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贪腐黑幕：死在西厂大牢里的建宁卫指挥使
如果朱见深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去世，那么他的功绩一定会在正史上被大力歌颂，他也会被誉为一代明君。
除了两广、荆襄和宁夏的战事外，赵辅于成化三年（1467年）在东北血洗建州女真部落，王越于成化九年（1473年）在河套大破蒙古部落。四面八方的征讨均获得重大胜利，荆襄、两广地区纳入常态化治理，一扫“土木堡之变”以来的危局、乱局，重拾天下升平之势。
但是，从成化十三年（1477年）起，朱见深的形象就迅速黯淡了下来，在文官们记录的历史中变成了标准的昏君形象，以至于这样一位雄主竟然逐渐被人淡忘。
因为这一年，他授权太监汪直建立了西厂。
汪直，广西瑶族人。成化三年（1467年），韩雍平定大藤峡以后，挑选了一批幼童和女子作为战利品进献到朝廷。汪直是其中之一，进宫之前就被阉割了。
当时皇宫并不缺宦官。宦官在明朝政治地位很高，宫内有一整套为皇帝服务的宦官机构，不仅服务生活，主要还协助处理政务，权力很大。此外，出兵打仗需要监军、战略要地需要镇守太监。太监是宦官的高级职位，下面还有少监、监臣、奉御、长随、典簿等，所以宦官跟文官机构一样分为很多等级，可以从底层做起一级一级往上爬，有固定的工资收入不说，还有不小的机会混到一个小有权势的职位。一些贫苦家庭如果孩子比较多，又不能供养他们念书考取功名，就会自行阉割一个争取送进宫，有机会将来做官。这样一来，不仅这个孩子自己的生计不愁，还能扶持整个家族。因此，明朝自行阉割的人太多，朝廷根本招不完，都成了一个社会问题，为此朝廷专门下过禁令：不准民间自行阉割。
韩雍进献的这一批幼童必然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宝贝”，不是送进宫来充数的。在这一批幼童和女子中间，还有一个姓纪的女子被分配去管理后宫的仓库，因为偶然的机会被朱见深看见，马上就给“临幸”了，为朱见深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明孝宗朱祐樘。从这个事情也可以看出，韩雍挑的这批人至少都是相貌很不错、颜值很高的。汪直应该也是那种皮肤白嫩、眼睛大大的、一看就招人喜欢的小孩儿，才有资格从广西那么远的地方被送到皇宫来[2]。
汪直进宫的年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必然极小，以至于他完全记不得大藤峡惨祸。不然这种义军的后代，父母亲戚都被明军屠杀殆尽，把他放到皇宫里面，万一心存怨恨，哪一天对皇帝动手，韩雍就得吃不了兜着走。
10年之后，也就是成化十三年（1477年），内阁首辅商辂弹劾汪直，奏章里面说：“今汪直年幼，未谙世事，只凭韦瑛等主使。”[3]《明宪宗实录》在记录汪直开西厂的时候，也用的是“年幼最得宠”。“年幼”这个词不可能用到14岁以上的人身上。又过了两年，汪直出外领兵打仗的时候，《明宪宗实录》才说他“年少喜功”，可见记录者的态度很严谨，把“年幼”和“年少”区分得很细。据此可以推测，在成化十三年（1477年）汪直建立西厂的时候，年龄应该不超过14岁。成化三年（1467年）进宫的时候，他最多只有4岁。
刚进宫，汪直就被分配去伺候万贵妃。万贵妃这种皇帝独宠的后宫显贵，肯定有很多人争抢着要去伺候她。这么一个从广西送过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年幼小孩能够获得这个机会，只可能是一个原因：长得好看、聪明伶俐。要么是万贵妃亲自挑选的时候看上了，要么是朱见深或者手下人想送给她讨她开心。不管哪一种，都要汪直长得足够好看才行。
前面我们说了，成化二年（1466年）的时候，已经36岁的万贵妃刚生了一个小男孩，到了年底还没满一岁就去世了。因此，可以想象万贵妃心里的那种悲痛。没过几个月，有人送来一个年幼的小男孩，天真烂漫、聪明可爱，天天陪在身边。万贵妃肯定是当亲儿子养着。朱见深那个时候也是一样，既有丧子之痛，又为万贵妃伤心，见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在万贵妃身边，必然也极为宠爱，可能会在感情上把他视为自己和万贵妃的孩子。
没过几年，汪直就被朱见深封为御马监掌印太监。
太监，就跟今天的“总监”一样，是一个大部门的负责人。御马监是宦官机构中权势仅次于司礼监的部门，跟兵部一起，共同掌管天下兵马调动。御马监掌印太监与兵部尚书权力相当。根据史书记载，汪直被封为御马监太监的时间不会晚于成化十年（1474年），那时候汪直也就十来岁[4]。朱见深直接把一个十来岁的小孩封为高官，不可能是昏了头想让他干什么大事，应该就是纯粹的宠爱，赏个大官哄他开心。注意，是朱见深哄汪直开心，而不是相反。至于御马监的事务，还有其他非掌印太监管理（兵部尚书也经常不止一个，各自分管一块）。
