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军战败天津，英法朝野震动。英国专使额尔金、法国专使葛罗率英法联军北上再战。鉴于前次兵力不足舰船过少，这次联军集结了41艘战舰，由143艘运输舰运送24000名英法陆军和殖民地部队、数千名后勤人员，殖民地部队中印度士兵超过4000人，包括两支锡克骑兵队。随军北征的还有约3000名来自广州的中国人，美国学者裴士锋描述这些受雇运送军需品的客家人：“他们都戴尖竹帽，帽前饰有CCC三个字，意为Canton?Coolie?Corps（广州苦力团）”，这些中国人“勤奋、脾气好，似乎对北方中国人没同情心”。 [33]
1860年7月9日，额尔金率英国舰队抵达大连湾，葛罗11日率法国战舰到达烟台，对天津海口形成夹攻之势。大沽守军这边，僧格林沁部守南岸炮台，直隶总督伊勒忒·乐善部守北岸炮台。联军把攻击方向定为北岸，计划从北塘登陆从后路进攻北岸。登陆北塘用了整整10天，上岸的英军方面有军官419人，英国、印度士兵10491人、马匹1731匹；法军方面官兵7367人。950名来自广东的华工苦力团驾驭着1200匹骡马，运送火炮弹药粮草辎重。守军指挥官伊勒忒·乐善未趁联军登陆之际实施打击，失去难得的战机。
霍普·格兰特率领的3个英军炮兵中队、两个女王龙骑兵卫队、两个印度锡克骑兵团、驻印度第1师和驻埃及第2师，会合蒙托邦指挥的法军，1860年8月12日凌晨4点朝大沽北炮台进发，总兵力约两万人。联军出发不久就遭到阻击，守军骑兵用火枪射击靠近的联军。英军用阿姆斯特朗野战炮还击这些骑兵，步兵则用来复枪向他们射击，守军骑兵伤亡惨重逃离战场。8月14日，联军进攻塘沽防线，几十门大炮同时开炮炸毁工事和炮阵地，守军大部阵亡。8月21日凌晨，联军舰队从正面炮击北岸炮台，登陆的联军从炮台背后发射炮弹，守军腹背受敌，弹药库被击中爆炸。上午8点炮台失守，直隶总督乐善和1000多名守军全部阵亡。僧格林沁赶去通州部署防线，将南岸炮台交给新任直隶总督恒福指挥，恒福畏惧联军，丢下所有火炮弹药，率部回撤天津。
大沽要塞尚未失守，奕詝即谕令僧格林沁回守天津：“天下根本在京师，当迅守津郡，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若不念大局，只了一身之计，有负朕心。” [34]僧格林沁没有遵旨固守天津，而是设大营于通州，欲以蒙古骑兵在开阔地歼灭联军。天津城是1860年8月24日被联军占领的，离8月21日大沽口要塞失守才3天。这是一支异常强大的军队，僧格林沁认为难有胜算，作战意志发生动摇，上折子称：“惟有仰恳天恩，迅即简派一品大员，假以权势与该夷议和，或可转圜，不致决裂。” [35]皇帝准奏，钦差大臣桂良、直隶总督恒福8月31日赴天津议和，9月7日谈判破裂。9月9日，钦差大臣换为载垣、穆荫，谈判地点由天津改为通州。
载垣、穆荫在通州谈判中十分爽快，同意向交战国增加赔款、诸国公使进京换约，甚至答应使团进京可带1000人的军队。争论的焦点是英国专使觐见中国皇帝时是否叩头，巴夏礼不同意额尔金向奕詝叩头，理由是英国女王与中国皇帝地位相等，女王专使叩头等于女王叩头。他这样的固执以至于谈判进行不下去了，帝国秩序由严格礼仪维持，废弃这些传承了几千年的礼仪是难以容忍的。9月17日，通州谈判破裂。
大战已经不可避免，很快有圣谕下来：“爰命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前往再三开导，并命将所请各条妥为商办。逆夷犹敢逞凶，带领夷兵逼近通州，称欲带兵入见。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对天下。现已严饬统兵大臣，带领各路马步诸军与之决战。” [36]僧格林沁见谕后立即集结三万名清军在张家湾建立防线。巴夏礼结束谈判后，从通州回天津途中发现张家湾一带出现大量中国军人，率使团返回通州向载垣提出抗议，要求清军从张家湾撤防，“情词尤为桀骜”。 [37]载垣将巴夏礼情状通知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为防止军情泄露扣留了巴夏礼和他的随员。美国学者裴士锋描述当时情状：“这些人被押上木造马车，运到北京。巴夏礼和罗亨利上脚镣手铐，关进刑部大牢等候处决。其他人被押到圆明园讯问。”
