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又来了
枪炮与贸易
奕詝从1856年开始就难以专注于内战，广东的局势分散了他的精力。曾国藩之所以在1860年6月接谕署理两江总督，除了江南大营清军主力被太平军全歼，中央政权不得不依赖湘军围堵南京，另一个原因在于英法两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军队得腾出手来应付外国入侵军，国内战争唯有让湘军去应付。
洋人总是在广州制造事端，在他们认为合适的时间点燃导火索，把战火从南方燃烧至北部直隶地区，逼迫中国政府满足其各种要求。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登上英国商船“亚罗”号，逮捕贩卖鸦片的中国船员。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要求中方道歉，声称中国士兵登船时扯下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女王的侮辱。两广总督叶名琛拒绝他的要求，认为“亚罗”号为一位香港的中国商人所有，不具有受英国保护的资格。在“亚罗”号事件发生的3个月前，叶名琛拒绝了英国要求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提议，巴夏礼认为中国已经调整了贸易政策，战争成为唯一的选项。10月23日，英法军队炮击珠江沿岸炮台；10月28日，清军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战死；29日，广州失守。
这场战争可以追溯到签订于1844年的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1856年提出修改条约，英国获得贸易最惠国待遇，英国公使常驻北京，清廷拒绝这些要求。自1844年以来广州当局就允许当地团练把守城门，不让外国驻华使节和商人居住在城里。英国因对华输入鸦片成为贸易顺差国，故对反入城运动长期隐忍不发。对华强硬的外交大臣巴麦尊1856年成为内阁首相，在华外交官巴夏礼清楚他的立场，以“亚罗”号事件作为战争由头符合唐宁街的想法。
法国加入对华战争是因为马神甫事件。1856年2月29日，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传教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25名当地教徒，知县张鸣凤处死马赖等3人。中法两国1844年在广州签订《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海关税则》，即《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坟地，清政府有保护教堂的义务”，张鸣凤据此认定法国人仅可在通商口岸传教，不得进入内地。巴黎抗议中国处死传教士和基督教徒，根据《黄埔条约》第二十三款规定：“佛兰西无论何人，如有犯此例禁，或越界，或远入内地，听凭中国官查拿，但应解送近口佛兰西领事官收管；中国官民均不得殴打、伤害、虐待所获佛兰西人，以伤两国和好。”拿破仑三世决定与英国组成军事联盟，1857年3月派遣远征舰队赴中国作战。
两广总督们都是对英强硬派，从林则徐、徐广缙到叶名琛，即便《南京条约》签订者耆英，到广州任总督后也以团练难以驾驭为由拒绝英国人入城。这些总督中皇帝最为看重徐广缙和叶名琛，1848年他们组织10万团练守城，迫使英国人止步广州城下，道光皇帝旻宁喜极而谕：“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 [1]一时高兴之下旻宁颁发谕令，将上海、天津、南京外事处理权交给广督广抚。
广东的局势是1850年开始失控的，发生在广西的叛乱向东扩散，内战消耗掉太多白银，抗税事件不断发生，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趋于贫困。战乱使行商富绅离粤北上，底层团勇则去做雇佣兵或加入秘密社会，社会秩序每况愈下。叶名琛时任两广总督，他在1853年重提洋人又要入城，试图利用仇洋情绪促使当地人团结对外。这次他的策略没有奏效，各地抗捐运动愈演愈烈。此时广东三合会发动叛乱，逼近三角洲地区各个城市，1854年7月，叛乱者攻占佛山、花县、南海，捣毁了这些地方的县衙。远在梧州的叛匪走出山林向省城进发，聚集在广州城外的三合会武装越来越多，他们头裹红巾开始攻城。
