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混战期间，突厥等北方少数民族趁机崛起，对中原政权的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李世民的主要注意力其实并不在内政，而是要彻底解除来自北方的威胁。在关陇军事贵族的支持下，贞观时期的唐帝国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文景之治”无法比拟的。
后世对李世民的态度比较复杂，一些人因为他不滥用死刑和善于听取臣下意见而视之为“圣君”，像汉文帝、宋仁宗一样；但另一些比较迂腐的学者，则认为用军事政变夺取政权是“大逆不道”，对外不断发动战争开疆拓土是“好大喜功”“滥用民力”。这说明李世民既知道宣传仁义道德、反躬自省、任用贤人，用儒家的那一套东西来教育人民和官员，又没有对“人性中的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懂得正确地运用暴力手段来解决靠仁义道德说服不了的敌人和贪官。
唐太宗执政时期，关陇贵族和门阀家族处于一种被控制和被利用状态，但没怎么被削弱。太宗死后，没有了强势皇帝的控制，关陇贵族和传统门阀有合流的趋势，对上限制皇权，对下排挤科举出身的寒门士大夫。宰相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之胞弟，属关陇贵族；副宰相褚遂良出身于江南门阀家族，是传统门阀势力的代表。两人倚仗自己是唐太宗身前“托孤”的顾命大臣，联合起来架空皇帝，大权独揽。
武则天的父亲是一个无名之辈，在唐灭隋的战争中靠军功当了一个小官，然后把女儿送进宫当了低等级的才人。她应该没有得到唐太宗的宠幸。唐太宗和后妃们生了35个孩子，武则天后来也给唐高宗生了6个孩子，二人生育能力都很强，但武则天没有为太宗生过一个孩子，可见唐太宗并未怎么宠幸她。她只是找到机会认识了当太子的李治。李治登基后，武则天才得到宠幸，想要当皇后。这个想法遭到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的强烈反对，因为当时的皇后来自太原王氏，属于门阀世家。褚遂良对皇帝说：你要想换皇后可以，但应该在门阀家族里面挑选，绝不能选出身寒微的武则天。
李治对此很生气，之前他就已经对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擅权很不满了，现在竟然连换皇后这种纯粹的皇家内部事务都要受到他们的限制，实在忍无可忍。此时，没有门阀背景的老臣徐世 （也就是《隋唐演义》和《说唐》里面著名的徐茂公，他是农民起义出身，后来归降李世民）表态支持皇帝，说：“这是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
徐世 是开国元勋，跟随李世民消灭窦建德、平王世充，带兵平定江南，开国后又与李靖一起征讨突厥，活捉颉利可汗。最牛的一仗就是徐世 以6000骑兵翻越阴山，大破处于鼎盛时期的少数民族薛延陀部落，斩首和俘虏5万多人[26]，从此薛延陀部落走向衰落，直到4年后被唐军彻底消灭。唐高宗时期仍然在朝为官的开国元勋中，数徐世 战功最为突出，在军队里面最有威望。因此，他的表态至关重要，意味着军方站在了皇帝一边。只要军方不出问题，文官系统是搞不定皇帝的。此外，很多不是来自门阀贵族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也纷纷表态支持皇帝。李治遂下定决心，把武则天封为皇后。
武则天原本未必对政治抱有多大的野心，只不过想当上皇后，为此多次向两位宰相示好，希望顺利上位。但长孙无忌和褚遂良过分托大，让她明白，以自己卑微的出身，她绝不可能得到门阀贵族的尊重，要想当上皇后、当稳皇后，必须寻找新的政治势力支持。
她运气很好，正好赶上了中华帝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政治结构剧变：隋唐科举制度建立以后，来自中下层的精英分子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向正在没落的门阀贵族阶层发起了挑战。
武则天和李治一起，大力打压门阀贵族，先把褚遂良贬谪到边远之地，又以谋反的罪名逼死长孙无忌，清洗他们的家族和党羽，非高门士族出身的官员得到重用提拔。
武则天以皇帝的名义，把李世民编的《氏族志》改为《姓氏录》，规定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就都可以入谱，只以官位来定尊卑，在官方意识形态上彻底取消了贵族门阀的特殊地位。又下令增加“殿试”，皇帝直接选拔科举考试的优胜者，加强皇权与科举精英们的直接联系，并把初唐时期每年4～7个进士的录取名额增加为20人，然后又让这些人去巡视各地，选拔推荐人才，培养独立于门阀贵族的政治势力。又新设“武举”，用比武测试的方式来选拔军官，削弱关陇军事贵族对军队的控制。
