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尧舜之君：弘治皇帝的人生理想及其破灭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九月，朱见深的儿子朱祐樘继位，改年号为弘治。
第二年，也就是1488年，为弘治元年。
跟《明史》里面朱见深软弱昏庸的形象相反，朱祐樘在历史上博了一个好名声。“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也就是说，明朝历史上16个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这2位创业君主外，可以称为好皇帝的，也就是“仁宣之治”的仁宗朱高炽和他的儿子宣宗朱瞻基，然后，就是孝宗朱祐樘了。
但是，就好像《明史》过度贬低了朱见深一样，这个评价也过度拔高了朱祐樘，有失公允。
朱祐樘跟朱见深一样，是一个严格按照帝国储君培养制度训练出来的皇帝。他5岁被立为皇太子，17岁登基，接受了12年的储君教育。培训的时间长度和登基的年龄都跟朱见深一样。唯一差的就是朱见深当废太子的那4年经历。
事实证明，挫折教育还是很重要的。4年的磨难，让朱见深对人性的阴暗面有切身的体会。朱见深虽然推崇孔孟之道，立志做一个儒家贤君，但政治手腕是很厉害的，为了达到目的随时翻脸不认人。对手下的大臣恩威并施，既敢于放手让他们去干，又晓得用太监去盯着他们。
少了4年挫折教育的朱祐樘就有点偏理想化。在他的知识范围内，帝国就应该是儒家思想描绘的世界，圣君贤相就能治理好一切。
刚一上台，朱祐樘就效法当年的朱见深，把他父亲晚年留下的弊政大刀阔斧地加以解决：首先是把那帮国师、法王给赶走了，并处死了最受宠的和尚继晓；然后，把梁芳下狱，把李孜省流放，将万安罢官，先后驱逐了1000多个名声不好的大小官僚。[1]
这些事儿都做完之后，朱祐樘又起用了一批史书上所称的“正人”，也就是公认品德高尚的儒家官员，来治理国家，包括刘健、王恕、谢迁、徐簿、刘大夏、李东阳，等等。
皇帝特别勤政，除了坚持天天上早朝，还增加了午朝，开辟了文华殿议政，利用早朝与午朝之余的时间探讨治国方略，努力听取臣下的意见而不独断专行。他也从来不用“廷杖”来处罚臣下。他每天批阅奏章到很晚，从来不让太监代劳。他勤俭节约，不修宫室，不近女色，专宠张皇后一人，等等。
总之，朱祐樘在竭尽全力做一个儒家学者向他描述的那种理想君主：仁慈、勤政、品德高尚、从谏如流……
他这么累死累活严格要求自己，最后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成绩呢？
弘治十七年（1504年），也是朱祐樘去世之前一年，首辅李东阳被派遣到山东曲阜祭孔，在路上作了一些调查，发现问题严重，回来以后写了一份奏章说：
臣奉命匆匆一行，正好赶上大旱。天津一路，夏麦已经枯死，秋禾也没有种上。挽舟拉纤的人没有完整的衣服穿，荷锄的农民面黄肌瘦。盗贼猖獗，青州一带的治安问题尤其严重。从南方来的人说，江南、浙东的路上满是流民逃户，纳税人户减少，军队兵员空虚，仓库里的粮食储备不够10天吃的，官员的工资拖欠了好几年。东南是富裕之地，承担着税负的大头，一年三饥就到了这种地步。北方人懒，一向没有积蓄，今年秋天再歉收，怎么承受得了？恐怕会有难以预测的事变发生。[2]
朱祐樘读了奏章之后大为震惊。
他想起来一件事：之前多次想任命刘大夏为兵部尚书，刘大夏称病推辞。
当时，刘大夏年近70，被重用多年，中央地方都干过，阅历十分丰富。后来皇帝下了死命令，刘大夏才勉强接受。
朱祐樘问刘大夏：“朕好几次任用你当兵部尚书，你都以病推托。这到底是为什么？”
刘大夏回答得也很直接，说：“臣老了，而且有病。依我看，天下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万一出了乱子，兵部就要负起责任。我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推辞。”
读了李东阳的奏章，朱祐樘想起了刘大夏的这段话，连忙召见，想问个究竟。
朱祐樘问：“上次你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可祖宗开国以来，征敛有常，怎么会到今天这种地步呢？”
刘大夏说：“问题就在于并没有做到征敛有常。譬如广西每年取木材，广东每年取香药，都是数以万计的银子。这类小事尚且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朱祐樘又问军队的状况，刘大夏说：“和老百姓一样穷。”
朱祐樘又想不通了，说：“军队驻扎每月发口粮。出征还发出征补贴，为什么会穷呢？”
刘大夏说：“那些将领们克扣军粮的比例超过一半，军队又怎么会不穷呢？”
朱祐樘听了叹息道：“朕当皇帝已经很久了，竟不知道天下军穷民困，我凭什么为人之主呀！”于是，下诏严禁。不过，从后来的情况看，仍旧是禁不住。
