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锵鸣擅长口舌之功，军事上毫无建树。他在瑞安演下组建的嫡系缙绅团练，缺乏经费疏于训练，在安义堡守卫战中居然不见踪影。黄体芳在《钱虏爰书》中写震忠团练蔡华、潘英部进攻安义堡，攻方数千人之众，守方仅有前安庆知府孙衣言的儿子孙诒谷及几名随从，这样的兵力部署令人匪夷所思，军事情报收集、准确判断敌情等该做之事，孙氏兄弟居然全都不曾预先想到。安义堡配置多门火炮，守堡者技术生疏难以开炮击中来敌，浙南最强乡村堡垒如同摆设，所有问题真到战时暴露无遗。安胜义团湖石团总张家珍直言不讳地批评孙氏兄弟：“孙氏族团亦无可靠，不过一纸船耳！火焚雨打，其骨立见。” [64]
本族团练战力羸弱，乡土武装难以依靠，孙氏兄弟只得筹款招募雇佣兵作战。清人刘祝封详述此事：“孙侍读兄弟往（温州）东门外东和栈中，栈主与广艇郑碧山相善。郑曰：‘与我七千元，当代解围城。’孙于亲戚处借来光洋三千元，郑即解缆起碇，驶至瑞港。”“已有人在外传言，谓孙太仆曾作琉球教习，此时借兵琉球矣。” [65]把雇用广东民间海上武装船只说成向琉球借兵，无非是嘲讽孙衣言退敌无方只得去做出格的事。1861年12月29日，“瑞人所雇广艇至瑞安江”，温处道志勋随船前来督战，道台“恇怯畏贼，广勇亦素轻志勋无斗志，日索饷”。粤勇与台勇又发生冲突，台州雇佣兵擅自离城，“广勇以索饷屡哗，而台勇又以广勇屡误，怒，于是勇目陶保登等相率去……瑞安城中守益单”。“志勋以屡战不利，谓广勇需重犒，令知县孙杰索城中富民财。（孙）杰以怒团长曾鸿昌，责鸿昌资数倍。” [66]曾鸿昌即孙氏亲戚曾燕卿，捐资帮助孙锵鸣建立瑞安团练总局，温处道台志勋、瑞安知县孙杰借雇佣兵缺饷向他索财，显然是要报复引狼入室的孙氏昆仲。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孙锵鸣任广西学政时曾上《详陈广勇潮男滋事疏》，极力反对招募雇佣兵参与平叛，称“以近日情形，臣所访闻者言之，各处募勇皆不受节制指挥，借贼自固，战不向前，处不安靖，并闻有暗中同贼，阳与阴违者” [67]。雇佣兵制度的反对者，到了温州主持军事后则一反初衷，不但鼓动富绅出资雇佣台州船勇参战，甚至连长期袭扰温州沿海地区的广艇即海盗船也奉为上宾，安胜义团河乡团总张庆葵认为这一切都是缙绅大族之过，孙氏“兄弟居家奉旨团练，几八九年，无成绩”。 [68]招募雇佣兵、海匪与金钱会徒作战，劳民伤财也就算了，最不济的是连地方主官的命都丢了，道台志勋战后就被海匪掳走死于海上。孙衣言在《会匪纪略》中透露：“志勋（战后）既褫职，寄居城外民家，郡人颇诮让之，不自安，乃谋航海去；而海盗知其橐中装，故及于难。” [69]
孙衣言坚持地方军事化运动须由大族缙绅领导，他在应曾国藩所召回皖任职的途中搭乘海坛填总兵吴春波所率师船，吴春波说起福建漳州、泉州一带募勇“必以大姓为主，而后可以驾驭之，若小族之人统大族之人，则往往滋事” [70]，孙衣言颇为赞同。在籍办团的经历，使他极为警惕地方武装力量为秘密会党、工商阶层、乡土团绅把持，动摇帝国社稷根基。孙氏兄弟都以体制高官的姿态藐视乡土士绅，孙衣言认为浙南团练内讧由工商团绅和乡土团绅引发：“闾巷鄙夫挟其桀骜恣睢之气，争为长雄，胶庠之士亦折而从之，此大乱所由作也。” [71]孙氏兄弟意欲取得地方武装总指挥权，客观条件不允许，实际能力达不到，把一切责任推给当地团练，不过是逞口舌之快而于事无补。
乡土士绅、望族绅士为地方势力主导权博弈不止，大族缙绅“去中心化”的对象为地方政权，乡土士绅“去中心化”对象除了官府还连带望族缙绅。乡土士绅认为地方官和缙绅代表国家权力，他们与后者是被索取者与索取者的关系。对于帝国的忠诚度和依附度，乡土士绅与大族缙绅迥异，乡土团绅因功获得品衔几乎不可能实授，进入编制内的概率微乎其微。河乡团练协同清军痛击震忠团练，“各村绅民因此役得武功爵者，亦不下数百十人”，团总张庆葵“奉旨赏戴蓝翎，以知县选用” [72]，但谁都知道候选知县不过空中画饼。丽岙团练团总吴一勤因战功“得蓝翎五品衔，候选知县，不获试用，转而宦四方”。 [73]内战中清廷推进地方军事化，发放功牌之多可谓泛滥，1861年10月蔡华率震忠团练进攻瑞安，“是日，温州守黄惟诰至瑞”，“意在议抚，发功牌五百张，欲以啖贼” [74]，区区一仗就发放功牌500张，其含金量可见一斑。乡土士绅对于虚衔功牌的期望值不高，河乡团总张庆葵1868年至清军粮台随营帮办文案，浙江巡抚晏端书为其奏准五品功牌，他至多也就宴请或撰文时拿官颁品级用来助兴。乡土士绅被动地参与内战，投入财力人力筑堡募勇，更多的只是保家守土，其视域始终大多止于本土。他们是地方主义者，并无忠君报国的冲动，其注意力聚焦于维护乡土秩序。
