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灵的岳麓
楚勇出湘
湖南新宁人江忠源曾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1837年乡试中举，1844年去北京考取教谕资格，回籍贯地候缺。新宁地处湘桂交界，秘密会党活动频繁，江忠源预判他们即将暴动，和弟弟江忠济、江忠濬、江忠淑，堂弟江忠义、江忠信、江忠珀等，暗中组织乡人在江氏宗祠集训。1847年，新宁天地会会首雷再浩举事，江忠源率宗族武装攻占黄背峒天地会根据地，因功赴浙江嘉兴秀水任知县。
1849年冬，新宁人李沅发召集雷再浩余党，攻入新宁县城，杀死代理知县万鼎恩。新宁士绅代表去宝庆府求援不成，江忠源的弟弟江忠济、贡生刘长佑、生员刘坤一、武生邓新科、廪生邓树堃、捐输九品职衔倪长浩等，把各自组织的宗族团练共约两千人集结到一起，进攻会党控制的新宁城。被包围20天后，李沅发部突围撤往广西。新宁团练这时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越过湖南省界进攻相距一百三十公里的柳州怀远，彻底消灭会党武装。1850年春天，新宁团练发动长途奔袭，途中遭会党武装伏击，邓树堃、倪长浩等四十余人阵亡。1850年5月，李沅发武装由桂返湘，新宁团练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协同湖南提督向荣部在途中将其全歼。
曾国藩时任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得知新宁团练如此骁勇能战，把同乡江忠源推荐给奕詝。奕詝诏江忠源进宫，江忠源因丁忧守制未能赴京觐见。1851年4月，大学士赛尚阿奉旨赴广西平叛，曾国藩又托内阁中书左宗植举荐江忠源，奕詝允准“调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赴营” [1]，江忠源回新宁县招募“旧所练乡兵五百人，使弟忠濬率以往，及号‘楚勇’” [2]。《清史稿》述及此事：“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 [3]
湖南团练以“楚勇”为号出省作战，是晚清团练史的重要转折点。新宁团练1850年跨省追击天地会武装，目的很清楚，即消灭在新宁县域对其构成威胁的本地秘密会社武装，唯恐其撤往广西扩展队伍杀回马枪。同样是江氏新宁团勇，1851年出省作战时的身份改称“楚勇”，即为平定帝国敌人的政府雇佣军，执行的是官方作战计划。前次出境作战由江忠济、刘长佑、刘坤一自筹团费，这回则因皇帝钦点江忠源出征广西，可以使用官银用于军费，地方武装性质已发生根本变化。这也是自内战开始以来，地方宗族民兵成建制地受官方招募，成为以地域冠名的乡勇，即国家雇佣军。新宁团练成员个人身份转变为雇佣兵，但军队内部宗族血亲关系被准许保留下来，高中低各级指挥官均由新宁本土士绅担任，这使得这支部队既符合帝国雇佣兵建制，本质上又是独立的地方士绅私人武装，总指挥江忠源为体制内官员，同时又是地方大族领袖。楚勇跨省作战具有先锋意义，开启了湖湘派儒家精英率私军立足于国家政治舞台的序幕。
江忠源部在广西战场不贸然迎战敌军，他们在接敌之处修筑土垒作为工事，等待敌人发起进攻时冲出土垒将其消灭。奕詝见楚勇善战很是高兴，赐给江忠源花翎，升任他为直隶州同知。楚勇在广西没待多久便撤出战场，因督抚将官众多，互相争吵抬杠，江忠源夹在他们中间左右为难，失望之余率部回湘。太平军永安突围进攻桂林，都统乌兰泰战死军中，江忠源闻讯再赴广西作战，他和刘长佑招募1000名新宁人，加上从广西撤回的楚勇，整编为1500人的队伍赶赴桂林城外的鸬鹚洲，和太平军交手3次都取得胜利，桂林解围后奕詝将他擢升为知府。
1852年，江忠源在蓑衣渡给太平军致命一击。6月3日，洪秀全率军攻克全州，6月4日下令弃城拓宽战略空间，顺湘江直下突袭兵力空虚的湖南省城长沙。蓑衣渡位于湘江西岸，是太平军入湘必经之路，江忠源趁春夏交替时水位涨高，命人在水下夯下长排木桩拦腰截断河道，又令1500名楚勇隐蔽在江滩，虎视眈眈等待猎物进入陷阱。6月7日，几百艘满载辎重粮草和太平军官兵的船只沿江而下，浑然不察地撞上水下排桩，江忠源下令炮击搁浅的敌船，楚勇提刀跃起冲向江中，太平军纷纷跳船游向东岸，船上物资都被楚勇缴获。战前江忠源曾向绥靖镇总兵和春提议，楚勇从西岸发起攻击后，敌军必定弃船游往东岸，和春部可在那里设伏围歼他们。和春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太平军在湘江东岸集结，冲出清军包围圈进入湖南。江忠源指挥的蓑衣渡之战，使太平军辎重尽失，洪秀全由湘江突袭长沙的军事计划也因此搁浅，各路清军得以有时间在湖南集结近十万兵力。太平军在蓑衣渡之战中的重大损失，还在于南王冯云山中炮阵亡，冯云山在洪秀全初创拜上帝会时便追随于他，天王为痛失臂膀感到悲伤。
