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得从两条线来思考。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负面的。
从正面来说，帝国政府不是光拿钱不干活的，而是要干很多很多的事，提供一些很有价值的公共服务。荆襄这个地区，虽然全是崇山峻岭，但同时又是四省交会之处，具有很好的商贸发展条件，政府就来组织内河运输、修建道路。
商旅往来，必须要有良好的治安环境，政府就来修建驿站和卫所，保护治安、打击盗贼，商业经济才能真正繁荣。
荆襄地区土壤肥沃，但环境恶劣，好年景容易大丰收，坏年景就民不聊生。这里气候潮湿，粮食保质期不超过两年，一旦连续两年受灾就必然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政府就负责从全国范围内调运粮食，灾年从外地调入粮食赈灾，丰年把粮食调往外地，把荆襄地区纳入整个大明王朝的生态系统里面来综合平衡，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这也是只有大一统的中央政府才能具备的好处。
从反面来说，人性总是有好有坏，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产生世外桃源。人一多了之后，就一定会有坏人欺负老实人，发生强取豪夺、不劳而获的事情。在有人群的地方，政府不去收税，强盗就会去“收税”。西汉时期的“文景之治”，政府除了治安基本啥都不管，结果就是地主豪强横行州县；荆襄地区连个管治安的政府都没有，结果就是出现了比西汉的豪强政治更坏的情况。政府不管，自然有人来管。这些人可不喜欢什么“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世界，而是想要“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自在生活。没有野心的，就打家劫舍、呼啸山林；有点野心的，就占山为王、称孤道寡。无政府状态的荆襄地区是一个弱肉强食、盗贼云集的“世外桃源”。这才是真实的世外桃源，陶渊明所描写的那种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是无法存在的。
无政府绝不代表人民拥有自由，而是代表强盗们拥有自由。封建政府，就是把必要的暴力集合起来加以理性管理和使用的这么一个机构。没有政府，就意味着暴力行为的泛滥和非理性地使用。荆襄地区在政府建立之前，人民并非真的是自己种粮自己吃，而是必须向其他暴力机构缴纳更沉重的赋税。这种赋税可以体现为被抢劫、被迫入伙当土匪或者参与起事，等等。
所以，在荆襄地区建立政府，不是平白地新增一群官老爷们来让老百姓养着，而是用一群更能干的、组织得更好的、负有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幸福责任的人来取代原来的那一批山大王、土皇帝。这就是为什么荆襄地区新增好几套军政组织，不仅没有增加人民负担，反而大大促进了这里稳定和繁荣的原因。
五、专家治国：科举考试和人才历练制度
第三个问题，就是荆襄地区的成功治理，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个别天才人物（比如朱见深和原杰）一拍脑袋就搞好的，还是背后有一套系统而复杂的制度？
我们来回顾一下荆襄治理的历程。项忠平乱以及之前的事情先不说。治理行动的起点，是国子监祭酒周洪谟的《流民图说》。国子监就是国家培养干部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就相当于这个最高学府的校长。周洪谟平时喜欢与人讨论时事政治。荆襄问题是当时的热点，周洪谟也是比较有名的“荆襄问题研究专家”。《流民图说》就是他研究历史地理、结合当时荆襄地区的实际情况搞出来的研究成果，背后还有国子监的一大帮人在为他提供研究支持。
这个研究成果通过左都御史李宾递给皇帝。其过程十分类似于今天的政府智库影响国家决策的形式。皇帝认为讲得很好，就找来原杰去负责执行。
既然把原杰派下去，就说明“荆襄治理”要从研究层面转入实践层面了，已经成为国家的重要战略。于是，各个方面的人员都开始研究这个国家战略，写成奏章递上来出谋划策。这些建议通过官僚体系的筛选，好的再提交给皇帝。朱见深收到的奏章中，就有文会的那一篇，朱见深对这篇奏章特别重视。这些材料又被转发给原杰，由他来负责最终的实践。