乡土士绅始终与望族大吏格格不入，孙锵鸣1853年回籍办团，部分乡绅即指责其逼捐；孙锵鸣1861年联络乡绅与震忠团练抗衡，鲜有呼应者，他“向县令及城乡绅士筹划方法”，“至半月，竟无一人当意者”。 [75]奉谕办差的翰林侍讲、前广西学政孙锵鸣，困窘到连开办团练局的经费都无法落实，最终靠亲戚帮助才举旗开局。乡绅刘祝封述及此事：“孙氏亲戚有曾燕卿者，为人慷慨有智略，且家饶资财，有友十余人，皆能办事，即以治团为己任。十日之后，眉目了然，各处应之者以数十计，择日在隆山寺杀羊设酒，共议开局。” [76]
当工商市民团练势力扩展到传统领地时，乡土士绅才会产生与望族缙绅结盟的意愿。1961年加入安胜义团的有陈安澜、谢锦爵、曾鸿昌、温儒业、温和钧、温和锵、林若衣、杨配篯、吴一勤、张庆葵等地方大族领袖，其宗族世居平阳、瑞安两县，土地宅院处在敌对团练威胁下。地理位置距震忠团练稍远些的永嘉、乐清诸县，乡土士绅便无动于衷，对发生于瓯江以南的战事视若无睹。
钦派办团的科甲缙绅，在浙南团练内讧后期领导权旁落，安胜义团形同虚设，乡村团练成为战场主力。闽浙总督庆端派遣清军进入温州平乱，乡土士绅武装由守转攻，瑞安丽岙团总吴一勤集团练近万人，攻击震忠团练据守的祇陀寺，取胜后统计各乡参战团练人数，发现“各团从我者仅四五百人，余八千人不知何往”。吴一勤事后反思，“以是知民团之无纪律，幸而获胜，竟不可以为训”。乡土团绅把发生这种情状的原因归咎于办团缙绅不作为，吴一勤抱怨大族团练形同虚设，其派至前线作战的指挥官孙诒谷不但麾下无兵勇，还违反军令犯下大错造成丽岙团练阵亡64人，“使诒谷不擅自先行，待统帅以会剿也，则六十四人亦可以不死”。 [77]尽管看到乡村团练组织松散毫无纪律，但乡团团绅还是把怒气发泄到孙氏大族团总身上，认为在籍办团缙绅子弟浮夸孟浪，致使乡村团练的勇士们命丧战场。
对于被孙氏兄弟当作座上宾的清军统领张启煊，吴一勤亦多有抵牾，认为这位记名道畏死避战，对丽岙团练阵亡数十人负有责任，“使启煊不巧避，早整师以援剿也，则六十四人亦可以不死。呜呼，今竟死矣”。张启煊部接庆端令由金华赴温，途经东阳遭太平军李世贤部痛歼，“军械遗弃，只余数十闽兵”，“孙学士锵鸣捐钱四千缗，始招集流亡，置械造船，于解围后由温而瑞，驻隆山匝月，犹观望不敢言剿”。 [78]一千文铜钱为一缗，四千缗铜钱大致相当于四千两白银，孙锵鸣将富绅捐银用于帮助张启煊整军再战，清军则怯战避战。在乡土士绅看来，帝国军队羸弱不堪，唯有他们自己才是足下土地的真正主人。
工商阶层在地方军事化中趁势而起，结束了缙绅团练一枝独大的局面。震忠团练的前身是金钱会，因带有斋教印记受主流社会排斥。为获得经费在乱局中做大，他们抓准工商业者惧怕战争的心态，宣扬交钱入会者生命财产可以受到保护，并与地方政府结成政治联盟，在“去中心化”的统治格局中，与地方官员、望族团练、乡土团练共享地方治权。
震忠团练的领导者多是城镇商人、手工业作坊主，如兼做木材和餐饮生意的赵起，木材商蔡华、蔡岑，湖笔商周荣，草药商朱秀三，塑神匠缪元，铜制品作坊主王秀锦等。震忠团练与安胜义团最初的冲突，由牙商与土地主的纠纷引发，拥有大量粮田的乡村富绅认为粮食交易被城镇牙商控制，他们压低粮食价格并抽取高额佣金。牙商即货物买卖中间人，古时“牙”与“互”通用，牙市即互市。农业社会崇尚耕读，在乡村士绅看来，牙商凭嘴上功夫不劳而获，这样的发迹形同盗匪。城镇商人认识不同，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获得行业自治权，本地事务不能完全由乡土富绅主导。团练运动打破地方权力的传统格局，给予商人阶层向地方政府及重农主义者争取权利的契机。
粮牙与土地主分别作出政治选择，整个牙商行业都加入震忠团练，与缙绅孙锵鸣关系密切的富绅陈安澜率林垟乡团加入安胜义团。牙商团勇与林垟乡团发生冲突，牙商拔掉乡团团旗，乡团推倒牙商团旗，“各伢（牙）奔告赵启（起），启大怒，拨匪千余攻之” [79]，两大团练火拼由此肇始。瑞安贡生蔡华起事，除了因和赵起是木行生意伙伴，还因与林培厚后人林若衣存在土地纠纷。林氏宗族祖居屿头，林培厚嘉庆年间官至重庆知府、湖北粮储道，蔡华祖上康熙年间从瑞安莘塍迁来屿头，难以抗衡地方望族。处于政治结构底层的工商阶层对望族后裔、科甲大吏、乡土士绅积怨甚久，为争取自身政治权利组建武装力量，利用地方官员、科甲望族、乡土士绅之间的矛盾，与地方政府结盟扩展势力范围。工商市民团练领导者并无明确的政治主张，在南北政权博弈中奉行机会主义，视域促狭局限一地，因军事冒险主义终遭失败。作为儒教社会的被排斥者，浙南工商业者尝试用宗教信仰、货币传销等诸多方式，筹资组团以求维护阶层利益，颠覆传统耕读科举正途模式，一度跻身多重统治权力格局。