奕詝遥控指挥战事，试图将反叛军剿灭于长沙城下。这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军队和雇佣军面对的，是狂热地寻战求胜的武装力量，其领袖抱有建国理念，战略意图清晰明确，纪律亦是十分严明。太平军虽战败蓑衣渡，指挥系统依然完好，诸部相互配合默契。洪秀全部1852年6月12日攻克道州，8月15日占领桂阳州；杨秀清部8月17日攻取郴州；萧朝贵部长途奔袭长沙，连克安仁、攸县、醴陵，9月11日歼灭城外石马铺清军，12日西王中炮阵亡。10月太平军攻势更猛，洪秀全部11日攻抵长沙南门，掘地道引爆未能得手；杨秀清部6000人14日迂回至长沙浏阳门外校场，发动突袭被清军击溃；石达开部10月31日攻夺湘江西岸，清军战败伤亡千余人。1852年的长沙战事呈胶着状态，未如皇帝所愿“趁此贼匪屯聚一处，并力围攻，以期一鼓歼除”。 [4]
太平军围城期间，清军指挥系统紊乱不堪，湖广总督徐广缙滞留湘潭，诸将率部各自为战，具有战略眼光的唯有楚勇指挥官江忠源。蓑衣渡之战后楚勇顾不得修整便驰援长沙，占领长沙城外制高点天心阁。江忠源判断太平军久攻不克粮草将尽，或照搬桂林经验撤围转攻湖北，而湘江西岸清军兵力空虚，遂提议清军迅速在龙塘设立防线阻击太平军诸部经此地入鄂。湖南巡抚张亮基采纳江忠源的建议，但军队将领拒绝渡江设防，商议很久没有结果。江忠源情急之下赶去湘潭找新任湖广总督徐广缙，徐广缙不接受他的意见，清军失去布防湘江西岸的机会。太平军果然如江忠源所料撤围渡江集结于西岸，昼夜急行攻陷湖南岳州，继而攻抵湖北省城武昌。江忠源对昏聩的总督和不作为的诸将极度失望，命令楚勇不随军队入襄作战，留在湖南本地歼灭巴陵、浏阳多股会党。虽如此，奕詝依然看重江忠源，升任他为道员。
庐州的池塘很冷
奕詝对江忠源很是赏识，任命他为道员后又实授湖北按察使，这已是正三品高官了。这还不够，还要让江忠源担任更高职务，“知忠源忠勇可恃，命率所部赴向荣军，寻命帮办江南军务”。 [5]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江南大营，由帝国最精悍的野战军组成，他们直接听命于奕詝，“帮办江南军务”相当于这支野战军的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江忠源为报答圣恩，递折子直言相告清军屡战屡战败的原因：“全州蓑衣渡之战，寇焰已摧，宜速壁河东，断其右臂；道州之役，寇锋已挫，宜分屯七里桥，扼其东趋；长沙将解围，则宜坚壁回龙潭、土桥头，使贼不得西犯。它若道州莲花池、莲涛湾，死地六十里，而纵之使生；湘阴临资口、岳州城陵矶，皆必争之区，而纵之使遁。祸机在咫尺之间，流毒遂在千里之外。此败辙之不可不深鉴者也。”江忠源罗列战例痛斥军队指挥官，而这些人就是皇帝任命的，很显然一系列失败涉及用人不当。为改变战局颓势，江忠源提出“严军法，撤提镇，汰冗兵，明赏罚，戒浪战，察地势，严约束，宽胁从”八策，奏请奕詝“破格以揽奇才，便宜以畀贤帅，择良吏以固根本，严综核以裕饷源，如此而盗贼不灭，盛治不兴，原斩臣首以谢天下”。这位长沙岳麓书院精英提醒皇帝，他的主要职责在于选人用人，最后一段话分量很重，几乎等于死谏。“疏入，上嘉纳之”，皇帝表示接受他的主张 [6]。
为拓展太平天国版图，太平军1853年6月开始西征。春官正丞相胡以晃部挺进安徽，连克和州、太平、池州、安庆；夏官副丞相赖汉英部重回江西，攻陷彭泽、湖口、南康、吴城，包围南昌。江忠源接到湖广总督张亮基急函，要求他率楚勇增援南昌，急行军到九江时接到上谕，命令楚勇赴安徽凤阳参战。江忠源奏请先援南昌，率1300人奔走3天抵达南昌，江西巡抚张芾喜出望外，把令牌交给江忠源，让他全权指挥南昌保卫战。太平军猛烈攻城，挖通地道，炸坍数十丈城墙，江忠源握刀上阵在章江门督战，率楚勇守住江西省城。
1853年9月24日，太平军撤围转攻湖北田家镇，石祥祯部、韦俊部扼守长江南岸半壁山，楚勇主力遇敌阻击，江忠源仅带几十名亲兵突围抵田家镇。10月14日，太平军总攻田家镇，击溃守军长驱入鄂。10月20日，西征军占领汉阳、汉口，江忠源集结楚勇赶到武昌歼灭城下之敌，保住湖北省城。
现在江忠源可以腾出手来赴皖作战。安庆失陷后安徽省城改为庐州，楚勇奉旨死守此城。江忠源田家镇战败，疏请受罚，奕詝将他降四级留任，随即免去安徽巡抚李嘉端职务，让江忠源接替他主持安徽防务。如此迅速地擢升提拔3年前还默默无闻的办团士绅，使其成为二品高官封疆大吏，是因为这位军事奇才在南昌、武昌保卫战中打赢叛军，现在需要他率部守住庐州。
江忠源原计划率一万人北上作战，新任湖广总督吴文镕认为太平军必欲再图武昌，恳请楚勇分兵留驻鄂省，江忠源仅率两千兵力在瓢泼大雨中启程。身披蓑衣跋涉于泥泞土路，远赴局势险恶的安徽作战，送行人禁不住生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之感。
江忠源部1853年初冬抵达庐州，城中缺枪少炮粮食不足，官员大多在职不在岗。时人对能否守住庐州多持悲观态度。前户部主事王正谊在籍办团，撰《合肥不可守论》称：“今之合肥亦古之合肥也。张文远抗吴太帝，屡战屡捷。今日不可守，何也？合肥城周三十里，垛四千九百有奇，居民仅四千五百户，户或一二人，其妇女辎重皆徙于野，招之不集，令之不从，兵仅二百七十名，勇仅千一百余名。欲与数万亡命相持，吾不知死所矣。调兵，则金陵、镇、扬攻剿尚不敷用，筹饷，则捐输借贷，殷富俱已流亡”，“聚而死于贼，民必不从。民散而官不去，徒死无益。盖官兵不能御贼，安庆、江宁已然之效。民无所恃久矣。非大破贼，民不信，则守不成”。 [7]王正谊认为合肥兵寡民少，更不堪的是民心已死。