住在广州城外商馆区的英国人，忐忑不安地注视事态发展，对中国南方叛乱的态度摇摆不定。英国公使包令同情反叛者，把红巾军视为争取自由的正义力量，应邀访问了他们的黄埔营地。驻广州领事罗伯逊持中立态度，建议包令不与任何一方接触。英国商人向政府军出售武器的谣言开始流传，叛军失去耐性，登上各国商船搜查武器抢掠货物。1854年12月，驻扎在黄埔的红巾军驱赶英国船队，占领炮台向广州城开炮。叶名琛以为机会来了，打算抛弃前嫌与洋人共同对抗叛军，调拨25000两库银让美国人屈林克招募雇佣军，帮助政府军夺回叛军营地，罗伯逊阻止屈林克介入内战。叶名琛又试图说服包令派遣英国军舰炮击叛军，公使答复英国不介入另一主权国家内部事务。总督从此不再相信英国人，他以傲慢之态度对待傲慢的英国人，“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珠江三角洲团练1855年1月决定参战，与官府结盟平定秘密会社暴动。叶名琛对英国人的立场复归强硬，主张广州对英商永久性地关上城门。广东水师1856年10月以搜查走私鸦片的名义登上“亚罗”号商船，是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对英国人要求鸦片合法化一事的表态，他绝不同意鸦片交易合法化，在任何压力下都不会妥协。
英国在1854年试图修改《南京条约》，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约见负责中国外交事务的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其依据是1844年中法签订的《黄埔条约》中有这样的条款：“日后大法兰西皇上若有应行更易之处，当就互换章程，年用核计满十二年之数，方可与中国再行筹议”；同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也有类似条款。英方则引用中英《虎门条约》规定，清朝将来“设有新恩施及各国，应准英人一体均沾”，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于1842年，在12年之后的1854年理应修约。
英国之所以热衷修约，是认为《南京条约》虽签订，对华贸易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英方虽已获得进入中国通商口岸的特权，对华输出工业制成品依然乏力。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中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条约签订后英国输华商品价值由1842年的96.9581万英镑增加到1845年的239.4827万英镑，但1846年起英国对华商品输出量逐年下降，到1854年只有1843年的十七分之十， [2]而英国输往印度的工业制成品价值每年约为900万英镑，远远超过中国。英国认为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违背自由贸易原则，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英国商品具有强大的抵抗力，只有通过修约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使英国工业制成品与中国手工业品自由竞争。英国以鸦片交易获得对华贸易顺差，应继续对华输出鸦片并使其合法化，为此不惜再次发动对华作战。英国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称为“‘亚罗’号战争”，名义上是为捍卫英国女王尊严而战，实则是为强行进行鸦片贸易。
在晚清所有两广总督中，叶名琛是最强硬的一位，为达到目的不惜采用任何手段。1842年中英战争结束后，珠江三角洲的103个乡掀起锄奸运动，仅三元里地区就屠杀了1200名“汉奸”，叶名琛是锄奸运动领导者之一。1855年平定三合会叛乱后，叶名琛下达杀俘令，仅广州城就斩杀了七万多名红巾军战俘，广东全省被杀者近百万人。自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回国的容闳回忆他在广州路过杀俘现场，“但见（刑）场中流血成渠，道旁无首之尸纵横遍地”，“时方盛夏，寒暑表在九十度或九十度以上，致刑场四围二十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已二三日”。 [3]目睹如此大规模无节制杀戮的容闳，觉得自己不该容忍如此野蛮血腥的政府，而对于叶名琛而言，这样做是为了摧毁反叛者的精神意志，他庆幸广州绅民再次站在帝国政权一边。
前英属加拿大总督额尔金勋爵被任命为对华全权专使，1857年3月率远征舰队驶往中国，他的任务是打破贸易壁垒。加入联军的法军由前法国驻英大使葛罗全权指挥，驶往香港与英军会合。英国远征军途经印度时恰逢加尔各答发生兵变，额尔金把他们留在印度平叛，自己乘商船先赴香港。数月后远征军抵达香港。冬季的天津白河已经封冻，英国舰船不可能经过这条河流进攻皇城。额尔金决定留在南方作战。联军很快攻陷东莞，总兵董开庆部战败。
奕詝在宫中惴惴不安，叶名琛安慰他说粤事不足为虑：“英国主厌兵，粤事皆额罗金等所为。臣始终坚持，彼穷当自伏。” [4]皇帝信任叶名琛，相信总督能一如既往应付危机。叶名琛也相信自己能够制服英军，他收买了华人随军翻译张云同，让其作为内应提供情报，以便制定计谋歼灭英军。1852年平定凌十八叛乱时，叶名琛就以重金和官职为条件，策反拜上帝会会徒歼灭叛军主力，他认为这种计策同样可以对付英法联军。