通州谈判破裂后的次日，联军进攻通州前沿张家湾。副都统格绷额部三千蒙古骑兵最先接敌，他们面对的是米切尔将军指挥的国王龙骑兵卫队、第2女王卫队、海军陆战队、步兵第99团、两个炮兵团、锡克骑兵团、第15旁遮普团和4000名法军。蒙古骑兵挥刀冲向行进中的联军，联军炮兵朝他们发射曳光弹，战马受惊回头狂奔，龙骑兵和锡克骑兵发起反冲锋，蒙古马队四散溃逃。联军突破张家湾防线后，一鼓作气攻占通州。占领者原本以为会遇到凶悍的蒙古铁骑，结果对方战术和骑术都显得很弱，与经历过拿破仑战争、非洲战争、印度战争的他们不在一个档次。只有清军统帅僧格林沁知道麾下骑兵的底细，是些从哲里木、卓索图、昭乌达、察哈尔、锡林郭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紧急征召来的旗民，他们过着半军事化的放牧生活，没有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马也未曾经历过枪林弹雨，骑兵们之所以勇敢地冲向联军，是因其身上流着蒙古人桀骜不屈的血液。
清军最后的防线是通州八里桥，科尔沁亲王在这里集结了三万人组成的帝国最精锐的军队，这支军队中有蒙古骑兵、绿营建制军、雇佣军、驻京旗营，数百名皇家禁卫军也参加进来，他们身穿黑边黄马褂，英气逼人。帝国勇士们组成弧形战阵站在华北平原上，面对汉白玉筑成的通州八里桥，在他们背后十公里的地方是神圣的北京皇城。1860年9月21日打响的八里桥战役，是西方工业化近代军队与东方古国最强军队的搏杀，是阿姆斯特朗野战炮、锡克长矛、左轮手枪与蒙古马刀、柳条盾牌、短火绳枪的比拼，是强行制定贸易规则者与东方传统社会形态守成者的决斗。
联军分成3路进攻，东路是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南路是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孟托班担任总指挥。清军的部署是瑞麟部迎击法军第1旅，僧格林沁部迎战英军，胜保部应战法军第2旅。僧格林沁部马队排成密集队形冲向法军，试图在法军左翼到右翼之间撕开口子，割裂敌人的战斗队形，他们用弓箭和短火绳枪射杀敌人，步兵则隐蔽在灌木林和战壕中待机围歼敌人。法军在蒙古骑兵队距离50米时依然保持整齐的队形，炮兵开始发射霰弹。法国人惊奇地发现这些蒙古人使用的是短火枪、马刀和柳条盾牌，这样的装备并无太强冲击力，他们可以在近距离用滑膛枪把这些骑兵射落马下。清军骑兵以200骑至500骑为攻击单位，源源不断地冲过八里桥扑向法军步兵方阵，英军增援部队向法军阵地靠近，蒙古骑兵向英法军队结合部疾驰而来，他们舞动着马刀俯身策马砍杀联军，联军炮兵则在两翼对其进行大广角炮击，蒙古骑兵伤亡惨重。英军骑兵旅此时现身战场，冲在前头的锡克枪骑兵平持欧式长矛刺向被炮火炸晕的蒙古骑兵，英国胸甲骑兵用左轮手枪、马枪和马刀发起冲锋，来自蒙古草原的铁骑倒在八里桥前，人血马血冒着热气化开华北平原的冰雪。
最后的攻击由法军完成，士兵们上好刺刀排成队列走向皇家禁卫军，在八里桥的白刃战中刺死身穿黑边黄马褂者，夺取排在桥头的清军大炮。现在胜负已定，再没有翻盘的可能，与法军第2旅作战时中弹受伤的胜保率残部逃往北京，僧格林沁部也无力再战，瑞麟部战前即弃守防线，以至于法军第1旅轻易突破八里桥以东防线，协同第2旅攻占八里桥。
八里桥防线被联军攻陷后的第二天，奕詝带领嫔妃们离开京城去热河行宫狩猎。皇帝认为巴夏礼这个可恶的敌酋已被僧格林沁拘捕，只要敌酋关在帝国监狱成为囚徒，失去指挥官的夷军肯定军心不稳失去战力，如此一来局势便可从容把控。奕詝和他的父皇旻宁一样，特别相信擒贼擒王之策，认为只要擒获敌酋就能打赢战争。旻宁1841年1月下诏对英宣战，命令御前大臣奕山为钦差大臣，赴广州智擒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奕山办差不力未擒获敌酋，致使夷军北上战火弥漫至直隶京畿。将近20年后的奕詝也是要智擒敌酋的，一方面派遣载垣、穆荫与英国特使巴夏礼谈判，表面上作出许多让步，背地里则密谕载垣、穆荫拘禁敌酋：“巴夏礼、威妥玛等系谋主，闻明常亦暗随在内，即著将各该夷及随从人等，羁留在通，勿令折回，以杜奸计，他日战后议抚，再行放还。若不能羁禁巴夏礼等，令其全数回河西务，亦无不可，断不准去留任意，有碍战局。” [38]僧格林沁擒获巴夏礼便是执行圣谕。
