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花费了数十万的钱粮，军民死亡数万人，就算得到什么宝物，对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这是一大弊政，大臣应该进谏阻止。旧的档案别说找不到了，就算找得到，也应该一把火烧了才好。[26]
经过一番争论，项忠最后接受了刘大夏的看法，回复皇帝说档案找不到了，把这个事情给糊弄了过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正好是西厂开设、撤销、再开设的关口，朱见深和汪直忙着跟官僚集团斗法，下西洋这个事儿也就被压了下来。
四年以后，也就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安南入侵老挝，然后又越过老挝入侵八百（大致位于今天的泰国北部），之后被八百击败，损失惨重。汪直得知后，上书建议进攻安南，趁机收复朱棣时期的领土。朱见深再次让兵部提供朱棣时期进攻安南的资料。刘大夏故伎重施，又说资料找不到了，并再次劝诫兵部尚书余子俊：如果擅开战端，西南地区局势一定会乱。
余子俊最后也被刘大夏说服了，把出征安南的意见顶了回去。
从刘大夏后来的一贯表现来看，他走的是“逢宦官必反”的那种路数。他之所以反对下西洋和收复安南，恐怕主要原因并不是觉得劳民伤财，而是觉得这两件事都是太监提议的。如果成功，将会增强宦官集团的势力，特别是汪直的势力。
兵部尚书项忠和余子俊显然都不相信刘大夏“资料找不到了”这种鬼话。
此外，项忠在朱见深的授意下，用残酷手段驱逐荆襄流民，造成数万甚至十多万的人民死亡，满朝文武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但他照样我行我素。现在，刘大夏一句“下西洋劳民伤财”就能说服他改变看法，违背皇帝的命令。这可能吗？
余子俊也是军事专家，在北方跟蒙古军队打过不少仗。他跟王越是当时北方边境的“双子星”，王越擅长进攻，余子俊擅长防守，特别是在后方负责安抚已经归顺的少数民族部落。在该不该征讨安南的问题上，余子俊肯定有自己的看法。没带兵打过一天仗的刘大夏说一句“一旦开打，西南局势就会乱”的话，打了几十年仗的余子俊就改变看法、突然“醒悟”，这种情况似乎也不大可能出现。
那么，项忠和余子俊怎么就都被一个部下说服了，决定违抗皇帝的旨意呢？
通览史料，能够找出来的比较合理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刘大夏提醒他们：“这件事情对汪直有利，所以您应该反对。”
项忠跟汪直的关系搞得很僵，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了；在马文升和陈钺争论是否要讨伐建州女真的过程中，余子俊是支持马文升的，还上书弹劾陈钺。因为汪直的保护，陈钺才安然无恙。
我们在前面讲过，陈钺曾经在汪直面前不停地讲某人坏话，结果某人因为别的原因退休回家了。《明史》为了黑汪直，就说：如果此人不退休，一定会被汪直陷害。这个人就是余子俊。
这样，朝中的大臣们就在刘大夏这种反宦官激进派的影响下，团结起来，搁置了再次开辟西洋贸易和收复安南的建议。
失去了这次机会之后，封建中国再也没能开拓海洋贸易。
七、清理门户：文官精英利益集团化的再加强
除了刘大夏这种反宦官的急先锋以外，文官集团中还是有不少真正胸怀天下、不囿于利益集团成见的精英分子。但他们一旦试图做出违反文官集团利益的事情，就会立刻遭到打击和排斥。
最典型的就是王越。他是进士出身，又是军事天才，对文官集团掌握军权非常有帮助，但他竟然抛弃成见跟汪直走到一起。这是文官集团无法容忍的，功劳再大都要给他弹劾下去。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我们前文说的，跟云南镇守太监钱能死磕的云南巡抚王恕。
王恕是个清官，由于弹劾钱能的事迹受到文官集团推崇。到了南京当兵部尚书，又遇到朱见深派宦官王敬南下采购，一路上不停地骚扰郡县，勒索财物珍玩。王恕就连续三次上书揭发王敬的罪行，朱见深核实以后，下令把王敬斩首，将王敬的随从充军。