现在我们知道在位17年的皇帝究竟被糊弄到什么程度了：原来他眼中的世界只是祖宗常法和正式规定构成的世界。的确，按照正式规定行事，军民都不该这么穷。按照儒家理想，皇帝自己都很节约，下面就不会有贪官。问题在于，儒家的理论大家嘴上都在说，实际上却未必照办。而皇上对圣人不讲、书上不写的社会实际运行机制几乎全然不知。他可真天真呀。[3]
只能说，朱祐樘这17年皇帝几乎白当了。
刘大夏和李东阳都被史书称为“贤臣”。贤臣的标准之一就是敢跟皇帝说实话。这当然是好的。但问题是：治理国家不能说完实话就完了，关键还要抓落实。而这一点，儒家的观点就是：皇帝做好表率，忠孝仁义礼智信，下面就必然是“世风日正”，父慈子孝官清将勇。皇帝的旨意符合天道、顺应民心，官员当然会努力执行，天下必然大治。
但实际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实际情况是，皇帝和大臣们在朝堂上一本正经地研究国家大事，大臣们畅所欲言，皇帝从谏如流。然后大家说：皇上圣明。
散会以后，形成决策布置下去。下面很快就报告上来：中央的政策既正确又及时，我们坚决执行，以前的弊病得到了充分纠正，民心大悦，形势一片大好。
而实际上，下面几乎什么也不做，收钱摆平人命官司的继续收钱，打死人抢占民田的继续开打。一切事情，都在官僚集团内部按照潜规则继续运转。只有皇帝自己天天在皇宫省吃俭用、拼命干活。
二、以德治水：弘治年间治理黄河的教训
谈到朱祐樘的治国功绩，几乎所有的材料都要说他治理黄河的功劳。这也是弘治年间最大规模的政府行动。
对这个事情，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凡是写朱祐樘或者白昂、刘大夏这两个“治黄”负责人的历史文献，提到他们治理黄河这件事，没有一个不夸的；凡是研究黄河治理的水利专业文献，提到这个事儿，没有一个不骂的。[4]
我们该相信哪一个呢？说实话，我还是比较相信水利专业文献。
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在开封决口，其中一部分洪水从今天山东聊城的张秋镇附近流入了大运河。张秋在当时是大运河上一个重要的转运点，十分繁华，这一段运河也被称为“张秋运河”。因为担心影响运河漕运安全，朱祐樘任命户部侍郎白昂去治理。
白昂用了3年时间，会同各地巡抚知府等官员，动用了25万人，堵住了36处决口，在张秋附近的黄河段累计修筑了700里大堤，然后又疏通了很多支流等，宣告治理完成。朱祐樘很高兴，封白昂为太子少保，升官为都御使。
但是，只过了2年，黄河又决口了，而且决口地点就在白昂耗时3年修整的那一段。张秋运河又被灌了。这还不算，第二年，张秋附近继续决口，河水暴涨，又决于张秋运河东岸，“夺汶水以入海，张秋上下渺弥际天”[5]。
花了3年，动用了25万人，就修出来这么一个结果。白昂是著名的清官，我们姑且相信他自己没有贪污，但起码也是渎职。但白昂什么事儿没有，还从都御使的位置升到了刑部尚书。
朱祐樘一看情况不妙，决定派出他最信任的刘大夏出马。这个刘大夏可是弘治年间最有名的“贤臣”“清官”。刘大夏这次用了一年，动用了15万人[6]，修完了回京，也被封为太子少保，升官加俸。为了纪念这次治理，朱祐樘下令把张秋镇改名为安平镇，也就是希望黄河从此安定之意。
结果如何呢？上次白昂修的还管了2年，这次只过了1年，弘治九年（1496年），还是在那一片，“河南中牟、兰阳、仪封、考城四县黄河冲决”。史书记载，就在刘大夏治理之前，弘治六年（1493年）六月，“以黄河水患免河南兰阳、仪封、考城三县夏税”。遭灾的县都是一样的，没变。
弘治十一年（1498年），河南开封和商丘附近黄河又决口，堵塞漕运（安平镇名字白改了）[7]；弘治十五年（1502年），山东兖州（还是在那一片，下游一点）黄河又决口，徐州以及萧县、沛县、单县、丰县各县多被淹[8]；同年，开封和商丘又被淹。
弘治十八年（1505年），也就是朱祐樘在世的最后一年，最恐怖的事情发生了——黄河改道！“黄河忽北徙300里，至宿迁小河口，入于漕河。”[9]
这次改道持续了5年。朱祐樘死后3年，黄河河道继续向北移动了300里；一年后，又向北移动了120里，然后才稳定下来。[10]
应该说，以古代的知识和技术水平，黄河并不是想治理好就能治理好的。这事儿不能全怪负责治理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治理黄河治出这么个效果，非要说成是圣君贤相大有作为的证据，怎么也说不过去，不晓得史官们修史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实际上，根据水利专家们的观点，弘治年间的黄河治理跟后来持续不断的黄河水患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后来的很多水灾都可以避免，或者不那么严重，都是活生生被白昂和刘大夏治理出来的。
