舰队指挥权归属问题引发涉事各方关系紧张。总理大臣奕訢反对英国人控制舰队，更不情愿其归属湘淮集团，提出舰员应由中国“不同族群组成”，鲁人充任水兵，湘人去做炮兵，满人编成海军陆战队。两江总督曾国藩不同意舰员由各省人混编，主张舰队归属湘军水师，仅保留少数洋人从事技术工作。
奕訢忌惮湘淮军掌控舰队，命李泰国与阿思本订立《火轮师船章程》，由湘军水师总兵蔡国祥担任舰队总统，阿思本为帮办总统，以4年为期，舰队人员仍由英国水兵组成，“轮船到达海口后，由曾国藩、李鸿章节制调遣”。 [73]曾国藩看穿奕訢用意，致函李鸿章称：“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无所用之，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 [74]李鸿章复函曾国藩，对奕訢也大为不满：“此事有李泰国主持，引用英国弁兵六百余，船炮又非我所素习，总理衙门乃欲派一总统以分其权，又奏令吾师与鸿章节制调遣，谓可随时驾驭，不至授人以柄，岂非掩耳盗铃？” [75]他们都认为蔡国祥名义上为舰队总统，但对先进战舰一窍不通，舰上官兵都是英国人，舰队指挥权还不是紧握在帮办总统阿思本手里，“由曾国藩、李鸿章节制调遣”更是一句空话。
对于军权曾国藩毫不含糊，命令蔡国祥速募一营500名水勇，一俟舰队由英抵沪，即上舰换下英国水兵。又奏告宫中，说阿思本若不同意他这样做，“不如早为疏远，或竟将此船分赏外国，不索原价，折其骄气”。李鸿章表示完全赞同，奏称“蔡国祥虚拥会带之名，毫无下手之处。一家吴越，小大异形，强弱异势，终不能相为附丽”。在南京作战的曾国荃也奏称：“江边仅金陵一城未复，长江水师帆樯如林，与陆军通力合作，定可克期扫荡，实不借轮船战攻之力。并因轮船所需经费甚巨，请裁沿海水师，节省饷需，以资酌剂。”湘淮系官员也纷纷发言，提出将购自英国的战舰“或拟送还外国，以省纠缠；或拟调巡沿海，以资控驭；或借以载运盐米，上下长江，出入津洋，收其余利，藉得实际”。 [76]
明明是曾国藩先提出购买英国舰船，战舰造好了却又不要了，这一切都因湘淮集团、清王室、英国人目的不同引起。湘淮集团认为皇室之于战舰既宁付客卿不托家臣，那就不如玉石俱焚放弃这支舰队。从根源上曾国藩要的是近代化的湘军水师，而不是清王室的皇家水上雇佣军、阿思本的中英联合舰队。
1863年9月1日，阿思本率舰队到达上海。他自诩为公共知识分子，启程赴华前为一家英国杂志撰文：“中国政府和人民都要我们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出手相助，而他们将会给予我们长久以来所努力争取，且往往用武力去争取的进入机会和通商自由。”上校强调他指挥的这支舰队，是“以中国境内的欧洲人为兵员的欧华部队”，其所谓的欧华部队即中英联军，落到实处即中英联合舰队。阿思本打算把蒸汽动力、电报和铁路引进中国，“使这个广大国家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和通商”， [77]“促成全帝国行政治理上的全面改革” [78]的政治理想也在这篇文章中被详细阐述。上校完全没有料到，李泰国向其灌输的几乎全是其个人想法，当他率领这支由先进战舰组成的舰队抵达中国的港口后，迎接他的将是无以穷尽的麻烦，他的中国上司对近代海军毫无概念，上司的领导是地方民兵领袖，他们每时每刻都在相机换掉随他来华的英军官兵，让他交出舰队指挥权返回英国。
上校用辞职表示他的愤怒，去北京拉上英国公使卜鲁斯，一起去总理衙门提出强烈抗议。他所做的一切只能激化矛盾，太后以幼年皇帝的名义颁布圣谕，宣布终止中英军事合作，并将主办此事的英籍大臣李泰国免职。李泰国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前途，王室对他的厌恶在圣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至李泰国之为人，本极刁诈，中外皆知，久欲去之而不能，今以办船贻误，遽行革退，借此驱逐。其总税务司一缺，派赫德办理。” [79]对这位一度掌握大清海关的英国人，不仅是免去职务更是驱逐出境。这道谕旨也表明帝国上层政权已无力就军事控制权对湘淮地方集团发起挑战。
南京政权一直观察这支舰队的动向。购买蒸汽铁甲战舰，夺回长江制水权，一直是天王族弟干王梦寐以求的战略目标。清王室与湘淮集团的角逐，使这支抵华舰队成了无主飘萍，但其在洪仁玕眼里却是圣器一般地高大上。一些英国水手经不住白银的诱惑，开始从上海去往南京，为防止水兵劫持军舰叛逃，阿思本率舰队驶往中国北方港口。盯上这支舰队的还有美国人，南北战争正在进行，交战双方都想购买这支被中国人抛弃的舰队。鉴于英国在美国内战中的立场，华盛顿不想这些战舰落入南方军队手中，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居间调停，促成这支舰队解散，舰船在英格兰和印度拍卖。