乡土士绅武装成为战胜者，他们毫不留情地屠杀战俘，宣示农耕自然经济和乡村宗法礼教秩序的神圣不可侵犯。1861年12月7日，“（瑞安）城东北乡诸乡闻官兵至，城外贼走，则皆起杀贼”，“生缚贼五百人，送县城杀之城东小校场，皆破其腹而斩之。小校场贼尸如山，血流入河，水皆赤”。 [80]此时地方官员集体转身，坚定地站在乡土士绅一边，屠杀曾为其发牒祭旗的昔日盟友。清人刘祝封称温州知府黄惟诰与先前判若两人，蔡华、蔡岑战败逃到寨下这个地方时，“为土人所觉，抬至永嘉太守所。太守黄氏登时杀之，头未落地，手足先割”。 [81]
公子与游侠
孙锵鸣撰有《孙氏世系表》，字里行间以孙武后裔为荣，“吾孙氏之先出于齐陈恒子无宇，无宇之次子书为齐大夫，有功，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书之孙武为吴将军”。 [82]孙衣言嫡孙孙延钊述及始祖时称，瑞安演下孙氏“系出吴将军孙武之子明”。 [83]但军事实践表明，他和孙衣言都少读兵书，不谙军事，缺乏指挥能力。
闽浙总督庆端将震忠团练定性为会匪，派军队前来剿乱平叛，浙南局势为之一变。孙氏缙绅团练若经费充足训练有素，协同军队作战力歼震忠团练一部或大部，当可成为地方武装主力，从而奠定办团缙绅地方上的领导地位，但孙氏兄弟此时势单力薄已无翻身机会。1862年1月，丽岙团练团总吴一勤率各乡团勇进攻据守祇陀寺的震忠团练，孙氏团练能出战的唯有孙诒谷及跟丁七八人。孙家公子出战首先要报复宗族叛徒，这些叛徒加入震忠团练成为首领，在蔡华的指挥下攻破安义堡，一把火将孙氏大吏的老宅烧成焦土。吴一勤记述孙诒谷随团进攻叛军基地祇陀寺，说他行军途中“甫抵潘岱”老家时，“欲烧同族（金钱会）会首孙包容、有得、有顺家，报焚之仇”。 [84]这哪里还是演下孙氏宗亲大族团练，在扎根本土的乡村团练领导者眼中，在籍办团的大吏缙绅早已是无用之人，他们被本族乡民无情地抛弃，处于极其孤立的境地，有堡无人没有办法拉起一支像样的宗亲武装。孙氏兄弟是难以依靠了，保乡护土唯有自己尽力，不惜流血甚至牺牲生命。吴一勤们脱离所谓的缙绅大团，一门心思经营本族团练，在他们看来孙诒谷这位公子哥不过就是乡团的跟丁而已。
大凡诗人总爱用热烈夸张的语言描述英雄，孙衣言笔下的孙诒谷神勇异常，冲锋陷阵力挽狂澜。曾经的宫廷诗人写道：“咸丰十一年八月，平阳会匪数千人将为乱，先焚予居”，“予兄弟奉父母避开永嘉山中，携儿俱去，然儿愤甚，誓灭贼，居山中数日，郁郁不乐。”安义堡被毁祖宅被焚，孙诒谷虽随父亲和伯父逃到山中，他的心依然在战场。“贼围瑞安甚急，闽师无饷不能行，儿自募台州勇二百人以先，瑞安乡民闻官军至，则相约杀贼，贼死者数千人，遂解去。”实则募勇经费出自陈安澜等团绅，孙诒谷只是名义上指挥台勇，台勇在1861年12月7日的河乡之战中亦无突出表现，此仗主力是援温清军和瑞安乡土团练。清军记名道张启煊倒是要用孙诒谷为先锋，但雇佣兵为饷金作战，台勇无饷径自散去，孙诒谷只能率不多的跟丁随张启煊作战。1862年1月15日祇陀山之战，参战乡土团练8600人，总指挥吴一勤称孙诒谷及“九里跟丁八人”出战，孙衣言则称“儿以所部十六人破祇陀” [85]，诗人热切期待儿子建功立业的心情可以理解，而言词过于夸张就违反战争规律了。关于吴一勤的记述则较为真实：“吴君集练万余人西越十二盘，疾驰焚祇陀寺贼巢，乘胜蹂桐乾及花井头诸村，遂会闽师守程头。” [86]近万兵力参与的攻坚战中真在一线战斗的如他所称“仅四五百人”，但比之孙诒谷所率跟丁八人，谁是战场主力一目了然。
孙衣言把吴一勤写成是与孙诒谷共同指挥祇陀寺之战：“一勤、诒谷焚祇陀，贼皆西走”，“张启煊谋进剿金谷山”，“别调廪生吴一勤以一都团练，予子诒谷以廿五都团练先行会剿祇陀山贼”。 [87]吴一勤撰文反诘，说廿五都被敌方占领，哪里有什么团练可言：“岭西皆匪类，岭北皆民团”，“潘岱（潘埭）孙包容、上溪侯汇川等皆为会首。彼时二十五都抑复有何团丁耶？”吴一勤否定孙诒谷是此仗先锋，说他“于城则在曾君鸿昌家，于乡则在予局，启煊如何遣之先行，殆将为贼饵耶？”吴一勤还指责孙诒谷“所以先行者，殆急欲以焚会首备家以报复其私仇，擅带跟丁，不约而去，俄而烟熖四起”。为了保护这位孙家公子，他离开大部队赶去劝阻，说这一片都是敌占区：“桐乾以上诸村未反正，君何轻身藐敌若是！倘贼以放火故悉锐而拒我，君七八人将若之何？”因孙诒谷擅自行动团练大部队暴露，金谷山守敌倾巢而出，炮战中团勇死伤甚多，“团众悉咎孙诒谷，谷亦惧而悔”。 [88]孙衣言却不管不顾，罔顾事实称“儿以所部十六人破祇陀”，还为清军军官张启煊邀功，“张公进次程头，复连破旁近诸贼巢”。