1857年12月29日，英法舰队炮击广州城内的总督衙门。联军并未进城，他们等待总督投降。叶名琛不投降也不和谈。巡抚柏贵不顾总督反对，让绅士伍崇曜等出面与联军议和，叶名琛坚持己见不许伍崇曜出城，反洋人入城成了叶名琛的底线，包括不让别国外交官走进广州。那就抵抗入侵军吧，可叶名琛态度并不积极，“将军巡抚司道进见，商战守策，而叶相澹若无事然”，“僚属见寇势日迫，请调兵设防，不许；请召集团练，又不许”。总督非但不让军队作战，连屡用不爽的团练都弃之不用。英国专使额尔金递交照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总督让英国商人进城贸易，否则立即攻城，见叶名琛没有回复，命令战舰轰击内江炮台。总督让军队不要回击，说“彼当自走”，“水师勿与战”，于是凤皇山、海珠等炮台都被联军占领了。联军再次炮击广州，士兵们冲进城市又撤回来，战况还真如叶名琛预判，“彼当自走”。额尔金要求谈判，前提是“请入城面议”，“名琛勿许”，额尔金“请于城外会议，亦不许”， [5]总之叶名琛就是不见他。
奉旨援粤的各省绿营兵和政府雇佣兵源源不断，人数达到好几万人，但他们害怕敌人的大炮，不能力战。叶名琛对他们也抱无所谓的态度，不去组织他们作战，连督战的责任也放弃了。他大概把宝全压在英军华人翻译张云同身上，让这位策反者一招制敌死命。至于这位身负重任者有无发挥作用，那就谁也不知道了，反正整个战役张云同都没露面，更别提有什么出彩的表现。
广州绅民对叶名琛很不满意，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不去指挥军队和雇佣兵抗战则是明摆着的，于是都认为他暗中与洋人讲和。这是秉承反洋传统的广州人难以接受的，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对付洋人，举着火把走出城门，去到珠江边的商馆区烧毁领事馆和洋行，仓库货栈也一并烧掉。《清史稿》记载：“民愤甚，焚英、法、美三国居室，凡昔十三行皆烬”，入侵军进城报复，“焚民居数千家”，然后撤出广州。这样的结局已成为规律，三元里之战是这样，广州之战还是如此，洋人头疼难缠的南方民兵，最终总是避开他们垂头丧气地回到战舰。
皇帝接到捷报自然又是高兴一番，颁谕盛赞广州绅民：“粤省绅团同深义愤，夷胆已寒。” [6]1858年1月17日谕告广东当局，“叶名琛既窥破底蕴，该夷伎俩已穷”，“务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 [7]让他们不必理会西洋诸国所提修约及赔偿等要求。
君臣正在欢喜，联军突袭广州，士兵荷枪实弹进入城中搜捕总督。叶名琛终于清楚死神正向他走来，不再装作澹若无事状，赶紧逃往军队指挥部。洋人这回是决不放过总督了，他们“索叶相甚急”，最终将其“大索得之，舁登舟”，关在英国军舰的囚室。叶名琛“既被虏，英人挟至印度孟加拉”， [8]也就是说把中国负责外事的最高长官押送到印度去了。总督最终抵达西孟加拉邦首府加尔各答，此地距东印度公司鸦片生产中心所在地巴特那小镇600公里。
又是三元里
1858年春节刚过，皇帝就愤怒地下诏谴责叶名琛辱国殃民，令他倍感焦虑的是屡战屡胜的广东团练为什么表现反常，与先前全然不同。他在谕旨中自问自答：“此次该夷背约占踞省城，并将叶名琛劫去，未闻该省士民敌忾同仇。谅因叶名琛办理乖方，以致人心解体。”奕詝认为叶名琛办差不力，未能和广东士绅建立融洽关系，以至于广东绅团未与朝廷同仇敌忾，由此愤恨不已，痛责叶名琛：“该督已辱国殃民，生不如死，无足顾惜。” [9]
依靠团练武装赢得反入城运动胜利的叶名琛，没能像1848年那样继续与当地武装结盟，把外国人抵挡在广州城外。就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前，地方团练还站在官府这边参与平定三合会叛乱，但叶名琛和当地团绅已产生很深的裂痕，他们之间已不再像先前那样相互信任。三角洲地区民众抵抗洋人是自发的，他们冲到广州城外的商馆区烧毁洋人住房和十三行，也不像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斗争，更多的是发泄对入侵军的愤怒，其结果是遭到英法联军的疯狂报复，焚民居数千家。要么守住城池，要么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三角洲地区团练没有在军事斗争中做到这些。叶名琛对团练武装态度冷淡，广东按察使沈棣辉为参战团绅请功，总督“格不奏，兵练皆解体”， [10]于是团练躺倒不战，任凭城破总督被抓，坚持10年之久的反洋人入城运动悄然落幕。
叶名琛和团练领袖都是反洋者，他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乃至对立，缘于官方为应付内战所需军费对于民间的过度索取。正规军的弱点在战争中暴露无遗，在夷兵或叛军面前他们不堪一击。1854年4月到8月，三合会红巾军攻占佛山、顺德、清远、肇庆、增城，势如破竹进抵广州城外，清军除了一路狂奔逃入省城，就没有进行过像样的抵抗。鉴于广州城中兵力空虚，仅有五千旗兵四千绿营，1848年反入城运动出力甚多的行商伍崇曜出面成立护城委员会，募集50万两白银办团自卫。自卫团战力不强，仅能负责城内社会治安，城市防御战只有依靠粤勇即雇佣兵，四千名莞勇由武举人朱国雄统带进驻广州北门。城市保卫者面对北门、东门外的五万名红巾军，南门外珠江上的几百艘叛军战船，这些船上除了三合会会徒，还有“美国和荷兰的水手，他们受雇于红巾军，帮他们制造火器、子弹”。 [11]
