瓯地诗与火
皇家园林诗人
翰林侍讲孙衣言1858年7月外放安庆知府，原因是他曾与一些廷臣激烈反对签订《天津条约》。孙衣言是浙江瑞安人，1841年被国子监聘为琉球教习，1850年会试入闱，从翰林院编修做起，1858年入值上书房教授惠亲王诸子弟，成为皇室近臣。
孙衣言任教国子监时，师从他的琉球国官派生有阮宣诏、郑学楷、向克秀、东国兴等。琉球学子酷爱汉诗，孙衣言授其汉魏唐宋诸家，鼓励他们写作汉诗，由他逐字逐句批改。东国兴呈习作《夜雨》，其中有“鸡鸣不已纱窗晓”句，孙衣言批注“‘不已’二字太老实，为其改为‘忽报’”；《舟泊钱塘江》写杭州，孙衣言批注“武林楼阁接潮水，葛岭云霞迎客船”句，既然船停在钱塘江，那么显然“舟中不能望见西湖”；《大竿岭逢雨》写雨，孙衣言令其修改“却恐天昏行不得”句，“‘天昏’二字，更觉骇人。纵使大雨，也断无天昏之理，日暮向晦，则当用‘黄昏’二字，乃为平稳”。 [1]诗人与琉球官派生相处融洽，还品尝了他们为他做的琉球菜肴，以《学生做琉球食戏述》为题赞道：“鲸鱼羊豕腴，肉剁琼玉肤。此物穴溟渤，雄与蛟鳄徒。” [2]1844年春，诸弟子学成归国。孙衣言见他们所作诗篇可观，选其中佳作刻印成集，题为《琉球诗录》，为之写序。东国兴回到琉球国后任琉球国学文章师，向克秀行途得病卒于福建，阮宣诏写信告诉孙衣言这些事，诗人写诗寄给阮宣诏和东国兴，回忆在国子监的日子，“来鸿归燕喜联翩，春信梅花动海天。江馆风光宜此日，槐厅灯火忆当年”；哀悼年轻的向克秀去世，“独伤向秀成黄土，谁为山阳问旧居”。 [3]
奕詝1858年起长居圆明园，孙衣言随侍皇帝居住在直庐澄怀园。澄怀园紧傍圆明园正大光明殿，原先是康熙朝大学士索额图的居所，索额图获罪后归内务府。雍正继位后将康熙所赐“镂月开云”别墅扩建，命名“圆明园”，尚未竣工之前设上书房于澄怀园，1725年，大学士张廷玉、朱轼，尚书蔡廷，翰林吴士玉、蔡世远、励宗万、于振、戴瀚、杨炳等侍居澄怀园，这里便有了翰林花园之称。
寒门出身的士子经科甲之途进入社会顶层，居住在皇家花园食笋斋，自豪感满满也属自然，孙衣言于上书房授课之余时有诗作，“自愧文章阿世好，误蒙君相采虚名。天开晓色瞻仙仗，日静遥阶戛佩声”。 [4]食笋斋被翠竹水轩环抱，有屋南北向各三楹。孙衣言想到此处“嘉庆时黄勤敏公尝居之，庭前种竹数千杆，名其室曰食笋斋，其后程侍郎、祁相国相继居”，尤其是想到宋诗运动倡导者程恩泽也曾居住此斋，诗人自然又研墨挥毫：“未央宫中万年树，住往蓬蒿相尔汝。程公儒林古丈人，一篇为汝生青春”，“食笋轩窗程公室，细竹门前共秋碧。” [5]
现在的学生已经不是琉球留学生，换成宫中的皇家子弟，诗人的身份随之高了许多，来往的都是达官贵人，结交的友朋甚为广泛。在烽火连天的战时，他甚至可以吃到廷尉送来的西域哈密瓜，诗人为此写了一首古体五言诗，由品瓜回溯至汉时西域边关，壮阔豪迈可谓自古以来描述哈密瓜最长最生动的汉诗：
日至初阳芽，客来不速会。芳厨出南烹，盛馔罗朔脍。中筵甘瓜陈，异味嘉果最。
黄中色符坤，附决说占兑。未嚼齿先冰，细擘爪留馤。臭敌腥膻降，疾愈内热瘥。
群嗟方传观，一饱或尽嘬。忆随宛马来，远自金城外。中苞土膏腴，外御雪霜败。
鸟卵黄轮囷，蟆脊绿癞疥。伏碪张苍肥，断头月氏大。玉食坐生光，皇棱识远迈。
时从荐寝余，下逮承筐拜。主人廷尉平，尚书晨夜励。昨分御厨珍，归逐轻鞍带。
恭惟宠贶新，每觉家果杀。良讌方新欢，醉怀俄古喟。在昔我武扬，勿远天威届。
设障通玉门，屯田尽奄祭。入城新献图，万里竞登玠。远随胡桃羞，来佐周庙酹。
是岂张骞夸，要补立本画。妖狼偶失弧，荓蜂遂聚虿。蛇蟠穴三吴，蛟起毒九派。
厥包阻湘林，纳锡阙江蔡。敦苦归无时，师期代屡诖。至尊叹临觞，诸将饿充粺。
缪同禁门趍，各望属车盖。儒书迂无谋，军储浩难会。当时犁穴庭，猛士輳汤介。
贡珍远犹来，漕?今无奈。大官甘屡分，圣恩受亦太。肉遗东方妻，豚切壮士哙。
既饱恃浆寒，余芳助茗话。酒多渐恶醒，诗险聊鼓懈。高谈尽今欢，嘉讌须后戒。 [6]
战时水果是稀缺物品，西北尚有贡品送呈宫中，长江以南就是难事了。温州盛产瓯柑，在北京的瓯人孙衣言已两年未尝其味，1856年春节浙江贡品中有柑橘等，皇帝念及诗人命宫人赶紧送去。诗人在他的日记中写下此事感激圣恩：“元旦，蒙上赐柑橘、香橼、石榴数枚。时吾乡卖柑橘者，以江介阻兵，两年不至京师矣。” [7]
