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王越也被弹劾获罪，被剥夺了爵位和官职，他的儿子们也全部被免职。陈钺则早在汪直获罪之前就被贬官了。
跟着被贬的，还有一个叫孙博的兵部给事中（也就是兵部的言官，专门负责纠察弹劾国防问题的）。在商辂被贬、西厂复开以后，孙博仍然继续上书弹劾汪直，说：“西厂经常因为一些小事侮辱弹劾大臣。太监是皇帝的奴才，大臣是国家的股肱，皇帝怎么能够信任奴才超过股肱呢？”朱见深读了很生气，想要收拾他，被汪直给拦了下来，反而让他跟着去打蒙古部落，当记功官，监察军队纪律。威宁海一仗打下来，孙博服了。大臣们弹劾汪直，他反而上书为汪直辩护，自然也跟着被贬。
对于这几个人，史书里面也很感叹：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结交宦官呢？你们要是没被汪直迷惑，不就没有人生污点了吗？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正史里面，凡是跟汪直结交而被贬的官员，几乎都没有其他劣迹，唯一的人生污点就是结交汪直。像那个秦纮（就是汪直推荐他，他还弹劾汪直巡视各地接待超标的那个人），这位仁兄基本就是成化年间的海瑞。士大夫认识和不认识他的都称其为伟人。官越做越穷，家里妻儿老小“菜羹麦饭常不饱”，走到哪里，哪里就“官不聊生”。后来巡抚山西，秦纮弹劾藩王的儿子违法犯罪，藩王亲自跑到皇帝面前辩解，并编造罪名诬告他。朱见深下令把秦纮下狱，派太监去抄家，结果只抄出来几件破衣服。朱见深看了之后感慨说：
“想不到一个巡抚竟然能穷成这样。”下令立即放人，赐钞一万贯，同时公开表彰，派他去巡抚河南。在河南，秦纮又遇到汪直巡视，于是又弹劾汪直。但汪直大力推荐他，秦纮很快就被提拔到户部当侍郎。他到了北京，发现汪直既清廉又能干，二人很快成为好友。结交权宦也就成了秦纮唯一的“人生污点”。
还有像西厂第一次关闭以后，那个被王越当面质问的内阁大臣刘珝。他被王越质问时默不作声，说明他内心是不赞同弹劾西厂的。后来他也跟汪直关系很好，屡次通过汪直给皇帝上书提意见，这些意见也都被采纳了。万安上书请求裁撤西厂，他就拒绝署名。《明史》里面说他“性疏直”，对万安等人的作风很看不惯，有一次公然在内阁骂万安“负国无耻”。汪直被贬后没多久，万安挑了他一个毛病：刘珝的儿子在听戏的时候有歌伎陪同，喝完酒之后编了几个黄段子，放到戏里面表演。万安和刘吉就让人把这个事儿当成罪状告到朱见深那里，刘珝因此被贬。
汪直获罪后第二年，“小王子”探听到大同守将换人了，就带兵前来试探。许宁待在大同不肯出战，任凭鞑靼军队四下抢掠。这是边关老兵油子的一贯作风：等鞑靼军队抢够了撤退的时候，再出去追击杀几个走得慢的邀功。
过了几天果然有人来报告，说发现有一小队鞑靼军队押着一大群牛羊在外面不远处经过。许宁大喜，认为是落单的散兵可以欺负一下，倾城而出跑出去抢功。不料中了“小王子”的埋伏，死伤上千人。许宁吓得连大同城都没跑回去，带着败军就近跑到一个小城里面躲了起来。还好“小王子”不了解情况，如果乘胜攻击，大同就要丢了。
这么一场惨败传到北京，大家都知道就是把王越和汪直赶走造成的。但谁都不敢说，怕皇帝知道了召回二人。就这样，文武百官都知道的事情，愣是把皇帝瞒了个严严实实。
从这个事情可以看出，皇帝一旦失去了可靠的耳目，会被文官集团蒙蔽到什么程度。
大家都盼着许宁能找个机会打个胜仗，那样就能把这次惨败糊弄过去。但这个许宁实在是个草包，以后再有蒙古军队过来，依然缩在城里不敢出去。就这么瞒了一年多，终于还是被御史告到了朱见深那里。
朱见深看到奏章气得发抖，拍着桌子骂，下许宁、郭镗二人于锦衣卫狱，判处死刑。但终究还是经不住万安等人反复求情，最后只是贬职了事。
他也没有提重新起用王越或汪直的事情。
朱见深为什么要将汪直贬谪、降罪，而且在大同惨败之后也不再起用呢？我们很难从史料中找到可靠的解释。比较合理的推测有以下两个：
其一，朱见深明白，文官集团跟汪直是势不两立的，早晚都要收拾他。汪直做的事情越多，得罪的人也就越多，将来会被清算得越厉害。与其等到文官集团彻底摊牌，或者下一任皇帝来动手，不如自己早一点把他贬谪降罪。这对汪直其实是一种保护。