诗人赞颂孙诒谷作战英勇，对其冲动好胜则心知肚明：“儿少而戆，寡言笑”，“儿在兵间，常与士卒同寝食，士卒甚爱之，然喜轻敌，见贼即嬉笑”，“儿之初出讨贼，予及二弟（孙锵鸣）稍稍禁制之，辄面赤不言；其妇在城中尝遮留之，遂不与妇相见”，“此儿胆气可为异日用，然必无使远离大军”。他如此冲动不克制，太平军白承恩部进入温州时，便将其诱至瑞安湖岭潮至村击杀之。关于孙诒谷的死孙衣言的记述极为简略：“旋以战贼死。” [89]与孙家交好的乡绅刘祝封对孙诒谷之死的叙述要详细许多：“孙稷民先生，名诒谷，所带九里、薛里团勇五十人，办匪认真，靡有孑遗。以发逆大至，时将清明，人人俱欲归耕，转换湖石人，心意未洽。在潮至遇发逆，即去挑战，未识阵法。甫出战，用童子数十人，执小旗在阵前跽，无招呼笑骂，人人不知何故。稷民见之，持矛赶入，小队俱无踪迹。追不半里，两边夹阵而来，漫山遍野，都是大旗，后接马队，苍黄昂首，螺角悲鸣，喊声震地，见之者无不目迷心乱。湖石团丁不知躲身何处。孙曳矛而走，至光照寺左边，回顾众人，仅九里二人依依不肯去。遥见大汉肩负大刀，走至孙旁，劈头一刀，刀落头破。二人在侧，一被杀，一逃回，余则无所伤矣。后三日，生回者竟知死所，寻尸负归。发逆从后追赶，至廿五都潘埭老屋基内藏尸殡殓。” [90]
吴一勤认为张启煊对孙诒谷阵亡负有责任，孙衣言是把儿子托付张启煊照顾，遇到太平军，张启煊跑得最快，“割断马绳，骑马即走”，全然顾不上轻敌好胜的孙家公子。这位清将“虽号巴图鲁，其兵勇见匪即胆丧”，率部逃窜数十里奔至（瑞安）城下，绕城呼叫。城上义民不肯放进，只得扎城外三港庙。 [91]张启煊被太平军打怕了，他奉命率部由金华驰援温州时途经东阳，遭侍王李世贤部伏击，“师溃，军械遗弃，只余数十闽兵，已不成军”。张启煊率残部逃到温州，孙锵鸣向他提供当地富绅捐款四千两白银，使其“招集流亡，置械造船”，张部“驻隆山匝月，犹观望不敢言剿”。 [92]这回整军出征同样经不得太平军敲打，一战即溃。
孙衣言不以成败论英雄，他认为儿子死得其所：“余初谓汝其钝庸，而不谓汝能以战为忠。执干戈以卫社稷，昔夫子犹谓汪锜之匪童。汝固知生之不足惜，而志之不可以不充。彼选懦畏避以苟活者，曾不若粪土与蚁虫。而汝之死也，乃有后世之荣。嗟乎！予又何所为怨恫？” [93]
孙诒谷最要好的朋友是张家珍。孙衣言撰有《张家珍传》，笔下之人栩栩如生：“张家珍，瑞安生员，为人瘦小，有胆智，（口）吃而好大言，家贫浪游，喜饮酒博塞，然仗义好气，能以气役使乡里。”一个瘦小口吃的穷秀才居然能够役使乡里，应是集侠气匪气于一身。孙锵鸣1853年命演下团练攻打大罗山会徒营寨，张家珍率湖石团练火枪队协战，“以是得无赖名”。“无赖”用在这里应含褒义，生性豪放无惧死亡。孙衣言是真心喜欢这样的乡土士绅，集儒教精英的狂狷与乡间名士的侠义于一体，二者内在精神具有一致性。
《张家珍传》记述：“瑞安盐私贩连樯泝江上，奸民为私关于八甲，截江取税，因为暴行旅，家珍率所亲数十人，袭毁其关，江为通。” [94]走私食盐和私设税卡都是违法的事，在走私者与路霸之间，张家珍认为错在设卡者，他选择站在前者一边，用暴力手段将卡点摧毁。游侠最痛恨恃强凌弱，私盐商贩谋生不易，路霸不可以欺负他们，张家珍的方式是以暴制暴。游侠的善恶观十分简单，一旦拥有武装组织便用来行侠惩恶，对抗他认为的社会不公，由此成为地方豪强。无独有偶，金钱会被官方注册为团练，有团绅找到孙锵鸣，“告之曰，赵启（起）者系一无赖出身”，在籍翰林便视其为敌。孙氏兄弟对无赖持双重标准，张家珍为侠士，赵起系会匪。
侠气的定义飘移不定，侠过度了便是凶残。乡绅张祝封与张家珍有一段对话，张家珍对张祝封说：“当道光末年，大港一路至泰顺，多设盐关，名曰禁止私盐，实则以盗御盗。我率乡人除此不遗余力，凶恶者恨入骨髓。今闻其皆入金钱，明目张胆，必欲杀我以为快。本年五月，我举一孙，片时溺之。人怪我何忍。我告之曰：‘与其见杀于贼，不如见杀于己。’” [95]以溺婴表白自己不惧死亡，看似侠气实则焦灼恐惧，极易诱发难以控制的狂躁暴戾，做出反人类的残酷行为。
