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大“圣君”：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的施政得失
在讲接下来的故事之前，我们先对明孝宗朱祐樘的执政理念作一个总结。
明朝万历年间的内阁首辅朱国桢曾经这样评价孝宗：“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这跟《明史》的评价很一致，都把朱祐樘的地位捧得很高，但朱国桢的评价比《明史》更夸张。《明史》把朱祐樘和明仁宗、明宣宗并列。朱国桢则把他和汉文帝、宋仁宗并列。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在正统儒家学者眼中，跟孝宗并列的几个皇帝到底把国家治理得怎么样。
汉文帝的治国政策主要是无为而治，轻徭薄赋、勤俭节约；废除了残酷的肉刑，建立了比较文明的刑罚体系。对外政策则是韬光养晦，跟匈奴和平相处。
这些政策的最终效果是不错的。“文景之治”以后，汉朝国力强盛、财政收入大增，汉武帝在此基础上发动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同时也导致了地方豪强势力崛起，土地兼并和贫富分化问题严重。武帝在后期从战争转向内部治理，就任用酷吏，用铁腕手段整治贪官和豪强，并因此和太子刘据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这些故事我们在前面都讲过了。
明孝宗的政策与汉文帝十分相似，但效果却比“文景之治”要差得多。关键的原因在于：汉文帝处在汉王朝的开国初期，国家刚刚经历战乱，人少地多，虽然豪强地主占据了大量土地，但新开垦一块土地还是比较容易的，贫富差距尚不足以引起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官僚体系刚刚建立，腐化堕落的程度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搞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就会快速恢复，从而掩盖或者缓解官僚豪强阶级与底层人民的矛盾，总体来说对国家利大于弊。
但明孝宗一朝处在帝国的中期，开国已经上百年。这个时候，国家人口众多，土地十分稀缺，贫富差距已经很大了。豪强地主多占一点，老百姓就必然多损失一点；官僚体系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非常腐化堕落，形成了一个比较稳固的利益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铁腕肃贪、整顿吏治、打击豪强，这样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搞休养生息、无为而治，必然造成民不聊生、贪官横行的局面，大量的失地农民变成流民，政府和军队都变得腐朽不堪，社会矛盾尖锐、国力进一步衰落。
从宏观上来看，明孝宗时期的人口继续增长，财政收入基本保持不变，甚至略有增加，社会比较稳定，没有爆发较大的农民起义，所以才有人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弘治中兴”。但对外军事斗争的一系列失利已经暴露出了国家内政方面的积弊。孝宗去世3年之后，他治理过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就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曹州赵实、陈朝宗起义；去世5年后，规模更大的刘六、刘七起义在河北地区爆发，席卷山东、河南、湖广等地。
就像前面说的，经过朱见深的“治乱、治民、治吏”三阶段治理，朱祐樘继承的是一个强大和繁荣的江山。他勤俭节约，努力工作17年，保证了国家没有出现大的动荡，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要说是中兴，那是远远算不上的，朱祐樘只能算是一个守成的君主。
与明孝宗最具可比性的是宋仁宗。
提起宋朝，对外军事战争可谓一塌糊涂，“积贫积弱”是北宋和南宋的基本特征。但要翻开正史看北宋的历代皇帝，除了最后亡国的徽钦二宗以外，还都挺不错的，没有什么昏君暴君。
这种现象看起来很矛盾，但我们把明孝宗的治理脉络搞清楚之后再来看宋史，就会发现其实一点也不矛盾：这些皇帝都跟明孝宗似的，像朱元璋、朱棣、朱见深这种用铁腕手段来对付贪官豪强的皇帝一个都没有。文官集团拿着很高的俸禄，每天高谈阔论，日子过得相当舒服，当然要把他们描写成明君圣主。
宋仁宗，就是北宋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皇帝，于北宋开国62年之后登基，在位时间长达41年。他的治国方式跟明孝宗朱祐樘基本是一样的。翻开各种介绍他的文章，基本就是讲述他如何仁慈宽厚、任用贤能、从谏如流、勤俭节约、与民休息等。
他的治国成果也跟朱祐樘差不多。
首先是对外战争接连失利，跟西夏的战争结果简直惨不忍睹。
