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烽烟四起：成化初年的国家乱局
朱祁钰的儿子早夭，因此无法解决继承人问题。1457年，“北京保卫战”之后第8年，朱祁钰生了重病，长期卧床不起。几个政治投机分子趁机发动政变，重新拥立朱祁镇当皇帝，史称“夺门之变”。
朱祁镇继续当了7年皇帝以后死去，庙号明英宗。他的儿子朱见深继位，就是明宪宗，年号成化，是大明第8位皇帝。明朝总共16个皇帝，朱见深和他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位于正中间。
接下来的章节里，我们要以朱见深和朱祐樘在位的40多年作为一个样本，细致地观察帝国的具体运作方式，包括军事镇压、内部治理、对外战争以及皇帝、宦官、文官集团之间的博弈和斗争关系等。
在父亲朱祁镇回来成为太上皇之后的1452年，5岁的朱见深被废掉太子身份，朱祁钰的儿子被另立为太子。直到1457年发生“夺门之变”，朱见深才重新当上太子。在他的人生经历大起大落的这段时间，一个比他大17岁、名叫万贞儿的宫女始终一心一意地照顾他，结果朱见深就和万贞儿产生了忘年恋。
朱见深当了皇帝以后就把这个宫女封为妃子，一直很宠爱她。虽然没有被封为皇后，但因为得到了皇帝的特别宠爱，万贵妃始终是毫无疑问的后宫之首，二人感情一直很好。
这本来应该是一段美谈，说明皇帝是个有良心的人，“患难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嘛，对不对？不过因为二人年龄相距太大，传来传去传成了一个心理变态的故事，说朱见深有恋母情结，缺乏安全感，是一个容易欺负的老实人云云。
这些看法完全错误。朱见深是一代雄主。在位23年，他不断发动战争，对内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对外严厉打击瓦剌和女真部落；一方面大封爵位，奖励武将，一方面设立西厂、整顿吏治，其功绩与作风都与汉武帝相似，完全不是人们印象中的老实皇帝。
他上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甘肃总兵、辽东总兵、宣府总兵、延绥总兵、蓟州总兵、大同副总兵、辽东右佥都御史、延绥右佥都御史、宣府左佥都御史等9人召回北京。因为这9人在边境镇守多年，却没有立下什么军功，于是被尽数撤换。
换上的人，基本都是在“北京保卫战”前后立下战功、在“夺门之变”后被朱祁镇打压的将领。
比如定襄伯郭登。“土木堡之变”发生时，郭登作为参将，协助镇守大同。当时人心惶惶，郭登激励将士，吊死问伤，亲自为士卒裹创敷药，说：“吾誓与此城共存亡，不令诸君独死也。”在最危险的时刻守住了大同。
后来，瓦剌部带着被俘的朱祁镇到大同城下要挟守将开门。郭登坚决拒绝开门，被朱祁镇记恨。朱祁镇复辟以后，将郭登判处死刑，在群臣的劝阻下，改为将他贬到甘肃充军。朱见深一上台就恢复了郭登的爵位，让他直接代替被撤掉的甘肃总兵王琮。
朱见深如此大规模地撤换边防要塞的军事主将，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他就这么干了，而且没有引起任何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以贪赃枉法的罪名，把他父亲最信任的锦衣卫首领斩首、抄家。
第三件事，就是为“北京保卫战”的首席功臣于谦平反（于谦在“夺门之变”后被以反对朱祁镇复辟的虚假罪名冤杀）。朱见深承认了他在“北京保卫战”中的功绩，恢复了他太子少保的头衔。数年后，又为朱祁钰恢复帝号（朱祁镇第二次当上皇帝以后，宣布废除朱祁钰的皇帝地位，就像明成祖朱棣废除朱允炆的帝号一样）。然后，他又重新起用了大批受朱祁钰和于谦牵连的官员。
按照儒家思想的要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17岁的朱见深刚刚当上皇帝，就撤换他父亲信任的将领，杀掉他父亲的亲信，重新起用他父亲的仇敌，平反他父亲制造的冤案，其魄力可见一斑。
东宫太监王纶辛苦服侍朱见深好多年，眼看朱见深当皇帝了，收了几个投机政客的钱，想在朝臣里面培养几个人形成自己的势力，结果被内阁首辅李贤弹劾。朱见深立刻就把王纶贬到南京的朱元璋墓园里面去种菜。他对万贵妃讲良心，但那跟国家大事无关。关系到政治是非的问题，朱见深处理起来一点儿都不留情面。
把这些事情干完之后，朱见深这才开始认真关心起一件事——如何收拾他父亲留下的烂摊子。
明英宗朱祁镇留下的摊子，确实是个烂摊子。
明朝前期的权力结构，主要由几个部分组成：文官士大夫集团负责行政，武将勋贵集团主管军事，宦官集团以及锦衣卫负责监察。
其中，武将勋贵集团的来源主要是开国元勋的后代，以及士兵中通过打仗升官升上来的武将。有的武将以军功封爵，这些爵位也可以传给子孙。这些人专门负责打仗。文官集团基本不能插手军权。
