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大“圣君”：汉文帝、宋仁宗和明孝宗的施政得失
二、儒家理想：人性中的善恶与政府治理的首要任务
三、“武周革命”：唐太宗与武则天的治国方略及其效果
四、“雄猜之主”：朱元璋、武则天、汉武帝的铁腕治吏及其效果
五、景武霸业：汉景帝与汉朝酷吏政治的发端
六、仁不秉政：“仁宣之治”与明朝衰落的开始
七、盛世基业：大繁荣的政治基础与潜在的危机
尾声
附录 重述伟大中华史
导言 农耕中国：从汉武帝的反击说起
理解古代中华帝国的历史，首先要理解的是农业化。
很多人都知道工业化，对农业化则不免感到陌生，因为它太遥远了，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那个时候连文字都还没有出现，也就不可能留下可靠的历史记录，只能依靠考古发掘再结合上古神话传说做一些推测。但对人类文明而言，农业化的意义足以与工业化并驾齐驱。[1]
农业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根基。那些坚持以采摘或者狩猎为主业，拒绝转型为以农业为主业的民族，在人类文明的舞台上逐渐变成配角，比如非洲、南美的那些丛林部落。
农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农耕化，也就是以种植业为主，而不是以游牧或者畜牧业为主。
一个农耕化的社会，可以稳定地获得大量食物，养活数量庞大的人口，并让这些人口定居下来，而不是像游牧民族那样居无定所。农业劳动者创造的食物数量可以超过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存必需，也就可以供养一批无须从事农业劳作的“富余人员”去从事脑力劳动，搞国家行政管理，研究科学技术和军事技术，从事思想文化与文艺创作等工作，还可以养得起规模庞大的军队；而且，这些“闲暇人员”可以聚集到固定的城市集镇当中，互相交流，形成分工，产生比较复杂的手工业体系，制造出先进的工具。这就可以极大地提高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和战争能力。
战争能力是一个国家、民族、文明生存发展的重要能力。将领的才干差异对个别战役的胜负影响极大。但不同国家、民族之间长期的生存战争，则并不主要是将领个人的军事才能对决，而是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的对决。汉朝初年，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乱，国家能够调用的骑兵不过1万[2]，汉高祖刘邦出行想要找到4匹毛色一样的好马都凑不齐，有些将军、丞相出行只能用牛车[3]。这个时候匈奴能够骑马打仗的控弦战士有近10万。此时，白手起家建立汉王朝的高祖刘邦，即使手下名将如云，北征匈奴也依然以失败告终。汉王朝因此励精图治，休养生息，增加人口，繁殖马匹。经过60多年的发展，到了汉武帝时期，汉朝拥有军马约60万匹[4]、战士70余万[5]，而匈奴的骑兵数量基本保持没变。这样，汉王朝就取得了相对于匈奴的绝对优势。汉武帝因此发动了一系列针对匈奴的远征，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在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名将卫青、霍去病对汉朝的最终获胜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匈奴在经济实力和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上也弱于汉朝。汉朝远征，骑兵向北方深入大漠数百公里，对后勤补给的要求极高，每个士兵都需要3个甚至4个民夫来为其输送粮食[6]。如果是10万大军远征，就需要大约40万人脱离生产劳动，专门从事军事相关活动。如果把生产这些军需的人口也算进来，那就更高。《孙子兵法·用间篇》里边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若按一家5口计算，10万大军背后就至少需要350万农业人口作为支撑。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匈奴的总人口。汉朝靠什么支撑起了如此庞大的物资供应线？就其经济根基而言，就是依靠中原地区的农业耕作，可以养活数千万农民。劳动者除了家庭自身消耗以外，至少还有10%甚至更多的富余产量。