西夏是当时我国西北地区一个只有几十万人的少数民族——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党项人是羌族的一支。他们从唐朝中期开始占据夏州（今陕北地区）。不管中原政权如何变化，党项人始终都表示臣服，接受册封，割据一方但是不宣布独立。一直到宋仁宗时期，党项人首领李元昊才宣布脱离宋朝独立。宋仁宗遂决定派兵镇压。
有7000万人口的北宋，和西夏的第一仗发生在1040年，也就是宋仁宗当了18年皇帝之后。战争地点在今天陕西延安附近的三川口。宋军全军覆没，阵亡1万多人，多员大将被俘；一年后，又在附近的好水川打了一仗，宋军再次全军覆没，又阵亡1万多人；第三年，定川寨之战，宋军继续惨败，主将以下15员将领战死，士兵阵亡9000多人。
取胜之后，西夏军队在周边地区大肆烧杀抢掠。范仲淹在《让枢密直学士右谏议大夫表》里面向朝廷汇报说，三次战争北宋方面军民死伤总数超过20万。
连续的惨败迫使宋仁宗同意议和。1044年，北宋终于向几十万人口的小国低下屈辱的头颅，达成和议：
第一，北宋每年“赐给”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
第二，宋夏战争中西夏所占领的宋朝领土从中间划界，西夏分走一半。
第三，宋朝每年在春节等三个主要节日另外“赐给”西夏白银、绢、茶等。
有人认为，这点钱对于当时北宋的财政收入来说非常少，用这点钱来换取和平是很明智的。这个道理也许讲得通，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委屈求和似乎比不要命地死磕更加明智。
但问题是：一个1亿人口的大国[1]跟一个40万人口的小国[2]打仗，难道不是应该轻松取胜吗？一打就全军覆没，那肯定损失惨重啊。战争物资全被对方拿走了。你要是一战而胜，岂不是可以节约更多的军费？
更何况，军费并没有节约下来。宋仁宗时代冗兵现象严重。国家养着一支120万人的大军，比开国初期增长了6倍。而汉朝、唐朝和明朝的军队在王朝中期都维持在50万左右。也就是说，宋朝以不足唐朝一半的国土面积，养着两倍于唐朝的军队。
养着这么多兵但就是不会打仗，天天吃财政饭。国家财政收入的70%都用来养兵了，可军队派到前线去一打就全军覆没。签订了和平协议之后，军队数量也没见减少，该花的军费还是继续花。
宋朝无限期赔款，年年都有，一年赔4次，还是季付。而且，这笔赔款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轻松。
宋朝的财政收入到底是多少，缺乏可靠的资料。国家税收包括白银（单位是两）、丝绢（单位是匹）、铁钱和铜钱（单位是贯）、草料（单位是束）、粮食（单位是石）等，在加总的时候不区分单位，统称为“贯、石、匹、两、束（端、围、斤、条、束、片、颗、席）”。“贯石匹两”这四个单位比较固定，后边的单位则比较随机，不同年度不同文献的记载不一样。宋朝最高年财政收入是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有1.5亿“贯石匹两束”。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年）的全国财政总收入是1亿“贯石匹两束”[3]，里面银子、丝绢、铁钱、铜钱、草料、粮食各占多少不知道，折算标准也有争议，只能估计。
有人不顾历史常识，直接把1.5亿“贯石匹两束”说成是1.5亿贯，然后又直接说一贯钱等于一两白银，所以宋朝财政收入高达1.5亿两白银，是唐朝、明朝的四五倍。然后根据宋朝官方声称的“十五税一”比例推算出国民经济总量，就得出结论：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财政实力超强，对外赔款相对于国力和财政收入来说简直就是毛毛雨。这十分可笑，中间每一步推理都是错误的，“贯石匹两束”价值远低于“贯”，而宋朝的“一贯钱”又远远不值“一两白银”。
宋朝“钱法”很乱，有铜钱、铁钱，还有铅锡钱，同时流通，各州都有权自行铸钱，还存在私人铸钱的情况。钱的大小不一、成分不一、价值多变，非常混乱。川陕地区通行铁钱，10个换一个铜钱；长江南岸和北岸流通的钱也不一样。一贯实际有多少个钱也是不确定的，有的800或850个为一贯，也有的480个为一贯。皇帝也曾经下诏要以770个为一贯，而各州“私用则各随其俗”，完全是笔糊涂账。[4]
这种混乱的钱法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宋朝中央政权缺乏威信、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体现。
宋朝还出现了类似于纸币的“交子”，但它不是出现在商品经济最发达的江南沿海地区，而是出现在位居内陆的四川地区。“交子”出现的主要原因不是商品经济发达，而是四川地区缺铜（更缺银子，整个宋朝都缺银子，宋朝连统一的金属货币都没有出现，更别说纸币了。中国真正实现货币白银化是在明朝晚期。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者从美洲挖出了大量的白银，明朝通过商品贸易赚了大概3.3亿两，也就是大约15800吨[5]）。
四川地区本来就不怎么产铜。北宋灭掉后蜀政权、征服四川以后，“沈伦等悉取铜钱上供，及增铸铁钱，易民铜钱，益买金银装发”，把四川地区的铜和金银财富大量运往首都开封，而后又“禁铜钱入川界”[6]。