到了成化十二年（1476年），京城里面发生了一系列怪事，主要是闹妖怪，搞得人心惶惶，其中还有妖人跟宫内的太监勾结混入皇宫，被发现之后杀掉了。这一系列事情引起了朱见深的警觉。就跟朱元璋发现占城贡使到南京来没有人跟他报告一样，朱见深怀疑官僚机构给他汇报情报的时候有所隐瞒。于是，他就派十二三岁的汪直带着两个校尉（低级武官，应该是给汪直当保镖的），化装成普通市民，骑着毛驴或者骡子出宫去打听消息。“大政小事，方言巷语，悉采以闻”。汪直足够聪明伶俐，打听到了很多有价值的消息，又没有暴露身份。朱见深非常高兴，觉得可以好好任用一下汪直。
这样过了半年多，朱见深觉得时机成熟，正式下令成立西厂，任命不到14岁的汪直担任西厂提督，派韦瑛等人给他做助手，再从锦衣卫等机构调一批人员来负责具体的侦查、抓捕、审讯等工作。之所以不直接任命汪直当东厂太监，而是另开一个西厂，主要原因应该是汪直“年幼”，而东厂是司礼监管着的老牌监察机构，任命升迁都有一套程序，比较麻烦，所以朱见深干脆新设一个西厂，让汪直放手去干。
西厂成立后，办的最轰动的一件案子就是“杨晔案”。杨晔是杨荣的曾孙，在福建担任建宁卫指挥使。杨荣就是朱瞻基在位的时候著名的“三杨内阁”之一，被视为文官的楷模。杨晔的父亲杨泰当过指挥同知，已经退休。这家人在当地横行霸道、侵占田产，还参与东南沿海的走私活动，积累了巨万家资。接连闹出了好几起人命官司，地方官员不敢管，但终究这些官司还是被个别实在看不下去的官员透露给了御史，杨晔因此被御史弹劾。朝廷派了刑部主事王应奎和锦衣卫百户高崇去福建调查。
汪直本来不知道这件事儿，但是杨晔携带巨资到北京行贿，借助杨荣的老关系把高级官员基本都打点到了，想要摆平此事。汪直是皇帝最宠信的太监，也被列入行贿名单。钱送到了韦瑛那里，韦瑛就向汪直汇报了此事。汪直一听，这还了得？立即下令派人去把杨晔抓起来审问，很快牵连到了其叔父兵部主事杨仕伟和姐夫礼部主事董序。
这样的案子，老到的办案者会知道适可而止，否则牵连度太大，会一发不可收拾。可不到14岁的汪直哪里懂这些？连番审问下来，朝中重臣几乎全被牵扯在内（这事儿要是犯在朱元璋手里，估计又要杀得血流成河了）。
西厂没有审判权，只能把审讯结果提交朱见深。朱见深下令移交法司审判，杨泰被判斩罪。杨晔则已经死在了西厂大牢。朱见深命太监钱喜和韦瑛去抄了杨晔的家，财产全部充公，但是宽宥了杨泰的死刑。杨仕伟、董序被贬官。派去福建调查的王应奎和高崇也收了杨泰的贿赂，被汪直派人在返京的路上当场搜了出来，下狱论罪。高崇病死在狱中，王应奎发配边疆充军。
从这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出明朝中期官场的腐败情况：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横行霸道，无法无天，出了人命后，先是摆平地方官，被告到京城后又先后贿赂调查人员和中央高级官员。这跟曹雪芹《红楼梦》里面的“薛蟠杀人案”一样，是帝国官场的常态。如果不是年幼无知的汪直坚持追查到底，这个事情一定会不了了之。
按照常理，贪污受贿好歹是件见不得光的事情，朱见深没有杀掉杨泰，也没有进一步追究其他受贿官员的责任，可以算是网开一面了。
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文官集团认为，收点钱摆平人命官司并不算什么，但一个小太监竟然敢逮捕和审讯“文官楷模”杨荣的子孙，实在令人愤怒。经过商议，先由首辅商辂起草弹劾文章，以内阁名义联名上书。然后由兵部尚书项忠起草弹劾文章，六部九卿联名上书，弹劾汪直，要求裁撤西厂。
二、弹劾西厂：内阁与六部九卿的强烈抗议
内阁的弹劾文章把西厂的各种“罪恶”都列了一遍，但大部分都说得比较虚，主要说西厂到处抓人捕人，闹得各级官吏惶恐不安，严重干扰了政府和军队的正常运转等。但被抓的人到底是不是有问题，他们往往避而不谈。
比如，文章里面说了这么一件事：“西厂官校分布沿河一带，遇有船到即加盘问。间有公差官员被其搜检，以致往来客商军民人等闻风惊疑。”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西厂办事人员在连接北京和南京的运河要道上盘查来往船只，甚至连有公干的官员的船都敢查，吓得商人军民等人都惊疑不定。
在文官集团看来，宦官竟敢检查官员的船只，简直就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但西厂为什么要查这些船呢？奏章里面没说，不过别的史料里面有记载。《明宪宗实录》里面抄录了一份奏章，是汪直把盘查船只的情况奏报朱见深以后，朱见深又下令都察院长官、左都御史李宾（就是替周洪谟上奏《流民图说》的那个李宾）等人去复查，李宾等人复查后回复的奏章。奏章里面说：
