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第一手或者接近于第一手的史料，为我们考证明史在多大程度被扭曲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材料，所以我就把明史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来深入挖掘。
通过对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朝史料进行系统挖掘，我们不难发现，代表明朝晚期的道学文官集团的东林党人在投降清朝以后，在编撰《明史》时的思维习惯也符合《资治通鉴》的一贯表现——就是极力地丑化皇帝，把明朝亡国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给皇帝，把文官集团描写成充满理想主义的正义人士。
受官修《明史》和以东林党后裔为主的“浙东史学派”的影响，明朝的十多个皇帝在今天很多人心目当中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好色、昏庸、心理变态……没一个好东西。附带着，东林党人还大力丑化后妃、丑化太监、丑化武将，还要丑化文官当中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物，歌颂那些为文官集团谋福利的人物。
我举几个例子。有关朱元璋文字狱的传说，基本都是靠不住的。比如，说朱元璋杀掉杭州教授徐一夔，仅仅是因为徐一夔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光”这类文字，就是犯了朱元璋当过和尚的忌讳。
但是，我们发现，在朱元璋死后，徐一夔其实还活着，还给人写过墓志铭，杭州地方志里记载着他还当过官。有了这些一手资料，我们就可以知道，关于朱元璋因为文字狱杀徐一夔的事情肯定就是假的。
还有人说，朱元璋喜欢杀开国功臣，是因为害怕功臣威胁他的权力，在他死后造反。但我们翻阅历史，可以发现朱元璋连真正跟他争夺天下的元末农民起义领袖如方国珍、明玉珍这些人都一个不杀，全都封了爵位，让他们得到善终；朱元璋在杀那些开国功臣的同时，还杀了很多对他的权力完全不构成威胁的县官、知府之类的小官。因此我分析，朱元璋并不是出于权力的考虑才杀人，而是出于反贪污的目的。他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还当过乞丐，对贪官污吏有一种天生的仇恨，所以当上皇帝以后制定了极为严厉的反贪污法律，贪污60两银子就要处死。那些开国功臣在建国以后腐化堕落严重，为手底下的各种小贪官提供政治庇护。如果不处置这些开国功臣，那就是“打苍蝇不打老虎”，反腐败就只能是做点表面文章。
朱元璋并不是掌握了皇权之后就变得暴虐残忍了。实际上，他制定的法律非常注意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宋朝百姓贩卖私盐超过20斤就是死刑，朱元璋废除了这条法律，如果贫苦老百姓为了生活贩卖私盐，只要在肩挑背扛的重量范围内，就可以免除处罚。朱元璋规定，如果官员欺压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将这名官员捆绑进京，由他本人亲自审判；而官员不懂得爱护人民，一旦引起人民造反，一律处死。朱元璋还很注意保护女性权利，规定军人死后，其妻子只要女方长辈同意就可以改嫁；女性犯罪后如果需要执行杖刑和鞭刑，可以花钱赎刑，以照顾她们的尊严；官员出行，路人需要回避，但是女性可以不回避。在中国古代的法典中，朱元璋主持制定的《大明律》是对女性权利保护得最好的一部。所以，他利用皇权来严厉打击贪污，其实就是竭尽全力保护底层人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他在当皇帝期间生活简朴、工作勤奋，很少吃肉，衣服上也全是补丁。在去世之前留下遗嘱，要求丧葬用品不要用金玉，坟墓不要为了追求风水的缘故改动山河形势而大兴土木。他是一位伟大的战争英雄和政治领袖，从未忘记过自己卑微的出身，并不是什么暴君，更不是杀人狂、心理变态。
还有，《明史》中关于明宪宗朱见深和万贵妃的故事，说万贵妃因为自己没有孩子，只要后妃怀孕，全部就给打胎，生出来的婴儿也要杀死。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朱祐樘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宫中太监张敏冒死秘密抚养。等万贵妃发现以后，张敏就自杀了。
明宪宗朱见深竟然宠爱这样一个万恶的女人，当然也就是昏君。但是，通过对《明实录》进行考证，我们发现，实际上明孝宗朱祐樘不仅不是太监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相反，他就是由万贵妃亲自抚养成人的。因为在内阁给皇帝的奏章里面明确地说：朱祐樘蒙贵妃“躬亲抚育”，虽然不是贵妃亲自生的，贵妃对待他却好像亲儿子一般，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妃，大臣们无不交口称赞。而那个传闻中把朱祐樘秘密养大又自杀的太监张敏，《明实录》中还记录了一段他和明宪宗的对话。但依据《明史》的说法，这段对话发生时，张敏应该已经去世3年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明史》中的这些故事也是子虚乌有的。
还有对太监的污蔑。关于明朝“四大权阉”之一的太监汪直，《明史》对他极尽丑化之能事，说他如何迫害大臣。但是，在《明实录》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汪直所写的那些奏章。他收拾大臣是有原因的，核心就是为了协助皇帝反腐败。那些大臣们犯下了罪行，包括为了兼并别人的土地打死人，以及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罪行都是上报皇帝，由皇帝批示处理。汪直没有权力审判官员。