汪直和王越都没有受什么苦，没有下狱，没有交法司审判，就是直接降职或者夺爵。王越在得知自己获罪的时候，听说朝廷的使者来了，一度想自杀，为的就是不被下狱遭到羞辱，但听了诏书的内容其实没什么，相当于强迫退休，也就无所谓了。相反，汪直获罪后，还有人想继续弹劾他，却都被朱见深收拾，下狱的下狱、贬职的贬职、罚俸的罚俸。
其二，就是朱见深开始逐渐丧失进取心了，并不想再有什么更大的作为。
汪直被贬的时候，朱见深已经当了19年的皇帝。
19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足以磨平一个人的斗志，让朱见深初登大位时治国平天下的激情慢慢消退。后来，朱见深对修仙拜佛还有春药这种东西越来越感兴趣。太监梁芳得到重用，这个家伙以给皇帝炼春药而出名；还有李孜省，因擅长研制长生药和修道讨得了皇帝喜欢；首辅万安则悄悄地给皇帝进献了春宫图。此外，朱见深还大举修建佛寺，封了很多和尚道士为西天佛子、大国师、禅师、真人、高士等，数量有一两千人。
与此同时，汪直却还在边关锐意进取，不断地跟各方面闹矛盾，对越来越沉迷于佛道的朱见深来说，这就是在添乱了。把汪直调走，可以平息各种争议，过几天清静日子。
不管怎么说，汪直获罪以后，经过“治乱、治民、治吏”之后的朱见深，好像丧失了斗志。
这也是皇帝终身制很难克服的弊端：乾纲独断的皇权固然会让人兴奋，但时间长了总会让人倦怠。像朱元璋这种一口气干上30年不歇气的皇帝太少了，只有创业君主才能做得到。后世子孙在皇宫里面长大的，能像朱见深这样坚持19年已经不错了。
尽管如此，朱见深仍然保持着一个强势皇帝的本色，控制着局面，只是不像以前那么勤快、那么雄心勃勃罢了。天下太平、边境安宁的局面没有遭到破坏。
4年后，万贵妃和朱见深相继因病去世。“成化中兴”的时代结束了。
朱见深去世后，庙号宪宗。谥法曰：“创制垂法曰宪；刑政四方曰宪；文武可法曰宪。”能够让国家从混乱中重新确立制度和秩序，刑罚与文治并用以恢复国家强盛的皇帝，才能称之为“宪”。宪宗，也就是中兴之主的意思[37]。
【注释】
[1] 明朝另有一海盗也名汪直（？—1559年），民间史料称之为“王直”，主要活动于明嘉靖年间，与本章所讨论的太监汪直并非同一个人。
[2] 20世纪，北京门头沟出土过一块墓碑，上面记录了一个叫李质的太监的生平。他是跟汪直同一时期由韩雍从广西进献进宫的，其经历可以与汪直作一个对比：“朝廷命将出师讨断藤峡。兵踰化州路，公方髦髧，不知趋避，为过兵执去。主将见公容止与众迥异，报捷后乃进于朝。宪宗纯皇帝见而悦之，乃付御用监太监廖公寿名下。”（齐之鸾：《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参考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里面明确提到“髦髧”，也就是年幼的意思；进献的原因是“容止与众迥异”。进宫后，朱见深亲自挑选，觉得不错，就让御用监太监负责抚养。据此推测，也可能是朱见深见了汪直后，觉得他乖巧可爱，或者很像自己和万贵妃所生的孩子，才把他派给了万贵妃。
[3] 参考《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
[4] 跟汪直同时进宫的李质，按照其墓志铭记载：“成化丙申，自长随升奉御。癸卯，升尚衣监右监丞，给乾清宫事。弘治庚戌，转升惜薪司右司副佥押署事。癸丑，升司丞。乙卯，升御用监右少监。戊午，升太监。”（齐之鸾：《明故神宫监太监李公墓志铭》，参考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4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也就是说，这个人在成化三年（1467年）进宫，成化十二年（1476年）才从长随升为奉御，成化十九年（1483年）升为监臣；弘治九年（1493年）升为司丞；弘治十一年（1495年）升为少监，弘治十四年（1498年）升为太监。从进宫到升为太监，李质的官阶经过了6个职级，用了31年。对照汪直10岁左右就直接当上御马监太监，可见汪直的提升之快。