皇帝的想法很简单，擒贼先擒王，抓获策动战争的谋主，敌军群龙无首，武器最好也失去作用，由此战争也就结束了。载垣也以为拘捕巴夏礼可行：“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39]战役总指挥僧格林沁亦以巴夏礼为人质，逼迫他命令联军停战。巴夏礼试图向这位蒙古亲王解释他的职务权限，告诉他自己现在是负责谈判的外交官而没有军事指挥权，僧格林沁认为他信口雌黄满嘴谎言，以为只要巴夏礼愿意完全可以命令联军停止进攻，使这场战争很快结束。科尔沁亲王对特使发出死亡威胁，命令敌酋停战并写信回国议和。
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从未出过国门，不了解交战国政体国情，从巴夏礼、额尔金、巴麦尊到女王维多利亚一世，谁都无权以个人意愿结束对华战争，开动战争机器的是内阁、国会和白金汉宫，是这个国家的政客和皇室的共同决定。就个人来说额尔金勋爵并不热衷这场战争，他认为以“亚罗”号事件开启战端会令英国蒙羞，但他清楚绝大部分英国人支持战争，用以蒸汽机驱动的军舰教训拒绝通商的中国。英国从来不缺不同政见者，年轻的自由党人格莱斯顿为阻止首相巴麦尊发动对华战争，1857年在国会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演说，谴责英国倾全国之力对付毫无防御之力的中国人民，被称为“国人记忆中在平民院所发表的最精彩的演说”。 [40]自由党是国会多数党，投票结果对首相巴麦尊不利，巴麦尊索性解散政府，在接下来的投票中主战派获得压倒性的支持。1857年对于英国非常重要，在第一次中英战争15年后，再度派遣远征舰队赴华作战，而英军就在这一年战胜印度莫卧儿帝国，放逐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维多利亚女王次年成为印度皇帝。东方帝国对日不落帝国懵懂无知，不知道这个蕞尔小国控制着这个星球四分之一的陆地和海洋；对这个国家的体制内政更不了解，不清楚对华战争是内阁和国会多数票通过的决议，不为某一个人左右。中国皇帝和大臣以为拘捕巴夏礼就能够改变战争走向，只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联军没有因为巴夏礼成为战俘停止进攻帝都的步伐。
北京是一座巍峨的坚城，守军数量颇为可观，军事装备亦属上乘。中国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近代战争史》这样介绍咸丰年间的皇城：“当时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外城、内城均挖有较为宽深的护城河。城内尚有八旗骁骑营、护军营、左右两翼前锋营、步军营、内火器营等满汉军十三万三千余人，仓谷钱粮均有储积。城外又有由胜保统率的各省已经赶来的勤王之师六千五百余人及都统绵勋、伊勒东阿统带的马步万余人。” [41]也就是说北京城里城外集结了十五万清军主力，倘若依托中国最高大最坚固的城墙，对付远离舰炮射程的约两万名入侵军，后者最多只能在严寒的冬季坚持数月，待到弹药消耗殆尽，各地勤王清军陆续赶到，他们的死期也就到了。然而皇帝没有亲率军队守城，擒贼擒王之计失效使他意志消沉，决定还是与皇后和嫔妃们待在承德静观局势比较稳妥。
恭亲王奕訢奉谕以钦差便宜行事大臣身份留在京城，从这个头衔可以看出奕詝让他促进和局。京城的大臣们大多主张处死巴夏礼，署刑部右侍郎袁希祖上疏，要求将策动“亚罗”号事件的巴夏礼明正典刑，以伸国法而快人心，皇帝批谕“是极，惟尚可稍缓数日耳”。 [42]奕訢知道奕詝之所以缓杀巴夏礼，是在联军兵临城下之际选择抚夷，把敌酋留给他作为谈判筹码。
