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做法虽然粗暴，但确实有效。而且他也不是只会杀人，还会辅以各种制度设计来系统地解决问题。严刑峻法与制度设计，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才是他的高明之处。
到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耕地达到800万顷，比北宋巅峰时期的500万顷还多出了300万顷；人口达到6600万人，比元朝巅峰时期的5900万人增加了近700万[20]。考虑到历代的数据统计由于疏漏可能会低于实际数字，而朱元璋清查土地和人口比较彻底，因此明朝的耕地数和人口数相比于之前的朝代可能未必增长了这么多。但这个数据至少可以说明：朱元璋只用了26年，就把国民经济从战乱后百废待兴的局面，治理得接近甚至超过北宋和元朝的鼎盛时期。这是了不起的政绩。
洪武中期的一首民谣也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局面：“山市晴、山鸟鸣，商旅行、农夫耕，老瓦盆中洌酒盈，呼嚣隳突不闻声。”[21]首都南京的人口开国时候只有10多万，到洪武后期已经达到了80万左右，甚至可能接近100万[22]，且各种商业贸易和手工业都极为繁荣。这一段时期也因此被称为“洪武之治”。
不知道为什么，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朱元璋+反腐败”，前面好多页全都是反思“朱元璋反腐败为什么失败”的文章。我左看右看，就是看不出来他哪里失败了！天下大治，民生幸福，国祚绵长。怎么就失败了呢？
一个出身于最贫困家庭的叫花子，立志要杀尽天下贪官，在天下大乱之中崛起，统一中国，当了皇帝。在位31年，杀掉贪官无数。然后，他和那些经历了反腐败考验的官员们一起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帝国的辉煌延续了两个多世纪，为中国人带来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与繁荣时光。皇帝本人也活了70岁，善终。如果这叫失败，那我很想知道什么叫成功。
一个政治家的执政成败，不能用绝对的、理想的标准去评价，而应该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客观的评价。反腐败成功不成功，主要看最后有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从提高政府效率、增加老百姓的安全感、公平感和生活质量的标准去看，我们可以说，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是成功的，而且是极大的成功。
现在有很多人不惜忽视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也要一口咬定朱元璋的反腐行动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他们认为朱元璋杀人太过分、太恐怖了。为了避免这种恐怖血腥的情况再度发生，一定要把整个反腐行动的成效否定掉。
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行为。朱元璋的反腐败，从最终的效果来看就是成功的，不管立场如何，我们首先要学会尊重事实，而不是通过否定事实来否定自己不喜欢的观点。后世在借鉴学习的时候，对待贪腐行为，该严刑峻法就是要严刑峻法；另一方面，这可能会造成很多冤案，而且会带来恐怖气氛，导致政府人才素质下降，这些教训也要充分吸取。我们不能因为肯定朱元璋的反腐成就就简单复制他的政策，而应该在他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学习好他“严刑峻法与制度设计两手抓”的成功经验，反思其简单粗暴、过度株连的行为，争取比朱元璋做得更好。这样，才是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
前面我们也说过，曾有作家说他想穿越回宋朝。这一点很明智，高级知识分子要穿越回到古代，就是宋朝最舒服。但是普通老百姓要穿越呢？宋朝就很糟糕。对内，官员们待遇丰厚、贪污腐败、横行霸道；对外，不断地丧师失地、年年巨额纳贡，这些成本全都要从普通老百姓头上出。