等到朱见深晚年怠政的时候，大臣们都跟着万安混日子，唯独王恕不停地上书规劝，天天给皇帝找事，得到了一个称号“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也就是在北京和南京的两套部委班子里面，只有王恕这个兵部尚书没有闲着。沉溺于修仙的朱见深被他搞烦了，在给汪直降罪之后，也勒令王恕退休。
这样一个人，当然被文官集团视为“正人君子”，是需要大力重用的。
朱祐樘一登基，就在廷臣的一致推荐下，召回王恕担任吏部尚书。
王恕复出以后，在遏制皇亲国戚兼并土地、宦官胡乱替人申请官职方面干了不少事情，这些也都是文官集团喜闻乐见的事情。
但是过了几年，把这两个利益集团的势力打压下去之后，王恕很快就和文官集团闹僵了。
弘治六年（1493年），是朱祐樘登基以后第一次“京察”和“大计”重合之年。“京察”，就是对京官进行考核，原来是每10年一次，王恕上台后改为6年一次；“大计”，就是对外官进行考核，每3年一次。“京察”和“大计”重合，就是对全国官员的一次大考察，这事由吏部负责主持。王恕经过考察，列举出来2000个不合格的官员名单，予以贬斥。[27]
这件事情震惊文官集团：他们完全想不到王恕在收拾“自己人”方面竟然比收拾宦官还狠。
宦官们文化水平比较低，只晓得告人谋反和贪污，王恕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些宦官只能敢怒而不敢言。但文官精英在搞政治斗争方面水平高得多，他们发现王恕在被朱见深勒令退休期间，曾经找人给自己写过传记，里面提到了不少他给朱见深上书提意见不被接受的事情。于是他们便指使一个跟王恕有过节儿的官员上书告发此事，说皇上你看，王恕这家伙在自传里面说你爹的坏话，说先帝昏庸，听不进大臣的意见，以显示自己正直无私。
朱祐樘看了很生气，下旨责备王恕沽名钓誉，并焚毁这本自传的雕版，禁止流传。王恕受到责备，请求辞职，朱祐樘立即批准。
骂死王越、赶走王恕，文官集团就这样逐步清理掉这些内部的“叛徒”，变得越来越“团结”。
八、“虞台岭之败”：拉开明朝大变革的序幕
弘治十八年（1505年），长期坚持省吃俭用、轻徭薄赋的朱祐樘去世了，庙号孝宗。他到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他如此努力，国家反而陷入了军民穷困的地步。
在去世之前，皇帝再次招问刘大夏：天下何时才能大治呀？
刘大夏说：这事儿不能急，只要任用贤臣，然后任何决定都听从贤臣们的建议，时间久了天下一定大治。
朱祐樘叹了一口气，没有再问下去。
他等不到那一天了。
朱祐樘的“老朋友”——“小王子”听说皇帝去世，趁机大举入寇大同抢掠，连营20余里[28]。被朱祐樘破格提拔为大同总兵的张俊终于勇敢了一次，亲自领军出战。主要原因应该是大同守军刚刚配备了火炮，这可是先进武器。张俊可能认为有了火炮，拿下鞑靼骑兵不在话下。
但最后的结果仍然惨不忍睹。明军阵亡达六七千人，包括两个游击将军，创造了“土木堡之变”以来和蒙古部落作战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史称“虞台岭之败”。此时距离王越和汪直踏破鞑靼王庭才过去了25年。
事后张俊上书说他本来脚受伤了，但是仍然坚持指挥作战。朝廷经过讨论，认为其精神可嘉，就没有追究他战败的责任。
《明史》里面在评价孝宗朱祐樘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孝宗独能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兢兢于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这段话我读过多次，每次读起来都严重怀疑作者是高级黑，对孝宗明褒暗贬。
因为在这段话之前，还有一句话：“至成化以来，号为太平无事，而晏安则易耽怠玩，富盛则渐启骄奢。”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朱祐樘从朱见深手中继承的江山是有很多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太平无事，容易让人倦怠；经济发达，容易让人奢侈；国力强盛，让人容易骄傲。
这样的局面真的是十分危险啊！