1860年9月22日皇帝赴热河狩猎，9月25日英法发出联合通牒，限中方3天内释放被扣外交官和随行人员，否则攻破京师而占据之。10月2日，奕訢接到热河发来的谕旨：“总期抚局早成，朕即可及早回銮，镇定人心”，夷军“如肯遵照恭亲王等所给照会，退至张家湾一带，酌定适中之地，定期各派委员，将在津续定条约盖因画押，将巴夏礼等送回，固属甚善。如必不肯遵行，或并无照覆前来，不必待其进攻城池，莫若即将所获巴酋等全行送还，以示大方，尚可冀其从此罢兵换约，不值得为此数十夷丑，致令亿万生灵俱遭涂炭” [43]。皇帝的态度很明确，即便和议也把宝压在巴夏礼身上，释放敌酋是为让联军停止攻城，至于外国使臣是否进宫面呈国书，那就看办差的他如何便宜行事了。恭亲王建议巴夏礼变通递交国书形式，“俟贵大臣到京日，选择严肃处所，设立香案，由本爵代接贵国国书，置之案上，以昭礼敬”。巴夏礼断然拒绝，称“此凡在礼义之邦，无有不知，无不奉行。遇有自谓礼义之国，不用此礼相待，斯虽言称和好，而实滋他国之疑异”。 [44]他这样地顽冥不化，奕訢不敢放人。
1860年10月5日联军抵近北京德胜门和安定门，6日进攻海淀圆明园，守园旗军四散溃逃。奕訢丢下百官仓皇出城去往长辛店。僧格林沁、胜保、瑞麟都是被打怕了的，惊魂未定难以再战。有消息传来说皇帝激愤之下要处死巴夏礼，朝臣惧怕联军借此屠城，10月8日商定释放巴夏礼等8人，由直隶总督恒福护送至联军。奕訢反对释放巴夏礼，认为其“虽非蕖魁，罪同首逆，又系该逆画策之人，幸就获，岂可遽令生还”， [45]但他身在长辛店也就人微言轻了。到了10月13日，北京城里大臣们居然不管不顾，打开安定门放洋人入城。
被拘押的使团随员是10月12日至16日分批放回的，美国人马士在史著《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称，获释者总共39人，其中26名英国人、13名法国人。被捕的英方人士中，巴夏礼、洛奇、1名英国龙骑兵、10名印度的塞克骑兵得以生还，另外一些人在拘禁中被杀害了，他们是诺尔曼、包尔卑、安德逊中校、龙骑兵费浦斯和8名印度的锡克骑兵，中国人归还了这些人的尸体，布拉巴宗海军大佐则生死不明。在被捕的13名法国人中，戴斯克雷斯和4名士兵活着，格兰德香浦上校、艾德尔、杜必特和4名士兵则已死去，被杀害的还有戴陆克神父。使英国人难以容忍的是在死去的英国人中，《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居然遭到分尸。局面变得不可收拾，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决定摧毁关押使团成员的圆明园，要求中国向英国赔偿30万两白银、向法国赔偿20万两白银。10月18日，占领北京的联军把精美得无与伦比的圆明园夷为平地。指挥毁园者英国专使额尔金称：“若对于中国政府所为不顾国际公法之残酷行为，不予以久远之印象，英国国民必为之不满”，“毁坏圆明园，似乎是唯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他说的清文宗，是圆明园的主人咸丰皇帝爱新觉罗·奕詝。
恭亲王已回到北京便宜行事，1860年10月24日至25日在礼部衙门大堂分别与额尔金、葛罗签订《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大连为商埠，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准许英、法招募中国人出洋充当劳工，允许欧洲传教士在租买的土地上建筑教堂。11月14日，中俄签订《北京条约》，中国承认《瑷珲条约》中划归俄国的60万平方公里领土有效，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40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嗣后中俄还订立了《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割走巴尔喀什湖东南、斋桑淖尔南北44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
北方的民间抵抗
每当委任钦差大臣与洋人议和、签约、赔款和开放新的口岸，奕詝都像被重拳击中而休克，既羞耻又无力回天。还有谁比他更看重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帝国呢？还有谁比他更怀有战斗激情呢？打赢夷军找回属于天子的体面，是他即便面临绝境也始终不放弃的理想。这样的体面，他的军队是不可能替他夺回来了，只能寄希望于尚能给洋人制造麻烦的民间抵抗组织。