清人记事简略生动，皇家教员孙衣言更是笔力老到，写张家珍办团寥寥数句就勾勒出大概：“家珍所居近村曰营前，丁壮数千人，家珍欲得之以起事，而营前人已有通贼者，家珍饮营前酒店中，贼侦者适至，或语家珍速避去，家珍即与从者大呼以出，劫营前人共杀贼，屠而投之江，营前人既与家珍杀贼则惧，皆愿从，近村应者数千人。” [96]刘祝封也写张家珍，其文以细节描写和人物对话见长：“张（家珍）有健仆名银足者，胆勇绝伦，便捷奔驰，向作梁上君子，从张改过，刻不离身。二人相从至五十都，侨寓饭铺。有会匪二人口操闽语，两相答问。其人曰：‘我奉赵大哥命，访拿张家珍，憾不识面耳。’张漫应之曰：‘我则识之。亦奉赵命而来，明早我当与尔分途捕之。’匪应之曰：‘可。’是夜三人同宿。次早分手而行。将至营前八甲，有郭奶娒者，盐关巨寇也，入金钱充作保首，酒次大酌曰：‘我今要取张家珍作下酒物。’张在旁低声问银足曰：‘可敌乎？’银足曰：‘无畏！’即取腰间剑枭其首，悬于竿头，负之而归。且行且叫：‘我杀郭奶娒，其首在此，三日后定来报复，若从我谋，可保无患，否则妻子为若虏矣！’人皆从其言，不呼自来者万余人，至湖石，伐竹为城，力局于家，名敬胜。”刘祝封把人物行状对话写到这种程度，比孙衣言笔下形象丰满鲜活许多。
山林侠客的反侦察能力、政治策略、军事计谋、动员能力都远在官宦家的公子哥儿之上。孙诒谷鲁莽冲动逞匹夫之勇，不擅长组织队伍团结队伍，跟随他的人少得可怜，和他守安义堡的仅有亲勇数人，而只有跟丁八人和他一起参加祇陀山之战。张家珍就完全不同了，他在五十都饭铺识破震忠团练侦查员，逼营前人动手将其斩杀丢到江中，营前人由此与震忠团练构怨，数千人不得不加入他的敬胜团练。张家珍又在营前八甲捕杀盐关巨寇、震忠团练保首郭奶娒，当地人唯恐震忠团练报复，一万多人主动加入敬胜团练。张家珍趁机建立敬胜团练局，砍伐竹子修筑城堡，“各处猎户善枪弹者”不招自来。飞云江上游的泰顺木材商平日深受八甲郭奶娒私卡之苦，向为其除害的敬胜局“输粮百石”。震忠团练进攻敬胜团练，烧毁张家珍宅子，“张笑曰：‘我今无所累矣。’”孙子是早就被他溺死于水中的，自家宅子被焚又谈笑如故，这样的侠气感动了所有团勇，他们都愿意与敌人浴血搏杀。营前江边山里都是竹林，敬胜团练砍伐竹子编成竹排，建造的竹寨宛如城堡。竹排还可以用作武器，张家珍设计把敌人引到伏击地点，团勇们扛起遍布竹尖的竹排抛向来敌，“至张鸡岭为压排所杀者以千计。逼至深潭者，亦数百人”。 [97]这是一场大的胜利，张家珍指挥敬胜团练在张鸡岭打了一场歼灭战。
敬胜团练局的命门是缺乏经费，无法让一万多人的队伍常年备战。孙诒谷欲与白承恩部一战，试图以缙绅团练前线总指挥的身份率领敬胜团练随他出征，“时将清明，人人俱欲归耕，转换湖石人，心意未洽”，湖石团勇没有人愿意跟他打仗。潮至之战，轻敌盲动的孙诒谷，带着他仅有的几名亲兵走近敌军伏击圈，“湖石团丁不知躲身何处”。 [98]
无人可敌的侠客张家珍死于外甥之手，外甥“与匪暗通，张不提防，为伏兵所杀”。忠诚的仆人银足背着主人尸体逃跑，“为匪所觉，追而夺之，手刃数人，银足斗死”。两人被抬到离湖石不远的马屿团练局，被张家珍捣毁的八甲盐关就在这里。接下来的场面很血腥，据刘祝封所言，马屿团勇把张家珍和银足“烹而分食，先将首悬于竿头，鸣锣发喊，遍徇乡村，所弃者下体耳”。张家珍夫人也是位侠客，誓言杀死叛徒和凶手为夫雪仇。“张死后，其夫人与大树脚许先生同领民团。数月事平后，其从甥乃当日下手杀张之人，获之灌油，作烛烧祭灵前。” [99]
1861年的乡村减租运动
打赢张家珍的湖石团练后，震忠团练认为“我今无患矣，所忌者，江南杨琴溪耳”。杨琴溪即张家堡堡主杨配篯，其家族拥有数千亩良田。杨配篯等土地所有者组建附属于安胜义团的江南团练，对抗工商市民团练震忠团练，对后者而言荡平安义堡、湖石敬胜局易，攻陷张家堡难。
位于平阳县慕贤东乡的张家堡是杨氏宗族聚居地，族人多富户。清廷动员乡土士绅参加内战，授给他们功牌、功名、职衔，以至于“乡人跻致名位，广积金钱”，“井凿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亦可“戴各色顶子”，“高牙大纛美衣华服自豪于乡里”。 [100]据学者侯俊丹在《侠气与民情——19世纪中叶地方军事化演变中的社会转型》中的统计：浙江乡土团绅中，科甲进士、举人为15.8％，以捐输或战功获贡生、廪生、监生、文武生员名号的占42.8％，其中监生、武生又各占9.8％和21％。张家堡团绅杨配篯也不甘寂寞，他卷入到这场求功趋名的热潮中，捐纳白银成为太学生并获从七品职衔。
挂靠安胜团练的林垟、雷渎两地乡团，地理位置靠近震忠团练根据地钱仓，先后被攻陷。张家堡所在地与钱仓隔着温州三大水系之一的鳌江，震忠团练试图攻占张家堡，地理位置对其构成很大困难，除了需要迂回渡江，还要面对战力颇强的杨配篯团练。