原杰能够取得成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四个省的地方官员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流民户籍与水文地理资料。这些资料，又是经过很多年，由很多人调查积累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些基础，60岁的原杰累到死也搞不清楚荆襄地区到底有多少流民，以及这些流民分布在哪些地方。
有了这些制度还不够。元朝也有类似的制度，但是一个黄河治理就把自己搞死了。关键还要看什么样的人参与这一套制度的运行。我们来看看参与荆襄治理的这些人，他们是如何被选拔和培养成为这场变革的主角的。
不管是白圭、项忠，还是周洪谟、李宾、原杰，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进士，也就是说，他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其中，白圭和周洪谟是“进士及第”，也即科举考试全国前三甲，比今天的省高考状元厉害多了。
科举考试主要考儒家经典，考试形式在明朝就是著名的“八股文”。八股文格式要求非常严格，能够用八股文的形式写一篇意思通顺、道理明白的文章难度极高。在八股文考试中获得高分，说明这个人智商很高，思路清楚，学习能力分析能力强，可以熟练地阅读政治经济文献、写作政府公文。而且，还要有上进心，有自制力，从小就懂得刻苦读书学习而不是游手好闲。在一个大部分人都是文盲的古代帝国，这些人就是人才中的人才。让他们来治理国家，政府的效率才有保证。
但即使经过了严格选拔，士子考中进士，也只是刚刚取得做官的资格，必须要从较低级别的职位做起，做出成绩了才会被提拔到高位。像原杰中了进士之后，先是到南京当御史，然后再提拔到北京来参与实际政务，过了两年又派到江西去负责抓捕江洋大盗。因为成绩显著，才被升官，到山东赈灾。后来又负责黄河治理。30多年的各种考验和锻炼，让原杰从饱读诗书的进士变成了处理灾害问题和治安问题的专家，之后他才被选中派到荆襄地区去主持工作。
项忠也是一样，中了进士之后，先从刑部的主事做起，干得好了再提拔为员外郎。在“土木堡之变”中被俘虏后，自己找机会偷了一匹马逃了回来。后来被派到广东去当按察司副使，参与镇压瑶民起义，开始进入统兵文官的序列。此后他又到陕西当按察使，带地方军成功镇压了羌族反抗。又被提拔到中央大理寺工作，被朱见深看中，开始指挥大兵团作战，在平定宁夏满俊起事中立下大功。经过26年的历练，从“刑部—广东—陕西—宁夏—大理寺”一路提拔上来，这才获得了统兵25万征讨荆襄的机会。
周洪谟走的则是另外一条道路：进士及第以后，因为文笔好、博闻强识，所以他被安排在国子监工作，长期从事修编历史经典、研究时事政治、给皇帝讲课等事务，远离一线行政，重点负责研究，最后一步一步被提拔到国子监祭酒的位置上。周洪谟能够提出荆襄治理的策略，就是因为他负责修编《地理志》，梳理了历朝历代的地方人文地理沿革，从中发现了汉朝和东晋治理荆襄的历史经验。
六、储君之路：明朝的太子培养制度
除了这些人，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物，就是皇帝朱见深。他既不是科举考试考出来的，也不是经过基层锻炼一级一级提拔成皇帝的。他的出现又是出于偶然还是必然呢？
中国帝制时代，皇位虽然是世袭的，但并不是说大家就只能碰运气，指望坐上皇帝位置的人天生具有雄才大略。储君，也就是太子，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培养体系。
在明朝，太子要每天参加早朝，观摩皇帝如何跟大臣们讨论和处理政务。早朝从凌晨5时就开始，一般开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小时。这是政务观摩。就跟现在很多公司的董事长会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参加董事会一样。如果今天让一个小孩从6岁开始就旁听高级别政治会议，听上10年，政治能力估计也不会太差。
