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国家的精英分子如此思想僵化、党同伐异，那这个国家是很难治理好的。
类似的事情很多，像汪直这么聪明的人应该很快就会发现，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好是坏，文官集团都不会接纳他。那些他以前钦佩的英雄、清官，其实大部分也不过尔尔，再加上朱见深在处理贪官的问题上总是毫无道理地一再从轻处罚，汪直费心侦破各种案件往往起不到期望的效果。这种“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局面，让年少的汪直感到越来越厌倦了。
正好在这个时候，边境传来消息：镇守辽东的陈钺和马文升起了冲突。陈钺想要严厉打击建州女真，而马文升则主张和平共处，以安抚为主，不准陈钺生事。两人互相弹劾，闹得不可开交。汪直就上奏请求去辽东看看。朱见深刚开始不同意，只让汪直派人去调查，但效果并不理想，最终还是同意汪直亲赴辽东。
六、成化犁庭：进剿建州女真
建州女真是消灭北宋的金人的后裔。他们居住在今天中国和朝鲜边境夹角的一块地方，大致在吉林省西部。建州女真是女真族中最靠近明朝边境的一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一部，已经进入了农耕社会。北边还有海西女真、野人女真等，那就是纯粹的游牧民族了。
明朝在朱棣的时候征服了这一地区，设立建州卫，任用女真人来管理。后来又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分出来了建州右卫和建州左卫，与原来的建州卫并称“建州三卫”。到了朱祁镇时代，明朝国力衰落，建州卫的首领李满住联合起建州三卫，反叛明朝，开始不断入侵辽东地区。
他们一会儿要求参加朝贡贸易，一会儿又说明朝给的朝贡条件不够优惠，所以跑到边境来抢东西，强烈要求提高入贡的人数和货物数量，反复闹了很多次。
朝廷一直在争论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主战派认为女真人不服管教，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主抚派认为女真叛乱都是激出来的，应该给予更多优惠，这样他们就不闹了。
两派观点各有各的道理。明朝的朝贡贸易制度确实比较僵化，每年来朝贡的次数，每次来的人员数量、货物数量都有限制。堵住了通过贸易赚钱的路子，人家就只能动手抢。这就是主抚派的理由。但是，主战派认为女真人确实不是很讲信用，之前给过不少优惠，但真的到了有机会抢点钱粮的时候又会忍不住干一票；抢完之后又表示道歉，说不好意思上次没忍住，以后我们一定好好入贡。
汪直到辽东调查一番之后，很快就成为坚定的主战派，弹劾马文升。
马文升倒也没什么过错，他跟陈钺的差别只是一个主战一个主抚而已。但朱见深见了汪直的奏章，立即把马文升下狱论罪。因为朱见深本人骨子里也是铁杆主战派。从对付荆襄流民的手腕就能看得出来，他不太相信和平主义，比较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成化三年（1467年）下令进剿建州女真的时候，朱见深的命令是：“捣其巢穴，绝其种类。”
成化三年（1467年）那次已经杀得比较狠了。这次朱见深下狠心的原因是接到奏报，女真军队大举夺取民财、掳掠人口，“自开原以及辽阳六百余，数万余家率被残破”[13]，乃下定决心报复。大将赵辅率军5万，兵分五路进剿建州女真。[14]同时，朱见深又命令朝鲜派出军队，全力配合明军进剿。经过一个月的围剿，明军斩首730余人[15]，俘虏240余人，救回了被女真掳走的辽民1165人[16]。李满住（后来建州女真改称“满洲”，可能就是从他的名字而来，即“李满住的建州女真部”之意）和他的儿子被朝鲜军队斩杀。另外一个首领董山（建州右卫首领，努尔哈赤的五世祖）也被明军设计抓获，在押送途中董山因试图逃脱被杀。
在这次征讨中，铁腕无情的朱见深杀掉了满族人最重要的两个祖先，难怪其功绩后来被《明史》大力抹杀。
十多年过去了，建州女真逐渐恢复实力，又开始以朝贡贸易受阻为由，不断侵犯明朝边境。
明成化十五年（1479年）十月，朱见深批准了汪直的申请，再次下令进剿建州女真，由汪直监督军务，抚宁侯朱永为总兵，巡抚陈钺参赞军务，统帅大军，征剿建州。这次远征，汪直是实际上的统帅。传统规矩是文官统兵，但文官陈钺只是“参赞军务”而不是“提督军务”，武将朱永与他平起平坐，汪直才是最后的仲裁者。
十二月，汪直等上奏报捷：“建州贼巢在万山中，山林高峻，道路险狭。臣等分为五路，出抚顺关，半月抵其境。贼据险迎敌，官军四面夹攻，且发轻骑焚其巢穴。贼大败，擒斩六百九十五级，俘获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余寨，获牛马千余，盔甲军器无算。”[17]
辽东地区的十二月是极为寒冷的，野外夜间温度可以到-20℃以下，白天气温也在零度以下。在这个呵气成冰的季节，明军用半个月的时间翻越白雪皑皑的长白山山脉，然后对据守山寨的女真人发动进攻，必然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斗。这是从小在皇宫中长大的汪直从未体验过的。但初次出征，他就取得了明朝历史上对建州女真最大的一次胜利。