汪直派遣韦瑛等缉访事件的实情，发现有很多官员坐船经过运河的时候倚仗权势，向沿途州县的驿站索取力夫拉船、装卸货物，情况十分严重。御史郭瑞巡按北京周边地区的时候，不仅不能制止这种情况，自己反而也这么干。而且，那些办理公差的官员们所乘的快船往往超过实际需要，用一索十，甚至多至百余艘，里面往往夹带私盐或者其他贵重货物。所过之处扰民严重……大臣们经过讨论，认为汪直所奏事项切中时弊，应该及时下诏禁止，御史郭瑞应依法治罪。[5]
汪直其实是在大力纠正明朝官场的一大恶习——滥用驿站、假公济私。我们前面讲胡惟庸谋反的时候讲过：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北京，滥用驿站的车马，被朱元璋罚去山西捕盗。这种滥用特权的现象一直都有。到了明朝中期，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如李宾所奏：官员们以出差公干为名，用十艘甚至百余艘官船运输私盐、货物来回贩卖，运输成本、人员吃喝全都算到驿站或沿途州县的接待经费上，赚的钱归自己。
这个事情对明帝国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到了100多年后的崇祯时期，官员们滥用驿站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国家财政难以支持庞大的驿站支出。为了保住辽东的军费开支，朝廷不得不裁撤了一些驿站，结果一个叫李自成的驿站工作人员因此下岗，然后他就参加农民起义把明朝推翻了。
西厂盘查官船的行动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目标就是查处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这种事情也就西厂敢查。大臣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把它列为西厂的一大罪状。他们在弹劾汪直的奏章里理直气壮地说：“（西厂的很多做法）固有一二似为禁革奸弊，奈非祖宗旧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则已甚矣。若不早为除革，一旦祸兴，卒难消弭。”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文官集团再腐败，也不能让宦官来监督。因为这不符合祖宗旧制（“祖宗”至少包括太祖和太宗，但宦官监察文官是明太宗朱棣开创的制度，不晓得他们说的祖宗旧制是哪个朝代的祖宗旧制）。如果不马上革除，就会失去人心、祸国殃民。
列举了这么一通罪名以后，内阁的弹劾文章最后还加了一条：“去岁七月以后，有妖物伤人，当时人言必有应验。及立西厂，惊动人心，一如妖物伤人之时。以此观之天道，预先示儆，不可不虑。”
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士大夫肯定都知道孔子有一句很有名的教诲：“敬鬼神而远之。”为了弹劾太监，文官也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把妖魔鬼怪都扯上了，说前段时间京城闹妖怪就是应验到西厂身上，西厂就是妖怪。
内阁的弹劾文章里面也指出了一些西厂办案时的真实弊病，主要就是用刑过重，而且刑及妇女，还有就是有时候半夜抓人，或者堵在官署门口把人就带走了等等。
作为一个新设立的监察机构，这些问题应该都是确实存在的。但没有道理认为，西厂干得比朱元璋时代的锦衣卫或者朱棣时代的东厂更过分。西厂之所以如此令人恐慌，真实的原因应该是，锦衣卫和东厂属于老牌监察机构，经过与文官集团近百年的“互动”，各种“潜规则”已经建立得很“规范”了，早就跟文官集团同流合污了，出了什么样的案子用多少钱、走谁的关系摆平，这些情况都很清楚。突然蹦出来一个不收钱、不按规矩出牌的小太监，别人给他送钱还要把人家抓起来审问，大家才感到非常震惊，如同发现妖怪一样，必须马上将其消灭。
内阁重臣、六部九卿联名弹劾的分量是非常重的，里面还有不少威胁皇帝的话：“往者曹钦之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为明鉴。”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朱祁镇“夺门之变”后，司礼太监曹吉祥的侄子曹钦造反，就是因为锦衣卫逯杲想要查他。皇帝陛下可要三思。
问题是：曹吉祥、曹钦本来就干了很多为非作歹的事情，锦衣卫依法行使监察权是正确的。商辂等人竟然说曹钦造反就是锦衣卫逼出来的，那意思就是说应该放任曹吉祥和曹钦乱搞，来避免他们造反？
