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上海
淮军出师
1860年8月，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英法联军坚守上海县城，李秀成受伤率部撤回苏州。1862年1月，太平军卷土重来，相继攻占青浦、奉贤、南汇、宝山、吴淞、川沙，完成对上海的包围。
英国驻华舰队司令何伯、陆军司令士迪佛立1862年2月13日与法军驻华舰队司令卜罗德会晤，决定再次联手守卫上海。此时英法联军主力已离开中国，留在上海的仅有1550名官兵和少量炮艇。逃入上海租界的难民说从苏州开拔的太平军有八万人，在上海的清军只有一万来名，兵力如此悬殊，英国人只能寻求华尔洋枪队协助。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同意何伯撤销对洋枪队队长、美国人华尔的拘捕令。1860年南京政权要求英国对中国内战双方保持中立，条件是允许英国船只通航长江、太平军1861年年底前不进入上海周边50公里区域，英国作出相应姿态表示对南京政权的善意，颁布不许在华外国人加入洋枪队的禁令。1861年5月19日，英军依据禁令逮捕华尔。现在已经是1862年，南京政权不派军队进攻上海的承诺已经到期，逮捕华尔不再有意义。
华尔早就逃离英军旗舰囚室，潜至松江雇佣军秘密训练基地，收罗旧部招募新队员，这些雇佣兵中有许多中国人，他们的薪饷“只有外籍佣兵的十分之一，于是兵力大增”。华人雇佣兵穿上欧式军服，在华尔调教下“以变换快速的阵形打仗与移动”，“那是英国人入侵北京期间令他们大为满意的‘广州苦力团’的翻版，差别只在这些人带的是枪，而非运送的补给”。 [1]1862年2月3日，华尔率雇佣兵五百人参加松江保卫战，会同清军打赢数万太平军；2月21日，华尔联络英法联军击败数千名装备滑膛枪的太平军，夺回吴淞口。
洋枪队队长华尔和他的队员由上海银行家、买办杨坊出钱雇佣，作为私军服从杨坊的命令。杨坊是苏松太道署江苏布政使吴煦的密友，吴煦也是银行家、买办，通过捐纳获得职务，私属杨坊的洋枪队亦接受吴煦的命令。洋枪队在吴淞打赢太平军后，杨坊把女儿杨常梅嫁给华尔，利用婚姻关系使华尔成为他的家庭成员，为他的私人雇佣军涂上宗亲色彩，而对华尔来说他和雇佣兵将源源不断地得到白银。美国学者裴士锋称：“位于中间的杨常梅一生成谜，唯一留下的东西就是现今摆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一间博物馆里的少许首饰。” [2]
华尔因功获得四品花翎顶戴，成为清帝国军官，江苏巡抚薛焕将洋枪队队名改为常胜军。常胜军的表现可圈可点，却仍难消除薛焕、吴煦、杨坊的不安。太平军已攻陷青浦、嘉定、南汇、奉贤，完成对上海县城的扇形合围，一旦李秀成集结数十万兵力发起进攻，英法联军、常胜军兵力过少毫无胜算。巡抚和富绅们度日如年，决意派出代表潘馥、钱鼎铭等赴安庆曾国藩大营求援。
上海绅民代表溯江而上，手捧粤籍买办冯桂芬手写的“书辞深婉切至”的乞师信，面朝曾国藩“坐次哭泣”，许诺“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之多”，“绅民愿助此间饷项，冀上游之兵早赴江东”。湘军领袖禁不住为这些白银心动，意识到上海完全可以作为筹资之地，为湘军攻打南京、苏州准备充足的军费。总督把他的决定写进折子送往北京，告诉宫中“镇江为进兵形胜之区，上海为筹饷膏腴之地，两者并重，均不可稍有疏失”。 [3]上海代表不枉此行，说动两江总督派兵赴沪守城。
湘军领袖的眼光比来人远许多，既然湘军去上海那就干脆把局做大，在南京、闽浙之外再设苏沪战区，由曾国荃主持南京、苏沪战区，左宗棠依然主持闽浙战区。曾国荃的心思全在南京战区，1862年3月24日率部渡江南下，抵近南京城外雨花台挖壕筑垒，他告诉曾国藩其部无法兼顾苏沪战区。曾国藩决定由湘军陈士杰部入沪，奏请宫中任陈士杰为江苏按察使，哪里料到陈士杰也不愿前往，无奈之下只得启用皖籍幕僚李鸿章，命他组建安徽地方武装赴沪守城，这支部队称为淮军。
上海商绅“筹款十八万两”白银作为运费，让英国麦李洋行轮船公司改变“不肯雇载兵勇” [4]的中立立场，1862年4月至5月间，乘坐英船抵沪的淮军有“陆师六千五百人，编为十三个营，其中八营四千人由湘军调来；淮扬水师三千五百人，编成九营” [5]，总兵力约一万人。淮军脱胎于湘军，以血缘、族群、师生关系建军，营勇尊营官为父，营官以营勇为子，所有营官听命于李鸿章，李鸿章听命于曾国藩。淮军士兵多来自安徽乡土团练，最初的四营淮军为西乡团练张树声的树字营、刘铭传的铭字营、庐江团练潘鼎新的鼎字营、吴长庆的庆字营。李鸿章的弟弟李鹤章又回合肥召集李氏团练旧部，编为张桂芳的桂字营、吴毓芳的华字营、张志邦的志字营、李胜之的胜字营。曾国藩为建立淮军不遗余力，不惜把3营皖籍湘军调入淮军，他们是桐城马复震的震字营、巢湖张遇春的春字营、李济元的济字营，之后又拨给李鸿章八营湘军，其中有程学启的2营开字营，滕嗣林、滕嗣武的2营林字营、陈飞熊的熊字营、马先槐的垣字营，韩正国、周良才统带的曾国藩2营亲兵。