[5]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奏：有旨命臣等看详太监汪直所遣官校韦瑛等缉访事情。瑛等访得官员人等舟经运河，倚恃势豪，于滨河州县多索人夫、皂隶，为害甚酷。御史郭瑞巡按北直隶，在其境内不能禁约，反令官府奉承，宜加之罪。且公差人所驾马船、快船，用一索十，多至百余艘，往往夹带私盐、重货。所经之处，尤被扰害。至于势豪，违法中盐，侵夺民利。其京官又多不顾名节、交通府县。若收粮者，卖法取利、克减官粮，其弊多端，并宜禁约。臣等议直所奏深切时弊，请揭榜晓谕。御史郭瑞合依律问罪。”
[6] 《明史·列传第五十九·王越》：“汪直行事亦甚公。如黄赐专权纳赂，非直不能去。商、万在事久，是非多，有所忌惮。二公入阁几日，何亦为此？”
[7]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六》：“不然，某等言事，为朝廷，非为身谋也。设使汪直行事皆公道，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为？”
[8]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庚戌监察御史戴缙言：近年以来，灾变荐臻，伏蒙皇上谕两京人臣同加修省，夫何训诰彰彰而听之藐藐？未闻大臣进何贤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闻群臣革何宿弊、进何谋犹以匡治理。唯太监汪直，缉捕杨晔吴荣等之奸恶，高崇王应奎等之赃贪，又如奏释冯徽等冤抑之军囚，禁里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论，足以服人而警众者也……自古人臣，一遇灾变，辄自修省，以回天意。乞令两京大臣自陈。”
[9]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卷》：“驸马都尉樊凯私淫使婢，纵暴致伤人命为太监汪直发其事，下锦衣卫鞫治，得实情，置于法。上以凯不守法度，恣意非为，姑宥其罪，令戴平巾送国子监读书习礼，仍革去禄米五百石。”
[10] 刑事审判权在刑部，“交付法司”一般是指交到刑部审理。大理寺负责复核刑部的审判结论，为冤假错案平反等。都察院负责监督审判过程。重大案件则需由这三个部门会审，称为“三司会审”。
[11]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七十二》：“太监汪直言：近日累获盗贼，多四方逋逃军民，潜住京师者，诈冒 投托，游荡为非，无所不至。因无籍贯，难以查考。欲令官校访执，未免惊疑扰众。乞敕都察院移文该管官司，听其一月之内赴官。首告者仍发原卫所州县着役，免究其罪。若隐匿不报，缉访得出，迁发极边，罪连所主之家。果有贫难不能还乡者，审其来历无碍，编注京卫军食粮，使其得所。”
[12] 这是朱元璋洪武八年（1375年）的规定，但后来逐渐废弛了。杨继宗又重新开始严格执行这个规定。
[13] 参考《明宪宗实录·卷四十四》。
[14] 赵辅《平夷赋》：“通得京营与辽东汉番官军五万余众，各秉忠赤，咸奋敌忾，俱以成化丁亥三年秋九月二十有四日兵分五路，深入虏地。”
[15]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十》：“武靖侯赵辅上疏，自叙初征两广叛贼，凡斩首二万三千二百十有七级，次征建州叛贼，斩首七百三十五级。”
[16] 根据《明宪宗实录·卷四十七》中赵辅的两次奏报数据汇总而成，其中俘虏包括“生擒”和“俘获男妇”的数量总和，救回人口为数次“夺回被掳男妇”人数之和。
[17] 参见《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七》。
[18] 魏东洲《皇明九边考》：“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又以山西镇巡统驭偏头三关，陕西镇巡统驭固原，亦称二镇，遂为九边。”括号内的名字为镇治所的所在地。