中国出售这些英制蒸汽机动力战舰，基本上可以冲抵购舰费，但船员遣散费是省不掉的，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1863年11月6日，总理衙门、李泰国和阿思本议定舰队遣散办法，“所有轮船回国薪俸经费，共约三十七万五千两。内薪俸九个月，约银十六万二千两（此款由中国认还）。经费约银二十一万三千两（此款作为卜大臣向中国借用，俟下结由应扣英国二成款内归还中国）。 [80]舰队最后拍卖，中国收回106万两白银，冲抵遣散费等，实际用去约66万两白银，中国约亏空40万两白银。
购舰费106万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可比照的例子是：1862年上海代表去安庆湘军大营乞师，向曾国藩许诺每月筹集饷金60万两白银付给援军，约一万名淮军从安庆乘英国轮船去上海，花掉高价运费18万两白银。1863年的中国离近代舰队近在咫尺，权力博弈场中的人们却最终共同拒绝了这次机遇，他们着眼于在帝国疆域中打赢内战，不知道外部世界已走向海洋时代，即便知道也不会为跻身其中而放弃既有政治体系。
沪上广东帮
江浙系纳捐官员主政上海前，这座远东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由广东买办控制。上海自1842年中英战争结束后辟为通商口岸，成为远东最大的贸易中心，此时广州反洋情绪高涨，欧美洋行、航运巨头纷纷北上寻找商机，岭南行商、掮客、买办、翻译、厨师随其迁移上海，为谋生北漂的还有上万艘木帆货船上的船主、水手。到了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的广东人约有八万人，他们为上海带来庞大的资本和国际贸易经验。
吴健彰、李绍熙、刘丽川是广东帮领袖。香山人吴健彰在上海发展最为顺利，他原是广州洋行员工，开设同顺行成为十三行行商，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后他北上经营茶叶、典当生意，与怡和、旗昌、宝顺3家大洋行关系密切，成为沪上著名买办。为谋求稳固的权力基础，吴健彰1847年捐纳50万两白银，获候补苏松太兵备道、记名按察使兼江海关监督职衔，1848年实授，进入文官体系成为苏沪地区最高长官。吴健彰“召募在上海的广勇数百人为亲兵”，这些粤籍亲兵“恃乡谊，多不法”，“吴氏‘终姑息不坐’”。嘉应州人李绍熙（李少卿）在沪经营茶栈，系上海嘉应公所董事、捐纳候补县丞，与吴健彰交好。1853年3月太平天国建都南京，清廷颁旨在长江沿岸各省推行地方军事化，吴健彰“饬粤董李少卿等团练粤人，闽董李仙云等团练闽人，沪董徐紫珊等团练本邑人”。 [81]太平军战略重点为北伐西征，尚无谋取苏沪之意，为节省经费吴健彰裁撤部分团勇，其香山同乡刘丽川趁机起事。
香山人刘丽川也是一名洋行买办，在沪从事食糖贸易。吴健彰裁撤团练辞退团勇，后者多为失业船主、水手、仆役，来上海前就是反满秘密组织成员。“团练既罢，游民无所归” [82]，“贸易上海，习于洋商，与苏松太道吴健彰有旧”的刘丽川，“纠客籍粤、闽、江右会党二千人”成立小刀会，1853年秋天攻入上海县城，杀死知县袁祖德，劫取道库白银，“邻境乱民纷起应之，宝山、嘉定、青浦、南汇、川沙五城连陷”，“吴健彰遁入领事署”。 [83]
买办出身英语流利的刘丽川，以“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的身份，与各国驻沪领事会谈。美国学者马士述及此事，称刘丽川的广东同乡洪秀全十分恼火，在南京发表声明斥责小刀会的“不道德习惯和恶劣嗜好，拒绝承认他们是他的信徒”。刘丽川与领事们的谈判也不顺利，各国均不承认他建立的上海政权。此时，口岸贸易处于停顿状态，出口茶叶、丝绸大量积压，进口棉纺织品难以入港，英美商人转而增加输华鸦片数量。国内市场也受到影响，“甚至在上海附近的那些比较还没有受骚扰的地区，也由于人心惶惶，大大地限制了货物的购买”。 [84]
西方国家酝酿派兵干预，南京政权则与刘丽川划清界限，守住上海已无可能。小刀会内部矛盾重重，“合之数千人”，派系林立，分为“七党”，“闽则曰建，曰兴化；粤则曰广，曰潮，曰嘉应；浙则曰宁波；而土著则上海也”。 [85]各派构怨皆为逐利，“闽帮查获道库银20万两，主张两帮均分。广帮指其为‘私己’，表示反对，主张留作起义活动经费。于是闽帮退出城守，双方关系紧张，几致决裂”。地方主义也成为广东帮与福建帮的离心力，“上海道吴健彰被捕后，闽帮力主杀掉，广帮念其为同乡，坚决表示反对。此后两帮各自为党，貌合神离，离心离德”。 [86]
