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之，三位“雄猜之主”去世后不久，中国都无一例外地进入了国力爆发性增长的一段时期。汉武帝去世之后就是汉昭帝和汉宣帝的“昭宣中兴”，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对外战争连续取得重大胜利，西域荡平、匈奴归降，是西汉国力最鼎盛的时期；武则天去世之后8年，中国进入“开元盛世”，被后世誉为中华帝国时代繁荣的顶峰；朱元璋死后4年，中国进入“永乐盛世”，海陆霸权一体的帝国在东方出现。
它们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昭宣中兴”开始于汉朝开国之后110多年，“开元盛世”开始于唐朝立国之后90多年，“永乐盛世”出现在明朝立国之后30多年。盛世的出现距离开国时间的长短并不是很一致，不能归功于战后复苏。还有就是，并不是大一统朝代就一定会出现盛世。比如北宋就没有出现过什么盛世，一直积贫积弱，没缓过劲来就灭亡了；西晋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也不是国家统一就会自然强盛，没有那么简单。
一个比较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在这些伟大的盛世开启之前10年左右，都出现过最高领导人对官僚体系进行极为严厉的整肃。几位著名的“雄猜之主”去世以后，都留下了一个按照他们所在的时代标准来看，十分清廉和高效的官僚体系（包括军队系统）。
在古代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体系下，官僚体系处在国家资源分配和人员组织的核心位置上。不管是发动战争还是发展经济，都要通过他们去执行和落实。他们可以把好的政策变成暴政，也可以把坏的政策变成好事。
能不能治理好官僚集团，是治理中国的核心问题。这几位铁血雄主，把官僚集团放到炉子上用烈火焚烧，然后反复捶打，经过千锤百炼，为后来的领导人留下了一把磨砺得极为锋利的宝剑。
盛世之前，必有雄主，这绝不可能是偶然的巧合。但是，这种“盛世”也往往是对宝剑的过度使用，会造成它极快地磨损，丧失锐气。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繁华之下，统治者往往会对官僚体系的腐化丧失警惕，在创造惊人财富的同时，资源不可避免地朝着少数权贵阶层手中流动。经济增长的好处越来越不能被广大人民所享有。用不了多久，盛世就会终结。可能是像“开元盛世”那样被“安史之乱”突然摧毁，也可能是像“永乐盛世”那样被“仁宣之治”慢慢消耗，然后发生的就是“土木堡之变”。
【注释】
[1] 王通明，《“北宋人口一亿说”新考》，《云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学报》，1992年8月。
[2] 曾巩《隆平集》：“（西夏）在德明时，兵十余万而已。曩霄之兵逾十五万。”王称《东都事略》则补充道：“曩霄有兵十五万八千五百人。”同时，西夏兵制为全民皆兵，曾巩《隆平集》又说：“年六十以下，十五以上，皆自备介胄弓矢以行。”这15万人显然就是其境内绝大多数丁壮的人口。以此估算，总人口也就40万左右。（参考汤开建：《近几十年国内西夏军事制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载《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当然这一种较低的估算结果。也有学者认为西夏总兵力在30万左右，对应约100万人口。（赵斌、张睿丽：《西夏开国人口考论》，载《民族研究》，2002年第6期。）根据以上史料证据，40万的估算较为可靠。古代人口估算误差较大为正常现象，但不论采信哪种结论，北宋人口数量相比西夏都有近百倍乃至超过一百倍的优势。
[3] 参考汪圣铎《两宋财政史》附录“宋朝财政收支概况表”，中华书局，1995年版。其中1.5亿的来源是《宋史·食货志》记录的天禧末年“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十五万一百”，四舍五入只能为1.5亿而不是1.6亿。有人说1.6亿，或许是四舍五入的时候把“五千”后边的“八十五”当成了“八百五”之误。
[4] 参考汪圣铎《两宋财政史》第五章第一节“北宋货币发行概况”。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的序言中也感慨宋代钱法之混乱，总结为“币种繁多、陌制混乱、贯文不清”，连宋朝人自己也经常在贯和文的换算之间搞错，还有皇帝下令奖励某人50贯而有关部门却理解错误给了500贯的，后世有关研究只能尽量推测避免错误。
[5] 王裕巽：《明代白银国内开采与国外流入数额试考》，载《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6] 参考《群书考索后集·卷六十一》，载《宋会要辑稿》。
[7] 参考《长编纪事本末·卷十一·蜀钱》。
[8] 这一记录出现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岁铸铜钱506万贯，铁钱88万贯，合计近600万贯（参考汪圣铎《两宋财政史》）。
[9] 如松：《如松看货币之道》，国防工业出版社，2015年版。
[10]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又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易、税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
[11] 参考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第五章“金属及矿产等自然资源”，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 苏辙《收支叙》：“今者一岁之入，金以两计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尽者二千七百；银以两计者五万七千，而其出之多者六万；钱以千计者四千八百四十八万（除米盐钱后得此数），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万；绸绢以匹计者一百五十一万，而其出之多者十七万；谷以石计者二千四百四十五万，而其出之不尽者七十四万；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
[13] 铜钱按照一点五贯到两贯折合一两银子计算，粮食按照约一石合一贯折算，绸绢按照一匹约折合一点五贯折算，黄金按照一两合白银四两折算。照此可得一大概之范围。宋朝钱法混乱，物价波动也很大，加上史料记录参差不齐，只能得到这样一个大概的数据。具体折算标准参考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的有关分析考证。