安义堡之败，败于族内名流与底层矛盾尖锐，守堡者人心涣散难以休戚与共。安义堡这座缙绅大族核心军事要塞几乎无人防守，孙宗族团如同人间蒸发。安义堡曾被孙锵鸣作为典型推行到温州各地，孙衣言期待此堡成为族群生存空间，族人守望一体守堡御敌，哪晓得真到战时这座坚堡土崩瓦解。乡绅刘祝封战后道出实情，孙家昆仲预料震忠团练即将攻堡，“调团勇百人，分班轮守。其封翁（孙父）素拘谨，以防贼原为地方起见，所有伙食均派邻近居民。乡村力薄，口虽应允，心实衔恨，遂啧有烦言矣。转派亲戚，亲戚路远，不能日给，只得抽减人数，至后仅留二十人在团”。 [101]团绅吴一勤亦称孙氏宗族内部矛盾尖锐，族人孙包容、孙有得、孙有顺投靠震忠团练，参与进攻安义堡并烧毁孙家祖宅。族人并未因内战消解贫富差距，底层民兵对战争的意义产生怀疑，他们除了流血牺牲还要交纳稻米粮食，这样的经济摊派撕裂了维系团结的族亲纽带，阶级矛盾难以逆转地溢出宗亲边界。
笃信理学教义的孙衣言认为，办团建堡并非全然出于军事目的，还在于晓以族人大义，“尤重者，则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 [102]，诗人试图融政教于宗族，以家国情怀拯救帝国。其父孙希曾要求堡内乡人平摊团勇伙食，出发点是强化族人主体意识，底层族人不这样想，他们接受孝顺父母、男尊女卑等礼学观念，与大族休戚与共则并非其意愿。同族科甲精英享受体制优厚俸禄，他们的长辈获得相应品衔，孙希曾就先后“诰封奉正大夫，累封通议大夫”，孙家“有田百八十亩”，为谢皇恩孙希曾“每粜出谷，必手选乾隆嘉庆钱别置之，以应官赋，未尝俟期会”。 [103]但帝国恩惠仅施于族内官宦缙绅，难以惠及底层宗亲，由此后者道义责任恍惚不明，仅凭儒学教义难以达成共识且相濡以沫。当工商市民团练突破宗族藩篱，族内秩序因战争扭曲变异，安义堡的陷落也就自然而然。
张家堡情况与安义堡不同，其优势在于富绅居多，张家堡堡主杨配篯有数千亩良田，安义堡堡主孙锵鸣全家不过百八十亩，两者几乎没有可比性。张家堡的强处还在于富户不止杨配篯一家，“张家堡杨氏多以资雄”，族人土地财富拥有量均匀，杨配篯做召集人方便许多。“配篯择日盛具，悉招诸大户豪民饮”，堡中富户不止杨配篯一家，而是形成一个群体，当“郡邑官庇贼，贼且不可制”时，土地所有者为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经杨配篯稍加动员，便“皆奋乐从”。 [104]经济基础悬殊导致团练战力不同，战场须由白花花的银子铺就，安义堡的陷落与孙氏宗族经济疲弱密切相关。
安义堡的失败为张家堡敲响警钟，杨配篯深知战时宗亲乡民休戚与共的重要性，其守堡经费的募集侧重于富户，尽量减轻底层族人的经济负担，为此实行堡内福利普惠措施，发动减租运动，动员富户减少田租，使底层族人对上层族亲产生归属感，避免其因经济窘迫生计困难投靠震忠团练。杨配篯“乃与族人谋减租以与民，凡佃杨氏田者，无得入会（震忠团练）。江南富民皆应之，皆减租。江以南皆入团，团者数十万人。先入会者，皆出会为团”。 [105]杨配篯发动的减租运动成果斐然，平阳江南区域民众纷纷加入乡土士绅团练，先前加入震忠团练的一些人，也结伴离开走进张家堡。
乡土士绅通过减少田租的实际行动，使底层族人站到土地所有者一边。减租运动撬动整个江南地域，张家堡守堡团勇达到数十万人。休戚与共也好相濡以沫也罢，停留在口头上是没有用的，共同利益是不同阶层的族人最现实的黏合剂。张家堡除了减租，守堡经费亦由富户承当，“配篯复率诸富民益出私财，储火药，治兵器，筑土城，沿江数十里”。 [106]孙衣言期待族亲相敬守望一体，安义堡没有做到的，张家堡做到了。
文化生成于血泊
浙南普行团练时期，工商市民团练利用巫术、宗教扩张势力。震忠团练前身是秘密组织金钱会，会首之一周兆荣在结社初期让入会会员各交250文铜钱，把钱币放到锅中舀出烧开的水让他们喝下，整个过程伴诵咒语，让会徒相信可借助超自然神秘力量刀枪不入，把这种巫术称为“铜钱壮”。金钱会发放私铸“金钱义记”字样铜币，入会者缴纳500文制钱可换回1枚铜币，制钱归诸会首。金钱会经官府改编为震忠团练后，私铸铜钱正面铸字“震忠团练”，背面依然铸“义记金钱”。从金钱会到震忠团练，私铸铜钱的样式也是变化着的，“九月四日又有来缴金钱及红帖者”，“钱式又异，背上有‘天’字，钱包金，甚光洁，可知其种种不一也。又有‘地’字钱”。 [107]大量铸造具有巫术意味的钱币用来募集经费，是工商市民团练在战时的创造。
缙绅大团为募集经费，模仿工商市民团练的方式，交纳140文制钱领取号衣者，即可加入安胜义团。号衣为“前后号布二方，印有‘安胜义团’四字，并盖以孙侍读关防”，印字图标使用白布，安胜义团由此被民间称为“白布会”。 [108]两大对立团练一个用私铸铜币兑换制钱，一个用关防号衣换取制钱，两者的差别在于金钱会允许异姓入团，无分少长老幼皆呼曰兄弟，白布会则强调等级制度，在号衣图标上加盖孙锵鸣印章，其结果是强调内部平等的震忠团练筹款十分顺利，注重等级秩序的安胜义团集资艰辛难以为继。