孙衣言若照顾到皇帝难处，不为国事与他抬杠，或可如前食笋斋斋主程恩泽那样，从翰林院侍读学士一路做到侍郎、学士，但孙衣言坚信帝国军队可以打赢英法联军，能够打赢却弃战议和，让人既煎熬又痛苦。早在16年前中英战争时，孙衣言就写了《哀虎门》《哀厦门》《哀舟山》《哀明州》等诗，他在诗中颂扬殉国将领：“虎门沙角长城坚，元帅气骄自云贤。”“苦战身死关将军，坐视不救谁能怜。”“可惜忠勇三总兵，苦战六日同日死。”控诉英兵暴行：“黑夷卷席入平地，炮火夜落城楼前。”“红毛昨日屠厦门，传闻杀戮搜鸡豚。”“恶风十日火不灭，黑夷歌舞街市喧。”哀悼罹难百姓：“广州妇女哭向天，白骨满地群羊眠。”“明州万家吹笙竽，近乃膏血污泥途。”谴责临阵脱逃的军队：“蛟门官军不敢渡，花裙夷人满城市。”“招宝山前万貔虎，见贼即走何其愚。” [8]现在诗人伏案主编《夷务书》，依然念念不忘当年中英之战：“编及辛丑、壬寅间海上抚夷事，每太息痛恨，见诸诗歌，而于中亮如林文忠公不克竟其用，尤感慨焉。” [9]他始终认为林则徐和广东军民是可以战胜西方军队的，道光皇帝用人不当，“以琦善易文忠公，而事不可为”。
林则徐在孙衣言心中如神一般存在。主战派同僚描述林则徐神力：“奉诏赴浙也，省中文武谓海口夷船环列，宜从陆道行。文忠曰：‘我遗海路来，今宜从海路去。’卒不听。行之日，文忠露坐舟面，帆惊夷船而过，夷船在前者，群出立船头站队，放炮鸣锣以送之。”这是主观想象与民间加工合成的坊间传说，诗人也信以为真。他想广东水师原本是可以消灭夷人舰队的，但后者军法严明，前者军纪败坏败类麇集，结果中国战败。“夷不足畏，其军法过中国处但在一严，而中国人苦于贪利，近年海上失利，皆由弁兵私与之通也”， [10]他这样说也有道理，但毕竟片面了。
诗人不知近代军事知识为何物，偏又热衷讨论军事，以为只要像江南大营的吉尔杭阿将军那样指挥作战，就可以御夷于海上。他告诉主战派同僚：“夷人运大炮十位上岸，以拒中丞，官军令抬枪二十名，分五排以当前，每闻夷炮声，枪手即伏地，炮声甫过，即起放抬枪一排，如是再起再伏，毙夷人二十余名，而中丞军中已鸣金收队，故所杀止此，否则可尽歼。盖夷人畏抬枪，又不能起伏，此其所以为我制也。”诗人也不仔细想想，似这样简单至极的战法就能轻易战胜洋人，智商和勇气不在吉尔杭阿将军之下的关天培将军为何战死虎门炮台？诗人是反洋者，军事也好宗教也罢，凡是西方舶来品都是有害的，他说：“法兰西天主教堂之害，其术皆以利诱我愚民，一入其教，则淫其妇女，死而剜其心目。本年江西省城之民不胜其愤，遂相约毁其所谓同治堂” [11]，对于民间仇外传言一字不落照单全收。
诗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懊丧，居然失去君王信任被外放到安庆，他不知道皇帝被埋怨他求和的人围着，终日领受他们轻视的目光，心中是多么的狂躁不安。而孙衣言必须得离开岁月静好的皇家园林了，启程去战乱中的安庆做地方官。这座长江边的城池在叛军手中已达5年，曾国藩的湘军迟至1860年6月才入皖作战，战至1861年9月方攻克安庆，那么1858年去安庆做空头知府是何种滋味可想而知。
战时行旅艰辛，孙衣言1858年7月奉谕启程，抵达定远军中接过关防已是1859年1月。经由滚滚淮水入皖投笔从戎，军队将官高扬虎旗引航，新任知府心情大好，意气风发的诗句脱口而出：
我昨停舟在夏次，冬深水涸船底高。舟人束手坐无策，乃有二士李与陶。
大帅虎旗来导我，船头拂拂开双旄。十年儒官笑寒乞，一朝俗吏偏雄豪。
二士前行手指挥，渔翁估客皆藏逃。此意洵美我所愧，恨无大肉浇醇醪。
乃云民等居州部，来迎太守匪为劳。我闻二士新自拔，爱礼识义如吾曹。
固知无人甘作贼，常时逼迫由官饕。壮夫报国贵有志，将相无种惟所遭。
自来太守称郡将，况我投笔从刀弓。二士见爱更从我，为国灭贼清江涛。 [12]
赴任途中的豪迈，很快就被残酷现实击碎。在定远军中做安庆知府度日如年，所有学识都是儒学教义，对军事极其外行，更没有军队归他指挥，当地虽有零星团练，与他又有什么相干。安徽巡抚翁同书见孙衣言无事可做，奏准宫中让其兼署按察使，战时无案可办所以也是闲差。既然无所事事，就在军中校读《五代史》来打发日子。日记自然还是要写的：“定远百里外皆贼，而兵事败坏，无可复为，终日愁坐，而《五代史》皆记乱世之事，读之往往令人废书而叹也。”
从皇家园林到烽火沙场，时空转换如此之快，是孙衣言在京城时未曾料想到的。居住条件更是恶劣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尤其是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居守乡村，以茅蓬为衙署，四面皆贼，日夜巡守，苦不可言”。 [13]长久的焦灼恐惧使诗人低烧不退，不得不奏请皇帝开恩准其休假，几个月后，时常激愤动辄言战的诗人，接到上谕获准引疾归休。
从吹哨人到樵夫
孙衣言1859年夏天回到故里，与接谕在籍办团的弟弟孙锵鸣相逢，战乱中的团聚令人欣慰。
孙锵鸣十年前在翰林编修任上赴广西做学政，到任时广西官员设宴接风，按例赠他“千余金”，孙锵鸣坚辞不纳，在席上痛责广西巡抚郑祖琛粉饰太平，广西提督闵正凤渎职无为，道府县浑噩度日。他这样说是因为初到桂省就发觉会党猖獗民间异动，各级地方主官多不作为。
