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安徽
得安庆者得金陵
曾国藩1860年6月奉旨署理两江总督，当月即令曾国荃率一万将士入皖作战。湘军已攻占湖南、湖北、江西全境，再夺安徽对南京形成合围之势，待其弹尽粮绝发起总攻，攻陷伪都结束内战，是湘军领袖的战略方针。
安徽是三湘子弟的伤心地。1853年江忠源率楚军由赣入皖，1854年1月庐州一仗，所部二千人被太平军胡以晃部围歼，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战死。1857年，太平军进攻庐州。率湘军水师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李孟群，率陆师2500人驰抵安徽，被授为安徽布政使。1858年8月安徽巡抚福济病亡军中，李孟群署理其职主持皖省，庐州失守。9月，湘军名将、浙江布政使李续宾率部增援，攻占太湖、潜山、舒城、桐城，与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部及捻军张乐行部五万人，战于庐州咽喉三河镇；11月15日，李续宾部孤军深入，全数被歼，李续宾阵亡，曾国藩胞弟、帮办军务曾国华，曾府幕僚何忠骏等死于此役。丁忧在籍的胡林翼闻此噩耗急得呕血晕厥，说：“三河败溃之后，元气尽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而且敢战之才，明达足智之士，亦凋丧殆尽。” [1]曾国藩更是哀恸难抑几近绝望，“三河之败，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未知此后尚能少振否”。 [2]1859年入皖湘军再败，陈玉成集结七万太平军全歼湘军名将李孟群部，李孟群受伤被俘拒降被杀。这是湘军的至暗时刻，名将夭折精锐失尽，安徽成了湘人坟场。湘江楚地哭声不绝，家家垂幡向北招魂。
视皖省为畏途，还是砥砺前行决一死战，曾国藩毅然选择后者。他坚毅的目光锁定安庆，取安庆才能夺金陵，得金陵者平天下。安庆火炮射程覆盖长江，东扼江北西锁上游，是两军必争的战略要地。安庆城建在江北高地，城墙之下多为斜坡，强行攻坚代价巨大，再则湘军兼顾湘鄂赣皖江浙闽贵诸省，全军也就六万人，难以全部入皖作战。强攻并非良计，野战亦无胜算，太平军兵力雄厚战法成熟，清军主力南北大营先后被歼，楚勇几番惨败，湘军屡遭碾压。两江总督很清醒，他的军队面对的绝非乌合之众，而是训练有素历经战火的强军，但凡长途跋涉孤军深入贸然与其一战，名帅名将也好，精兵悍勇也罢，结局定是惨死孤城殒命旷野。
曾国藩的底气是一路走来的战绩，无论多么艰难，多次陷入绝境，湘军还是屡次打赢叛军扩大地盘，在战火中熬成帝国最猛陆营最强水师。湘军领袖不打无准备之仗，知己知彼才有胜算。叛军指挥官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战术，这些战术可以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卧虎阵适用于丘陵山谷，万名将士贴地鸦雀无声，敌军进入伏击圈时全部跃起，宛如虎群撕咬猎物；螃蟹阵以2名士兵居中为蟹身，10名士兵分置两侧状如蟹脚，遇敌敏捷变阵而战；百鸟阵将大队化为小队，每队25人，如成群飞翔的鸟，迅速移动令敌人失去判断力和攻击方向。 [3]曾国藩为此制定“结硬寨打呆仗”六字方针，以不变应万变，与敌拼耐性比定力。1866年曾国藩剿捻不力，上折子重提结硬寨打呆仗的重要性，告诉急性子的皇帝不要指望他有什么速战速决的锦囊妙计：“臣不善骑马，未能身临前敌，亲自督阵。又行军过于迟钝，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他明里自嘲实则固执：“此臣之所短也。” [4]
曾国藩总共集结了四万湘军用于安庆战役，自率六营三千亲兵设大营于皖南祁门，此地距安庆一百公里。他以大营为中枢呈放射状部署兵力，各部相机支持一线作战部队，确保江西后勤补给线不为敌切断。等这些都部署停当了，曾国荃部渡过长江直插安庆城下，精锐中的精锐用于一剑封喉。
曾国荃忠实执行来自祁门的命令，他和兄长曾国藩都是明代名将戚继光的崇拜者。学者黄仁宇指出戚继光调任蓟州总兵时仅率三千人，之后扩充为两万人，蒙古军队则“一次可以动员10万名骑兵”，为增强防御能力，戚继光奏请在蓟州全境筑造三千座堡垒，“后来批准施工的为1200座”。戚继光在蓟州的战法，曾氏兄弟应该了然于心。
结硬寨打呆仗是保守的战法，在敌强我弱的当口固守堡垒，在对峙中迫使敌人失去耐性出城强攻，守方于掩体中歼敌有生力量，在攻击波衰减后反守为攻，积小胜为大胜，最终夺取城池。曾国荃亲督营勇工匠在安庆城下筑垒，面城方向为内垒，背后系外垒，敌军出城攻垒时可在内垒狙杀进攻者，敌方援军逼近后路时可于外垒阻其前行。