所以，如果你不能去做官，也不能攀上官员豪强家族当靠山的话，就不要去宋朝了。去哪个时代最好呢？应该就是去朱元璋的时代最好。谋反案或者贪污案这些事情跟小老百姓是沾不上边的，不用担心杀头灭族之祸。相反，老百姓税负很低，农业税和商业税都是三十税一。此外，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对于农业生产工具和人民日常婚丧嫁娶需要使用的布料、舟车等物品，一律免税。因此对普通人来说，不管是种田还是做点小本生意都比较容易。
遇到灾年的时候，皇帝就会下令：今年这个地方不用交农业税了，停息一年，甚至还会运粮来救灾。
没有文字狱。相反，书籍的印刷和销售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跟农具、布料、舟车一样完全免税。江南地区的私人书商多如牛毛。
对外战争不太多，而且总是取得胜利。作为大明的子民，还是很有荣誉感的。
底层官员肯定还是有贪污行为的，但是跟历朝历代相比要收敛许多。小的委屈忍一忍也就算了，真有特别不公平的事情把你逼急了，拿着《大诰》，联合乡里乡亲们去县衙闹一闹，威胁要把官员绑到京城去治罪，应该多少是有点效果的。
对古代世界的底层老百姓来说，这已经是最理想的社会了，不是吗？所谓清明盛世，说的难道不就是这样的时代吗？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儒林外史》里面那个店家的父亲为什么会对孩子们说：再过几年洪武爷的日子就好了。
公元1398年5月，洪武三十一年，70岁的皇帝突然生病，长期卧床不起，在病榻上留下遗嘱，一切丧事从简：
丧祭仪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临三日，皆释服，毋妨嫁娶。诸王临国中，毋至京师。[23]
6月24日，朱元璋去世。
七、远迈汉唐：郑和下西洋与明朝疆域的扩张
朱元璋死后，他的事业由朱棣继续推进。
我们知道，汉朝初年的时候，国家经济实力比较弱，人口和马匹都比较稀少，所以先搞了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到了汉武帝继位的时候，国库里面已经堆满了钱粮，马匹和盔甲的数量也已经有好几十万。这个时候，汉武帝才开始大规模地开疆拓土。
朱棣面临的情况与汉武帝相似。洪武后期，国家税收已经超过了每年3000万石[24]，是元朝时候的两倍，再一次出现大量的粮食堆在仓库里烂掉、穿铜钱的线直到朽坏都用不完的情况。
总之，人口、钱粮、马匹，这些发动战争的基本资源都已经非常充足。
不过，朱元璋的“洪武之治”比“文景之治”要厉害得多。文景时期只是内政休养，对外毫无建树。而朱元璋在统一了传统的中原地区以后，先是派邓愈出兵甘肃、青海攻下了西域地区，这是自唐朝以后，汉民族王朝再一次控制西域地区；然后宣布从元朝手里接管西藏，在拉萨设立乌斯藏卫，后来改为乌斯藏都指挥使司。
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又派沐英出兵云南，取得胜利，把云南全境（还包括今天缅甸东北部的一部分）纳入中国版图。这样的战功超过了元朝，更超过了唐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又让蓝玉带兵翻过长城进攻北元，再次取得重大胜利，基本打掉了北元反攻中原的能力。
由于朱元璋实在过于生猛——三十年如一日，天天加班工作十几个小时，因此留给朱棣发挥的空间不是很大了。朱棣要想像汉武帝那样，开拓那么多北方疆土，几乎是不可能的。
但朱棣还是干出了很多超越汉武帝的成绩。
首先，朱棣亲自带兵出征蒙古残部，每次都是20万～50万大军，军粮的供应源源不断。这种战争能力已经超过了鼎盛时期的汉朝和唐朝。特别是第二次远征，抵达了今天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附近，全歼蒙古瓦剌部3万余人，基本解除了瓦剌对明朝的威胁。
朱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亲自带兵翻越长城北上、到塞外大漠与游牧民族决战的大一统皇帝。
在北方每次都派出数十万大军的同时，朱棣在南方仍然不断用兵。永乐五年（1407年），大将军张辅率军征服安南，朱棣下令设立交趾布政使司，今天越南北部地区自汉朝以后又一次被正式纳入版图。
在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开疆拓土的同时，朱棣又派亲信太监郑和率领巨大的船队出海，船只数量超过200艘，最大的宝船载重量可达2500吨[25]，船队总人数超过27000人[26]。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力量。郑和船队穿过中国南海，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进入印度洋。这一次远征虽然没有直接扩张土地，但灭了很多海盗，大大增加了中国对印度洋贸易通道的控制能力，并在今天的印尼北部、靠近马六甲海峡的地方设立了旧港宣慰司，作为明朝的一个外派机构，负责处理南海周边国家的朝贡事务，把印度洋周边的一些小国也纳入朝贡国的范围。