守庐州远比守长沙、武昌困难，江忠源把有限的兵力部署到各个城门。他现在不仅是私军楚勇指挥官，还担任江南大营帮办军务、安徽巡抚，由其奏准调往安徽的有来自四川、广东的绿营兵，广东雇佣军七百余人，寿春镇总兵玉山部，署按察使张印塘所带雇佣兵两千多人。为增加守城兵力，江忠源在合肥团练中招募雇佣兵，他们中有“六安新募之勇二千名与李鸿章勇六百名、刘裕珍所募之勇数千名”。 [8]现在最困难的是军费不足，江忠源带来六万两白银，仅够购买官兵和雇佣兵不足1个月的口粮。
1853年12月12日，太平军胡以晃部猛攻庐州。陕甘总督舒兴阿率精兵万余奉旨驰援，进抵城外按兵不动。李鸿章率团勇部主动求战，舒兴阿不为所动。江忠濬、刘长佑率楚勇增援，胡以晃分兵将其阻于城外。庐州知府胡元炜暗通胡以晃，密告守军弹尽粮绝。胡元炜是湖南新宁人，多次致函江忠源救援庐州，现在却无情地出卖同乡。庐州1854年1月14日被攻陷，江忠源投水自尽，胡元炜献印投降。
清人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记述江忠源之死：“天且明，雾蔌蔌如雨，江公左右拥公行，公手剑自刎，不殊，都司马良勋负公疾驰，公啮其耳，良勋负痛，因堕地。至水关桥，自投古塘死之。”江忠源以如此决绝的方式赴死，除了不想落入敌手受辱，还因庐州绅民待他之薄，令其内心透凉了无生趣。合肥四郊团练都由当地缙绅、乡绅所办，他们视江忠源为专责剿贼之事的统兵大帅，与“练本邑之兵，团本乡之勇，因本地之粮，守本地之土，各固藩篱” [9]的本地团练并无多大关系。吕贤基虽已死去，他和周天爵所拟军队与团练各司其职的规定，在安徽依然发挥作用，江忠源匆促来守庐州，来不及纠正。城池将破之际，江忠源亲笔手书求援信函，派人冒死送出城去，晓以城郊团练唇亡齿寒之理，告诉他们庐州城陷乡村亦不保。合肥四郊绅团不为所动，“卒无应者”。一位叫朱景昭的庐州人哭求团练救援，团绅大多无动于衷。乡绅蒋礼卿四处呼吁救城，居然被仇家打成重伤，主张救援者处境孤立噤若寒蝉。一位富绅冷嘲热讽说，不如用200石米雇男丁200名，让他们到城下露个脸就回来，也算是尽到责任了。
楚勇脱胎于新宁县宗族团练，与太平军胡以晃部相比人员数量、武器装备均不占优势。江忠源困守庐州，江忠濬部、刘长佑部无法突破敌军正面阵地，只能在城外眼巴巴地看着城池被攻破。江忠源虽败，楚勇主力还在，这支生成于湘地由儒生领导的地方武装勇迈绝伦，成为日后湘军的前身。
江忠源之败，在他过于听从皇帝和督抚调派，缺乏战略家的韬略定力。反观其对手杨秀清，军事能力和政治谋略都比他高出许多。后者为自己确立了南方政权核心成员地位，掌控军队最高指挥权，制定西征战略并任用得力将领胡以晃、赖汉英、石祥祯、韦俊等予以实施。江忠源被动地接受宫中命令转战桂湘鄂赣皖五省，在战损严重的情况下仍分兵留守各省，未集结有限兵力用于运动中，持续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从根本上扭转战局态势。反观他的对手杨秀清，则制定了战区首长负责制，命野战诸部轮战楚军使其战力耗尽军备耗光，将战场主动性始终掌握在自己一方。
斯人从戎
湖南巡抚张亮基1853年2月向湘乡缙绅曾国藩转达上谕：“前任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闻其在籍，其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伊必尽力，不负委任。” [10]奕詝让这位前礼部右侍郎在籍贯地训练民兵，率领他们搜查土匪，给工部左侍郎吕贤基的谕令则是：“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驰赴安徽，会同巡抚蒋文庆办理军务。” [11]两者同为副部级前高官，享有的权力却完全不同，吕贤基会同巡抚办理军务，有权节制军官指挥军队，地位与封疆大吏平起平坐；曾国藩只负责组织训练民兵，权力和待遇与吕贤基不在一个档次。
曾国藩不满意这样的安排，以清律规定职官在长辈亡故后须回籍守孝27个月，而自己守制不过4个月为由，请求皇帝收回谕令。长沙岳麓书院校友郭嵩焘听闻此事，赶到湘乡力劝曾国藩不要拘守古理，应抓住现下难得的机会成就大事。郭嵩焘对曾国藩说：“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父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12]这番话打动了前礼部侍郎，天降大任于斯人，若要扭转颓势必须出山。