珠江三角洲地区士绅武装推动的反洋人运动，除了给皇帝留下深刻印象，满汉大臣也十分欣赏，认为唯有团练可与夷军一搏。英法联军攻击天津大沽口要塞前，先行占领烟台和大连，山东巡抚文煜上疏提出办团练，称英法士兵不怕称为乡勇的雇佣兵，也不怕旗军绿营军，他们怕的是地方团练武装。宫中同意他的看法，谕称“夷氛如此猖獗”，“亟须严饬各属，实力举行团练”，“以资堵御”。 [46]大连被占后盛京将军也想到组建团练，奏称“势不能不藉资民团，以济兵力”，皇帝赞同他的主张，谕称“关外旗堡甚多，亦当一体团练”，务须旗民联为一气，方为妥善” [47]。强敌压境，满蒙旗民亦可团练守土，宫中开的口子越来越大。
在北京的廷臣朝官也纷纷写折子献计献策，均为组建团练反洋人入城，这回要护卫的是帝都皇城，其意义远比广州的反洋人入城运动重大。既然皇室成员满汉大臣达成共识，重奖办团士绅的政策也就随之出笼，从奖励制度到战役设计应有尽有。恭亲王奕訢主张动员“素孚物望之官绅实力训练，晓以大义，啖以重赏，必可得力”。 [48]兵部左侍郎王茂荫奏称：“加温谕以拊循之，加恩赏以鼓舞之，自然民争效命，该夷兵极多不过数万，安能攻我百万众之城？” [49]工部尚书许乃普献策，“密谕绅富设团募勇，或劫夷船于水中，或击夷人于岸上。每获夷首报验后即仿粤东之例赏银百两，该夷不过二三千人，即尽予骈诛所费亦不甚巨”，“海运沙船进口者不下三百余只，约计水手几万人”，招募这些人“用以团练”，“顷刻而得万人之用也” [50]。翰林侍讲潘祖荫上疏，要求“重赏募勇使之进剿，小民重利轻生，兼之自卫身家，岂有不争先用命之理？”“夷船不过百艘，每艘不过百余人，合天津一郡之民，不啻百倍于该夷之兵数”，“何患国威之不扬，何虑凶锋之不挫？” [51]奕詝认为他们的意见和自己的主张不谋而合，在发给僧格林沁的密谕中要求他“勿专以大沽为重，置京师于不顾” [52]，其主力应部署在天津，和地方团练守住津城力阻敌军北上。
大沽口北岸炮台是1860年8月21日被联军攻陷的，8月20日奕詝还谕令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万回籍办团，协同僧格林沁部坚守天津。在颁给焦祐瀛的谕旨中，皇帝要求他速赴天津，“激励民团招集义勇，会同堵剿。天津百姓，素称好义，谅必同心协力，踊跃争先。所需募勇口粮，必须豫筹接济”，“该少卿等未到之先，即著宽惠、崇厚，督同天津府知府石赞清及本地绅士，先行筹办”。 [53]
大沽南岸炮台弃守当天，奕詝尚未接到战报，下谕部署以团练为主力的天津保卫战：“昨已命焦祐瀛等赴津办团，并谕宽惠等先行雇募勇丁，著即招集素有身家义勇顺海河陆续前进，以为前勇后路声援，一面固守濠墙以保津郡。并照焦祐瀛等函内所称，先行出示晓谕各勇丁，申明大义，令其同心杀戮。有能歼擒夷匪及攻夺被踞村庄者，除贼之辎重即行赏给外，并予重赏，以期踊跃从事。”同日还急谕御史陈鸿翊回籍办团，防止天津海口乡民为敌所用。为守住帝国首都，皇帝甚至谕令在北京组建团练：“命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兵部尚书陈孚恩、工部左侍郎潘曾莹、右侍郎宋晋，会同五城御史，办理团防。” [54]京都危急之际，团练被宫中视为帝国中流砥柱，中枢官员被指定指挥团练武装。
获知大沽北岸炮台失守，皇帝依然期冀地方武装剿灭联军，“据僧格林沁等奏，初五日卯刻，北岸石缝炮台被夷攻陷，情形危急，拟遵旨退守以保京畿。焦祐瀛等于今日启程，所有危急情形，谅已在途探悉。此时虽有文俊等议抚，亦不过暂时羁縻，恐将来终须剿办。著即飞速前进驰抵天津，赶即出示，晓谕四乡居民，激以大义并悬赏格，令其同心杀贼。该夷如不受抚，竟来扑犯，即纠集团勇，痛加剿洗，使该夷知所畏惧。焦祐瀛等自能斟酌缓急，相机筹办也”。 [55]奕詝不知道僧格林沁没有执行他的命令，其部绕过天津回撤至通州，试图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焦祐瀛、张之万接谕驰抵天津，看到的几乎是一座不设防的空城，在短期内组建团练并形成战力，是绝不可能做到的事。1860年8月24日，英法联军进入天津城。