明初有海禁政策，但这并不是闭关锁国，只是禁止私人商船出海，由政府垄断对外贸易。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必须由本国政府带领，以“朝贡”的名义来华，然后由市舶司检查货物，组织牙行（也就是贸易中介）来交换货物。设立旧港宣慰司的地方原来海盗横行，极大地威胁了马六甲海峡附近的来华船队。朱棣下令郑和带兵灭了海盗，这才设置了这么一个机构来管理“朝贡”事务。所谓朝贡，核心就是贸易。一个朝贡团往往有数百人，真正的官方使者一般就几个，剩下的全是商人。朝贡的物资和贸易的货物价值相比也只占极少一部分。
“朝贡贸易”是朱元璋作为海禁政策的配套制度建立的。他实施海禁，原因是当时经常有日本流浪武士在沿海抢劫（倭寇的起源），还有就是张士诚、方国珍等敌对势力的残部在一些海岛上没有被清剿干净，禁止私人下海是为了断绝这些敌对势力的补给。现在有些人凭借这一点就认为朱元璋头脑僵化保守，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云云，这是一个很大的偏见。
朱元璋在实施海禁的同时建立了朝贡贸易制度，这个制度的本质是搞“贸易资格认证”：只有被认证为“朝贡国”的国家才能带队来华贸易。而“朝贡国”资格认证的核心就是不能支援海外敌对分裂势力。像日本老是有倭寇，有时候明朝就不准它来朝贡，其实就是对日本搞经济制裁。
小国不远千里来朝贡，只要给中国很少一点礼品就能获得丰厚的赏赐，这看起来完全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虚荣心搞的劳民伤财的制度。其实古人也是很实际的，朝贡在历朝历代一直都跟贸易紧密结合。远邦小国不远万里来朝贡，图的不仅是赏赐，而是可以趁机带一个大商团过来搞贸易。这对中国人民和外国人民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至于贡品和赏赐，相对于贸易额来说只占一个较小的比例。明朝的市舶司每次都会对朝贡货物估价，对属于国王、王妃及陪臣的货物征收高达50%的关税，而对于私人货物，只征收20%的关税[27]。这笔收入大大超过赏赐物品的价值。最有意思的是，当时南洋跑到中国来“朝贡”的使臣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中国人，主要来源于福建潮汕一带。他们跑到南洋去经商，发财之后让当地的国王封他们一个官，一转身就变成了“贡使”，运着大批货物到中国来贩卖。比如正统三年（1438年），爪哇“朝贡团”的三个使者：马用良、殷南和文旦，都是福建龙溪人。
郑和下西洋跟近代西方的大航海一样，都是为了扩展贸易。根据《明史》里面的记载，郑和下西洋新增朝贡国30多个，其实背后的实际意义就是增加了30多个贸易伙伴。而且，郑和航海才是真正出于贸易目的的航行，打击消灭的都是海路上的强盗，没有掠夺沿线地区的资源，没有建立殖民地；反观西方的大航海，则一半是贸易，一半是掠夺和殖民。
中国近代的衰落跟明朝的海禁政策并没有直接关系。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贸易拓展活动。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的起因，在郑和的随从马欢的《瀛涯胜览》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广东人陈祖义等人在马六甲的旧港附近当海盗，“甚是豪横，凡有经过客人船只，辄便劫夺财物”[28]，阻碍了海外来的朝贡船队。朱棣接到报告，下令派兵剿灭，这才有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第一次出海的首要任务就是把陈祖义抓住并送到北京斩首，并顺便消灭沿途的其他海盗。
据马欢记载：“（在扫荡了旧港地区的海盗之后）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盖造库藏仓廒，一应钱粮顿在其内，去各国船只回到此处取齐，打整番货，装载船内，等候南风正顺，于五月中旬开洋回还。”[29]简单来说，郑和在马六甲建立了一个贸易中转站，其中包括警卫设施、港口装卸设施、货物仓库、食宿供应点等。
此后郑和多次下西洋，军事任务大大减少，就改为运输大量的货物去沿线各地交易，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以贸易为主、兼顾外交与航路治安巡逻的船队。当时船队主要往外输出瓷器、丝绸、茶叶、漆器、金属制品、铜钱等，为中国换回的主要是珠宝、香料、药材、珍奇动物等。从海外进口100斤胡椒，在当地价值1两，回到国内出售20两，利润十分丰厚。除了胡椒外，其他进口商品的利润也都在10倍以上。[30]