曾国藩对帝国军队了解至深，供职中枢时即是意见领袖，认为绿营建制军病入膏肓，满蒙八旗军更是无可救药。他在兵部任职时实在看不下去，1851年上疏直陈军队种种弊端，提出若要强军必须裁汰冗员。侍郎在这份措辞尖锐的奏章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于岁入常额外，诚不可别求搜刮之术，增一分则民受一分之害。至岁出之数，兵饷为钜，绿营兵额六十四万，常虚六七万以资给军用。自乾隆中增兵议起，岁糜帑二百余万。其时大学士阿桂即忧其难继，嘉、道间两次议裁，不及十之四，仍宜汰五万，复旧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应请皇上注意将才，但使七十一镇中有十余镇足为心腹，则缓急可恃矣。” [13]都是刀刀见血的实话，直指陈朽兵制贪腐将领，可真要淘汰那么多部队，帝国恐怕也要随着坍塌散架了去。书生偏激之见，宫中不予理睬。
在皇帝眼中，曾国藩不堪大用，只能勉强让其集训民兵，可曾国藩从一开始就看不起团练，认为这类零星武装如同散沙，顶多维持社会治安而已，一旦泛滥还会造成负面影响。他写信给门生李瀚章：“团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则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 [14]帮助巡抚组建团练缉捕土匪，这样的安排被曾国藩视为贬低他的智商，直言“团练之事不可为”。在他看来既然要乘时自效实现抱负，就要趁这乱世突破上谕限定，组建属于他的私人武装，让这支私军经受高强度战争磨炼，成为与八旗、绿营旗鼓相当的军事力量，唯有这样才能剿灭叛军拯救帝国。
曾国藩是拿来主义者，新宁江忠源楚勇模式、湘乡王錱练勇模式，都被他直接拿来套用。江忠源以宗族团练为基础，建立私属于自己的政府雇佣军楚勇；王錱把团练拆分为“团”和“练”两个部分，每家出丁，平日守卡打仗助阵者称为团勇，招募四方精锐每日训练打仗助阵者名为练勇。前侍郎借鉴他们的经验，奏告皇帝“自咸丰二年奉旨办团，初次折内，即奏明自行练勇一千，是臣所办者乃官勇，非团丁也”， [15]这显然违抗了让其训练民兵组建团练的上谕。曾国藩擅自训练官勇，即雇佣军，仿照楚勇模式将其称为湘勇。
清时政府官勇统称乡勇，这些雇佣军以籍贯地命名，如粤勇由粤籍雇佣兵组成，若细分则有来自东莞的东勇、来自潮州的潮勇。以此类推，川勇来自四川、皖勇来自安徽。这些雇佣兵由官府在战时临时招募，相互间不由宗亲血缘关系联结，由军队指挥官统带参战。湘勇虽自称官勇，性质与后者完全不同，这支私军以地缘、血缘、姻亲、师友关系作为纽带，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 [16]主要将领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藩与湘乡团绅、幕僚多系亲戚关系，他的三女儿嫁给罗泽南的二儿子；与郭嵩焘、李续宾也是姻亲；罗泽南与胡林翼也是儿女亲家。师生关系也很重要，彭玉麟是曾国藩门生，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是罗泽南门生。非湘籍人士因师生关系亦会受到重用，曾国藩皖籍门生李瀚章、李鸿章相继为其所用。一族人口毕竟不足，湘勇营官可扩大募勇范围，由里到乡直至县域。湘勇初始招兵方式十分保守，“湘营均系曾国藩同里之人”， [17]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 [18]湘勇水师“水手须招至四千人，皆须湘乡人，不参用外县的。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故也”。 [19]曾国藩把这样做的理由，归结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心”。以宗族乡里关系相互联结成为湖南办团的风气，王錱在县域范围招募练勇，李元度募勇但取平江之人，刘长佑招的也都是亲党邻里，他们以办团的名义组建私属武装，是为生死与共战胜强敌。湘勇入伍必须取具保结、存档备查，写下家庭成员姓名并按指纹，由族中长者为其具结担保。营勇违反军纪或临阵脱逃，家人和具保者都会受到牵连，按具结文书共同担责。
湘勇薪饷待遇十分优厚，步兵每月薪饷四两多银子，几近绿营士兵的三倍，这对于贫穷朴实的山民是极具诱惑力的。战功赏金更为优厚，杀1名土匪奖10两银子，俘虏1名15两；杀1名太平军20两银子，俘获马匹可以自己使用，上交则赏10两银子；缴获铁炮、滑膛枪、火药、铅弹和冷兵器，都可得到奖赏。这样的高报酬是田地劳作不可能获得的，足可使加入湘勇者改变人生，家庭也会短时间内脱贫。维系这条凭借军事技能致富脱贫途径的前提是整支部队必须在战争中存活下来，勇营是否存活与长官的存亡密切相关，一旦营官战死，他所在的勇营随即解散，士兵退伍返乡永远失去高额薪饷和战功赏金，此生难以改变贫苦命运。同样的道理，倘若创建者曾国藩阵亡，整支湘军将会解散。“事上如子之事父”，营官与营勇的关系是父父子子的关系，士兵以长官为父，长官视士兵为子。曾国藩治军遵从儒教礼法，“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 [20]“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 [21]湘勇领袖明确地告诉属下，这是一支宗法制武装，从各级长官到士兵都是他的子弟兵。这也是湘勇与其他官勇全然不同之处，湘勇是建立在儒家家庭伦理基础上的、体现士大夫理想的武装集团，其营制严格规定：各营由营官募勇，营勇依附营官，各营营官不得调任；非湘籍者不得担任营官，除非经过曾国藩特许，如擅长陆战的镶黄旗人塔齐布、水师骁将江苏吴县人褚汝航、河南光州固始人李孟群。湘勇自创建初始就特立独行，不为上谕左右，不归督抚指挥，任何人调用湘勇都须征得曾国藩同意。