这场战争的很多具体细节后来在各种史料中被删除了。因为建州女真的后代最后取代明朝统一了中国，明朝的历史由他们来负责整理，所以汪直和朱见深在《明史》里面都被写得一塌糊涂。尤其是汪直，本来文官集团在记录历史的时候就很喜欢抹黑太监，加上他又把清朝皇帝祖宗的老巢给一把火烧了，清朝的史官们在抹黑汪直的时候非常肆无忌惮，功劳什么的能抹杀就抹杀，过错什么的能放大就放大，将他的任何行为都从最阴暗的角度去分析。
比如，陈钺看不惯某人，不断在汪直面前说此人的坏话，想让汪直去给皇帝告状，说了半年（是半年，不是半天）汪直都没理会。结果这个人生病退休了，《明史》里面竟然把这事儿也当成了汪直的污点来记载，说这个人运气好，还好退休了，不然肯定要被汪直陷害。这种逻辑也确实是荒唐至极。
正因为如此，这么一个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少年英雄，在史书上竟然成了无恶不作的所谓“权宦”。
不管怎么写，1479年这次远征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此战之后，建州女真消停了100年，一直到努尔哈赤时代才重新崛起。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来看，这只是一场内战，跟镇压荆襄、两广的起义一样，这次战斗对维护国家整体和平，保障中华文明核心区的民生幸福具有重大意义。
这次进剿，以及上一年陈钺在反击女真入侵中取得的胜利，再加上成化三年（1467年）赵辅的那一次胜利，这三次对女真的军事胜利合称为“成化犁庭”，也就是“在成化年间，明朝对女真部落进行了毁灭性打击，就好像对一片长满花草的庭院，用牛拉着犁翻过一遍一样”，清理得干干净净。汪直只是负责了其中一次，整个过程真正的主导者还是皇帝朱见深。
七、奇袭威宁海：直捣鞑靼王庭的奇功
朱见深对三位统兵将领大加封赏。回到北京后，朱见深又让汪直掌管十二团营，也就是京城卫戍部队。这支部队是明朝最重要的精锐，原来一直由亲信武将掌握，再派亲信太监监督，皇帝才能放心。但现在朱见深竟然直接让太监掌管，可见其对汪直信任之深。更何况此时的汪直还掌握着西厂和锦衣卫，朱见深简直就是把身家性命都交给了汪直保卫。
不过，对这样的荣耀和责任，汪直好像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出去征战了一回之后，他就彻底迷上了边关战火，对内政事务不那么上心了。没过多久，他又请求朱见深派遣他和王越共同去防守大同。
王越就是汪直被弹劾后第二天跑去跟内阁争执的那个都察院长官。他跟韩雍、项忠是朱见深时代最能打仗的三员大将。这三个人都是进士出身，真想不到考八股文竟能选拔出来如此生猛的武将，而且一下就是三个。而在这三个人当中，最厉害、最生猛的，就是王越。
历朝历代，非军功不能封爵，明朝也是如此。而文官虽然有军功，一般也不封爵。当然，实在功劳很大的也可以例外。整个明朝276年的历史上，科举出身的文官被封爵的只有三个人，都姓王。第一个是朱棣时期的王骥，第二个就是王越，第三个则是心学大师、正德时期平定宁王叛乱的王守仁。
王守仁是王越的忠实粉丝。他对人讲过一个故事，说他在考进士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王越亲手赠给他宝剑，把他激动得不得了。后来，王越在家乡病逝，朝廷命王守仁去给王越修建坟墓。王守仁尽心竭力，很快就把墓修好了。王越的家人很感激他，要给他钱，王守仁坚决不收，他们就把王越生前用的剑送给他。王守仁想起之前做的那个梦，大吃一惊，不敢推辞，就收下了。后来他就跟王越一样被封爵，成了明朝最后一个被封爵的进士。
王越确实是个奇人，在满朝文武都敌视汪直的时候，唯独他跟汪直走得最近。此时王越已经五十多岁了，而汪直才十四五岁，论年龄他可以当汪直的爷爷。但二人经常一起聊天，谈得非常热络，而且应该聊得很深入。后来汪直跟王越闹矛盾，王越还威胁汪直：你再不给我面子，我就把当年你跟我讲的宫廷秘闻捅出去。汪直很快就服软了。
汪直被弹劾，第一个出头为他说话的就是王越。
在认识汪直之前，王越早就已经军功赫赫了。韩雍和项忠在南方平乱的时候，负责在北方防守蒙古部落的就是王越。虽然主力南下，北方的兵力相对空虚，但王越还是不断地取得胜利。
这些胜利基本都是小胜，因为当时蒙古部落已经开始恢复强大，而明朝军屯制度废弛，明军主力又在南方，防守已经非常费力。只是因为王越实在水平太高，每次遇到蒙古部落入侵，总能抓住机会出奇兵，所以看起来竟然对蒙古部落占据了优势。等到成化八年（1472年），项忠平定荆襄的战争基本结束，朝廷就开始不断地给王越施加压力，要求他把蒙古部落彻底赶出河套地区。
河套，就是阴山以南、长城以北的黄河中游平原。这个地方是明朝的传统势力范围，已经农耕化，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但也有未经开垦的大片草原。汉民族和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杂居于此。