学政去各地考察，了解到生员学子纷纷加入团练保卫乡梓，势必影响到科举考试。主持一省科考的他心急如焚。“巡抚始以小寇闻”， [14]郑祖琛认为广西境内都是小股匪盗，掀不起大浪。事态似乎是按照郑祖琛的预判发展，广西和湖南的军队围剿叛乱者，1850年6月湖南提督向荣部在金峰岭设伏，歼灭从湖南新宁潜至广西的会党武装五千余人，会首李沅发被俘，押往北京处斩，郑祖琛督军有功获赏太子太傅衔。
会党既然已被剿平，学政赶去各府县视学并筹备乡试，哪料到局势与巡抚所称全然不同，到处都是秘密组织武装。惊诧之余他致函巡抚：“惟自过浔州，萑符之聚愈积愈多，私立旗帜，悖逆已极，奸淫焚杀，惨不可言，有谓后五日情形便不似前五日情形者。似此日复一日，何所底止。侄因公出门及舟船停泊之所，乡民纷纷环跪请命，其所诉蹂躏之状与镇将、府县官坐视不救之故，言之痛心。且有团练首事获贼解官而转行释放，反羁押团长致毙，遂群焉解体者。” [15]学政在信中提到团练处境艰难，团绅抓获会党押往衙门，反而被官员羁押死于狱中，团练武装因此解散，这样的做法令他不安。学政还告诉巡抚：“昨抵南宁，诉者情词益切，若所称‘乡无安堵，户尽凋残，老弱避害入城，填街塞巷，妇女系累从贼，忍辱则生，抗拒则死，胁取金钱谓之开角，逼入伙党谓之拜抬，民心苍黄，朝不保夕’”，“兹之扶负呼号、乞救于官者，皆其善良有知识者也。而官复不以为意，民将何所赖载”，“若夫粤西之团练，以侄所闻，勇直好义，其天性然，以恩结之，皆可用也，不观之博白乎。而团练之出力者往往为贼党挟嫌报复，则所以保护维持之者尤不可以不至” [16]。这是对基层情状、社会生态、民兵武装等颇具深度的调查，郑祖琛阅后不置一词。
孙锵鸣最先发觉拜上帝会动向，要求郑祖琛警惕假名号杀将弁遍地皆是的宗教组织，建议巡抚趁其初萌状态即行剿灭。他写道：“初发而制之，与其久而治之，其患之浅深，为费之多寡，必有辨也。况今之党辈数千，道路不通，已非初发者比”，“非合两省之兵力不足以清其源”。 [17]这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建议，预判拜上帝会会成为帝国大患。郑祖琛的注意力在天地会，认为拜上帝会不会对时局构成危险。洪秀全、冯云山以抵御天地会为由成立保良攻匪会，桂平知县发现保良会成员全是拜上帝会信众，派兵抓捕洪、冯二人，搜出入教者名册17本送呈巡抚衙门，郑祖琛因此案涉及洋教，命令知县将其释放，这样的后果便是拜上帝会日趋坐大。“巡抚郑祖琛不能决，遂释之。秀全既出狱，秀清率众迎归，招集亡命，贵县秦日纲、林凤祥，揭阳海盗罗大纲，衡山洪大全皆来附，有众万人。” [18]这已经是很大规模的会党组织了，孙锵鸣情急之下撰《广西会匪猖獗请饬严办疏》要送呈宫中：“是时粤匪已萌芽，伏戎四布，焚掠遍各郡。巡抚乌程郑中丞祖琛，素仁厚，不忍治。守令承望风旨，凡悍匪悉置不问”，“公察其必为变，录牍移巡抚，复不省。公不得已，遂具疏上闻”。郑祖琛在卧榻上得到下属密报，惊慌之下来不及穿鞋子，赤足跑到孙锵鸣居室抢走奏稿，对他说“尔先以各案皆已办结奏闻”。 [19]广西政情军情造假，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孙锵鸣不顾郑祖琛阻扰，1850年7月又呈《两广匪徒充斥疏》。就在他上疏之月洪秀全发出团营令，密令会众在桂平县金田村集结。广西巡抚郑祖琛在孙锵鸣上疏之后5个月才奏告宫中金田村“匪徒纠聚，人数众多”。主持广西军务的钦差大臣李星沅的折子更迟，1851年1月才报告皇帝：“广西贼势披猖，各自为党。如浔州府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正、洪秀全等私结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近日恃众抗拒，水陆鸱张，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20]李星沅在折子中把北王韦昌辉列在天王洪秀全之前，拜上帝会误作尚弟会，可见昏聩无能到何种程度。战略误判对于帝国政权的后果是致命的，在爆发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内战前，孙锵鸣在偏远边陲吹响的哨音被钦差督抚当作空气。