郑和在28年间七次下西洋，平均每4年就去一次，每次往返就要一年多。之所以那么喜欢往西洋跑，肯定不是朱棣对他国的“朝贡”上瘾。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虚荣心，跑一两趟就可以了。真正的原因是：这是一件赚大钱的买卖。“所奉献及互市采取未名之宝，以巨万计。”这是赚钱赚上瘾了，所以才每隔三五年就要跑出去一次，发一笔洋财。下西洋在朱棣时期成了一种定期的官方贸易活动，跟西方的大航海一样，主要是经济利益驱动的。[31]
除此以外，朱棣还完成了迁都，把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在北京修建了紫禁城。这也是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唯一的一次迁都。
为了迁都，除了修缮北京城，朱棣还把北京附近的长城修筑了一遍以保障安全，把大运河重新疏浚了一遍以保障粮食供应。此外又组织了大规模的图书编撰活动，编成了《永乐大典》，全书22000多卷（目录占60卷），11095册，约3.7亿字。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庞大的百科全书。
明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要想同时做这么多事，几乎一定会耗尽国力。但朱棣不仅把这些事都干成了，而且明朝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盛的势头。民间依然非常富裕，没有爆发任何值得一提的农民起义。从中可以窥见，朱棣时期中华国力之强，完全可以与唐朝和汉朝的鼎盛时期比肩。
从疆域的广阔程度来看，朱棣时期的明朝超过了汉朝，跟鼎盛时期的唐朝相比，在东北部差不多，在西北地区则有所不如（这应该和唐朝首都在西安有关，唐朝对西域控制力更强），但是在西藏、云南等地则有了新的拓展，至于对南洋、西洋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更是远远超过了唐朝。
朱棣统治下的明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无论在海洋上还是在陆地上都拥有无可争议的霸权的时代。这里面有很大的功劳应该归属于郑和下西洋。海洋贸易的拓展为帝国提供了巨大的财富，这笔收入是以前的朝代都没有的。明朝学者严从简在其《殊域周咨录》中曾记载：“自永乐改元，遣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达到了明代经济学家邱浚所说的“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来“足国用”的效果。[32]
这笔财富到底有多少，现在已无法具体估计，因为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后来被人销毁了。有案可查的是：朱棣时期中央政府官员以及部分地方政府的俸禄从米变成了郑和贸易带回来的香料。比如以前每个月工资是100石米，现在则根据米价和胡椒的价格折算，改成发胡椒了。这些胡椒一直发到朱棣的曾孙朱祁镇上台，在国库里面还有大量库存。
胡椒在当时非常稀缺，拿到之后很容易高价卖出去，而且同等价值的胡椒在重量和体积上也比米要小得多，便于运输携带。这样，国家财政就可以节约下来大量的粮食用于战争（战士们的食物不能用香料代替）。而给官员发的米，因为大部分不是用来吃而是用于交换其他消费品，所以轻便稀缺的西洋香料更为合适。
不过，由于贸易量太大，胡椒等香料价格下降，而折算米价的比例一直保持不变。到了朱棣后期，差价已经很大，官员们的工资贬值严重，因此对这种发放办法越来越不满意，这也成为他们反对郑和下西洋的一大动因。而直到两个世纪之后，西方才出现了类似的现象。“到17世纪初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把来自海外的大量胡椒配给股东，带来市场价格的低落。而英国皇家也曾因积存胡椒太多而感到棘手。”[33]
所以，到了朱棣的时代，中华帝国突然变得比以前都要强盛许多，关键就是海洋贸易的拓展。这一点是朱棣对中国历史的突破性贡献。朱棣时代的中国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农耕帝国，同时还是一个海权帝国。如果他开启的这种大规模官方远洋贸易活动不被中断，中国就不会在近代如此衰落。至于它为什么会中断，我会在后面详细分析。