湘军水师奉命加入安庆战役，师船游弋于城池火炮射程之外，切断通往安庆的航线。达斡尔人多隆阿率领帝国最强悍的两万骑兵赶赴战场，阻止太平军从桐城增援安庆。英王陈玉成的指挥部设在安庆，其部主力为保南京渡江作战，留下家眷和未经战事的两万名湘鄂籍新兵守城，困顿于城内的人们站在城墙上，望着横贯城下的连绵长垒、闪烁寒光的无数把骑兵刀，不安地感到死神正在向他们招手。
1860年几乎所有人都很难，科尔沁亲王的蒙古骑兵在通州八里桥被英法联军全歼，精锐之师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所灭，外战内战全都不堪，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政权能存在于世，现在全凭握有私军的两江总督说了算。安庆战役始于1860年，这是关乎帝国存亡的决战。
窗口期转瞬即逝
1858年基督徒洪仁玕在香港心急如焚地说：“须尽快劝说南京方面与洋人合作，否则迟矣。” [5]洪秀全的这位族弟是拜上帝会最早的成员，1852年为逃避官方追捕逃亡香港，由瑞典巴色会传教士韩山文主持受洗成为基督徒。
路德宗信徒韩山文是最先听懂客家话的西方传教士，洪仁玕讲述的中国拜上帝会使他入迷，他把洪仁玕的口述记录下来译成英文，冠上《洪秀全的异梦》《中国叛军首领》的书名，在香港、上海和伦敦出版。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韩山文认定，从中国内陆起事欲推翻满人的叛军有基督教信仰，他为自己的发现亢奋难抑，1854年5月资助洪仁玕赴南京，期待他为欧洲教会和太平天国搭上桥梁。洪仁玕此行并不顺利，在上海的欧洲传教士、秘密组织小刀会都怀疑其身份，没有帮他前往南京，洪仁玕不得不在1855年返回香港，此时韩山文已经病故。伦敦传道会苏格兰籍传教士理雅各是韩山文的挚友，邀请洪仁玕担任助手，理雅各先用刚学会的粤语讲道，洪仁玕翻译成客家话再讲一遍，使语言不同的教徒都能听懂。这样的合作使双方都感到愉快，与以往不同的是洪仁玕转达的是理雅各表达的神学理念，不再是洪秀全创造的本土宗教。
洪秀全族弟与传教士交往密切，对改善太平天国的政治形象颇为有利。美国驻华公使、传教士伯驾1856年向华盛顿报告，说清帝国的民心已转向反叛者。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供职英国征华舰队，担任额尔金勋爵的秘书兼翻译，他在1857年给美国政府写公开信，认为南京政权已取得独立地位，中国现在实际上有两个政府。丁韪良预测以南京为首都的基督教政府将赢得内战，统治盛产茶叶与丝绸的长江以南地区，建议西方从利害角度出发考虑承认南京政权，这个政权因为年轻具有时代精神，“或许可被说动而打开内陆的宝库，开放门户让外人与之来往而不受到限制” [6]。与各国传教士一边倒的立场不同，英国政府对中国内战双方持中立态度，耐心等待双方较量的结果再做决定。他们与帝国政府签署了开放通商口岸、贸易最惠国待遇、鸦片交易合法化、外交豁免权、宗教准入等条约，否定北京政权会使签订条约的努力付诸东流。英国政府的中立立场是严肃的，在华英人必须在内战双方间严守中立，在华外国人接受高薪参与战争，将处以高额罚金甚至判刑。
洪仁玕清楚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力量对比，两者军事力量差距巨大，未建立近代工业体系的中国势必战败。英法俄美等国通过与清政府签约获得巨大利益，其结果是西方诸国为这些实际利益承认北京政权，南京政权因边缘化在国际社会陷入孤立状态。这是非常可怕的前景，但至少在1858年局势还没有糟糕到这种程度，满人皇帝拒绝各国公使进入北京换约，鼓动广东士绅团练袭击联军士兵，这对于太平天国是极其难得的窗口期，在这个重要时刻与西方诸国联盟，或可借助外部力量推翻清政权。洪仁玕迫不及待地要把他的想法告诉族兄，1858年5月再次离港赶赴南京。
额尔金勋爵率领的英法舰队是在这年5月攻陷天津大沽炮台的，之后英法美俄4国相继与清政府派出的代表签订天津新约。此时中国内战亦呈白热化，太平军连续取得重大胜利，陈玉成部7月攻破清军主力江北大营，11月会合李秀成部全歼湘军主力李续宾部。在额尔金看来这是危险的信号，倘若南京政权战胜北京政权，那么已签订的条约或将成为废纸。
额尔金写信给外交部长罗素，提到由南方政权替代北方政权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更好的人选，我们可以帮他们改朝换代”。据一位俄国外交官透露，额尔金私下谈到如果洪秀全同意《天津条约》各款内容，英国是否可以承认其为中国皇帝，他甚至认为要满足英国的欲求，“较省事的路线是经由太平天国，而非经由满清”。 [7]