与曾国藩争锋者多会被弃用。王錱早在1852年就着手办团，对战术和营制探究颇深，撰有《练勇刍议》《阵法新编》，将团与练分离就是他的想法。曾国藩计划首招湘勇陆师兵员12营6000人，王錱未经他同意径自募勇6营3000人，曾国藩难以容忍。王錱恩师罗泽南决定投效曾国藩，王錱不肯随其以曾国藩为师，这样的结果便是被彻底边缘化。曾国藩经略湘勇主干旁支分得很清，忠诚于他的营官大多做了封疆大吏，王錱苦战湘粤赣数省，最终也就加按察使衔以湖北道员记名简放。1857年6月王錱率老湘营转战吉安，10月病逝乐安营中。
曾国藩遵奉戚继光选兵制度，只招乡野老实之人，不收城市游滑之人，不让奸巧之人进入军队。他认为：“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 [22]任用营官则与戚继光不同，多用正统儒生科举精英，“取明戚继光遗法，募农民朴实壮健者朝夕训练之，将领率用诸生”。 [23]
湖南书院精英介入地方武装自江忠源始，这位曾就读长沙岳麓书院的军事家以战争实践证明，书院儒生对战争的理解以及军事谋略的运用丝毫不逊于职业军官。曾国藩借鉴楚勇成功经验，由书院精英与朴实营勇搭配组军，这支由谋略与体力组合成的队伍在残酷战争中迅速成为帝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湘勇核心领导层成员都出身于儒学书院，曾国藩、郭嵩焘学成于长沙岳麓书院，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曾国荃出道于长沙城南书院，彭玉麟求学于衡山石鼓书院，从中可以看出儒学信念在湖南知识分子领导的武装集团中起着多么重要的作用。
幕府
曾国藩招募专业精英开设幕府。封疆大臣有开军府邀幕僚的特权，前侍郎全盘照用，明明让他训练民兵，他却从团练中择选出私人武装，自说自话称他们官勇，作为湖南官方雇佣军最高指挥官，当然可以如督抚那样设立拥有军事参谋、后勤保障、司法审案等职能的庞大幕府。
幕府制度的特征是私属性，幕主与幕僚基于私谊形成主从关系。湘勇“事上如子之事父”，这样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曾幕，在职官员、候补官员一旦进入幕府，即由公门进入私室，遵从幕主谕令先于执行官方命令。幕主则通过上报军功、保奏职位等方式，为幕僚打开上升通道，拓宽权力空间。曾国藩在湖南巡抚衙门之外组建了另一套办事机构，职能事权比政府系统还齐全。像曾国藩这样办差的在当时闻所未闻。
湘勇出省作战前，曾国藩利用幕府控制地方刑事审判权，目的是确立他在湖南的政治地位。曾国藩1853年初到长沙，即在巡抚衙门射击场设公馆，并着手建立长沙审案局，由幕僚刘建德、厉云官等人主持。幕府完成组建进入正常运转后，长沙审案局改称发审局。各地发审局未列入国家正式编制，不是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没有明确的受案范围，亦无专业审判人员，各省在实际操作中则予以常设审判机构的待遇，负责本应由督抚臬司主审案件的预审工作。发审局设于地方主官衙署内，发审委员的任命、薪资给付等由官方负责。
发审局具有实际审判职能，属于地方实际司法机构，在籍办团缙绅设置发审局，被视为争夺地方司法权，进而挑战上层统治结构。曾国藩的回应是发审局既为体制外临时机构，地方官可以办，钦派在籍办团前缙绅自然也可以办，何况他接到的上谕就是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这自然包括审判权。曾国藩颁发加盖“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印章的文书，通知湖南各地团练局不必一一报官捕人，也无须将嫌疑人押往长沙发审局或地方官衙，地方官应赴团练局审判犯人，凡会匪、教匪、盗匪、痞匪、游匪等立行正法。
曾国藩反客为主独揽地方司法审判权，将绅权凌驾于官权之上，连他自己都清楚“谤讟四起，自巡抚司道下皆心诽之” [24]，几乎所有地方官员都站在他的对立面。他把湖南的情况奏告皇帝：“臣设局以来，控告纷纷，或签派兵役缉拿，或札饬绅士踩捕，或着落户族勒令跟交，或即令事主自行擒缚。一经到案讯明，立予正法。计斩决之犯壹百肆名，立毙杖下者贰名，监毙狱中者叁拾壹名。此外，札饬各州县擒拿匪党，赍呈供折，批令无庸解省，就地正法者，不在此数。” [25]对于湖南地方官对他极尽诽谤一事，他表明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奕詝在奏折中读出曾国藩杀伐果断，帝国需要以血屠立威，以恐怖抑制恐怖，他给前侍郎的谕令是：“务期根株净尽！” [26]