上海商界捐款招募一千名四川雇佣兵，由在籍刑部主事刘存厚指挥夺回青浦、嘉定。署江苏巡抚许乃钊、署江苏按察使吉尔杭阿率江南大营援军攻陷宝山、南汇、川沙，刘丽川部困守上海城。1854年7月，接任江苏巡抚的吉尔杭阿委托吴健彰与英法美领事交涉，以上海海关由三国委派税务官共管，换取各国出兵清剿小刀会。1855年1月6日，法国驻华舰队司令辣厄尔命令法舰开炮炸坍城墙，清军攻入县城；2月17日，突围至虹桥的刘丽川战死。
南京政权则欢迎苏沪富裕阶层的加入，依靠他们提供战时经费，“苏南和浙江24个州县都试行维持原来土地占有关系”，承认土地私有制，设立官方、半官方收租局帮助土地所有者收租，“如有顽佃抗还吞租，即许送局追比” [87]。如同内战使清政权由单极集权变成多重统治结构，南京政权亦发生相应变化，由中央集权转变为洪氏皇室、战区指挥官、地方武装集团多重权力架构。上海买办团绅、苏南士绅等富裕阶层的加入，诱发了太平天国上层难以抑制的物欲，原教旨主义者和投机主义者达成默契，共同分享统治区域政治、军事、经济权力。一些跟随洪秀全打天下的高级将领，借助职权广敛财富，迅速成为有产者，李秀成的部将郜永宽、钱桂仁、骆国忠、熊万荃等都拥有大量财产。“钱桂仁以种种方法聚敛财产后，用黄金打成金狮，献给李秀成，并为李秀成建造行宫。” [88]李秀成照单全收，欣然迁居苏州王府。学者罗尔纲称，忠王府之豪华连李鸿章都感慨不已，淮军攻陷苏州后他进入王府，惊奇地发现“忠王府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府中“花园三四所，戏台两三座，平生所未见之境也”。 [89]李秀成在南京也有王府，他离开南京经略苏南，洪秀全不放他走，要求他助饷银十万两方可出城。李秀成“后不得已，将合家首饰以及银两交十万”。 [90]李秀成1861年率部攻取苏浙一部，两年时间即富可敌国，与率团练武装归顺的上海粤籍买办、苏南富裕团绅不无关系。
现在整个苏南地区都充斥着腐烂糜甜的气息，而这里不久前枪林弹雨腥风血雨。找到这种感觉的还有广东嘉应人李绍熙，这位很会看势头的买办在上海发家，成为同乡买办吴健彰的心腹，吴不舍得花钱，裁撤大批团练，留下李绍熙继续当团总。同为粤籍买办的刘丽川看不下去，1853年纠合被裁失业团练起事，李绍熙一看势头不对，赶紧加入刘丽川的小刀会，捐纳道台吴健彰只得孤家寡人躲到外国领事馆。刘丽川是个很会搞事的贸易商，为继吴健彰之后获取上海统治权，一边联络在南京的同乡洪秀全，一边约谈驻沪领事争取各国承认新政权，李绍熙乐观其成。刘丽川的努力没有成功，洪秀全和各国都不理睬他，李绍熙觉得势头不对，暗中接触清军将领吉尔杭阿，此事泄露后其家人和跟随他的嘉应人被全部杀光。1854年3月，“两江总督怡良、署江苏巡抚徐乃钊奏称，李绍熙因全家被害，其同籍嘉应州之三百余人一起被杀，请募勇五百人与小刀会起义军作战，雪耻报仇。怡良派该部驻扎上海大东门外”。 [91]到了1860年，局势又发生变化，李秀成率所部精锐号称十万人进攻苏州，奉江苏巡抚徐有壬之命率数万兵勇守城的李绍熙看势头不对，毫不犹豫地开门献城，“被授为太平天国文将帅，改名李文炳，驻守昆山”。 [92]与李绍熙共议献城的城北永昌团练团董、记名道员徐佩瑷，被南京政权封为抚天候。常熟团绅庞钟璐，无锡团董华翼纶、杨宗濂，江阴团总王元昌等，也因倒戈得以封侯。为使身家财产得到保全，上海粤籍买办、苏南乡土富绅，一律认准强者站队。
上海已经基本没有粤籍买办的事了，买办行业领袖吴健彰官至苏松太兵备道、按察使衔江海官监督，却被脑筋活络的刘丽川撵下台去，灰头土脸回到老家香山当寓公。最会看势头的买办李绍熙几番倒戈，到头来全家人和数百嘉应人罹难沪上。买办刘丽川头脑活络想法很多，实行起来则尽是失败，连命都丢在上海虹桥。还在努力着的上海广东领袖现在就剩下嘉应公所董事李绍熙，苦心孤诣花费重金换来的上海统治权已经不会再有，广东帮内讧为昔日辉煌画上句号，这就是所谓的往事如烟了。改名为李文炳的太平天国江南文将帅李绍熙，现在待在昆山城的军营中，无时无刻不在警惕地观察时局，一旦有事就再次易帜保命，以求战争结束后回上海做茶叶外贸生意。
时局果然又发生变化，苏浙系地方官填补了粤系地方官留下的空白，浙省富绅吴煦以捐纳获得实授苏松太兵备道，主持上海军政事务。富商出身的捐纳道台，官衙偏又设在上海这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地方，想法自然非常现实，苏沪缺乏能战团练武装应付近在苏州的太平军，像湘军那样结硬寨打呆仗的事更是连想都不敢想，吴煦的思维方式是商业性的，即利用上海充裕的财富改变军事情势。新任道台和在上的江苏巡抚薛焕商议，“准备使用150000两白银，陆续发交苏州永昌练首徐佩瑗，‘并加给谕单，许以事成破格奏保，请赏官阶、勇号、翎顶、银两’”。 [93]