“土木堡之变”时，朱祁镇带出去的都是武将勋贵中的精英，这部分基本被瓦剌人一网打尽了。王振作为宦官集团的首领，对“土木堡之变”负主要责任，变得臭名昭著，其党羽被诛杀殆尽。宦官集团的势力也遭到严重打击。以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在“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新皇帝朱祁钰以亲王的身份入继大统，对宫中的宦官不熟悉，因而重用于谦等文臣。于是，朝廷就出现了文官集团一家独大的局面。
受到排挤的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对此非常不满。司礼监太监曹吉祥、武将石亨，联络因为主张迁都放弃北京而受到打压的文官徐有贞，拥立朱祁镇复辟。所以这个“夺门之变”，本质上是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从文官手中夺回权力的一次政变，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朱祁镇再次登基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于谦杀了。这样做其实毫无必要。于谦是儒家士大夫的典范，清正廉洁、一心为公。他拥立朱祁钰，并且跟新皇帝一起保卫北京，然后又尽心尽力辅佐，都是出于公心，而不是向朱祁钰个人效忠。对于谦来说，谁当皇帝都一样，关键是要把国家治理好。
但宦官集团和武将集团坚持要杀掉他，给他安了一个“准备迎立外地藩王继承皇位”的虚假罪名。朱祁镇为了证明“夺门之变”的必要性也表示同意。此后几年，他们又系统性地对“北京保卫战”中立下大功的文臣进行迫害。这些文臣都是经过危难考验的栋梁之材。国家政治于是陷入一片混乱。
但是，政治投机的成功只能带来短暂的胜利，实力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武将勋贵和宦官集团的精英在土木堡被大量消灭。曹吉祥和石亨都是缺乏政治头脑的庸才，朱祁镇手下也没什么得力干将，唯一有点本事的徐有贞还是文官集团的一员。“夺门之变”的这三大巨头，分属三个利益集团，同盟关系也并不稳固。
文官集团中有头脑的人物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通过巧妙的政治谋略，他们重新获得朱祁镇的信任，先后把石亨和徐有贞搞掉。曹吉祥一看势头不对，“夺门三巨头”就剩他一个还没事，就知道下一个肯定轮到自己倒霉了。情急之下，曹吉祥干脆让他的侄子曹钦起兵谋反，妄图带兵冲进皇宫，杀掉朱祁镇另立一个新皇帝。这个事情也可以旁证胡惟庸和蓝玉的谋反并不算违反常理。跟朱祁镇相比，朱元璋严酷得多；而跟曹吉祥相比，胡惟庸和蓝玉所掌握的力量又要强大得多。曹吉祥都敢谋反，胡惟庸和蓝玉为啥不能谋反？
曹钦的叛乱只用了一个晚上就被扑灭。文官集团的地位更加不可动摇。由此衍生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文官统兵。
在朱元璋的时代，练兵和管兵之权归武将，统兵权归亲王，文官只负责钱粮后勤。朱棣登基以后，废除了亲王的统兵权。这样，练兵和统兵权就都落到武将勋贵手里。朱棣对此不是十分放心，就搞了一个“宦官监军”制度，也就是在军事要地或者出征打仗的过程中，都要派一个宦官去当“监军”，监督武将的行为，随时向皇帝汇报。
“土木堡之变”后一直到朱祁镇去世这一段时间，武将勋贵集团人才凋零，文官就获得了领军出征的权力，逐渐成为定制。这就形成了明朝很有特点的军事制度：文官为总指挥，负责制定战略；武将当总兵，负责军队的训练和日常管理，相当于副总指挥；太监当监军，负责向皇帝汇报军情，相当于督察员。“三驾马车”互相配合、互相监督。每个重要的军事据点，每次重要的军队出征，都要配齐这“三驾马车”。
经过这一系列巨大的政治变故，帝国管理体制出现了严重的松动。政治斗争太厉害，皇帝也变得疑神疑鬼，地方上的局面很快就开始失控。广西出现了瑶民起义，四川爆发了以赵铎为首的农民起义，荆襄地区爆发了流民起义，宁夏、陕西一带爆发了多个少数民族的联合起义。此外，北方的蒙古部落不断到河套地区抢掠，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发生战乱……
农民起义是帝国的常态，都是可大可小的。由于朱祁镇后期朝政混乱，朝臣们忙着搞政治斗争，没人管这些事儿，小规模的起义就越来越大。
等到朱祁镇去世，各方面的报告像火山喷发一样一下都报上来了，一时间看起来非常吓人：广西起义已经变成了两广起义，而且义军已经进入湖南；荆襄流民起义军正在攻打襄阳；四川、宁夏也有好几万人起义，连破数个城池；对蒙古部落和建州女真的作战连连失利，连经济最发达的江浙地区都出现了小规模的暴动……
刚刚登基的朱见深，面对的几乎就是一个快要亡国的王朝：内忧外患、战乱四起，比100多年后崇祯皇帝登基时面临的局面还要严峻。