为什么呢？
历史上黄河一直是从山东入海。宋朝建炎二年（1128年），为了阻止金兵南侵，宋将杜充在滑州（今河南安阳）扒开黄河河道，使黄河水向南流入淮河平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黄河因此注入淮河，用淮河河道从江苏流入东海[11]。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夺淮入海”。
这里顺便说一句，中国历史上，中原政权因为自身腐朽无能，不能阻挡外敌入侵，主动决口黄河，给江淮人民造成巨大灾难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两次。一次是宋朝，一次是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这是只有极度腐败无耻的政权才能干出来的事。
“夺淮入海”之后，因为黄河泥沙淤积严重，新的河道很快就被抬高了，而北边原来的黄河故道所在的华北平原，海拔要低一些。这也是黄河历史上一直从北边入海的原因。
所以，黄河又开始往北泛滥，经过100多年，形成了南北两大支流，北边走河南从山东入海，南边还是继续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朱祐樘面临的黄河水灾，主要是北线的决口。他当时给白昂和刘大夏的旨意是：重点解决北线对大运河漕运的威胁。因为大运河是南方往北京运输粮食的要道，需要力保。原话是：“古人治河只是除民之害，今日治河乃是恐妨运道，致误国计，其所关系盖非细故。”[12]
在这个治河思想的主导下，白昂和刘大夏的治理思路就都坚持一个方向：堵住北线，保卫张秋运河；同时疏通南线，尽可能地让黄河往南边流，走“夺淮入海”的路线。
但这个方案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因为南线河道高于北线。所以，白昂和刘大夏拼命在北线堵水、修堤坝，在南线挖沟、疏浚河道。但这些根本没用，一发大水，黄河一定走北线，堵得越狠，水就涨得越高，冲毁之后的破坏力就越大，因此运河漕运在洪水期间还是会被中断。[13]直至最后，黄河强行改道，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耗费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把黄河治理成这个样子，是不应该的。治理河流“堵不如疏”是中国从大禹治水时代就流传下来的基本经验。在地势低洼的地方拼命堵水，让它往地势高的地方流，这是十分愚蠢的。正确的方法显然是大力疏通北部河道，为洪水入海留下足够的空间。
反思朱祐樘治理黄河失败的原因，有以下这么几条：
第一，最高决策者不顾客观规律，一味地追求政绩，急于求成。
在优先保障运河安全的同时，朱祐樘也对刘大夏说，治理黄河非常复杂，一定要全盘考虑，不能急于求成。
但是说完这句话，他自己又说：“然事有缓急……今春暮，运船将至……必使粮运通行，不至过期……粮运既通，方可溯流寻源……以为经久之计。”[14]
也就是说，不管咋样，你先把今年春天的漕运给我保住，不能耽误日期，保住了以后再来考虑长远问题。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二月份，离春季结束还有两个月。这实际上是逼着下面的人去作急功近利的决定。
第二，朱祐樘派去治理黄河的人都不是水利专家，而是按照儒家标准来确定的“贤人”。
白昂和刘大夏都没有治河经验，只是一直以清廉正直而出名。之所以派他们两人去，清廉应该是主要原因，因为朱祐樘一贯就喜欢这种人。可是，他们本人也许没有贪污治河经费，但清廉不等于能干，更不等于懂得治理黄河这种专业问题。这跟朱见深不怕韩雍胡乱花钱也要让他镇守两广、派专业抚民几十年的原杰去治理荆襄，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用人模式。朱祐樘是按儒家道德标准来用人，朱见深是按照专业技术标准来用人。
第三，没有铁腕治吏的手段，政府效率必然低下。白昂和刘大夏不贪污，不代表治理黄河的其他官员没有贪污。
朱祐樘在对待官员渎职贪污等问题上一贯坚持“以德服人”，重点是提拔重用清官，树立正面典型，而不采用刑罚来震慑和惩罚贪官。因为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也就是说，刑罚会制造恐怖。人们因为害怕而不犯法，但内心会变得无耻。而只有以道德和礼法来教化他们，才能让他们知道廉耻而主动停止犯罪。
有一件事情很能说明朱祐樘的这种理念。
弘治十年（1497年）的时候，朱祐樘信任的宦官李广死了。