除了掌控司法权，曾幕还要去争财政权。自称官勇的湘勇是私人武装，军队系统不会与之发生关系，地方官员更不会向其提供经费。曾国藩接到的命令是帮办团练，根本没有正式职务，他只好自费雕刻“钦命帮办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印章用来发布命令，只是这样的关防哪里镇得住地方官，体制内的人对现任官员与前官员分得清清楚楚，对这位在籍绅士私刻的关防不屑一顾，视他的“私军官勇论”为笑谈。前侍郎无权从藩库调拨白银，只好自行解决军费问题，为此需要让幕僚调整观念。他说宋代永嘉学派名儒叶适讲过，“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说的是为补救时艰无须避谈经济理财。他又举例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在于那些自诩为仁人君子者成为变革阻力，为王安石抱不平：“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 [27]
1852年，曾国藩在湖南设立捐输总局，由捐输、漕粮、厘金入手，保障湘勇军需粮饷。捐输局制定摊派政策，普查湘人家庭经济状况，贫者少捐或以劳役替代捐款，富人须拿出真金白银。曾国藩要求道光朝重臣、已故两江总督陶澍家人“倡输万金”，带动湖南籍缙绅富商捐输白银。丁忧在籍的湖北荆宜施道蒋征蒲是湖南首富，一次性捐资白银十多万两，铜钱四十万串；前湖北巡抚杨健的儿子捐出数万两白银；长沙富商朱昌琳也捐出重金。曾国藩提出重奖捐输者，“自六品至九品，按赀填给”，巡抚和布政使须在捐输总局自制军功执照上盖印，由他颁发吏部授衔部照。随着湘勇成军出省作战，前侍郎的口气越来越硬，在写给皇帝的《请捐输归入筹饷新例片》中要求，对于捐输经费者，“由臣开单咨部，随时发给部照。嗣后臣行营所至，如湖北、安徽等省，准令臣随处劝捐，一例咨部，仍随时发给部照”。 [28]
湖南大宗贸易的货物是茶和盐，向外输出红茶对内运入食盐。曾幕设盐茶总局，在陆路水道设厘卡，征收盐茶税以充军饷。曾幕把征收来的茶盐税用作资本投入军工产业，矿业开采、冶金铸造、棉布雨具、军用药材、船舶制造诸业快速发展，出现许多工商集镇。湘军和湘商的良性互动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长沙商人朱昌琳、衡阳商人魏鹤林等向湘军捐输白银和军需品，湘军亦给予他们经营茶叶、食盐的特权，使他们富甲一方，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29]。左宗棠主政西北军政时期，湖南商人活动范畴扩展到俄罗斯边境，晋商对俄茶叶贸易业务被湘商取代。
曾氏幕府的规模因战争迅速扩大，兼具司令部、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等职能。幕府部门齐全，营务处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和下达作战命令，编书局刊印儒学书籍用于宣传，审案局负责司法审判，忠义局为阵亡者奏请设专祠专坊，此外还有报销局、劝捐局、茶盐局、厘金局、粮台等。曾国藩1854年2月29日率勇出征，行前在衡州告诉皇帝他的幕府分工精细，仅粮台就设立八所，“曰文案所、曰内银钱所、曰外银钱所、曰军械所、曰火器所、曰侦探所、曰发审所、曰采编所，皆委员司之” [30]。
幕府为缔造湘勇水师发挥了关键作用。曾国藩急于筹建水营，苦于缺乏人才，邀岳州营守备成名标、候补同知褚汝航、知县夏銮入幕，建造拖罟、长龙、快蟹、舢舨等各式战船。彭玉麟、杨岳斌由曾国葆推荐，加入幕府成为水营营官，彭玉麟在曾幕拟定水营营规、作战计划，在内战中成为水师指挥官。
前礼部侍郎一系列操作下来，湖南半壁江山为他控制，其幕府理财有方使得私军经费宽裕。湘乡罗泽南、王錱师生办团练勇最早，罗泽南甘愿受曾国藩节制，王錱为独立成军投靠巡抚骆秉章门下。曾国藩劝王錱不要做官勇而要做义师，把先前说湘勇是官勇而非团丁的话忘得一干二净，他质问王錱：“吾辈私兴之义举”，“非省垣应办之官事也”，你怎么可以去做政府雇佣军呢？湖南巡抚骆秉章为拉拢王錱，拨调给他一万两白银用作军饷，曾国藩讽刺王錱：“走省请饷一万，仆已讶其与初议相剌谬矣”，“止可谓之官勇，不得复谓之义师也”。曾国藩还是想留住王錱，让他在其军中做个营官即中级指挥官，让他统带两个营1000名营勇。王錱哪里肯答应他，他要招募上万名雇佣兵做出一番大事，曾国藩让他头脑不要发热，“值此官项支绌之秋”，骆秉章“倾库中所藏”，至多也就“仅敷两月之需”， [31]之后你又怎么办呢？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潜台词是还是跟着我干吧，你带的兵虽然少些起码饿不着，若跟骆秉章混，地盘局限湖南先不说，还缺饷少粮。
歌着的战士以及湘勇领袖的政治宣言
