈夫，怎么也不至于被杀头，至多也不过被罚点俸禄什么的。可是后来被一位小吏告发，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表扬告发欧阳伦的小吏。
为了培养和提拔人才，朱元璋专门成立了培养人才的国子监，为年轻读书人提供升迁机会。他对这些新科进士和监生厚爱有加，经常教育他们要尽忠至公，不为私利所动。然而洪武十九年（1386年），他派出大批进士和监生下基层查勘水灾，结果有141人接受宴请，收受银两、钞票和土特产品。朱元璋一边叹惋难过，一边下令将其中犯罪最为恶劣者斩杀，其余也各自处分。[11]
第二，凡有贪污案件发生，必定顺藤摸瓜，斩尽杀绝。
这一招是最狠的，一旦株连起来，就几乎无法停止。比如甲收了乙的贿赂被发现，就把甲和乙都抓起来审问，逼着他们再供出平时有无跟其他人行贿受贿的记录。这样，跟这个案件本身毫无关系的丁，因为以前给甲送过钱，也会被查出来。然后再审问丁，可能丁又因为别的事情给官员丙送过钱，于是再审问丙……
明朝历史上，也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甚至人类历史上，杀人最多的贪污案——“郭桓案”，就是这么顺藤摸瓜摸出来的。刚开始只是有人揭发礼部侍郎郭桓，说他串通六部官员贪污江浙一带的赋税。结果一追查起来就没完没了，最后中央政府诛杀了数百名官员，地方上诛杀了上万人。除了官员，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官员参与窝赃、分赃的亲戚朋友。最后查出来的贪污总额高达700万石粮食，相当于全国一年赋税的1/4[12]。
这么大的贪污量是怎么来的呢？主要是朱元璋念及自己起兵的地区在江南一带，这些地区的老百姓遭受的战乱最严重，同时又是根据地，所以经常下令减免这些地区的赋税。比如洪武十四年（1381年），就把所有民田的赋税全免，官田的赋税减半征收[13]。但下面的官员根本不执行，而是继续照常征收，收上来之后一起私分了。这些地方是中国最富裕的地区，每年应交的粮食都有四五百万石，多年减免的部分累积起来，数量就很惊人，而且涉及面极广，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员到地方土豪都参与了“分肥”。
这个数字把朱元璋都吓到了。他在《大诰》里面说：真正的数量我怕说出来大家不相信，所以我只说有查实的是700万石。历朝历代贪污的人很多，但贪污数量这么大的，还真是罕见。
最后，他不得不颁布圣旨，说“郭桓案”到此为止，不再追查了，这才停止了诛杀。因为再追查下去政府就要无法正常运转了。
朱元璋不仅杀人狠，还很重视发动民众，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他立了一条最特殊的规定：即使是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
给老百姓这样的特权，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但朱元璋就是这么规定了。不仅规定了，还不折不扣地实施了。
在《大诰》的《阻挡耆民赴京》中，就记录了嘉定县民郭玄二等人，手执《大诰》赴京告状。经过淳化镇遭遇巡检何添观刁难，又被马兵马德旺索要钱财。朱元璋得知后，下令将马德旺枭首示众，何添观刖足戴枷。在《县官求免于民》中，又记录了农民赵罕晨将县主簿汪铎等几个官吏捆绑押送进京之事，最终逼得汪铎跪地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灯窗之劳至此，你等可免我此番，休坏我前程。”
而《大诰·民拿下乡官吏》中则记录了常熟县农民陈寿六等人将官吏顾英绑至京城面奏的案件。在这起著名的案件里，朱元璋不仅杀掉了被绑进京的官吏，还特别警告道：如果有人对陈寿六进行打击报复，一律族诛。而且以后陈寿六真有过失，也只有朱元璋本人有权审问他。
在向腐败的官僚体系宣战的过程中，朱元璋要求家家户户都学习他编写的《大诰》，还规定每个乡镇都要有专门的讲课点来讲授《大诰》，所有的学校也都要将《大诰》列为教材。家里有人犯罪的，如果能够熟知《大诰》中的案例，就可以减一等判刑；反之，就要罪加一等。朱元璋宣讲《大诰》的目的不是神化自己，让全国人民崇拜他。《大诰》里面没有吹捧其文治武功的内容，全是刑法案例，目的就是为了形成一种贪官污吏人人喊杀的局面，保证他的反腐精神能够传达到普通老百姓那里去，达到家喻户晓的效果。
三、官不聊生：明初官员的工资水平分析
在朱元璋治下，大明朝成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官不聊生”的朝代。
朱元璋对官员很刻薄，甚至可以说很凶残；但是对老百姓却很宽厚。明朝的农业税收，是历朝历代最低的，严格按照“三十税一”的比例来征收。这个比例只有在“文景之治”的时候被执行过，后来基本都是执行十五税一或者十税一。而且朱元璋还动不动就下令减免某些地方的税赋。