[14] 包拯为权知开封府、龙图阁直学士，根据《宋史·职官》记录的俸禄规定，其俸禄应包括每年钱180万文，1800石粮食，每年50匹绢，50两棉和5石盐，以及职田20顷的收入，30个仆人的工资补贴，此外还有朝廷的各种赏赐。根据程民生在《宋代物价研究》中的有关折算比例，这些全部收入可以折合大约400万文钱。100文钱在宋朝中期大约可买一斗米。宋一斗为6641毫升（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一斗米约10斤。按照近年大米零售价大约一斤五元计算，可以折合50元钱，则包拯年收入大约可折合今天人民币200万元。此前网络上广泛流传关于包拯年收入过千万的说法，认为包拯收入最高的时候年收入约为21878贯（求学网，https://lishi.7139. com/5125/11/141336.html），可折合人民币1000多万元，但其中包括了每个月1500贯的公使钱，这笔钱是包拯作为开封府长官有权自由支配的公费，法律规定只能用于公事开支，不能算成个人工资。包拯作为著名清官，更不可能将其挪为私用。因此需扣除18000贯，扣除之后还剩大约3878贯，就与本书折算的大约400万文钱相差不大了。
[15] 参考《晦庵集·卷二十一》。
[16] 参考《宋史·食货志上一》。
[17] 参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七》。
[18] 参考《再论置兵御贼札子》。
[19] 参考《论盗贼事宜札子》。
[20] 参考《论御贼四事札子》。
[21] 参考《论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札子》。
[22] 欧阳修《再论按察官吏状》：“不惟赋敛繁重，全由官吏为奸。每或科率一物，则贪残之吏先于百姓而刻剥，老缪之吏恣其群下之诛求，朝廷得其一分，奸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
[23] 参考《孟子·尽心下》。
[24] 陕甘总督主管军政大事，布政使主管钱粮行政。所以虽然总督是名义上的陕西和甘肃地区最高领导，但不直接管赈灾银子的花销，因此送的礼反而不如布政使和兰州知府，也就是所谓的“县官不如现管”。
[25] 参见《清史稿·卷三百三十九》。
[26] 《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十二》：“己亥，薛延陀遣使入见，请与突厥和亲。甲辰，李世 败薛延陀于诺真水。……初，薛延陀击西突厥沙钵罗及阿史那社尔，皆以步战取胜……世 选麾下及突厥精骑六千自直道邀之，……薛延陀众溃，副总管薛万彻以数千骑收其执马者。薛延陀失马，不知所为，唐兵纵击，斩首三千余级，捕虏五万余人。”
[27] 之所以是50年，是因为一个官员从进入官场开始，到致仕，大多也就是干50年。50年意味着官僚体系的彻底换血，皇帝所选取和任用的官员就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28] 参考《三朝圣谕录》，见《国朝典故·卷四十七》。
[29] 参考《宣府镇志（嘉靖四十年刊本）·卷二十三·兵器考》。
尾声
随着明孝宗朱祐樘去世，明王朝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137年。
这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岁月。朱元璋开国、朱棣靖难这些事情已经成为十分古老的故事。明朝时期的中国人享受了长达一个多世纪和平与繁荣的时光，特别是在江南地区，人们完全不知道战乱为何物。很多地方的城墙都废弛倒塌了，也无人修理。这是过去137年中，无数政治人物殚精竭虑、无数军人牺牲生命才换来的局面。在生存竞争激烈的古代社会，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
此时，明朝已经比秦朝、隋朝、元朝和西晋存在的时间长久了。在大一统王朝中，排在唐朝（289年）、西汉（210年）、东汉（195年）、北宋（167年）之后。看起来天下还比较太平，蒙古部落的威胁也并不严重，超过北宋应该是没啥问题了，但能不能超过东汉、西汉，甚至唐朝，谁也无法预测。
现在我们知道，其实明朝才走完了它一半的生命历程，还会继续存在130多年。这更加不容易。因为时间越长，国家积累的弊病就越多，要想维持生存、发展、稳定就会越来越难。
跟前一个137年相比，大明王朝后一半的岁月会变得更加悲壮。为了维持帝国的存在和统一，无数英雄人物将陆续登上历史的舞台，穷尽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国家的变革和复兴。然后，在一切的努力和智慧都用完之后，它终于像之前的所有王朝一样，走向生命的终点，在内外交困中彻底覆灭，被一个新的王朝取而代之。
在这一卷里，我们知道了盛世为什么会出现以及它为什么会走向终结。在此之后，我们还需努力理解，为什么盛世终结之后就难以重现。一个王朝的中后期会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我们现在能够分析，当时的政治家们其实已经都分析过，而且也努力地纠正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无力回天，最后只能以一场彻底的流血来更换整个社会统治集团，实现国家的复苏。
这是为什么？
新的历史和新的反思，仍在继续。
附录 重述伟大中华史
一、从汉武帝“晚年悔过”事件的真伪说开去
我曾经对明史发表过一些新的看法，考证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清朝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带着很强的偏见编写而成的，里面有很多歪曲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但是对于明朝之前的中国史，我说得比较少。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长文，它让我意识到，其实在《明史》之前的中国史书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团故意歪曲颠倒的内容。这篇文章是辛德勇写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资治通鉴》中的很多观点进行了辩驳。《资治通鉴》一直以来被视为非常权威的正史，但辛德勇指出，《资治通鉴》其实并没有很多人认为的那么客观，而是一本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书。
这篇文章主要考证了“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的真伪。
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西汉王朝前60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派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复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了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在对匈奴发动战争的同时，汉武帝又恩威并施，同时采取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来使西域诸国臣服。
