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事儿纯粹是胡惟庸运气不好。因为古代根本就没有吃下去之后，当时不知道，过了几个月才毒发身亡的毒药。这种东西只存在于武侠小说里面。有一些慢性毒药，必须每天摄入一定的量，连续吃上很久，然后才能收到过一段时间再致命的效果。胡惟庸就去看望了刘伯温一回，要是下毒，不管是偷偷地下，还是御赐什么食物让他吃，肯定是吃完就丧命，不可能过了好几个月才死[22]。
民间当然不会管这些科学问题，谣言越传越厉害。连朱元璋都半信半疑了，就去问副丞相汪广洋知不知道这个事。
汪广洋是浙东集团的大佬，本来是一个很有才干也锋芒毕露的人，一直深得朱元璋信任。汪广洋原来跟杨宪一起打击李善长，后来又跟杨宪搞内斗，但是杨宪被莫名其妙杀掉之后，汪广洋估计也是被吓到了，此后就开始“韬光养晦”，既不参与政治斗争，也不提出任何建设性的意见。总之就是随波逐流，各个方面都不得罪。
这种做法，要是换了一般的皇帝，也就混过去了。但到了朱元璋这里就两说了。作为一个工作狂，朱元璋对眼皮底下发生的消极怠工完全不可容忍，为此已经屡次责备汪广洋了，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投靠了胡惟庸。所以这次问他，应该也有测试的成分在里面。
汪广洋对此毫无察觉，似乎想一混到底。朱元璋问起这个事情，他倒是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这回事。
这个谣言当时已经传得很厉害了。既然朱元璋都亲自查问了，汪广洋好歹认真分析调查一番再说，就这样直接给挡回去，意思很明显：害怕得罪胡惟庸。
朱元璋收到汪广洋的回复之后勃然大怒，新账老账一起算，当即就下旨说他拿着朝廷的工资不干事，朋党为奸、欺君不报，处以革职流放。
墙倒众人推。在流放的路上，不断有人上书告发汪广洋，说他曾经跟朱文正[23]、杨宪都有结党营私的情况。朱元璋大怒，连续下旨责备。汪广洋走到半路上，看到这些圣旨，就自己服毒自杀了。
由于毒杀刘伯温的传言确实找不到什么根据，所以胡惟庸表面上仍然安然无恙。但朱元璋对他的猜忌已经很深了。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发生了占城国来朝贡的使者到了南京，竟然没有人管，也没有人向朱元璋报告这件事。估计是胡惟庸太忙了，也可能是他手下的人平时骄横惯了，见这种小国的使者没有贿赂到位，就懒得管他。
这个使团找不到地方住，就带着大队人马在大街上转悠，结果宫内的太监出来买菜时（朱元璋一直很关心市场物价，经常要太监给他报告菜价）给看见了，回去报告了朱元璋。
朱元璋很生气，因为占城这个地方很重要（在今天的越南南部）。当时，今越南北部的安南经常作乱，占城国可以起到牵制安南的作用。人家的使者跑来进贡竟然没人理，这算怎么回事？于是朱元璋下旨追问。
胡惟庸回复说，是下面的部门办事不力。下面的部门又互相推来推去。这下把朱元璋惹毛了，处理了一大批人，而且命令此后六部直接上书言事，可以不用抄送丞相，摆明了就是不再信任胡惟庸了。
这个制度建立以后，胡惟庸那些不法之事就有点瞒不住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胡惟庸的一个亲戚犯了死罪，被告到朱元璋那里。胡惟庸昏了头，竟然为之上书求情。朱元璋当然毫不犹豫地把犯人给杀了。
这年十二月，快过年的时候，决定性的事件发生了：胡惟庸的儿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了一匹好马，很威风地骑着，在大街上狂奔。因为他是丞相的儿子嘛，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但因为速度过快，马匹失控，撞上了对面驶过来的一驾马车，导致胡惟庸的儿子当场死亡。胡惟庸悲伤加上愤怒，竟然下令把马车的车夫绑起来，自己操刀把车夫给砍了。
这件事情立即变成轰动一时的社会舆论事件，胡惟庸想瞒也瞒不住了。
朱元璋很快就得知了此事，下旨要求严查是谁杀的车夫。
胡惟庸请求能够“赎死”，一方面向车夫家属支付大笔赔款，取得家属原谅，一方面向国家缴纳大笔罚款，免除杀人者死刑。“赎死”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的一项制度。汉朝的时候，司马迁因为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受到株连，应该被杀，他就凑了一笔钱免除死刑，改为阉割之刑。这样他才能得以忍辱负重写成了《史记》。胡惟庸的请求并不算十分无理。
但朱元璋只回答了他五个字：杀人者偿命。
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找一个家丁来认罪抵命。但他自己也会被追究责任，免职几乎是必然的。
过完了春节一上班，御史中丞涂节就上书，告发胡惟庸谋反！