阴山以北的蒙古草原冬天非常寒冷，所以蒙古部落就经常到这里来“过冬”，顺便抢劫一把（也可以说主要是来抢劫的，顺便过冬）。蒙古骑兵越过阴山并不容易。但明军也不好在长城以北进行防守，基本就是据守在“大同—榆林—银川—张掖”这一带的长城据点，建立了宣府、大同、太原、延绥（榆林）、固原、宁夏（银川）、甘肃（张掖）七大军事重镇，跟防守建州女真的蓟州和辽东两镇一起，并称为“九边重镇”[18]。蒙古军队来了，明军就出长城进行打击，打完了再回到边镇守着。所以，这里就成了蒙古部落和明帝国反复争夺的地区。
王越上书表示坚决反对“搜套”行动。因为他很了解明军边防废弛的情况，认为现有兵力不足以清空河套的蒙古部落，目前河套边镇总共才有8万军队，这是远远不够的，要“搜套”起码也要15万军队。但是朝廷议论的结果是，原来北边打建州女真和南边打荆襄的时候，河套边镇军队也就四五万，你王越都能不停地打胜仗，现在守军增加到8万了还不行？还想要15万？肯定是你畏战。于是弹劾的奏章也是一个接一个。
朱见深比较信任王越，把这些奏章都压下来了。但王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尽快取得一个重大的胜利，可能真的要获罪了。
事实证明，对王越这种军事天才，只要给他施加点压力，他的潜能就是无限的。被逼急了的王越一咬牙，拼了。成化九年（1473年）九月的时候，趁着蒙古（鞑靼部）可汗满都鲁大举入侵河套，王越探听到了满都鲁把后方驻地设在红盐池（河套地区的一个湖泊）附近，于是决定冒险绕过蒙古骑兵主力，突袭其大后方。王越亲自带领4600精锐，加上许宁、周玉等人共计1万部队，昼夜兼程，两天两夜急行300余里。探知敌营具体位置后，由许宁、周玉负责周边布防，王越亲自带领数千骑兵奇袭红盐池。[19]
在距离驻地还有20里的时候，鞑靼部发现了王越，一方面紧急派人告知满都鲁，一方面集结余部出战。王越轻骑突击，很快突破了对方防线，斩首350余人，获驼马牛羊器械物资无数，把搬不走的各种物资如帐篷、房屋等一把火烧了个精光。
满都鲁接到后方被袭击的消息，急忙率军撤退。刘聚等明军将领早就按照王越的安排在路上设下了埋伏，一路不断追赶伏击，又斩杀200余人[20]。满都鲁等返回红盐池的时候，发现妻子、畜产已荡尽，全军“相顾痛哭”，急红了眼想要报仇，开始追击王越。
满都鲁也是气晕了头：从红盐池派人送信再到他返回红盐池用了很长的时间，突袭部队难道不是应该早就跑远了吗？眼看着王越的帅旗就在前方，当然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报仇。
结果是，满都鲁被王越带进了埋伏圈，大败。
这一仗打得鞑靼军队心惊胆战，数年内不敢再进入河套地区。王越冒着巨大的风险，以身诱敌，虽然没有全面地“搜套”，但前后只动用了约2万军队，就基本达到了让鞑靼骑兵远离河套地区的目的。
这是数十年来对蒙古部落取得的最大胜利，朱见深非常高兴。为了表彰王越的功绩，他专门设了一个“三边总制”的职位给王越，也就是甘肃、宁夏、延绥三大军事重镇的总指挥，各镇的总兵、巡抚都要听其节制。
由于这一仗打完之后蒙古部落就基本不怎么来河套骚扰了，朱见深很快又打起了“鸟尽弓藏”的小心思。成化十三年（1477年），也就是逼走韩雍之后的第三年、从荆襄召回项忠之后五年，朱见深也把王越从边关召回北京，让他当起了都察院的长官，取消了他的兵权，而派“工程专家”余子俊前往榆林地区大力修建长城。这说明朱见深对河套地区的安全状况已经比较满意了，希望从积极进攻向巩固防守转型。
这个时间正好赶上汪直开设西厂，于是王越就跟汪直一起卷入了西厂撤销和重开的一系列风波。对这种作战英雄，汪直一向十分崇拜；对王越来说，跟汪直结交，除了意气相投之外，应该也有利用一下汪直、重新带兵打仗的意思。因为汪直是皇帝最信任的人，而且他很容易就试探出这个小孩子对战争充满了向往。
陈钺和马文升在辽东闹矛盾的时候，王越就撺掇汪直带上他去辽东打仗。但陈钺也看中了汪直对皇帝的影响力，在汪直到辽东的时候，陈钺带兵出城50里相迎，一路巴结奉承，兼说马文升的坏话。二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征讨建州女真，就没带王越去。
等汪直从辽东回来的第二年，也就是成化十六年（1480年），鞑靼骑兵又开始来骚扰了。因为一年前满都鲁去世，没有儿子，鞑靼部就拥立了新的大汗，5岁的巴图孟克（明朝一直很萌地把他称为“小王子”）继位。满都鲁的皇后满都海根据当时蒙古人的风俗，又嫁给了巴图孟克继续当皇后，成为鞑靼部落的实际统治者。
这个叫满都海的女人非常强悍，经常亲自带兵冲锋。在蒙古语文献中被描写为神话般的女英雄：武艺高强，能征善战，政治军事才能出众。32岁的她坚持立巴图孟克为大汗，一方面是因为巴图孟克是“黄金家族”的成员，也就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另一方面是因为巴图孟克年龄较小，有利于她掌权。这两个动机都说明满都海是一个很有雄心的女人，后者是为自己，前者则是为整个部落的复兴，二者并不矛盾。
满都海带着年轻的巴图孟克南征北战，不断教育他如何才能承担起复兴部落的责任。经过两年的战争，基本上平息了因为满都鲁去世带来的汗位之争。鞑靼部落又重新团结起来，红盐池之战的伤痛逐渐被忘却。鞑靼军队再次南下，开始入侵河套地区。