这些成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当时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对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汉武帝给予匈奴毁灭性打击，征服了西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历史上也流传着一种说法：汉武帝到了晚年，开始反思自己的这些行为，甚至有点后悔。他觉得对匈奴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他就开始反省自己之前的战略决策。
这种说法的权威来源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描述是这样的：
征和四年（前89年）三月，从泰山封禅回来后，汉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叫作“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句话说得很重：“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以来，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盘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对自己曾经的决策非常后悔。
《资治通鉴》里面还说，有一些儒家学者跟汉武帝谏言说方士神仙信不得。汉武帝也完全接受他们的建议，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都赶走。
为了表明自己已经悔过，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个诏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又被称为《轮台悔过诏》。
在这个诏书里面——根据后代学者的说法——汉武帝系统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悔过和自我检讨。
田余庆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论轮台诏》一文，就是说在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大幅度地转变了政治取向，由横赋暴敛、穷兵黩武，转向“守文”，控制住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样，在汉武帝死后，西汉王朝才有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使西汉的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过来理解就是：如果汉武帝还走原来那条穷兵黩武的道路，西汉王朝可能马上就要崩溃了、就要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了汉武帝的“晚年悔过”，有了这个《轮台诏》，这个国家才又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复兴，国家才又存在了将近100年。而田先生的这个论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资治通鉴》。
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就会产生大大的疑问。汉武帝下令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但根据辛德勇先生的考证，《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个皇帝，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强势的皇帝，竟然会公开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词句来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他意识到了错误，悄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或者把执行他之前战略扩张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线自然就转变过来了，何必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咒骂自己呢？这种做法本身有点违背常理，让人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说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正好发生在他去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真实可靠。刚刚从泰山封禅回来就发“轮台悔过诏”，汉武帝的想法转变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深刻反思了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又非常听儒家学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禅，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泰山封禅回来，汉武帝立刻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这两条都是基于常理的推测，想要对史料提出质疑，还不能以此作为证据来证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些证据，我认为是比较有力的。
首先，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在《汉书》里面都没有记载，到了西汉灭亡一千年以后的《资治通鉴》里面才出现。
《资治通鉴》说汉武帝有“晚年悔过”之举，能在《汉书》中找到的依据只有一个《轮台诏》。
《轮台诏》的原文在汉书里面有记录。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轮台诏》以及它颁发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轮台之悔”，并不能成为汉武帝系统反思自己政策的一个证明。
《轮台诏》颁发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桑弘羊等几个大臣，上疏请求汉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的轮台去驻军屯田，说这个地方是西域的战略要地，占领这个地方有助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汉武帝接到上疏以后就下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轮台诏》，说了很多话，总的意思是：轮台这个地方非常偏远，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西域用兵，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失惨重，劳民伤财，士兵大量死伤。我感到非常悲痛，觉得目前还是应该让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轮台驻军这个事儿就不要干了。（《轮台诏》原文见后）