这个李广自称会仙术，练好了可以飞升。朱祐樘对此深信不疑，虽然没让李广干政，但经常让李广给他治病，讲解养生修道的知识，对他十分信赖。李广死后，朱祐樘还认为他是飞升了，就派人到李广家里去看看能不能找出来什么天书。结果查出来一个账本，都是朝中大臣给李广送礼的记录，里面记着××送了白米若干、黄米若干等。
朱祐樘很奇怪，说了一句堪比西晋白痴皇帝司马衷“何不食肉糜”的话：“这么多粮食李广如何吃得完？（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
左右的侍从告诉他，这是隐晦的说法，白米就是白银，黄米就是黄金。
朱祐樘大惊失色，既想不到这个李广会收这么多钱，更想不到他手下的那些“贤臣”竟然会花那么多钱去讨好一个宦官。
史书上说，朱祐樘因此感到十分羞愧，认为是自己迷信宦官所致（他竟然不去追究账本上面行贿大臣的罪过），于是恍然醒悟，更加勤政。所以，这证明他还是一个贤君，不过是一个被宦官蒙蔽过一次的贤君。
这种事情皇帝当然有责任，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但除了反躬自省以外，那些送钱的大臣难道就不该查一下吗？光靠反躬自省就能消除腐败、遏制土地兼并了吗？
在这种治国思路的主导下，文官们的日子过得那是相当舒服。他们把朱祐樘描写成千古明君，希望世世代代的皇帝都这样“圣明”下去。
但稍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肯定镇不住官员们的贪心。黄河大堤修了3年，使用寿命却只有2年，然后就彻底崩溃需要重修，里面肯定存在大量的腐败。
第四，就是所谓的“正人”“清官”可能不收钱，但未必就一定大公无私，不贪图权力等非经济利益。
朱祐樘派刘大夏去治理黄河的时候，朝廷议论，治理好黄河一定要做到四点：第一是疏浚河道；第二是要堵住要塞；第三是要用好人；第四是“久任”，也就是治理黄河的负责人要长期任职。
前三点基本都是废话，只有第四点有点实际意义，它的意思就是要让刘大夏长期待在黄河治理的第一线。我们的古人说话一般喜欢先讲大道理，而问题的重点往往放到最后。这个建议先讲了三点废话，很明显最重要的就是第四点。
朱祐樘觉得建议很好，就转发给刘大夏。刘大夏很快回应，前三点完全赞成，第四点就好像被他吃了一样绝口不提。匆匆忙忙干了一年，刘大夏就宣布治理成功，返回北京升官受赏了。
从这个事情看，刘大夏并不是没有私心的。朱祐樘虽然催着他赶紧保住漕运，但也说了，漕运保住之后要认真考虑“经久之计”。治理好黄河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实践，刘大夏不会不懂。他也许不喜欢钱，但对北京舒适安逸的生活和更高的权力仍然有所挂念，并不甘心献身于国家的黄河治理事业。这么短的时间，连黄河南线比北线高这种基础知识都没有搞清楚，刘大夏就把黄河治理完打道回府了。
三、以德制夷：鞑靼入贡与王越之死
朱祐樘“以德治国”的理想不仅体现在内政上，在外交上也是如此。
弘治元年（1488年），朱祐樘任命许进为大同巡抚。这个许进之前积极弹劾汪直和陈钺，被朱见深下狱审问过。按照文官集团的道德标准，有这种经历的那当然是“正人”，必须要重用。朱祐樘一上台，许进就被多次推荐，之后被委以重任。
许进刚来到大同，“小王子”也来了。在大同城外连营30里，自称“大元大可汗”，要求“入贡”。许进向朝廷报告情况，绝口不提兵临城下的事，而是说：“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说“小王子”是因为受朱祐樘即位而受到“感化”，所以才来“入贡”的。
朱祐樘竟然相信了许进的鬼话，同意“小王子”入贡：以后我们可就是“天朝和属国”的关系了。
可问题很快出来了：“小王子”派了500人来入贡[15]，一路好吃好喝，强买强卖，几倍的赏赐都拿回去了，但没多久又带兵到河套抢掠。
言官们愤怒了：说好的“感恩向化”呢？
面对弹劾许进的诸多奏章，朱祐樘坚持认为只要我以诚待人，别人一定会以诚待我。这些弹劾的声音被置之不理。
弘治三年（1490年），“小王子”大举入侵河套，两边都上阵相攻了，这下该撕破脸了吧？但在和平使者许进和热情好客的皇帝推动之下，双方关系很快恢复如初了。
朱祐樘和许进始终认为：可以用儒家之道来感化“小王子”，让他成为大明的朋友。他们有一个美好的设想：“小王子”统帅的鞑靼部既然承认了自己是大明的“朝贡国”，那他就可以阻挡更北方的瓦剌部落的入侵，成为中国北方的屏障。这可是堪比汉朝招降呼韩邪单于、唐朝招降突利可汗的盛事啊！
但他们也不想想，汉朝招降南匈奴单于呼韩邪，是建立在100年以上持续对匈奴的残酷打击之上才取得的成果。而且招降以后，汉朝也没有指望呼韩邪单于能帮助他们防卫北匈奴，陈汤依然远征3000里将北匈奴单于斩首；唐朝招降突利可汗，也没指望他能帮忙解决突厥问题，而是派李靖出塞，杀敌上万，活捉颉利可汗。明朝根本没有这种军事优势，怎么可能天上掉馅饼，突然让一个强邻变成屏障呢？