没有了铜，四川地区只能用铁铸钱。铁钱价值很低，10枚铁钱才相当于一枚铜钱[7]，又很重，不方便携带。无奈之下，商人才想出了“交子”这个方法：把钱存入钱庄，换来纸质的存钱证明，用于携带和交易。
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并不是首创，唐朝的“飞钱”就远比它出现得早。后来宋朝政府发现了“交子”的好处，就以官方名义开始滥发，官方的“交子”每年都在大幅度贬值，开创了政府利用通货膨胀来掠夺民间财富的先河。
那么，宋朝为什么会从四川等地征调铜、金、银去首都呢？答案是，金银要用来作为岁币赔偿给西夏、辽国等不收纸币的北方列强，而铜都被中央拿来铸成铜钱了。
宋朝高峰时期每年铸铜钱高达600万贯[8]，是中国历史上铸钱量最大的朝代。照理说铸了那么多钱，货币流通量应该没问题啊？为什么各地还要自行铸造大量铁钱、铅锡钱？还发行纸币干什么？原因很简单，铜钱是用来对外贸易和给权贵发工资的，而纸币是用来向民间购买货物的。
外政权都是大爷，权贵也不能得罪，所以宋朝的铜钱含铜量很高，而面值很低，面值远远低于它里面铜的真实价值。北宋大臣张方平就说：“销熔十钱，得精铜一两，造作器物，获利五倍。”[9]这些人对政府低价送钱的行为十分满意，拿到铜钱以后根本就不让其流通，而是论重量卖给商人，可以获得比面值高出几倍的利润；像辽国干脆就在边境贸易中只收铜钱，拿回家熔化了之后铸成铜器，又拿来以几倍的价格卖给宋朝……还有日本等国也是，以前跟中国做买卖，都是把东西卖到中国来以后，再购买很多货物回国去卖，两头赚钱。但在宋朝就不这样，不买东西，直接把铜钱装运回国。对此，宋朝的文人们还很自豪，觉得是本朝“王化”的功夫做得好，仁德之盛，感化“四夷”，他们才争相使用中国发行的铜钱，所谓“一朝所铸，四朝（宋、辽、西夏、金）共用”，这可是千载难逢的盛世佳话啊！
按照这种方法铸钱，政府铸得越多，财政亏空越厉害，全都补贴到外政权和权贵头上去了，而市场上则非常缺乏金属货币。从宋仁宗的时候开始，宋朝就开始闹“钱荒”，一直到宋朝灭亡，金属货币从来没够用过。反之，政府发行的纸币“交子”“会子”要么用来强买货物，要么给底层的士兵开工资，随意乱发，天天贬值。这种畸形的货币制度，成了政府对外讨好外人、对内掠夺人民的工具。就这么着，还有好多文人学士盛赞宋朝是重视商业、自由开放的伟大朝代，还说宋朝物价很便宜，一枚铜钱就可以买多少多少东西，这是唐朝、明朝完全比不上的，真是笑话啊！
在混杂的贯石匹两之中，财政真正的铜钱收入，北宋早期大约是1600百万贯，中期大约是2650多万到3600多万贯，后期最高峰曾经达到过6000多万，末期则降至不到5000万贯[10]。由于北宋不断铸造铜钱，铜钱相对于白银在不断贬值，早期大概一两银子值一贯铜钱，中期一两银子大约值一点五到两贯铜钱，后期一两银子可以值三贯铜钱。南宋时期则大部分时间维持在一两银子兑换三贯铜钱左右。[11]因此，北宋中期的天禧年间1.5亿贯石匹两（端、围、斤、条、束、片、颗、席）中，3000多万贯铜钱的价值不过1000多万到2000万白银。后期顶峰的6000万贯，也不过价值白银2000多万两左右。
北宋中后期的宋哲宗元祐初年，财政收入是黄金4300两，白银57000两，铜钱4848万贯，绸绢151万匹，谷2445万石。[12]其他一些低价值的比如草料等不算。总计折合成白银大约也就是3500万两到5000万两之间。[13]
这些钱当然也不少，但宋朝财政大部分时间都是入不敷出：70%用来养活军队，剩下的就是给各级官僚发高工资。宋仁宗时代的名臣包拯，他的工资（按年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200万元人民币，还是税后[14]。省部级官员的工资全都在百万元以上。宋朝官员数量还特别多，因为赵匡胤为了防止大臣专权，经常一个职位设好几个官，而且各种交叉任职。兵多、官多、工资高，这就是宋朝著名的“冗兵、冗官、冗费”问题。也是从宋仁宗时代开始，北宋开始出现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只能以发行纸币的方式来弥补财政亏空。
发完军队和官僚集团的工资之后，就基本剩不下来钱了。新增的赔款只能找老百姓搜刮。
由于急于求和，北宋跟西夏的协议条款没说清楚。当时宋朝的“斤”分为大斤和小斤。小斤跟今天的一斤相当，而一大斤相当于6小斤。协议上只说了斤，没说大斤小斤。西夏后来要的时候就按照大斤要，每年总共是5万大斤茶叶，也就是30万斤。
对此，名臣欧阳修在《论与西贼大斤茶》的奏章里面说：“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西夏）一岁三十万斤，北虏（辽国）更要三二十万，中国岂得不困？”
可见，在欧阳修看来，给西夏和辽国的战争赔款，光茶叶一项就已经让国家感到吃力，更别说每年几十万两的银子和几十万匹丝绢了。
同时代的另一位名臣司马光也总结说：“自其（西夏）始叛，以至纳款，才五年耳，天下困敝，至今未复。”显然，当时的人们并不像后代的“宋粉”一样，觉得战争赔款对国计民生影响不大。
等宋朝和西夏达成和平协议以后，北边的辽国一看，宋朝给西夏的好处不少啊，之前我们跟他议和时要少了，于是撕毁36年前的“澶渊之盟”和平协议，发兵南征。宋仁宗连忙派使者去议和。史书上说，这个使者严厉斥责了辽国撕毁协议的无耻行为，令辽国君臣感到羞愧，所以就退兵了。