朱元璋时代和“文景之治”的区别就是：“文景之治”啥事都不干，任由地主豪强扩张势力、兼并土地，朱元璋则是逮着一个杀一批（不是逮着一个杀一个，他在屠杀贪官豪强方面属于战斗力爆表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生活就很惨了。贪污会被杀掉。不贪污，由于国家税收很少，给官员发工资自然也很抠门。一个县令的工资就是一个月七石五斗大米[14]，折合约1155斤大米[15]，这个水平大概相当于宋朝县令工资的一半。明朝也是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大一统朝代。
那这个工资到底是不是低得官员们不得不贪污受贿呢？
如果按照粮食价格来折算，1000多斤大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五六千块钱。这点钱要养活一家五六口子人，是肯定不够的。但这种折合方法比较片面，因为粮食作为基本生存物资，一旦完全够吃以后价格就会直线下跌。在绝大多数人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的古代社会，粮食比现代社会“值钱”得多。
我们用一种更复杂的方式来算一下：
一个县令一年的工资是每月7.5石，每年90石。根据《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明代每人每天吃一升米是一个标准，相当于每天约1.5斤。官府也按照这个标准给政府雇佣工匠发口粮。[16]一个人一个月就要吃3斗米，五口之家一个月口粮不会超过1.5石米。
也就是说，一个县令，要养活一家5口人，只需要花费他工资的不到1/5（1.5/7.5=20%）即可。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里面有个很著名的“恩格尔系数”，就是一个家庭在食品方面的开支占全部家庭收入的比例。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非常富裕。
当然，一个人一天1.5升米是非常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仅能满足温饱。但即使再增加一倍，算上肉蛋方面的消费，食品开支也应该可以控制在总收入的40%以内。
也就是说，按照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一个县令只需要花费工资不到40%就可以让五口之家吃饱吃好，属于“富裕”。
换而言之，一个县令不用下田劳动，在办公室里办办公务，就能让全家吃饱吃好。而且政府还为他全家提供住宅，县衙里边还能种菜。如果能够注意节约，省下钱来买田买地的话，退休以后回家当一个地主富农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也有人认为一家五口的数量不一定准确。那么，就不考虑一家有几口人这个假设，再将县官收入与明朝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比较。在江南地区，自耕农所占田地数，少者为3～5亩，中者为5～10亩，多者不超过40亩[17]。平均亩产约为2.31石[18]，则即使按照“多者”也就是自耕农中最富有的地产上限40亩来算，每年也只能收获大米92石，与县令俸禄相当。如果按照中位数来算，如果一家只有10亩地，全年最多只能收获23石大米，县令的收入是中等自耕农家庭收入的四倍之多。
在朱元璋看来，这个标准定得一点也不低。因为他是贫农出身，这个工资够他们家全家六七口人累死累活干上好几年了。县令只需要坐在县衙办公，获得的收入就能赶上耕种40亩土地的富裕农民家庭。这是少年朱元璋和他的父母做梦都达不到的生活标准。怎么能说低呢？[19]
但是，在官员们看来，这个工资标准就太低了，低得让人没有活路了。官员们是通过读书考试进入仕途的，属于人才、精英，社会地位又高，怎么能跟农民有一样的吃穿用度呢？农民过年才能吃一回肉，官员家庭天天都要吃肉才行。农民可以衣衫褴褛，官员必须衣服光鲜整洁；家里还要雇佣人，办公还要雇佣书吏、幕僚，这些都要钱，都属于基本开支。光这些开销，一年的工资就不够。官场上还有交际，花费就更不用说了。
朱元璋跟官员们的认识差距，可以称为阶级意识的差异——工资够还是不够的问题，站在不同的阶级角度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
阶级意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阶级感情和阶级认识。前者，就是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来看问题；后者，就是出身环境决定了你能认识到、了解到哪些情况。