六、孤注一掷：胡惟庸造反的真伪与可行性
这下问题就大了。如果只是放纵家丁杀人，充其量就是免官，而谋反则是灭族的重罪。
有人认为，这是涂节的一种政治投机。因为胡惟庸被拿下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了，他来个落井下石，揭发有功，就有可能接替胡惟庸的位置。
这个推理并不合理。因为根据涂节的告发，胡惟庸的谋反他自己也参与了。对于谋反重罪，没有马上告发，一定会受到株连。也就是说，只要涂节告发的事情是真的，他就绝不可能升官，面临的只不过是处罚轻重的问题，最轻也是坐牢，重的就是杀头甚至灭族；如果他的告发是假的，诬告丞相谋反这种罪名也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胡惟庸的其他违法行为可谓一抓一大把，随便弹劾他一点儿贪污腐败、任用私人、欺君瞒上之类的事情，不仅证据充分，效果又好还安全，为什么偏要伪造一个把自己也搞进去的谋反案出来呢？
只要涂节神志正常，他的告发只能是出于一个原因：胡惟庸即将失势，谋反的事情眼看就要包不住了，早晚要败露。因此涂节这才抢先告发，希望能够凭借首告之功，免除死刑。
朱元璋立即下令逮捕胡惟庸、涂节，进行彻查。案情很快就弄清楚了：胡惟庸内与御史中丞涂节、御史大夫徐宁密谋，外与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勾结。陆、费二人之前曾经因为贪污和其他违法行为被朱元璋贬职外放，心怀不满。胡惟庸趁机与他们联系，结成同盟准备谋反。这5个人很快就被处决，胡惟庸被灭族。涂节虽然首告，但曾实际参与并长期隐瞒谋反案，等到快要出事了才被迫举报，仍然未能逃过死刑的惩罚。
杀掉胡惟庸的第二天，朱元璋就宣布，废除中书省，不再设丞相职位，由六部直接向皇帝报告。
有人推测，朱元璋是为了废除丞相之职，所以才炮制了“胡惟庸谋反案”。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他其实没有必要这样做。更合乎常理的推测是：胡惟庸独断专权，长期向他隐瞒各种重大事务。这一情况被揭露出来以后，让朱元璋看到了丞相制度的弊端：由一个人来统领百官，极易造成皇帝的信息渠道被堵塞。
废除丞相之事，朱元璋应该已经考虑过很久，直到胡惟庸事发，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从表面上看，胡惟庸谋反这个事情十分违反常理。他就是一个文官，资历也很浅，无法调动军队。朱元璋指挥千军万马作战的时候，他也就是在地方上搞点行政工作，怎么会生出这天大的胆量来谋反呢？这不是自找着想被灭九族吗？
一直以来，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冤案。朱元璋无非是把胡惟庸当成一颗棋子，用他来达到废除丞相或者屠杀开国功臣的目的。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胡惟庸谋反证据确凿，是个铁案。但硬要说这些证据全都是严刑逼供搞出来的，我们也没办法反驳，毕竟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六百余年，要探究真相很难。不过，如果只是分析动机和可能性，我认为：胡惟庸确实有动机谋反，而且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
首先，胡惟庸毕竟是从乱世中混出来的。杨宪被杀之后，他接任丞相，仍然敢于有所作为，甚至专权独裁、收受贿赂、任用私人、隐瞒奏章，而不是像汪广洋一样唯唯诺诺、缩头自保，说明他胆子肯定不小。
其次，胡惟庸干了这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能够隐瞒朱元璋一段时间，但要想长期甚至永远隐瞒下去，几乎不可能。朱元璋对待贪污腐败的态度天下人都知道，连驸马、开国功臣都能斩杀，贪污60两银子就要杀头。那么，他的那些事情被朱元璋知道以后，被杀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就有三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所有的利益，不收钱、不追求任何特权、子女亲戚也不能跟着沾光，领着朝廷的死工资，累死累活地做事。
第二种是不当丞相了，像李善长一样称病退休。
这两个选择利益牺牲极大，胡惟庸当然舍不得。就算舍得，因为之前已经有案底了，也不能保证朱元璋不会算旧账。退下来或者不收钱之后，利益格局发生变化，他被人告发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这样看来，如果胡惟庸不想坐以待毙，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谋反。