震忠团练奉行多神教，团总赵起率众祭祀五显神，“其地有北山庙，祀五显神。众对神结盟”。 [109]五显神崇拜由江西婺源传入温州，五显神为5位财神，震忠团练领导层多为工商业者，对财神有着天然的亲近感。多神崇拜是温州习俗，平阳与福建交界，受潮汕风俗影响把农历十二月廿四视为妈祖上朝日，妈祖塑像被称为廿四神像，信徒亦称廿四社民。战时适逢旱灾，廿四社民到温州茶山祈祷雨水，经过瑞安时城中士绅认为廿四社民都加入金钱会，闭城不许他们进来，妈祖信徒大怒，“破城门直入，将廿四社神像抬至县署，委而去之”。 [110]震忠团练战败时举行降神仪式，祈求妈祖帮助他们战胜敌人，清人刘祝封叙述降神仪式：“赵启（起）见兵势日促，于屿头局假托一丐者，扮作女神，戴凤冠，披蟒玉，下仍赤足，高踞神座，口唱闽曲，呢呢喃喃，以蛊入会者之心。” [111]震忠团练还信仰地方神陈十四娘娘，攻打温州前在娘娘宫集结团勇，“赵启（起）在沙垟娘娘宫戏台上”点兵。 [112]赵起为激励士气把佛教强拉进战事，命令数千名团勇剃光头扮罗汉，声称这样一来“渡江可不用船，逾城可不用梯”，佛祖会保佑他们平步青云过江登城，结果惨败，“兵败逃回，被杀者千余人，均是和尚一般”。
赵起深信《周易》卜卦，金钱会得以建立就借助于人为制造卦象。会首之一塑神匠缪元谎称夜里梦见两个月亮，赵起对缪元说：“两月为朋字。朋，同类也，在《易·咸（卦）》之九四：‘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君有大志，异日必应以光明之象。”趁机召集8人结盟建会，“分作八卦”。 [113]整编为震忠团练后，以八卦序号编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8队，赵起归头队乾字号，各队团服取不同颜色。攻陷温州城时，赵起坐蔸抬进城中，为战场涂抹上浓厚宗教色彩。为鼓励士气赵起用《周易》术语指挥作战，屿头一仗赵起为激发嫡系乾字队团勇斗志，宣称江西垟兑字号兵将来增援。
团旗是地方武装的灵魂，敌对双方都为此做足工夫。震忠团练经官方注册后，竖旗平阳城南，逼平阳知县翟惟本、平阳副将王显龙共祭旗。震忠团练发生内讧，赵起率部攻击另一团首程殿英宅院，“纠党数千人，阳若为官府仗义者，由钱仓直抵西门，刀枪耀日，旗帜连云”。安胜义团与震忠团练最初的冲突即因团旗纠纷引起，震忠团练拔安胜义团林垟团练团旗，林垟团总陈安澜、团绅曾燕卿命团勇反制，拔掉震忠团练旗杆以归，赵起愤怒地下令进攻林垟。震忠团练战胜安胜团练回师，“沿途放炮，分按八卦旗号，以次南去” [114]。
安胜团练总局开局即竖团旗，祈求得到地方神庇护。清人赵之谦叙及此事：“瑞安民团旗上皆横书‘辅正王’三字，邑神号也。中一大‘护’字。” [115]辅正王即邑神号，震忠团练亦然，入会者须诣庙神誓无负约。震忠团练进入温瑞塘河区域作战，河乡团练为御敌鸣金吹角，用印有地方神字样的团旗恫吓他们。
震忠团练团旗色彩多样，“生员蔡卿云以所领三百人巡沙洲渡，贼数千聚于北岸，旗皆黑色，望之如云，逾时始退”。 [116]湖石团总张家珍战前杀俘祭旗，“杀贼祭旗，连破旁近诸贼巢”。交战时他亲自挥舞团旗，求助神明帮他打赢敌人，“家珍每战尝自执大旗呼天，以前所部士皆呼天应之，呼声动天地，贼闻家珍呼声辄走”。 [117]丽岙团总吴一勤为与安胜义团拉开距离，将其宗亲团练改称忠义军，独树一帜，“一切旗帜均编吴号”。 [118]
震忠团练较之安胜义团，发型、服饰样式丰富许多。震忠团练进攻温州府城，“一万人，分十队，以八卦字号，分付各人解散头发，分挂两耳。头上用白布、红布、绿布、蓝布包缠，照色归队。临阵时每人右手袖子脱下，把袖缠腰间以为记认。赵启（起）头上白布，身穿白短褂、白带”。 [119]震忠团练渡飞云江进攻瑞安城及塘河地区，“相遇即称兄弟，包红巾，挂腰牌”。震忠团练朱秀山部服饰特异，“所带精兵五千人，执黑旗，衣黑衣，自号鸦军。为首者一老教习”，“同一徒弟，足缠红布”。赵起部为求神助剃光头发，其中含有反清反满意蕴，“从者须先剃发，名为罗汉阵，渡江可不用船，逾城可不用梯”。 [120]
安胜义团团服模仿清军军服，团服前后白色号布标上孙侍读关防，把官方色彩、职位等级结合到一起。吴一勤团练号衣标有“忠义军”字样，虽被缙绅团练收编却不屈不挠，表示乡土士绅无视办团缙绅，其宗族武装坚持独立立场。各地乡土绅团团勇战时画上彩色眉毛，作为敌我识别标记，民国《瑞安县志稿》记载：“城东北乡诸乡闻官兵至，城外贼走，则皆起杀贼，粉其眉以为号。”