组建团练阻止洋人入城已经太晚，焦、张两人密奏：“该夷盘踞天津郡城，若遽然出示，晓谕四乡居民同心杀贼，必至立起衅端，尤恐有误大局。”这里所指的大局是停战议和。奕詝知道联军占领天津已成事实，为防止其进攻北京，派桂良、恒福赴津议和停战，但谈判桌随时会被夷人掀翻，“诚恐抚局不成，该夷分兵北犯”的奕詝，又谕令恒福与焦祐瀛悉心会商，“在津城附近一带地方择要驻札，激励士民，务使人心固结。并于由津至京一带要隘处所，妥为劝谕实心筹办”。谕旨详细到对办团大臣的驻地和任务都一一标明：“即著该少卿等驻札两处，以便分办。焦祐瀛仍择地居住，毋庸逼近津城，张之万于附近州县招募壮勇联络声势，俾该夷知所儆惧。不敢图谋内犯。勿得以恐误抚局为词，致人心因之生懈也。如该夷有北犯情形，虽迎击不能得力，尚可跟踪追剿。不得以雇勇为名，临事无济徒费帑项”。 [56]皇帝知道仓促办团十分不易，命直隶布政使文谦拨银三万两解交焦祐瀛等用于办理团练。
与英法使臣在通州的谈判很快就破裂了，宫中下达决战谕令，亟需天津地方团练协同作战。奕詝命令焦祐瀛奏告详情，告诉他不要视正在进行的外交谈判为障碍，在籍办团者和天津地方武装的任务是积极备战，一旦和谈失败就要走上战场。“惟该少卿等，并未将天津民情是否忿恨该夷，抑或外强中干，及附近各处民团，除武清、静海外其余能否兴办，详细具奏。现在该夷肆行狂悖，所求各款断难允准，刻下惟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所有攻剿事机，必须迅速办理，通州一带已有大兵迎剿，若再能使该夷有后顾之忧，则剿办愈可得手。”奕詝让焦祐瀛赶紧派员去直隶大臣恒福处提走三万库银，告诉他“有此款项，即可招集民团，立悬重赏许以破格优奖，或俟该夷北犯时跟踪追剿，或于夜间轮流暗击，使其刻无休息以疲其力，总使步步牵制，使该夷跋前疐后，攻剿方有把握。该少卿等务当不避艰难，迅速举办，以助兵力，切勿以有碍抚局为虑”。决战在即，奕詝又发谕旨：“著焦祐瀛等，速即招集津郡一带民团，悬赏杀贼，许以破格优奖。一闻马头开仗，即行进击。果能斩馘兵头，夺其辎重，格外许以重赏，决不吝惜。况该夷队半已北犯，后路空虚，津勇正可乘机焚其船只，诛其丑类。其武清、静海民团，即可跟踪追剿，时时牵制以疲其力，使该夷跋前疐后，大兵更易得手。傥该夷败挫，亦须防其回踞津城。先发制人，实为要著。该少卿等，毋得意存顾忌，赶紧将拨银三万提取，以备赏需。” [57]
奕詝一边密谕拘捕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逼使联军停战，放弃护送诸国公使进京换约，一边命令在天津办团的焦祐瀛等，倘若谈判不成便与联军开战。焦祐瀛、张之万接到圣谕：“巴酋系该夷谋主，善于用兵，现在就获，夷心必乱，若更以民团截其后路，可望一鼓歼除。” [58]焦、张二人倒是真想率民兵抄联军后路将其歼灭，问题是他们始终没有领到皇帝答应给的三万两白银，因缺乏粮饷号衣武器装备，费尽周折只招募了五百人，这些人未经军事训练，仅会使用冷兵器，有什么能力截断后路歼除强敌。
直隶民众对眼前的这场战争木知木觉。1858年5月英法联军舰队进入白河向天津进发，当地农民站在岸边跟着舰船走，战船搁浅时水手把绳子抛到岸上，“岸上的人会帮忙把船拉离泥地，这样的事一再发生”。联军士兵则向那些帮忙的民众分发“硬饼干作为酬谢”，把从大沽要塞缴获的铜钱“朝岸上的民众丢，看他们争抢”，“在他们身上，船上的人看不到一丝在意皇帝死活的迹象”。 [59]1860年联军进攻大沽炮台，当地人的表现愈发匪夷所思，他们居然泄露守军兵力配置和暗藏的引爆装置。
天津的团练也就这样了，北京的团练又有怎样的表现呢？当僧格林沁兵败八里桥，皇帝率嫔妃游猎热河之时，体仁阁大学士周祖培率众臣留守北京。1859年联军北犯京师戒严时，周祖培曾奉旨会办五城团防，制定《团防章程》呈递宫中。团防章程一共6条：查户口以别良莠；劝保卫以联众志；任官绅以专责成；协营汛以联臂指；设水会以备不虞；增帮办以资助理。奕詝阅后十分欣慰，谕内阁称：“京师为首善之区，周祖培等办理团防，自应实力奉行，务使宵小潜踪，善良安堵，以期人心静谧。所拟章程各条，均尚妥协，著即照所议，会同五城御史悉心妥筹办理，不可有名无实。” [60]结果还真是有名无实，帝都团练始终在大学士所拟的几纸《团防章程》中。
[1]《清宣宗实录》卷四六六。
[2][德]马克思：《对华贸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9页。
[3]（清）容闳：《西学东渐记》，丘麓书社2015年版，第30页。
[4]《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叶名琛传》。