1858年11月8日，额尔金率5艘战舰组成的分舰队进入长江，按条约外国船只可以自由航行。11月20日英舰经过南京城外江面，额尔金让小炮艇驶近守军示意不会冒犯他们，但还是遭到炮击，3名英国水兵伤亡。额尔金命令舰长巴克适度还击，摧毁守军岸炮阵地后驶向安庆，途中又遭到炮击。勋爵命翻译官威妥玛中尉上岸交涉，安庆守将熊光明表示歉意，说他现在已经认识英国国旗，今后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如他所言，此后英舰经过太平军防区时不再被炮击。
1858年12月29日，英国分舰队从清军防区武昌返回，停泊在南京江面。额尔金随员威妥玛、李泰国、俄理范、韦烈亚力登岸，拜会太平天国顺王李春发。顺王在会谈中再次承诺，不会干涉在长江航行的英国船只，英国人询问南京政权是否承认《天津条约》，李春发未作任何承诺。他转达天王希望英国提供先进武器的意愿，希望英国帮助太平军推翻满人政权，威妥玛等人表示爱莫能助，声称改变对中国内战的中立立场须由伦敦决定。
额尔金待在旗舰“复仇”号上，未能和洪秀全见上一面。在这之前勋爵曾看重在这座历史久远的城市建都的帝国反叛者，认为这些人可能成为很好的盟友，英国人甚至可以帮他们改朝换代，现在发现天王与清帝一样的矜持，藏身在宫殿里决不露面。奕詝相信自己是天的儿子，洪秀全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实际上他们更相信自己是巨无霸的化身，神奇威严的巨无霸在古老的东方被人们称作龙。
洪秀全显然清楚这件事的整个经过，表示他的国家欢迎洋兄弟来访，天王在精美的黄绸上写了诏书，强调南京政权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他和英国人都事奉上帝，他视英国人为西洋番弟，期待英军与太平军一起作战打赢清妖：“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召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 [8]。从太平天国最高领袖这道热情洋溢的诏书中，可以了解到他对西方持开放态度。为表示诚心，南京政权没有抗议英军开炮炸死太平军“三名军官和大约二十名士兵”，“向英军开火的太平军炮手则被处决”。 [9]
勋爵读到这道诏书时已离开南京城外的江面，天王的诏书没有及时送达英国专使，分舰队已驶出太平军防区，南京政权代表、晋天燕兼工部又正冬官朱雄邦追上英国军舰送上诏书。额尔金认真读完这道诏书，认为“这是一种押韵的宗教叙事诗，是一部非常奇怪的作品”。 [10]宗教叙事诗一般的诏书用带着独特韵律的词句恳切地释放出来的善意，期待得到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的渴求，以及与新教教义大相径庭的神学观点，在勋爵看来都来自一个他完全陌生的世界，于他而言没有任何共鸣之处。
1858年存在改变历史的机会，这一年发生太多事情，于是也就存在太多机遇，这样的机遇属于自以为了解中国政治的额尔金，亦属于自认为理解西方文化的洪仁玕。洪仁玕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新教、科技和法治是源源不断的动力，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国力稍弱，把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儒教作为信仰的国家，国力都十分衰弱，逐渐沦为西方强国的殖民地。在洪仁玕的计划中，到南京后先要宣讲基督教文明观，在遵循福音真道的基础上改革弊政废除陋习，治国必先立政实行公议，革除女子缠脚等腐朽习俗，允许新闻独立监督政府，兴建铁路建造轮船，开通电报发展邮政，鼓励矿业兴修水利，开办银行保护私产，开放口岸自由贸易，只有这样才能使“太平江山一统万万年”。
洪仁玕的思想观念是这样的前卫，如果他早些抵达南京和具有相同价值观的额尔金见面，与后者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或有可能促使伦敦改变外交政策，历史抑或会掀开新页出现奇迹，但这一切并未发生，洪仁玕迟至1859年4月才到达南京。战争中的帝国被外国入侵军、政府军、雇佣兵、民兵切割成碎块，行者稍有不慎就会被劫掠被捕杀，洪仁玕历尽艰辛总算走到长江边的一座码头，试图找到在香港认识的威妥玛中尉，搭乘威妥玛所在战舰赶赴南京。他没有等到威妥玛，但即便他在码头遇到这位后来成为剑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的英军中尉，事情也不会如他想象的那样顺利。会说一口流利中国话的威妥玛，工作中多与清政府官员交往，对南京政权抱有很深成见，正在为在长江遭太平军炮击愤愤不平。
天国的青年们