朱见深首先要处理的是最紧急的两广起义。这个地方其实已经闹了几十年，每次中央派军征讨，义军和变民就躲进大藤峡里面。这个大藤峡方圆数千平方公里，里面河流纵横、高峡林立，平乱大军无法进入，只能在周围烧杀抢掠一番之后退兵，然后义军又会重新跑出来活动。
朱见深得到的最新汇报是：广西几乎全境失守，广东和湖南受到波及，两广首府梧州也快要被攻陷。两广镇守太监、巡抚、总兵全部待在梧州城内，起义军仅仅700人，竟能大摇大摆入城劫掠一夜而去，城中重兵无人敢与其对抗[1]。明朝政府随时可能失去对广西的控制。
面对这种最紧急的军情，首先要找到合适的统帅。朱见深让首辅李贤推荐人选，李贤说兵部尚书王竑比较懂军事，可以让他推荐。朱见深就去问王竑，王竑说：“要想平定两广乱局，非韩雍不可。”
这个名字一提出来，朝堂一片哗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韩雍刚刚卷入东宫太监王纶的案子。当时传说，王纶打算任命某人取代李贤任内阁首辅、任命韩雍取代王竑任兵部尚书。李贤在弹劾王纶的奏章里面，把韩雍也列为王纶一党。朱见深就把韩雍一块儿给贬到浙江去了。
刚刚贬走的官员，马上就重新起用，而且委以重任，皇帝和首辅大人岂不是都很没有面子？
朱见深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同意王竑的意见，任命韩雍为总指挥，另外任命武将赵辅为总兵，太监卢永为监军。“三驾马车”组合完成，带着16万军队就到广西镇压起义军去了[2]。
此时翰林院编修邱浚上书内阁首辅李贤，说大藤峡那个地方非常险峻，大军无法进入。正确的方略应该是先逐步剿灭外围的义军据点，然后把大藤峡的几个出口堵住，将其封闭起来，围上一两年，让里面的义军缺乏粮食供应。这样既安全，又能保证胜利。
李贤看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转呈给朱见深。朱见深看了也觉得很有道理，下令转发给还在路上的韩雍，建议他按照这个思路来镇压起义军。
韩雍一接到折子就回复了：“邱浚的那个方案不行。大藤峡绵延600多里，有很多河流贯穿其中，地形非常复杂，要想把所有出口都封住，需要耗费很多兵力，而且还未必真能封得住。这么多兵力耗在广西一两年，会耽误国家其他地方用兵。我建议直接冲进大藤峡，把里面的叛军全部消灭。没有这个据点以后，其他地方的小股叛军就很容易扑灭了。”
奏章到了北京以后，朝廷又是一片哗然，马上分成两派开始大辩论。大部分人支持邱浚的方案，认为韩雍的方案过于冒险。大藤峡里面有些什么都不知道，几百里长的山谷、河流，十几万大军开进去，万一中了机关埋伏，很有可能就会全军覆灭。现在天下战乱四起，国家承担不起这样的损失。要知道“土木堡之变”，明朝军队死亡人数就是十几万。
也有一部分人认为，韩雍说的有道理，把中央精锐部队耗在广西一两年，对其他地区的平乱和北方的防守非常不利。速战速决才是最佳选择。
那么，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方案呢？
最后，一切的一切，还是要由不满18岁、相当于高中还没毕业就当上皇帝的朱见深来拍板。
十几万人的生死，甚至整个帝国的兴衰，就捏在了这个从未见识过战争的年轻人手里。
朱见深日夜阅读各种分析战局利弊的奏章，陷入了沉思。
二、荆襄平乱：少年皇帝的铁血政策
经过反复思考，朱见深最后决定：支持在第一线作战的韩雍，大军直奔大藤峡平乱。
决定发下去之后，剩下的事儿就靠韩雍的指挥了。过几个月就会有消息传来，全军覆没还是大获全胜都有可能。
但现在，朱见深还顾不得为大藤峡的战况提心吊胆，因为荆襄流民起义的阵势也越闹越大了。荆襄地区不像两广，非常靠近中原，义军一旦突破长江北上，那全国局势就会一片混乱了。
荆州、襄阳这些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国家的战略要地。三国时期的刘备就是从荆州起家，后来关羽从荆州发兵北上，攻克襄阳，在这里上演了水淹七军的好戏，中原震动。襄阳和荆州西边的十堰、神农架地区，崇山峻岭、山野茫茫。直到今天，神农架原始森林还充满着神秘色彩。朱元璋征服这一片地方后就觉得管理起来难度很大，干脆下令把这一片大荒山列为禁区，禁止人民进入居住。
但这种做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荆襄地区面积很大，山川纵横，怎么可能封锁得住？[3]开国的时候人民都还有土地耕种，很少有人愿意往大山里跑，问题暂时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破产农民。这些人流离失所，无处居住，形成明朝200多年始终无法根治的流民问题。很多人就选择跑到这一片没人管的禁区里面来生活。这里没有官府，不用交税，虽然是崇山峻岭，但里面小块的谷地和平原其实很多，开垦一块土地，种点东西来养活一家人是没有问题的。其间还夹杂着很多亡命之徒，想造反的、躲避仇家的，还有逃犯等等，各种人都往这里面跑。就这样聚集了几十年，竟然有上百万人[4]。不少人占山为王，聚众为乱，动不动就跑到平原地区来闹事。