1862年4月25日，李鸿章署理江苏巡抚，首要之事就是招兵，派人回安徽招募15营步兵、1营骑兵。上海原有五万军队，李鸿章裁汰多半，留下一万人编为淮军。一些苏沪当地团练、皖籍太平军战俘，也被编入淮军。李鸿章组建淮军水师，他在曾幕时奉命创建淮扬水师，其中孙善成、黄翼生部划归淮军。郑国魁、郑国榜的枪船编为魁字营加入淮军水师。江南水师提督曾秉忠所率360艘师船，裁减半数后组成6营编入淮军水师。此外淮军陆营刘铭传部等，分别拥有水师4营。
淮军的诞生使帝国军事力量发生结构性变化，湖南地方军事集团由此演化为湘淮地方军事集团。这支新军是多棱剑，在进一步挤压南京政权空间的同时，清帝国权力架构亦更趋多重，而花费巨量白银谋求雇主身份的沪上精明商人，因打错算盘很快就尝到请神容易送神难的滋味。
淮勇入沪之初装备简陋衣衫褴褛，得到每月数十万两白银资助后，武器军服焕然一新，人也显得精气神十足。沪上富绅认为这样的生意两厢不吃亏，花钱雇人的守住城保住财，拿人钱财的付出体力乃至生命也属应该，要守住上海靠常胜军的洋枪是不够的，增加几万安徽雇佣兵才稍稍让人心安，英法联军、常胜军加上淮军，他们的身家安全必须有三重保险。精明的上海官员和商绅小瞧了湘淮集团的野心，李鸿章既率安徽地方武装入沪，岂能以佣军身份受人摆布，曾国藩更是动作频频，淮军入沪之时便上折子，指责江苏巡抚薛焕“偷安一隅，物论繁滋”，“不能胜此重任” [6]，奏请实授李鸿章江苏巡抚。苏抚薛焕、浙抚王有龄都是江浙系核心人物，何桂清兵败羁押待审，薛焕和王有龄上疏为其求情，王有龄既死也就算了，薛焕是断不能留在江浙了，宫中知道曾国藩的心思，谕告薛焕回京另用。
李鸿章更是要取得上海政事权，随着越来越多的淮军进入苏沪，他反客为主，借整顿吏治任用湘淮系官员接管上海。淮军从内地初到华洋杂处的上海，与治下的口岸城市格格不入，居然生有“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 [7]之感，十分敌视这座国际范的通商都市。上海主官多系浙人，苏松太道、江海关监督兼署江苏布政使、杭州钱塘人吴煦，盐运使衔苏松粮储道、宁波鄞县人杨坊等，熟稔夷务政商不分，多与江浙系督抚何桂清、薛焕、王有龄交好。李鸿章为扳倒上海地方官，不惜攻讦浙抚王有龄结党营私贻害江浙，称“吴中官场素习浮靡，自王雪轩当事，专用便捷、圆滑、贪利、无耻一流，祸延两省，腼然不知纲常廉节为何物，其宗派至今不绝”。 [8]
湘淮集团领导层成员多是科举精英，受理学熏染以正统儒者自居，鄙视政商不分、纳捐入仕的江浙系官员。王有龄未经科考正途入仕，“捐纳浙江盐大使，改知县” [9]；吴煦在上海开有茂记、绂记、元盛、元丰等多家银号，纳捐获任苏松太道、江海关监督兼署江苏布政使；杨坊拥有上海泰记钱庄，系宁波四明公所董事，纳捐获任盐运使衔苏松粮储道。这些捐纳富绅把持上海地方官府，官场商场混淆一体纠缠难分，李鸿章对此难以容忍，抨击他们“假托洋人名义合伙开洋行，造市房于洋泾浜，置轮船、沙船从事江海运输” [10]，“在挪借名下高下其手，令人捉摸不测”，其手法刁滑巧诈难以查实，“众论虽已佥同，而鬼蜮伎俩，无凭查实”。曾国藩在安庆总督府接到李鸿章从上海寄来的信，他的这位门生愤怒地控诉道台吴煦，称其“钱谷猾幕出身，会计最精，弥缝最巧” [11]；杨坊也被归入贪官之列，“以通事奸商起家致数百万” [12]，“沪中十年来发公家财，惟吴、杨、俞（斌）三人，远近皆知” [13]。江浙系捐纳买办官员花钱雇勇帮助他们守城，现在才晓得后者反客为主鸠占鹊巢。
对淮军生有戒心的吴煦，多方照顾杨坊所雇外人私军，淮军的军饷则拖欠不发。李鸿章要求吴煦公布账目，道台托词推诿，巡抚恼火地致函两江总督，“三令五申，总不肯报出细账，关于开销，一时实难清厘”。淮系巡抚决定对浙系道台摊牌，由安徽候补道王大经、常州知府薛书堂接管捐税总局，“饬将月款十余万全行解局呈候批拨，方伯（吴煦）不得过问”。 [14]又规定厘捐用于淮军，关税拨给常胜军，吴煦财权失去大半。李鸿章还不肯就此罢休，命曾府幕友郭嵩焘任苏松粮储道、刘郇膏署布政使、黄芳署海关道，把杨坊所有权力一并收回。吴煦、杨坊被派往常胜军任督办，率雇佣兵去南京前线作战，若关税不足支付常胜军饷银军粮和武器装备，差额由吴、杨两人自行筹措。这已是釜底抽薪了，常胜军的性质起了变化，经费源自海关税即雇主易人，由杨坊换为苏沪官府，杨坊却依然要为其买单。