1852年农历正月孙锵鸣围绕广西乱象再呈《详陈广勇潮男滋事疏》，抨击办团缙绅朱琦所建议采取的招安政策：“广西难平之患尚不在永安一处，其招募之广勇及各处壮勇均不受节制，战不向前，处不安静。并有暗中通贼者间与裁汰，遂肆劫掠。新到潮勇尤节节滋事，经过梧州地方闭城数日。其招安之巨匪如大头羊、大鲤鱼等仍在浔梧一带江面包货抽税，剽劫如常。”“新帝奕詝部分认可他的判断：“向来招募乡勇最难遣散，见因兵力不敷，不能不兼资练勇。将来事平之后，或抽择精壮充伍，其出力得功者留营拔用，其余遣归复业，或酌留若干人，派员管带，搜捕土匪，防守地方，一二年再行全撤。必应先事妥为筹计，务期万全无弊，不致贻患将来。既现在各路募勇，亦应严饬管带之员坚明约束。若如所奏，战不向前，处不安静，甚至阳奉阴违，与贼暗通消息，万一轻信误用，贻害无穷。至大头羊即张钊、大鲤鱼即田芳等，投诚以来是否真能效力，见在如何驱使，若仍在沿江劫掠抽税，地方官隐忍姑容，必致又酿巨患。以上情节，均著赛尚阿严密查访，据实惩办，切勿受人蒙混。” [21]
1852年4月17日，自永安突围的太平军包围桂林，学政孙锵鸣也在城中。孙锵鸣撰有《孙氏世系表》，称自己是兵家孙武后人，字里行间以此为荣，当他终于面对近在咫尺的城下之敌时，能做的和他兄长孙衣言一样，完全是文学性的观察。太平军用仿制的明代大型木制战车吕公车作战，这种古老战车据说是周代姜子牙发明，其祖先受封吕地故又名吕尚，所以此车称作吕公车。吕公车有数层楼高，蒙上多层皮革阻挡刀箭，用牛马拉到城下，藏于车中的兵士可由木梯爬到车顶跃上城墙。桂林之战攻守激烈，孙武后裔孙锵鸣藏在城垛后，很认真地观察兵家鼻祖姜子牙所创战车，思绪在当下战场与古战场之间来回穿插。学政对敌人的战车观察很细：“吕公车，明湖广监造，高逾于墙，故所攻多克。粤西反贼习用其法，当桂林省城被围时，贼用此昼夜急攻，赖巡抚誓死固守，城得不陷。”这时的巡抚已换作邹鸣鹤，孙锵鸣觉得他比郑祖琛做得要好许多。太平军泊于漓江的舟船，也给学政留下深刻印象：“贼造舟三百号，名红粉船，聚所掠妇女其中，凡攻城邑得胜仗，查出力之兵分数等别择赏配，故人多效力。” [22]学政在城墙上俯视停泊于漓江的300艘敌船，观察到反叛军用劫掠来的妇女犒劳得胜者。红粉船并非脂粉之意，亦非卖身之处，红粉是军用火药的代称，红粉船指装载武器弹药的运输船。
桂林保卫战历时33天，给孙锵鸣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林鹗，他描述这位挚友：“时粤中贼起而用兵，太冲每为余观画贼情，常十中八九。未几桂林被围，事方急，太冲短衣跃马，精悍之色过于少年。” [23]林鹗是桂林书院主讲，围城时年届六旬，尚能分析军情且短衣跃马，反观正值壮年的孙锵鸣，战时除了写少量折子，在军事上乏善可陈。80岁那年他在诗中写道：“三十杖节走边州，忽惊戎马去郊遂。匝月重围心胆摧，连年瘴疟容颜悴” [24]，道出他在战时极其恐惧还得了疟疾。清末考据大家孙诒让日后提及孙锵鸣：“公在围城中三月（应为33天），襄办守御，心力劳悴” [25]，认为他的这位叔叔在军事上有实际的表现，显然是溢美之词。广西巡抚邹鸣鹤上疏为参战官员请功，计有“向荣、王锦绣、李孟群、乌兰泰、余万清、徐祥光、朱启仁、劳崇光、江忠源、秦定三、常禄、马龙、张敬修、宁琙” [26]等，奏折中未见孙锵鸣。至于那位短衣跃马的书院主讲林鹗，战后亦因功升职为兰溪训导。
1852年年底办完广西科考事，学政奏请宫中恩准其回乡省亲，获准后次年3月省亲到邑。衣锦还乡光耀门楣，族亲乡人奔走相告，当地塾师赵钧在日记中记载：“一人荣遇，远近喧传，莫不歆羡” [27]。孙衣言也在京城写诗寄给弟弟：“念汝还乡国，音书久未真。昨来千里信，知近故园春。戎马愁征路，平安慰老亲。独惭离别意，坐使岁时新。” [28]
孙锵鸣过完假期离乡返京，途中接到上谕：“著其在本境团练乡勇为防堵地。” [29]他遵旨赶回瑞安办差，刚到家中又接到孙衣言诗信：“我弟宁亲归，帝命行连乡。两载从王事，乃在父母旁。诗人叹启处，误恩非所望。颇闻牟蠹去，民气苏以扬。此事足报国，匪独完善良。尺书屡催促，军兴急输将。但恨水潦后，亦未苏疲伤。民力不可尽，为国思久长。” [30]孙锵鸣读罢禁不住热泪满眶，想到国难当头社稷维艰，圣上信任他，交托他组建团练，自己作为兵家孙武后代必须有所作为。
孙锵鸣在其宗族聚居地瑞安二十五都集善乡演下村着手组建团练，只是孙家虽有他和兄长孙衣言在朝为官，俸禄却也有限，祖父孙祖铎挣下的几十亩薄田不敷家中支出，去世时欠债累逾千金。父亲孙希曾为还债早起晚归忙于田间，母亲省吃俭用织布缝衣鸡鸣始寝。孙锵鸣要办的是大族武装，经济条件不足以撑起这样的场面，能做的就是设立劝捐局让瑞安富户认捐。三都沙渎村陈姓富户愿意四兄弟合捐，其中的陈希曾认捐后迟交少交，孙锵鸣便让瑞安知县催其交款。当地士绅认为孙锵鸣勒捐，称“大吏札属劝捐军需一事，初意在劝，而其势渐至于勒。一至于勒，弊外生弊，弊中又各有弊，害难言尽。何以言之？瑞邑主其事者为孙编修锵鸣。”又指责孙锵鸣包庇捐输局局董，凡亲朋好友都少交捐款，称“局中人从中规利，各立门户，互相倾轧，而软弱富户，隐受其笼络而不自知者矣”。于是当地士绅群情激奋，认定这个捐输局办得不像样子：“捐局中诸人同是办公，而各怀私利，互相倾轧，不顾捐户利害，致使道路传闻，人心瓦解。” [31]