李治对武则天言听计从，在生病期间就把朝政完全委托给她处理。从公元664年起，二人同时上朝与大臣讨论政务，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史称“二圣临朝”。其间的原因，不仅是李治被女色所惑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武则天的政治路线与他完全一致：通过打击门阀和贵族来加强皇权。
李治死后，武则天以太后身份执掌大权，更无所顾忌，任用来俊臣等酷吏整肃门阀世家和关陇贵族，“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旧连坐流窜者千余人”，同时也把分封到各地的李氏皇族屠杀殆尽。一切准备成熟以后，武则天就废掉儿子，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周。
女人当皇帝这种惊天巨变，仅靠政治阴谋是不可能实现的。核心原因是新兴的科举精英集团需要突破门阀贵族的压制。武则天抓住了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与这股政治势力结盟，采取铁血政策镇压门阀贵族，把帝国官僚系统做了一次彻底的大换血。这些新任官员需要武则天长期执政以保证他们的政治地位，于是就满足了她当皇帝的梦想。等他们把位置坐稳以后，进士出身、被武则天大力提拔上来的宰相张柬之就发动兵变逼迫她退位了。此后，科举精英垄断了文官系统，这种离经叛道的事情就不再被允许了。宋朝和明朝的太后连专权的机会都没有，更别说当皇帝了。
这个过程被称为“武周革命”。
有人把武则天的整肃行动视为山东士族对关陇贵族的攻击；也有现代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庶族地主”对“士族地主”的革命，是地主阶级内部的革命。这些说法都失之偏颇。
首先，褚遂良不是关陇贵族，而是江南士族。王皇后也不是出身关陇贵族，而是传统门阀士族。前一说法在这两个关键人物身上就不成立。
其次，武则天的用人原则与经济地位无关，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科举考试等非血缘标准来选拔人才，排挤依靠家族势力取得官位或者军权的人物。她在当皇帝以后提拔重用的最有名的几个大臣：狄仁杰、张柬之、姚崇、宋璟等，出身各不相同，但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
“武周革命”后，仍然有很多出身于以前“望族”“大姓”的人物成为政府高级官员，但他们主要是通过科举和政绩来获得地位，而不是依靠出身。历史悠久的名门望族在教育后代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武则天及其之后的统治者也尊重这种优势。科举制度并不是消灭名门望族，而是通过公平竞争，让这些名门望族可以为国家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同时也为非名门望族的人才提供晋升之道。
所以，“武周革命”本质上是“科举革命”，是官员选拔标准的革命，所以用地域来划分或者用阶级属性来划分都失之片面。
四、“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朱元璋、武则天和汉武帝这三个最著名的铁腕皇帝，在整顿吏治方面都很舍得下重手，但各自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朱元璋主要就是反腐败；武则天是消灭门阀贵族的政治特权，任用科举出身的人才来主导帝国官僚系统；汉武帝则主要是打击豪强势力与官僚集团的合流。
这几个皇帝，对臣下并不怎么讲仁义道德，而是更多地强调监督和处罚，用比较血腥的、恐怖的手段来保证自己的意志得到贯彻。在古代的正史记录中，他们的形象都不太好，被认为是残忍好杀、猜忌多疑的“雄猜之主”。
现在我们从治国效果的角度，把这几位“雄猜之主”跟朱国桢所说的“三大圣君”来作一个比较。分为军事、内政及其去世之后50年内的国家状况[27]。
表8-1的对比应该很能说明问题了。在这三个方面中，内政情况是最难以考证的，因为儒家官员的记录，一般都是把他们视为圣君的皇帝的治理情况描述得十分美好，而把他们认为是暴君的皇帝治理下的社会描写得民不聊生。而这个“民不聊生”里面的“民”到底是哪一部分人，很有可能是一笔糊涂账，也许真的是普通老百姓，也许只不过是豪强世家和权贵阶层。在没有其他确切材料的情况下，我们基本还是采信正史的记载。
表8-1 不同治理模式的最高领袖治国成绩对比
① 后突厥默啜可汗长期与唐朝边防军作战，互有胜负，但总体而言后突厥占据了优势。一直到公元697年后突厥因为在其他方向作战失利，不愿再与唐朝作战，默啜可汗派人进长安请求和亲，武则天虽未答应和亲，但重赏了使者，此后双方达成了和平默契，一直到武则天去世都未再有战争。（赵沈亭：《武则天执政时期应对后突厥的政策》，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续表
*注：包括武则天“二圣临朝”以及她当太后和皇帝的整个时期。
真正比较可靠、难以作假的记录，应该是农民起义、对外战争的胜败和去世之后50年的国家大事。这些大的事件，任谁来记录历史，都是无法篡改或抹杀的。