而且，汪直在战争中多次立下非常卓越的功勋。说汪直是战争英雄和反腐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毫不为过。
此外，还有像名臣严嵩，《明史》把他列入奸臣传。但是严嵩执政的23年，正好是明王朝跟东南沿海的倭寇进行激烈斗争的23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严嵩起用了包括胡宗宪等一系列的优秀人才。为平定东南沿海倭寇建立了功勋。但是文官集团一定要把他写成奸臣，就是因为他不反对皇帝诛杀失职的官员。比如北京城被蒙古围攻，皇帝追究责任要杀掉兵部尚书，严嵩就不去阻拦，文官集团因此对严嵩恨之入骨。
对于武将，像戚继光这种名将，文官又编造谎言，说他进献春药和美女给首辅大臣张居正。张居正就是吃春药过度而死的——张居正虽然也是文官，但因为大力推动改革得罪了腐败的文官集团，所以他们也把张居正一并丑化了。
实际上，张居正去世的原因在他的私人书信中说得很清楚，是痔疮手术的术后感染。当时没有抗生素等消毒药品，手术感染往往致命。张居正对自己病情恶化的描写，与现代医学总结的痔疮症状和术后感染症状完全一致。
还有像万历皇帝，《明史》里面说他“怠政”——天天在后宫里面窝着不干事。但是我们通过核对《明实录》里面的记载，发现他一直在不停地批阅各种奏章，不管是治理黄河，还是巩固边防，还是组织救灾等方面，万历皇帝一直都在做事，甚至还下过奏章，要求找熟悉西方历法的人进宫来重新编制历法。还指挥打赢了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干了这么多大事的一位皇帝，竟然被文官说成是万事不管的大懒虫，文官集团颠倒黑白的水平简直令人称奇。
通过阅读各种奏章，我们可以发现，万历皇帝的“怠政”其实就是不理睬那些专门只搞党争的文官奏章——他只批复办实事的奏章，对于搞人事斗争的奏章全部置之不理。东林党人对此极为不满，所以编造了所谓“万历怠政”的谎言来对皇帝进行攻击。
相反，那些在《明史》中被大力称颂的人物，他们似乎并没有干出多少对国家和人民真正有益的事情。比如说著名的“三杨内阁”，其中的大贤臣杨士奇，我们就找不出他干了什么利国利民的事。相反，在三杨内阁当政期间，明朝放弃了今天越南北部的领土，中断了郑和下西洋的行动，“三杨内阁”还主持了三位皇帝死后的殉葬，杀掉了一些无辜的后妃等等。除此以外，实在找不出来杨士奇干了什么好事，倒是他的儿子在老家兼并土地时打死了几十个人。
杨士奇之所以能被《明史》认定为是一个大贤臣，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当好“和事佬”，善于和稀泥，能够有效地阻挡皇权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和管理。出了问题，杨士奇能在皇帝面前说好话，让官员们生活得自由自在，即使贪污和兼并土地也不担心被处罚。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官员都是公认的大贤臣。
而那些敢于对天下、国家负责任的官员，敢于得罪人的官员，敢于整肃官僚集团、整肃权贵集团的官员，不少都被丑化成奸臣。
我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告诉新一代的中国人：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绝不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正确的历史。它是一部由许多伟大的皇帝、伟大的太监、伟大的武将、伟大的文官和伟大的农民领袖共同努力铸就而成的光辉灿烂的伟大历史。这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悲壮的失败，但判断正邪的标准绝不是儒家思想，更不可能是是否维护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是否让文官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只能将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作为标准。
儒家文官集团，他们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但事实证明，他们有时会滥用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进步作用，但也发挥过极为糟糕的反动作用。中原政权仅有两次被北方民族完全推翻，都是在儒家文官集团全面掌权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宋和明末后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当时的官僚系统整体腐败无耻，为国家豪强权贵阶层的利益服务。为此，他们不惜杀害忠心报国的武将，危害国家国防能力，不惜把并不沉重的税收转嫁到身无分文的底层农民身上，自己这个阶层即便腰缠万贯也不愿意多交一分钱，最终诱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在内外交困中灭亡，亡于外部武器水平低得多、人数少得多的少数民族，给中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华文明制造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五、研究历史有什么意义
我做的这些工作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个人并不是研究历史的，我是一个经济学博士。有人总结说，我这本书就是“一个经济学博士，为了研究政治问题，写了一本历史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写这本书，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国家强大，复兴中国文化。