果然，经过朱祐樘18年的辛勤治理，这些危机全都被消除了：内忧外患，想倦怠也倦怠不起来了；“开中法”废弃以后，财政入不敷出，也没钱奢侈了；军事上被鞑靼部落打成狗，也没啥资本可以骄傲了。
所以，从朱祐樘去世开始，此后100多年，太监、皇帝、大臣轮流上阵，通过各种变法试图挽救国家，搞得不亦乐乎。从朱元璋到朱祐樘这一段时间，明朝的历史中没有出现过以改革而闻名的人物，而朱祐樘之后，从刘瑾开始，到嘉靖、海瑞、张居正、万历等，一大批至今耳熟能详的改革派名人纷纷登场，这并不是偶然。
明朝大变革的时代，从此拉开了序幕。
【注释】
[1] 《明史·孝宗本纪》：“二十三年八月，宪宗崩。九月壬寅，即皇帝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弘治元年。丁未，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谪戍有差。冬十月丁卯，汰传奉宫，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丁亥，万安罢。”
[2] 参考吴思《潜规则》。
[3] 参考吴思《潜规则》。
[4] 如胡梦飞《明清时期菏泽地区黄河水患与河神信仰》（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白昂治理不过两年，黄河又自祥符孙家口、杨家口、车轮口和兰阳铜瓦厢决为数道，俱入运河，形势极为严重……弘治年间以后，由于黄河河道被固定在兰阳、考城、徐、淮故道一线，故曹县、单县一带河患频发。”又如田冰《明代黄河水患对黄淮平原民生的影响》（载《中州学刊》，2019年第9期）指出，由于明廷治河“诸口既塞，于是上流河势复归兰阳、考城，分流经徐州、归德、宿迁，南入运河，会淮水，东注于海，南流故道以复”，导致了“人为筑起阻挡黄河北流的大堤，违背水往低处流的特性，加之黄河含沙量大的自然属性以及黄河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顺流而下的泥沙都沉积在贾鲁故道，河床迅速淤高，迫使黄河在其南岸地势较低的河南归德府、山东兖州府西南部、南直隶北部的徐州直至淮安府等地决口改道泛滥，以徐州最为严重，不但影响到济宁以南运河的畅通，而且整个黄淮平原都遭遇着黄河水患的肆虐”。论文并未点名批评孝宗，但引文所指明廷治河措施来自《明史·志第五十九·河渠一》中对弘治年间刘大夏治理黄河效果的描述。
[5] 王鏊：《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参考《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二十》。
[6] 根据李东阳《安平镇减水石坝记》（参考《明经世文编·卷五十四》）所载，刘大夏这次治理的最后一个工程是张秋旧决口以南的减水坝，耗时两个月，用夫1.6万人。又有《安平镇治水功完之碑》（《明经世文编·卷一百二十》）记录，在弘治六年（1493年）六月开始到冬天，不到六个月用夫4万人。刘大夏此次治理黄河从弘治六年（1493年）六月开始至弘治八年（1495年）四月结束，约一年零十个月，以此推之，用夫总数当在15万左右，与白昂三年用夫25万效率相当。
[7] 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百六十》。
[8] 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七》。
[9] 参见《明史·志第五十九·河渠一》。
[10] 《明史·志第五十九·河渠一》：“十八年，河忽北徙三百里，至宿迁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桥。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县飞云桥，俱入漕河。”
[11] 决口事件见《宋史·高宗纪》“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此次决口的影响见《黄河水利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网站，http://mwr.gov.cn/szs/sls/201612/t20161222_776558.html