除了西洋贸易以外，大明盛世还有很大一部分功劳应该归属于朱元璋。他像“文景之治”一样搞休养生息、轻徭薄赋，但他又不像“文景之治”那样留下严重的豪强问题给汉武帝收拾；他也不像“文景之治”那样崇尚无为而治，而是修建了遍布全国的农田水利工程，核查清楚了全国的田亩数量。
当然，最重要的是，朱元璋建立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清廉的官僚体系。
治国就是治吏。
朱元璋的成功就是对这句话的最好诠释。
我们前面说过，帝制时代的中国，不是“分封制”意义上的封建社会，是郡县社会、官僚社会。从中央、郡（省）、县，一直到乡、里。官僚体系决定着中国人的组织程度和资源调配的效率。一旦这个体系变得清廉而高效，中国农耕社会就会被有力地组织起来：一家一户辛勤耕织，一乡一里兴修水利；县城里制作农具和衣物，省城里发展工业与贸易……所有这些资源通过税收、兵役的形式，一点一滴地汇聚起来，就会化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军队，横扫蒙古部落的骑兵，翻越西部的雪山，穿过热带的丛林，西渡流沙，南行巨浪，威震四海，所向披靡。
到了清朝的时候，康熙皇帝南巡，到达南京，惊叹于那里的兴盛繁华。他到朱元璋墓前祭拜，提笔写下了“治隆唐宋”四个大字。这说明，即使是不希望人民怀念明朝的清朝统治者，也不得不折服于朱元璋的丰功伟绩。
后来编订《明史》之时，清朝的史官给了明成祖朱棣这样的评价：“六师屡出，漠北尘清。”“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幅员之广，远迈汉唐！”
所以，朱元璋和朱棣父子二人为中国所开创的盛世，并不是我们今天想象出来的。清朝初年的时候，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都对此非常清楚，说得也很明白：朱元璋休养生息、反腐倡廉，在经济上“治隆唐宋”；朱棣利用朱元璋打好的经济基础，南征北战，在疆域面积上“远迈汉唐”[34]。
八、天子戍边：“土木堡之变”与定都北京的战略意义
明朝胜过唐朝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它盛世持续的时间比唐朝要长得多。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很快就衰落了，而且陷入了严重的藩镇割据，内战不断。它的繁荣时期只持续了大概120年。
而明朝一直都很繁荣。虽然到后期，贪污腐败、土地兼并、两极分化的弊政也越来越严重，但整体上的繁荣一直没有中断，从明朝建立到崇祯元年（1628年）农民起义爆发，繁荣持续了240年以上，几乎是唐朝的两倍。
明朝立国200年以后，遇到了处在鼎盛时期的日本。跟朱元璋一样出身社会最底层、当过和尚的丰臣秀吉，经过多年征战统一日本，然后试图侵略朝鲜。但两次侵略行动都被万历皇帝下令出兵荡平了，丰臣秀吉因此抑郁而终。这场胜利让日本人消停了300年。中国古代王朝，一般都是开国的时候比较能打仗，然后就会因为腐败问题越来越弱。立国200年之后还能在对外战争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只有明朝一家。
朱棣之后的明朝皇帝基本都以守成为主，做事情中规中矩。虽然赶不上朱元璋、朱棣父子的雄才大略，但都能比较好地履行皇帝职责。虽然有个别皇帝平庸怠政，但特别坏、特别昏庸的一个都没有，这是非常难得的。
朱棣死后，他的儿子朱高炽继位，但他当皇帝不到一年就去世了。在这一年里面他做的主要工作是给“靖难之役”中很多忠于建文帝朱允炆而被朱棣杀害的大臣平反。他也因此被称为“明仁宗”。
然后，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继位，是为明宣宗。这是一个很勤政的皇帝。小时候，爷爷朱棣就带着他一块儿到长城以北体验战争，此外还经常带着他去农村地区体验农民的疾苦。这是朱元璋留下来的好作风，喜欢带着后代去农民家里参观。朱棣小时候也受过这样的教育。
朱棣知道朱高炽身体不好，恐怕活不了太久，可能跟朱标一样还没当上皇帝就去世了，所以特别用心培养这个皇太孙，免得他像朱允炆一样不争气。
朱瞻基当皇帝以后，果然十分勤政。在内政上，他延续了朱棣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加强文官内阁的权力，组成了著名的“三杨内阁”，也就是三个姓杨的贤臣来主持政府工作，算是明朝比较有名的好内阁；另一方面，专门开设了太监学校，让宦官接受文化教育，开始把宦官按照国家正式官员的标准来进行培养。这就大大地提高了宦官监察文官集团、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能力。