到了朱祁镇的时候，这里就已经有很大的势力在作乱，地方无法镇压了。情况上报到中央，地方请求派兵镇压。朱祁镇却说：“这些都是吃不饱饭的农民，怎么能用军队来镇压呢？”只是派人去稍稍安抚了一下，估计是给那些头目封个虚职官衔，给点钱让他们消停消停，就不管了。后来锦衣卫特派员下去巡视，又上报说：“这个地方聚集流民极多，一旦发生饥荒，就会有大的暴乱。建议朝廷想办法慢慢把流民疏散，以免造成大乱。”汇报上去之后，朝廷竟然没人理这个事儿。湖南、四川、陕西、河南四个省的领导都认为此地不归自己管，互相推诿，于是情况越来越糟糕。
这期间，就有一个叫刘通的豪杰，联合一个叫石龙的和尚，开始在荆襄一带秘密发展势力。到了朱见深上台的时候，刘通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宣布独立，自称汉王，定年号为顺德，聚集了4万人马[5]，连续攻击襄阳、邓州，队伍迅速壮大到了十几万人，很有当年关羽北伐的气势。
朱见深刚刚定下大藤峡的战略，就得马上来处理荆襄事务。此时，一半的中央精锐在两广，还剩一半在北京。对付这个刘通，该怎么办？
朝廷有人上书警告：北方边境有蒙古部落屡屡入寇，边防压力很大。如果再抽调精锐去征讨荆襄地区，北方空虚，可能会危及北京的安全。最好的办法是派遣少量部队镇守关键据点，与义军周旋。这些义军过一段时间就会自行散去。或者等韩雍平乱结束以后，再来处理刘通的事情。
然而朱见深不听。
不仅不听，他还把提出警告的人下狱论罪。
朱见深下令调集剩下的中央精锐，由工部尚书白圭提督军务，抚宁伯朱永为总兵，太监唐慎、林贵为监军，和湖广总兵李震一起讨伐刘通，要求速战速决。
与此同时，朱见深下令长城沿线各地，加强警戒，确保北方边镇不出问题。如果有蒙古部落跑到河套地区来捣乱，暂时不要出战（河套地区在长城以外，但属于明朝疆域，在那里汉人和少数民族杂居生活）。蒙古部落冬天经常跑到这一带来躲避严寒，顺便抢劫一通，天气暖和之后又跑回草原去。朱见深认为蒙古部落还处在分裂之中，暂时不具备大举进攻的条件，应该抓紧时机先平定内部乱局，再整顿边防，因此冒险将精锐全数调往南方，而在北方采取全面防守的态势。
朱见深当皇帝的第一年——成化元年（1465年），就在这样紧张的决策中度过了。到年底，两支大军的命运如何还不得而知。
刚过完年，成化二年（1466年）的元月，后宫传来喜讯：36岁的万妃给朱见深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儿子的降生让19岁的朱见深非常开心，在百忙之中还主持大礼祭祀宗庙，感谢上天赐给他儿子，并趁机把万妃封为万贵妃。
几乎就在同时，广西的韩雍已经布置完毕，扫平了大藤峡周边的几个据点，水陆并进，16万大军兵分五路开进大藤峡。
大藤峡义军在山中设下四十多个山寨，密布滚石、圆木、镖枪、毒箭，准备严防死守。
韩雍先是虚张声势，只派少数人马去放火放箭，后面一大堆人敲锣打鼓，让对方以为进攻已经开始，不停地放下滚石、圆木。这样折腾了多次，韩雍估计对方储备的战争物资已经消耗得差不多了，再悄悄地率领大军从绝壁攀岩而上，把山寨从四面围住，集中优势兵力将义军消灭。
韩雍也亲自攀岩爬藤，参与进攻。就这样一个山寨一个山寨地攻打，打完之后就放火焚烧所有物资。经过几个月的攻打，韩雍累计攻破大小山寨324个，斩首3207人，生擒782人，俘获妇女、小孩2718人。[6]另外，还有烧死、坠崖或者坠江而死的不计其数。大藤峡被彻底清空，韩雍把山峡间最大的几根藤条砍断，下令在此立碑记功，将大藤峡改名为“断藤峡”。
大藤峡攻破以后，其他地区的问题就好解决多了。这次征剿，累计斩首23217人[7]——这是战后清点人头用来统计功劳时得到的数据，所以非常精确，有零有整。大藤峡间，横尸遍野，连江水都被染红。
收到这个战报以后，朱见深才算松了一口气，下令把主力部队调到宁夏，去平定那里的满俊起事。又把总兵赵辅召回，派到东北去打建州女真（明朝这时候真是四面受敌，不停地拆了东墙补西墙）。韩雍留下少数兵马在两广继续平乱。
收到韩雍的捷报后不久，荆襄地区的报告也递了上来：
经过3个月的奋战，明军最终擒获首领刘通等3500余人以及妇女、小孩1000余人，斩杀义军万余人。
朱见深立即下令班师回京。同时，把刘通等主要首领40余人全部处以凌迟的酷刑，10岁以上的男子尽数处决。
但一次残酷的镇压并不能解决问题，白圭刚回到北京，刘通的副手石龙又纠集了数千人起事，进入四川后连克巫山、大昌等县，杀夔州通判王祯。白圭只得回去收拾残局。不过还好这次起事的规模不大，只需要出动少量人马镇压即可，不用调动京城精锐了。
随即，后宫传来噩耗：万贵妃给朱见深生的儿子不满周岁就夭折了。此事对朱见深打击甚大，不仅因为这是他第一个儿子，还因为万贵妃已经36岁，属于高龄，以后可能很难再生育了。