曾国藩在兵部左侍郎任上就看不起建制军，在奕詝登基之年递折子说各省绿营不整顿不行了，许多官兵不习武艺，开小差吸鸦片设赌馆，与秘密社会成员勾结，打仗时“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 [32]他忠告皇帝，“自古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 [33]，无用之人还是尽快裁撤了的好。1852年曾国藩丁忧回籍，成了无所事事的缙绅，对军队仍持批评态度，指责绿营军在平叛战争中胆怯畏战。
曾国藩鄙视职业军人，绿营官兵对他也不抱好感，不让湘勇进入他们军队的地盘。进入长沙的湘乡营勇多次遭到官军毒打，愤懑难抑的湘勇领袖在家信中写道：“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我所带之兵勇仆从人等，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谤怨沸腾、万口嘲讥”，“吾惟忍辱包羞，屈心抑志，以求军事之万一有济”。 [34]前礼部侍郎遭到莫大羞辱却隐忍不发，他知道突破权力结构边界很难，湘勇崛起在于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为此需要掌握战术技能，必须任用职业军人充当教官。
满洲镶黄旗人塔齐布同意湘勇和绿营兵一起训练，1851年他从火器营调到湖南任绿营都司，1852年长沙保卫战有功升任游击。塔齐布是少数佩服曾国藩的军官之一，后者每旬逢三逢八亲去校场对官军训话，要求他们秋毫无犯爱护百姓，以挽民心而塞民口。塔齐布认为他说得对，每次前侍郎来军营训话时，都恭敬地站在他身后。塔齐布还接受曾国藩命令，率部抓捕多名巨盗。曾国藩十分赏识这位满人军官，破格让其担任湘勇营官，统带由怀化练勇组建的辰勇。
在籍缙绅在巡抚鼻子底下建立幕府，凭空让湖南多了一个新衙门，省道府县各级主官忍无可忍，怨恨如荒草一般滋生蔓延。在地方折腾也就算了，居然还把手伸向军队，“令塔将传唤营兵，一同操练”，长沙协副将清德忍无可忍，向湖南提督鲍起豹控告曾国藩僭越忤逆篡夺军权。清德说按清制文官不能指挥军官，即便巡抚“例不问营操”，“塔齐布谄曾国藩，坏营制”。 [35]鲍起豹向来瞧不起文官，在长沙保卫战中为防备太平军挖掘地道炸毁城墙，命令士兵放火焚烧城外所有民房，奉旨来长沙协理军务的前湖北巡抚罗绕典不同意，鲍起豹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坚持下令烧光城外数千间民居。鲍起豹发布命令不许军官听从曾国藩指挥，触犯军令者军法从事。
曾国藩决定把清德逐出军队，三次写密折上呈皇帝。第一折参清德游手好闲，营务武备茫然不知形同木偶，为小妾过生日居然调动50多名士兵办酒服侍，“请旨将长沙协副将清德革职，以励将士而振军威”；第二折举荐塔齐布、诸殿元，称他们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他向皇帝保证，“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第三折奏请下旨将清德交刑部治罪，案由为清德在长沙防卫战中摘去顶戴躲进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军装溃散逃窜。 [36]奕詝最恨奴才平日骄横战时怯战，下谕旨将清德革职治罪，塔齐布“加副将衔，兼领练军”。曾国藩见奕詝站在他一边，欣喜之态跃然纸上：“然见所奏辄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 [37]
军队与湘勇的矛盾并未因此平息，反而事端频发愈演愈烈。距绿营副将清德被革职仅月余，湘勇试枪误伤一名官兵，绿营持械出发要为他报仇，曾国藩将走火练勇施以鞭刑。事件刚平息下来，又有湘勇辰营与绿营永顺兵因事争执，官兵迁怒辰营营官塔齐布，吹号列队骂他叛将。曾国藩要求鲍起豹处罚肇事官兵，提督大怒说那就绑了送到湘勇营中让你处理，让士兵故意缚了战友走出军营去找曾国藩。很显然这是武装示威，绿营兵在长沙街头游荡挑事，城中文武官员闭门不管，士兵们开始包围曾国藩公馆。曾公馆暂设在巡抚衙门内，“公馆者，巡抚射圃也，巡抚以为不与己公事”。骆秉章对曾国藩行事很有看法，不出门制止士兵施暴。绿营兵越发猖狂，“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 [38]曾国藩跑到骆秉章住处叩门求救，巡抚故作惊讶，感谢士兵绑缚肇事者，又为被缚者松绑，请肇事士兵回营，声称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
长沙战役中鲍起豹部8000绿营兵坚守80天，直到向荣、和春、江忠源诸部赶来解围。现在太平军再度逼近长沙，以骆秉章为首的湖南官员更为看重军队，对曾国藩私军不抱希望，这也是他们把这次兵变归咎于曾国藩处事过激，偏袒鲍起豹和肇事者的原因。曾国藩对湖南督抚的行状失望到极点，说即使孔子复生都难以改变其恶习，“国藩客皆愤怒，以为当上闻”，幕僚们纷纷建议幕主上疏控告湖南当局。曾国藩下达的命令，则是让湘勇各营“即日移屯衡州” [39]，在内讧或将再次发生时他决定妥协退让，避开杀气毕露的军队，离开长沙移师衡州专心练兵。