一举端掉江浙系上海官员，白银滚滚输往湘营，“每月解送曾国荃大营军饷银两四万两外，仍不时额外需索” [15]，上海已如曾国藩所言成为湘淮地方武装筹饷膏腴之地。为筹集更多经费用于内战，淮军四处设卡增厘加捐。学者谢世诚在其史著中述及淮军征收厘金：“十里、五里即设一厘卡，十钱抽三，由浙、沪至苏，绸缎须捐八九次，木料须捐五六次，甚至‘茶棚桌子、赌场桌子、点心、剃头担、粪担日捐数千文至数十文，并有妓女捐名色’”，“从同治元年四月到同治三年六月两年多，‘共收厘捐银六百四十余万’” [16]。
内战初期上海粤系捐纳官员吴健彰、李绍熙组建过买办团练，买办武装内部闽粤地域冲突尖锐、阶层分化派系林立，未与太平军作战即倒戈易帜迅速瓦解，以至于粤籍买办捐纳官绅退出沪上权力场，让位于江浙系买办捐纳官员。
工商买办集团通过经费运作，牢牢控制外籍私军，将雇佣兵的作战范围限定在上海区域，使这座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成为中外资本的避难所。美国学者裴士锋称，英美史家历来把华尔、戈登当作英雄甚至是神，“称他们是冲进中国拨乱反正的外国人” [17]，然而，就上海买办而言，华尔、戈登不过是雇佣兵，领取高薪服务于他们的私军。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由资本决定，前者付给后者“比诸湘淮各军加厚，自是常胜军之用，始得力矣”。 [18]这是来自资本的力量，近代都市工商业者创建了为其所用的外国雇佣军，为东方大陆烙上错综复杂的近代印记。
清廷乐见英国放弃中立，1862年2月8日颁旨“借师助剿”。4月入沪的李鸿章接到上谕：“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笼络。上海洋枪队颇资得力，外国人时常夸耀其力。该署抚不妨多为教演，以鼓舞洋人。至华尔等名利兼图，亦当遇事牢笼，毋惜小费。”宫中又谕李鸿章：“将上海事宜布置稍定，可以分身赴镇。”此时，江宁将军都兴阿部遭太平军围攻，扬州危在旦夕，让淮军主力移驻镇江是为驰援都兴阿部。苏抚李鸿章以种种借口拒绝移师镇江，奏称淮军初到上海兵力不足难援扬州。为不使淮军离开上海，李鸿章上折子说：“英国水师提督何伯迭次与臣会商，谆催派兵会剿浦东之川沙、南汇、奉贤、金山等厅县，急不可待”，为谨遵圣谕“不至绝洋人之欢”，“务当体察洋人之性，设法笼络” [19]，以淮军应以协同联军作战为要务，作为不出兵增援镇江清军的理由。
李鸿章赴沪前与曾国藩商议定当，淮军大营设在镇江，上海则为筹饷之地，到沪后李鸿章改变主意，苏沪战区与南京战区清晰分开，淮军不进入湘军作战区域，以使苏沪战区相对独立。曾国藩看透李鸿章心思，知道他与曾国荃争抢攻克南京之功，亦不愿赔上本钱解扬州都兴阿部之围，欲以上海为基地谋求苏南。湘系总督致函淮系巡抚：“羽毛不丰，不可高飞；训练不精，岂可征战？纵或中旨诘责，阁下可答以敝处坚嘱不令出仗。二三月后各营队伍极整，营官跃跃欲试，然后出队痛打几仗。” [20]
诞生于中英战争的近代口岸城市上海，用取之不竭的白银哺育来自安徽的战士，初抵沪上时衣衫褴褛的人们一改旧貌，脸色红润精力充沛。西方商人为获取白银，把工业纺织品、鸦片和先进武器运往中国，黄浦江江面泊满一艘艘洋轮。近距离接触到英法军队的李鸿章，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每日告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而能战之”。 [21]因他的倡导淮军装备焕然一新，到了1862年9月全军已有1000多支欧洲制造的先进步枪，主力程学启部每3营中即有1营洋枪队，还添置了西洋劈山炮。
1862年5月英法军队和常胜军精锐尽出。5月1日，攻陷嘉定。5月13日，英法军队用重炮炸坍青浦城南门，常胜军中的3500名华人士兵冲进缺口，英军军乐队高奏《天佑女王》，被炮弹震得七荤八素的守军溃退。苏抚李鸿章上折子报捷：“近来洋人助剿，连复嘉定、青浦二城” [22]，此时他的淮军依然毫无声响。
英法联军的进攻瓦解于松江南桥，一位狙击手射杀了法国驻华陆军司令卜罗德少将，愤怒的法军为复仇，奋力拿下附近的柘林村，“屠杀该村包括妇孺在内三千人”。 [23]华尔率常胜军增援法军，留下副手法尔思德及1500人守青浦城。太平军乘青浦兵力空虚，攻陷城池俘虏法尔思德，屠杀了城里的所有雇佣兵。这一仗打下来，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海军司令何伯心灰意冷，知道已无可能肃清上海周边的叛军，命令联军回防上海。战局发生重大变化，李秀成命谭绍光等领五万兵力进攻上海。
英法军队撤回城中、常胜军折损大部之时，李鸿章命令淮军出战。首战选择虹桥，1862年6月2日，程学启、滕嗣武、韩正国部击溃一千余太平军，夺取虹桥、七宝。6月15日，李鸿章亲率淮军进攻泗泾，6月17日歼灭太平军二千余人，击杀纳王郜永宽；6月19日，攻陷泗泾。淮军各部再战，击败松江、南汇、川沙、奉贤守军，7月11日攻达金山，8月7日克复青浦。