紧接着，宁夏平乱的消息传来：征讨行动遇挫，头两仗都被打败。乱军进入石头城，大军围攻未果。伏羌伯毛忠战死。到目前为止，朝廷为了平定宁夏，已经战死了一个伯爵、三个巡抚了。这是“土木堡之变”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
战局失利让廷臣惊恐万分，据内阁首辅彭时（李贤已经去世）回忆，“京师士夫闻失副将，益危惧，以为安史复出”。也就是说，大家都担心会重演唐朝安史之乱的结局：长安失守、关中混乱。而且，满俊属于归附的蒙古人，如果他们联络漠北蒙古本部，里应外合，问题将会更加严重。大家一致认为，应该把刚从荆襄调回来的京城主力再派到石头城去打满俊。
前敌主帅项忠反对这项提议，口头上说自己有信心。但也有人认为，项忠刚打完败仗，如果再增派大军，可能就会换上一个级别更高的主帅。如果这样，后面不管打赢还是打输了，项忠都要承担前面出师不利的责任，所以他必须咬牙把这一仗打完。
项忠的意见传到北京，朝廷又是一片哗然（已经三回了）。一边是内阁首辅彭时，认为不该继续派兵，项忠肯定能打下石头城；一边是兵部尚书白圭（当时他已经平定了石龙的第二次起事，再次回到北京），认为一定要派兵，而且准备毛遂自荐。
嘴仗打完之后，照例请皇帝拍板。彭时是纯文官，没打过仗，白圭则刚刚取得两次重大胜利。朱见深等两边吵完之后说：“我支持彭时，不派。”
我们今天并不知道，为什么朱见深面对荆襄之乱坚持要冒险派出京城精锐，而面对看起来更难打的满俊起事却拒绝增兵。反正他就是这么决定了。
3个月后，项忠果然打下了石头城，斩首7000余人，俘虏2500余人[8]，彻底毁掉石头城后班师。
满俊等数百人被押解到北京，朱见深下令将其中268人凌迟处死，剩下的斩首[9]——如此残忍好杀的君主，不知后世为什么会把他说成是只求安稳的老实皇帝。
朱见深对项忠这个人的态度也很奇怪。这家伙之前打仗战绩并不好，“土木堡之变”时就被俘虏过，当然这不能怪他。成化元年（1465年），蒙古军队入侵河套，朝廷派项忠去清剿，但效果不佳，蒙古军队连续攻陷开城，深入静宁、隆德6个州县，大肆抢掠一番而去。项忠根本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蒙古军队开打。兵部弹劾他作战不力，朱见深给压了下来，还把项忠调回北京掌管都察院。现在又派他到宁夏平乱，虽然出师不利，折了一个伯爵、三个巡抚，但朱见深仍然坚持信任他。
神奇的是，项忠真的没有辜负朱见深的支持，攻克石头城立下大功。此时朝廷一片狂欢，认为这是拯救国家于危难的关键一战。朱见深反而没怎么奖赏，只给项忠升了半级。
朱见深好像一直在等着项忠完成一件大事业。
这件大事在两年后来临：荆襄地区又开始暴乱。
这一次暴乱是因为连续两年发生自然灾害。那地方本来土地就很贫瘠，一遇到天灾就会大规模地饿死人。农民吃不饱饭就要造反。这次造反由一个叫李原的人牵头，在山里闹了一年多没人管，地方镇压不住。后来造反队伍越搞越大，把襄阳、邓州都攻陷了，聚众号称超过百万[10]。李原于是自称“太平王”，宣布独立。
在帝国腹地发生百万人规模的大暴动，这种情况十分骇人听闻。朝廷为之震动。朱见深令项忠为主帅，带领25万精锐大军立即前往平乱[11]。这几乎是明帝国除了北方边防军以外能够调动的最大军事力量。
项忠采用的办法是软硬兼施，一边以大军镇压，一边不停地派人到处宣传，只要脱离李原军队，一律不予追究。李原的军队虽然号称百万，实际上毫无组织，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一时吃不饱饭才参与起事，一旦有饭吃了，并不想提着脑袋再干，很快就有40万人走出大山。李原的副将王彪带队巡查，禁止他们出山，结果运气不好，还让明军给抓住了。
经过半年左右的征讨，项忠终于活捉李原。大仗其实打得不太多，大部分义军都自愿接受招抚，或者自行解散。
这是一场接近完美的平乱，原本是值得举国欢腾的，但等待项忠的不是满朝称赞，而是雪片一般的弹劾奏章，弹劾的内容也差不多：项忠违背了招抚百姓时候的承诺。平乱后，项忠先是下令参与起事的家庭每家出一个青壮年男子去戍边，也就是到边境充军；更严重的是，下令所有外地流民必须回到原籍，拒绝回籍的就地诛杀。
这是一个可怕的决策。这些流民的祖上在朱元璋时代就搬到这里居住，原籍在哪里都说不清楚了，不少人拒绝搬家，于是便遭屠杀。这些被迫返乡和遣往边境充军的人，由于数量巨大而且缺乏管理，大批死于半途，死亡数量无法统计。《明实录》记载：“驱迫不前，即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解去湖贵充军者，舟行多疫死，弃尸江浒，臭不可闻，怨毒之气，上冲于天。”而且还提到了项忠这是“奉敕行事”，也就是说这些都是按朱见深的旨意行事。
弹劾的数量实在太多，连平定过荆襄起事的兵部尚书白圭都上书弹劾项忠。
还有人上书说，最近天上出现彗星，是不祥之兆，就是项忠杀人太多造成的。项忠也很有个性，上了一个折子就开骂（明朝官员上书都是公开的，皇帝能看到，内阁也会抄一份，文武百官都能看到），所以大家就以给皇帝上书的形式对骂，这也是常事。