退朝以后，内侍就要负责监督太子读书。先读四书五经或者《帝范》等讲道理的书，然后读史书。每天读什么、读多少，都有一套文官班子专门给列定计划，还要经过皇帝批准。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太子就休息，练习一下骑射作为锻炼放松。下午开始，就有专门的讲师，一般都是翰林院或国子监的高级官员，比如周洪谟这种，来给太子讲课，讲的内容就是上午看的部分。讲完课之后，内侍会再监督着太子把讲课的内容温习一遍。
每隔3天，就是一个“温书日”。这一天，老师不来讲课，太子也不用看新的内容，而是把前3天的内容复习一遍。
然后，太子还要练习书法，春夏秋三季每天写100个字，冬季每天写50个字。遇到重要节日、天气太冷或太热的时候，可以暂停。皇帝会不时地来考察太子的学习情况，让他回答问题，或者出一些题目让他写“命题作文”。
这一套学习程序看起来非常科学：讲究先预习，再学习，当天复习，然后每隔3天再整体复习一遍，很符合我们现在所说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的规律，针对这个遗忘曲线进行学习记忆，可以保证学习效果。
从学习的内容来看，首先是四书五经这种讲大道理的书，然后就是宋代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弟子真德秀写的《大学衍义》一书，目录包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纲。
《格物致知》包括《明道术》《辨人材》《审治体》《察民情》四目。
《诚意正心》包括《崇敬畏》《戒逸欲》二目。
《修身》则包括《谨言行》和《正威仪》二目。
《齐家》则包括《重正妃（挑选和管理好后妃）》《严内治（管理好太监）》《定国本（管理好太子和其他儿子）》《教戚属（管理好外戚和亲属）》四目。
这一套东西，把治理国家的基本注意事项都讲清楚了。
学习这些大道理的同时，太子还要读历朝历代的史书，包括《左传》、《史记》、后代的断代史和《资治通鉴》。
除了这种标准的经书和史书外，太子还要学习之前的皇帝专门为教育储君而写的一些资料。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写给儿子李治的《帝范》，明太祖朱元璋编写的《储君昭鉴录》，明成祖朱棣编写的《文华宝鉴》及《圣学心法》，还有明宣宗朱瞻基编写的《帝训》四书等。此外如《贞观政要》等优秀政治经典也是必读书目。
这些都是朱见深当太子期间被要求反复学习的材料。多年太子当下来，朱见深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治乱得失已经相当清楚了。可以说，一个当过几年太子的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程度可以达到博士的平均水平。朱见深刚一当上皇帝，就为《贞观政要》写了一篇序言，大谈自己学习唐太宗治理好天下的理想。这篇序言现在已经成为《贞观政要》的一部分，在不少版本上都可以找到。读了之后就知道，朱见深的古文功底和政治学功底已是相当了得，和今天十七八岁的高中毕业生完全不是同样的水平。
除了让太子跟着上朝学习和读书写字以外，皇帝还会随时派遣太子去处理一些政务，或者辅助大臣处理政务。比如朱棣到漠北去打蒙古部落，期间就由太子朱高炽代为处理政务。后来朱高炽当了皇帝，则把儿子朱瞻基派到南京那个“留守中央政府”去锻炼。此外明朝还有个特殊传统，就是皇帝本人要带着太子去拜访农家，了解农民的生活疾苦，这是朱元璋传下的惯例。
所以，当太子是很辛苦的，早上5点跟着上朝，然后不停地读书学习一直到天黑，要全面学习治理国家的各种必备知识，要参与处理很多政务，出席诸多礼仪大典。此外还很有危机感。虽然废掉太子的情况很少发生，但只要发生了，这个太子基本上都会死得很惨。因此太子必须谨小慎微、认真学习，不能让皇帝对自己的能力和态度产生太大的怀疑。