13世纪中期，蒙古消灭了金帝国，占领了中国北方。蒙古民族是游牧起家，对农耕生活不太熟悉。蒙古皇帝一开始觉得农耕这东西很不好，净养一些懒人，打仗都打不赢我们游牧民族，所以想把汉人都杀光或者赶走，把农田变成牧场。结果，比较了解汉文化的大臣耶律楚材就跟皇帝说：这块地方如果经营农业，每年最少可以征收赋税50万两白银、8万匹布帛、40余万石粮食，完全可以支持蒙古大军南下消灭宋王朝的军费之需[7]。蒙古皇帝一算账，如果这地方经营畜牧业，肯定得不到这么多战争经费和物资，所以就采纳了耶律楚材的意见。农业耕作能够比畜牧业养活更多的军队，这一点似乎成了北方汉人得以保全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农耕人口在汉朝时期就达到了五六千万人。北方的匈奴以游牧为主，能够养活的人口也就几十万，再英明的君主也没办法突破这个人口供养的上限。这点儿数量的人口进入中原，就好像河流汇入大海，不管河水有多么浑浊，哪怕像黄河一样全是泥沙，流进来之后泥沙也会冲散、消失。稳定的农耕生活远比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过着舒服，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以后很快就会放弃游牧，改为农耕。因此，尽管中原政权多次因为自身的腐朽而被北方游牧民族击败，但中原农耕文明仍长盛不衰，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人口数量还一直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增加。汉民族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情况，在中华帝国2000年的历史中也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注释】
[1]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从动物到上帝》中认为人类发展史上有三次关键的革命：认知革命、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其关于认知革命的说法很有意思，但只是纯粹的理性推断，而无任何考古或生物学上的证据。所谓“认知革命”，应该只是智人在进化过程中智力水平逐步提高、逐渐具备抽象思维能力的一个极为漫长的演化过程。
[2] 韩信破赵之战，动用了骑兵2000（《史记·淮阴侯列传》）。刘邦派遣亲信刘贾平楚，刘贾仅带2万人，骑兵“数百”。《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决战于垓下，刘邦亲自带领的军队与项羽大战时被击败，以分封大片土地为奖励紧急调度韩信、彭越等诸侯大军前来支援。此战是双方战略决战，主力倾巢而出。最后关头，项羽带领数百骑兵突围，汉军方面“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此为有史料记载的汉军动用骑兵主要数据。韩信带领的部队为仅次于刘邦亲自带领的主力部队，动用骑兵数最高仅2000；刘贾次之，仅数百。最终的战略大决战，刘邦、韩信、彭越三大主力和其他诸侯大军齐聚垓下，为追杀项羽而派出的骑兵数也只有5000。因此，汉军骑兵数量应该在1万以下。
[3] 《史记·平准书》：“自天子不能具其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4] 汉朝官方养马有厩马和苑马两种，内地官厩直管的养马场，所养之马为厩马；汉景帝时期在边郡设立“牧苑三十六所”，所养之马为苑马。汉景帝时期，边地养苑马30万匹（《汉旧仪补遗》）；汉武帝时期，“厩马有四十万匹”（《文献通考》卷56《职官考十》），但苑马数量未知。若按汉景帝时期计算，当合70万匹。受文献资料所限，厩马和苑马的统计关系尚未完全清晰，可能存在部分重合，且部分内地马未必适合作为战马。然汉景帝时期苑马即有30万匹，汉武帝时苑马加厩马总共仅40万又过于保守。军马总数应该低于70万而高于50万，故估算为60余万。
[5] 汉朝士兵可以分为中央军、郡县兵和边防军，其中郡县兵以维持本地治安为主，中央军和边防军装备较好。据胡宏起估算，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守边将士超过60万，此后下降。同时，中央军则长期维持在10余万。则汉武帝用兵最盛之时，可用战士当在70万以上。参考胡宏起：《汉代兵力论考》，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6] 《梦溪笔谈·官政一》：“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此为宋代情况，七万人用三十万人运粮，即一个战士需要超过四个民夫运粮，如果把负责辎重的人也算进来，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比已接近一比五。汉朝军力远强于宋，军事组织效率应该更高。但骑兵深入大漠远征，运输距离较远，要低于一比三不太可能。故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按一比三至一比四来估算当较为符合实际。
[7] 《元史·列传·卷三十三》：“楚材曰：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帝曰：卿试为朕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