朱高炽、朱瞻基父子治理中国的11年间，国家经济继续繁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最后一次也是在朱瞻基的统治时期完成的。史学界把这段时间称为“仁宣之治”。
经过系统的文化教育，宦官很快就开始在与文官集团的竞争中取得优势。朱瞻基的儿子朱祁镇继位以后，出现了宦官王振专权的情况。而王振就是一个在太监学校里面当老师的宦官。随后，发生了一件很糟糕的事，就是王振撺掇朱祁镇带兵亲征瓦剌。
朱祁镇缺乏战争经验，但很有点效仿朱棣和朱瞻基建功立业的冲动。估计他是这样想的：父亲和太爷爷都出过长城，我当然也应该去啊！
由于准备仓促、指挥失误，朱祁镇带领的大军惨败于瓦剌，王振被杀。更要命的是，朱祁镇自己也被俘虏了。战败的地方在土木堡城外，史称“土木堡之变”。
大一统皇帝被少数民族俘虏的情况，只在北宋出现过。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北宋灭亡。
但这一次差别很大，因为朱祁镇是主动跑到大漠打仗之时被俘虏的，而北宋的两个皇帝是首都被攻破以后被俘虏的。所以“土木堡之变”主要是丢人丢得比较大，对明朝的实力并没有太大的伤害。
瓦剌军队本来有机会可以彻底歼灭20多万明朝大军，但是他们忙着抢粮食、武器、盔甲等战争物资，让朱祁镇大约一半的部队跑回了土木堡。这为瓦剌后来的惨败埋下了伏笔。[35]
土木堡的残军跑回北京以后，中央立即从南京的武备库里面调过来126万件盔甲和各种兵器；然后从通州粮仓运送了足够北京全城居民食用一年多的粮食；又从河南、山东、浙江等地调集军队。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内，北京就又有了一支20多万人的装备齐全的军队。
至于皇帝被俘，除了很没面子以外，其实不算什么大事。由于朱家子孙很多，找一个来坐上去就行。皇帝被俘的消息刚传到北京，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马上就被立为新皇帝，是为明代宗。朱祁镇被尊为太上皇。
瓦剌军队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以为明朝皇帝被俘、大军溃败，他们反攻中原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大举进攻北京。但他们在北京城下被毫无悬念地击败了，而此时各地的勤王部队还有十几万正在路上。
入关的瓦剌军队损失惨重，不得不紧急撤退。明军大举追击，把在土木堡被抢走的装备物资抢回了一部分。后来经过谈判，瓦剌方面把朱祁镇无条件释放。
从“土木堡之变”到“北京保卫战”，在这一连串戏剧性的变化中，农耕帝国的战争潜力相对于游牧部落的优势展露无遗。
朱祁镇回来以后，继续当他的太上皇，朱祁钰继续当皇帝。
这些事情看起来很折腾，但对帝国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几乎没有影响。
这就是朱棣迁都北京的战略效果。
北京位于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最北边，而国家的经济发展带集中在黄河、淮河、长江、珠江流域。这些地方全部远离北京，远离北方主战场。沿着“北京—太原—西安”一线的是一条巨大的山脉绵延带，北京附近的是燕山山脉，太原附近的是太行山脉和吕梁山脉，并延伸到西安北部。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地理屏障，保卫着中原文明。
而从北京往南，基本上都是平原地带，一直到“武汉—杭州”一线，山脉丘陵才又多起来。也就是说，从北京出发，沿途的济南、洛阳，一直到武汉、南京，都是大平原，是无险可守的。
北京这个地方的气候环境相对于南京、杭州等地来说要恶劣得多。冬天非常冷，最低气温可以到零下十几摄氏度，冬天和春天都会刮大风，而且干燥缺水。经济繁华程度相对于南京、杭州来说也要差很多。皇帝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住着，要论舒适程度，跟江南、西安都是没法比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个：为国家守住这个“北大门”，抵御北方异族入侵。后来的人们对此给出了这么一句概括，叫作“天子守国门”。