战斗总是在三元里地区打响。1854年8月11日，三元里团练攻占牛栏山旧升平公所的红巾军司令部，宣示乡土社学武装介入平叛战争，更大范围的乡土团练将结束犹豫状态，结成联盟将外来者驱赶出他们的领地，无论是谁都必须聆听他们呼喊：“这是我们的广州！”8月19日至24日，佛山大沥团练击退进攻他们的红巾军；10月，香山、新会团练收复县城；11月至12月，社学团练攻占龙门、花县、新会。1855年1月，三元里地区的红巾军被全部消灭，团练武装夺回佛山；3月，黄埔团练攻陷设在新造的红巾军指挥部，自此三合会武装溃散瓦解。
平叛战争的真正主角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土团练，官府仅是配角。地方武装的强大使绅权快速扩张，叶名琛成为风光不再的过气英雄。财源枯竭的地方政府无法获取输往户部的库银用于两广战场的军费，必须依靠当地团绅筹措，地方名流们由此获得税务经办权和司法审判权。1842年中英战争结束后的锄奸运动被各地团绅复制到1855年，成为大规模杀俘的历史模板。杀俘令由叶名琛签署颁发，搭建浸透反叛者鲜血之祭台者，则是漫天漫地的团绅团勇，他们不分昼夜用力砍下反叛者的头颅。
内战使整个三角洲地区都置于士绅领导之下，1854年的平叛战争远比1842年抗英事件激烈，乡村防卫方式更为成熟，宗法武装势力更为庞大，以“围”和“约”为单位联合作战，由团练局指挥。围由20个或更多村子组成，围和围联合为约，这样一来团练武装便可以组织较大规模的战事。红巾军船队1854年驶入珠江发炮轰击广州南门时，新造团练局通过围和约组织35000名民兵抵抗叛军。清廷在内战中推行的地方军事化，实际上被士绅阶层所控制，团绅通过约这个军事组织控制物价、组织赈灾、维持治安，形成地方主义势力，团练局职能扩大化，官府陷入边缘化处境。团练局设置公局作为辅助办事机构，一些地方直接把团练局称为公局，如顺德团练总局就被当地人称为大良公局。顺德团练总局的领袖是在籍缙绅、前太常寺卿龙元僖。1855年5月7日，顺德团练总局在县城云麓公祠设局办事，搜捕顺德境内的残余叛乱者，其最终目的是控制包括地方财权在内的行政权。
顺德团练总局设置沙局，控制了大良东南部三角洲大量沙田，这些沙田是海水长期冲积形成的新地。17世纪以来沙田由地方官府设沙所进行管理，由沙所收缴出租沙田的租金，管理租用沙田者雇佣的武装人员即沙夫。顺德团练总局在1855年从官府那里接管了沙所，将本由官府收缴的地租用于团费。主持团练总局的大族缙绅龙元僖很快就控制了沙田财源。地方官依赖士绅团练平叛，不敢约束其侵吞沙田税赋的贪腐行为，即使督抚也避免介入事端，不敢提出异议，反而听之任之让地方武装获取充足经费，认为只有让他们获取利益，才能站在官府一边参与平叛。返利于绅的政策发挥了作用，广州地方团练此时已经可以集结数万人与叛军作战。在龙元僖1855年指挥的一次战役中，与红巾军作战的顺德团练“杀戮数万人”。 [12]
皇帝把1857年12月英法联军攻破广州城时，未闻该省士民敌忾同仇，“以致人心解体”，归咎于总督叶名琛办差不力挫伤团绅积极性。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开辟第二战场，牵制集结于广州的英法联军不使其北上，1858年2月8日他密谕在籍缙绅前刑部侍郎罗惇衍、前太常寺卿龙元僖、前给事中苏廷魁统筹广东团练武装抗敌事务。广东巡抚柏贵也接到圣谕：“士绅罗惇衍等，秘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13]2月15日，又有密旨由湖南巡抚骆秉章专递给罗惇衍：“传谕各绅民，纠集团练数万人，讨其背约攻城之罪，将该夷逐出省城。倘该夷敢于抗拒，我兵勇即可痛加剿洗”，“该绅民等如能众志成城，使受惩创，正所以尊国体而顺民情，朕断不责其擅开边衅，慎勿畏葸不前。” [14]不同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东三元里抗英由3位乡土士绅组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广东团练由钦派的3位在籍缙绅负责指挥，皇帝给予他们总揽广东团练事务的权力。1858年3月，罗惇衍等3位在籍办团缙绅在顺德大良建立了广东团练总局，4月奏准将广东团练总局迁至花县。
叶名琛被俘后，柏贵署理两广总督，额尔金允许他行使权力，前提是由三人委员会监管他的衙门，他们是巴夏礼领事、贺罗威上尉和舍内上尉，总督发出的任何命令都须经过巴夏礼批准，巡抚成为傀儡。柏贵唯恐联军不信任他，自动解散卫队交出所有武器。额尔金见广州秩序已趋稳定，命令远征军队驶往天津大沽口，这是1842年英军的进攻路径。1858年4月15日，舰队抵达天津海口，美国和俄国放弃中立派遣战舰加入联军。
在广东的罗惇洐、龙元僖、苏廷魁准备先发制人，皇帝接到折子后阻止他们过急地采取军事行动，下谕军机处称：“逆夷占踞广东省城，负嵎据险，巢穴已坚。该侍郎等招募东莞、香山、新安三县壮勇，及附近城北之三元里、石井、大郎等乡，佛山之九十六乡练勇拟密用间谍，声言直捣香港，设伏诱使出城。惟仓卒举兵，军火炮械无款可筹，自应向绅商先行借贷，一时未能集事。而黄宗汉末到，该绅等声势尚孤，只可从容密为防备，无须急切举动。” [15]