此时恰逢强台风袭击温州，大雨滂沱洪潮汹涌，稻田农舍牲畜惨遭淹没，“浮尸及屋舍顺流入海者，不知凡几”。 [32]温处道台志勋决定减免税赋，没过几天又收回指令。战时的浙江是清军江南大营粮饷来源地，浙江巡抚黄宗汉严札州县不得以任何理由减免税赋，而令各殷实大户赶紧捐纳，否则动用大签拘提如重犯。志勋不敢违抗，令知县照旧完纳，不从者枭首示众。孙锵鸣认为地方官不可以朝令夕改，“事前已有是减价，今忽反汗，某为桑梓计，不得不奏”。 [33]孙虽是在籍办团缙绅，先前却在京城做过翰林，志勋怕他朝中有人，派衙役星夜追回催收税粮的告示。
有捐输局募集经费，演下团练这支队伍是拉起来了，拉起来了就要实战，作战地点在温州府城与瑞安交界的大罗山。“近年因粤匪作乱，奸徒乘变生心”，他们在大罗山山顶立寨，“派党巡视，夜则鸣炮支更，击柝防御”。1853年3月，孙锵鸣命令团勇进攻山寨，此仗为孙氏大族团练首战，“此次捕贼之兵皆孙蕖田（孙锵鸣）村中乡勇，共二百名，盖助官除乱者”。 [34]
温州位于浙闽交界偏僻处，交通不便，并非战略要地，太平军兵锋未曾抵达，当地人对筹资办团大多抵触，认为没有必要劳民伤财推行地方军事化。唯有孙锵鸣踌躇满志，设捐输局募集经费组建缙绅大族团练。他还在演下村堆石垒墙筑造安义堡，推广到瑞安丽岙、平阳江南等地，被当地乡土士绅青睐，视为标杆，仿造了忠义堡、张家堡等。地方官警惕缙绅团练势力扩张，努力拉拢本地乡土士绅，孙锵鸣性情孤傲不与他们来往。本地团绅吴一勤撰《书逊学斋〈会匪纪略〉后》，称孙翰林“惟以出入衙署之城绅抑而不用，惟恐其如虎添翼，鱼肉乡里”，遭其冷落者聚集在县衙，“极诋毁之，令官亦偏信其言，转咎其办事之不善，每遇团事即与之为难，于是事益不可为矣”。 [35]地方官和乡土士绅组成对抗办团缙绅的联盟，前广西学政失去籍贯地团练武装领导权。
1854年是温州的大灾年，赵钧在《过来语》中记载：“现在疫氛到处传染，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闻之凄戚”，“上半年瘟疫之行，近海村落为甚。长桥、梅头二村各失丁二千。上戴一村百七十丁失去一百。鲍田、海安，失皆不少。” [36]水灾不断瘟疫流行，各种税赋又是免不掉的，官员士绅平民百姓哪里还有心思办团，去捐输局认捐纳钱？孙锵鸣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他自己对在籍办团也渐生倦意。
事已至此，不如归隐乡里砍柴著书。1855年秋天，前学政撰《吹台生圹图序》，自称“盘古樵者”。他在演下安义堡研究归有光的《叶贞妇传》，研究成果是贞女论值得怀疑，“守贞非古礼所许”。孙锵鸣怠于团事，皇帝却没有忘记他，1856年将他晋升为侍读学士，孙锵鸣谢恩后依旧以樵者自居。原配夫人叶氏病亡于桂林围城，孙锵鸣回籍办团后即娶林氏续弦。1856年长子病亡，四十多岁无子嗣的孙侍读连置侧室。金石书画名家赵之谦此时供职瑞安县衙，他在《章安杂说》中写道：“瑞邑孙渠（蕖）田侍讲锵鸣，前广西提学”，“闻其无子，有四妾，终日调停不能安” [37]。
你方唱罢我登场
内战在1858年蔓延到浙江南部。太平军石镇吉部攻陷处州，福建浦城也出现太平军，温州绅民开始惊惶不安。孙锵鸣也做不成“盘古樵者”了，危机即将来临，他总要遵照旨意，“在本境团练乡勇为防堵地”。
外敌还没到来，御敌者内部已吵作一团。守城民兵指控知县傅斯怿，说他“私将辎重欲潜由水门出城远迁”，知县反控团绅蔡小琴从中索贿，“差县役多人，将小琴到案，掌嘴四百，极其受辱”。蔡小琴是举人，士绅们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侮辱，聚集起来去县衙闹堂。“阖城绅士闻之，齐集堂下如堵墙”，知县也不是好惹的，从牢狱中放出囚徒镇压士绅。“令先以军犯廿四名自卫，纵使持刀抵御”，“众愈不服，拥进，被刀伤者数人”，教谕沈宝珊被囚徒砍伤，“创最重，血流渍衣”。 [38]士绅们愤怒地去孔庙哭庙，诉说儒者这样的斯文扫地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世。
沈宝珊是捐输局局董，是孙锵鸣阵营的人，当地士绅哭庙就是他带的头。孙锵鸣站在团绅一边，对温州知府黄惟诰施加压力，要求他公正地处理这次事件。黄惟诰两边都不得罪，让傅斯怿、沈宝珊停职，应允赏给蔡小琴六品顶戴以释其恨。“正判断间，忽报傅令自尽” [39]，这自然是官方为平息事态有意放风，傅斯怿早已离开瑞安赴嘉善任知县。