经过这样的培养，太子坐到皇帝的位置上，才能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朱见深基本上就是完整地按照这一套训练程序教育出来的皇帝。他当太子的时间很长，从“土木堡之变”前被立为太子，在朱祁钰当皇帝之后3年被废掉，在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又接着当了7年的太子，累计当了10年太子。这个时间足够让他把太子必读的各种经典文献很认真地读上好几遍，思考如何才能治理好国家。废太子的经历也让他有足够的危机感，在观摩朝政、学习经史和实习政务的时候不敢有丝毫懈怠。所以在他17岁当上皇帝以后，一上台就大刀阔斧地处理了一批不堪重用的文臣武将，然后不断地调兵遣将来平定国内的各种乱局，并主持完成荆襄地区的治理变革。他的治国能力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一套完整的程序培养出来的。[18]
七、鸟尽弓藏：韩雍致仕与两广治理
在处理荆襄问题的同时，扑灭大藤峡起义的韩雍还在两广坚守。
朱见深似乎有一个特点，就是用人之时，倾向于支持第一线的军事总指挥，对于朝廷的议论不太理睬。韩雍想进大藤峡就让他进，项忠不想让朝廷增兵宁夏就不增兵，韩雍在荆襄地区制造大规模的死亡也不管。总之，就是把决策权留给第一线。
韩雍平定大藤峡之后，由于精锐兵力被调往宁夏，两广的形势很快又出现波折。义军再次在大藤峡聚集，其他势力也跟着反攻，攻略州县。朝廷的言官们马上就一拥而上准备痛扁韩雍，弹劾奏章像雪片一般地涌到朱见深面前，内容无非就是韩雍、赵辅等人虚报军功、隐匿军情等。对这些弹劾，朱见深回复道：“深入大藤峡平乱大功已成，少数余党作乱是很正常的。韩雍这不是又带兵平定去了吗，言官还胡乱弹劾什么？”对那些弹劾，朱见深一概不听。
相反，对于韩雍的各种奏议，朱见深一律批准，并且在成化六年（1470年）设立两广总督府，任命韩雍为两广总督，全面负责两广军政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开府的总督。以前的总督就是临时协调跨省军事事务的中央特派员。开府之后，总督就成为有稳定编制的地方军政一把手。后来很多有名的大臣都在两广总督的位置上干过，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鸿章了。
韩雍这个两广总督当得很爽很过瘾。因为朱见深总是毫无保留地批准他的一切奏议，包括庞大的军费开支和各种人事任免。韩雍威仪极大，出行时总是一整套军事仪仗队跟着，两广地方官员跟他汇报事务时必须跪着说话，所有政务军务他一概独断专行，俨然就是两广的皇帝。军事花销也如流水一般。面对朝廷言官没完没了的弹劾，韩雍也曾经上书辩解过：两广地方的人不服教化，只认两样东西：银子和拳头，所以需要恩威并施。对听话的人就大把地撒银子；对不听话的人就血腥镇压。地方长官要时刻显示自己的威风和严厉，那些地方的首领不仅不会觉得过分，反而心悦诚服。
朱见深完全支持这样的见解。两广地区在韩雍的统治下，局势日趋平稳。两广地区的民众把韩雍敬若神明，不敢再有反抗。
到了成化九年（1473年），广西镇守太监黄沁弹劾韩雍贪欲纵酒，滥加奖赏，胡乱开支花费。这些事儿其实已经有言官弹劾过很多次，对韩雍来说都已经是“虱子多了不痒了”。但这一次，朱见深的反应很迅速：先是派人去调查，调查完了之后认为情况属实，立即下令韩雍致仕（也就是退休回家），相当于彻底罢官。
接替韩雍的新总督不到两年就在任上去世。成化十一年（1475年，也就是派原杰去治理荆襄的前一年），经朝臣推荐，朱见深任命甘肃巡抚朱英为两广总督。这个朱英在朱祁镇时期就参与镇压两广起事，后来又调到甘肃去处理民族问题。他的特点是比较善于治理，但军功并不突出。从朱见深先是完全信任韩雍，然后突然将他撤职，再派朱英上任的过程来看，他的思路其实跟处理荆襄问题时是一样的：先派项忠镇压，迁徙流民，把流民迁徙得差不多之后，再派治乱专家原杰去筹划地区的常态化治理。韩雍的作用，就跟项忠一样。等两广基本平定以后，朱见深就不再容忍他在两广作威作福、胡乱花钱，而是派出一个抚民专家去完善地方治理结构。
朱英任两广总督以后，首先就是把韩雍的仪仗队取消了，出行只带少数的几个护卫。然后他约束告诫手下的将领，不得夸大反抗者的声势，不得随便请求出兵以邀战功。
除此之外，朱英的政策跟原杰非常相似，主要就是“编户齐民”：招抚瑶族、壮族这些少数民族，把他们纳入地方户籍，按照里甲制度进行管理。愿意编户的人可以免除3年徭役。马平、阳朔、苍梧诸县的少数民族全都望风归附。有一个叫“李公主”的义军首领长期凭恃地势险固与政府对抗，也派儿子归顺。朱英将他们安置在永安州居住，并承诺他们的子孙可以世代在官府里面担任官职。此后归附的人就一天比一天多，总共43000多户、15万余少数民族转化为户籍人口。[19]两广地区的治理情况得到了极大改观。