朱元璋虽然当了皇帝，但他还是站在贫苦农民的立场来想问题，他所能了解到的日常生活，就是底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在帝国制度下，要当好一个官员必须面对哪些具体而复杂的问题，他是不知道的。因为他没有当过官，不晓得当官也有当官的难处。他所能看到的世界，就是一个官员压迫老百姓的世界，那些官老爷们都很威风，也很腐败。所以，要求他们过一过跟农民差不多的生活，杀一杀他们的威风，在朱元璋看来就是完全应该的。
也就是说，不管在阶级感情还是阶级认识上，朱元璋都是从农民阶级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相反，站在读书人、士大夫的立场来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像赵匡胤，他出身军事地主家庭，虽然未必是大富大贵之家，但从小吃穿不愁，也不用学习耕田放牛。在他看来，县令这种官员，就应该过跟他小时候差不多的生活才对。而且他是一步一步升官升上来的，当过刺史、节度使，后来做到权力中枢的位置，然后发动兵变夺取了政权。所以他相当了解做官的辛苦，知道官场上的那些“潜规则”有多么复杂。一个普通官员要在官场中生存发展，收点钱那是难免的，如果不在本人工资之外去搞点钱，用来应酬同事、孝敬上司，他在官场上基本就混不下去。收钱之后能把本职工作办好，不过分贪婪挥霍，就算是好官了。
所以赵匡胤制定的国策，就是给官员很高的俸禄，把大家养得舒舒服服的，而又不必承担太多的责任。这必然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农民的负担很重，过得很辛苦。他是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所以对底层人民的疾苦考虑得就要少一些。或者说他缺乏理解这个问题的生活体验和基础知识。
每逢新进入官场的年轻官员上任，朱元璋都要亲自召见，跟他算农业生产的账：你看你的俸禄，是多少石大米，折合成谷子是多少，要生产这些谷子要多少亩地，要多少农民辛苦干一年。然后农民要将这些谷子交给国家，还要挑着走多少里地，来回走多少趟，多么多么辛苦。所以你不要嫌工资少，你一年的工资已经是农民们全家干多少年的收入了。
这些账到赵匡胤那里，肯定是一笔糊涂账，他不可能知道得像朱元璋这么清楚，估计也没有兴趣去搞清楚。
四、山头之争：立国初期的权力斗争
除了反腐败，朱元璋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其中就有一件很特殊的任务：协调好开国功臣之间的关系。
一般来说，会打仗的人不一定能做好官；反之亦然。建立国家之后，需要论功行赏，而最大的赏赐就是官位。立下最大功劳的肯定是武将群体，但是又不能让这些武将来治理国家，必须使用文官。结果就是：战争时期功劳大的人到立国后不一定能掌握实权，立国后掌握实权的人在战争时期可能只是一个小官小吏。这里面就会产生非常错综复杂的关系，必须要靠皇帝来协调。
朱元璋起家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人才班底，一是淮右军事集团，一是浙东士人集团。淮右地区就是淮河中下游的那么一块地方，主要是在今天的安徽省淮南市附近。朱元璋也是淮右地区出身，所以后来喜欢自称“淮右布衣”。那个地方的特点就是穷，不识字敢拼命的英雄好汉比较多，跟朱元璋一起打天下的武将大部分是从这个地方来的。而浙江一带商业发达，出文人比较多，等朱元璋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很多文人谋士来投奔他，也形成了一股势力。
统一中国以后，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两个“山头”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淮右集团势力大、资历老、武将多；浙东集团文人比较多，资历比较浅。
在封官的时候，朱元璋比较注意照顾“山头”，把丞相的位置给了淮右集团中功劳最大的李善长，位居百官之首；而把御史中丞的位置给了浙东集团的首领刘伯温，主要负责监察文武百官。封为公爵的人全都是淮右集团的，而刘伯温只得了一个伯爵，比公爵低了两个档次[20]。表面上看淮右集团占优，但是在下面的政府执行层面，浙东集团占了优势：重要的文官职位都被浙东集团占据，因为他们本来就擅长行政工作嘛。淮右的将领们大多只是得到了丰厚的赏赐和爵位，而政府实权则主要由浙东士人掌握了。
显然，淮右集团对这样的安排十分不满。因为天下是他们打下来的，他们是创业集团；浙江的那些文人基本都是等到朱元璋已经成气候才来投靠的。凭什么让这些人掌握实权？