我们学习西方，学习了100多年。这很有必要。西方有先进的东西那就要学习。但是学习完了之后，我们想要超越西方，要比西方做得更好，就必须有创新、有新的东西、有自己的东西。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的重新整理和反思，建立我们独立的史观。整理自己的历史，找到中华民族独立的灵魂。
研究历史是往后看，但不是为了复古。往后看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往前看。
我认为，历史研究实现的主要是基础性的价值。如果说我们中华文明真的要复兴，绝对不是依靠我们的历史有多么伟大。但是如果有人想刻意贬低我们的历史，说我们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强盛伟大，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古代历史就是黑暗、专制、没有创造力，我坚决不能同意。
比如说，中国古代有严刑峻法的传统。很多人把中国古代法系视为没人权、没法制的黑暗法系。
中国古代确实是严刑峻法，但是我也提出了一个观点，一个国家法律的严峻程度跟破案率相关。如果破案的技术很高超，破案率很高，那么刑法就应该轻一点。如果说破案的技术非常低，犯人被抓住的概率也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用严刑峻法——不一定能抓住你，但是只要被抓，你就会受到严厉惩罚。这样才能对社会犯罪起到威慑作用。
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破案技术很落后，没有指纹技术、没有DNA检验，主要依赖口供，抓捕逃犯也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允许一定程度的刑讯，必须要严刑峻法，才能有效震慑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法治体系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都很大。跟同时期的西方法制体系比起来，我们要先进发达得多。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说，为古代的严刑峻法辩护，不是说应该恢复古代的那种严刑峻法。因为时代变了，今天我们有了先进的刑事破案技术，刑事破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强调程序的正义性。
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古代严刑峻法的合理性，能够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益处就是可以抵御西方那些极端的轻刑思想，可以从基础的理论层面来证明，应该对那些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保护那些守法的人，保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西方有些刑罚思想片面强调轻刑，片面强调程序，片面强调保护罪犯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部分。通过正确地反思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这些错误的做法和思想，更好地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保障遵纪守法的普通人的权利。
以上这些，才是我们回顾历史时真正希望达到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盲目学习西方，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
六、《汉书》中的《轮台诏》原文
前有司奏，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是重困老弱孤独也。而今又请遣卒田轮台。轮台西于车师千余里，前开陵侯击车师时，危须、尉犁、楼兰六国子弟在京师者皆先归，发畜食迎汉军，又自发兵，凡数万人，王各自将，共围车师，降其王。诸国兵便罢，力不能复至道上食汉军。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彊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朕发酒泉驴槖驼负食，出玉门迎军。吏卒起张掖，不甚远，然尚厮留甚众。曩者，朕之不明，以军候弘上书言“匈奴缚马前后足，置城下，驰言：‘秦人，我丐若马’”，又汉使者久留不还，故兴遣贰师将军，欲以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与谋，参以蓍龟，不吉不行。乃者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易》之，卦得大过，爻在九五，匈奴困败。公车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故朕亲发贰师下鬴山，诏之必毋深入。今计谋卦兆皆反缪。重合侯得虏候者，言“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大鸿胪等又议，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五伯所弗能为也。且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今边塞未正，阑出不禁，障候长吏使卒猎兽，以皮肉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后降者来，若捕生口虏，乃知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