王越瞅准了机会，让汪直去请朱见深派兵征讨。
朱见深一般来说总会在第一时间批准汪直的申请，这次也不例外。汪直被任命为监军、朱永为总兵，王越为“提督军务”，前去征剿鞑靼。
对于这次出征，王越和汪直应该是早有预谋的。一年之前，汪直就上过一道奏章，说大同在朱棣、朱瞻基时代，有军马16000匹，但是最近几十年没有清点过，现在不知道还剩多少，请边境守将清点，数量不足的话及时补齐。[21]
这一检查，果然发现大同军马数量严重不足。为了把马匹补齐，当地层层摊派，搞得很多军户卖儿卖女才能完成任务。这件事情被史官郑重地记录下来，作为汪直的一大罪状。
成化十六年（1480年）五月，户部又上报：全国各地大量积压食盐、米粮，这是由于汪直之前曾上奏说边饷紧缺导致的。
从军马和米粮的事情来看，汪直和王越早就商量好要在边境打一场大仗了。现代战争，判断对方军事意图的一个方式，就是观察对方有没有大规模地进行后勤动员。如果只是调动军队，那么很可能就是虚张声势。
等到朱见深真的批准出征的时候，汪直和王越已经提前做好了一切准备。
王越非常清楚鞑靼军队和明军的实力对比，正面的硬碰硬作战，明军并不占优势。这一次他打算故伎重演。
经过探听得知，巴图孟克的王庭在威宁海子附近。这个地方不属于河套地区，而是要北上翻越阴山山脉才能到达。这对骑兵偷袭是非常不利的。阴山以北是蒙古部落完全控制的地区，跟河套地区的红盐池不同。明军对那里的道路与环境皆不熟悉，后勤补给和接应部队也完全没有，万一路上碰到蒙古骑兵那就只能是自认倒霉。
对这些问题，王越肯定是经过了充分的考虑和估计，并且跟汪直反复商量过，不可能是纯粹想赌一把。这两个岁数差了40岁的人能够聊到一块儿，很大原因就是他们都有足够的冒险精神。二人应该是一拍即合，并对这个计划感到十分兴奋。
大将军朱永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以治军严谨而著称。他们估计朱永不大可能同意这种冒险作战，所以找了个借口把他支开了：说要分兵两路攻击鞑靼部落，让朱永带了上万人，前往河套地区寻找鞑靼骑兵的踪迹；然后王越和汪直从宣府和大同抽调最精锐的两万部队，从大同奔赴威宁海子方向。[22]
这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两万大军白天隐藏、晚上行军，沿途不断布下伏兵准备接应，经过27天的秘密行动，大约有一万骑兵到达威宁海子附近。
在发动总攻的前夜，突然下起了漫天大雪。
王越和汪直各自统帅一路，分道向王庭发起攻击。由于天黑而且下雪，敌人对此完全没有察觉。上万明军从天而降，很多人从睡梦中惊醒，起来抓起衣服就跑。
这次雪夜突袭彻底摧毁了王庭，斩首430余人[23]，俘获马驼牛羊6000多头[24]。“小王子”巴图孟克逃脱，但是皇后满都海被杀。[25]
自从朱棣去世以后，蒙古部落在对明朝的作战中完全处于进攻的一方，所有战斗都在明帝国境内的河套地区开打。不管打赢打输，蒙古部落抢完了就退回大本营休息。这一次明军竟然翻过阴山摧毁王庭、击杀皇后，对因为军队腐败而长期处于守势的明朝来说，不可不谓为奇功。
这次胜利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朱祁镇被瓦剌俘虏期间就被关押在威宁海子。朱见深当然特别高兴，破格把王越加封为“威宁伯”，可以世袭，让他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二个以文官身份封爵的人；至于汪直，因为是太监，则只能增加俸禄。
八、帝国铁骑：冶金技术与中原王朝的盛衰
讲到这里，我们对历朝历代中原王朝与北方民族交战的“成绩”作一个对比和分析。
汪直和王越取得了震动朝野的空前胜利，但实际也就斩首430余人。之前的红盐池之战，斩首数量还要更少一点。此外其他时间对蒙古骑兵作战，能够斩首100以上就算是大功了。虽然说杀敌数一般会比斩首数要多，但即使将斩首数翻个三四倍来估算杀敌数，也不过一两千，不算太多。
如果我们看一看汉朝，每一次重大胜利都是斩首1万多甚至好几万，动不动就长途奔袭上千里攻击匈奴骑兵主力部队。甚至到了东汉中期，外戚专权和门阀政治都很严重了，对外战争仍然不断取得辉煌的胜利。东汉中期的外戚窦宪率军进攻匈奴，出塞3000里，斩首13000人[26]，燕然勒石而还；一年后继续出征，这次更厉害，出塞5000里打败匈奴，斩首5000余人[27]。从这个角度看，明朝中期最强大的时候，军队的战斗力也比东汉中期差得很远很远。
我们真的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吗？
本书的目的当然不是讲战争故事或者军事战略，核心还是讲政治经济关系。
但军事行动在古代社会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古代文献资料缺乏，政府的腐败状况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很难查证。一般来说，对外军事行动的成绩就是检验内政清明与否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