这项秘密策反计划于1961年实施，徐佩瑗与吴煦派来的密使接触后，和胞弟徐佩璋、徐佩瓀、徐佩瑛密商，认为这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联络“‘枪船’一万数千只之多”用于倒戈。驻守昆山的粤籍买办李绍熙听到风声，准备再来一次易帜。太平军常熟守将钱桂仁、江阴守将黄耀昌、常州守将余探海等，也奔着钱意欲献城降清。苏州守将熊万荃和听王陈炳文，立场亦十分微妙。钱桂仁、熊万荃、陈炳文都是李秀成心腹爱将，钱桂仁在安徽加入李秀成部，驻守常熟主管政事，随李秀成攻取杭州，擢升慎天义受天军主将；熊万荃随李秀成参加金田起义，时任忠殿左同检，主政苏州；陈炳文在芜湖加入李秀成部，参加过安徽三河、江南大营、上海松江各役，战功卓著受封听王。李秀成部如此高级别的嫡系将领都被策反，可见太平天国高官进入经济富裕地区后被当地富裕团绅同化，政治立场产生动摇。
以苏沪团练领袖、太平军高级将领为核心的变节集团，秘密拟定叛乱计划《永昌进剿章程》，这些被国内战争催生的既得利益者们，“准备进攻江阴、无锡、常州等处，连陈炳文也有牵连”。 [94]江苏巡抚薛焕认为倘若未能做到万无一失，还是延缓实施这项计划为妥，“逆首陈坤书极其狡悍，附从之贼甚众，急切难以下手”。 [95]
1861年年底事情有了转机，李秀成率主力进攻杭州，护王陈坤书率部赴江西作战，李绍熙、徐佩瑗等留守苏南。徐佩瑗潜入上海与薛焕密商，薛焕与浙江巡抚王有龄深交，认为夺取苏州可解杭州之围，急拨库银二万两用于起事。徐佩瑗赶回苏南，“齐集民团，添募枪船，逐日冠带点名”。获知苏南后院异动，李秀成从杭州赶回苏州，顾忌李绍熙、徐佩瑗部人数众多不敢贸然动手，下令对“徐氏船只仍照常放行” [96]，徐佩瑷则在常熟守将骆国忠率部投清时，被李秀成密捕处死。
李绍熙在徐佩瑗之前就被处死了，李秀成密调刘肇钧部进驻昆山，自赴昆山诱捕李绍熙将其处死。 [97]李绍熙的军事生涯毫无亮点，除了倒戈就是易帜，他把变节视为商业方式，如同商品置换进出那样频繁，亦如期货股票交易那样日常。在商业运作中股东之间发生纠纷可以转售股权，政治活动则不是同道即为死敌，变通的余地较商业操作少许多。北上经商的香山吴健彰丢官返乡、刘丽川命丧沪上，嘉应州李绍熙死于昆山，粤籍买办纵然有更多白银，亦不再是这座东方最大的通商港口城市之主人。如果没有这场残酷的国内战争，他们或不会有这样的人生悲剧，只是历史不能假设，他们的命运最终如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因战争而失去生命的逝者一样，坠落于尘埃。
[1]（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87—291页。
[2]（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90页。
[3]（清）曾国藩：《李鸿章军政由轮船赴沪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卷十五，第761页。
[4]（清）曾国藩：《李鸿章军政由轮船赴沪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卷十五，第761页。
[5]王盾：《湘军史》，岳麓书社2014年版，第56页。
[6]（清）曾国藩：《查复江浙抚臣及金安清参款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卷十四，第713页。
[7]（清）李鸿章：《复曾沅浦方伯》，顾廷龙、戴逸编《李鸿章全集·信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1页。
[8]（清）李鸿章：《复吴漕帅》，同上书，第81页。
[9]《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三·王有龄传》。
[10]谢世诚：《李鸿章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页。
[11]（清）李鸿章：《上曾制军》，《李鸿章全集·信函》，第107页。
[12]（清）李鸿章：《致左中丞》，同上书，第113页。
[13]（清）李鸿章：《上曾制帅》，同上书，第98页。
[14]（清）李鸿章：《上曾制帅》，《李鸿章全集·信函》，第97页。
[15]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81—83页。
[16]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77页。
[17][美]裴士锋：《天国之秋》，《序》。
[18]（清）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6页。