[12] 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13] 封越健：《明代弘治年间的黄河水灾及治理》，参考《资政要鉴》，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
[14] 参见《明孝宗实录·卷七十二》。
[15] 《明孝宗实录·卷十五》：“巡抚大同都御史许进等奏，自古驭夷之道，未尝不以怀柔为上策，今小王子以皇上嗣统感恩向化，遣使入贡……上是之使臣令五百人来京。”
[16]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越自宁夏遣将，分路发兵。延绥副总兵都指挥同知朱瑾领兵二千出南路，宁夏镇守太监张僴总兵官都督同知李俊领兵二千出中路，副总兵都指挥使张安、监枪右监丞郝善领兵二千出北路，越居中制之。”
[17] 衔枚：古代军队秘密行动时，让兵士口中衔着枚（像筷子的东西），防止说话，以免敌人发觉。
[18] 《明孝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凡得贼首四十二，骆驼十九，马百二十二，牛羊器仗千数。”
[19] 勍：强敌。
[20] 《明史·列传第六十一·朱晖》：“至宁夏，寇已饱掠去，乃与琳、逵率五路师捣其巢于河套。寇已徙帐，仅斩首三级，获马驼牛羊千五百以归。未几，寇入固原……比至，斩首十二人，还所掠生口四千，遂以捷闻。是役也，大帅非制胜才，师行纡回无纪律，边民死者遍野，诸郡困转输饷军，费八十余万……先后仅获首功十五级……已而上捣巢有功将士万余人……竟录二百十人，署职一级。”
[21] 《明史·列传第六十三·张俊》：“张俊，宣府前卫人。嗣世职，为本卫指挥使。累擢大同游击将军。弘治十二年（1499年）以功进都指挥同知。火筛入大同左卫，大掠八日。俊遣兵三百邀其前，复分兵三百为策应，而亲御之荆东庄。依河结营，击却三万余骑。”
[22] 明制大引400斤，小引200斤。开中法行，中盐者皆给小引。参考《中国盐业史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10月。
[23] 原文：“叶淇变法，而开中始坏。诸淮商悉撤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边地为墟，米石值银五两，而边储枵然矣。”
[24] 原文见与刘大夏同一时代的官员陈洪谟所著《治世余闻》：“上召刘尚书大夏谕曰：永乐间频年举兵北征，况大兴营造，费用无赀，当时未闻告乏。今百凡俱从减省，何以反不足用？昔人云天下之财，不在官则在民，今安在哉？”
[25] 镇守太监唯一的实权是对于谋反类案件可以直接派人抓捕，但审判权仍然归政府。还有，有时候皇帝特别交办某个事情的时候，镇守太监也可以指挥官员来做事，相当于临时授权。但这个过程中也不能选择和任免官员，官员们听不听话还是取决于皇帝的支持力度。
[26] 郑和下西洋的官方档案后来彻底消失。因为刘大夏说过一句应该烧了，后来就有人认为资料是被他烧的。但各种比较靠谱的明代文献中都没有刘大夏烧毁这批资料的记录。烧毁官方档案是重罪，刘大夏似乎也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风险。现在的研究表明，在刘大夏之后，还有人看到过这批材料并引用了其中一部分。而到了清朝就再也没有人见过了。所以这批资料最大的可能是毁于明清换代之际的战火。
[27] 《万历野获编·卷十一》：“弘治六年（1493年），正月朝觐大计，吏部升谪方面、州县等官一千四百员、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明史·志第四十七·选举三》：“弘治六年（1493年）考察，当罢者共一千四百员，又杂职一千一百三十五员。”
[28] 《明武宗实录·卷一》：“戊申，虏大举入寇宣府，营于牛心山、黑柳林等处，长阔二十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