知县是帝国最基层一级主官，代表中央政权在县域内施政，与地方士绅发生冲突后被调离供职之地，可见推行地方军事化削弱了上层政权对地方的控制。现在在籍缙绅与地方士绅站在一起，对温州官府构成危险，地方官决定予以反制，未征求孙锵鸣意见即将金钱会注册为震忠团练，以站在他们一边的地方武装对抗缙绅大族、乡土士绅组建的团练。
金钱会建立于1858年，成员为秘密组织成员、城镇工商业者、底层士绅兵弁等，私铸“义记金钱” [40]铜钱为凭，“初立会时，托捍卫长毛为名，私刻‘精忠报国’印” [41]。金钱会在分发给会徒的红帖上写明：“自立会之后，愿众兄弟上则尽心卫国，下则守法保身。倘群贼来临，备用则依然乡勇；如吾长毛猝至，整威则无异虎臣。各宜遵盟毋违。” [42]平阳知县翟惟本十分认可这点，认为在金钱会的基础上组建团练抵抗叛军，正是推进地方军事化所需要的。温处道台、温州知府和翟惟本持相同看法，决定“给牒为团练”，注册名称为震忠团练。震忠团练1861年成立之日竖团旗于平阳城南，知县翟惟本、副将王显龙为其祭旗。地方官府参与办团练祭团旗，居然不告诉钦派在籍办团前大吏孙锵鸣，这样的行为侮辱性很强。
震忠团练取得合法地位后积极筹集经费，许诺凡入会者“先诣赵起饭铺”缴纳“制钱五百文，归诸会首” [43]，即可换回1枚金钱会发放的正面铸有“震忠团练”、背面铸有“义记金钱”的铜钱，成为会徒，获得生命财产可得保护的承诺。一时间“武则官弁兵丁，文则胥吏差役，僧尼亦多附之” [44]，势力范围很快从平阳扩展到瑞安周边区域。孙锵鸣认为震忠团练是伪团练，这样的情势与他任职广西时一模一样。他预判很快会发生会党叛乱，“言之署巡道志勋、署知府黄惟诰，谓粤贼在括，而奸民啸聚启寇心，且内乱起，益无以扞贼，宜及初起痛惩之，可无烦兵力”，要求温州地方官将金钱会掐灭于萌芽期。孙衣言指控震忠团练团首赵启、周荣等身份可疑，“赵起者，钱仓埠役，设店以寓客，尝以结盟拜会聚诸恶少年”，“卖笔者金华周兆荣留寓青田，粗识字，能卜卦，娶妻于青田小溪。以妖术教人吃菜，入其教者出钱二百五十，投沸汤中煮焚，以符咒取汤饮之，刀棒不能伤，谓之‘铜钱壮’”，“青田令亦名捕兆荣甚急，兆荣遂走温州，流转至平阳钱仓镇，易名曰周荣”。他指称其余几个团首也都是奸民，他们办团是为聚众敛钱，诓骗“平阳商贾富民，至以贿购伪钱”。 [45]孙锵鸣抓住金钱会“以妖术教人吃菜”的把柄，将其与康熙年间流传于温州的斋教联系到一起，嘉庆、道光两朝均视斋教为邪教并予以镇压。“依官方定义，‘邪教’成立的条件有二：分别是‘散布邪说’与‘诓骗钱财’” [46]。孙锵鸣把震忠团练定性邪教组织，而温州当局却把邪教组织发展为团练，性质极其严重；孙氏兄弟以此力证缙绅大族团练的正当性，以及钦派在籍办团缙绅之于地方事务的主导性。
孙锵鸣斥责地方官泯灭良知以敌为友，损害了团练武装的纯洁性：“赵起、周荣等人，人知其为贼，正其为贼乃可办。今妄谓之团练，使贼有所藉以胁民，而民反而无辞以抗贼，是官驱民从贼也，祸且不救。”他还指责地方官在震忠团练问题上违反保甲制度，突破以宗族乡亲结团的边界，邪教成员绿营兵弁官府皂隶都成为团练，完全背离了朝廷推行地方军事化的初衷，“此淮南北覆辙也，不可不深思”。 [47]
温州地方官认为在籍办团大吏强词夺理，震忠团练领导层不乏科举精英，团绅蔡华、蔡岑兄弟分别为拔贡、廪生，蔡家家境殷实，“有田七八顷，衣食颇饶”。震忠团练团绅还有生员潘英、林景澜、郑日芳，以及捐纳候补知县沈涣澜。赵起也并非如孙锵鸣所言，只是平阳钱仓码头仆役、小客栈老板，而是和蔡华经营木材生意的富商。他和贡生蔡华合股在瑞安屿头做木材贸易，从飞云江上游收购木材转卖到下游沿江城镇村落，在平阳县拥有“很大的府邸”。
江苏布政使王有龄1860年调任浙江巡抚，刚到杭州就收到孙锵鸣来函。浙抚认为温州官员对金钱会一事处置不当。孙衣言记述：“王公知其伪，责悉献伪钱乃听为练。” [48]只是当时李秀成命李世贤部进入浙省，衢州、金华、处州告急，王有龄无力介入温州地方主官与办团缙绅内部争议。
为与地方官府争夺团练武装主导权，孙锵鸣决定设立团练总局，领导当地团练运动。首先是整合分散在各地的乡村宗族团练，“由局议定《团练条约》，将欲合一县为一大团” [49]，这个大团取名“安胜义团”，以此抗衡地方官府扶植的震忠团练。大团团勇使用同一样式的号衣，号衣前襟和后背缝有“安胜义团”字样的白布，时人称安胜义团为“白布会”。