胡惟庸是很喜欢权力的，让他主动退下来太难了；胡惟庸又很有才能并勇于任事，让他坐以待毙也不太可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足够的谋反动机。
历史上造开国皇帝的反的人并不少，也有成功案例。比如李世民造他父亲李渊的反就成功了，杀掉了哥哥，然后逼迫李渊退位。后来李世民的儿子也造反，开国功臣侯君集还参与了。汉高祖手下的英布也是公然造反，刘邦亲自带兵镇压，英布还硬碰硬地跟刘邦打了一仗。
当然，侯君集和英布都失败了，但起码说明：不是说开国皇帝很厉害，大家就不敢造反。总有胆子大的人想要拼命一搏，有的是被逼的，有的则是经不住皇权的诱惑。胡惟庸应该是二者兼而有之。
除了胆量和动机以外，胡惟庸也是极聪明的人。面对诛九族的风险，他一定会仔细思考：谋反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
从表面上看，没有兵权的文官丞相想要推翻武功赫赫的开国皇帝，可能性几乎为零。
但是，朱元璋这个开国皇帝很特殊。
他反腐败的动作太大了，杀人太厉害，以至于整个官僚集团，包括武将集团、皇亲国戚，都没有安全感。这些文臣武将绝大多数不甘心过朱元璋给他们安排的生活：比以前朝代的官员工作更辛苦，工资和特权却最低。他们大部分或多或少都有贪污腐败、欺压百姓、滥用特权的行为。毕竟在帝国制度下，这实在太容易了，稍微有点权力，不用自己主动去敲诈勒索，也会有人通过各种人情关系来诱惑他们腐败。要拒绝这种诱惑，意味着要撕破很多亲戚朋友的面子，反而是一件很难下定决心的事情。
所以，他们也就跟胡惟庸一样，时刻担心被朱元璋发现后杀掉。按照朱元璋的性格，从位高权重到满门抄斩，这种变化随时可能发生。没有人喜欢过这种提心吊胆的生活。
“江山是兄弟们一起打下来的，皇帝都让你做了，为什么就不许我们吃好点儿喝好点儿？”
这应该代表了当时很多文臣武将的心声。
像吉安侯陆仲亨，很早就随朱元璋起兵，在攻打太平（今安徽省马鞍山市）、集庆（今江苏省南京市）等城市的战役中都立下大功。洪武三年（1370年），陆仲亨从陕西回京，本来是办私事，却擅自调用驿站的马车。朱元璋听说后大怒，说：“国家刚刚经过战火，人民才开始重新成家立业，负责为驿站提供马匹的家庭生活还很艰苦。马都拿给你拉车了，他们自己的生活怎么办？”就罚他去山西捕盗。平凉侯费聚也立下过大功，后来去苏州做官，每天贪图酒色，治理苏州毫无起色。朱元璋就罚他到荒凉的西北地区去招降一些零散的蒙古残部，还是没啥成绩，因此屡次被朱元璋责备。这两人都对朱元璋非常不满。胡惟庸请他们到家里喝酒，喝完之后说：“咱们三个以前都干过不少贪赃枉法的事，万一被揭发出来怎么办？”二人感到很惶恐，立即同意为胡惟庸谋反准备军马[24]。
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惟庸要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他很容易就能拉拢一大批“有前科”的文官武将来参与这种灭九族的冒险。
后来追查出来的证据表明，胡惟庸结党的范围相当广。他跟大部分官员都结成了利益同盟：官员们同意在重大问题上与胡惟庸保持高度一致，向皇帝封锁对胡惟庸不利的消息。而胡惟庸则保证他们的官位特权，出了事情给他们摆平。
这种同盟关系并不等于谋反。但这些职业官僚们应该很清楚丞相结党意味着什么。
官员之间结党联盟都是为了争夺权力。比如唐朝末年的牛李党争、北宋后期的新党和旧党之争。两大利益集团对立，一方如果不结党，就会被另一方轻易打倒。
胡惟庸当丞相的时候，浙东集团的三个领袖人物，刘伯温、杨宪已死，汪广洋形同废人。胡惟庸代表的淮右集团势力如日中天。特别是汪广洋死后，胡惟庸任“独相”，没有副丞相来分他的权力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胡惟庸，还要不断地结党，这是很不正常的——百官都是你的手下，你还去跟他们结党干什么？
显然，矛头不是对准某些官员，只可能是对准皇帝。
胡惟庸的意图如此明显，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站在了他这一边。要么积极参与，要么保持沉默。这说明，朱元璋的肃贪行动确实是到了众叛亲离的程度。他已经站到了整个官僚集团的对立面。
除此以外，胡惟庸有理由相信，自己可以得到军方的支持。他的丞相之位本身就是李善长推荐的，后来还跟李善长的弟弟结成了儿女亲家。他不停地通过李善长的弟弟去说服李善长与他结盟，共同反对朱元璋。
李善长坚决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这一定会失败。但他没有告发胡惟庸，一方面他可能认为，只要自己没有实际参与，就算胡惟庸案发，他作为第一功臣，也不会受到株连，所以没有必要去告发；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对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的很多做法是不以为然的。