对外战争的胜负跟人民生活之间，不完全表现为正相关或者负相关。需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个方面，发动战争会产生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消耗，会增加人民的负担。
第二个方面，不管主动出击还是被动防御，战争对于保卫人民的正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没有平民保护观念的古代尤其如此。一旦外敌入侵中原腹地，就会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死亡，这是比任何兵役和税负都要可怕的灾难。所以，战争带来的负担不能片面理解为统治者好大喜功、穷兵黩武。
比如杜甫写的《石壕吏》，描写了安史之乱后政府强制征兵，给一对贫苦老年夫妇造成的悲惨状态。但当时国家陷于一片混战，首都被叛军攻占，人口死亡数以百万计，这里面的人间悲剧就更多。如果政府不能靠狠心征兵来稳定局面，就会造成更多的悲剧。这是一种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的矛盾——不可能既让大家都安居乐业，又成功地镇压藩镇军事叛乱。古代社会的生存竞争非常残酷，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金兵南侵，蒙古灭宋，清军入关，造成的死亡人数都以千万计。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民族要保持内部和平、人民生育繁衍，在古代社会，不可能不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人人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谁也不出来承担这份牺牲，那最后灭亡的时候只会更惨。中国古代很多文人墨客，用诗词歌赋记录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痛苦，这是很有人文关怀的，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古代战争的意义。
第三个方面，军队战斗力和政治腐败程度直接相关。我们前面说过，军队不可能独立于官僚体系保持清明或者腐败。如果对外战争能够不断胜利，一般来说，内政就应该是比较清明的。像李世民、朱元璋时代，能够不断取得对外战争的胜利，可以推断出来这一时期国内的官僚体系必然是比较清廉高效的，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就差不到哪里去。
所以，我们可以用战争的规模和次数来衡量人民的负担，以战争的胜率来衡量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再参考农民起义的情况，就可以非常粗略但比较客观地了解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态。这些情况，即使是掌握着历史话语权的文官们也无法作假。
朱元璋时代，对外战争次数不多，但胜率极高，基本就是全胜。朱元璋开国早期农民起义很多，但大都是新纳入管理的少数民族地区，还有就是陈友谅、张士诚这些敌对势力的残部。这些残部被陆续平定以后，到了洪武中后期，农民起义就基本绝迹了，呈现出天下太平的状态。对底层老百姓来说，这应该是最好的时代。
唐太宗和汉武帝时代，对外战争次数很多，胜率同样极高，说明内政应该比较清明。唐太宗大力反腐败，汉武帝铁腕整治豪强，都是有效的。但战争太多，有一些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增加了人民的负担。唐太宗征讨高句丽以失败告终，汉武帝征讨大宛和卫满朝鲜也只是惨胜，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到了贞观后期，人民负担沉重、生活困苦的情况比较突出。汉武帝后期，甚至出现了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的情况。
比较特殊的是武则天时代。汉武帝、唐太宗、朱元璋都是没有什么私心的，整顿吏治也好，打击豪强也好，发动战争也好，主要目的都是为了把国家治理好。但武则天不一样，作为女人，不管是以太后身份执政还是当皇帝，她的权力合法性都存在问题。在任用酷吏的过程中，武则天既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有比较重的巩固个人权位的私心，故意制造了一些冤狱，用来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