1859年4月洪仁玕终于来到南京，洪秀全欢迎族弟的到来，两人交谈后发现许多思路具有共同点。洪仁玕认为务必把长江以南区域纳入太平天国版图，天京政权与清政权划江而治，必须建拥有至少20艘蒸汽动力舰船的舰队，歼灭湘军水师控制长江航道，截断漕运使长江以北区域断粮，最终不得不归顺太平天国。他向族兄表示自己可与洋人交涉，购买或租借组建舰队必须有的先进战舰。来自香港的洪仁玕热情地介绍西方宗教、政治体制、科技发展，使族兄产生一些新的思路。天王决定重用他的族弟，洪仁玕抵达南京未满一个月，洪秀全就颁旨任命他为九门御林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总管太平军兵符并总理朝政，洪仁玕成为南京政权第二把手。
握有军队指挥权的陈玉成、李秀成，怀疑洪仁玕前来南京动机不良，难以接受洪氏集团家族性权力结构。为平息他们的不满，洪秀全任命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平息权力分配不均导致的内部矛盾。太平天国核心领导层经过这次重组实现了年轻化，同时埋下军阀与洪氏家族对立的隐患。
干王洪仁玕现在需要直面将领们的质疑，他为自己辩护，说来南京并非为了攫取权力。1864年10月他在江西广昌石城战败被俘，在湘军席宝田部军营写下供词，其中提及5年前在南京对李秀成、陈玉成等表明心迹的一番话：“本军师前在粤东时，知天京四面被围，乃不避艰险生死，直造天京，欲有以救之耳，岂止贪禄位而来乎？”言辞之中都是委屈心酸。
老一辈将领早已战死或老去，青年将领们恃功傲骄，洪仁玕质问后者：“今天京被围，只有江北一线之路运粮回京，何能与敌争短长？” [11]这个问题很尖锐，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包围金陵已6年之久，清军在城外挖了七万多米长的壕堑，天京成了与世隔绝的孤城，陈玉成和李秀成的军队至今也就控制江西一部，始终没有消灭南北大营清军有生力量。干王洪仁玕挑明如此严峻的现实，表明作为军师即全军最高指挥官对军事斗争已成竹在胸，1860年太平军的军事实践证明他的确具有战略眼光。
军师洪仁玕决心打破清军对南京的封锁，他的计划是李秀成率小股精锐部队奔袭杭州，造成太平军主力进攻浙省的假象，诱使江南大营清军主力援浙，赴浙部队则迅速回撤南京，会同南京部队和援军摧毁兵力空虚的江南大营。这个计划非常成功，1860年3月11日李秀成率精锐经武康、德清驰抵杭州武林门，19日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阵亡。李世贤部亦进入浙江，佯攻湖州。浙省是江南大营后勤补给地，奕詝急令和春兼办浙江军务，从江南大营分兵一万由提督张玉良率领驰援浙江，和春得知中计后命张玉良部回援常州，虚晃一枪的李秀成部已于3月24日撤出杭州驰回南京。这是一次大规模会战，太平军集结了十万兵力，四面八方攻打江南大营。李秀成的骑兵从清军背后突袭，将官兵逼进他们自己挖掘的壕沟里，然后用炸药滑膛枪弓箭将其歼灭。此役清军遭到毁灭性打击，总兵黄靖、马登富、吴天爵阵亡，江南大营副总指挥张国梁退到丹阳后死于乱军，总指挥和春夺围常州退走无锡阵亡军中，常州、苏州随即陷落。“江南军自向荣始任，凡历七年，至是熸焉。” [12]总之江南大营已被彻底地从地球抹去，洪仁玕到南京才1年时间，被围7年的南京政权首都就活转过来。
洪仁玕决定东征，通过军事斗争把长江流域以南的各个省份划入天国版图，与清政权划江而治。陈玉成、李秀成赞成这个计划，他们厉兵秣马准备开赴前线，太平天国最高领导层因纳入新鲜血液充满活力，青年领袖们热力澎湃激情难抑。能否取得上海治权是整个军事计划的难点，1860年的现实错综复杂，上海已崛起为中国最大通商口岸，通商各国在这个新兴都市有着割舍不去的商业利益，太平军东征之举稍有不慎即会触发难以预料的后果。洪仁玕认为太平军唯有抵近上海才能宣示南京政权的存在，使西方诸国走近和接受这个承认耶和华的政教合一政权，作为回报，总理太平天国朝政的他将全力以赴在区域实现新政。
1860年5月15日，陈玉成、李秀成率军东进，19日攻克丹阳，26日占领常州，29日夺得无锡，披散长发身穿各色袍子的太平军，浪潮似的漫过一座座脆弱的城池。苏州是6月2日弃守的，苏州人不想步杭州后尘，他们得到的消息是数月前李秀成部突袭杭州，城内绅民惊恐万状数万女子自杀，几天前常州绅民登城自守，城破后惨遭屠杀。苏州不想步杭州、常州后尘，士绅议决打开城门归顺新主。胜利者一鼓作气东进再战，攻陷昆山、太仓、嘉定，也就四十多天时间苏南大部归入天国版图，天京诏令设苏福省。
太平军从苏州出发向上海进发，城里和租界恐慌情绪迅速蔓延。英国商人要求驻华公使保护他们，卜鲁斯的答复是让他们严守中立，不与叛军进行任何贸易活动。在上海的苏南地区最高官员盐运使署江南苏松太道兼理江海关吴煦拜访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恳请英军协助中国军队守城，卜鲁斯告诉道台伦敦不会选边站。一年前卜鲁斯率舰队北上换约，惨败大沽口，奇耻大辱至今填塞于中尚未化解，先别说唐宁街不许在华英人选边站，即便就个人荣誉而言他也不会为清政权而战。他的态度影响到法国人，因为太平军杀害了1名法籍传教士，三千法军正从上海开往苏州，得知英国公使拒绝帮助上海官府，法国人取消了这次行动。