为遏制淮军的攻势，李秀成发动北新泾会战，集结慕王谭绍光、潮王黄子隆、会王蔡元龙诸部，1862年8月26日全线反攻。8月28日两军在北新泾决战，淮军营官刘玉林阵亡，太平军黄子隆部、蔡元龙部战败撤回苏州。李秀成命谭绍光等部攻击四江口淮军，李鸿章命郭松林、刘铭传、程学启分统左、中、右三路，11月13日正面迎战，歼灭敌军一万多人。李秀成见难以取胜，命令各部撤回苏南。
此役李鸿章跃马独出不作生还之想，曾国藩在湘军大营盛赞后生可畏：“伟哉君侯，足为吾党生色！鄙人从军十载，未尝临阵手歼一贼，读来书，为之大愧，已而大快，遥对江天浮一大白也！” [24]他知道门生羽翼已丰，将独领一军远他而去。
非私军者亡
上谕李鸿章夺回苏州，李鸿章回折子驳斥拟旨的军机处：“若我以孤军深入，而贼以四面来抄，坚城阻于前，粮路断于后，此危道也。” [25]他的计划是消灭苏州外围之敌，使李秀成大营孤悬苏南，然后歼灭之。
1863年1月16日，李鸿章策反常熟守将骆国忠，骆部万余人编为忠字营。苏南防线被撕开口子，太平军苏南诸部拔营围攻常熟。李鸿章令潘鼎新、刘铭传、张树珊部，水师黄翼升部进击福山，调动常熟城下之敌驰援福山，骆国忠部打开城门反攻，歼灭悍将朱衣点部，常熟解围。5月2日，李鸿章调常胜军协同淮军攻陷太仓；6月1日，攻占昆山逼近苏州。
李秀成1863年2月率主力三十万人北上，寻战江北湘军以解南京之围。4月在无为石涧溪遭湘军堵截，5月西攻庐江、舒城、六安不克，兵力折损大半。6月20日，余部三万人撤至九洑洲，寻船南渡。6月26日，曾国荃部攻陷南岸下关、草鞋峡、燕子矶，湘军从长江两岸围住九洑洲。6月30日，湘军水师战炮齐射，狂轰九洑洲，将北征太平军残部全部歼灭。
整个战场的局势都对南京政权不利。陈玉成部在安徽痛遭碾压，英王兵败被俘，1862年6月在寿州受死。石达开部1863年6月在四川大渡河降清，翼王被凌迟处死。太平军三大主力仅剩李秀成部，北征失败后余部撤回苏州。李鸿章认为战略反攻期已经到来，1863年6月26日呈《分路规取苏州折》：“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据有苏、杭、嘉、湖四郡之地，其余各伪王皆其死党，悉听指挥。”淮军将发动苏州战役，先夺苏南诸城，“以翦苏州枝叶，而后图其根本也”。 [26]
1863年7月7日，李秀成由南京赶往苏州大营，集结诸部以攻为守进击昆山、常熟、江阴，均被守军击退。战至11月，淮军攻克江阴、吴江、无锡，摧毁苏州城外所有营垒。藩篱尽失孤城难守，忠王觉察部属异动，“带所部万余，由胥门出光福、灵岩一带小路，搭桥而去”。 [27]
李秀成劝慕王谭绍光同返南京，谭绍光不从，发誓死守苏州城。守军中除慕王力主抵抗，纳王郜永宽、宁王周文佳、康王汪安钧、比王伍贵文等都打算献城降清。策反者是淮军开字营营官程学启，他原是英王陈玉成麾下悍将，投曾国荃助其攻取安庆，调入淮军后成为李鸿章得力战将，四江口、昆山、太湖之战都由其部担任主攻。程学启是李秀成克星，苏州战役中率开字营攻陷苏州娄门外永定桥、五龙桥、百龙桥，击破蠡口、黄埭、浒墅关、十里亭、虎丘，“盘门至娄门连垒十余里，号曰‘长城’，亦悉破”。身经百战的李秀成遇上这样的劲敌，为之胆寒，“知不可为，又江宁被围急，遂以城守付其党谭绍光，自出走”。 [28]
程学启不单是悍将，还擅长统战，苏州守军纳王郜永宽等就由他策反，郑国魁是他的联络员。郑国魁也是降将，此人原是巢湖帮枪船首领，两江总督何桂清招募其部守无锡高桥，又随提督曾秉忠驻军上海。李鸿章任江苏巡抚后将其部编入淮军水师，郑国魁率部参与四江口、昆山、宝带桥诸战，因功“擢至副将”。经郑国魁斡旋，淮军代表程学启与苏州守军代表郜永宽在阳澄湖秘密谈判，为取得郜永宽信任，程学启邀请常胜军会带、英国人戈登作为保证人参与密谈。程学启向郜永宽提出，守军必须处死谭绍光以示诚意，郜永宽表示同意，程学启许诺守军献城后，由李鸿章保举郜永宽为二品职官，当场“折箭誓不杀降”。 [29]
1863年12月4日，郜永宽等发动苏州事变。慕王在王府宴请纳王等商议如何守城，发生激烈争执，谭绍光被摁倒在地割下首级。次日，郜永宽、周文佳、汪安均、伍贵文诸王，会同天将范启发、张大洲、汪怀武、汪有为开城投降。等待他们的是一场屠杀，“诸酋出城谒鸿章，留宴军中。酒半，健卒百余挺矛入，刺八人皆死。”
血屠源自双方在李鸿章营中的短暂谈判。郜永宽等要求程学启兑现承诺，转告李鸿章给予他们总兵、副将职务，“署其众为二十营，划半城为屯”。守军献城后不加入淮军，独立为营与淮军划城而治，这样的要求突破了阳澄湖密议，是李鸿章、程学启绝不接受的。程学启告诉李鸿章，入城受降时发现郜永宽等8人，“皆歃血为誓，然未薙发”，未薙发即没有剃去长发，很显然他们心怀反意，对此唯有杀降以绝后患。李鸿章认为“杀降不祥，且坚他贼死拒心，未决”。程学启说：“今贼众尚不下二十万，多吾军数倍，徒以战败畏死乞降，心故未服。分城而处，变在肘腋，何以善其后？” [30]李鸿章最终被他说服。