言下之意，朱见深你竟然让汪直反腐败，就不怕贪官们造反吗？我们内阁忠心耿耿、清正廉洁，当然不会造反，但是还有很多手握重兵的边镇武将，甚至皇亲国戚也被西厂查了（奏章里面提到过），他们会不会造反，我们就不敢保证了。
这个逻辑其实还比较符合事实，胡惟庸造反不就是朱元璋反腐败搞出来的吗？朱元璋要看到商辂等人敢这么威胁皇帝，估计会非常生气。
还有：“（让西厂随意盘查来往船只）以此货物不通，将来京师公私费用何以仰给？”
这句话的威胁是比较实在的。文官集团掌管着天下钱粮运输，要是借口西厂查船导致运输出现问题，让北京粮食供应不足，引起内乱，实在逼急了，他们是有可能这么干的。
这个奏章还有一个蹊跷之处，就是连汪直出门带的随从太多这种事都要当作罪状来弹劾，却绝口不提杨晔死在西厂大牢的事情。
西厂自建立以后逮问过不少人，但真正死在西厂大牢里的人只有一个，就是杨晔。
这可是西厂用刑太重最主要的证据：活活打死朝廷命官，简直骇人听闻。即便杨晔犯了死罪，也不能未经法司审判就给打死了啊？
全天下都知道这次弹劾行动的导火索就是“杨晔案”，而杨案中最不利于西厂的就是杨晔死在西厂，但奏章里就是不提。
不仅奏章里面不提，《明宪宗实录》里面也只说杨晔死在西厂，没说他是被刑讯逼供致死的。至于他遭受什么所谓“弹琵琶”之类的酷刑，都是100多年后的野史里面说的。所以就有人怀疑杨晔有可能不是被刑讯致死的，而是某些人为了避免他供出太多的高级官员，牵连太广，想办法把他秘密干掉的。
如果奏章只谈问题不举例，那么回避“杨晔案”还可以理解。但里面提到了一个案子，说西厂不经过合法程序擅自抓捕三品大员浙江左布政使刘福。“刘福系正三品官，擅拿擅放，恣意所为，紊乱朝政莫大于此”。此人进京办事，有人想陷害他，向西厂诬告。汪直就派人去把刘福抓起来审问，查了几天发现没这回事，就给放出来了。
这事情其实可以说明汪直办案公道。如果换成别人，就算没证据，可能为了面子也要编出点罪名，或者严刑拷打整出来点罪名。刘福从西厂出来，也没说被严刑拷打。大臣们连这个事情都要说，偏不说杨晔之死，尤其显得奇怪，应该主要还是心虚。
朱见深看到这份奏章，勃然大怒，派司礼监掌印太监怀恩到内阁质问诸大臣：“用一个小太监查案就会天下大乱吗？这个奏章是谁主使？”
第一个问题问得很有道理：高官子弟在地方上打死人可以花钱摆平不会天下大乱，各级官吏滥用国家经费贩卖私盐不会天下大乱，用一个小太监来查一下就要天下大乱，哪有这种道理？
内阁早就预料到了朱见深的反应，四个阁臣：商辂、万安、刘珝、刘吉异口同声地说：太监干政就是会导致天下大乱，这是祖传真理，毋庸置疑。至于弹劾行动，则是内阁和诸大臣出于公愤的联合自发行为，没有人主使。
怀恩其实也对汪直不满，因为西厂抢了东厂的权势，而东厂是归司礼监管的。于是他就变了口气，说：“那我就这样回禀皇帝了。但回头皇上追究起来，你们可不要改口啊！”四人保证绝不改口，怀恩这才回去禀报朱见深。
第二天，六部九卿联合署名弹劾西厂的奏章也递了上来。朱见深这次没有发火，因为他知道，不用问，此事肯定是有预谋有组织的行动，而且文官集团态度坚决。
内阁和六部九卿一起闹事可不是开玩笑的。朱见深毕竟没有朱元璋的威望和魄力，想了想，还是退一步算了。于是下令关闭西厂，汪直仍回御马监，韦瑛被贬谪戍边。
三、反戈一击：被妖言击落的帝国首辅
汪直感到非常委屈，就跑来跟朱见深哭诉，说：“这个事儿不是内阁的意思，司礼监太监黄赐、陈祖生是福建人，收过杨晔的钱，我怀疑是他们在背后唆使的。”朱见深随即就下令把这两个倒霉的家伙贬到南京去了。
朱见深根本就没有去调查黄、陈二人是否参与此事，完全是为了哄汪直开心才把他们贬走的。这个旨意甚至比撤西厂的命令发出得还早。怀恩再次跑到内阁去传达皇帝表示妥协意思的时候，商辂很高兴，连声说：“谢谢太监帮忙。”怀恩说：“先生别高兴得太早，西厂还没关门呢，我方已经损失两员大将了（吾辈数人已折其二）。”
怀恩的警告是有道理的，朱见深关闭西厂不过是以退为进。文官集团的进攻来势太猛，他不宜硬顶回去，需要观察一下形势。
官员们的态度很快就出现了分化。六部九卿的弹劾奏章找大臣们一起签字的时候，其实就发生了问题。项忠是兵部尚书，奏章就是他主持起草的，但签字的时候他却说，吏部是六部之首，应该先让吏部尚书尹旻签头一个。项忠的手下就去找尹旻，尹旻说这是项忠倡议的，为什么他不签第一个？那人就把项忠的理由说了。尹旻大怒：“今日才认得六卿之长吗？”意思就是说，你们平时不把吏部当回事，现在需要人去跟汪直火拼了，才想起来把我推到第一线挡枪啊？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项忠为人骄傲，当了兵部尚书以后一直没把其他部门的领导放在眼里。从他荆襄平乱时写的那封与群臣对骂的奏章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喜欢得罪人的主儿。