卜鲁斯的谨慎是有道理的，额尔金率领的英法联军主力正在天津与僧格林沁部清军作战，作为交战国上海官府也是联军的敌人，问题是他要保护在上海的英国商人，谁知道叛军进入租界会做出什么事来。额尔金留给弟弟卜鲁斯的兵力很有限，仅有两艘炮艇和少量锡克兵，他们对叛军的恐惧甚于清军，至少在阻止反叛军进入上海这件事上，英国人和上海官府的想法是一样的。卜鲁斯准备再等等看，他现在难以判断李秀成的部队是否打算攻入上海，或许这支军队会停止脚步，毕竟额尔金去年率小型舰队从长江经过南京时，洪秀全用诗性的诏书释放过善意。
道台吴煦待在无兵可守的上海，心急如焚，绿营不堪一击指望不上，能指望的也只剩在籍缙绅庞锺璐的本地团练了。前内阁学士、署工部侍郎庞锺璐办的江南团练战力羸弱，至多杀些劫匪毛贼，怎么可能抵御战力强悍一路杀来的太平军呢？钦派前高官觉得事态严重，奏请宫中派遣湘军驰援上海。庞锺璐在折子中说：“三面皆贼，惟恃民团抵御。器械不精，纪律不明，若大兵不速至，恐裹胁愈多，愈难措手。请饬督臣曾国藩迅由祁门统师南下。” [13]这显然是昏聩之言，曾国藩离开祁门总指挥部率湘军主力增援上海，安庆战役还怎么打？
军队和团练都不能指望，吴煦只能另想办法。盐运使衔银行家、宁波四明公所董事杨坊，受浙籍同乡道台吴煦所托联络上海商界，捐出银票招募洋人组建私军用于抵抗反叛军。上海游荡着好多无业洋人，他们随商船登陆混迹租界，其中有白人枪手、黑人歌手、赛马骑师、赌徒，这些家伙随着叛军逼近有了出头之日，他们受雇于中国买办富商，握着柯尔特手枪、端着夏普斯卡宾枪，去做远东通商都市的保护者。雇佣兵们获得的报酬非常可观，月薪可达一百银圆。肄业于佛蒙特州私立军事学院的马萨诸塞州人华尔，是杨坊任命的雇佣兵指挥官，华尔把这支私军取名为洋枪队。英国政府严禁外国人参与中国内战，唯恐惹恼南京政权成为其攻击上海的理由，华尔只能秘密地训练他的队员，即使作战中队员受伤也不能公开去医院治疗，以免被英军发现逮捕判刑。
1860年7月1日，太平军陆顺德部攻占松江府城。杨坊向华尔许诺如果雇佣兵将叛军逐出松江城，上海商界将给予10万银圆奖金，战利品也归他们所有。华尔认为这是一笔值得做的生意，招徕菲律宾人充实洋枪队，使其增加到五百人。洋枪队用刚购到的1门拿破仑滑膛炮轰坍城墙，雇佣兵们端着步枪发起冲锋，太平军退守内城，用硫黄瓦罐炸死挤在一起的雇佣兵，幸存的身上全都受伤，华尔带领他们血战到天亮，才攻破内城击溃守军。洋枪队乘胜进攻青浦县城，没料到太平军也有洋枪队，他们的队长英格兰人萨维用步枪击中华尔，子弹穿过后者双颊。华尔撤回松江训练营，急招在沪希腊人、意大利人加入洋枪队，8月12日再攻青浦。华尔不知道李秀成的临时指挥部就驻扎在城中，忠王英勇的卫队战士击溃洋枪队，大部队反攻夺回松江城，8月17日攻抵上海西门和南门。
卜鲁斯现在有了结论，英法联军在京津与清军鏖战时，太平军在背后捅刀子，这些自称上帝信徒者是西方国家的敌人。这位英国外交官没有反思，正是他自己的疏忽（实质上是固执），推开了南京政权伸来的橄榄枝。早在1860年6月李秀成就在苏州写信给英法美驻沪领事馆，希望就缔结友好关系进行协商。8月李秀成又通知诸国领事，他的军队或会进入上海，但不会影响居住在租界的外国人。忠王在写给英国领事密迪乐的信中说，太平军作战范围限定在华人居住区，凡伤害洋兄弟者一律处死。为保护洋人生命财产安全，李秀成请密迪乐转告各国领事，战争期间洋兄弟留在家中不要外出，门上悬挂黄色旗帜表示业主是外国人，教堂也必须挂上黄旗避免误击。密迪乐把李秀成的信交给卜鲁斯，公使不拆封口，他不想与反叛者有任何瓜葛。几天后，密迪乐又接到干王洪仁玕从南京寄来的信，领事把信件呈送给卜鲁斯时特地作了说明，告诉公使洪仁玕与西方传教士的良好关系，以及他在南京政权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卜鲁斯不为所动，要求领事严守中立。
1860年8月17日，太平军开始进攻上海县城。驻沪英法联军随即进入华界，英军在城墙发射山地榴弹炮，锡克士兵用布朗贝斯滑膛枪射击，他们发现城下顶多只有几千人，他们的武器装备显得单薄，似乎没有作好强攻的准备。洋兄弟站在清妖一边，令李秀成感到困惑，他的部下也毫无准备，当炮弹倾泻到人群中时，他们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不回一枪。这些人原本打仗十分凶猛，不止一次地打赢过绿营和洋人雇佣兵，以为攻下上海县城并非难事，不用火炮不用挖地道埋火药炸城墙，只需几千兵力就够了，进入城池后这次东征便可以圆满地画上句号，但英法士兵站在城墙上，挡住了进攻者前进的步伐，使他们功亏一篑铩羽而归。
他们看不懂这些洋兄弟了，这些洋兄弟和清妖站在一起射杀他们，洋兄弟最大的仁慈是看在上帝的分上，不把被俘的太平军交给清军，以免他们被残杀肢解。