罗惇衍等人对广州傀儡政府愤愤不平，1858年5月4日密奏宫中，称“地方官自夷人入城以来每讳言夷务，甚至文移公牍称夷务为洋务，又称为外国事件，不敢斥言夷字。臣等再四商酌，应于关防内明刊办理夷务字样，方足鼓舞人心” [16]，公然要求皇帝给予他们外交事务处置权。奕詝为依靠广东团练总局打赢联军，根据他们反映的“地方官讳言夷务”，将署理巡抚江国霖、粤海关监督恒祺、按察使蔡振武等免职，柏贵则继续署理两广总督，继续拥有外交事务处置权。在奕詝的布局中广东是枚重要棋子，官府和军队不便直怼夷军，屡试不爽的以民制夷才是上策，他需要柏贵与英法两国谈判，“令其于四月内退出广东省城。如逾限不肯缴还，即调兵攻剿，绝其贸易。”他也知道，柏贵为联军挟持，“奏报及寄信谕旨大约皆须该夷过目”，哪里有与英法占领军平等对话的权利，于是又有“倘该夷遵谕回帆，缴城候议，自可息兵，如因不遂其求，遽启戎心，不得不与用武候旨遵办可也” [17]的谕令，到时让地方团练自发对英作战，以人海战术攻击敌军后方，使北上联军首尾难顾不得不返回南方。
广东团练瞄准英人集聚地香港，派人上岛四处张贴团练总局告示，严令汉奸迅速离开香港，“为洋人服役所谓沙门者，及代为驾火轮船、华艇者，限十日回家，不许逗留，违者缉获自治罪，并罪及本家亲戚亲属，三代不准应试”。 [18]在香港服役的香山、新安、番禺、东莞等地仆役和水手等，看到告示后惊恐不安，纷纷离港。清人夏燮在《中西纪事》中称：“一月之内告归者两万余人。”英法联军不为所动，1858年5月23日攻占大沽炮台。惊恐万分的奕詝命令东阁大学士桂良、尚书花沙纳急赴天津议和。英国代表额尔金要求中国改约，允许各国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鸦片交易合法、支付战争赔偿等，满足这些条件后交还广州。洋人漫天要价，廷臣朝议激愤，奕詝敷衍英使不言签约，等待广东局势发生变化。
1858年6月1日，罗惇衍命令一千名新安团勇在白云山集结，准备进攻广州。联军派出八百名士兵攻击他们的营地，香山团练驰援新安团练，交战中双方互有伤亡。留在广东的联军数量不多，很难对付遍布城乡的当地民兵，不得不收缩防区将兵力集中在广州城里。北上的联军加快进攻速度，英、法战舰在大沽口和俄、美舰队会合，轻型蒸汽动力舰艇驶入白河，打算攻入北京直捣龙庭。和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远征军的策略一样，把少量士兵留在广州，主力部队驶抵天津白河口，他们不与中国南方的民兵缠战，全力寻战守护京都的旗军绿营，他们知道解决问题的钥匙捏在深宫中的皇帝手里。
既没有等到广东团练攻入广州的消息，联军舰队也丝毫没有驶离天津的迹象，奕詝的意志崩溃了，他是要打退堂鼓了。和父亲旻宁一样，奕詝无时无刻不想打赢夷人，可这些野蛮人实在是很难对付，使他不得不以退为攻采用抚夷之策，这些策略包括签订不利于帝国的条约。冲突最初往往发生在南方，因距离北京千里迢迢，宫中的帝王嫔妃颇有安全感，这时的爱新觉罗后裔战斗意志异常旺盛。当夷舰夷炮北上天津海口扼住帝国咽喉时，宫中的决策者便十分地现实起来，暂且求和以便日后雪耻。东阁大学士桂良接旨“偕尚书花沙纳往议”，赶赴天津与各国使臣谈判停战。抚夷派的声音在朝议中逐渐成为主旋律，在天津的谈判变得现实起来，帝国为结束战争不与夷人一般见识。1858年6月13日至27日，桂良、花沙纳先后与俄、美、英、法4国代表签订《天津条约》，英法联军离开天津返回南方。
《天津条约》规定各国驻华公使居住北京；增加通商口岸，在通商各口设领事馆，领事拥有裁判权；各国享受最惠国待遇；传教士自由传教，可在通商口岸设教堂、医院、学校；外国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贸易；中英在上海继续谈判税则。此外条约还规定：英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中国向英国赔偿军费400万两白银；法国兵船可在各通商口岸停泊，中国向法国赔偿军费200万两白银。俄国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惠国，1858年6月13日，俄国公使在侵华4国中最早签署《天津条约》，在这之前的5月28日已有东西伯利亚总督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瑷珲条约》，割走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约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规定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由中俄共管。
南方归于沉寂
黄宗汉是1858年6月11日到达广州接替柏贵担任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的。抵粤后第3天，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签署天津新约。是扮演广东傀儡政府领导人的角色，还是持强硬立场在《天津条约》签订后再次发动反洋人入城运动，新总督必须作出自己的决断。