胡惟庸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而是用更大的利益来诱惑李善长，承诺事成之后封他为淮南王。李善长似乎对此很心动，不过仍然拒绝。但他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最后说了一句：“我老了，等我死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汝等自为之）。”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明白了：他不会参与谋反，但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军方将保持中立。
在这种情况下，胡惟庸谋反成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了。只要他能够想办法杀掉朱元璋，然后拥立一位愿意跟他合作的亲王——首选当然是太子朱标。如果他不合作，也可以一并杀掉或者废掉，之后再选一个。然后，宣布废除朱元璋制定的各种“恶法”“酷刑”，保证大家可以像宋朝一样俸禄丰厚，想怎么贪污就怎么贪污。那么，文官集团一定会表示支持。李善长只要确认朱元璋已经死了，就会站出来稳定住军队。
我们要知道，当时明朝开国才10多年，官僚集团和人民都还没有形成忠于朱家天子的心理。如果用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已经知道朱元璋是建立200多年大一统王朝的开国皇帝，那么他当然是不可动摇的。而当时的情况是：他不过是一个刚刚扫荡完群雄的军事领袖而已。没有人知道明朝的命运会是像唐朝一样，还是像秦朝一样。如果胡惟庸政变成功，扶持一个傀儡皇帝，利用中央枢机的权威逐步诛杀朱家子孙和其他忠于朱元璋的势力，这个天下是姓朱还是姓胡那就不一定了。王莽、杨坚、武则天都是这样成功上位的。
当然，实际情况肯定会复杂得多，也要困难得多。最大的可能是天下大乱、重新陷入军事混战的状态，忠于朱元璋的军队和服从傀儡皇帝的军队将会展开一场大战。鹿死谁手还很不好说。但对胡惟庸来说，成功的可能性至少是存在的。如果成功了，他就是新一代开国皇帝，这种诱惑太大了。无论如何，总比当一个随时可能被处死的丞相要好得多。
七、血流成河：朱元璋的艰难选择
从这个层面来分析，胡惟庸的谋反并非偶然事件。这不是他一个人或者少数几个人的阴谋，而是整个官僚集团对肃贪行动的反击。他们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特权，于是默默地站在丞相胡惟庸背后，或积极参与，或冷眼旁观，希望朱元璋这个“暴君”的统治能够尽快终结。
但是很不幸，他们遇到了中国历史上最强硬的开国皇帝。
胡惟庸案发的时候，朱元璋只诛杀了很少的几个官员。但是随着不断地追查，朱元璋发现，此案涉及面之广令人震惊。整个官僚集团在胡惟庸的带领下，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有计划、有预谋地向他封锁消息，想把他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聋子”和“瞎子”。
朱元璋是一个很有系统性思维的领袖，喜欢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郭桓案”之后，他就下令，以后财务记账必须用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来记录，而不再使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以避免账目很容易被涂改的问题。这项改革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杀掉胡惟庸之后，他也很快就决定，废除沿用了上千年的丞相制度。
随着“胡惟庸案”的深入，朱元璋进一步发现：废除丞相还是不够。“胡惟庸案”不是丞相专权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整个文官集团的问题。所以，很有必要在整个官僚体系之外，另外建立一套独立的监察系统。
在此之前，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都是“皇帝—文官—武将”的治理结构。武将负责打仗。除此之外，文官集团负责一切。除了行政部门，司法和监察部门也是在文官系统内部设立的。这样很容易形成所有文官团结起来向皇帝隐瞒消息、结党营私的局面。