就洋兄弟而言英国人与法国人有差别，英军洋兄弟鄙视中国军人，法军洋兄弟对所有中国人都充满恨意，他们为战胜城下的太平军，纵火烧毁城厢大片民宅，数万上海居民无家可归，“不分青红皂白杀掉男女小孩”，“肆无忌惮地强奸女人，洗劫房舍”，“有个男子正吸着鸦片烟管时挨了一刀，刀子穿出身体。有个刚生产不久的女人，毫无挑衅举动也挨了刺刀”。 [14]法军在烧毁房屋开辟出的开阔地上，异常凶猛地屠杀太平军，用子弹射伤总指挥官李秀成，把他那支被打得晕头转向的军队赶出上海。
忠王回到苏州大营依然一头雾水，他愤怒地致函英美领事，“本藩前来上海，只为订立条约，欲借通商贸易结成一致之关系，原非与尔等交战”。他表示可以原谅信奉新教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尔我共同崇奉耶稣，尔我关系之间，拥有共同之基础，信仰同一之教义”， [15]对于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人，他警告说太平天国夺得天下后定会找他们算账。南京政权对于法国人从不抱好感，1853年3月7日太平军攻入南京，混乱中“至少有三十名天主教徒被烧死在家中或陈尸街头”；3月25日耶稣受难日，南京“天主教徒对着十字架开始礼拜，太平军闯入教堂，捣毁十字架，推翻圣坛，将教堂中七八十名天主教徒的双手绑到背后，推到太平军临时设的法庭进行审判，若不遵从拜上帝教的祈祷仪式，就判处死刑”。 [16]
发生在上海的一切似乎本可避免，前提是南京方面尽可能地与英法外交官沟通。太平军1860年6月备战，7月1日攻占松江、青浦，8月17日进攻上海县城，其间两个多月时间可用于外交斡旋，却仅由李秀成、洪仁玕分别寄两封信函给英国公使和领事，双方未能建立应急联系管道。李秀成7月上旬曾在苏州接见来访的6位英美传教士，他们中有伦敦传道会的艾约瑟、杨格非。艾约瑟告诉忠王，香港的理雅各教士委托他打听洪仁玕的情况，李秀成告诉他洪仁玕现在是太平天国的干王兼军师。传教士们清楚伦敦的政客们对在华贸易比传教更感兴趣，询问忠王若战胜帝国军队，在其辖区丝织品贸易是否可以照旧进行，李秀成答复说这类贸易正是这个政权想要的。这是忠王真实的想法，南京政权赞成与西方诸国达成贸易协定，正如他在上海战败后写信给英美领事，声称他这次率军来上海没有任何驱逐洋人停止贸易的意图，南京政权可以和西方国家订立通商条约，前提是拥有上海这座通商口岸城市。
艾约瑟认为他前往苏州的使命完成了，回上海后盛赞他见到了“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关于传教士在苏州活动的要闻刊登在上海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洪仁玕迟至7月底才从天京行抵苏州，邀请艾约瑟、杨格非再访苏州，他对他们说“不管满清王朝是存是亡，中国都必须基督教化”，希望“所有偶像消失，寺观转为礼拜堂，正统基督教不久就成为中国的宗教”。艾约瑟、杨格非为此欣喜万分，说这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情景”，“认定太平天国统治中国是西方新教国家的福音”。南京政权显然把外交工作的侧重点放在宗教圈，他们不了解英国并非政教合一国家，决定外交政策的是世俗政府和议会，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好感难以影响内阁。唐宁街并不满足于对华输出工业制成品，他们的目的是鸦片交易合法化，英国公使驻留中国首都，这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作出决策，南京政权仅作出允许进口棉纺织品的承诺是远远不够的，况且至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他们有希望把统治区扩展到整个中国。尽管如此，传教士们总归是努力着的，还有那位被称为“中国通”的密迪乐，认为“叛乱是中国政治力自然循环的一环”，“时而发生的王朝叛乱，乃是确保该国人民福祉于不坠所不可或缺” [17]，这位英国外交官高度肯定南京政权的正当性。
李秀成发动进攻的时机过于仓促，他向密迪乐送去两封外交信件未获回复，即下达攻击上海的命令。实际上英国人并非完全回避与南京政权接触，卜鲁斯基于军事考量，认为联军不可能部署有效的防线，把底线设为不使上海县城和租界落入太平军之手，他把意图写入信中却难以联系上南京方面要人。公使的行为十分诡异，他为何绕过与洪仁玕、李秀成有通信关系的密迪乐自行其是，个中缘由唯有他自己清楚。李秀成的仓促还在于身为东征部队最高统帅，居然亲抵上海城下指挥部队攻城，完全不预留外交周旋空间。他之所以贸然发起进攻的理由，或是判断英法舰队主力北征上海兵力不足，清军更是不足为患，抓住这个转瞬即逝的战机占领上海，他将以胜利者的姿态站在政治对手洪仁玕之上，让他明白军事将领远比文人谋臣重要。忠王不知道，他在上海的失败已把洪仁玕的东征战略和新政纲领撕得粉碎。