新总督决定不向洋人妥协，在赴任途中他就有与联军作战的想法，试图调集浙江、福建的军队随他到南方参战，但没有获得宫中批准。黄宗汉手中的砝码不多，叶名琛被掳至异国、柏贵当了傀儡，封疆大吏威望一跌到底，广东的军事、财税、审判权悉数被在籍办团前官员控制。处境尴尬的黄宗汉在远离广州的惠州设总督衙门，约见罗惇衍等缙绅，声称：“惟恃联络民团，出示空言激励。” [19]英国人很快得知总督的不友好行为，警告他不要鼓动团练对抗联军，黄宗汉没有理会他们，命令下属张贴加盖总督衙门官印的布告，要求联军撤出广州城。为鼓励当地人抵抗入侵军，他在布告中引用皇上激励绅民反洋的圣谕，一些抵抗组织受到精神鼓励，化装成平民混进城纵火抢劫，洋人和他们的属员焦虑不安。
罗惇衍等人也受到总督言行鼓舞，上折子奏请进攻广州。缙绅们自信满满，认定当地民兵能够战胜联军，白云山之战便是证明。主战派官员户部尚书朱凤标、吏部左侍郎匡源、户部左侍郎沈兆霖等，也主张在广东打一仗，他们认为《天津条约》令帝国蒙羞，夺回广州可以安抚民心。朱凤标等强调广州尚处于战争状态，贸然停战将失去民心，“且粤民业经开战，仇隙已成，势不两立，则朝廷即不听攻，百姓岂能歇手？如谓恐挠抚局，阻止进兵，则民与官仇，深防激变。国家根本，全在民心，英夷所畏，亦即于此”。 [20]主战派认为国家政权失去民众支持即失去存在的正当性，如此直接地表达这样的观点，皇帝肯定大有触动。
在惠州的两广总督黄宗汉也极力主张进攻广州，他告诉皇帝英国人正在修建兵营，额尔金伯爵撤销三人委员会代之以军政府，巴夏礼计划招募一百多个本地人作为他的幕僚管理这座城市。一切都表明天津改约后联军不会轻易放弃广州。
联军舰队返回南方，京畿压力得以舒缓，广东局势则更趋紧张。皇帝对是否让团练武装收复广州犹豫不决，他现在已经清楚英法舰队十分强大，可以随时拔锚生火北上直捣龙庭。但不打痛夷军后患无穷，这些不讲道理的野蛮人还会以种种借口跑到北方，不断地制造麻烦甚至打入宫中。最可怕的是天津改约后，夷使还要进宫觐见互换条约，甚至按约建馆长居北京，想到要与这些恐怖的洋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奕詝真是连死的心都有。
现在只有广东绅民能拖住准备进京换约的外国公使了，皇帝密谕黄宗汉和在上海与英人谈判的两江总督何桂清：“以粤东为盘马弯弓之势，一天以粤事藉口，一天不得进京，迟之又久，把前约化了。” [21]也就是说一旦南方有事，夷使就没心思北上，久而久之成为既定事实，在天津签的条约也就废了。奕詝又密谕两广总督：“不可阻遏民团，但将攻击夷人之事，令罗惇衍等专办，而该督作为局外调停，庶可使夷人穷而就抚，知畏益以知感也。” [22]这是让黄宗汉去做耆英、徐广缙和叶名琛，让他在南方办差多动脑子，避免动用军队对敌作战，鼓动当地民兵攻击洋人。一旦引成夷民冲突交战的局面，总督便可作为裁判者主持公道，让夷人在谈判桌上让步。
奕詝给罗惇衍的密谕则是大胆出战实力攻剿，不必存投鼠忌器之心。这份密谕同时发给黄宗汉，让办团缙绅和总督各扮红白脸。这份密谕是在6月14日发出的，时值中俄签署《天津条约》第二天，可见皇帝对天津改约是如何地不甘心。对于何时夺回广州奕詝极为谨慎，认为未有十成把握不可贸然出手，他嘱咐罗惇衍：“团练力可制胜，万全无失，则听其进攻，不必阻遏。” [23]把万无一失作为攻城的前设条件，条件不具备宁可不战，皇帝深知帝国真的是再也输不起了。
与奕詝的谨慎全然不同，罗惇衍们按捺不住战斗激情，认为晚打不如早打，一战解决问题。天津谈判期间的1858年6月1日，新安、香山民兵在白云山与留守广州的联军打了一仗；6月3日，联军出城进攻城外榕树头村团练被击退；6月6日，巴夏礼率军再战遭到伏击，这位好战的领事掉落战马几乎被俘。消息传到各省，国人为之鼓舞欢呼。正在江西与石达开部作战的曾国藩听到广东绅团打赢英军的消息也很兴奋，写信给在浙江作战的湘军将领左宗棠：“粤中团勇报捷，盖意中事。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所短者，路远也，人少也。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粤民习知其人不寡，技之浅，故官畏鬼，而民不甚畏鬼，与之狎也。” [24]湘军领袖是这年7月10日在信中写了这番话的，在这之前桂良、花沙纳已于6月13日至27日间与俄美英法4国代表签订新约，在籍办团备受冷落的前侍郎有感而发。1858年7月21日，广东团练总局集结7000名团勇对广州发起总攻，此役持续4个小时。罗惇衍战后密报皇帝：“齐施枪炮火具，伤毙夷兵多名，乘胜登陴，直上城垣西北角及通心楼两处，又北路各团，分队冲进西门。” [25]实际战况并非如此，攻占这座南方最大的城池，绝对不可能在4个小时内完成。遭到攻击的英国人用架在观音山的大炮轰击进攻者，团勇们在四处飞溅的弹片中惊惶后撤。