[19]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与总兵官许宁、游击将军周玉各率兵四千六百，从榆林红山儿出境，昼夜兼行百八十里，夕营于白咸滩北。又行一百五十里，探知虏贼老弱俱在红盐池，连营五十余里。乃取弱马分布阵后以张形势，精骑令许宁为左哨，周玉为右哨，又分兵千余伏于他所……擒斩共三百五十五，获其驼马牛羊器械不可胜计，烧其庐帐而还。”可知此战王越、许宁、周玉各带兵4600，共计1万余人，两次昼夜急行军，一次180里，一次150里。
[20]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二》：“陕西参赞军务左都御史王越奏韦州之捷……宁夏大同宣府延绥总兵等官范瑾周贤岳嵩俱率兵至……虏散复聚，战十余合，大败而奔，弃辎重军器满野。至十四日，总兵官刘聚又邀败之于三岔，共斩首一百四十九。”由此可知，蒙古军在红盐池之败后余部多次遭遇明军伏击，明军获首149级，则实际累计击杀数当在200以上。
[21]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五》：“太监汪直言，永乐宣德时，大同十五卫有孳牧马一万六千，其后相继死亡，经三十余年，乃令追补。”
[22] 《明宪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九》：“丁酉，命太监汪直、监督军务兵部尚书王越、提督军务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印充总兵官，率京兵万人赴延绥御虏。”《明史·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诏拜保国公朱永为平虏将军，直监军，而越提督军务。越说直令永率大军由南路，己与直将轻骑循塞垣而西，俱会榆林。越至大同，闻敌帐在威宁海子，则尽选宣、大两镇兵二万……永所出道迂，不见敌，无功。”可知三人从北京带出去了上万人，绝大部分交给朱永带领走南路，汪直和王越另外从宣、大调集了镇兵两万去打威宁海。
[23] 斩首数量和杀敌数量不是一个概念。斩首数量需要士兵自己把头割下来，战后交给专门的报功官清点才算数，而且老人和妇女儿童不算。但是战场混乱，再加上放火烧掉不少尸首，斩首数量一般会远远少于实际杀敌数量。特别是这种奇袭作战，取胜后需要尽快撤退，没有足够的时间打扫战场。可对比万历年间明朝对战日本的战斗。明军先是攻克了平壤，然后又在城外设伏兵大败日军，战后是明军控制战场。后来明军报功在平壤斩首1250颗，后来的伏击又斩首360颗，一共是1610颗。防守平壤的小西行长兵力大约有15000人，战役结束后小西全军只剩6500人左右（桑田悦《简明日本战史》），减少8500人，死亡数量应该不会低于6500人。在明军有充裕的时间打扫战场的情况下，取得首级和杀敌的比例也就1∶4左右。
[24] 《明宪宗实录·卷二百一》：“丙戌，监督军务太监汪直、提督军务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越奏威宁海子之捷，云自二月二十二日，选调京营大同宣府官军二万一千，出自孤店关，夜行昼伏，二十七日至猫儿庄，分为数道，值大风雨雪，天地昏暗，急趣前进，黎明去威宁海子不数里，虏犹不觉。因纵兵掩杀，生擒幼男妇女一百七十一，斩级四百三十七，获旗纛十二，马一千八十五，驼三十一，牛一百七十六，羊五千一百，盔甲弓箭皮袄之类一万有奇。”