在衡州的日子里，私军领袖每旬逢三逢八依然到校场训话。营兵多为山民，曾国藩照顾多不识字的他们，撰写的《晓谕新募乡勇》通俗易懂，通篇都是直白浅近的白话：“本部堂招你们来充当乡勇，替国家出力。每日给你们口粮，养活你们，均是皇上的国帑。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与贼人打仗拼命。你们平日如不早将武艺学得精熟，将来遇贼打仗，你不能杀他，他便杀你；你若退缩，又难逃国法。可见学的武艺，原是保护你们自己性命的。” [40]
曾国藩撰写的《操武艺》既像民谣又像军歌，让营勇通过朗朗上口的传唱学习掌握军事技术：
石头要打二十丈，石灰罐子也一样。木板要有五寸宽，箭箭要中靶子上。
石头灰罐破得阵，叉钯锚子一齐进。靶子也立一块板，板上先凿四个眼。
眼内安个小木球，戳在锚子尖上留。只要枝枝戳得准，保守地方总安稳。
火器虽然是个宝，鸟铳却要铸得好。火药也要办得真，不然炸裂反伤人。
铳手若是不到家，不如操练不用他。惟有一种竹将军，装得火药大半斤。
三股麻绳紧紧缠，一炮响动半边天。件件武器皆无损，石头锚子更要紧。
石头不花一分钱，锚子耍出一道圈。若是两个习得久，打尽天下无敌手。
曾国藩还创作了《莫逃走》《要齐心》，和《操武艺》合称《保守平安歌》。《莫逃走》强调乡土观念和抱团取暖：“众人谣言虽满口，我境切莫乱逃走。”“一人仓忙四山逃，一家大小泣嗷嗷。男子纵然逃得脱，妇女难免受煎熬。壮丁纵然逃得脱，老幼难免哭号咷。文契纵然带着走，钱财不能带分毫。衣服纵然带着走，猪牛难带一根毛。”“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要齐心》直面族内贫富冲突，提出阶级调和同舟共济：“富者但愿自己好，贫者却愿大家穷。”“万一邻境土匪来，不分好歹一笔扫。富者钱米被人抢，贫者饭碗也难保。”“大家吃杯团圆酒，都是亲戚与朋友。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作一双手。贫家饥寒实可怜，富家量力略周旋。邻境土匪不怕他，恶龙难斗地头蛇。个个齐心约伙伴，关公庙前立誓愿。若有一人心不纯，举头三尺有神明。” [41]
战士们唱着《保守平安歌》，从湘乡到长沙再到衡州，在此起彼伏激昂高亢的歌声中，领会自己因何而战为何而战。而此时战争的车轮裹挟着腥风血雨向三湘大地碾压过来，离前侍郎和他的军队越来越近。
1854年1月14日，楚军领袖、安徽巡抚江忠源兵败自尽庐州。2月2日，曾国藩座师、湖广总督吴文镕战死黄州城外。2月25日，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文》，率湘勇正式参战。
《讨粤匪檄文》与太平天国政治宣言《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针锋相对。后者开篇称：“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也；衣食者，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也；子女民人者，上帝之子女民人，非胡虏之子女民人也”，打的是驱逐鞑虏的民族牌。前者开篇道：“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地方牌也用上了：“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残忍残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总之，《讨粤匪檄文》是要把洪杨起事定性为匪患。
《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自始至终强调驱除鞑虏：“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而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而恬不为怪，中国尚得为有人乎？妖胡虐焰燔苍穹，淫毒秽宸极，腥风播于四海，妖气惨于五胡，而中国之人，反低首下心，甘为臣仆，甚矣哉！中国之无人也。”《讨粤匪檄文》维护名教道统儒教体制：“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郴州捣毁孔庙的事成为南京政权摧残中华传统文化的证据，“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讨粤匪檄文》誓言为保国保教而战，“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奥匪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