项忠骂得尤其过瘾：
臣先后招抚了93万流民复业，贼党逃入深山，又招谕解散了50万人（大家看看，这是何等功劳）。俘获的百人全部都是首恶。现在又说他们全是好人，那之前屡次上奏说猖獗难以抵御的，都是什么人啊？就是因为不忍心滥杀，才让丁壮去边境充军。那些居住很久的人，有的占山四十多里，招揽无赖上千人，彼此争斗劫杀。像这样的，不遣走能行吗？我之前张榜说杀了数千人，那是在吓唬叛军残党，哪儿真有那么多？这个白圭，自己又不是没来过荆襄，今日之事本来就是因为白圭之前没剿干净留下的祸害！之前朝廷内外都说，不知道荆襄何年何月才能平定。现在我平定了，却流言沸腾，抓我的小毛病。我就是那东汉的马援、魏国的邓艾，因为功劳太高被人嫉妒，不仅功劳不被承认，连身家都不保。皇上您要是圣明，就把我罢黜了吧，别让我步了马援、邓艾的后尘！[12]
朱见深看了这份奏章哭笑不得，回复道：“荆襄平乱很成功。骂你的人再多，我也没说你不对呀。你平白无故地说什么功高震主？还要辞职？我不批准。”后来对于骂项忠的奏章，朱见深一律驳回。而项忠上报的功劳，不管多少，甚至包括一些数字前后对不上的，也不经审查一律核准；有关荆襄善后工作的申请也全部同意。这充分展示了朱见深偏听偏信的“昏君”风采。
从这段事情来看，朱见深跟项忠两个人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就是要充分吸取之前荆襄平乱的教训，不能只擒斩乱军首领，剩下的人招抚一下让他们自己回家种田了。如果只这样做，这个地方将永无宁日。要彻底解决问题，迁徙流民回土安置是必须采取的措施。上百万人的迁徙，在当时的交通医疗条件下，必然导致数以万计的死亡。关键是决策者能不能狠得下这个心，朱见深就属于能狠下心来的那种。
经过一年的迁徙，荆襄地区的流民数量从150多万降低到了大概四五十万，整整少了100万。朱见深这才把项忠召回北京，大加封赏。两年后，白圭在兵部尚书的任上去世，朱见深又让项忠接任。
对项忠来说，荆襄平乱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而对朱见深来说，其实这才刚刚开始。作为皇帝，不能只考虑武力征讨，还必须关心社会治理。朱见深雄心勃勃，并不满足于平定乱局，而是要彻底改变朱元璋以来的荆襄治理模式，从根源上解决荆襄地区的乱局问题。
在这场治国安邦的大戏中，项忠退场，原杰出场。
三、编户齐民：军事镇压之后的社会治理
原杰这个人堪称“治乱专家”。先在江西管理治安工作，效果很好；又到山东升任巡抚，遇到荒年，负责赈灾救济，让百姓免于流离失所。后来到户部当副职，又负责治理黄河泛滥的遗留问题。基本上就是“哪里有灾哪里就有我”。
成化十二年（1476年），国子监祭酒周洪谟写了一篇《流民图说》的文章，文章里面说：
我之前在参与修编《地理志》的时候，读到东晋时候治理荆襄地区的故事。当时江西的流民聚集到荆州，政府就在荆江的南面设置了松滋县来安顿这些人；后来陕西雍州的流民又聚集于襄阳，政府于是在襄阳边上设立了南雍州来安置。松滋县归荆州管辖，南雍州归襄阳管辖。松滋县和南雍州这两个地方，到现在已设置了上千年，还是比较稳定。今天如果像东晋一样，允许流民在附近的州县落户口，对于那些偏远的地区，则设立新的州县来安置他们，任命官吏、编制户口，建立里甲制度[13]、轻徭薄赋，让他们可以安身立命，这些流民就可以变成齐民了。[14]
这篇文章被左都御史李宾看到了，觉得写得不错，就呈给朱见深。朱见深也觉得说得很好，想到原杰好像很擅长干这个，就把这篇文章给原杰看，叫他去荆州照此办理。原杰这个时候已经快60岁了，而且刚娶了一个年轻的小妾，已经没有进取心，只想在北京安享晚年。听说皇帝要派他到荆襄去处理流民问题，那是相当不爽。一打听，这个《流民图说》是李宾进献的，正好他跟李宾的一个学生薛为学有过节儿，就认定是这个家伙撺掇李宾上书派他去荆襄受苦。所以原杰就跟皇帝说：让我去也可以，不过让这个姓薛的家伙跟我一起去吧。[15]
朱见深一看，这还有啥问题？这人我都不认识，你想带就带吧，马上批准。
姓薛的这个人就很郁闷地被自己的死对头带到荆襄蛮荒之地干活去了。原杰成了他直接领导，估计没少给他穿小鞋。但是后来因为荆襄治理成功，朱见深以为这是原杰推荐的人才，不停地给他升官，以至于立碑传世、名垂青史，成了荆襄治理的大功臣，简直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现实版。
两个月以后，一个叫文会的低级军官上书，谈了自己对荆襄治理的看法，提了三条建议：“首先，开垦山区土地，安置流民；第二，建立行政和军事机构，实现荆襄治理常态化；第三，荆襄地区位于三省交界处，实际上是一个交通要道，是发展商业贸易的好地方。建议修建道路，在关隘险要的地方设立卫所，并且建立学校传播文化，这样就能把当地的治安搞好，等商业贸易发达起来之后，当地人自然就不会作乱了。”