这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一大批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被错杀。在武则天从皇后到当皇帝这段时间，军队战斗力被严重削弱，对突厥和契丹的战争接连失利。如果她以太后的名义长期掌握实权，那么她既不会遭遇晚年兵变，也可以把国家治理得更好。所以这些问题主要都是她自己的野心和虚荣心作怪造成的。不过，等武则天皇位稳固以后，新的将领被培养起来，军队战斗力恢复，局面得以改观，最终成功镇压了契丹的叛乱，军事实力没有受到很大的损害，经济社会仍然继续向前发展。
然后就是汉文帝时期，对外基本无战争，人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负担，国内经济快速地恢复性增长。但对内过度放任自流，豪强势力坐大，经济增长的好处大部分没有落到人民头上。这段时期国内保持和平，几乎没有农民起义。人民生活状态整体应该好于唐太宗和汉武帝时期，但也把很多问题留给了汉景帝和汉武帝去解决。汉武帝后来进行了大规模战争，人民负担沉重，也是在为汉文帝的和平政策还债。因为匈奴的威胁早晚要解除。你不打匈奴，匈奴始终会在那里，还会跑来打你。而且越晚开打，匈奴势力越强。对豪强也是一样，你不去收拾他们，他们就会日渐膨胀。所以汉文帝得了仁慈的好名声，让汉景帝和汉武帝来给他收拾残局，背负了任用酷吏、刻薄寡恩的坏名声。
如果汉文帝能够像唐太宗一样，一边对内休养生息，一边对外采取必要的战争来打击匈奴，一边适度地反腐败和打压豪强，那么后来汉武帝面临的内外军事、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
当然，也许关键问题还是汉文帝不是开国皇帝，没有李世民、朱元璋那样的战争指挥能力，在开国之初就能对外大打出手，所以就只能休养生息，把经济底子打好，把军事问题留给后代去解决。
至于像宋仁宗、明孝宗这样的皇帝，虽然儒家学者把他们记录成圣君，称赞其内政治理的功绩，但对外战争连续惨败以及身后连续不断地发生农民起义和大变法，这些都将当时内政的腐朽显露无遗。
表8-1中还出现了两位皇帝前面没有细说，需要补充介绍一下。一个是汉景帝，一个是明宣宗。
五、景武霸业：汉景帝与汉朝酷吏政治的发端
“文景之治”主要是指汉文帝时期，汉景帝长期不被重视，有人认为他只是汉文帝政策的模仿者。这种看法是错误的。
汉景帝是个狠角色，跟他的父亲完全不是一个治国思路。他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吴王刘濞的世子（汉景帝的堂兄弟）进宫，跟他一起下棋。这个吴世子也是从小娇生惯养的，脾气很大，下棋的时候耍赖，出言不逊，汉景帝当时就抄起棋盘对其一顿暴打，竟然把他给打死了。这事儿应该是失手造成的事故，但也可以看出来汉景帝从小就是不好惹的主儿。
汉文帝时期，把铸币权下放。邓通是汉文帝的宠臣，因为用嘴为汉文帝吸身上的痈而深受文帝信任。他的家族也是四川地区的大豪强，被汉文帝授予了自行铸造钱币的权力，富可敌国。但是，汉景帝一上台就取消了邓家的铸币特权，然后将邓通抄家，一枚铜钱都没给他留下，最后邓通竟然被饿死了。
然而邓通只是小问题，吴王和楚王这些大的封王不仅有铸币的权力，在其封国范围内还有行政、征兵、征税的权力，这才是最可怕的。他们在汉文帝时期过得很滋润，实力迅速壮大，甚至已经到了可以威胁中央政权的地步。汉文帝对他们的宽容可以说是养虎为患。汉景帝收拾完邓通之后，就又开始“削藩”，减少诸王的封地和权力，激起了“七国之乱”。
汉景帝派兵镇压，下诏：“以深入多杀为功，比三百石以上皆杀……敢有议诏及不如诏者，皆腰斩。”铁腕之下，“七国之乱”只用了几个月就被平定了。七个叛乱的封王全都被杀，无一幸存。平定叛乱之后，汉景帝立即把封国的各项权力取消，只保留他们的土地收益权。
削藩成功之后，汉景帝又开始大力整肃豪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酷吏”郅都登场。
郅都这个人性格耿直，“敢直谏”，做事情不留情面。史书说他敢于“面折大臣于朝”，就是当众不给人面子的那种。
济南郡的 氏家族，仗着宗族户多人众称霸地方，属于地方豪强的典型代表，地方官“莫能制”。汉景帝于是拜郅都为济南太守，处理此事。郅都到任后，立即将 氏家族的几个首恶分子诛杀，开西汉以严厉手段打击豪强之先河。严刑峻法之下，济南郡的治安很快好转。
随后，汉景帝又调郅都到长安管理首都地区治安。郅都不避权贵，凡犯法违禁者，不论何官何人一律依法严惩。高官显贵对他是又恨又怕。偏偏郅都为官清廉，他们抓不到把柄。只能侧目而视，背后称郅都为“苍鹰”，意思就是说他执法异常凶猛。
汉景帝的儿子临江王刘荣在封国违法侵占土地，被召回京受审。郅都严厉审讯，刘荣恐惧，在狱中自杀了。窦太后得知孙子的死讯，异常愤怒，要求皇帝严惩。汉景帝为了保护郅都，将其革职回家，让太后眼不见为净。
匈奴入侵雁门关，汉景帝又想起郅都来，瞒着窦太后悄悄地派他去担任雁门令。郅都打退了匈奴的进攻。但这事儿被窦太后知道了，她就越过皇帝直接派人去把郅都逮捕下狱，然后再要求汉景帝严惩。汉景帝说：“郅都是忠臣。”窦太后说：“难道临江王就不是忠臣吗？你要想保他可以，把我孙子还给我。”汉景帝无法回答，只能同意把郅都处死。