显然这些都是鬼话。退兵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北宋加钱了。银子每年增加10万两，绢再增加10万匹。赔款总数从原来的20万两白银，10万匹绢，增加到30万两白银，20万匹绢。
花了那么多钱换来了和平，但换不来内政的清明。
对外需要年年巨额赔款，对内需要养活中国古代史上最庞大的常备军，官员们领着中国历史上最高水平的工资。因此，宋朝的老百姓也就承担着古代历史上最高的税负。
我很奇怪一点，有一些夸奖宋朝的人，拿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来说明宋朝经济繁荣、空前富庶。而提到宋朝对外战争不停惨败和巨大的财政亏空，又说这是因为宋朝“国家虽然弱小穷困，但是民间很富裕，藏富于民”。这种逻辑也真是荒诞。难道不应该是财政收入巨大说明对民间的搜刮很严重，军事惨败和财政亏空说明搜刮上来的钱都被贪污浪费了，导致国力很弱吗？真正富裕的不是老百姓，也不是财政收入庞大的国家财政，而是可以对下搜刮老百姓、对上贪污国家公款或者拖欠税款的权贵阶层。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是一个谎言。真实的情况是“藏富于贪官”“藏富于豪强”。就像宋朝大儒朱熹描写的：“盖贫者无业而有税，则私家有输纳、欠负、追呼、监系之苦；富者有业而无税，则公家有隐瞒、失陷、岁计不足之患。”[15]
由于宋仁宗“宽厚仁慈”，贪官和豪强们自然就无法无天，在收拾老百姓方面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16]，最后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17]。
所以，宋仁宗被史书描写成圣君，和宋朝的积贫积弱之间不仅不矛盾，相反，它们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正是因为他宽厚仁慈，管不住贪官和豪强，才导致了国力衰落和民不聊生。
明孝宗在位18年，在他治下虽然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但大局好歹还算稳定。等他去世以后3年，才爆发了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而宋仁宗在位42年，是肯定躲不过去的。前20年还好，处于矛盾积累期。20年以后，农民起义就一波接着一波地爆发了。
比较大的起义是1043年，也就是宋仁宗即位后第21年的张海、郭邈山起义。郭邈山早在1032年就占山为王开始造反了，到了1043年跟张海联合，势力发展到了可以攻打州县的地步，这才引起朝廷重视。“一岁之内，恣行残暴，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吏逃窜，士民涂炭”，威胁到了首都开封的安全，朝廷才派出大军镇压。
然后是1043年的王伦起义，1044年的保州士兵起义和1047年的王则起义。其中王伦起义，先占领了沂州，然后攻打泗州，渡过淮水，攻占楚、真、扬、泰、滁等州，直抵和州，影响极大。
上面这些是比较大的起义，需要中央派兵镇压，小的暴动则更多。1043年一年之中，欧阳修就在奏章中频繁提到了各地严重的治安问题：
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伙强如一伙，天下祸患，岂可不忧？[18]
池州、解州、邓州、南京等处，各有强贼不少，皆建旗鸣鼓，白日入城。[19]
桂阳监昨奏蛮贼数百人，夔峡、荆湖各奏蛮贼皆数百人，解州又奏见有未获贼十余伙，滑州又闻强贼三十余人烧却沙弥镇，许州又闻有贼三四十人劫却椹涧镇。[20]
昨京西、陕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数百之盗……达州军贼已近百人，又杀使臣，其势不小。兴州又奏八九十人。[21]
对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欧阳修在奏章中也指出了原因：
不仅因为税负过于沉重，更重要的是官吏的贪污腐败。每次征税，贪官污吏总是要想办法从百姓那里再多拿一些。国家收一分的税，贪官污吏就要从老百姓那里索要十分。人民生活穷困，主要原因就是这个。[22]
以上这些，就是朱国桢所谓“三大圣君”之一的宋仁宗的治理状况。
就跟明孝宗去世之后不久，明朝就开始大变法一样；宋仁宗去世之后6年，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开始了。要不是社会问题极为严重，王安石应该不会吃饱了撑的，得罪整个权贵集团开始搞大变法。
实际上，在宋仁宗末期，范仲淹和欧阳修就开始尝试变法，此变法被称为“庆历新政”。范仲淹提了10条改革方案，宋仁宗全部接受。改革开始，第一步措施就是削减“吃空饷”的规模，规定不满15岁的小孩不能“吃空饷”。结果这第一步就遭到了激烈的反抗，无法实施，弹劾奏章都快把范仲淹给淹了。一年后，范仲淹被贬到陕西，而欧阳修则被贬到滁州去了，所有改革措施取消，变法结束。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史》里面说，朝野上下无不痛哭流涕，“数日不绝，虽乞丐者与小儿，皆焚纸钱哭于大内之前”。也就是说连乞丐和小孩都为失去这么一位伟大仁德的君主而痛哭，还主动跑到皇宫门前去烧纸以表示哀悼。这个说法虽然是正史上说的，但我觉得似乎不太可信。最大的可能性应该是两种，一种是记录者夸大其词，一种是某些拍马屁的官员花钱搞的政治秀，也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个记录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我们对于正史上说的仁宗时代多么繁荣昌盛，是可以表示怀疑的。