杀死这么多的降将，遣散二十万降军，此事非同小可。李鸿章1863年12月13日向宫中说明杀降理由：一则“降众实有二十余万，其精壮者不下十万”，“臣思受降如受敌，必审其强弱轻重能否驾驭”，鉴于区区数万淮军难以驾驭二十万降军，不如杀掉降酋使其群龙无首；二则“苏省财赋名区，岂容该酋等拥众盘踞，致贻无穷之忧”，杀降是为保住湘淮集团筹饷膏腴之地；三则“该酋等八人来营谒见，讵郜云官并未剃发。维时忠逆李秀成尚在望亭，距苏甚近。郜云官等皆系忠逆党羽，诚恐复生他变，不如立断当几，登时将该伪王、天将等骈诛”，“于是降众二十万咸缴军器，乞就遣散”。 [31]总之诛杀降将很有必要，遣散降军方可一劳永逸。
戈登对苏州杀降事件非常气愤，位及江苏总兵、常胜军会带的英军少校觉得中国上司李鸿章很不尊重他。戈登是在华尔战死浙江慈溪后出任常胜军指挥官的，在此之前美国人白齐文一度掌控这支私人雇佣军。李鸿章命苏松太道吴煦督带常胜军赴南京作战，白齐文要求华尔的岳父杨坊付清欠饷，否则雇佣兵们不会参战。白齐文鼓动雇佣兵去上海讨薪，到洋行痛殴杨坊，抢走四万块银圆，逃到苏州效力太平军。英国驻华陆军司令士迪佛立向李鸿章推荐戈登少校指挥常胜军，李鸿章奏准宫中，“以英将戈登统常胜军，权授江苏总兵”。 [32]戈登想不明白，如此器重他的李巡抚，为什么完全不顾谈判保证人的感受，违反契约精神杀死已经放下武器的投诚者。
关于苏州杀降，美国学者裴士锋在其史著中有详细描述。献城密约保证人戈登在清军进入苏州前去纳王府，发现投诚者“已经薙发”，并非如程学启所说没有剃发。晚些时候戈登再去纳王府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并且遭到洗劫”。他找程学启打听郜永宽等人消息，“前太平军将领程学启往地上一坐，哭了起来”，请一位外籍军官替他向戈登致歉，“说他完全是奉李鸿章之命行事”。“更晚时，戈登终于找到献城诸王的遗体。他最先认出的是丢在泥地上的纳王头颅，然后找到其他人的遗骸。他报告道：‘手和身体被人以可怕方式划过，砍成两半。’纳王的‘身体部分埋在土里’。李鸿章的部下把他们全部处死并肢解。”保证人戈登憎恨这种毫无契约精神的虐杀行为，觉得这是对英国皇家军官的人格侮辱，他捧着郜永宽的头颅痛哭，发誓要与程学启绝交，还写信给远在苏格兰的母亲，说再也不想见到背信弃义的李鸿章。苏州屠杀事件引起的义愤，“像燎原之火蔓烧到整个洋人圈”，10个外国领事馆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李鸿章，威胁收回对清政权的支持。《泰晤士报》报道：在中国的英格兰军官，“每个人都气愤到极点，个个都遗憾于戈登未能抓到（李鸿章），将他吊死”。 [33]
淮军的屠杀行为绝不止于苏州，1863年5月2日，戈登率常胜军协同淮军攻陷太仓，也曾发生屠杀事件。守太仓的会王蔡元隆诈降，李鹤章前去受降时腿被刺伤，淮军伤亡数百人。李鸿章调常胜军参战，戈登指挥雇佣兵攻占太仓城外营垒，炮击西城墙炸开缺口，淮军入城巷战，蔡元隆弃城突围。夺取太仓后李鸿章下令，“立将城贼万余人围而杀之”。 [34]这些事实李鸿章自己也承认，并将屠杀行为写入《复奏近日军情折》呈报宫中。戈登不同意杀俘行为，苏州事件后越发憎恨淮军，“声称即带常胜军与官兵开仗。经道员潘曾玮、总兵李恒嵩劝止”。
戈登为宽慰郜永宽义子郜胜镳，将他和一千多名粤籍降军编入常胜军，李鸿章大为恼怒，控诉戈登“招去纳逆义子郜胜镳暨久从苏贼之广东人千余名，意殊叵测”。 [35]戈登向英国新任驻华陆军司令伯郎报告淮军屠杀降将、战俘事件，伯郎怒不可遏，前往苏州责问李鸿章。李鸿章亦向宫中奏告：“（伯郎）谓其代英国君主与官商众人与我说理，要鸿章备文认错，方有办法。” [36]他驳斥伯郎的指责，淮军并非如他所说一律杀俘，叛军南汇守将吴建瀛投诚，他准其带兵一千人编为2营，常熟守将骆国忠归顺，他准其带两千人编为4营，这些降将遵守约定退出城池，均以战功保至副将。郜永宽等怀有野心违反密约，“所求太奢，欲踞省城；关系太大，未便姑息，养痈成患”， [37]其下场咎由自取。
英国人为杀降一事倍感焦虑，是因瑞士慈善家亨利·杜南倡议创立国际红十字会，瑞士、法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2国，准备在日内瓦达成《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公约》和《关于战俘待遇之公约》。伯郎、戈登等要求李鸿章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是基于欧洲国家的共同伦理原则。李鸿章则认为英国人干涉中国内政，“此中国军政，与外国无干，不能为汝认错”。 [38]李鸿章与伯郎有过交集亦算熟人，淮军初来上海时武器装备十分落后，“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其陆军虽非所长，而每攻城劫营，各项军火皆中土所无，即浮桥、云梯、炮台，别具精工妙用，亦未曾见”。 [39]伯郎为使淮军增强战力，同意他们参观英军军舰，在武器装备更新方面给予诸多帮助，现在为苏州事件闹得不可开交，以至伯郎“一怒而去”。 [40]