军队体系不大可能独立于国家政治经济体系之外，独立地保持清明或发生腐败。一般来说，腐败低效的政府，其军队战斗力就弱；而政治清明时代的军队，战斗力则比较强。这个规律应该基本靠谱。
但是，当我们用这个指标来跨朝代进行比较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影响军事胜负的因素除了政府效率、经济实力外，还有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差异。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农耕地区的武器生产水平，跟周边民族的武器技术水平之间的优势程度差异很大。
比如，秦朝和汉朝的军事装备技术大大领先于匈奴等少数民族。而到了宋明时期，这种技术优势基本消失了。如果不考虑这个因素，仅凭对外军事作战的成败来评价秦汉和宋明在政治经济体制上的优劣得失，那就可能会得出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比宋朝、明朝更先进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就可能是有所偏颇的。
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成绩相当惊人，远远超过后来的唐朝、宋朝、明朝，动不动就是千里奔袭，一战就斩杀上万匈奴骑兵。到了明朝，即使有重大胜利，斩首数也都是按百来计算的。这个差距真的有这么大吗？明朝的士兵和将领们跟汉朝比就弱到这个程度吗？
由于很难解释这个差异，有些人就干脆讨论比较虚无的“尚武精神”。他们觉得中国在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华夏民族尚武精神强烈，勇于对外作战，后来因为各种原因，有的说是与异族混血了，有的说是被儒家文化侵蚀了，有的说是被专制政权奴化了……总之，后来华夏民族就变得软弱可欺了，更加贪生怕死了云云。
明朝军人就比汉朝军人更怕死？我是不太相信。就算真有差异，也不能是打一仗杀人上万和杀人上百这种数量级的差异呀！
真实的原因是：秦汉时期，中国的冶金技术极为发达，而包括匈奴在内的西北少数民族的金属武器很少、质量也很差。汉朝的军队去打匈奴，就跟2000年后的鸦片战争英军打清军一样，存在巨大的武器代差。汉军的箭是铜箭头或者铁箭头，而匈奴骑兵的箭则很少有金属箭头，主要都是木料或竹子削尖的箭，很难穿透汉军的皮制盔甲。汉军还有一部分铁制盔甲，匈奴的箭头无法穿透，刀也砍不进去。相反，汉军的铁箭头要穿透匈奴的皮革盔甲则轻而易举。
此外，汉军弓弩的关键部位也是铜制或者铁制的，精确度和射程也远非匈奴可比。秦汉时期弓弩的机芯不仅是金属制成，而且已经成了标准件，可以在不同的弩架之间互换。
汉军的刀刃是钢，而匈奴的刀一般都是质量很差的铁，二者一碰，匈奴刀就得断。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的大军一部分人穿着铁制铠甲，大部分人带着金属箭头的箭、金属机芯的弩，拿着百炼成钢的长刀，横行大漠，就好像今天的我们带着一支装甲部队，人人都手持冲锋枪，到大平原上去跟一群拿着手枪的对手交火。这样的差距，我们根本不用担心孤军深入，横行几千里都没有问题。只要找到对方的主力部队，交战的过程不会太激烈。
司马迁在《史记》里面就记载，西域之地的人“不知铸铁器”[28]。
西汉末年，大将军陈汤远征3000多里[29]，擒斩匈奴单于，立下盖世奇功。后来陈汤回到长安做官，有一次皇帝问他：前线有部队跟乌孙国的军队打仗，战斗很激烈，我们该不该派兵支援？
陈汤就说：“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30]
这句话很明白地说明了汉军的武器优势：西北少数民族“兵刃朴钝，弓弩不利”，武器差距之大，5个胡兵才能抵得1个汉兵。后来“颇得汉巧”，也就是说向汉朝学习了一些技术过去，但是仍然有差距，3个胡兵才能抵得上1个汉兵。陈汤根据双方兵力推测，这次乌孙的兵力并没有达到汉兵的3倍以上，所以肯定能打赢，不用派援军。没过多久果然战报传来，如陈汤所料。
汉武帝的时候，派李陵去给李广利的骑兵部队送粮草，但李陵不想干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主动提出要带5000步兵去漠北扫荡匈奴王庭（胆子够大的）。武帝竟然同意了（可见武帝也没怎么把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太当回事）。结果他们真的在阿勒泰山附近遭遇了匈奴单于主力。单于亲自带领3万骑兵对李陵的军队发起攻击。
李陵用弓弩向匈奴骑兵射击，匈奴骑兵死伤数千人，被迫退却。单于又惊又怒，连忙派人去叫援军。最后会合了8万骑兵，向李陵发动总攻，这才取得胜利。
李陵被迫撤退。匈奴紧追不舍，追击了五六天之后，汉军伤亡过半，等到李陵把弓箭全都用完了，匈奴才最终歼灭了李陵部队。就这样李陵部队还有400多人突围跑了回来。[31]