二、儒家理想：人性中的善恶与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
明孝宗和宋仁宗都是工作勤奋、生活俭朴，同时又乐于接受大臣反对意见的皇帝，但他们却治理不好国家。这是为什么？
儒家的治国理想是很美好，但过分侧重于发掘人性中善的一面，没有充分重视人性中恶的一面。
举个例子，孟子曰：“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23]
就是说，传说中的古代圣君，因为讲仁义道德，所以天下无敌。去讨伐南面的异族，北边就不高兴了；他去征讨东面的异族，西边又不高兴了。他们为什么不高兴呢？因为“你为什么不先来打我？”
孟子认为，只要仁义的功夫做到家了，异族就会要求仁德君主来统治自己。
朱祐樘和许进坚信“小王子”可以用仁义和诚信来加以感化，背后就是孟子提供的理论支持。
不管对内对外，儒家的治国理论基本就是这个思路。
这个思路大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人性当中，善占据了主要的方面。一个人在生活中坚持诚以待人，大部分人也会回之以诚信；一个领导在工作中坚持以身作则，他说的话下面的人就会更愿意去执行。反之，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严格要求下属努力工作、清正廉洁，自己却游手好闲、挥金如土、贪污受贿，那么下面的人就会有样学样，表面上装得很听话，背后都会乱来。
这些道理都是对的。但人性中除了善，还有恶的一面。如果不能对人性之恶加以有效的遏制，善行就会遭到非常严重的破坏。
比如，一个农民卖菜，不短斤少两、不以次充好，大家就都会来买他的菜，他也能赚到钱。这就是“诚以待人”的好处，是人性的善在发挥作用。但10个人当中，可能有一个坏人，拿100块钱的假钱来买他的菜，他卖了10块钱的菜，还找人90块钱。这样，一个坏人就能把农民从好人那里赚的钱全部骗走。
我在《这个国家会好吗：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里面，将这种现象称为“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这里只用一句通俗的话来总结，就是“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只要很少的恶行，就能抵消数倍的善行。
所以，人性之恶虽然只是次要方面，但绝不可忽视。你个人的仁义道德修养做得再好，能够感化很多人，但总有少部分感化不了的恶人。对这部分恶人怎么办？就是要以暴制暴，严刑峻法，坚决打击。
此外，善人也是有弱点的。一般情况下愿意行善的人，在诱惑达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很有可能会经不起诱惑而选择作恶。有的人可以抵制金钱的诱惑，但你找个美女去色诱，他可能就投降了；有的人自己可以省吃俭用，但不能看着老婆孩子吃苦；有的人绝不怕死，但如果威胁到家人，他也许就会害怕退缩……
这都是人性的弱点。所以，一个社会要弘扬正气，对外要争取和平，对内要政治清明、民生幸福，就不能光靠正面的鼓励和以身作则，一定要有足够的手段，来惩罚人性之恶带来的危害。
这个道理并不复杂，我想大家都很容易弄明白。真正需要深入思考的是：这么简单的问题，我们的大圣人、大思想家孔子、孟子为什么会想不到呢？为什么明孝宗朱祐樘这样努力勤奋，当了10多年皇帝也没想明白呢？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们研究或者学习某一种思想，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要结合这种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来分析和理解。
孔子和孟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国家四分五裂、诸侯混战的时代。旧的秩序已经崩溃、新的秩序尚未建立。那个时候的诸侯国，就是赤裸裸的暴力机构：对外持续打仗，拳头即真理；对内横征暴敛，不把老百姓的死活当回事。像孟子去游说各国的君主，这些君主就是纯粹的土豪，直接就跟孟子说：寡人好色、寡人好武、寡人好货，你讲的什么仁义道德我不感兴趣。反正就是穷尽人民的一切来满足他们个人的私欲，而且毫不掩饰，毫不羞耻，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孔子和孟子才认为：遏制统治者的私欲是重建国家秩序、保障民生幸福最重要的事情。他们才搞出来一套理论：当君王的，要像父母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以慈爱教育为主，不能搞残酷掠夺、滥刑滥杀，也不能穷兵黩武，没完没了地打仗。同时，为了说服君主赞成他们的理论，他们也论证说：只要君主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臣民，那么臣民也会像孩子对待父母一样忠诚孝顺，君主也就不用担心宝座不稳、自己的统治老是被各种政变推翻了。这样对双方都有利，难道不是很好吗？