杀掉胡惟庸之后两年，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下令对禁卫军进行改编，改为“十二卫”，也就是12支有特别权力的皇帝卫队。其中最重要的是“锦衣卫”，负责监督百官，集情报、逮捕、审判和执行的权力于一身。锦衣卫的统领由皇帝直接任命，不需要经过文官系统的选拔，也就是不需要走“科举—低级官员—高级官员”的升迁渠道。这样他们就不容易和文官集团建立起稳固的利益同盟。
锦衣卫的监察权力完全来自皇帝，一切情报直接向皇帝汇报，也不需要通过六部或御史。
锦衣卫设立以后，情报源源不断地被送到朱元璋案前。“胡惟庸谋反案”背后的整个官僚群体也就无所遁形了。各种腐败、结党……逐渐浮出水面。
随后发生的事情，应该是朱元璋深思熟虑后的结果。胡惟庸死后，他通过两年的追查发现问题的轮廓；然后设立锦衣卫想把这个问题彻底搞清楚，于是又用了两年的时间掌握了胡惟庸结党的详情。在这4年之间，“胡惟庸案”看起来已经平息了，株连的人数其实比较有限。官员们不知道的是，朱元璋一直在观察、分析，思考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应该说，大部分官员是抱着一种“法不责众”的心理与胡惟庸结党的——反正大家都结党，我不参与就会被孤立，被胡惟庸整。如果胡惟庸谋反成功，我说不定还有危险。就算失败了，事情暴露出来，总不能那么多人全都杀了吧！无非也就诛杀那么几个核心人物，其他的人只能是法不责众嘛，对不对？
还有，你朱元璋竟然允许草民捆绑官员进京问罪，收60两银子就要“剥皮实草”，难道不是太过分了吗？
遇到一般的皇帝，这个事情也就这样了。皇帝总是要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的。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为了减轻人民的生活压力，削减了部分大官僚大地主的特权。保守派直接就质问皇帝：你是通过小民来治理国家，还是通过官员来治理国家？神宗皇帝竟无言以对。
朱元璋应该认真考虑过官僚集团结党反对他的原因，也必然考虑过如果将涉事官员全都严厉惩处可能会有什么后果。他可以只惩罚少数头目，向官僚集团做出妥协，放宽对腐败问题的惩处力度。这样反而有利于维护皇帝的权力地位。汉朝、唐朝、宋朝这些大一统帝国的反腐败标准比他所坚持的要低得多，照样立国数百年。
但作为一个从尸山血海中成长起来的贫民皇帝，他终于还是作出了不一样的决定。
在作出这个决定的过程中，他一定不止一次地回想起父母兄弟惨死的悲剧。
洪武十七年（1384年），胡惟庸死后四年，朱元璋颁下圣旨，彻底搜捕胡惟庸余党。“胡党”之狱大兴。
杀3万余人。
凡是跟胡惟庸结党的官员，不管是积极参与者还是默许旁观者，全部被杀，整个官僚体系被血洗一空。受株连的还有很多跟胡惟庸等有经济往来的豪门大族。
大处决持续了5年。最后被杀的，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1354年，26岁的朱元璋和40岁的李善长第一次见面[25]。朱元璋是初出茅庐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善长是远近闻名的文士。朱元璋问：天下大乱，何时才能平定？
李善长回答道：秦末战乱之时，汉高祖从普通百姓中崛起。他生性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胡乱杀人，5年就建成帝王的基业。现在的情况和秦末相似。将军倘若效法汉高祖，天下便可轻易平定！
朱元璋深以为然，从此将李善长作为首席谋士，军国大事，悉以咨之。朱元璋在前方打仗，总是留李善长在后方镇守。李善长也总是能够维护后方稳定，并保证后勤物资顺利输送。开国以后，朱元璋坚决把李善长排在所有战功赫赫的武将之前，并说：“善长之功，吾独知之。”
是啊，在这腥风血雨的十多年里，两人不知道有多少次促膝长谈，纵论眼前的军事、古今的得失、未来的方略。李善长之于朱元璋，就如同萧何之于刘邦、诸葛亮之于刘备，原本应该成为一段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但是，这个故事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了。
从他们第一次见面的对话来看，李善长只是想着如何帮朱元璋夺取天下。他提出不胡乱杀人、知人善任等谋略，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等到天下平定以后，不再需要这些谋略，李善长也就变得贪图权位、心胸狭隘起来。下级官员稍微触犯他的权威，就会遭到打击报复。逼走刘伯温、整死杨宪，都是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的公义。