如果双方武器装备在同一水平线上，8万骑兵在大漠上追击四五千步兵，绝不可能是这个状况，应该是像狼群对付几只离群的羊羔一样轻松。换句话说，匈奴8万骑兵的战斗力，也就相当于汉朝五六千步兵的战斗力。陈汤说的汉兵可以“以一当五”都是保守估计，是东汉才会出现的情况。所以，像卫青、霍去病这些人，带着四五万骑兵去讨伐匈奴，基本就没有什么打败仗的可能，取胜的关键是要在粮食耗尽之前找到对方主力。只要找到了，战斗的过程并不激烈，可以轻松杀敌万人以上。
两河流域开始冶铁的时间比中国早，但中国古代的钢铁冶铸技术从战国时期开始就长期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战国时期出现了“干将”“莫邪”这种宝剑，就是因为中国已经可以冶炼硬度极好的钢了，青铜剑和普通铁剑在它面前一碰就折。到了汉朝，炼钢技术进一步成熟，钢的生产进一步产业化了。
匈奴完全无法抵挡装备钢铁武器的汉朝骑兵的攻击，不能在中国的北方草原立足，不得不向西方迁徙。由于西方的炼铁技术远远落后于中国，也没有杀伤力很强的弓弩，面对学习了汉朝部分冶金技术的匈奴骑兵，他们无法抵抗。
除了冶金水平，还有人提出过，有可能汉朝的军队有马镫，而匈奴骑兵没有马镫，骑兵就很难在马背上稳定地使用武器。但是这个论点缺乏证据，史书上没有匈奴骑兵下马步战的记载。而且，马镫的工艺很简单，只要汉朝军队装备了，匈奴很快就能学会。因为每次战争双方都会有俘虏，匈奴那边有很多前汉军将士帮他们训练骑兵。双方军队的装备不会在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存在巨大差距。
但冶金技术非常复杂，不是抓几个俘虏就能掌握的。冶金有一个很长的产业链。采矿、选矿、炼铁、炼钢等，有一整套工艺流程，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差一个环节都炼不出好钢。比如，炼铁炉的温度如果能突破1000℃，达到1200℃，炼出来的铁的纯度就会高很多，碳的比例也会更容易控制。而如何达到并保持这样高的温度，同时炼铁炉不至于炸裂，就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战场上被俘虏的士兵和将领是搞不清楚这些问题的。
从河南巩义铁生沟遗址看，汉朝在钢铁冶铸方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生产设备，有藏铁坑、配料池、铸铁坑、淬火坑等，仅冶铸炉就有炼炉、排炉、反射炉和锻炉（炒钢炉）等20余座；而且有了选矿、配料、入炉、熔铁、出铁、铸造锻打等工序之分。[32]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政府就建立了“盐铁专营”制度。国家投入大量资本，雇佣各地能工巧匠从事钢铁冶铸。高度集中的钢铁冶炼体制保证了大部分钢铁产能都被用来装备军队。
钢铁冶铸业分布很广，在东北、新疆、四川、云南、两广等沿边地区，都发现有汉代的钢铁冶铸遗址，而且钢铁冶铸作坊规模宏大。汉武帝以前，一些官营冶铸作坊就“一岁功十万人以上”[33]；私营冶铸作坊也常常“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34]。河南南阳瓦房庄遗址，原是汉代重要的铁官所在地，其生产作业区的面积达12万平方米，共有大炼炉17座。
所以，冶金技术是极难学习的，冶金产业就更难复制。要想达到规模化生产，满足大规模的军事消耗，就必须打造一个完整的冶金产业链，建设固定的钢铁生产基地。汉朝在这方面占据领先地位，保证了它在战场上长达数百年的压倒性优势。
经过缓慢的学习，到了唐朝，少数民族的骑兵给汉民族制造的军事压力就大大增加了，吐蕃和回纥都有攻陷唐首都长安的记录。到了宋朝，可以确定金帝国的骑兵和蒙古骑兵已经完全配备了优质的金属箭头、盔甲和战刀，在骑兵装备上不再落后于宋朝。正因如此，蒙古帝国才能横扫欧亚大陆。
所以在明朝，要想再现汉朝对匈奴的那种辉煌战绩，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朱棣远征蒙古残部，每次都要带30万以上的大军，少于这个数就无法保障安全。这不是因为明朝比汉朝落后，明朝军人没有汉朝军人的血性，核心原因是对手的装备已经升级了：原来是我们带着装甲部队去打人家的血肉之躯，现在是装甲部队打装甲部队。
明朝军队去对付两广瑶民反抗，在非常险恶的山林地貌中征战，也能斩首2万多。如果让王越和汪直在汉朝带着骑兵去打匈奴，一仗斩首上万人相信也不是什么难事；反之，让卫青、霍去病到明朝来，要想一仗打死四五百蒙古骑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讲到这里，就自然地产生了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少数民族的武器装备在进步，而中原王朝的武器装备2000年里进步并不大，从原来的差距巨大到后来的差不多，这不也说明了后来的朝代进步缓慢吗？
第二，按照这个逻辑，宋朝在对金帝国和蒙古帝国的战争中总是丧师失地，是可以用武器装备的技术水平来解释的，本书前文对宋朝政治体制的批评还能不能成立？可能宋朝跟汉唐一样，还是很强大，但是它的对手——辽帝国、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却比匈奴和突厥强大多了，所以宋朝才被少数民族灭亡了，而跟它的治理结构无关？