一些乡土团绅既不想得罪地方官又不想站在孙锵鸣一边，他们选择不站队，把宗族团练改名为铜牌会、连环会等，孙锵鸣扬言对其严加处罚。请假在籍的前安庆知府孙衣言介入此事，和其弟孙锵鸣联名致函各乡团总，劝他们以乡为单位组建安胜义团分团，“凡入团者无入会”，即在正统团练和伪团练两者之间只能二选一，不允许民间宗族武装独立组会。丽岙忠义堡团绅吴一勤记述孙氏兄弟对于团改会非常愤怒，“学士昆仲愤极，即飞函示予，有‘此事众小败之愈力，弟与兄当持之愈坚’云云”，劝他和他们站在一起。团绅张庆奎坚持将河乡团练改为连环会，孙氏兄弟“亲自主稿，缮就告示十道，同县会衔出示，立拿连环会首某某到案，按律从重详办”，高压之下连环会会首只好妥协，“张某亦悔，愿归团练一列办理”。 [50]孙氏兄弟控制乡团后，将其统一编为安胜义团即白布会，各分团团勇任驻原地，民间称为“港乡白布”“河乡白布”“江南白布”等。
安胜义团号称十万团勇，实则是个虚数，但分散在各村各堡的民兵武装组成大团，可以集结作战的人数可达数万人。孙氏兄弟原本应该及时跟进，将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战前军事训练，却苦于经费不足难以实行，团练总局甚至无钱发放统一制式的号衣。孙锵鸣要求温州官府拨出库银制作团勇号衣以显示安胜义团的正当性，理由是“此物官样与彼私铸者不同”，道台志勋以官府并无经费断然拒绝，称“其言固是，但费无所出”。既然从地方官员那里要不到钱，团练总局只好放弃使用统一号衣的打算，吴一勤看出大团致命弱点在于经费问题，发牢骚说：“倒不如（金钱会）入会者以有伪钱与执据，固俨然自谓会中人也。究竟团不如团，会反是会，将若之何？” [51]
办团经费是这样的重要，甚至可以决定团练组织的存亡与否。浙南缙绅团练初始筹资遭到乡土士绅反对，整编为大团后人数增多团费缺口更大，缺乏必要的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升级更是无从入手，难以形成战斗力。反观其对手震忠团练，经费要比安胜义团宽裕太多。震忠团练是工商市民团练，组织者将宗教手段与传销方法结合起来众筹经费，先是“以妖术教人吃菜，入其教者出钱二百五十，投沸汤中煮焚，以符咒取汤饮之，刀棒不能伤，谓之‘铜钱壮’” [52]，继而“私铸金钱，招村人入会”，“祀五显神”，入会者以“制钱五百文，归诸会首”，换回一枚私铸“金钱义记”铜币，成为会徒 [53]，于是经费与日俱增，团勇亦越聚越多。金钱会走工商市民路线众筹团费，白布会单一地依靠以土地所有者为主体的乡土团绅捐钱，后者不甘心既出钱又出人成为缙绅大团附庸，这成为日后与办团大吏分道扬镳的缘由。
无论如何缙绅团练是成立起来了，与工商市民团练终须一战。林垟团总陈安澜指控震忠团练拔掉安胜义团团旗竖起金钱会团旗，金钱会则称白布会挑衅在先。1861年8月2日，赵起在平阳钱仓集结两千团勇进入林垟焚陈氏宅屋。总兵叶炳忠应孙锵鸣要求调派绿营兵五百人攻打金钱会，副将赵振昌反对他的决定，说“赵起众甚盛，且已为团练矣。胡用兵？”道台志勋、知府黄惟诰站在震忠团练一边，认为制造事端的是安胜团练。孙衣言愤懑地写道：“巡道志勋与惟诰、炳忠本畏贼，得此书益谓赵起真不反，反以咎团练，遂不复言拨兵。”平阳知县翟惟本偏袒金钱会，在接待温州道府派出的调停人永嘉知县高梁材时“招赵起等来置酒，惟本与贼饮甚欢”。 [54]
1861年9月6日冲突又起，震忠团练突袭平阳雷渎乡安胜义团团练。孙锵鸣为表克制忍耐，携雷渎团总温和钧、温和锵去道台府衙，要求志勋派兵镇压，温处道台“以兵力不及辞”。孙锵鸣又请在籍缙绅、前刑部主事黄体立出面，找知府黄惟诰派兵，黄惟诰说：“杀人放火报复之常，祸皆由团练，无与郡县事。”孙锵鸣彻底绝望，“乃谋自以团练击贼”。
号称十万之众的安胜义团分团团练，不服从大团孙锵鸣指挥，各守自己的村堡，哪里有人去管林垟、雷渎白布会被金钱会打败的事。孙锵鸣无计可施，决定招募台州雇佣兵，与愿意出兵的安胜义团团绅温和钧部协同作战。他“倾赀募台州船三十艘，令武举游飞鹏督以行，而与温氏团约水陆夹攻贼” [55]。1861年9月21日，台勇由水路攻陷钱仓，“焚赵启（起）屋及钱仓城内外数十家”，赵起逃往北山，“凶惧，祷于神，将自尽，其党止之”。此战孙锵鸣未到前线指挥作战，温和钧所率雷渎安胜义团练亦未参战，“台勇因援军爽期，不敢直入” [56]，而按照预定计划台州雇佣兵、雷渎安胜义团练本应从水陆同时发起进攻围歼震忠团练。
林垟分团团总陈安澜提议雇佣闽勇作战，温州道府不许福建雇佣兵入境。1861年9月23日，赵起率震忠团练攻入雷渎，团总温和钧合家老少溺于江。攻陷雷渎后的第三天，震忠团练蔡华部渡过飞云江，进攻孙锵鸣苦心经营的演下安义堡。孙锵鸣不在堡中，孙衣言抵挡不住，携家小弃堡逃往几十里外的永嘉山中，孙家祖宅被震忠团练烧得精光，家财及御赐物品也被抢劫一空。合伙经营木材生意的赵起和蔡华率部众在瑞安城下会师，准备一举攻入城中活捉孙锵鸣。