郅都生前，对亲戚朋友的各种请托总是一律拒绝。他说：“既然已经抛弃父母、远离故土来当官，我就应当在官位上奉公尽职，保持节操而死，终究不能顾念妻子儿女。”现在因为这样被处死，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吧。
后来汉景帝又任用了好几个类似的酷吏，杀掉了一大批贪官豪强，并且把地方上的部分豪强迁徙到关中来给他建造陵墓。正因为在汉景帝治下发生了一系列比较血腥暴力的事件，虽然大家都说“文景之治”，但儒家学者一般不把汉景帝视为圣贤的君主，而只推崇汉文帝。
汉景帝时期之所以继承了汉文帝的部分经济政策，主要是因为窦太后在那里管着。窦太后非常喜欢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对儒家很反感。她要求诸大臣都要熟悉道家理论。而汉景帝则很喜欢和儒生们讨论治国方略。其中有一个叫辕固的，有一次被窦太后叫去问《老子》，辕固说：“这不过是平常的言论罢了。”窦太后怒道：“《老子》当然比不过你们儒家的书了，把人当成犯人来管束。”就罚他赤手空拳去兽圈里面打野猪。汉景帝悄悄地给了他一把锋利的匕首，辕固才没被野猪咬死。在窦太后的严管之下，汉景帝身边的儒生们只能坐而论道，不能掌握实权。
从汉景帝削平藩王和任用酷吏等种种作为来看，把他归为“雄猜之主”的行列显然更为合适。
也正是因为有了汉景帝镇压“七国之乱”、加强中央集权以及打击豪强的举动，汉武帝上台后才能集中全国资源发动对匈奴的连续打击。如果汉景帝也跟汉文帝一样继续无为而治，那等到汉武帝时代，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内乱（包括诸王叛乱、豪强割据和农民起义），而无力对外征战。在打击豪强和重视儒家方面，汉武帝实际上是继承了汉景帝的做法，只是进一步加强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说，“文景之治”和“武帝霸业”的说法可能并不合适，应该称为“文帝之治”和“景武霸业”更准确。
六、仁不秉政：“仁宣之治”与明朝衰落的开始
第二个需要补充说明的皇帝是明宣宗。
《明史》里面把明仁宗、明宣宗和明孝宗并列为明朝三大圣君。明仁宗朱高炽登基不到一年就去世了。《明史》把他抬得很高主要是他为朱棣“靖难之役”后冤杀的大臣平反了，说他们忠于建文帝的行为是正确的。这个事情很得文官集团的欢心。不过除此之外，明仁宗没有时间来证明自己在其他方面的治国才能。明宣宗则执政10年之久，需要细说。
明宣宗和明孝宗的风格非常相似，就是勤政、节俭、任用贤臣、对外主张和平主义、不怎么重用太监等。基本就是一个模子出来的，浓浓的儒家风格。
明宣宗处在明朝的前期，继承的是朱棣开拓出来的强盛江山，而且只当了10年皇帝就去世了，内政方面的问题比明孝宗时代要少得多，也没有叶淇变法、治理黄河这些事儿。还有就是，明宣宗毕竟是朱棣亲手教出来的，跟着朱棣多次远征大漠，所以打仗方面水平要高一点。登基3年以后，明宣宗御驾亲征，出喜峰口，在会州打败蒙古骑兵，也算是威风了一把。又派遣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享受到了“永乐盛世”的余晖。
但“仁慈君主”的通病在明宣宗身上也同样存在，主要就是被文官们团结起来忽悠。明宣宗时期著名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在忽悠皇帝方面也不含糊。
其中问题最严重的是杨荣。这个人比较懂军事，深受朱棣的信任。在“三杨内阁”里面，杨荣算是军事问题的专家，边防的事情皇帝一般都问他。但他也很能受贿，跟边将之间有很多说不清楚的经济往来。阁臣勾结边将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些事情渐渐被明宣宗察觉，他就单独召见首辅杨士奇，说：“我听说杨荣经常收受边将的礼物，其中就包括军马，而且数量还不小。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杨士奇就装糊涂，说：“不知道。我觉得不大可能，我看杨荣家没养多少马呀？”
明宣宗说：“你不知道，他收了马之后很快就拿到市场上去卖了。这些事情我都调查清楚了。还有就是杨荣老是跟我说，要求起用一些被贬谪的边将。这些将领都是太宗（朱棣）处罚的，我也查问过，罪名确实。根据旧制，这些人是不能起复的。我觉得这跟他收了边将的钱有关系。这种人我看不能放在身边当内阁辅臣（荣交通边将甚密，岂可任于亲密之地）。”
杨士奇说：“杨荣是老臣，跟随太宗多年，对边防的情况很熟悉，跟边将关系好也是正常的。边将能干与否、边防强弱如何，他知道得最清楚。我跟杨溥都不如他。现在用人之际，虽然有这些问题，我看对他的错误还是要包容。”[28]
史书上说，明宣宗听了杨士奇这番话，也就作罢了。明宣宗还觉得杨士奇宽宏大量，不排挤同僚，对他更加信任了。真搞不懂这个皇帝是什么逻辑。
杨荣得知此事以后，非常感激杨士奇，从此二人关系更加密切。杨荣贪污受贿当然毫不收手（反正皇帝都调查清楚了也没把他怎么样）。所以后来杨荣的孙子杨泰、曾孙杨晔父子二人也是有样学样，行贿受贿，在老家横行霸道，打死人命，最后被汪直收拾。