这次失败使战役指挥者感到气馁，他们奏请不再办理夷务，专事镇压会党。在联军重炮的轰击下，团练总局的缙绅们终于明白，双方战力对比实在过于悬殊，他们难以完成皇帝交托的重任。这样的态度无疑是彻底地后退，就在1858年5月4日他们还密奏宫中总督柏贵等地方主官“讳言夷务”，因为这次失败他们自己也“讳言夷务”了。倒是奕詝体恤罗惇衍等，知道夺回广州实在不易，维持现状亦属无奈。罗惇衍接到密谕：“现在夷人仍踞省城，既不与官绅为难，亦只可暂与相安。其民夷仇杀之案，无关大局者，仍当无庸与闻。” [26]圣谕意味深长，在军事力量不均衡时放弃大规模对决，暗杀、仇杀乃至游击战都是可以的。缙绅们领会圣意，新安团练8月8日袭击张贴告示的小队英军，8月11日联军出兵报复，乘坐火轮船攻入新安县城，当地团勇与其巷战，“伤毙英军官兵近百名”。
团练武装虽然打不了城市攻坚战，却可以一再打赢出城英军，奕詝接到战报倍感欣慰。联军舰队已经南返，京畿已无军事压力，又到了悔约的最佳时机，在沪与英使谈判税则的桂良、何桂清等接到上谕，“许全免入口税以市惠，冀改易驻京诸条”，即免除进出口货物关税以换取各国不在北京设公使馆。桂良和何桂清认为这样做代价太大，“力言免税之不可，改约之难成”，“上甚怒，必责其补救一二端”， [27]要求他们不惜代价阻止夷使设馆驻京。1858年11月8日，桂良与额尔金签订《天津条约》补充条约《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通商章程附有《海关税则》，规定中国海关聘用英人；海关对进出口货物一律按时价5%征税，洋货运销内地缴纳子口税2.5%，免除厘金税；允许鸦片进口，每百斤缴纳进口税30两白银。明里是税则，实则为输华鸦片合法化，英国通过发动战争达到了最主要的目的。
签署《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后，谈判内容集中在各国公使驻京、使臣进京换约之事。谈判期间英国代表额尔金指出，联军在广东不断地遭到袭击，主使者系“两广总督黄及罗、龙、苏三大员会同钦差大臣”，在广东的钦派团练领袖，“特奉招勇帮办夷务，仍示百姓必捐银饷招勇，皆为黄总督所相帮”。总督黄宗汉甚至张贴悬赏斩杀巴夏礼的官方布告，“有送巴领事首级，赏银三万两”。非但如此，总督在天津修约后依然与联军为敌，“迨八月十五日，尚有黄总督张示，内指天津虽定条约，本大臣未知内载何事，夷兵土匪均合照旧设防”。额尔金抗议中方这样的行为，认为违反天津议定合约的责任“在贵国皇上及各大臣”。 [28]
为证明这些都是事实，额尔金向中国代表出示了1份皇帝密谕，密谕由英军于1859年1月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缴获，当时，由巴夏礼指挥1300名英军士兵在6艘炮艇支援下，攻入设在石井的南海团练总部，搜缴到这道发给罗惇衍的密谕，内容为：“该大臣罗惇衍等，务宜仰体朕心，密为筹画，暗中统率各乡，广为团练，联络激励，声气相通，以挫外夷之势，而振中国之威。不必官与为仇，止令民与为敌，即本省督抚及该地方官员，亦一概不必关会，以其机密，而免泄露。如此，则胜固可以彰天讨，而败亦不致启兵端，庶几数年来之敌国外患，暂就乂安，攘夷敌而尊华夏，在此一举。” [29]这显然是道伪旨，皇帝的密旨向来称罗惇衍为“侍郎”或“士绅”，从来没有称他为“大臣”。
外交老手额尔金在上海出示密谕，告诉桂良他认为这是道伪旨，中国皇帝不会参与到此事中来，可以肯定伪造者是总督和办团缙绅。桂良将此事奏告宫中，称英国人出示伪旨，坚持要求罢两广总督黄宗汉，停撤民团。皇帝回复桂良，照顾到夷人情绪，决定免去黄宗汉通商大臣兼职，总督照旧当，由他彻查伪造圣旨案。裁撤广东团练是不可能的，“该夷既有畏忌广东绅民之意，正可从此措辞，使其幡然悔悟”。 [30]广东民间抵抗组织继续活动，对在广东的英国人造成生命财产威胁，让各国公使放弃驻京及进宫换约的妄想，依然是奕詝的对策。
只要存在南方抵抗力量，中国皇帝是不会让公使们居住在北京的，在上海的谈判除了耗费时间毫无意义。额尔金有事返回英国，他的弟弟卜鲁斯被内阁任命为驻华公使。巴夏礼致电卜鲁斯称留在广州的军队士气不振，英军士兵时常被当地民兵凌辱欺侮，公使决定结束谈判回到南方，率联军先行消灭广东团练武装，巩固后方再图北上。
1859年2月8日，英法军队进攻广东团练总局，占领了罗惇衍所在的总指挥部，罗率残部从花县逃往顺德。2月19日，联军溯江而上进攻在肇庆的苏廷魁团练，将其打败。在卜鲁斯的指挥下联军发动一波又一波攻击，不断获得的胜利使士兵们不再害怕“难缠的中国男性农民”，乡村英雄漫山遍野摇旗呐喊，追逐涉洋而来打着绑腿形似犬羊的夷兵，这样的图景从此不复再有，长久以来流传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神话成为凝固的历史。
似乎一切都发生改变，自石井团练总部被攻毁起，当地反洋人主义开始销声匿迹。美国学者魏斐德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中写到这样的场景：“英国巡逻兵一出现，乡中长者就在村边排列成行，极为有礼地欢迎他们。士绅现在把联军视为政治上的和社会上的真正对手，而三角洲地区的农民却接受了外国人作为广东的实际统治者。”很显然，在反对洋人与现实利益之间，当地士绅和民众这次选择后者，他们觉察到抵抗运动已是尾声，办团前高官自顾不暇正在逃亡，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将由洋人填补。抵抗组织的经费枯竭，甚至早在1858年7月，“仍在抗英的三元里总局，也短给一月口粮。没有粮食和薪饷，雇来的乡勇就变成了土匪”。 [31]进攻广州失败是分水岭，从那时开始人们就不再相信在籍办团缙绅，不相信广东团练总局能打赢联军。当1859年红巾军卷土重来，在肇庆、嘉应、梅岭等地区再次发动叛乱时，当地人相信只有联军能够守住广州。广州人开始把夷人看作是一种稳定的政治力量。