项忠跟汪直闹僵也是一样的原因：有一次汪直坐着轿子，带着一大队人马从大街上经过，正好跟项忠的轿子迎面而过。汪直不知道是项忠，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之后才发现（可能是手下人告诉他的），于是连忙带着队伍追回去，跟项忠打招呼并道歉。
这应该已经很给面子了，但项忠既不下轿，也不理会，给汪直难堪。估计项忠是这样想的：你一个小太监见了尚书大人竟敢不下轿请安，现在追回来也是失礼。汪直当然也生气了：你以为本太监怕你？以后再在路上碰到别说打招呼了，直接就跟项忠抢道。二人关系很快就势同水火。
尹旻虽然最后还是在奏章上签了字，但随后就派人告诉韦瑛，说这个奏章是项忠写的，他是被迫签字。这表明文官集团内部对于撤销西厂一事也有不同意见，并非铁板一块。
西厂撤销的第二天，都察院的长官、左都御史王越，找到内阁大臣刘珝和刘吉质问：“汪直行事公道，像黄赐这种人专权纳贿，如果不是汪直，谁能把他赶走？商辂和万安在内阁任职时间长，是非很多，所以对汪直有所忌惮。二位刚刚入阁，为什么也要掺和这里面的是非？”[6]
刘珝就不说话。刘吉反驳道：“我们弹劾西厂，是为了朝廷，不是为了个人。你说汪直行事很公道，那朝廷还要公卿大臣做什么？”[7]
这番话听起来正义凛然，但逻辑很有问题：汪直做的事是在抢大臣们的饭碗，不管他做事公道不公道，都必须要弹劾。
话讲到这个份儿上，王越也就无言以对了。
经过这么几个事情，朱见深看到，内阁和六部九卿其实并不团结。尹旻摆明了不支持项忠；都察院的两位长官——王越和另外一个左都御史李宾，明显意见冲突；刘珝面对王越的质问默不作声，说明他心里面未必十分支持商辂的奏章，很有可能也是被迫签字。
只要文官集团不团结，就比较好办了。被贬到南京的黄赐应该确实是收了杨晔的贿赂，汪直这么说，王越也这么说，阁臣也不否认。朱见深决定把黄赐作为突破口，授意东厂重新抓起来审问，他很快就把项忠给供了出来。御史的弹劾奏章也恰逢其时地出现，把项忠各种大小过失一股脑儿翻出来。朱见深下令将项忠交法司审判。项忠坚决不认罪，但法司仍然判他罪名成立。至于具体是什么罪名，正史里面没有记载。从黄赐的这条线索来看，应该还是“杨晔案”的延伸。
由于韦瑛被贬去戍边，汪直手下一时没有得力的助手，非常不爽。朱见深就跟他说：韦瑛是个粗人，那些大臣跟他没法沟通，所以才一定要把他赶走。我建议你去找个文字好又能干的人来给你帮忙。
汪直就去找，有人跟他推荐说锦衣卫吴绶不错。汪直把吴绶找来，让他写了两篇文章，看了之后非常满意，跑去跟朱见深说：找到了。朱见深随即下令把吴绶破格提拔为锦衣卫指挥使，主管镇抚司。镇抚司是锦衣卫里面负责抓人和审讯的部门，是锦衣卫的核心部门。朱见深这么干其实就是把锦衣卫交给了汪直管理。
这两件事释放出了很明显的信号：汪直没有失宠，皇帝仍然打算继续重用他。
御史戴缙和王亿看到了这个苗头，就上疏为汪直辩护：“太监汪直厘奸剔弊，允合公论。”“汪直所行，不独可为今日法，且可为万世法。”
更绝的是，戴缙的奏章还针对商辂所说的北京闹妖怪是应到西厂身上，反驳说：“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乞令两京大臣自陈。”[8]也就是说，闹妖怪这种不祥之兆不是你们说要应到西厂就应到西厂的，古代大臣遇到这种情况是要反躬自省的。我们建议让各位大臣自己上奏反思自己的过错，说明自己该留任还是辞职。
戴缙和王亿在此之前跟汪直都没有交往的记录，而且他俩都是级别比较低的御史，平时都是到外地巡视，很少回京，跟汪直也没有直接沟通的渠道。从当时的形势来看，这次上奏有一定的投机性质。上了这篇奏章之后没多久，这两个人就都被升了官。但也可能是他们本来就觉得西厂的反腐败干得好，原本不敢说话，受到项忠被逐、吴绶升官的鼓舞，才决定出头为汪直申冤。
戴缙和王亿具体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反正朱见深看了之后大喜过望，马上下令重开西厂，汪直任西厂提督。而且，朱见深表示同意奏章所言，让大臣们上奏“自陈去留”。
闹妖怪这种事情，本来就不宜在政治斗争时讨论，商辂非要扯进来扣到西厂头上，这下被反戈一击，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既然皇帝都说了京城闹妖怪，大臣也有责任，让大家自陈去留，作为内阁首辅总不能说自己表现良好、没有责任吧？商辂只能上奏请求辞职。朱见深立即批准。跟着被赶走的，还有左都御史李宾等十几位在弹劾西厂时表现积极的大臣。
四、狠心治国：不换思路就换人的成化皇帝
汪直复出，火力更猛。
第一个拿来开刀的，就是南京守备太监覃包。
南京守备太监是代表皇帝镇守南京的人员，在太监里面排名仅次于司礼监掌印太监和御马监太监，一定是皇帝非常信任的人物。这个覃包也是在朱见深当皇太子期间就伺候过他的。正因为这一点，他才能负责镇守南京。