在朝廷上下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河套地区的蒙古人越来越多了。当初朱见深逼着大同军户卖儿卖女凑足战马、预征一年以上的赋税、10多万将士多年浴血奋战、王越和汪直出塞千里冒险奇袭才收复的河套平原，就这样被鞑靼部落不声不响地给占了回去。
弘治八年（1495年），“小王子”正式撕破了对明朝的伪装，攻打甘肃、宁夏、宣府，三入辽东，基本上从西到东把“九边重镇”打了一遍。弘治九年（1496年），又到宣府、大同、榆林一带烧杀抢掠。朱见深花费10多年心血稳定下来的北方安定局面荡然无存。
在这种情况下，朱祐樘实在是没办法再假装“小王子”是北方的“屏障”了。许进此时已经被升官了，不再负责边境防务。朝廷讨论了半天，始终提不出合适的候选人。朱祐樘可是真着急了，一咬牙，作出了他这辈子最大胆的决定：
召回汪直！召回王越！
汪直又从南京回来了，从奉御重新升为太监；王越恢复爵位，再次担任三边总制。
朝廷这下算是炸了锅了。北方被鞑靼部落痛打那都是小事，可以慢慢研究对策；汪直复出可是要动摇祖宗基业的大事，必须立刻制止。无数大臣上书强烈抗议，还有官员要求辞职，表示与汪直水火不容。
朱祐樘自当皇帝以来，哪里见过这阵势？没办法，只好把汪直遣送回南京去了，不过没有贬职，还是太监。
这样，大臣们才勉强同意让王越复出，担任三边总制。
弘治十一年（1498年），王越复出后第二年，“小王子”再次入侵河套。王越第三次使出他的看家本领：后方偷袭。他派出6000骑兵[16]，从宁夏（银川）出发，分为三路。73岁的王越自带一路，避开鞑靼主力，向西北行军300里，翻越贺兰山，衔枚夜袭[17]，大败后方守军，斩首42人，俘获牛马上千[18]，焚毁各种帐篷等物资。“小王子”闻讯立即退兵。
贺兰山后大捷
王越
兵事驱人老未闲，衔枚夜度几重关。
地空虎穴藏勍[19]掠，天运神机破大奸。
杀气平吞湖海水，威声高压贺兰山。
凯歌齐唱红旗舞，报道元戎得胜还。
进士出身的王越不仅是一代名将，也是明朝著名的诗人，其诗风以重现汉唐边塞诗的气魄与雄浑而闻名。这是他写的最后一首边塞诗。
王越的这最后一次胜利让他又一次升官，官居一品。但这些并没有什么用，文官集团针对他的打击早就在酝酿了。那个收黄米、白米的李广在贺兰山大捷之前一年死掉了。朱祐樘拿着那个账本谁也没有追究，但文官们却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往王越头上扯。扯来扯去，说王越几年前曾经跟李广结交，让李广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他重新回到都察院当官，只是因为遭到言官上书反对才作罢。
这事儿有可能。因为王越一向不太讲究，当初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跟汪直结交，贬官回到老家后天天花天酒地，一点也不低调。现在换成了李广受宠，估计黄米、白米也该送就送。
不管怎么说，王越一边在前方打胜仗，言官们一边在后面弹劾他勾结李广，有不法行为；另外，言官们认为领兵深入敌境，虽然打赢了，但是把军队置于危险的境地，属于贪功冒进，不可效法等。
对此，如果换了朱见深，既然王越还有用，那是一定要护着的，肯定会一边下诏安慰王越受伤的心灵，一边谴责言官生事（当年他就是这样保护项忠、韩雍和商辂的）。但朱祐樘什么也没有做。
贺兰山大捷之后5个月，王越在一片弹劾声中“忧恨而卒”，享年73岁。
王越死后，天下再无人是“小王子”的对手。此后关于鞑靼部落入侵的记录，明军就只有“败绩”“逗留不进”“久无功”之类的记载了。
弘治十三年（1500年）冬天，“小王子”再次率众南下，侵占河套。这次他把王庭都搬过来了。朱祐樘实在忍无可忍，任命朱晖（威宁海之战前，被汪直和王越支开的大将军朱永的儿子）佩大将军印，统领5名正一品武将，由太监苗逵监军，尽遣明军主力，兵分五路进剿。等大军开到宁夏，鞑靼部落已经饱掠而去，明军斩首3人，宣布取得了胜利，然后退兵。
但鞑靼军队并没有真的撤退，不过从宁夏跑到了固原、平凉、庆阳一带抢掠。这几个地方的守将全部龟缩在城里不敢出战，任凭鞑靼军队横行。朱晖带领大军慢悠悠地开过去，等鞑靼部落抢够了，在后面截杀了几个掉队的，斩首12人。
为了这15个首级的战功，“边民死者遍野，诸郡困转输饷军，费八十余万”。
战后，朱晖上报了有功将士1万多人。朱祐樘全部给予赏赐，并派出太监在北京城门举行仪式，欢迎得胜归来的明军将领，给200多人升官一级。[20]
不管怎么说，这可是贺兰山之后3年来对鞑靼部落的最大胜利啊！
朱晖报功人数虽然有点夸张，好歹还有15个首级作为支持。就在之前一年，3万鞑靼军到大同一带劫掠，守军龟缩不出战。等到鞑靼军队劫掠8天满载而归之后，游击将军张俊这才带领600人追击，连一个首级都没有捞到就上报邀功，声称自己击退了3万鞑靼骑兵。[21]