在朱祁镇被俘虏、瓦剌军队即将南下攻打北京的时刻，朝廷内部就存在是否要放弃北京、南迁首都的争论。皇帝朱祁钰和大臣于谦商量后，作出了坚守北京的决定。因为如果放弃北京，瓦剌骑兵一路南下时就没有屏障了。北宋就是因为一直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首都开封无险可守，最后只延续了100多年就灭亡了。放弃北京，就意味着选择跟北宋一样的命运。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是非常狠的一招。这个“狠”不仅是说它高明，还有一点，就是皇帝对自己也比较狠。皇帝把自己置身于抗击北方异族的最前线，直接指挥长城沿线的军事对抗，年年都要体验天寒地冻的生活。而且，长城防线一旦失守，首先就威胁北京、威胁皇帝的安全。
从这个角度来说，定都北京，体现了汉民族捍卫华夏文明的决心和意志，这是一种战略上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朱家天子很有一点担当精神。这种担当精神，既避免了重蹈宋朝的覆辙，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再次出现唐朝那种边境地区藩镇割据的局面，因为皇帝就住在边境。所以，这一招看起来危险，却又极为高明。由于信息传递和物资运输的距离很短，中央枢机对前线的指挥和支援能力大大提高。一直到明王朝灭亡，北京都没有被攻陷过。
只要北京没有陷落，北方民族的铁骑就算越过长城，也无法威胁中原地区的安全，因为北京城内的军队随时可能在背后切断他们的后勤补给线和退兵路线。如果越过长城以后围攻北京，也很困难，因为南方的勤王部队可以很快赶到，而翻过长城的北方部队很难获得充足的后勤补给。在明朝历史上，北京被蒙古军队围攻过两次、被清军围攻过一次，都没有陷落，就是这个原因。
这就好像一个天才的围棋手，在对方棋子密布的地方突然落下一子，跟周围己方的棋子有一定距离，但又遥相呼应。对方如果要突破这颗棋子，就可能被包围吃掉；如果不突破这颗棋子，就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打转。一子落下，便奠定了战略上的胜局。
【注释】
[1] 原文见《明史》：“我欲为遗表，惟庸在，无益也。惟庸败后，上必思我，有所问，以是密奏之。”
[2] 参见《逆臣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 同上。
[4] 同上。
[5] 汤和在洪武三年（1370年）的分封中是侯爵，洪武十一年（1378年）晋封公爵。
[6] 也有野史说李文忠是被朱元璋毒死的，因为他生病的时候朱元璋去看他，让御医给他开了个药方。李文忠吃了之后，过了三四个月就死掉了。这个传言之所以是假的，原因跟前面刘伯温被胡惟庸毒死的传言一样，古代没有吃下去过几个月才致死的慢性毒药，近代化学知识还要再过几个世纪才会传入中国。
[7] 朱元璋25岁起兵，活到了70岁，当皇帝的时间超过30年。那个时代人均寿命只有30多岁。所以虽然大部分开国元勋都是善终，但最后活过朱元璋的只有耿炳文和郭英二人。这是自然规律，不是朱元璋滥杀功臣造成的。
[8]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明史·志·卷五十八》也引用了顾炎武这句话以表示赞同。
[9] 亲王俸禄明初原定5万石，后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减为1万石。《明史·志第五十八》：“二十八年，诏以官吏军士俸给弥广，量减诸王岁给，以资军国之用。乃更定亲王万石……”。
[10] 《明史·列传第十五》：“乃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明史·列传第十三》“授达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傅、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改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
[11] 参见《明史·列传第二十七》。
[12] 《明太祖实录·卷五十八》：“前御史中丞刘基挺身来归，委质事朕。累察乾象，多效谋猷。特加尔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护军，诚意伯，食禄二百四十石。”
[13] 《明史·列传第十四》：“授开国辅运推诚宣力武臣、荣禄大夫、柱国，封中山侯，岁禄千五百石……”；“十一年春，进封信国公，岁禄三千石……”
[14] 参考《明史纪事本末》。
[15] 参考《明史》中《列传第二十五》《列传第二十六》。
[16] 参考吴思《潜规则》。
[17] 参见吴晗《朱元璋传》。