这篇上书极有见识。前面两条与周洪谟的观点差不多，第三条则立足于荆襄特殊的交通区位条件，针对性地提出了发展商贸的意见，而且给出了具体的推进措施，已经有了现代区域经济规划的理念雏形。朱见深非常赞同，转发给原杰参考，让他照此施行。
离开了繁华的京城之后，原杰又慢慢找回当年治国平天下的气概，一路走一路看朱见深不断给他转发过来的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到了荆襄后，就带着姓薛的遍历各郡县，“深山穷谷，无不亲至”，“问民疾苦”。又召开会议，召集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地的各级地方官员讨论问题，搜集档案资料。经过艰苦的核查，取得流民信息113317户，合计438644人；其中近年逃过来的、在原籍还有房子土地的，有16663户，合计45892人。原杰先把他们遣返回原籍，剩下的就编入邻近州县的户籍，正常纳粮当差。[16]
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完以后，原杰又亲自观察地形、调查关隘，按照文会上书中所说的，在许多关键地方设立了驿站和军事卫所。然后，又开始着手地方政权建设和城市发展规划。经过调研和通盘考虑之后，他向朝廷上书说：
郧县（今天的郧阳区，在十堰市区北面大概25公里）这个地方，周围平原面积比较广阔，又靠近汉江，可以连通竹山、房县、上津、旬阳、淅川等五县，四通八达。但是一直以来这里都盗贼猖獗。可以在这里修建城池，建立军事卫所，控制地方，安抚居民。[17]
郧县地处荆襄的中心地带，又是交通要道，但是距离最近的州府也有500多里地，方便盗贼、土匪活动，不利于官府抓捕。原杰对山川地理形势经过一番考察分析后，认为这里适合建立一个新的郧阳府，用来统管荆襄地区。把郧县、房县、竹山县、竹溪县、上津县和郧西县6个县纳入郧阳府管理。同时，在陕西西安府、河南南阳府的辖地内，再新设一两个县，对偏远地区进行管理。对一些已经有了政府管理的地区，如固始、信阳，还对政府机构的职能进行调整，加强对山区地方的管理。
郧阳府设立以后，原杰推荐由原邓州知府吴远任郧阳知府。然后，又推荐河南巡抚吴道宏接替自己。朱见深立即下令升吴道宏为大理寺少卿，命令他负责巡抚郧阳、襄阳、荆州、南阳、西安、汉中六府。基本上就算是设立了一个“荆襄省”，由这6个州府组成，巡抚坐镇郧阳。郧阳也就相当于成了荆襄地区的省会。同时，原杰又在郧阳设立行都指挥司，统管地方治安部队。这样，荆襄地区的军政管理体系基本建设完毕。
原杰把这些事搞完以后，马上就想走人，回北京去享受生活了。但是运气不好，因为他功劳大，朝廷决定给他升官。但是暂时没有合适的官位，只好再给他提半级，任兵部尚书，但任职地在南京。其实这算是一种照顾，因为他年龄大了，南京比北京繁华，气候也更适合养老。而且，南京兵部尚书位居南京六部之首。因为南京是留都，朱棣迁都以后，在这里留下了一套完整的中央政府班子，但没有实权，相当于养老院。只有兵部尚书能管理一下江南地区的防务，算是实权职位。江南地区的军事事务，主要就是南京兵部尚书、南京镇守和南京守备三大长官共同决策。南京守备是武将，南京镇守是太监，兵部尚书作为文官首领，地位在二者之上，实际上是整个江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原杰还是很不爽，就想回北京，来回讨价还价了很久，最后无奈只得启程。很不幸，原杰刚走到南阳，还没有走出荆襄地区，就因病去世了，享年61岁。
原杰死时，史书记载“荆襄人闻讣，为巷哭罢市”；“荆襄之民闻之，无不流涕者”。
对原杰治理荆襄地区的功劳，历代史学家都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区画流民一事，尤为卓伟，使国家百年意外之变，一旦潜销默定。”——《明实录》
“郧阳之有抚治，自此始也。”——《明史》
“一介之吏，贤于十万之师。”——《明史纪事本末》
“项忠之荡定者，一时之功；而原杰之经略者，百世之利也。”——《国榷》
这样高的评价，原杰当之无愧。荆襄地区已经闹了几十年，朝廷不停地安抚、镇压，再安抚、再镇压，反复循环，都不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一旦遇到天灾，这个地方马上就变成了火药桶，爆发个十几万、几十万人的起义是常事，动不动就攻陷州府县城，又是独立又是称帝，搞得不亦乐乎。光成化年间就派了白圭、杨璇、王恕、项忠至少四拨人去处理了，其中两次还派出守卫北京的中央精锐，劳师动众、耗费极大。但经过原杰这么一整顿，情况立即好转。
郧阳城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县城，一朝成了知府衙门、巡抚衙门和行都指挥司驻地，大规模扩建城池，修浚水道，拓宽街道。城市面貌焕然一新，小城一跃成了“雄藩巨镇”。很快，郧阳城成为汉江上最大的商埠，经堵河可达巴蜀，由丹江可入商洛，由汉江则上可直达汉中、下可直达荆襄及武昌以至南京，商业极为发达（文会的预言成真了），到处是商铺、会馆、酒肆、学宫、校场……