朱祐樘见了奏报大喜，把张俊提拔为大同总兵！
当上总兵的张俊后来再无尺寸之功，屡屡被弹劾遇敌怯缩不敢出战，朱祐樘一概不听。
弘治十七年（1504年），“小王子”主动绝贡，连派几十个人过来说几句好话就能领一大堆赏赐回去的事儿都懒得干了。
朱祐樘“以德制夷”的策略终于还是失败了。
四、叶淇变法：政商结盟与“开中法”的废弃
弘治时期边防溃败，除了缺乏优秀的军事将领，“开中法”的废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开中法”，就是“用民间粮食换官方食盐的制度”。
盐在古代是官方控制的，民间不允许制造和销售食盐，贩卖私盐是重罪，要杀头的。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有人建议说，边境需要军粮，但是从内地运粮非常麻烦，建议让民间帮忙运输粮食，运一石粮食到大同，就给他发一引盐（200斤）的领取凭证，也就是“盐引”[22]。然后他就可以拿着这个凭证到沿海的官方盐场去领盐，领到之后再销售获利，弥补粮食的生产和运输成本。
朱元璋采纳了这个办法，并且立为制度，这就是“开中法”。
这个制度很有意思，有点像现代流行的“PPP”（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合作），属于“公共事务外包与特许经营权捆绑”的一种制度安排：运输军粮是典型的政府公共事务，而食盐专营的权利则是只有政府才能授予的权利，把二者捆绑起来，解决边关粮食问题，理念非常先进而且实用。
“开中法”的好处是中央政府不用直接去组织粮食运输，哪个地方需要军粮了，就申请“开中”，就让民间商人给运过去，谁想赚这个钱谁就去。这样做比较方便快捷。这个事儿如果政府来做，就要建立一个庞大的转运体系，养起来一大批人，非常费力，也容易产生腐败。
“开中法”与军屯制度一起，成为明朝边镇军粮安全最重要的两大制度保障。
民间商人对于参与“开中”颇为积极，不仅组织运粮，还有很多盐商干脆雇人在边境地区开垦土地，在当地种粮然后卖给军方，获得盐引，被称为“商屯”。这就省却了长途运输之苦。边境地区人口比较稀少，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大大巩固了国防。
但这个制度跟所有其他制度一样，随着整个国家统治集团的腐朽，问题越来越多。
比较典型的，就是很多盐商把粮食交给军方，拿到盐引以后，长期领不到盐。这就像现在的“打白条”，钱是应该给你，但是暂时没有，就先欠着。
有很多专门生产盐的“盐户”，这些人跟“军户”一样，世代以熬盐为业，国家发给他们固定的海滩用于熬盐，然后规定每年要熬多少盐，按照固定的价格卖给政府。由于国有盐场腐败严重，盐户的海滩等生产资料被权贵兼并侵占；或者政府收购盐的钱被中间大量克扣等，导致大量“盐户”生活困苦甚至逃亡。盐产量因此受到影响，不能按期供应食盐。所以，你拿着盐引也没有用，只能等。
另外，很多权贵通过特殊渠道，不走“开中”就能“搞到”盐引，拿着这些盐引去盐场直接领盐。这些盐就被权贵领走了，真正辛苦卖粮运粮的商人却长期拿不到盐。
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商人对“开中”的兴趣就越来越淡了。弘治四年（1491年），因为“小王子”入侵，边关需要更多的粮食，中央特批了一定额度的“开中”来给军队发粮，但是却没有足够的粮食运过来卖给军队。这反映出“开中法”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亟须改革。
“开中法”一直是户部管着的，改革措施也交由户部研究。这时的户部尚书叫叶淇，趁机提出了一个改革建议：改“运粮开中”为“纳银开中”，也就是商人不用运粮食到边关了，改为直接交银子到户部，户部收到银子以后直接给商人盐引，然后再用这些银子来向边关运粮。这样商人参与的积极性就能大大提高。
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并很快付诸实行。表面上看起来效果很好：商人们很开心，马上就交了很多银子到户部，领走了盐引。一年之内，户部管理的国库收入增加了100万两白银。而当时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粮食，真正的银子才200万两。国库收入这一下就增加了100万两，可以说是暴增。
但这个改革似乎有个问题：改革“开中法”不是为了解决边关粮食紧缺的问题吗？怎么改来改去变成了户部发大财，商人很高兴，那边关的粮食问题怎么解决呢？
答案是，边关的粮食问题就没人管了。银子交到户部以后，户部也不可能辛苦费力地去组织粮食运输，就干脆把这笔银子直接发给军队，让他们自己去买。