[5]《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叶名琛传》。
[6]（清）奕詝：《据叶名琛折著怡良等密防》，《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四，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00页。
[7]（清）奕詝：《答上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十七，第620页。
[8]《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叶名琛传》。
[9]《清文宗实录》卷二四三。
[10]《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叶名琛传》。
[11][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49页。
[12]顺德县志办公室编《顺德大事记·1450—1985》。
[13]《清文宗实录》卷二四二。
[14]《清文宗实录》卷二四三。
[15]（清）《清文宗实录》卷二四八。
[16]（清）罗惇衍：《罗淳衍等奏移扎花县激励绅团密筹布置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二，第813页。
[17]《清文宗实录》卷二五〇。
[18]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
[19]《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黄宗汉传》。
[20]（清）朱凤标：《朱凤标等奏广东团勇获胜请加鼓励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七，第1006页。
[21]（清）黄宗汉：《致自娱主人函》，《何桂清等书札》，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2]（清）奕詝：《据罗惇衍等折著黄宗汉办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六，第975页。
[23]（清）奕詝：《据罗惇衍等折著黄宗汉办理》，《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六，第1044页。
[24]（清）曾国藩：《致左季高》，《曾国藩全集·书札》卷六，第5444页。
[25]（清）罗惇衍等：《奏激励团勇攻剿情形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第二次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50页。
[26]（清）奕詝：《答上折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三十，第1125页。
[27]《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五·桂良传》。
[28]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529页。
[29]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3册，第587页。
[30]《清史稿·列传一百七十五·桂良传》。
[31][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78页。
[32][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83页。
[33][美]裴士锋：《天国之秋》，黄中宪译、潭伯牛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05—106页。