儒家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孟子才劝说梁惠王：你不要老是讲个人的私利（王何必曰利）。你讲私利，那么你的大臣也讲私利，就不会忠于你；大臣的手下也跟着讲私利，就不会好好干活。这种情况下，国家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你要讲仁义，这样你的大臣也讲仁义，就会忠于你；大臣的手下也讲仁义，就会努力干活。这样，国家就会稳定发展了。
这个道理很明白，也很正确。一个国家、一个组织机构，如果大家都只关心个人的私利，这个组织机构是没办法正常运转的。为了让大家注意集体利益，领导人自己就要努力做到大公无私、勤政爱民，大力宣传国家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光讲自己的私利。孟子这么说完全没错。
孔孟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要求限制专制君主的权力，而不是鼓吹专制权力。自近代以来，因为我们落后了，所以不断反思自己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问题所在，就把孔孟的思想认为是专制的根基，这是一种误解。
专制王权早在儒家思想诞生之前就产生了，春秋战国哪一个诸侯的权力是靠儒家吹出来的？孔孟生前都很落魄，没有掌握过实权，也没有看到他们的理想有任何实践成功的希望。因为那是乱世，君主必须靠足够强的暴力才能生存下去，没有人愿意重用他们。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皇帝专制制度，也没有儒家什么事儿，靠的是法家思想。
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权威性不是来自儒家思想，而是来自组织军事力量抵抗外敌入侵和对抗自然灾害的必要性。这个问题我们在本书一开头就已经说过了。君主专制制度不来自任何理论，而来自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没有儒家思想，中国古代一定还是君主专制国家。儒家思想让君主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文明，更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利，维持社会稳定。这是孔子和孟子的最大贡献。
等到汉武帝决定“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候，他是把儒家思想当作一个“统治术”来使用的。秦朝独尊法家思想，刑罚过于残暴，人民不堪忍受，二世即亡；汉朝前期尊崇道家思想，政府无为而治，结果豪强横行，人民生活困苦。这种情况下，武帝乃决定用比较中庸的儒家来治国：既要宣传仁义道德，削减过于残暴的刑罚和苛刻的税负，又要“有为而治”，政府官员要积极行动起来，打击豪强、兴修水利等。这个决定，有利于国家发展和长期稳定，有利于提高政府治理水平。
从这个角度说，儒家思想是作为暴政的对立面出现的，所以它才片面强调仁义道德，较少关注严刑峻法和军事效率。因为它所产生的时代，一点也不缺少严刑峻法和战争。不是孔子、孟子想法幼稚，忽视了人性之恶，而是他们的关注点不在这上面。
但是，等到中国进入帝制时代以后，国家长期处于整体和平的状态，儒家思想成了唯我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这个时候，孔孟思想的局限性、片面性就凸显出来了。
帝制时代，儒家士大夫组成的官僚集团，成为国家最大、最重要的利益集团。他们就利用孔子思想中的这个局限性，并将其进一步夸大，无限地上纲上线，来进一步削弱皇权，维护自己集团的私利。
皇帝是通过战争来获得权力的，而战争的主要原则跟儒家思想无关。儒家学者无法掌握军权，他们能掌握的主要是两个：一是文化教育的权力，这个权力无论是军人还是太监都没法跟文官集团竞争；二是行政信息渠道，文官掌握着行政系统，深入州、县、乡，基层官员更是每天都跟老百姓打交道。反之，军事系统和太监系统都无法深入帝国的社会基层组织。帝国的社会状况到底怎么样，文官集团最了解，皇帝想得到这方面的信息只能依赖他们。
利用文化教育的权力，文官集团就可以按照他们的利益来记录和解释历史。皇帝从小所受的教育都是严格按照儒家史观进行的，教学者也是儒家学者，他们反复告诉皇帝：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只要勤政爱民、轻徭薄赋、反躬自省、从谏如流、重用贤臣，就能治理好国家。反之，就治理不好国家。此外，武将干政和太监干政更是祸国之源，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家一定灭亡。