本来汪直没去查他，而是派亲信韦瓒（韦瑛的弟弟）去福建继续查“杨晔案”涉及的地方官员。韦瓒走到南京附近就听说了覃包的不少劣迹，顺便记录了下来。因为韦瓒四处打听覃包的事迹，引起了驿站官吏注意，秘密向覃包报告。覃包立即派人去把韦瓒抓了起来，搜出了韦瓒的记录。刑讯之下，韦瓒承认自己是“假冒”西厂办事人员来调查的。覃包于是把韦瓒押送北京，交付西厂处置。汪直立即向朱见深报告此事。朱见深下令调查，经过核查事情属实，于是将覃包革职，罚往孝陵司香（负责每天给朱元璋的坟烧香，是低级太监的工作，跟前东宫太监王纶被贬往孝陵种菜是类似的处罚，司香比种菜能轻松一点）。
第二个开刀的，是南京内官监太监覃力鹏。内官监太监比守备太监低一级，也是极有权势的人物。这家伙用上百艘官船往北京运送私盐，行至山东河北交界处的武城县甲马营（今甲马营镇）时，巡查人员向武城县令报告。县令派典史率人盘查，覃力鹏拒绝检查，让手下殴打典史，打死一人，打伤多人。
汪直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调查，然后将覃力鹏逮捕，并强烈要求判处死刑。朱见深刚开始表示同意，但后来经不住覃力鹏不断托人说情，还是宽宥了他，改为跟覃包差不多的处罚。
接下来，就是驸马樊凯指使手下打人，致伤人命。汪直接到报告，让吴绶把樊凯下锦衣卫大牢，审问属实后奏请朱见深法办。朱见深说：樊凯不守法度，恣意非为，看在公主的分儿上，姑且从轻发落。判革去驸马冠带，穿着普通监生的衣服去国子监读书习礼，每年减少500石的俸禄。[9]
从上面汪直处理的几个案子来看，他收拾的都是一般人得罪不起的皇亲国戚、权势太监、高官子弟等。汪直谁的面子也不给，把帝国最大的几个利益集团全部得罪了一遍。几个大案办下来，对这些无法无天的权贵应该是有所震慑的。而对这些人如何处置，又都要上报朱见深批示。汪直只有侦查、逮捕、审讯之权，审判和定罪则必须经过文官掌握的“三法司”（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10]，而最终如何处理还是皇帝拍板。实际上，这才是明朝所谓“宦官专权”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情况：宦官只是皇帝监察百官的工具，而不能架空皇帝的权力。
成化十三年（1477年）十一月，西厂复开之后不久，汪直上奏：
最近捕获大量盗贼，多是各地军户逃跑后潜住在京师的人。这些人没有户籍，难以管理。如果大规模缉拿，难免会惊疑扰民。
请求诏命都察院发文：限其一个月内到官府登记。首次自首的仍发回原卫所服役，免究其罪。如果隐匿不报，被查出来后要发配到边疆，并且罪连其投奔的主家。如果真是因贫困难以返乡的，审查其来历没有问题，可以编到北京附近的卫所，发给粮食。[11]
这份看似普通的奏章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与西厂的建立有重大关联，需要详细分析一下。
首先，汪直在奏章里面提到了大量军户逃亡。这个军户是朱元璋建立“军屯”制度的产物。这些人的户口种类是“军户”，世代以当兵为业。国家在驻军地附近发给他们土地，他们需要自己耕种，上交粮食充作军粮，还要定期参加军事训练和出征。他们可以娶妻生子，生活在当地，子孙后代也必须有固定的参军名额，保证兵源供应。这样国家就可以减少从内地招兵和运粮的麻烦。
随着军队的腐败，军官们大量侵占普通士兵的土地、克扣士兵粮饷。但是，这些“军户”该交的粮食和应该承担的参军义务还是得承担，他们就很难依靠军屯制度生存了，因此被迫大批逃亡。
这些人逃离其户口所在地以后就成了无业游民。其中有些人跑到荆襄地区聚集，还有些人跑到东南沿海进城务工。还有一部分人则跑到了北京，到某些大官人的府里当个杂役，这样生活下去比较容易。
明朝中期的流民问题并不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整个官僚体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的结果。军屯的破坏只是其中一种情形，还有很多普通农民也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土地没有了，但税负和徭役还要继续承担，这些人只好逃离户籍所在地。于是才有了大量流民出现，北京也成了重灾区。
从这份奏章透露的信息来看，前面所谓的北京地区不断闹妖怪，还有妖人勾结宦官进入皇宫被发现，并不是什么“不祥之兆”，应该是北京地区治安形势恶化的表现。各种非户籍人口都跑到北京待着，鱼龙混杂，肯定会不断闹各种幺蛾子出来。
朱见深居住在皇宫之中，对治安状况此类小事的详情应该不甚了解。文官们也不会向他汇报这种小事，只有出现像荆襄起事这种大事才会向皇帝报告。等到北京地区不断地发生各种诡异事件，连皇帝自己都听说了以后，朱见深才警觉起来，于是派汪直乔装出宫打听消息。