[34]《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一·僧格林沁传》。
[35]（清）僧格林沁：《奏遵旨札兵通州先派员来京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七，第2153页。
[36]《清文宗实录》卷三二七。
[37]（清）载垣等：《载垣等又奏巴夏礼复欲令僧格林沁退兵已知照大营将其擒获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二，第2319页。
[38]（清）奕詝：《答折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一，第2290页。
[39]（清）载垣：《载垣等又奏巴夏礼复欲令僧格林沁退兵已知照大营将其擒获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二，第2319页。
[40][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9—40页。
[41]《中国近代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42]（清）焦祐瀛：《焦祐瀛等又奏请将巴夏礼处死以绝后患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二，第2342—2343页。
[43]（清）奕詝：《答折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十三，第2383页。
[44]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5页。
[45]中国史学会主编《第二次鸦片战争》第2册，第217页。
[46]《清文宗实录》卷三二二。
[47]（清）奕詝：《答折片并著景霖劝办团练》，《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四，第2034—2036页。
[48]（清）奕訢：《奕訢奏江岸通商贻患甚巨宜早筹战备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六，第951页。
[49]（清）王茂荫：《王茂荫奏请还宫严守备广保举激人心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三，第842页。
[50]（清）许乃普：《许乃普又奏团练全仗绅董并可安插水手使不生事片》，《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三，第823—824页。
[51]（清）潘祖荫：《潘祖荫奏议抚不如议战用兵不如民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二十三，第828页。
[52]（清）奕詝：《答上折给僧格林泌》，《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六，第2094页。
[53]《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四。
[54]《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四。
[55]《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四。
[56]（清）奕詝：《答上折》，《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五十七，第2158页。
[57]《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六。
[58]《清文宗实录》卷三二六。
[59][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109页。
[60]《清文宗实录》卷三二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