以郧阳府的建立为标志，荆襄流民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到了十余年后的弘治年间，就出现了“流离之民，俱为土著，生有产业，死有坟墓，男婚女配，各遂所愿，安土重迁，绝无他慕”的局面。“即今抚民等官，俱在闲散，故闾阎小民有‘天上仙人，地下抚民’之嘲”，也就是说，地方官员政务不多，每天上班喝喝茶聊聊天，地区社会经济仍然一切正常。此后一直到明朝灭亡，此地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荆襄之地，从帝国的心腹大患，变成了一根定海神针。郧阳府在清朝继续存在，到了新中国成立改为郧阳专署，一直到1994年才被撤销。原杰的这个规划足足延续了518年。
明朝能够存在接近3个世纪，荆襄治理成功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后的各种战乱，除了最后的大起义以外，都在边疆地区发生，心腹之地一直保持稳定和繁荣。原杰之功，不可谓不大。
四、政通人和：古代专制政府存在的价值
成化年间荆襄治理的这场大戏基本落幕。我们来对前面讲的这些故事作一下回顾和总结。
第一个问题，从朱见深登基的第一年开始，帝国军队就不停地四处征战。大的战争有两广大藤峡平乱、两征荆襄、宁夏平乱，小的还有四川、湖南、建州女真，等等。北边对蒙古部落的防卫作战也从未停止过。看起来烽烟四起、内忧外患。但与此同时，关中平原、黄河中下游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这些粮食主产区和经济核心区却享受着连续100多年的和平与繁荣。特别是江浙一带，可谓歌舞升平。江浙地区都不怎么种植粮食作物了，因为经济效益比较低，改为大规模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粮食主产区逐步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洞庭湖、鄱阳湖一带，所以有“两湖熟、天下足”的说法，而江浙则被称为“衣被天下”，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占据了统治地位。
此外，各种商业贸易、手工业也极为发达。成化时期是我国瓷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成化瓷”在收藏界是一个专有名词。成化瓷有两个主要品种，一个是青花，一个是斗彩。青花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斗彩”是成化年间才烧制成功的，颜色比青花更为丰富，一般是以青花为底色，间以其他五种色彩，大有青花与五彩争奇斗艳之势，故称之为“斗彩”。2014年4月，“成化斗彩鸡缸杯”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以2.81亿港元的天价成交，刷新了中国瓷器价格的世界纪录。
这种一边歌舞升平、一边狼烟滚滚的局面，彼此之间是有关系的：边远地区的战争，就是为了保护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千百万将士的牺牲，换来的是中原人民的安居乐业；同时，核心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可以有力地促进生产，为军队提供充足的粮食和物资。二者互为表里。
在这样的局面下，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制度的作用就很明显了。战争一个接着一个——两广、四川、东北、荆襄、宁夏……必须根据军情的紧急程度和重要性，在上千公里的跨度上，来回调动成建制的军队，让他们翻山越岭、南征北战，同时还要不断地任命或撤换将领，大规模地调度和运输后勤物资。在交通和通信条件如此落后的年代，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没有一个可以统筹全局的中央政府来组织协调，没有一个享有绝对权威的独裁君主来拍板定案，没有一个执行力很强的地方官僚体系来征兵调粮，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来思考一下，在荆襄地区，之前处于无政府状态，流民们自己耕种自己吃，不需要向官府缴税纳粮，也不用承担劳役兵役，没有专制政府压迫他们，为什么还会不断地发生乱事？可让他们纳粮当差，多养活一个很庞大的官僚集团（新设的县、知府、巡抚、行都指挥司）之后，反而社会稳定、民生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