所谓的“轮台之诲”，其实就是这样一篇诏书。
从《轮台诏》颁发的前因后果来看，汉武帝实际上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作出决策，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在这篇诏书中，汉武帝有关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原话是：
“贰师败（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了一下，说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俸禄2000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跑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屯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他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汉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完全是以讹传讹。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汉武帝死后，他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汉武帝的儿子8岁登基，受汉武帝顾命掌握大权的主要是四个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将军，是征讨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的弟弟。汉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霍去病。
桑弘羊是汉武帝的财政大臣，他以善于为皇帝理财而名垂千古。汉武帝对外战争，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的一套征税系统来保障军费后勤。国家垄断盐铁专营，对商人征收重税来扩大财政收入，这些措施都是桑弘羊提出来的。
上官桀是职业军人，官拜左将军，曾经与李广利一起统率汉军，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战功显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投降汉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投降以后一直是汉武帝的贴身侍卫。
我们看汉武帝留下的这个人才班子，三个武将加一个军事后勤专家，这四个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张修身养性的黄老学派代表人物。这种搭配说明，汉武帝希望在他死后，朝廷能够延续前几十年的对外扩张政策。
如果汉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经对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后悔，那么他一定会对核心决策层进行调整。他死后留下的这个顾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其中肯定会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议进行战略休养生息的官员，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这是汉武帝没有“晚年悔过”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就是《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组织的一次讨论国家盐铁专卖的“会议记录”。很幸运，这个“会议记录”被完整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有过系统的“悔过”，主张与民休息，认为自己穷兵黩武导致了劳民伤财等等，那么当时的学者一定会引用汉武帝的言论，说先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后悔过，来证明盐铁专卖和征收商业税的不合理。
但是，在《盐铁论》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说，要恢复“文帝之政”。简单说就是反对汉武帝的政策，回到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候的政策路线上去。
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维持政府在盐铁方面的管理。他说：“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就是说，汉武帝刚死，你们这帮人就要改变先帝的这个政治路线，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辩论记录也可以说明：争论的双方都很清楚，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政治路线，没有任何明显的“悔过”举动和言辞。如果有，不可能不在《盐铁论》中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第三个侧面证据。在《轮台诏》颁发之前，实际上汉武帝有多次类似的战略收缩。比如说元朔三年（前126年），“罢沧海郡”“罢西南夷”——汉武帝听了一些儒生的谏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军事征发事宜。但是，过了一年以后，他马上又派卫青率大兵攻击匈奴。
这样的先例说明，汉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需要一张一弛，打了一段时间的大仗之后就要休养生息，让人民有机会休息，让士卒有机会训练；等国家又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大举向外扩张；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休息一下，恢复国力……这种从战争到休息的节奏切换，显然不能算是对整个战略的反思。
通过这些证据，我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地说：所谓汉武帝“晚年悔过”，应该是虚假的。历史上汉武帝从来没有“晚年悔过”。