李鸿章的底气在于当下的淮军与刚抵沪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人数不多的英法军队已难以对其施加影响力。至于仅有三千名雇佣兵的常胜军与装备新式武器的五万淮军相比，人数与实力都不在一个量级。伯郎、戈登为扳倒李鸿章，将苏州杀降事件报告给英国公使卜鲁斯，建议他向北京的总理衙门提出交涉，卜鲁斯告诉他北京对此类事件毫不在意。戈登感到绝望，他能做的就是拒绝接受清廷赏给他的一万两白银和头等功牌，称“外邦小臣叨沐殊恩，感愧交并，当此军饷支绌，不敢滥膺上赏，虚糜帑项”。 [41]据李鸿章《戈登辞赏片》称，这位洋总兵为抗议中国上司对他的侮辱，拒领江苏巡抚衙门犒赏常胜军的七万两白银。
外交途径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英国人现在终于明白，戈登的常胜军并非为了日不落帝国在中国作战，外籍雇佣兵参与的这场战争，是中国的内战，是“李鸿章与曾国藩的战争，而非戈登的战争”，“尽管在华那些骄傲的英国代理人一再反驳说他们不是佣兵，但其实他们就是佣兵，一直都是”。 [42]不断发生的杀降杀俘事件，使暧昧不明的事实露出水面，湘淮武装集团一旦引入西式先进武器，外国雇佣兵在中国便无足轻重。光鲜军服掩盖不了雇佣军里子，无论华尔、白齐文还是戈登，他们只是受雇于上海银行家杨坊、淮军领袖李鸿章的私军，在中国内战中他们仅是配角，一俟战争结束便是无主飘萍。
常州之战是常胜军的最后一仗。淮军和常胜军共四万余人将常州合围，1864年4月22日，攻毁城外营垒；5月10日，炸坍城墙歼灭守军，护王陈坤书被俘处死，志王陈志书阵亡。常州是南京政权在苏南的最后一城，攻守之战极为激烈，仅4月27日一天，淮军、常胜军“即伤亡将官、士兵一千五百人”。 [43]戈登在此仗中指挥雇佣兵进攻南门，因功获赏黄马褂、提督品衔。
常州失陷，南京政权仅剩金陵孤城。1864年6月11日至22日，宫中连发4道谕旨，命李鸿章进攻南京，李鸿章抗命不遵，致函曾国藩称：“沅丈劳苦累年，经营此城，一篑未竟，不但洋将、常胜军不可分彼功利，即苏军亦须缓议。是以常州奏捷后，不敢轻言越俎。” [44]表明苏南淮军不参与南京会战夺人之功，更不允许外籍雇佣兵前往参战。
湘淮地方军事集团足可应付内战，不再需要外国军队参战。士迪佛立1863年4月去安庆大营见曾国藩，提议组建中英混合雇佣军帮助湘军攻下南京，这支雇佣军的10200名华人雇佣兵分属17个营，每营派驻21名英国军官。曾国藩对驻华英军司令的提议不屑一顾，仅给他1小时会面时间，打发他去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这事。就主权意识而言，湘淮军事集团强于中央政权，认为借师助剿不足为论。
官至清军提督的戈登少校，终于明白自己的角色始终是雇佣兵，他决定辞职，并在离开中国前解散常胜军。在华外交官巴夏礼、英籍大清总税务司赫德希望戈登改变想法，他们认为需要保留这支武装，但戈登坚持离开中国，声称常胜军已失去存在的理由。李鸿章乐观其成，为戈登解散常胜军大开方便之门，出手大方地拨给雇佣兵遣散经费12.28万银圆，补发月饷60000银圆。雇佣军“所有军械、洋枪、帐篷、号衣、船只、大小炮位”，全部呈缴淮军。少部分雇佣兵收到聘书，换穿淮军军服编入部队担任教官。李鸿章对处置结果写道：“现留炮队六百名，经臣委派副将罗荣光管带，调扎城外浒关，留外国兵头十一名帮同教习，听管带官号令约束”，“枪队三百名暂留昆山，交李恒嵩督率巡防，并留外国兵头一名随同弹压，以免各国流氓冒充滋事。各兵丁改穿中国号衣，约计每月口粮共需一万数千两，仍由关道筹发。此后逐渐训练，操纵由我，自不致另生枝节” [45]。
运东最大的军火市场
战争促使内战各方武器装备转型更新。从这一时期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之间的书信来往，可以看出他们在军事实践中对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了解，和湘淮军对近代武器的需求。清军江南大营拥有“洋人军器最多”； [46]湘军水师出省征战伊始，“配炮五百七十余尊”，绝大部分是购自外国的“洋铁炮”； [47]李秀成部开辟江南战场，“专恃洋枪，每进队必有数千杆冲击，猛不可当”；陈玉成部守安庆以先进武器压制湘军，曾国荃对洋枪洋炮盼望“甚切”， [48]因武器劣势其部只能筑土垒结硬寨围困安庆守军，使其粮尽弹绝不得不缴出“洋步枪”。