温州水乡端午节盛行赛龙舟，这些龙舟战时成为战船。震忠团练围攻瑞安城，“以龙舟载薪，欲毁各处水门”，守城团勇“以石密填门内，敷湿苫于外，更多运水石置门楼上” [121]，严防装满木柴的龙舟自杀式攻击。光绪年间《永嘉县志》记述，元宵节所用花灯也搬上战场，被震忠团练邀至浙南作战的太平军花旗部队进攻据守城北双望岭的乐清团练，一路攻陷九丈小源、东村岭、罗坑诸村，危急时乐清团练趁夜黑风高，在高山上点亮上万只灯笼，“民祷于神，贼夜见岭上神灯万余，咸惊惧”，攻陷罗坑的花旗军惊恐万分，“遂由鱼田、沙头而逸”。 [122]饮食文化也被用于战争，为聚拢人心拉起队伍，筵席酒宴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赵起开设饭铺招揽各色人等，他“设饭铺于其乡”，“结交皆拳勇辈，遇贫乏则赠以资财，以是名震江南北，渐至闽疆，亡命之徒，往依者众，人皆称赵大哥”。 [123]孙锵鸣为掌握地方武装领导权，在富户亲戚的资助下“择日在隆山寺杀羊设酒，公议开局”。为使乡土团练编入缙绅团练，孙锵鸣还在教士馆宴请各乡团总，“既而闻河乡与平阳各有团，乃借其戚曾鸿昌财力，设酒教士馆，招集乡民聚饮”。 [124]平阳张家堡富绅杨配篯办团，也是置办酒席宴请绅民，“择日盛具，悉招诸大户豪民饮”，豪饮之后绅民“皆奋乐从”。 [125]山珍海味壮勇豪饮，可谓舌尖上的团练。
战争催生了文学艺术创作高潮。有关战争的纪略、传记、诗歌等，多为在籍缙绅、乡土士绅所写。缙绅孙衣言撰《安义堡记》《会匪纪略》《瑞安北乡团练义民表叙》《雷渎团练义民表叙》《湖石团练义民表叙》《张家珍传》，乡绅张庆葵撰《瑞安东区乡团剿匪记》，乡绅吴一勤撰《瑞安西北乡团练防剿记》，乡绅张梦楠撰《濒江战守日记》，缙绅黄体芳撰《钱虏爰书》，乡绅刘祝封撰《钱匪纪略》。
孙衣言撰写的《安义堡记》极富文采，寄托了他的儒家理想政治理念：
予谓村堡之设，盖古者同井守望之法。而先王之意则一?寓之于井田，如《周礼》遂人之所为，盖非第以通沟浍川洫而已。所以正其疆界而为之封域者，诚以为守助之资，禁强暴之扰也。后世井田废则无所谓疆界，民所恃为固者，舍城堡其道无繇。若其意则犹井田之意也，然先王之意又非第以为可守而已。尝考之大司徒之职，既制其井域而封沟之矣，又必详为教法以治之。其于比闾族党之间既示之以相保、受、宾、葬矣；又必颁之以职事，教之以三物。而所尤重者，则孝、友、睦、姻、任、恤之六行，其不孝、不友、不睦、不姻、不任、不恤者，则又有刑以纠之，必使尽就我教而后已。而至于礼乐之精微，亦未敢后焉。先王之所以联其民而教之备者，以为不如是，则虽予以可守之地而亦不能以自固也。 [126]
孙衣言还分别写诗悼念阵亡的孙诒谷和张家珍：
痴儿草草易谈兵，一死翻成孺子名。四海豺狼犹在眼，人生豚犊岂无情。
却凭诗史篇章贵，谁识文翁教化成。我本职司柱下籍，忠奸两字欲吞声。
磊落张郎我识之，眼中灼灼口期期。平时狂吸千钟酒，一怒能呼十万师。
陇上蛇矛思壮士，军前马革称男儿。纷纷偷活兼跳死，说与书生总可悲。 [127]
黄体芳也为孙诒谷写挽诗：
名门生长部簪缨，亮节能将日月争。琐尾一家仇未雪，丧元三日面如生。
神驹渥水怜长逝，啼鹃春山怨不平。赖有佳篇当合传，后先毅魄莫相轻。 [128]
民间歌谣则多为同情震忠团练者所作，以官逼民反为其辩护：“官不法，民难活，逼得良民造金钱。”震忠团练按《周易》八卦分队驻扎各地，歌谣对此也有记载：“三月好景三月三，金钱分出外地方。坎字分出桥墩头，离字分出东江山。”民间把震忠团练、安胜义团称为金钱会和白布会，歌谣唱道：“各地摆起团练酒，凑拢白布打金钱”，“金钱白布来交战，火烧九乡好人家”。 [129]
无兵者无话语权
对于在籍办团的体制内官员，清政权总是给予相应的回报，孙氏兄弟亦因之受益。孙锵鸣1852年钦派在籍办团，1856年擢任侍读学士，1862年“以团练、捐输事竣，乃奏请回京供职” [130]，这年10月25日接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为副考官”的谕旨。能够与正考官署兵部右侍郎桑春荣、吏部左侍郎孙葆元共同主持同治二年（1863）武会试，无疑是很有存在感的事。孙衣言也接到圣谕，他被实授为庐凤颍兵备道，奏准离开安徽时尚是安庆知府署安徽按察使，回皖已是辖庐州凤阳颍州亳州泗州六安诸地的军事主官。这样的荣耀优渥仅属于编制内缙绅大吏，是那些在战争中因功获得虚衔虚品的乡土团绅望尘莫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