[19]（清）李鸿章：《初到上海履陈防剿事宜折》，《李鸿章全集·奏议》，第3页。
[20]（清）曾国藩：《复李少茎》，《曾国藩全集·书札二》卷十八，第5979页。
[21]（清）李鸿章：《上曾中堂》，《李鸿章全集·信函》，第187页。
[22]（清）李鸿章：《初到上海履陈防剿事宜所》，同上书，第4页。
[23][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09页。
[24]（清）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国藩全集·书札二》卷二十，第6064页。
[25]（清）李鸿章：《复奏近日军情折》，《李鸿章全集·奏议》，第158页。
[26]（清）李鸿章：《分路规取苏州折》，《李鸿章全集·奏议》，第294页。
[27]（清）李鸿章：《克复苏州折》，同上书，第387页。
[28]《清史稿·列传二百三·程学启传》。
[29]《清史稿·列传二百三·郑国魁传》。
[30]《清史稿·列传二百三·程学启传》。
[31]（清）李鸿章：《骈诛八降酋片》，《李鸿章全集·奏议》，第393页。
[32]《清史稿·志一百二十九·邦交二》。
[33][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58—360页。
[34]（清）李鸿章：《克复太苍州折》，《李鸿章全集·奏议》，第236页。
[35]（清）李鸿章：《骈诛八降酋片》，《李鸿章全集·奏议》，第394页。
[36]（清）李鸿章：《上曾揆帅》，《李鸿章全集·信函》，第272页。
[37]（清）李鸿章：《骈诛八降酋片》，《李鸿章全集·奏议》，第394页。
[38]（清）李鸿章：《上曾揆帅》，《李鸿章全集·信函》，第272页。
[39]（清）李鸿章：《上曾中堂》，同上书，第186页。
[40]（清）李鸿章：《上曾揆帅》，《李鸿章全集·信函》，第272页。
[41]（清）李鸿章：《戈登辞赏片》，《李鸿章全集·奏议》，第418页。
[42][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60页。
[43]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122页。
[44]（清）李鸿章：《上曾中堂》，《李鸿章全集·信函》，第310页。
[45]（清）李鸿章：《裁遣常胜军折》，《李鸿章全集·奏议》，第499页。
[46]（清）曾国藩：《致沅浦弟书》，《曾国藩全集·家书》卷八，第7747页。
[47]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3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083—1084页。
[48]（清）李鸿章：《复曾九帅》，《李鸿章全集·信函》，第114页。
[49]程红：《〈曾国荃致李鸿章函〉探析》，《学术界》2003年第5期。
[50]（清）李鸿章：《复曾沅帅》，《李鸿章全集·信函》，第134页。
[51]王宏斌：《晚清海防：思想与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1页。
[52][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201页。
[53][美]史景迁：《太平天国》，第399页。
[54][美]史景迁：《太平天国》，第399页。
[55][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288—289页。
[56]（清）曾国藩：《新造轮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卷二十七，第1314页。
[57][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769页。
[58]（清）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卷十二，第609页。
[59]（清）曾国藩：《致左季高》，《曾国藩全集·书札一》卷六，第5445页。
[60][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188页。
[61]（清）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一》卷十二，第609页。
[62]（清）曾国藩：《新造轮船折》，《曾国藩全集·奏稿二》，第1314页。