而朱元璋则是一个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的人。这从他主动把自己唯一的根据地和大部分军队交给郭子兴这件事就能看得出来，他做事情不纯粹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道德考虑也占了相当重的分量。当了皇帝以后，他仍不失平民本色，省吃俭用，疯狂工作，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成天担心的就是跟他出身一样的农民遭到像元朝官员那样的迫害，故在反腐败方面给出了可谓前无古人的力度。这一点是李善长完全想不到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所以，李善长渐渐把朱元璋看成一个暴君，不愿再与之合作。而朱元璋则对李善长的所作所为越来越感到失望。这一对创业君臣开始渐行渐远。直到朱元璋发现，李善长被胡惟庸多次策反，竟然隐瞒不报，甚至说出“汝等自为之”这样的话来，朱元璋这才终于起了杀心。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韩国公李善长因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族诛。全家70余口尽斩于市。
【注释】
[1] 比朱元璋出身还要贫寒的是十六国时期抓住王衍的那个石勒，当时是汉赵帝国的将军，后来自己也当了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出身奴隶的皇帝。他建立的后赵帝国基本统一北方，但未能统一中国。
[2] 《春明梦余录·卷二五》：“洪武十七年给事中张文辅言，自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记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3] 参考许元溥撰《吴乘窃笔》。
[4] 参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
[5] 参考《明太祖实录·卷十四》。蕲州，在今天的湖北黄冈附近。
[6] 参考《明太祖实录·卷八十六》。潞州，在今山西长治附近。
[7] 另有一种说法是明初“四大案”，还有一个“空印案”。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但有学者认为最后真正被处决的只有数百人，与另外三个杀人过万的大案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8] 三大案的死亡人数均来自《明史》。胡案杀人数：“惟庸既死……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郭案杀人数：“系死者数万人”；蓝玉案杀人数：“族诛者万五千人”。郭案数据不详，可见《明史》作者对此并无把握，既云数万人，则肯定不少于万人之数。照此保守估计，三案合计也不低于6万人。
[9] 原文见《大诰三编·指挥林贤胡党第九》：“昔者天下大乱，有志有德者，全民命，全民居。无志无德者，焚民居而杀民命，所过荡然一空。天下群雄以十数为之，其不才无志者，诚有七八。唯姑苏张士诚，虽在乱雄，心本智为，德本施仁。奈何在下非人，兄弟不才，事不济于偃兵。然而相从者父母妻子，当归我之时，各各见存……妻室为之已有，男女岁为之生产，祖宗后嗣已立。”
[10] 参考吴晗《朱元璋传》之附录《朱元璋大事年表》。朱元璋在父母去世后曾经短暂入寺为僧，但只待了一个月即开始流浪生活，21岁时结束流浪再次回到庙中。
[11] 见《大诰续编》之《秦昇等怙终第八十三》《查踏水灾第八十四》，参考杨一凡：《明大诰研究》附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此前有多种文献提及此事时认为这141人均被处死，查《大诰续编》原文，有包括秦昇、王朴在内的141人被列入名单昭告天下，明文记载被处死是“昇等”，又有“内除王朴性不怙终，见任不解”之语，可见有部分“不怙终”也就是案发之后能及时坦白认错的人被免死了，因此141人中具体有多少人被处死未知。
[12] 参考《大明会典·卷二十四·会计一·税粮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夏税米麦4712900石，绢288487匹，钱钞39800锭，秋粮米24729450石，绢59区，钱钞5730锭。夏秋税粮合计约2944万石。
[13]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朕思创业之初，军需甲仗皆出于江左之民，其劳甚矣。其应天、太平、广德、镇江、宁国五郡今年秋粮，官田减半征收，民田全免。期苏民力，同乐治平。”