杨士奇自己也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好处。杨溥是个老实人，不主动拿主意，什么事情都服从领导安排。而杨荣之前对杨士奇不太服气，因为杨士奇不是进士出身，是朱棣编《永乐大典》的时候招进翰林院的普通文人，后来因为机缘巧合得到重用，把干了6年首辅的杨荣给挤到次辅的位置上去了，所以二人关系一直不好。现在杨荣也欠了杨士奇的大人情，内阁就在杨士奇的领导下变得更加团结了。
杨士奇的儿子在老家也是横行霸道，为了争夺田地的事情，累计打死了数十条人命。在当地民愤极大，地方上无人敢管。内阁也一直捂着不让明宣宗知道实情。直到明宣宗死后，朱祁镇继位，太监王振才下令追究杨荣的贪污和杨士奇儿子的人命案。杨士奇的儿子被捕，但看在杨士奇的面子上，没有立即判刑，只是关着。等到杨士奇因病去世以后，才将其处决。
杨士奇在内阁任职长达40余年，其中担任首辅21年。内阁在他的领导下，养成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非翰林不能入阁。因为杨士奇和杨荣都是从翰林院提拔起来的，所以就喜欢提拔自己在翰林院的门生弟子。慢慢地，内阁就形成了这么一套规矩：内阁主要成员都在翰林院兼职，内阁首辅一般会担任翰林院的一把手，然后就会从翰林中挑选优秀的人来当自己的“学生”，形成师生关系。这就建立起了比较稳固的利益同盟。然后首辅就会任用自己的学生做官、入阁。这样，辅臣退下来之后，他们的学生还在，就可以继续照顾他的利益，保持他的影响。这就有了“非翰林不能入阁”的传统。
这个传统极大地加强了科举精英的利益集团化，用师生之间的裙带关系来取代任人唯贤和政绩考核的基本原则。更重要的是，它封闭了地方上实干派官员的晋升之路。一个人考中进士之后，最重要的不是到地方上历练，而是赶紧到翰林院混日子，等着被首辅大人或者其他阁臣相中，当他们的“学生”，然后就可以平步青云，等着入阁拜相了。
为什么中央领导喜欢提拔翰林而不喜欢提拔基层实干派官员呢？因为翰林没有政治资本，是否被重用全凭领导的“眼光”，受到提拔任用就必须向领导个人效忠，报效“知遇之恩”；实干派在地方上有资历、有政治资本，出了成绩晋升是应该的，提拔上来后未必买领导的账。所以用翰林更有利于扶植私人势力。
杨士奇和杨荣还干了两件“大事”，跟后来的刘大夏“交相辉映”：第一就是安南不断出现暴动，军队虽然不断地镇压，但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效。他们就劝明宣宗主动从安南撤兵，放弃了今天越南北部的领土。第二就是终止了下西洋的活动。理由都是这两件事劳民伤财。
这样，在明代最有名的“三杨内阁”主持下，内阁大臣带头贪污；带头纵容子女违法犯罪；带头拉帮结派，提拔亲信，又互相袒护；共同劝诫皇帝要宽厚仁慈、不要随便处罚犯了错误的官员或将领。他们这样做，当然被官僚集团交口称赞，视其为大贤臣。但是，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腐化堕落的速度大大加快了。
杨士奇他们主张放弃安南，是因为老是有独立势力煽动人民起义，镇压不完。这样的主张说起来是利国利民。但为什么老是有人民起义呀？就是因为官僚体系和军队加速腐化，官逼民反。为什么官僚体系加速腐化，选不出像样的、能干的官员去管理安南？根子就在内阁。重要的官员都是内阁选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明王朝20年前刚征服安南，20年后就选不出能镇守的官员出来了？内阁用人不当、任人唯亲恐怕才是主要原因。
还有，为什么军队20年前能够攻下安南，现在反而连小规模的反抗都镇压不了？20年前又是迁都又是下西洋又是打蒙古残部的，啥事儿都没耽误，现在下西洋也停了，都也迁完了，蒙古残部也不打了，光剩下一个安南都守不住。战斗力下降如此厉害，又是谁的责任？边将在任用之时，皇帝都会征求杨荣的意见，杨荣以内阁大臣身份收受军马贿赂，为违法犯罪的边将说情，军队战斗力能不下降吗？
杨士奇和杨荣把持内阁20多年，特别是仁宣两朝，皇帝对他们可谓言听计从，难道他们不该对安南的丢失负首要责任吗？
一个地方的吏治没搞好，选派官员不当，激起人民反抗，然后又无力平乱，大臣们就做出忧国忧民的样子，请求皇帝节约军费，放弃万千将士浴血奋战才取得的国家领土，难道不是千古罪人吗？这样的官员怎么能被称为贤臣呢？
杨士奇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官僚主义领导，是“和稀泥”的高手。在朱棣执政的时期，他就是这样。凡是有官员的过失被举报到朱棣那里的，杨士奇都想办法劝皇帝不要追究。
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托人到北京到处送礼。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份送礼名单竟然被朱棣看到了。名单里面没有杨士奇。朱棣就召见杨士奇询问如何处置。杨士奇说：“徐奇当时去广东上任的时候，群臣作诗文赠行，当时恰逢我得病未有参与，所以唯独没有我的名字。如果我当时无病，是否有我的名字也未知。况且赠礼都是小东西，应当没有其他意思。”朱棣听从了杨士奇的意见，烧毁了名单，不追究受贿官员的责任。这个事情传出来，百官自然又是对杨士奇交口称赞，视之为千古贤相。所以他在内阁做官，大家都表示支持，以致杨士奇稳稳当当干了20多年首辅，波澜不惊。