那么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是从哪儿找来的呢？
根据考证，这些话应该是来自一本叫作《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野史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很多史料都抄录了它的内容。这本书里面有关汉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就跟《资治通鉴》里面的表达非常一致。而这本《汉武故事》的野史记载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类似于一本神鬼小说。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著作，怎么会去引用这么不靠谱、讲妖魔鬼怪故事的一本书呢？儒家不是讲究“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吗？
应该说，司马光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轮台之悔”，或者说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很明显地体现出了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重文轻武，丑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团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总体而言大大弱于职业武官。特别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团掌权，武将被边缘化，被剥夺了统兵的权力。北宋的军队对外战争时一打就基本全军覆没，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儒家文官集团主导整个国家权力，军事上就是不行，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北宋跟汉武帝时代比起来，简直一个地下一个天上。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必须要论证北宋这种局面的合理性。如果历史书上说，中原政权与北方的少数民族作战，打赢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打输了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那么儒家文官集团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动摇。北宋当时的局面就说明文官当权不行，还是要武将来，要加强皇权。这样，武将的权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权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宣传论调出现。
通过“轮台之悔”这件事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文官就可以昭告天下：汉武帝对匈奴的一系列打击是过大于功的，本质上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中国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使国力衰退，等等。汉武帝本人在其晚年都非常后悔，自己骂自己“狂悖”“愚蠢”。如果汉武帝不反悔的话，西汉可能马上就要完蛋了。
把这个故事加进来之后，再来看北宋，在对外战争当中，少数民族来打我，我就不应该反击，打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说明我们不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敌人一打过来，我们就签条约，割地赔款，这样做才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做法跟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样，儒家文官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就没有问题了。
于是，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就被颠倒过来了——对外战争、开疆拓土的皇帝和将军变成了罪人，割地赔款的文官大臣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就面临两种观点。西汉能够存在200多年，到底是靠汉武帝打击匈奴打出来的，还是靠他“晚年悔过”、休养生息休养出来的？
这是两条政治路线。
如果前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的200年国运是靠打击匈奴打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应该走富国强兵、积极防御的道路。对于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敌人就应该严厉打击。对于敢于用暴力来跟我们对话的敌人，就是坚决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们再来谈和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和平。
如果后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在汉武帝死后还能维持近100年，全靠汉武帝“晚年悔过”，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北宋这种积贫积弱的国策来生存，对外妥协，依靠金钱外交来谋求生存空间。
我个人的看法很明确，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是假的，《资治通鉴》的价值观是通过伪造历史来传达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团执行的是后一种方略，结果怎么样？《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北宋灭亡于1127年。也就是说，《资治通鉴》成书后43年，北宋就灭亡了。而且国家是亡于北方民族，中原人民被屠杀得非常惨烈。
汉武帝死后，汉朝有“昭宣中兴”，汉军横扫匈奴，把西域全部纳入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个王朝，汉武帝在位的55年间，以及汉武帝死后的50年，都是中原政权非常强盛、国家经济繁荣的好时光。西汉和北宋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汉武帝积极进取的国家战略才是正确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战略是错误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他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后悔过！