[14]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五》：“户部奏定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七十四石，正二品六十 一石，从二品四十八石，正三品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一十六石，从五品一十四石，正六品一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七石五斗，从七品七石。”
[15] 吴慧在《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年版）中指出：“明清一升大米合 1.53～1.55市斤”。一斗十升，一石十斗，七石五斗重量折合大约1155市斤。
[16] 参考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17] 陈宝良：《明代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及其构成——兼论明代人的生活质量》，载《西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18] 参考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但吴慧认为2.31石指的是稻谷产量，稻谷经过加工之后只有大约一半能变成大米。作者结合吴慧计算过程中引用的各种文献资料原文分析，认为应该是大米而非稻谷。此处按大米算。若按照稻谷产量算，官员每月7.5石的大米就比拥有40亩地的富裕农民家庭收入高出几乎一倍了。
[19] 注意，这个分析结论只适用于朱元璋时代，而不适用于朱元璋之后的明朝。后来明末著名的清官海瑞，靠死工资过活，生活非常艰难。这是因为，海瑞时代距离朱元璋已经过去了100多年，物价水平发生了很大变化。明朝从中前期开始，发工资就不直接发大米了，而是按照粮食价格折成了银两，甚至是宝钞或者国库库存的西洋香料等等。明末外贸繁荣，西班牙从美洲掠夺的银子大量流入中国，导致银子贬值厉害，购买力远远低于朱元璋时代。但是官方发工资规定的折算比例一直保持不变。所以到了海瑞时代，发的银子已经无法购买到朱元璋时代的那么多大米。我们不能用海瑞的穷困来证明朱元璋定的工资标准太低。这是明政府没有注意根据物价变化调整工资水平导致的，责任显然在后来的当权者，而不在朱元璋。
[20] 古代封爵位的次序是：公、侯、伯、子、男。明代爵位只有三个等级：公、侯、伯。李善长被封为韩国公；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
[21] 参考《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22] 关于“下毒”，还有一个朱元璋背的“黑锅”，就是开国第二功臣、大将军徐达之死。他实际上是善终。但民间传说他得了背痈，不能吃蒸鹅，朱元璋偏偏赐给他蒸鹅。徐达吃完之后当晚就病发身亡。这件事儿在正史上是没有记载的，当时的各种野史、笔记也没有任何记载，是徐达死后100多年才在野史里面出现的。此事一定为假。朱元璋杀过不少开国功臣，要杀徐达并不需要用这么“委婉”的手段。更重要的是：背痈不能吃蒸鹅只是一种迷信。我问过这方面的医生，得背痈的人，就算一天三顿都吃蒸鹅，吃上一个月，也绝对吃不死。蒸鹅、煮鹅、红烧鹅换着吃或者蒸鹅、蒸鸡、蒸鱼换着吃，也没问题。当然，生了病，吃点清淡的应该更有好处。但总的来说，痈这种病，跟吃鸡吃鹅还是吃鱼吃肉并无直接关系。有人进一步推测：虽然蒸鹅无毒，但徐达从这个事情可以知道朱元璋想要害死他，因此被逼自杀。这样的推测也不靠谱。《本草求真》云：“鹅肉……有言服则发风发疮发毒，持论不同，臆见各一。”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古代也就是一个传言，不是共识。皇帝给臣下赐食是常有的事。但是，利用食物禁忌毒死大臣的事情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大将军徐达一生征战沙场、算无遗策，立国以后镇守北方，政治上小心谨慎，没有任何不端的言行，这样一个既聪明又谨慎的人，仅仅因为朱元璋赐蒸鹅给他吃，就断定朱元璋想要杀他，然后也不搞清楚就自杀了，这样的逻辑实在过于荒谬。
[23] 朱文正，朱元璋的侄子，战功卓越。因对朱元璋的封赏不满，暗通张士诚，被朱元璋得知，终生软禁，最后郁郁而终。
[24] 参考《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六·奸臣》。
[25] 《明史·李善长传》：“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据吴晗《朱元璋传》附录年表，朱元璋夺取滁州在135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