[63]（清）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7173页。
[64]《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二·艺术四》。
[65]（清）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抄》卷上，第7174页。
[66]赵敏：《开启我国自造轮船时代》，《科学大观园》2010年第4期。
[67][美]史景迁：《太平天国》，第399页。
[68]史伟：《清政府在建立第一支新式舰队中靡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81年第4期。
[69][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28—329页。
[70]（清）李鸿章：《致前通商大臣薛》，《李鸿章全集·信函》，第219页。
[71]陈锦：《松沪从戎纪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2册，第214页。
[72][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23—324页。
[73]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93页。
[74]（清）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国藩全集·书札二》，第6148页。
[75]（清）李鸿章：《上曾中堂》，《李鸿章全集·信函》，第238页。
[76]《清穆宗实录》卷八一。
[77][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53页。
[78][美]裴士锋：《天国之秋》，第323—324页。
[79]《清穆宗实录》卷八一。
[80]史伟：《清政府在建立第一支新式舰队中靡费了多少钱？》，《历史教学（下半月刊）》1981年第4期。
[81]谢俊美：《上海小刀会起义再认识》，《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
[82]（清）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7775页。
[83]《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二·吉安杭阿传》。
[84][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514页。
[85]《上海事辑》，《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17258页。
[86]谢俊美：《上海小刀会起义再认识》，《历史教学问题》2004年第2期。
[87]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99页。
[88]李侃等：《中国近代史》，第95页。
[89]罗尔纲：《太平天国史迹调查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1—32页。
[90]罗尔纲：《增补本李秀成自述原稿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29页。
[91]贾熟村：《太平天国时期的粤勇》，《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92]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113页。
[93]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113页。
[94]谢世诚：《李鸿章评传》，第113页。
[95]贾熟村：《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苏浙地区的颠覆活动》，《浙江学刊》1992年第5期。
[96]（清）吴云：《两罍轩尺牍》卷十二，马玉梅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30页。
[97]（清）王韬：《瓮牖余谈》卷七，朝华出版社2015年版，第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