我们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
中国的冶金技术一直都在进步，但是像春秋战国时代那种革命性的进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没有革命性变革的情况下，模仿者一定比创造者进步得更快。
就好像工业革命爆发之后，西欧国家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取得了相对于其他民族（比如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建立了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体系。但是很快（大概10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通过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制度赶了上来。西方国家过去100多年进步也很大，但进步再快也比不上我们学习和模仿的速度，因为学习总是比创新难度要低。现在，西方发达国家总体来说仍然处于技术优势地位，但我们与西方的差距已经很小很小，他们再想像100年前一样欺负中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用一句很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世界是平的”。先进技术总是会不停地从先进地区往落后地区传播，一直到基本拉平为止。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古代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周边的民族也一直都在学习和进步。我们保持2000年的强大和文明的持续传承，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想在2000年里都像汉朝那样轻轻松松派支军队出去就追杀人家几千里、斩首上万，这是不现实的。
第二个问题，宋朝积贫积弱，不仅是相对于它前面的唐朝和后面的明朝而言，相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力量来说也是如此。
比如，宋朝始终无法收回燕云十六州。有人说是宋朝养马的地方被西夏和辽国占领了，没有好的战马，所以无法取得对辽国骑兵的优势，因此收不回来是正常的；还有人说，辽金当时的冶金技术也赶上来了，换了唐朝也照样打不过；还有人认为，宋朝的时候，少数民族已经学会了组织国家政权来发动战争，不像匈奴、突厥那样还是游牧民族；等等。
这些因素都是存在的，而且确实会影响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但是，这些能不能成为北宋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呢？
完颜阿骨打时期的女真部落是非常落后的，北宋为了对付辽国，派人过去传授女真冶金、攻城等相关技术，然后女真就迅速强大，很快把辽国消灭了，建立了金帝国。同样一个敌人，人口数量少得多的徒弟都能很快把辽国灭国，师傅反而被打得落花流水，能用技术来作借口吗？金和辽国的第一仗，金兵只有3700人，全歼辽国2万大军[35]。北宋的战马数量再少，还能比女真起兵灭辽的时候战马少吗？连3700匹战马都凑不齐？
就算宋朝真的如某些人所说，比较缺乏战马，但它还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已经发明了火器，这是比战马厉害得多的军事技术。但是宋朝军队没有加以利用，反而被技术起点低得多的蒙古人捷足先登。襄阳城就是被蒙古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习来的西域炮轰塌的。而宋朝通过海上贸易，早就跟阿拉伯帝国建立起了联系，自己也发明了火炮，却一直到灭亡都没在战场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这显然是体制问题。
还有就是面对金兵的铁骑，北宋军队总是一触即溃，毫无还手之力。但岳飞的民间武装兴起以后，在位于平原地区的郾城（今漯河市郾城区），杀得金兵伏尸15里。这样的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连战连捷，从杭州地区一路把金兵赶回开封，让金兵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莫非岳飞掌握了特殊的冶金技术，或者找到了养战马的好地方？还是金兵突然丧失了有组织的政府支持？显然都不是。在岳家军的战绩面前，各种技术原因都显得苍白无力，原因只能是北宋自己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了。