同样都是三角洲地区，1855年的团练与1841年的性质完全不同，1841年的三元里地区团练组织者是乡村社学士绅，1855年团练领袖则是钦派编内高官和在籍缙绅，前者在突发事件中自发地指挥社学民兵进行低强度军事斗争，后者在皇帝的授意下建立了省级武装集团，成为广州战区的实际领导人。团练大臣龙元僖借开设顺德团练总局争得沙局管理权，把广袤沙田纳入本族族产，每年收入土地租金两万两白银，这些钱表面上用于公共事业，实则被掌管总局的士绅占有。团练大臣苏廷魁和户部前官员陈桂籍组建新安团练，每年获得广州团练总局资助2.4万两白银，却成为宗族的工具，大族族长陈桂籍利用其解决与其他宗族的矛盾纠纷。顺德、新安如此，东莞也这样，士绅公局暗中侵吞属于孔庙的土地和财产。大族团练领袖以承包人的身份控制公田，将其转租给地位低些的承包商，然后再层层承包层层盘剥，到佃农租到土地时已是天价租金，战争催生了无数食利者。据魏斐德统计，在广东毁灭性的地租体制中，“地租高达收获量的71%”。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自耕农快速消失，官绅大族地方名流主导的反洋人运动之于边缘处境的乡土儒生、缺失田地的底层农民而言，已然没有可兑换的现实利益。
与高官大族相反，在广东的英国人废除了“猪仔贸易”即苦力买卖，针对商铺的3%厘税也被免除，这样的举动在当地人中是得分的，试图了解英国并学习英语的人开始增多。人们拉远与大族团练总局的距离，不让总局收税员进入他们的村庄。各宗族之间不再结盟，“围”和“约”开始瓦解，重新回到零散的自然村宗族团练，团练总局名存实亡，珠江三角洲不再有统一集中的地方军事集团。当三合会红巾军再次逼近广州，南海、番禺的乡土士绅试图与联军结盟，请求昔日的敌人允许他们在石井建立团练以防盗匪。而这时的英军士兵荷枪实弹走出广州，为守护团勇们的村庄警惕地巡逻，“阻止在此活动的叛匪，使他们不得逼近三角洲地区” [32]。
皇帝想出上上策
额尔金1859年6月重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派遣卜鲁斯率联军舰队北上再战，欲迫使中国皇帝在北京接受国书，同意各国公使留驻京城。1858年联军在大沽口轻易获胜，此次联军仅1300名官兵参战。
每当外国舰队逼近大沽口，满汉大臣们都会为主战或主和各抒己见，最终由皇帝作出决定。这回情况与先前不同，奕詝的情绪一落千丈，未经廷议直接躺平，同意各国公使及随从不带武器由北塘登陆去天津谈判。卜鲁斯拒绝他的安排，要求由白河直抵北京换约。到了这个份上奕詝只能打出最后一张王牌，命令僧格林沁率部与联军决战。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是主战派领袖，廷议天津改约，朝廷九卿以下皆画押，唯有他不同意。《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军队南返，僧格林沁料到联军势必再来，未雨绸缪积极备战，将大沽要塞守军增加到4000人，炮台从原来的4座增加到6座，设火炮60门，其中12000斤铜炮2门、10000斤铜炮9门、5000斤铜炮2门，还有23门西洋铁炮。又在海口横贯3道铁链，配置铁戗安设木栅栏阻敌舰。白河防线设兵营9座，驻兵6000，修建炮台13座，配置大小火炮81门。大沽口至山海关亦择要部署兵力，其中北塘1600人，山海关3000人。
1859年6月25日，联军进攻大沽口炮台。英军炮舰“负鼠”号撞断海口铁戗木栅，舰队抵近炮台时被铁链拦阻，英兵驾小艇炸断铁链清除障碍物。大沽口两岸炮台同时开炮轰击联军，英军旗舰“鸻鸟”号舰长拉桑中炮阵亡，舰上40名官兵仅1人跳水逃脱，在鸻鸟舰上的海军少将贺布受重伤，转移到“鸬鹚”号指挥作战。战至下午4时，旗舰“鸻鸟”号、炮艇“茶隼”号及“庇护”号沉没，其余炮艇搁浅。美舰“托依旺”号将搁浅的英军炮艇拖出淤沙，美国士兵登上英舰发炮轰击炮台。战至下午5时，英军勒蒙上校率陆战队1000余人，分乘20多只帆船、舢板，由“托依旺”号等舰船拖到滩涂，强行登陆攻击大沽口南岸炮台。通往炮台须经过大片滩涂，联军士兵陷进淤泥难以前行，直隶总督伊勒忒·乐善命令火器营开枪射击匍匐前进的敌军，僧格林沁下令北岸炮台轰炸南岸滩涂。战至傍晚，登陆士兵向海口溃退，登上战舰撤向远海。此战清军击毁敌船13艘，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等中炮阵亡。英国舰队司令何伯向海军大臣报告，此役海军阵亡25名，受伤93名；登陆官兵阵亡64人，受伤253人。大沽口之战，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击沉击伤敌舰多艘，打死打伤敌军400多人，这在晚清战史上实属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