明仁宗年间，有一个御史在写奏章之前总喜欢到处拿给别人看，作为炫耀。这是严重违反监察纪律的行为，等于公开了你要弹劾谁、找谁麻烦，当事人知道了就可以提前花钱或者托人来摆平。明仁宗下令对其作降职处理。杨士奇向皇上说情，又把他官复原职。
从史书记录来看，杨士奇自己其实倒还颇为清廉，不怎么贪污，而且工作勤奋踏实，工作之余主要就是读书和写文章，有很多文集流传于世，怎么看都是大臣的典范。但他同时又是一个手段高明的“好好先生”，只关心自己的官位是否稳当，同时处事圆滑，谁都不得罪。别人要整他，抓不着把柄；他也不会主动整人，对手下的各种过失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宽容。这种人是官僚集团最喜欢的。至于说工作勤奋，制定了很多好政策，那都无所谓，反正这种官员不会处罚人，官僚集团自然会按照对他们有利的方式去执行那些政策。
而杨荣呢，就是一个既聪明能干又贪婪的家伙。他在建文帝手下不得志，趁着朱棣造反攻入南京，就主动跑去拜见朱棣，说：“陛下应该先去太祖（朱元璋）坟前祭拜，再去皇宫称帝。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这次政治投机非常成功，朱棣因此对他另眼相看，加以重用。他从此飞黄腾达。
如果一个官员靠政治投机往上爬，坐在位置上又搞贪污腐败，还要说这个人是个好官、贤臣，恐怕就难以让人信服了。
对官员们来说，首辅大人不拿钱就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情，这是高风亮节；次辅大人收了钱就在皇帝面前为他们说情，这也不错，是诚实守信。这些都是贤臣。
这种风格的官员，在朱棣这种“恶霸皇帝”的领导下还是能做点实事的。朱棣其实不怎么反贪污。他杀人最多的时期主要是刚刚夺取皇位之后，对建文帝旧臣进行了清洗。政治反对派被清理干净以后，他对官员的特权腐败问题不太上心。所以我们不把他列入“雄猜之主”的行列。但作为创业皇帝，他是很不好惹的，做事情极有主见，也不容易被糊弄，还搞了个东厂盯着大家干活，谁偷懒收拾谁。杨士奇和杨荣在他手下，就能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建言献策。提得好的朱棣就接受，说得不对的朱棣就不听。至于军队管理，都是朱棣亲自在抓，杨荣也没机会替犯了法的将领们说情。
到了明宣宗时代，问题就很突出了。明宣宗自己什么事情都拿不定主意，又心慈手软，完全依靠着“二杨”主持政府工作。这两个人，一个好好先生，一个贪污受贿，你说这国家能治理成啥样？边将给杨荣送马难道会白白付出？一转身肯定要从军队里面把好处捞回来。反正皇帝是个软蛋，首辅是个和蔼可亲的老人，次辅天天收黑钱，拿钱就办事，还有什么可怕的？侵占军队土地、役使士兵给自己干私活、私吞军费军马、提拔手下主要看谁送钱送得多，类似的行为自然就一发而不可收了。
军队纪律的败坏，军屯制度的废弛，就是从宣德时期开始的。宣德三年（1428年），明宣宗到边关阅兵，就已经发现军队队伍不整、对军令反应迟缓，下令把相关将领的衣服脱掉，以示羞辱。一个叫夏原吉的大臣就反复劝谏说：“将军们都是国家的利刃，怎么能够这样冻着呢？万一冻死了怎么办？”明宣宗耳朵又软了，说：“看在先生的面上，就饶了他们这次。”也就不再追究将领们懈怠的责任。
夏原吉、杨士奇这些人总的来说都是好人，而且聪明能干。但治军治国这种事情，光靠勤奋能干、待人宽厚是不行的。大臣这样做还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就是负责行政嘛，但是掌握最终生杀大权的皇帝也这样，问题就严重了。
就像朱元璋在《大诰》里说的：“这军官们，如今害军呵！他那心也哪里是个人心？也赶不上禽兽的心……我这般年纪大了，说得口干了，气不相接，也说他不醒！”要想让有权有势的文官武将们，抵抗住利用手中的权力来贪一把的诱惑，光靠道德说服是不行的。对这些行径，朱元璋抓住一个杀一个，尚且禁不住，更何况明宣宗和杨士奇用这样的处理方式呢？
明宣宗去世之后，由于新皇帝朱祁镇年幼，杨士奇又继续当内阁首辅。杨荣则继续贪污。“二杨”继续把持朝政。有一次靖江王朱佐敬派人给杨荣送黄金，被太监王振抓到了证据，朱祁镇想要治他的罪，又被杨士奇给拦下来了。杨荣去世后，杨士奇继续当首辅，一直到正统九年（1444年）他儿子杀人的事情被告发，杨士奇被迫辞职，不久病逝。5年之后，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20万大军在土木堡被瓦剌部落两三万骑兵彻底击溃并屠杀。
土木堡之战惨败的原因，首要的当然是朱祁镇和太监王振指挥失误、组织不当。但瓦剌部落两三万骑兵就能轻松打败20万明军，而且还是京城的精锐，明军的战斗力之差也可以想象。
在返回途中，大军就已经出现了缺粮的情况，说明军事后勤保障能力也有问题。
在瓦剌骑兵合围之前，朱祁镇曾经派出5万人马北上抵抗，为其余的部队南下赢得时间。但这5万人马也是很轻易地就被瓦剌军队消灭了。俗话说，“杀人一万，自损三千”。如果这5万人马能够按照10∶3的比例给敌人以杀伤，也可以让瓦剌军队死伤过半，“土木堡之变”同样不会发生。但他们连这种抵抗力都没有。