于是，在深宫中长大的皇帝，有一些就真的被教育得对仁义道德的感化能力深信不疑，而对“人性中的恶”的重视程度或者理解程度严重不足。他们不了解官僚集团的贪污腐败和豪强地主的横行霸道会给人民带来多么严重的困难，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根本无法感化，只能用严刑峻法来处置，也无法想象为什么有很多官员明明一开始既正直又老实，到了实际工作中很快就变得又贪又奸。
皇帝也完全想不到，自己身边那些学识渊博、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贤臣们会为了个人的私利或者某个小集团的私利而欺骗自己，嘴上说一套背后干一套。
宋仁宗和明孝宗就是其中的典型。
主动放弃了对官僚集团的监督，严刑峻法就不再具有威慑力，皇帝就变成一个可以随便糊弄的冤大头，一个高高在上的傻瓜。
这个时候，文官集团就会利用他们掌握的第二种优势——行政系统的信息渠道，尽可能地控制皇帝，向皇帝隐瞒各种对他们不利的事实，让皇帝只知道文官集团想让他知道的事情。文官精英对皇帝的脾气、想法、思路摸得一清二楚，可以保证皇帝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一定会同意他们的结论，作出对文官集团有利的决策。
当然，作为回报，这类皇帝在文官书写的历史上就会被描写为旷世贤君，以便以后的皇帝继续模仿和学习。
与此同时，不用被监督、也不用害怕严刑峻法的文官集团，会不可避免地加速腐化堕落。
我们先假设，官僚集团中的所有人都是清廉正直的。可总有人意志比较薄弱，虽然在99%的情况下都能坚持原则，但是有1%的情况，比如涉及老婆孩子的问题，就会放宽标准。那么只要这个口子一开，后面通过他老婆孩子来求情的、送礼的人就滚滚而来，剩下的99%慢慢便也守不住了。这个人就算是被“腐蚀”了。这是第一步。
一个人被腐蚀以后，如果不受到惩罚，就会有别的官员受到鼓励——这家伙收那么多钱都没事，我也可以干。腐败的人数就多了起来。这是第二步。
然后，这些贪腐的官员就会团结起来，想办法把还在坚持原则的官员搞掉，换成跟自己一样贪婪的人，这样才有安全感，才好办事。这就是第三步。
通过这三个步骤，最初1%的“人性之恶”，就能毁掉一大片“人性之善”，让整个官僚集团变得腐败堕落。
在“郡县制”制度下，官僚集团是控制整个社会资源分配的核心阶层，一个腐败的官僚集团，可以把任何有利于人民的政策措施变成掠夺人民血汗的方法。在官僚体系整体腐败的情况下，任何改革、变法都是无效的。
比如，某地发生水灾或者旱灾，皇帝决定减免该地区一年的赋税。但官僚集团可能照收不误，只不过不上缴财政，而是落入自己的腰包。这种事情在朱元璋处置“郭桓案”的时候就发生过：朱元璋减免江南钱粮，郭桓等人照收不误，然后私分。
此后，整个明朝再也没有爆发过这方面的贪污案。那么，是没有官员再这么干了呢，还是没有被发现呢？我觉得应该是后者。
这种案子后来在清朝乾隆的时候又发生过一次。
甘肃布政使（甘肃行政长官）王亶望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开始，不断向中央报告甘肃闹旱灾、民不聊生，请求中央赈灾。中央不仅减免了甘肃的税负，还每年都拨付上百万两白银给甘肃买粮食。
这些钱粮被以王亶望为首的各级甘肃地方官员贪污。比如，兰州平番县知县何汝南在主持本县办灾两年间，虚开赈灾银子6万余两，给王亶望送了1.8万两，给兰州知府蒋全迪送了8000两，给陕甘总督勒尔谨买了6000两的礼物[24]，剩下的就自己贪污了。
王亶望在甘肃“赈灾”3年，被认为有功，被提拔为浙江巡抚。继任的甘肃布政使王廷赞如法炮制，继续不断地上报灾情，贪污赈灾钱粮。
到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发生起义，朝廷派大军前往镇压。大学士阿桂、尚书和珅亲自领兵前往，进入甘肃境内以后，不停地汇报说阴雨连绵，大军行动缓慢。
乾隆皇帝看到奏章以后，发现不对头：甘肃不是年年报旱灾吗？怎么军队一开过去就天天下雨？
皇帝于是撤换了陕甘总督，让新总督配合大学士阿桂彻查此事。这才发现，整个甘肃官僚系统，从县官到知府到布政使，全都联合起来贪污赈灾钱粮，彼此配合，今年这几个县报灾，明年那几个县报灾。
乾隆本来下令，贪污1000两以上的官员全部斩首，但是后来报告上来贪污1000两以上的官员实在太多，有数百人，基本上把甘肃县级以上的官员一网打尽了。没办法，乾隆只好把标准提高20倍，将贪污2万两以上的官员处死。最后处死了56名官员。勒尔谨、王亶望、王廷赞、蒋全迪均被处死。[25]
由此也可以推测，朱元璋在“郭桓案”中杀了1.5万人，主要原因应该是他的死刑标准太苛刻了，贪污80贯或者60两银子就要判处死刑，而不是这些被杀的人没有贪污，被冤枉了。
从“王亶望案”可以看得出来，在古代信息条件下，官僚集团要想忽悠皇帝是多么容易。甘肃那么大一个省，明明经常下雨，甘肃人民都知道。地方官偏偏说闹旱灾，皇帝竟然毫无察觉，每年上百万两的银子就这么白花了出去。官员们贪完了还要给皇帝报功，皇帝还要给他们奖励、升官。如果不是他们实在太贪婪，贪得丧失了理智，连续七八年，年年报旱灾，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发现。