发粮食和发银子，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以前是直接把粮食运到前线，环节很少。现在从户部发银子到前线，平白无故多了好几个层级。“过手三分肥”是古时官场的基本规律，而且克扣银子比克扣粮食方便得多。银子到了前线，还要军队自己去组织粮食采购，采购过程中又是层层回扣。最后真正能到士兵肚子里的粮食就大大减少了。
不仅如此，既然可以“纳银开中”，那么辛苦费力地在边关屯田就没有意义了。商人们撤回了在边关种地的雇工，边境地区人口迅速减少。这直接导致了边境经济萧条、粮食储备下降、粮价飞涨。户部多收的那100万两银子，除了贪污克扣以外，还有很大程度上被边关地区粮食价格上涨给抵消了。
正如《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所言：叶淇变法，“开中法”遭到破坏。两淮地区的商人从边关撤走，西北地区的盐商也干脆搬家到两淮（中国主要食盐产地）。边关经济萧条，一石米的价格高达5两银子（正常价格是一两银子左右），粮食储备也因此匮乏。[23]
其实，要解决商人不愿意参与“开中”的困境，方法很容易想出来：可以改变粮和盐引的兑换比例，比如以前运一石米到大同可以换一引盐，那么以后可以换1.5引盐，不就有人运了？！或者是打击盐场腐败，对不能如期交盐的盐场官员进行处罚；还可以禁止权贵从特殊渠道搞到盐引等。这些做法才是“对症下药”。
这些措施，叶淇都不提，偏偏提了一个只对商人有利而对边境粮食保障不利的改革建议，这是为什么？
因为废弃“开中法”带来了严重问题，言官们开始弹劾叶淇，揭露出他的很多背景：叶淇，江苏淮安人。淮安正是中国最重要的食盐产地，盐商云集。其中著名的徽州商人集团就靠近这里，有很多徽商在两淮做盐业生意。叶淇家族与徽商多有通婚关系，徽州盐商大部分都跟叶淇关系很好。
《续文献通考》中《盐铁》一节中记载：“盐商皆其视识，与淇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劳；在运司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淇然之。”
两淮地区靠近食盐产地，但是远离边境。在“运粮开中”的制度设计下，徽商要运粮去边境或者到边境屯田，成本都很高。而中国另外一大商人集团——晋商，也就是山西商人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大同、太原就在山西，距离另外几大边镇也很近，从山西运粮到边关成本很低。所以，靠近两淮的徽商反而搞不到食盐，而天下盐引大部分都归于晋商。
于是，徽商就利用和叶淇的姻亲关系，不断游说，请求废除“运粮开中”，改为“纳银开中”。这样，只要把钱交给户部的运司，拿到盐引，剩下的就是领盐和卖盐了。而在这方面，靠近盐产地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徽商就比晋商更有优势。
变法之后，徽商实力大增，迅速超过晋商成为盐商的主力。与徽商广泛结为姻亲的叶淇家族自然也是愈加兴旺发达。
从叶淇变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个“政商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
《明史》记载，叶淇是一个清官。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论。但是，叶淇本人有没有收受盐商的贿赂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结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徽商通过各种渠道对叶淇施加影响，最终改变了政府决策。这个决策有利于集团利益而不利于国家利益。代表国家利益的皇帝朱祐樘对此全无察觉，至于因此受到损失的前线士兵则完全没有发表意见的渠道。
“开中法”改革的初衷是为了解决边防困境，结果研究来研究去，变成了徽商从晋商手中夺取利益的手段。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
很多政策从好的出发点开始讨论，最后却讨论出来一个跟初衷背道而驰的政策，看起来很荒唐，但其实这就是利益集团在背后操纵的结果。
五、千年一问：财富都去哪儿了？
面对军事上的一再失利以及刘大夏所汇报的“军民穷困”的情况，深居皇宫的皇帝朱祐樘感到十分困惑，再次召见刘大夏来作更进一步的询问：
永乐年间，太宗（朱棣）每隔几年就大举领兵北伐（打击蒙古部落），而且又迁都又修建长城，无不耗费巨资，也没听说出现财政困难。如今我既不修建宫室，各方面都百般俭省，为什么反而财用不足呢？我听人说，天下的财富，不在政府手中，就在老百姓手中，但现在（政府也缺钱，人民也生活穷困），钱都跑到哪里去了？[24]
朱祐樘发出这样的疑问，说明他当了17年“圣君”之后，终于开始意识到哪里不对头了。