[18] 《松江府志》记载：“国朝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奉礼部符，仰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延有学行秀才教训军民子弟……于是本府两县城市乡村皆设社学。”《姑苏志》亦记载，“洪武八年（1375年），府州县每五十家设社学一所”。转引自张羽琼：《论明代贵州社学的兴起》，载《贵州文史丛刊》，2004年第1期。
[19] 蔡小平：《明代洪武永乐时期的荒政概述》，载《防灾科技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20] 陈梧桐、彭勇：《明史十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21] 朱彝尊：《明诗综·卷一百·南丰歌》。
[22] 邱俊峻：《明代南京城的人口变化试析》，载《卷宗》，2019年第3期。该文引用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的估算，结论为60多万，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的估算为在籍人口70万到80万，最终推算在籍人口加流动人口“保守估计在八十万左右，乐观估计可能接近百万人口”。
[23] 参考《明史·太祖本纪》。意思是，祭奠物品不要用金银，选定的陵墓保留现有的山川形势，不要对山形河流进行改动。天下臣民哀悼三天就可以结束了，不要妨碍婚丧嫁娶。各个亲王在自己的封地哀悼，不要到南京来。
[24] 参考《大明会典·卷二十四·会计一·税粮一》，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夏税米麦4712900石，绢288487匹，钱钞39800锭，秋粮米24729450石，绢59匹，钱钞5730锭。夏秋税粮合计约2944万石。加上绢和钱钞折算，已超过了3000万石。
[25] 据唐志拔等估计，郑和2000料大船排水量超过千吨。而根据南京出土的洪保墓志铭，郑和乘坐的宝船为5000料，合排水量当在2500吨以上。参考祁海宁：《论洪保寿藏铭的出土与大号宝船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见于《航海——文明之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唐志拔、辛元欧、郑明：《2000料6桅郑和木质宝船的初步考证与复原研究》，载《海交史研究》，2004年第2期。
[26] 《明史·列传第一百九十二》：“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太仓州志·卷十四·兵防中》：“永乐三年命太监郑和等，率师二万七千有奇……”（民国八年刊本，成文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27] 《粤海关志》转引《天下郡国利病书》：“国王、王妃及陪臣等附至货物，抽其十分之五”“其番商私赍货物……抽其十二，乃听贸易”（邓端本，《明代广东市舶司征税略考》）；又有《大明会典·一一三·给赐四》：“弘治间定，凡番国进贡内，国王王妃及使臣人等附至货物，以十分为率，五分抽分入官。”
[28] 参考马欢《瀛涯胜览》。
[29] 参考马欢《瀛涯胜览》。
[30] 参考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1] 同上。
[32] 参考万明：《郑和下西洋终止相关史实考辨》，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33] 参考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34] “远迈汉唐”之说，颇有争议。因为古代国家的主权边界极不清楚，唐高宗时代波斯帝国都曾向唐朝称臣，最夸张的说法是把中东地区都算成是唐朝的疆域。因此很难说唐朝与明朝的疆域谁大谁小。不过，这个问题并非本书的关键，既然清朝编订的《明史》上敢这么写，史官们想必自有他们的计算标准。总之，我们知道明朝鼎盛时期疆域广大，可与唐朝相媲美就足够了。
[35] 李贤《天顺日录》：“幸而胡人贪得利，不专于杀，二十余万人中伤居半，死者三之一，骡马亦二十余万，衣甲兵器尽为胡人所得，满载而还。”李贤是土木堡之变的幸存者和见证人，为宣德癸丑进士，景泰初由文选郎中超拜兵部右侍郎，转吏部，英宗复位，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关于土木堡之变的明军数字，有好几种说法，李贤为实际随军人员，战前战后长期在中央政府任职，他提供的数据应该最为可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