在少数民族掌握了先进冶金技术、建立了先进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中原王朝不能再现汉唐的荣光，是可以理解的。但至少也应该像明朝一样，能够完全收复并稳固守卫中华文明核心区。因为这个区域内的地理形势决定了中原政权的后勤补给线是有优势的。在后勤占优势的情况下，武器也不落后，粮食产量与人口数量是对手的数十倍甚至数百倍，然后打仗竟然打输了，除了政府腐败无能，还能有别的什么解释吗？
明朝立国100年后，还能轻松地打败建州女真、翻越阴山击斩鞑靼皇后；立国200年后，还能远征朝鲜，把日本人赶下大海。像北宋和南宋那样从开国开始到灭国，就不停地被辽国、西夏、金国和蒙古帝国轮流攻打，北宋军队跟前代比，比不过汉唐，跟后代比，比不过明朝，跟同时代的比又比不过岳家军和完颜阿骨打的女真军队，那就只能在自身制度上找原因了。
九、英雄末路：汪直获罪与明宪宗晚年怠政
武器问题分析完了，我们还是来说汪直。
仗打完以后，汪直和王越就留在大同负责守卫了。这对两人来说都是一件很开心的事：王越本来就只喜欢带兵打仗，汪直也厌倦了京城的政治斗争。过了一年，“小王子”带着大军到大同来复仇，被击败；第二年又来了，又被击败，而且这次损失惨重，因为余子俊的长城修好了。这段长城修在了传统的长城外边，进来的时候没人防守，出去的时候就有人了，被搞了一个关门打狗。第三年就没再来了。
在王越和汪直的共同努力下，河套平原地区在安全方面比较有保障了。王越负责练兵和布防。而汪直则开始整顿军屯，大批腐败和怯战的军官被他弹劾下马。按照这个节奏，如果给二人更多的时间，清除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恢复被侵夺的军屯土地，那么就可以对蒙古部落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瓦解它的战斗力，像朱棣时代一样让北部边境安宁四五十年。
但汪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由于长期不在北京，西厂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没有汪直的西厂，跟东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成化十八年（1482年），朱见深再次下令关闭了西厂，同时取消了汪直十二团营的指挥职务。在这之前，汪直自己把吴绶弹劾下马了，因为吴绶涉嫌贪污。这样，他也就失去了对锦衣卫镇抚司的控制权，变成了一个单纯的大同镇守太监。
嗅觉灵敏的文官集团立即就察觉到这些变化。首辅万安上了一道奏章，说现在大同已经很安全了，但是榆林地区防务还比较薄弱，建议把王越与榆林的镇守总兵许宁对调一下。
这是很阴的一招，但看起来平淡无奇。从朱见深的角度来看，这样也好，因为二人在一起兵权太重。虽然他很信任汪直，但对王越则未必放心。可皇帝不了解许宁，万安却是了解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老兵油子，他跟汪直在一块儿肯定要出事。
没多久，巡视大同的御史郭镗就汇报说：汪直和许宁已经水火不容，干了很多荒唐事。比如，汪直认为应该在A处布防，许宁认为应该在B处布防，汪直就把军队从B处调往A处，许宁马上又下令从A处调往B处，汪直又下令回到A处……这样反复调动好多次，让士兵们疲惫不堪。后来二人吵架互不相容，决定把军队一分为二，一人指挥一半，等等。
从这些事情来看，有可能许宁是受人指使故意跟汪直过不去，而汪直则是年少气盛，跟许宁赌气胡闹。郭镗的奏章上来以后，群臣讨论，认为这样严重危害边防安全，建议把汪直调开。
朱见深批准了这个意见，下令把汪直调往南京担任御马监太监。职位没有降低，但实权彻底没有了。
从大同前往南京的路上，汪直在驿站里遇到一个以前认识的地方官员。因为记得之前巡视地方的时候在他那里吃得不错，就找他要东西吃。那个官员招待了汪直一顿，汪直吃得很高兴，跟他聊天，说现在皇帝什么意思还不清楚，去了南京也不知道会怎么样，然后又说明天我坐你的车走吧。结果第二天那个官员就起了个大早，蹑手蹑脚地上了车，生怕搞出动静来惊醒汪直，偷偷摸摸先跑了。
《明史》记录这个事儿是为了描写汪直失宠以后不受待见的凄凉景象。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来，汪直为官比较清廉：从大同到南京并没有带多少东西，没有自己的豪华马车，行李少到可以跟别人拼车走。这跟很多官员换地方的时候总要带上几十车的家产形成了鲜明对比。汪直被调到南京之前多次经历弹劾，但这些奏章没有一次提到过汪直有贪污问题。汪直的清廉应该是很出名的，连最痛恨他的人在这方面也挑不出毛病。
到了南京以后，文官集团非常确信汪直已经失宠了，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弹劾浪潮。朱见深最终同意给汪直降罪（也就是弄权、迫害官员、危害国防等罪名），下令把汪直贬为奉御。这是一个很轻的处罚，奉御是正六品官[36]。在南京当奉御，又没有实际的职位，就相当于退休闲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