韩雍在的时候因为花销太多太滥，两广财政已经非常困难。朱见深看起来对韩雍很“够意思”，其实纯粹是对事不对人，看中的就是他能够强力镇压的能力。等到镇压的事儿基本结束，马上就让他回家养老去了。相反，朱英是个理财能手，为官清廉，注意节约，巡抚甘肃的时候，多年下来节约了30万两军费。到了两广，“改剿为抚”，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把少数民族纳入户口编制以后又有了新增的赋税来源，两广地区的财政局面迅速改观。两广从依赖中央拨款转变为可以自给自足，等朱英辞任的时候还留下了40万两的财政盈余[20]。
从荆襄和两广的治理来看，朱见深在用人和治国方面思路清楚，方法得当，其战略才能与政治手腕对挽救陷入危局的明帝国起了重要作用。
【注释】
[1] 《明史·列传第二百五·广西土司一》：“七年，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时总兵官泰宁侯陈泾驻兵城中，会太监朱祥、巡按吴璘、副使周璹、佥事董应轸、参议陆祯、都指挥杜衡、土官都指挥岑瑛等议调兵。夜半，贼驾梯上城，泾等不觉，遂入府治，劫库放囚，杀死军民无算，大掠城中……泾等乃遣人与贼讲解，晡时，纵之出城。贼既出，乃纵璹还。时官军数千，贼仅七百而已。”
[2]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韩雍》：“乃督兵十六万人，分五道，先破修仁贼，穷追至力山。擒千二百余人，斩首七千三百级。荔浦亦定。十月至浔州，延问父老，皆曰：峡，天险，不可攻，宜以计困。雍曰：峡延广六百余里，安能使困？兵分则力弱，师老则财匮，贼何时得平？吾计决矣。遂长驱至峡口。”
[3] 明政府在荆襄平叛以后设立了以郧阳府为中心的湖广行都司，作为荆襄地区战后治理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根据《郧阳抚治两百年》的“郧阳抚治辖区图”来看，湖广行都司辖区形状类似于一个东宽西窄、北宽南窄的直角三角形。经作者在百度地图上简单测量，其东西从河南舞阳到汉中阳平关约700公里，南北从湖北荆州府到陕西商县约400公里，面积大约14万平方公里。（冷小平、冷遇春：《郧阳抚治两百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4] 《明宪宗实录·卷九十九》：“荆襄等处流民连年被逐，死者无虑千万，甚伤和气。况所奏招出一百五十余万已皆无家可归。”
[5] 《明宪宗实录·卷三十一》：“通令男聪约子龙等举事，乃于地名大木厂立黄旗聚众，移住梅溪寺伪称王，建伪号为汉，称德胜年，立伪国师总兵等官，聚徒至四万人，大肆劫掠攻陷城池。”
[6] 《明宪宗实录·卷二十七》：“踰月之间破贼大小巢寨三百二十四所，斩首三千二百七级，生擒七百八十二人，获贼属妇二千七百一十八人。余贼战伤溺死者不可胜数。”
[7]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武靖侯赵辅上疏，自叙初征两广，叛贼凡斩首二万三千二百十有七级。”
[8] 《明史纪事本末·卷四十一·平固原盗》：“斩首七千余级，俘获二千余……因发兵分捕，复斩首数千级……诸营搜山，又获贼五百余人……”
[9] 《明宪宗实录·卷六十三》：“逆贼满俊等……二百六十八人坐凌迟处死，余九十一人坐斩。”
[10]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项忠》：“李胡子者名原，伪称平王，与小王洪、王彪等掠南漳、房、内乡、渭南诸县。流民附贼者至百万。”
[11]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项忠》：“忠疏争，且劾绶罪，帝为召绶还，而听调土兵如故。合二十五万，分八道逼之。”
[12] 原文见《明史·列传第六十六·项忠》：“臣先后招抚流民复业者九十三万余人，贼党遁入深山，又招谕解散自归者五十万人。俘获百人，皆首恶耳。今言皆良家子，则前此屡奏猖獗难御者，伊谁也？贼党罪固当死，正因不忍滥诛，故令丁壮谪发遣戍。其久附籍者，或乃占山四十余里，招聚无赖千人，争斗劫杀。若此者，可以久居故不遣乎？臣揭榜晓贼，谓已杀数千，盖张虚势怵之，非实事也。且圭固尝身任其事，今日之事又圭所遗。先时，中外议者谓荆、襄之患何日得宁。今幸平靖，而流言沸腾，以臣为口实。昔马援薏苡蒙谤，邓艾槛车被征。功不见录，身更不保。臣幸际圣明，愿赐骸骨，勿使臣为马、邓之续。”