洪仁玕把东征战略失败之责归咎于李秀成，他告诉天王，自己“曾安排他去苏州与洋人交涉签订通商和好章程，但李秀成不依所议”。洪仁玕其实回避了他早已明白的现实，太平军将领们一直以来都有着军阀倾向，李秀成即便奉行军事冒险主义，他和他的族兄又有什么办法，一旦与军阀势力发生激烈冲突，势单力薄的族兄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待在嫔妃云集的巍峨宫殿。李秀成在上海的失败，同时也是洪仁玕新政理想的破灭，他不可能改变既得利益者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他所在的政权领导层以权力均衡维系一切，不可能通过新政改革进入近代国家序列。他现在也已清楚，西方国家领导层亦是现实主义者，宗教意识须让位于国家利益。帝国反叛者和他们的洋兄弟虽然都信奉耶和华和主耶稣，但从出生起就带有家人和族群的独特文化印记，不同文明的交汇融合可能原本就是伪命题，各种文明都有着不可改变的宿命。
使洪仁玕感到欣慰的是几乎一边倒的西方舆论，新闻报刊大多质疑联军在上海的胜利，英法舰队北上与清军作战时，驻沪联军却和敌人的敌人开仗，实在匪夷所思。《纽约时报》刊发社论，称“若在太平天国战争的助力下，欧洲的大行动（额尔金的进攻）获得成功，鞑靼政权必将遭推翻，另一个种族将崛起支配帝国”，社论认为，“对这股日益壮大之势力，任何不友好的举动，都是大不幸之事”。《纽约时报》的另一篇社论对南京政权抱有更多期待：“对自由贸易、宗教与文明的看重，使人更加盼望这个叛乱群体取代行将覆灭的王朝入主中国。”《伦敦季评》在同情太平军的文章中谴责联军在上海的行为：“那些人用言语和行动表明与我们友好，而我们完全未告知自己把他们当敌人，就把他们杀了。”香港英文报纸《陆路记录报》抨击联军，说他们“在上海犯了一个严重至极的大错”，“叛军领袖的政治信条，从头至尾都显露要在每个重要方面彻底改变中国人的观念，而且其中无一项不该得到关心他国福祉的每个人热切的支持”。 [18]
这些舆论影响到额尔金，勋爵在班师途中停留上海，试图再次评估英国与南京政权建立关系的可能性。勋爵看到太平军控制部分长江水道的现实，要求卜鲁斯不要答应北京英国不与叛军接触的要求，与南京政权结怨或会招致严厉报复，使他与中国代表签订的有利于英国的协定在长江流域受到干扰而难以实行。卜鲁斯知道哥哥在婉转地批评他，认为他在太平军进抵上海之前拒拆李秀成和洪仁玕信函的举动不妥，否则有可能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阻止太平军进攻上海。卜鲁斯不这样认为，当联军威逼北京政权签订《天津条约》后，绝不可能再与南京政权签订《天京条约》，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现实永远都是冷峻无情的。他明白李秀成清楚这样的冷峻现实，这位叛军首领能做的就是行动，而不是痴迷于虚幻华丽的愿景，因此他命令联军守卫上海，避免叛军进入华界屠杀平民，进而威胁租界侨民。额尔金是1860年底离开中国的，他带走了大部分军队，只剩1200名官兵驻扎上海，留下来的还有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勋爵让何伯“弄清楚英国与叛军是否可能缔结友好关系”，他在留给海军司令的信函中写道：“自来到这里之后，我比较看好叛军，无论如何，很明显，我们绝不可以在这场内战中选边战。” [19]这封关于外交事务的信不写给他的弟弟、职业外交官卜鲁斯，而是写给驻沪海军指挥官，可谓意味深长，亦可谓颇具幽默感。
夺安庆
上海的失败使洪仁玕产生急迫感，为实行既定战略太平军必须攻占长江流域各省，形成隔江分治的客观事实。在这个庞大的军事计划中，第一阶段是李秀成部东征江浙控制长江下游，第二阶段为陈玉成部会合李秀成部西征武汉控制长江上游。第一阶段作战计划已初步完成，必须执行第二阶段作战计划，为此必须歼灭入皖湘军以免除后顾之忧。洪仁玕命令陈玉成部在1860年年内解安庆之围，由长江北线西进，又命李秀成部摧毁曾国藩祁山大营，经长江南线西征，两大主力在湖北境内伺机会师，1861年4月合攻武汉。
陈玉成是天京事变后迅速崛起的青年将领，以安庆为大营攻取庐州、摧毁清军江北大营，全歼湘军李续宾部、李孟群部。进攻江南大营一仗他率部突破清军西南长壕，攻夺烧毁清军五十余座营垒。曾国藩的聪明之处在于抓住陈部主力渡江作战安庆兵力空虚之机，命曾国荃部急行军至城下，挖壕筑垒围住城池。
陈玉成执行洪仁玕解围安庆迅速西征战略，1860年11月率部返皖进攻曾国荃部。安庆城下湘军坚守长垒，多隆阿部马队攻击陈部后背，太平军两面受敌撤回桐城。1861年1月，陈玉成部出桐城再战又败。安庆战役形成会战之势，洪秀全谕令洪仁玕组军增援陈玉成部。天王长久以来没有直接指挥军队，忽然在安庆一役介入军事，除了安庆战役事关重大，还试图让族弟建立起嫡系部队。洪秀全之所以这样做是发现李秀成越来越独立行事，上海战败后他谕令忠王率部北伐，进攻被英法联军攻破后元气大伤的清妖都城，认为这是神赐良机，洋兄弟已经帮助他消灭了北方清军主力。李秀成拒绝接受命令，坚持洪仁玕、陈玉成和他议定的西征计划，在这个军事计划中他的部队必须迅速拔除曾国藩祁山大营，以利陈玉成部解决安庆城下之地，为此断然拒绝天王旨意。