很快，丞相李善长和刘伯温就爆发了冲突。李善长有一个亲信犯法，他自恃军功想要为亲信免除惩罚。但刘伯温坚决不同意，最后不仅没有免除处罚，还把这个人给杀了。李善长大怒，就动用淮右集团的势力不断攻击刘伯温，让他的工作无法开展。刘伯温被逼得没办法，只能辞职。
朱元璋虽然给李善长面子，同意刘伯温走人，但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知道里面的利益斗争，所以仍然继续让浙东集团的人物来接替刘伯温的位置。
接替刘伯温的人叫杨宪，这个人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负责帮助朱元璋刺探敌情、监督将领会不会谋反。他手里掌握了很多人的“黑材料”。杨宪以前很老实，朱元璋想要了解谁的情况，他都客观公正地禀报，显示出情报人员非常良好的职业操守。
李善长既然用不正当的手法赶走了刘伯温，浙东集团当然要反击，搞情报的杨宪显然是最佳炮手。在刘伯温的幕后操纵下，杨宪搞了李善长的很多“黑材料”，通过各种渠道向朱元璋反映。
朱元璋本来非常信任李善长，把他列为开国第一功臣，时常把他比作萧何（帮助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的第一功臣）。但朱元璋经不住杨宪各方面的小报告，加上对李善长逼走刘伯温一事不太满意，就任命杨宪为副丞相，制衡一下李善长的权力。
可惜的是，杨宪毕竟是搞情报工作出身的，让他负责监督、举报很合适，真的作行政决策就不行了。当了副丞相以后，杨宪立马变得专横跋扈起来，利用手中的权力处处与李善长作对，打击淮右集团势力，提拔重用亲信。这让朱元璋非常不满。
在这期间，李善长故意放任杨宪在背后拆自己的台，默不作声，让杨宪放松警惕，犯了几个很要命的错误，然后抓住证据狠狠地告了杨宪一状。朱元璋大怒，直接就把杨宪给杀了。
李善长到底在朱元璋面前告发了杨宪什么事情，让朱元璋竟然立即下令处决副丞相这样的高官，谁也不知道，历史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我们只能说，李善长不愧为朱元璋的首席谋士，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人命，不给对手任何机会。
整死杨宪之后，李善长的权势达到了顶点，百官谁也不敢与之对抗了。但朱元璋对他的不满也与日俱增，因为李善长在收拾刘伯温、杨宪的时候，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的意图太明显了。
李善长对朱元璋还是很畏惧的。杨宪被杀之后不久，他又下了自认为很高明的一步棋——以生病为由辞去丞相的职务，推荐他的同乡胡惟庸来接替自己。
胡惟庸是一个纯粹的文官，没有带兵打仗的履历，是从基层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行政能力、组织能力很强。在李善长看来，由这个老乡兼亲信来当丞相，既可以保持自己所代表的淮右集团的势力，又不会让朱元璋感到有威胁，而且胡惟庸也确实能把政府的日常政务处理好，可谓“一石三鸟”的好计。
但这个看起来完美无缺的计划，却最终把他自己害死了。
五、丞相造反：“胡惟庸谋反案”
胡惟庸非常能干，当上丞相以后，把各项政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还非常善于协调淮右集团和浙东集团的矛盾，把两边都安抚得很好。
但另一方面，胡惟庸也并非安分守己之辈。他利用丞相高位，独揽政务。臣下的奏章，他先行拆阅，对他不利的就隐匿不报。官员的生杀升黜，他也常常不经奏报就独断专行。一些趋炎附势之徒“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21]。
简单来说，胡惟庸就是一个很有才能的贪官。这一类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
对胡惟庸违法乱纪的行为，朱元璋应该是有所察觉的。但察觉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取得可靠的证据，这个无从得知。从历史记载来看，他了解得应该比较有限。因为胡惟庸敢于大胆地拦截不利于自己的奏章，而且背后又有李善长代表的淮右集团支持。此时，刘伯温已经告老还乡，浙东集团没有领袖，难以有组织地向他发起进攻。
不过有一件事情引起了朱元璋的警觉。洪武八年（1375年），朱元璋派胡惟庸去看望辞官在家的刘伯温。结果胡惟庸回来3个月后，刘伯温就去世了。
一时间朝野上下议论纷纷。胡惟庸和刘伯温长期不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传来传去，就传出来一种谣言，说是胡惟庸给刘伯温下毒把他毒死的；还有一种说法更是把朱元璋也拖下了水，说是朱元璋派胡惟庸去下的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