这种初步尝试的结果，一方面让朱见深对汪直的办事能力更为信任，另一方面也让他发现，社会问题原来比文官们报告的情况严重得多，必须想办法整顿。这才决定建立西厂。
西厂成立后，汪直上奏所谈的事情有两类最多：一类是权贵腐败的大案要案，另一类就是如何处理军户逃亡问题、如何完善边疆地区的军事制度。后面这一类问题一直都有，也是朱见深密切关注的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说，西厂的设立并不只是朱见深宠爱汪直这么简单，而是明朝中期官场腐败和土地兼并加剧的必然产物。
开国之后，朱元璋当了10多年皇帝，慢慢发现文官集团太腐败，靠不住，于是建立了锦衣卫；等朱棣上台，发现锦衣卫也容易跟文官集团走得比较近，也不是很靠得住，又另外建立了东厂；到了朱见深时代，太监们也跟贪腐集团同流合污了，于是又不得不挑选最亲信的太监来另外成立西厂。这已经是皇帝与官僚集团较量的第三个回合了。实际上，这也是皇帝手里面的最后一张牌了。在反腐败这条道路上，皇帝真的快成孤家寡人了。
朱见深的治国思路到目前为止可以很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成化九年（1473年）之前，这个阶段的核心任务是“治乱”，也就是先把各种地方的乱局紧急镇压下去，恢复基本的和平局面，为后续治理打下基础。在两广、荆襄、宁夏、建州发生的一系列战争都是在这个阶段完成的。
第二个阶段是成化十年（1474年）到成化十二年（1476年），这个阶段的工作重点是“治民”。从韩庸致仕开始，国家政策从军事镇压向地方治理转变，其最高潮就是荆襄地区的治理。
第三个阶段是“治吏”。重点区域的治理形势全面好转以后，朱见深的注意力就转移到全国官吏的整体治理上来了。从成化十三年（1477年）建立西厂开始，朱见深利用自己亲自培养的太监汪直，对严重腐化的权贵势力进行打击。
为了治理好这个国家，朱见深确实也是够累的，主要应该是心累。他在不同的阶段任用不同的官员，每到一个新阶段，都必须狠心跟前一个阶段并肩作战的战友们决裂，也就是现在说的“不换思路就换人”。
为了当个好皇帝，他必须把尽心伺候自己多年、最亲近的太监王纶狠心罚去做苦役，而重用李贤等文官大臣；为了从战争转向治理，必须强迫默契配合多年的韩雍退休养老；为了治吏，重用汪直，必须将自己冒天下之大不韪提拔起来的项忠下狱治罪（从史料记载来看，项忠案有可能是幕后黑手制造出来的一个冤案，而这个幕后黑手就是皇帝本人）。
还有就是商辂，这是明朝历史上官方认可的唯一一个“连中三元”的大才子（也就是在地方的科举考试中得了第一名“解元”，到中央科举考试中再得第一名“会元”，然后再在皇帝亲自主持的金銮殿殿试中获得第一名“状元”）。
商辂是朱祁镇点的状元。“土木堡之变”后朱祁镇被俘，商辂与于谦等人一起拥立了朱祁钰。然后，朱祁钰想要废掉朱见深另立自己的儿子为皇太子。在此过程中，商辂是支持朱祁钰的，并得到朱祁钰的重用。朱祁镇复辟后，把商辂贬为平民。
朱见深登基以后，认为商辂很有才能、做事公允，将他官复原职，并提拔进入内阁。凡是有人提到商辂当年参与废立太子之事，朱见深总是予以严厉谴责，说：“唐太宗可以重用魏徵（李世民杀掉哥哥李建成当上皇帝，魏徵是李建成的旧臣），我重用商辂有何不可？”
商辂确实很能干，颇有政声，提了很多改革建议，都被朱见深采纳。李贤和彭时去世以后，朱见深就让他当上了内阁首辅。从“连中三元”到百官领袖，朱见深帮助商辂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理想。商辂成为中国科举制度只有在理论上才能出现的完美代表。
现在，为了一个14岁的小太监汪直，朱见深又要把商辂赶走。
朱见深守着一个比自己大17岁的万贞儿尚且终生不渝，想必他也不是无情的人，却在国家治理中一轮又一轮地翻脸不认人。每一次辞旧迎新，他心里应该不会很好受吧。
五、文官堕落：社会精英的利益集团化
尽管朱见深有心治吏，但作为一个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他对腐败的痛恨程度和反腐败的魄力跟朱元璋比起来还是差得很远。比起他“治乱”和“治民”的成绩来说，他“治吏”成绩也就要差一点。
对杨晔父子这种跟他没什么直接联系的官员，朱见深下手相对来说要重一些。虽然免除了杨泰的死刑，但抄了家，杨家基本就败落了。还有几个被判充军，也算比较重的。到了自己的亲信太监覃包这里，同样是腐败加人命案件，只作革职处理，没有抄家或者充军。最后轮到驸马爷，人命案件也就只是罚几百石米就算完事，已经轻得不能再轻了。
相比之下，汪直在反腐败方面比朱见深要激进得多，对涉嫌腐败的官员用刑很重，而且屡次要求死刑，但都被朱见深否决。从最终处罚结果来看，朱见深还是希望通过斥革一批腐败的官员、换上一批相对清廉的官员来实现吏治的清明，而对通过严刑峻法来震慑腐败兴趣不大。