忠王命令侍王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右军正总提赖文鸿、检点古隆贤诸部进入祁山战区，由他指挥发动总攻。1860年12月30日太平军抵近祁门，大营中的曾国藩感到自己将死于此战，匆匆留书给曾国荃、曾国葆：“余于十一日亲登羊栈岭，为大雾所迷，目无所睹。十二日登桐林岭，为大雪所阻。今失事恰在此二岭，岂果有天意哉？” [20]在大营将破之时，他曾经登上羊栈岭、桐林岭观察敌情，大雾遮蔽了他的视线，使叛军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快速潜行，数十万人马鸦雀无声抵近大营，这或许就是天意吧，老天让他死在祁山！
即便死期将至，湘军统帅依然临阵不乱，率亲兵坚守营垒以待援军。神奇的援军果真来了，还是湘军中战力最强的霆军。霆军的统兵官是悍将鲍超，他不服多隆阿节制赌气回乡，曾国藩命他在湖南招募一万湘勇以备急用。得知祁山大营危急，鲍超率新兵与旧部会合，“日驰百余里，连战皆捷，驱贼出岭”， [21]击溃在桐林岭、羊栈岭一带犹豫不前的太平军。李秀成原本可率优势兵力一举摧毁祁山大营，大雾如同瞒骗曾国藩一样也戏弄了他，使他以为雾幔中藏着敌人的千军万马。
曾国藩以祁山总指挥部为中枢，呈放射状部署机动兵力以战时相机支持，这样的部署无疑是正确的，现在各路湘军都在为保护祁山大营与太平军激战，围攻祁门的敌人逐渐被调开，战线延伸至江西，这样的势态使得敌军兵力分散开来，在祁山的湘军总指挥部得以保全。李秀成试图切断入皖湘军补给线，景德镇成为主战场，太平军黄文金部由皖南进入江西，1861年1月5日攻击景德镇，湘军左宗棠部与之激战，鲍超部自祁门驰援江西。太平军刘官芳部趁机抵近祁门，在距大营近10公里处遭伏击后撤。4月2日，刘官芳部再次进攻祁门，连攻数日不克撤兵。李世贤部亦进入江西攻克婺源，4月9日击败湘军夺占景德镇，左宗棠部败走乐平。李世贤杀回马枪再攻祁门，4月23日遭左宗棠部阻击，李世贤受挫退入浙江。李秀成未能完成在西征前拔除湘军祁山大营的预定军事计划。
陈玉成忠实执行在湖北会合李秀成部于1861年4月合攻武汉的西征计划，未待安庆解围即于3月转战湖北，连克黄州、黄安、黄陂、德安、孝感诸城，4月攻陷随州、云梦、应城，逼近武昌。李秀成未能如期出现在武昌城下，他太希望接收江西、湖北的几十万新兵了，为此绕道江西，5月上旬他的部队还在距武昌二百多公里的瑞州。忠王失约使英王陷入被动，因湘军反攻，已占领的城池陆续丢失。滞留江西的忠王则如愿以偿，在瑞州招收了近三十万新兵，浩浩荡荡进发到武昌城下。此时已是1861年6月，陈玉成部兵力不够没能攻进此城，后方安庆又陷入重围，不得不率军返回安徽。见英王已撤兵，握有几十万大军的李秀成也调头东方，回到他经营的富庶领地苏福省去做江南王。
英王现在只能孤军作战，夺回安庆，解救部属的眷属。1861年4月27日，陈玉成部进入安庆城北集贤关，在菱湖北岸筑垒18座驻军8000人，吴定彩部5000名援军进入安庆城。攻打城下壕垒中的湘军则毫无进展，英王和他英勇善战的将士总是陷在曾国荃部土垒与机动作战的多隆阿骑兵之间，腹背受敌难以动弹。5月2日，招足新兵的干王洪仁玕率部与章王林绍璋部会合，进入战区对多隆阿部形成反包围。多隆阿命步兵阻击洪仁玕、林绍璋援军，马队绕至援军背后夹击，太平军败走马踏石河。多隆阿已在河边埋伏士兵，他们开炮轰击渡河北撤的败军，又在上游启闸放水淹没敌人，洪仁玕、林绍璋率余部突围。5月6日，多隆阿在新安渡北岸再设口袋阵，痛击所剩不多的洪、林残部。5月24日，陈玉成部与洪仁玕部、林绍璋部会合，全数出动进攻多隆阿部，多隆阿将所部分为5队反攻，太平军再次大败逃入桐城。自此，留在安庆城内的太平军眷属、菱湖北岸的部队与主力部队分隔两地，再无突围生还的可能。
湘军转入反攻阶段，与多隆阿部同为虎狼之师的鲍超部奉曾国藩之令，于1861年6月7日杀至集贤关，当日攻陷3座太平军营垒，将三千降军全部杀光。鲍超部猛攻集贤关时，安庆城下的曾国荃部亦全数冲出土垒，进攻菱湖太平军营垒，八千菱湖守军见再无援军，7月7日弃守营垒缴械投降，此仗湘军缴获6000支西式步枪、1000支抬枪、8000支火绳枪、8000支长矛和2000匹马。如何处置这些战俘成了难题，菱湖守军是陈玉成的精锐部队，弹尽粮绝不能再战才投降，曾国荃虽一度犹豫，最终还是下令将八千俘虏全部斩首。他为杀俘太多感到恐惧不安，曾国藩7月12日写信劝慰弟弟，说若孔夫子在世也会赞同杀光悍贼。曾国荃未解开心结，7月19日曾国藩再次写信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