明朝20万大军其实并没有越过长城，而是在长城以内的地区被瓦剌军队屠杀的。瓦剌军队很轻松就攻占了明军把守的好几个重要据点，才形成了合围之势。特别是当时离得最近的重镇宣府，里面有3万精兵，武器弹药粮食充足，有大将军炮14台，神枪479把，神铳2161把，火神枪4223把[29]，这些都是当时的先进武器，对付骑兵相当给力。瓦剌大军穿过宣府的防区进攻其他据点，开始对皇帝亲自统率的大军进行合围的时候，宣府守将竟然龟缩在城中，没有提供任何支援。
所以，土木堡之败，不仅是一次军事指挥的失误，也是明朝军事组织能力、军队战斗力全面下降的结果。对这方面的问题，宣宗、杨士奇、杨荣要负主要责任。俗话说：“慈不将兵”，明宣宗舍不得让治军松懈的将领在大冷天脱光衣服冻上一会儿，怕把这些国家的利刃冻坏了，到了土木堡，瓦剌军队可不会这样心疼人。
有人把“土木堡之变”视为明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其实不是这样，明朝开始衰落从“仁宣之治”就开始了：终止了郑和下西洋，海外贸易的巨额收入没有了，官员腐化问题加剧，军队纪律废弛，军屯遭到破坏，最终因为腐败和军费短缺丢掉了安南。这才是衰落的开始。
明宣宗以后，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也都是比较老实的所谓“守成之君”。太监集团和勋贵集团的势力在土木堡被一网打尽，文官集团势力如日中天，腐败情况继续恶化。这两个皇帝也都没有采取任何手段来阻止这一趋势。朱祁钰除了坚持要废掉朱见深、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外，对于谦为首的文官集团基本上言听计从。
而朱祁镇这个人，除了因为政治需要杀掉于谦之外，其实是一个心很好的谦谦君子，性格温和，一说话就让人觉得如沐春风；勤俭节约，不大修宫室；跟钱皇后感情很好，不怎么贪恋女色；荆襄起事，认为不过是农民吃不饱饭闹事，只派人安抚而拒绝派兵镇压，可谓爱民如子；临死前还下令终止了殉葬制度，不准宫人陪葬。
但这种“好人”，偏偏治理不好国家。
所以，在“慈不将兵”这个成语后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四个字：“仁不秉政”。因为皇帝掌握着天下的威权，负责协调各种重大利益冲突，如果狠不下心来作出决断，无法对身边的人严加管束、严加防范，甚至痛下杀手，那这些人就可能因为个人的私利而滥用权力，掏空国家的根基。
“土木堡之变”虽然惨烈，但损失10余万人对明朝的国力影响并不大。一场死亡十几万人的失败并不能成为一个拥有七八千万人口的帝国从盛到衰的转折点。武则天时代，仅两次对契丹的战争，死亡人数就超过了土木堡，但很快又集结大军成功镇压了契丹叛乱，也没耽误唐朝经济社会继续往前发展，十多年之后还出现了“开元盛世”。明朝中前期，人口数量早就超过了盛唐，“土木堡之变”以后的“北京保卫战”中，明军也取得大胜。说明朝是因为土木堡而衰落的，并不合理。
真正的问题是：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代宗朱祁钰这四个皇帝，都属于努力想治理好国家、能够听从大臣们的意见、仁慈宽厚、爱民如子的“贤君”。连续40年的“仁政”，官僚集团和军队的内部腐化势力失去控制，军队战斗力下降严重，土地兼并严重，权贵特权横行，人民开始不堪忍受。所以，等朱见深继位的时候，才会面临那种天下大乱的可怕局面：荆襄起事、两广起义、四川赵铎起义、宁夏满俊起事，甚至连最富庶的江浙地区都有小规模的反抗。
这种人民反抗遍地开花的局势，不可能突然间从地里冒出来，必然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就是“永乐盛世”之后40年的“仁君贤臣辈出”搞出来的局面。如果不是著名“昏君”朱见深起用了韩雍、项忠、陈钺、王越这一批按照儒家标准来看人品都有很大问题的军事人才，血腥镇压，恩威并施，然后又利用汪直和西厂铁腕治吏，严查运河驿站、整理军屯、抓捕杨晔、严惩杨泰、贬谪覃包、处罚驸马……搞得权贵们要跟汪直拼命，明朝就真的可能立国100多年就灭亡了。
而经过朱见深和汪直这一对“昏君权宦”整顿之后，国家骤然中兴，屠建州女真、破鞑靼王庭，天下太平，农民起义不见踪迹，又开始研究如何收复安南和恢复下西洋了。
明孝宗继位，重启“圣君贤相”模式。天下承平18年，号为“弘治中兴”，而社会矛盾又像“仁宣之治”一样开始不断积累，对外战争不断失败。帝国重新回到了向下坠落的轨道。
七、盛世基业：大繁荣的政治基础与潜在的危机
明孝宗这一类儒家“圣君”的治国效果与“雄猜之主”的治国效果相比，最明显的是他们去世之后50年内国内的状况。
几位著名的“儒家圣君”中，汉文帝稍微好一点，死后虽然爆发了“七国之乱”，但只持续了较短的时间，有汉景帝和汉武帝大力收拾豪强，保存了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他几位就很糟糕了，农民起义不断、对外战争接连惨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