“王亶望案”是被发现了的冒赈案，那么中国历史上，史书中所记载的那么多赈灾活动，类似的冒赈案却没有被发现的又有多少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历史书，歌颂某个皇帝对人民很仁慈，总是不断地减免钱粮、组织赈灾。我们就要问：这些“仁政”真的能落到老百姓头上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官僚系统是否清廉、监察系统能否独立有效地运转。
像朱元璋和朱棣那样，对官员很“残暴”，还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来盯着官员干活，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估计，他们的大部分赈灾钱粮应该是能够落到老百姓头上的。
反之，在史书上被歌颂为“贤君圣主”的仁慈皇帝，像明孝宗和宋仁宗这种，虽然史书上大量记载了他们减免钱粮、组织赈灾、兴修水利的“德政”，但是下面的官僚根本不怕干了坏事被皇帝知道，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用担心受到多大的处罚，那么，这些“德政”很有可能就没有让老百姓得到好处，好处大部分都被官僚系统拿走了。
政治活动必须遏制“人性中的恶”对善行带来的破坏。如果人性中只有善的一面，那政府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治理必须重视“惩恶”。政府只要把社会上的恶行镇压下去，那么社会上的善行自然就会发扬光大；最高领导者只要把官僚集团内部的贪污腐败之徒加以严惩，那么在官僚集团内部，清正和廉洁自然就会大行其道。因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善的一面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只要没有恶去破坏它，它自然就会蓬勃地发展起来。
三、“武周革命”：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总结完了朱国桢列举的“三大圣君”的执政得失，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圣君的反面，看一下历史上以残酷或者任用酷吏而出名的君主在治理国家方面的成效。
在大一统帝国的君主中，对官僚系统最残酷无情的当属朱元璋。
第二名是武则天。她“任用酷吏”的名头是最响亮的。来俊臣、索元礼、周兴这些人物，还有“请君入瓮”、《罗织经》这些“中国酷吏史”上大名鼎鼎的词汇，都跟她任用酷吏密切相关。
第三名应该是汉武帝。他手下的王舒温、宁成、张汤等酷吏也相当有名，仅次于武则天手下的来俊臣、周兴。反倒是第一名朱元璋手底下没什么有名的酷吏。主要原因是朱元璋是皇帝中的“劳模”，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动手，汉武帝和武则天手底下所有的酷吏加起来都不如朱元璋自己下手重。
朱元璋和汉武帝的故事前面都讲过了。武则天的故事有必要再梳理一下。
武则天能够以女人身份当上皇帝，主要原因是她赶上了一个好时代。
经过十六国和南北朝的混战，军功出身的英雄人物逐步掌握了政权，而门阀家族势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出身于关中和西北地区（这些地方在十六国时期战乱最为频繁）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成为统治的核心力量。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和唐朝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都属于这个集团。关陇贵族的势力虽然也是家族传承，但他们本来出身于平民，依靠军功获得地位，而且胡汉混血，门阀观念相对薄弱一些。唐太宗李世民编《氏族志》的时候，把关陇贵族的家族排名提前，把中原和江南一带传统门阀家族的排名压后。
李世民对门阀势力只是打压，而不是打击。他努力避免内部太多的杀戮，选择了一种休养生息的治国策略。对刚刚从战乱中恢复的中国来说，这种政策是明智的。他的“贞观之治”也像“文景之治”一样，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快速复苏。
与继位守成的汉文帝不同，唐朝的江山有一大半是李世民打下来的，他的皇帝之位也是发动“玄武门兵变”杀掉哥哥后夺过来的。他强有力地控制着军队，对军队和官僚集团的腐败行为保持着高度警惕，并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反贪法律（比朱元璋还严厉），受贿15匹绢就要处死刑。15匹绢的价值无论怎么折算也值不了60两银子。但李世民不像朱元璋那样坚决执法，也不会像朱元璋那样发起火来就突破法律的限制大开杀戒。他比较能够听取臣下的劝诫，克制自己杀人的冲动，在实际处置过程中大量用苦役和流放来代替死刑，以避免制造无法挽回的冤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