钱既不在政府手里，也不在老百姓手里，那么，国家的财富都去哪儿了？这是关系到帝国兴衰存亡的根本性问题。这个问题被朱祐樘提出后，一直到明朝灭亡都没有得到解决。
对这个问题，刘大夏回答得倒很干脆：“祖宗之时，民间出一文钱，政府就得一文之用。如今从民间取的钱数倍于当年，但实际进入政府口袋里的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
皇上追问：“那剩下的十分之七八到哪里去了？”
刘大夏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就“乞退奏”，也就是说让我想想，回头写个奏章来解释。
皇上不依不饶，说：“不行，你得当面跟我解释清楚。”
刘大夏“仓卒不能对”，就举了一个例子：“我当年在两广当官的时候，发现官员们的俸禄，跟镇守太监的日常花销比起来微不足道。可见很多钱都被镇守太监贪污了。要是把镇守太监都给裁撤了，民间的钱就能到政府口袋里了。”
皇上就说：“以前也有人说过应该裁撤镇守太监。但我也想过，这是祖宗设置的，已经很久了，突然裁撤也会有问题。比如××太监，在地方治理方面也是作出了贡献的。这样吧，以后任用镇守太监，一定要像××这样的，不达到这个标准的我不再任用就是了。”
从这段对话来看，刘大夏提出这样的改革建议，跟“叶淇变法”一样，属于“发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而且是故意开错药方。他开这个药方，意在直指宦官集团，把国计民生问题当成政治斗争的弹药了。
镇守太监当然会贪污，但地方官员同样也会贪污。镇守太监的权力比较有限，主要就是了解情况向皇帝汇报。他们不直接掌握司法、行政、税收、治安等军政权力，不能干预地方官员的人事任免，也无权参与官员的政绩考核。[25]
腐败的官员们为了不被告状，就向镇守太监行贿，并容忍他们的一些不法行为，这就是镇守太监的主要腐败来源。遇到不买账的官员，镇守太监除了到皇帝面前去说坏话以外，并没有其他办法。
像汪直推荐的“清官”杨继宗到浙江当巡抚，跟镇守太监张庆闹矛盾，张庆就托张敏到皇帝面前说坏话，皇帝不听，张庆就只好老实点。
云南镇守太监钱能，因为贪污行为屡屡遭到云南巡抚王恕弹劾。王恕是出名的清官，钱能抓不到他的把柄，就没办法向皇帝告状。钱能急中生智，逆向思维，托关系在皇帝面前说王恕的好话，让王恕得以升官，到南京去当兵部尚书，这才躲过了王恕。不过后来钱能还是没跑掉，因为他自己没过多久也被调到南京，去当守备太监（比南京镇守太监低一级，负责管理南京武备库），正好归兵部尚书管。到了南京以后钱能就彻底老实了，再没听说过有什么劣迹。
所以，镇守太监的腐败只是文官集团腐败的一个附属品。如果官员自己没问题，镇守太监也干不了什么坏事。
我们知道，一个官员群体的腐败程度，应该跟他们掌握的权力大小成正比例关系。这样，不同的职位才有“肥缺”和“清水衙门”的区别。镇守太监就是一个监察职位，太监有贪污的渠道，而且不小，但不大可能比掌握司法财税大权的地方官员贪污得更多。
而且，省级以上部门才有镇守太监，总数加起来也就几十个。皇帝向刘大夏咨询国穷民困的原因，这是一个大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军屯制度的破坏、“开中法”的废弃、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税负不平等、吏治败坏等，都比镇守太监的贪污对国家影响更大。刘大夏偏偏只往几十个镇守太监的腐败上去找原因，显然并不是真心帮助皇上解决问题，而是想趁机打击宦官集团。
朱祐樘被刘大夏这么一说，又开始“反躬自省”，觉得好像是自己袒护太监一样，觉得理亏了，也就不敢再往下追问。
六、党争误国：开拓西洋与征讨安南的搁浅
这个刘大夏，除了在皇帝面前说宦官坏话、动用15万人修建的黄河防灾工程只管了一年就崩溃之外，还干过两件“大事”。
成化十三年（1477年），项忠已经完成了荆襄地区的征讨回到北京，原杰也完成了荆襄治理，两广局势已经稳定，韩雍被迫退休，王越则已经把蒙古骑兵从河套赶走了（正是明朝中期国力最为鼎盛的时候）。
这个时候，太监汪直向皇帝朱见深建议：恢复西洋贸易，仿当年郑和下西洋故事。朱见深表示支持。不过此时距离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1433年）已经过去了40多年，参与此事的人基本都已不在世上。郑和下西洋的资料一直由兵部负责保存，于是朱见深命令兵部尚书项忠去调阅资料。
兵部档案馆归职方司管理，此时职方司的负责人就是刘大夏。档案馆方面找了半天，说资料已经找不到了。项忠很生气，说怎么可能找不到，肯定是档案馆没认真找，要处分相关负责人。刘大夏就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