随着战事日趋激烈，曾国荃不顾曾国藩的劝阻加快更新轻武器，率部围攻南京时委托李鸿章在上海代购武器弹药 [49]。对于大量使用西式武器的太平军，李鸿章认为“我军唯有多用西洋军火以制之”， [50]将淮军“拨归英国人训练的1000人，分作两营，全部操习洋枪；拨归法国人训练的600人中，500人操习洋枪，100人专习洋炸炮”。 [51]
太平军、清军、湘淮军争相更换武器，在内战中掀起装备改型高潮。巴夏礼向伦敦报告：“鸦片和军火，鸦片和战火，我们所到之处，都听到清朝官员、军人和人民发出这样的呼声。” [52]上海成了远东最大的军火走私市场，进入流通环节的除了轻武器，还有大宗重武器交易。“有些军火从远地运来，香港甚至新加坡每年至少有三千门大炮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各家海军商店都出售炮和小型武器，工部局虽然一再抱怨军火贸易过热，但它自己也促成了部分军火的扩散，因为每当新型远距离来复枪运来配备给各支志愿兵部，工部局就把旧式的滑膛枪和雷管卖出去以筹备资金。英国军队也在推波助澜，士迪佛立将军卖了第二十二旁遮普步兵团和第二孟加拉国步兵团的‘军火和装备’，以减少这两个团队受命回防印度时所需的调防费用。” [53]
对于装备西方新式武器的热情，太平天国远在清帝国之上，大宗武器买卖的规格和数量也远在后者之上。美国学者史景迁在其史著《太平天国》中写道：“一家‘以卖军火给叛军而闻名’的美国公司在1862年里卖给太平军的军火如下：2783杆滑膛枪，66支卡宾枪，4支来复枪，895门大炮，484小桶火药。10947磅炮药，18000发子弹以及3113500枚雷管。这支由四个美国人、一个翻译和十一个苦力开着两条船组成的商队取得了在太平天国辖区里‘水陆’均有效的通行证，这个通行证由忠王李秀成手下的军官签署。”“英国巡捕抓到一条船，船上有一些欧洲人，还有装运给太平天国的1550000枚雷管和48杆滑膛枪。法国人截住另一条船，上装约五千件‘军火’。”“大部分外国军火走私者和不法商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也有比利时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或意大利人。” [54]英国人开的大卫维荪洋行旗下一艘货轮1862年被查获时，正在运送三百门炮、一百箱小型武器、五十吨弹药，目的地是太平军占领区。一艘被查扣的美国货船上留有货物清单，他们的公司刚供应吴淞叛军“将近三千支滑膛枪、八百门火炮、一万八千颗弹丸，还有三百多万个雷管”。 [55]
创建湘军水师的曾国藩与时俱进，青睐大型蒸汽动力舰船。湘军攻占安庆后，曾国藩立即建立安庆军械所，提出“中国试造轮船”。 [56]一时间来往两江总督府的多是技术专家。曾国藩与洪仁玕虽处敌对阵营，就中国军队武器近代化一事，他们的想法却惊人的一致。后者思路比前者更为阔远，认为“中国若想成为强国，就得善用新兴的全球工业经济”，中国必须制造“汽船、火车、钟表、望远镜、六分仪、连发枪”， [57]两者不同之处在于曾国藩已着手实施近代蒸汽轮船的建造，洪仁玕则还在无望地空想建立太平军舰队，由他与洋人交涉通过购买或租借获取20艘蒸汽动力战舰。
与久居香港的洪仁玕不同，曾国藩从未出过国门，尽管如此他对列强的认识依然十分到位，认为诸国各怀心事谋取私利，并非铁板一块。他在写给宫中的折子中称：“以大西洋诸夷论之，英吉利狡黠最甚，佛郎西次之，俄罗斯势力大于英、佛，尝与英夷争斗，为英所惮。” [58]曾国藩最警惕沙俄，致函左宗棠说：“俄夷王庭虽在泰西，然大段山国也。如欲与我为难，恐当从西北阑入，未必迂由海道。” [59]湘军领袖的这番话，是颇具先见之明的。
在侵华各国中，俄罗斯最具领土野心，强逼清廷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割走大片中国东北部领土。为与英国争夺在华利益，俄使向总理各国衙门表示愿意提供“一万把步枪和八门火炮”， [60]以及蒸汽动力炮艇和“夷兵三四百名助剿金陵发逆”，并武装保护江浙地区运送漕粮到北京。宫中颇为动心，征求曾国藩意见，后者同意俄国参与运送漕粮，但拒绝俄罗斯海军助攻南京。他认为俄国人贪得无厌，参与内战居心叵测，在折子中奏告两宫太后：“但恐该国所贪在利，借口协同剿贼，或格外再有要求，不可不思患预防。”湘军领袖强调湘军水师足可控制长江：“惟长江二千余里，上游安庆、芜湖等处，有杨载福、彭玉麟等水师；下游扬州、镇江等处，有吴全美、李德麟之水师。臣现又在长沙、吴城等处添造师船，为明年驶赴淮扬之用。”总之，湘军有实力打赢反叛军，无须俄舰介入南京战事。