[25] 满都海是蒙古历史上的传奇女英雄，说她死于威宁海之战，并无史料直接记录。但有两个间接证据。第一个是《蒙古黄金史纲》中对满都海的记录非常多，但在威宁海之战后，相关记载就戛然而止了。一般认为如果满都海死于蒙古内部斗争，《蒙古黄金史纲》对这么重要的人物应该会有记录，因此她死于威宁海之战的可能性较大。另一个证据来自明朝方面，明宪宗加封王越为威宁伯，让王越成为明朝历史上第二个以军功封爵位的文官，这种超级荣耀似乎不是斩首400多可以获得的。而在加封威宁伯的诰命中，朱见深评价王越“与贼攻战者百九十合，戎王亦在所殪”（参考赵长海校注：《王越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版）。这句“戎王亦在所殪”就是在说王越击杀了狄夷王者级别的人物，这应该才是王越能封爵的关键。满都海的前任丈夫、蒙古大汗满都鲁在威宁海之战前已经死了，死因是病故。此后她嫁给新任大汗巴图孟克。巴图孟克此时年纪尚小，满都海实际掌握大汗之权。巴图孟克活到了威宁海之战以后很久。在王越征战过程中，唯一可能击杀的可以被称为“戎王”的人物，只有可能是满都海。汪直和王越的奏章中没有提到此事，是因为夜袭来不及搞清楚情况，也可能是满都海受伤逃走后死亡。明朝后来通过其他情报渠道知道了满都海之死，才给王越封爵。
[26]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宪分遣副校尉阎盘、司马耿夔、耿谭将左谷蠡王师子、右呼衍王须訾等，精骑万余，与北单于战于稽落山，大破之，虏众崩溃，单于遁走，追击诸部，遂临私渠比鞮海。斩名王以下万三千级，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余万头。”
[27] 《后汉书·卷十九·耿弇列传第九》：“三年，宪复出河西，以夔为大将军左校尉。将精骑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单于廷，于金微山斩阏氏、名王以下五千余级，单于与数骑脱亡，尽获其匈奴珍宝财畜，去塞五千余里而还，自汉出师所未尝至也。乃封夔粟邑侯。”
[28] 参考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29] 《汉书·卷七十》中记录，“汤独矫制发城郭诸国兵、车师戊己校尉屯田使士”，进入康居国境内斩杀了郅支单于。根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标注的“戊己校尉城（今吐鲁番东南侧）”到康居境内（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位置，作者用百度地图简单测量所得的直线距离约为1500公里，则陈汤实际行军距离应该在3000里以上。
[30] 参考《汉书·卷七十》。
[31] 《史记·李将军列传》：“陵将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余里……单于以兵八万围击陵军。陵军五千人，兵矢既尽，士死者过半，而所杀伤匈奴亦万余人。且引且战，连斗八日，还未到居延百余里……其兵尽没，余亡散得归汉者四百余人。”
[32] 《河南巩县铁生沟新石器早期遗址试掘简报》，载《文物》，1980年第5期。
[33] 参考《汉书·卷七十二》。
[34] 参考《盐铁论·复古》。
[35] 此战史称“出河店之战”。女真3700人无争议，但辽兵数量双方记录差异巨大，《金史》记录为辽兵10万人：“十一月，辽都统萧糺里、副都统挞不野将步骑十万会于鸭子河北。”《辽史》记录为7000人：“发契丹、奚军三千人，中京禁兵及土豪二千人，别选诸路武勇二千余人。”综合双方表述，10万的数量显然过于夸张，7000则当为辽方为败绩找借口缩水的兵力数量。结合古代兵力号称数与实际数的一般比例，估算为约2万人可能较为符合实际。又有女真方声称实际渡河参战的骑兵数量仅有1200人，若辽军实际参战为7000人，双方兵力比例也在6倍左右，与3700人对2万人的比例相当。
[36] 明朝的品级制度是九品十八级。每一个品有两级，比如二品分为正二品、从二品两级；三品也分为正三品、从三品两级。但是不能简单地对应为现在的正职和副职的区别。而且武将品级最高，一品二品的高级武官极多；文官品级较低，但正二品的兵部尚书比一品武将权力大得多；宦官品级更低，御马监太监只有正四品，权力实际上与兵部尚书差不多。
[37] 历史上用这个庙号的还有唐宪宗和元宪宗，也分别是唐朝和元朝中期努力实现帝国中兴的皇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