二、司马光为什么对野史小说感兴趣？
司马光自己也承认，他有出于政治目的而取舍史料的倾向。他写过一篇文章《史剡》，其中提出“愚观前世之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我看以前的历史，有一些与其让后人知道，不如把它消灭了算了。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竟然公开声称，历史上有些事最好别让后人知道。
编写《资治通鉴》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史有记录之害义理者，不可不正”。历史上的那些记录，违反我儒家正统道义的内容，一定要把它斧正。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治史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价值取舍。为了阐明他所相信的儒家正统，司马光认为可以歪曲历史的本来面目。
出于这样的目的，司马光把野史中所谓的汉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写进了《资治通鉴》。除了虚构汉武帝“晚年悔过”事件，《资治通鉴》为了贯彻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路线，在其他地方也记录了很多明显虚构的故事。这些故事的真伪性，就不如我们对“轮台之悔”的考证这么有力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
一个是所谓的“杨贵妃洗儿”事件。就是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在河北地区执掌兵权的时候，曾经到长安晋见过唐明皇李隆基，还见到过杨贵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资治通鉴》里边多了一段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事情：
杨贵妃非常喜欢安禄山，认安禄山当了自己的干儿子，之后还把安禄山召到宫廷里边来。安禄山说我们少数民族有风俗，认了干儿子要给他洗澡。杨贵妃就吩咐人用大毯子，把安禄山这个大胖子裹起来，扔到池子里，杨贵妃亲自给他洗澡。唐明皇李隆基看着还挺高兴，一点都不觉得怀疑。
这个事情太荒唐，很多认可《资治通鉴》权威性的人也表示怀疑。清朝就有人指出：“《通鉴》载此事，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野史，恐非实录。”“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不载，而温公《通鉴》乃采《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此种小说乃委巷谰言……乃据以污唐家宫阃耶。”
《天宝遗事》《禄山事迹》其实就类似于色情小说，专门写宫闱野史。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这么严肃的历史著作，为什么要把这些正史上没有记载的、而且听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写进去呢？
这说明什么？说明司马光确实有很强的主观价值取向，那就是丑化皇帝，丑化宫闱。皇帝就是好色，就是昏君。丑化皇帝，能够凸显儒家文官集团是坚持正统的、坚持道义的一方。
儒家文官集团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就要把皇帝的形象不断地加以丑化。把安禄山叛变、“安史之乱”的责任都归结为皇帝好色、昏庸。出了事情，就是因为女人是祸水、皇帝是昏君，而官僚集团没有责任，就可以树立儒家文官集团在道义上伟、光、正的形象。
《资治通鉴》上另一个不靠谱的记载是汉成帝宠赵飞燕姐妹的事情。这里边司马光引用了一句话，就是披香博士淖方成说的“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所谓“红颜祸水”就是从这来的。但这句话在《汉书》等权威记录里面也没有。那么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实际上也是出自一本野史——《赵飞燕外传》。
《赵飞燕外传》就是后世文人瞎编的小说。这里边记录了汉成帝怎么死的，记录的过程污秽不堪，说皇帝生病的时候，还在吃赵飞燕姐妹给他的春药，吃了春药之后天天跟赵飞燕姐妹混一块，最后就死掉了。
司马光为什么在《资治通鉴》里边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这些材料呢？我认为目的就是要通过丑化皇帝、丑化皇权，来强化儒家官僚集团的正统地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司马光不惜把野史小说当正史来用。
三、儒家文官的崛起与道统观念的强化
我曾分析过儒家文官集团崛起的过程。文官集团是从军事集团的附庸发展为一个独立的权力集团的。
中国古代国家首先从战争中发展起来。原始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组织军队进行战争，建立起君权。君权来自军权。
经过战争，统一的国家形成以后，就需要一些行政官僚来处理日常事务。这个时候行政权力是屈从于军事权力的，所以文官集团才必须完全服从于皇帝。
但是，国家大一统之后，军事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内政的重要性逐渐上升。文官集团、官僚集团，或者叫行政官僚集团，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寻求自身的独立性，于是就开始从儒家的思想里面寻找建立道统的理论基础。
西汉的董仲舒最先提出儒家天道的概念，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个时候，董仲舒所谓的天道，还是授予天子执政合法性的意思。道统和法统是合而为一的，道统必须遵从法统，儒家正统必须屈从于皇帝的权威。因为欣赏董仲舒，汉武帝几次下诏，向董仲舒询问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个事情后来被儒家史学吹上天，说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并非如此。汉朝内部决策以法家思想为主，兼用道家和儒家，对外则是思想文化自由，百家争鸣，没有废黜过任何一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汉武帝的核心决策班子里面根本没有儒家学者，董仲舒不过被汉武帝派到地方上去当小官，连中央政府的职位都没有。
儒家文官集团真正掌权要到唐朝中后期，在武则天改革以后。科举制度加强了文官集团的权力，他们就需要建立一套独立于皇权、独立于军权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道学。以韩愈的《原道》为代表，儒家文官提出了从周公到孔子、再到唐代儒家的“天道传承体系”。