曾国藩提出学习西方技术制造近代先进武器，称“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 [61]这是对其湖南同乡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论的首肯，是晚清洋务运动的滥觞。1861年9月5日湘军攻占安庆，当年年底即开办安庆军械所，熟悉西方数学、化学、物理学的李善兰、徐寿、徐建寅、华蘅芳、龚芸棠、张斯桂、吴嘉廉等本土专家，被曾国藩邀入幕府供职安庆军械所，设计制造开花炮、火炮弹药、蒸汽轮船等军工产品。为“求自强之道”，军械所“全用汉人，未雇洋匠”。 [62]总督阐释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 [63]
曾国藩对于武器近代化的决心和热情，极大地鼓舞了专家型幕僚，华蘅芳、徐寿等登上外国轮船，观察蒸汽机构造，“心中已得梗概”，又反复参照《博物新编》图文资料，华蘅芳负责“推求动理，测算汽机”，徐寿负责“造器置机” [64]，制造小样，1862年制成缸径4.4厘米、每分钟240转的首台国产蒸汽机。曾国藩为此欣喜不已：“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65]1863年，安庆军械所造的长8.4米的蒸汽动力轮船下水试航。1865年，中国首艘国产轮船“黄鹄”号建成，长17米，重25吨，航速6节，单缸高压蒸汽机、主轴、锅炉、汽缸购自国外，“雌雄螺旋、螺丝钉、活塞、气压计等” [66]配件均为国产。
在南京的洪仁玕也不遗余力地推进军队装备近代化，设想建造配置阿姆斯特朗舰炮的蒸汽战船，歼灭湘军水师的老式木质战船。史景迁在史著中述及南京城中建有重炮制造厂：“1862年夏天，一个在南京的洋人写道，‘这座城市有一些天资聪颖的能人’，在那里造的枪炮——包括重炮——比官府造的还好。” [67]在黄浦江巡逻的法国军舰，在驶往太平军占领区的货轮上发现用于军火制造的设备。
差点儿就有了中英联合舰队
即便囊括国内最杰出的科技专家，也不能一蹴而就批量生产蒸汽机战船，为利用舰载重炮摧毁南京城墙，曾国藩奏请购买欧洲战舰。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奕訢表示同意，以打击海盗保护贸易为由，向英国政府申请购买战舰。驻华公使卜鲁斯态度积极，认为英中签有通商条约，向条约国提供战舰保护两国贸易是可行的。1862年2月，回国休假的英国人、首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收到副总税务司赫德的信函，称两广总督劳崇光授权李泰国代表政府，赴伦敦谈判购买“一支新式武装舰队”。 [68]
这是一笔数目可观的军火交易，唐宁街允许向中国出售先进战舰，英国造船厂为得到这笔生意欣喜若狂。来自中国的订单为7艘舰船和1艘军需船，总共配置40门现代火炮，中方要求其中的蒸汽明轮战船能在内河浅水区快速行驶。1863年5月，舰长73.3米的“江苏”号旗舰下水，在斯托克斯湾试航时最高时速达到19节，“是当时世上最快的军舰”。 [69]
李泰国称7艘舰船已全部造好，汇往英国的80万两白银购舰费不够用，需再汇12万两。江苏巡抚李鸿章拒绝汇钱，说账目“皆无准数，与赫德前在总理衙门所议各条迥不相符”。 [70]不但不汇款，他还在巡抚衙门对前来催款的李泰国厉声说：“无款终奈我何，且重兵十万，攻克上江，从未有劳外助。若因此挟制，激怒军情，我两人不免勒兵交战也。” [71]
李鸿章这样对待李泰国，是因为身为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后者，在伦敦代表清廷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签订的“统带轮船合同十三条”中，规定舰队官兵清一色为英国人，阿思本担任舰队司令，直接听命于中国皇帝，也就是说这支舰队是皇家雇佣军，这是淮军领袖难以容忍的。而李泰国物色的阿思本，动用淮军在沪经费资源打造近代舰队，其目的是借此次进口先进军事装备，使中国人认识蒸汽动力、重型火炮、电报通信等在战争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促使更多数量的近代武器出口到中国，继而“促成全帝国行政治理上的全面改革” [72]。
湘淮集团主张购买新式军舰，是为控制战区航道水域，以利于最终攻夺南京，与此同时达到垄断帝国水上军事力量的目的。清皇室同意湘淮集团购买英制战舰的初衷，从表面上看是为歼灭反叛军，实则面临旧式陆军几近淘汰的残酷现实，欲抢占先机争得新式海军领导权。阿思本完全不顾中国国情，一厢情愿地编织虚幻梦境，无视清皇室和湘淮集团均无借引进近代科技改革现行体制的想法，可谓政治上病得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