[13] 里甲，明代社会基层组织。每里人户为110户，一里之中多推丁粮较多的10户为里长，其余百户分为10甲，甲设甲首。里长对上级官府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本里人户丁产的消长变化，监督人户生产事宜，调理里内民刑纠纷，并以丁粮和财产多寡为序，按赋役黄册排年应役。
[14] 原文见《明史纪事本末·第三十八卷·平郧阳盗》：“昔因修天下地理志，见东晋时庐、松之民，流至荆州，乃侨置松滋县于荆江之南；陕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阳，乃侨置南雍州于襄西之侧。其后松滋遂隶于荆州，南雍遂并于襄阳，垂今千载，宁谧如故。此前代处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听其近诸县者附籍，远诸县者设州县以抚之，置官吏，编里甲，宽徭役，使安生业，则流民皆齐民矣。”
[15]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六十六》：“众谓都御史原杰为宜，杰时年暮，且新续 ，不欲行，及命下，知御史薛为学为宾所任用，意为学陷己，遂奏带为学同行。”
[16]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都御史原杰奏流民之数，户凡一十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七，口四十三万八千六百四十四……遣还者凡一万六千六百六十三户。”
[17]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臣又与各官相视襄阳府所辖郧县，地接河陕，路通水陆，居竹房、上津、商洛诸县之中，为四通八达要地。且去府五百余里，山林深阻、官司罕到、盗贼猝发、缓急无制，合拓县城置府，拟名郧阳。即其地设湖广行都司，附城立郧阳卫，卫为前左右三所，其左右二所于湖广都司，并南阳卫新收编发流民……”
[18] 太子的这一套培养制度虽然也很有章法，但跟科举制度和文官选拔制度比起来，可靠性要差得多。因为皇帝首先靠血缘关系来继承，皇帝去世的时候经常发生太子年幼、根本没来得及接受培养就登上皇帝位的情况；或者太子培养得好好的，突然生病死了——朱元璋的太子朱标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也有临时立一个新太子、没来得及培养好就登基的情况；还有皇帝死后没有儿子或者儿子被俘了，只能从皇室宗亲中挑选合适的人来继位，这个人之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当皇帝的培训（提前接受那是谋反）的情况，明朝就有三位这样的皇帝——景泰帝朱祁钰、嘉靖皇帝朱厚熜和崇祯皇帝朱由检。太子培养制度只能算是皇位继承制度的辅助，不是皇帝选拔的核心制度。皇帝继承的核心，是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和人民文化素质很低的条件下，用明确的规则（嫡长子继承制）来认定皇帝人选，杜绝为了争夺最高权力而发生大规模内乱，并以“君权神授”的理论来确保皇权的绝对权威，高效调动帝国军事经济资源组织战争或对抗自然灾害。也就是说，即使皇帝素质平均比较低，给帝国造成的损害也要小于为了争夺皇位而造成的破坏，所以不得不选择这种制度。皇帝素质能培训高一点最好，实在培训不好也勉强可以接受。帝国养一个昏君的成本总比打内战要小。只有出现杨广那样的暴君，皇帝继承制度才应该中断。太子培养制度只能弥补皇帝制度的某些不足，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就无法保证每位皇帝的素质都足够高。
[19]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自是归附日众，凡为户四万三千有奇，口十五万有奇。帝甚嘉之。”
[20] 《明史·列传第六十六》：“在甘肃积军储三十万两，广四十余万，皆不以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