这个天道传承体系独立于法统，跟谁当皇帝没有关系。儒家文官集团尊重这个道统，将道统从法统分离了出来。
北宋就完全建立了一个儒家士大夫乐园，从带兵打仗的统帅到皇帝的侍卫，基本都由文官担任。没有通过儒家经典考试的武将没权力了，皇帝杀儒家士大夫的做法也被禁止了。宋神宗想要杀一个弃城逃跑的败军之将（文官），宰相蔡确明确告诉他不行，宋神宗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道学就进一步加强，文官集团认为自己只需要服从道统就可以了，不需要遵从皇帝的法统。为了强调儒家道统，司马光就编撰了《资治通鉴》，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重新梳理，按照儒家的道统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
在《资治通鉴》中，皇帝基本都是昏庸的，如果不昏庸就会比较暴虐。皇帝的主要优点就是对文官言听计从，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被认为是贤明的君主。
军事战争的重要性被系统贬低了，武将之类的角色也不是很好，太监当然就更坏了，皇帝宠爱的后妃一般都是红颜祸水，农民起义肯定就是反贼。中国历史上大部分著名人物都成了反派角色。只有谁正确呢？就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伟大光荣正确。这就是《资治通鉴》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官集团的崛起，首先要充分肯定其正面意义。文官集团促进了政府治理的理性化，科举制度让底层人民能够有一条参与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渠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贡献。
但是，文官集团一旦形成了一派独大的地位，它就开始逐渐走向自己的反面，走向反动，变得腐败堕落，贪婪无耻。对上，他们垄断国家的权力，架空皇权，削弱武将的权力，也就间接削弱了国家的战争能力。对下，他们跟大地主、大商人等豪强阶层勾结，形成国家的权贵集团，欺压老百姓，导致官逼民反。
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两宋积贫积弱，军队被彻底削弱了，对外打仗一触即溃，对内严酷地剥削老百姓，赋税高得不得了，食盐专卖的收入是唐朝和明朝的10倍，农民起义连年不断。
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但是文官集团却过着非常舒服的日子。在他们记录的历史里边，两宋被描写成一个经济繁荣的超级盛世，大家都过得非常舒服。但是真正过得舒服的人只是这个社会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整个国家民族实际上都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
我曾对比过两宋和明朝：宋朝不杀士大夫——不管他贪污了多少钱、激起了多大的人民反抗、丢掉了多少国土，都不会被判处死刑，因此这样的政策被认为是“仁政”；而明朝总是不断用死刑来对待贪污腐败、引发农民起义和打仗失败的官员，所以被文官集团描写为黑暗专制的“恐怖帝国”。
但实际上，宋朝对老百姓极其残酷，凌迟这种酷刑正式进入国家刑法典就是在北宋，在犯人脸上刺字的刑罚从汉朝就取消了，到了北宋又复活了。贩卖私盐20斤就是死刑。相反，明朝就没有刺字的刑罚，凌迟处死虽然也有，但是没有写入刑法典，必须由皇帝特批，官僚集团不能判处任何人凌迟处死，而对于贩卖私盐这种事，明朝则规定，普通人生活无着，在肩挑背扛的范围内贩卖私盐，不算犯法。
两宋对文官士大夫非常仁慈宽松，对老百姓非常残酷；明朝对文官士大夫严加管束，而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得比宋朝好得多。
最后，大家都知道的是，宋朝这个儒家士大夫的乐园，彻底亡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被北方落后的游牧民族彻底地征服了，给中原人民带来了非常惨重的灾难。儒家文官集团宣传的道统以及他们精心编纂的《资治通鉴》，最后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资治通鉴》是一本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光做了大量史料方面的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功绩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并不是一本客观的历史著作。这部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宣传和塑造儒家道统意识形态的作用，反映了儒家士大夫对历史话语权的把控。
四、东林党人对明朝历史的扭曲和丑化
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算是对正文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但是，我说《资治通鉴》有不太靠谱的历史记录，想要论证这个观点，找出《资治通鉴》的根本性错误还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非常困难？因为元朝取代南宋以后，大量文献资料被损毁，留下来的主要就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官方正史和《资治通鉴》。宋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要想再找别的史料来证明《资治通鉴》中某些史实的真伪是非常困难的。
像我们辨析“轮台之悔”，这个论证应该说是比较有力的。因为有那么多史料去证明它。正好《盐铁论》还非常完整地保留下来，算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比如赵飞燕姐妹和杨贵妃的故事，我们只能说它太不合常理了，而且正史又没有记载。根据《资治通鉴》在“轮台之悔”事件上的表现，我可以推理说这样的故事不符合历史真实。
但是，这个论证在史料支撑方面还不充分。你说它是从《赵飞燕外传》里面抄过来的，但是也许司马光在实录上也看到过这个记载呢？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毕竟实录已经消失了。
所以，要想理清楚元之前的历史记录中有多少被篡改了，有多少不符合历史真实，真的是非常困难的事。本书虽然希望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史，但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都用在了明史上，就是因为只有明朝的史料较为充分地保留下来了，最重要的《明实录》得到了完整保存。此外像朱元璋编写的《逆臣录》，还有杨士奇、申时行、陈洪谟等朝廷大臣的个人回忆录，还有各种宫廷档案和地方墓志铭等等，直到今天我们也都还能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