不在安义堡的孙锵鸣，这时又不在瑞安城，以孙武后裔自居的他本应率团守城，或是到温州府城求援。即便缺乏军事指挥才能，擅长求援也是好的，问题是他丢下安义堡和瑞安城池，躲往远离战场的永嘉山中。按孙衣言在《亡儿诒谷殡志》中所称“予兄弟奉父母避永嘉山中”， [57]如此说来岂不是连钦派“在本境团练乡勇为防堵地”的大吏缙绅也是临阵遁走了的。
震忠团练未能攻下瑞安擒获孙锵鸣，1861年10月2日转攻温州，道台志勋缒城出走，知府黄惟诰嫡叔和永嘉知县陈宝善胞叔被杀。为搜捕孙锵鸣，震忠团练还攻入福建省福鼎县，“劫军局，取库银，开禁门，出死囚，以死囚为先锋。福鼎县主逃至省城”。 [58]他们不顾一切地追捕钦派在籍办团缙绅，被闽浙总督庆端视为叛乱。战区最高长官的定性成为最终判决，震忠团练现在是帝国的敌人，不再是合法团练而是反叛组织。
总督在1861年10月19日奏告宫中，为平定浙省平阳等县匪徒聚众滋事须调派兵勇驰往剿办。皇帝准奏，由此浙南团练内讧的性质发生根本变化，庆端“檄福建记名道张启煊自金华北救永嘉，前陕安镇总兵秦如虎出福鼎，闽安协副将吴洪源以水师航海援瑞安”。12月7日，进入温州作战的清军和瑞安地方武装击败震忠团练主力，反叛武装“溺水死者约五千人，而其死党所谓‘兑’字号者，皆平阳江西悍贼，被杀尤众”。 [59]
龙蛇瓯中斗
清廷推行地方军事化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崛起形成多重统治结构，温州尤为典型，大吏缙绅团练、乡土士绅团练、工商市民团练等，在普行团练时期应声而起，架空道府县各级官府，瓜分地方治权。
缙绅大族团练与乡土士绅团练相互怀有戒心，因工商市民团练兴起，他们不得不走到一起，对抗扶植工商市民团练的地方官府。震忠团练与安胜义团发生武装冲突，瑞安百名士绅围攻前来调停的永嘉知县，致使其惊恐万状，“匿署中不敢出”。震忠团练为追捕孙锵鸣包围瑞安城，前来劝和的温州知府黄惟诰被绅民“交詈骂之”，将其软禁在明伦堂。工商市民团练攻入温州府城，黄惟诰得知叔叔死于战乱，“自拊其膺而哭”，瑞安团绅依旧将他“姑羁之城中，不复与计议”。团绅们尽情地嘲笑知府无能，使他窘迫到极点，“时讽以署中被贼事，惟诰窘甚，思脱去而无计”，被释放时已羁禁“在瑞安二十余日矣”。 [60]绅权因清廷动员地方普行团练迅速扩张，楔入地方政事军事，道府县三级政权被边缘化。
办团缙绅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其自身处境亦未见得比后者好多少。地方官员为抵抗绅权扩展，竭力孤立上层缙绅，争取工商市民团练为其同盟，默许其以宗教手段和传销方式募集经费，使其人数和战力远超缙绅团练。闽浙总督庆端奏准宫中平定震忠义团（金钱会），对安胜义团（白布会）却依然视为敌对武装。他递呈折子称：“逆匪（太平军）窜陷处州郡县，警报频仍，温州防务吃紧，该匪等（金钱会）乘机纠党诈抢。瑞安县属亦有匪徒啸聚，另立白布会等名目，经署温州知府黄惟诰出示解散，胁从各匪即有悔悟，缴销钱贴等项。” [61]在总督眼里，工商市民团练与缙绅大族团练都是帝国的敌人。新任温处道台周开锡对孙锵鸣也深怀敌意，说金钱会“及形迹渐著，孙侍读不能循理守分以正其罪，试问金钱之名固非，白布之名独是乎？” [62]
乡土士绅是另一股政治军事力量，在与官府、缙绅、工商市民领袖的角力中，形成不容小觑的地方势力。孙锵鸣在籍办团受到地方官排斥，逐渐失去话语权和实际权力，乡土团绅视其为鸡肋。清人赵之谦称孙锵鸣“喜为地方干预公事”，“先是奉旨派办团练，近处州又警，遂群奉以为主”，“侍讲有兄琴西（孙衣言），以翰林官安庆太守”，“其关防凡刻大小数十颗，处处皆有。其办事多可笑。又尝出示称本院。包揽讼事，瑞邑绅士皆能之，而侍讲昆季官较大，势较神，故群恨如此”。 [63]这些乡村领导者极端地功利务实，钦派在籍办团的翰林侍讲、前广西学政孙锵鸣也好，前安庆知府署安徽按察使孙衣言也罢，虽是高官大吏，可一旦无权无兵无银，便被乡绅毫无情面地拉下神坛。他们对科甲缙绅的态度反复无常，从“群奉以为主”到“群恨如此”，全由自身利益决定。太平军攻陷处州逼近温州，惊恐之下他们推举在籍缙绅主事，见其组织才能平常、军事经验全无、无权动员库银，甩给孙氏兄弟的便多是白眼，即使孙衣言抖搂出十多颗关防印章，乡土士绅亦不屑一顾。回籍办团缙绅官位品秩与实际权力脱节成为其脆弱命门，若无曾国藩那样的魄力，以强力毫不犹豫地取得地方武装审批、诉讼审决、厘金收取、捐纳官职申报发放等权力，势必很难打开局面。在全民皆兵的团练运动中，在籍办团缙绅要么走向权力高峰，要么沉渣一般沉入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