至于汪直的态度，十四五岁的他对腐败和清官应该抱着一种比较单纯的看法，类似于清官是好人、贪官是坏蛋之类。他是万贵妃和朱见深共同培养出来的。朱见深本人就对圣君贤相那一套儒家理论非常重视，后来专门给皇太子朱祐樘写了很多大谈儒家理想的信进行教育，结果培养出来一个儒家理想色彩很浓的皇帝。
汪直受朱见深的影响，对文官集团中的精英分子实际上是很敬佩的，一直积极向文官集团靠拢，学着大臣们的样子，向皇帝上奏提出各种治国平天下的政策建议，而不仅仅满足于抓贪官。在路上遇到项忠，虽然错过了，汪直还要追回去打招呼并且道歉，看起来应该是一个有礼貌、有教养的好孩子。
《明史》里面说，嘉兴知府杨继宗以廉洁而出名。有一次进京朝觐，汪直想去拜访他，结果吃了个闭门羹。朱见深曾问汪直：在这批朝觐的官员中，有谁比较清廉？汪直说：这里面不爱钱的，只有杨继宗。
没过多久，杨继宗就被破格提拔为浙江按察使（分管一地的法律治安）。在浙江任上，他把镇守太监张庆得罪了。张庆的哥哥张敏是朱见深身边的亲信太监（就是《明史》里面说的把朱祐樘秘密抚养长大的那个张敏），就想让哥哥在朱见深面前说杨继宗的坏话。刚提到杨继宗的名字，朱见深就问：“你说的就是那个不爱钱的杨继宗吗？”张敏听了吓得不轻，不敢再往下说了，之后赶紧给张庆写信说：不要惹杨继宗，皇帝知道这个人。
还有一次，汪直到外地巡视，各地官员见了都恨不得往死里巴结奉承，只有河南巡抚秦纮不怎么认真接待，摆出一副很瞧不起太监的样子。回到北京以后，朱见深问：地方上有没有什么贤能的官员？汪直说：我看只有秦纮是有真本事的，其他人都是溜须拍马之徒。朱见深听了就笑起来，拿出一份奏章给汪直看，竟然是秦纮弹劾汪直的，说他出巡阵势太大，随员数量和接待标准都严重超标。汪直见了就连忙请罪，说秦纮奏得对，并不改变对秦纮的评价。秦纮也很快被提拔。
从这些事情看得出来，汪直并没有让自己站到文官集团的对立面，像项忠这种作战英雄和杨继宗这种清官几乎就是这个10多岁的小孩子崇拜的偶像。但是他的偶像们却辜负了他。项忠的反应前面已经说了，杨继宗则做得更过分。
汪直多次想去拜见杨继宗，都被他以公务繁忙为由拒绝了。过了几年，杨继宗的父亲去世了，他回家服丧。这下该有空了吧？汪直就直接跑到杨继宗家里去了。见面之后，汪直很开心，用一种带点开玩笑的亲昵口吻跟他说：“原来杨继宗就长这个样子啊？”
想不到，杨继宗冷冰冰地来了一句：“我是长得不怎么样，但身上的东西一件不缺，没有辱没祖宗。”
跟一个太监说这种话实在是相当过分了啊。
汪直也没有说什么，就告退了。
后来汪直也没把杨继宗怎么样，朱见深又多次提拔杨继宗。杨继宗也确实在地方上做了一些事，包括在嘉兴大兴社学，下令凡是儿童年满8岁而不送去学习的，就处罚他的兄长。[12]
杨继宗辱骂完汪直之后，朱见深立即就给杨继宗升官，让他担任顺天巡抚，也就是北京地区的一把手。杨继宗果然对所有权贵一概不买账，把他们侵夺的民田通通夺了回来，归还原主；后来朱见深又派他去巡视北方的边防，杨继宗又弹劾了一批腐败军官。
从这些故事也可以看出，汪直到各地巡视，能够弹劾官场腐败，发现德才兼备的人才。他向朱见深推荐清廉能干的官员，对成化年间的吏治清明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毕竟朱见深和汪直再勤快，也不可能什么事情都管起来，国家最终是要让文官集团去管理的。一批像秦纮和杨继宗这样的官员得到重用，一批像杨晔、覃包这样的贪腐分子遭到严惩，国家治理状况很快就大为改观。
但是，反观文官集团自己的态度，以项忠和杨继宗为代表，他们始终秉持一种反宦官的非理性狂热：完全脱离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不惜违反基本的礼仪，都不能跟宦官沾上一点关系。然后就会被文官集团赞扬为刚直不阿，有古代的大臣之风。
这些事情说明，到了朱见深时代，文官精英的“利益集团化”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一切以集团划线，而不以国家利益来区分善恶。凡是试图从文官集团手中拿一点权力出去的人，都是十恶不赦的坏人。
有些文官中的精英分子可能本人很清廉，比如杨继宗，也很支持反腐败等强国安民的措施，但如果把这些事情交给他们集团之外的人来做，那就绝不允许。这是因为，宦官与文官的斗争已经持续了1000多年，而历史一直是由文官来书写的。后代的儒家知识分子阅读这些被扭曲了的历史，即使完全出于正直公正的考虑，也会坚决站到反对太监干政的立场上来。他们一切以书上说的为准，即使现实情况与书本知识明显矛盾（比如太监汪直的所作所为本身明显是利国利民的），也拒绝反思。这种做法正是他们思想僵化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