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江山图
他们选择离开
为解开北京、南京政权划江而治的死结，太平天国后期国策总设计师洪仁玕热切地盼望与外部世界建立关系，1858年在香港即认为“须尽快劝说南京方面与洋人合作，否则迟矣” [1]，1859年4月抵天京执政后他撰写内容涉及政经改革的《资政新篇》，主张宗教完全西化，建成基督教国家，打开国门与各国通商。他在《资政新篇》中劝导臣民使用文明词语对待外国人：“凡于往来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他还劝导臣民不要使用过激语言激怒洋人：“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洪秀全、李秀成等南京政权建立者则倾向于以军事手段造成既成事实，以上海实际占领者的身份与西洋诸国交涉，促使后者承认太平天国统治区域达及长江以南广大地区且包括上海。西方诸国的底线是南京政权的军队不得进入上海，为此不惜参战并改变对中国内战的中立态度。
此间恰逢美国爆发南北战争，英国政府选择站在南方政权这边。一些英国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国内战争几乎就是美国南北战争的翻版，太平天国如同美国南方政权，清帝国类似美国北方政权；既然英国支持南方政权美利坚联盟国，承认它与北方的美利坚合众国一样具有合法性，那么在中国亦应秉承这个原则，承认南方政权太平天国与北方政权清帝国同属竞逐统治权的合法政府。其外交政策是给予太平天国交战国地位，同时向交战双方提供武器并进行贸易，他们发起动议迫使内阁考虑是否修改对华政策。
但在另一部分政客眼里，与割据政权建立外交关系被视为节外生枝，谁知道神秘色彩浓郁的南京政教合一政权是不是比清政府更难缠的谈判对手？
犹如南方军队的失败使以蓄奴制度为本的美利坚联盟国处于危险境地，太平军在安徽的溃败亦使以民族主义为压舱石的太平天国濒临倾覆，建国者们认为唯有迅速占领上海才能改变战场势态。1961年12月9日，太平军占领了与上海隔着海湾的港口城市宁波，他们对在华欧美商人释放善意，允许当地商人与西方商人进行大宗商品贸易。英法商船从暹罗收购稻米供应战乱中的浙江，中国商人通过宁波出口英国最急需的棉花，“至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截止的那个年度的宁波对外贸易”，甚至比“清廷控制下的前一年度成长八成二”。 [2]南京政权以事实告诉西方国家，他们并不排外，西方国家的商业利益会得到充分保护，宁波模式同样适合于上海，列强不必为上海行政权归属太平天国过分担忧。
伦敦忽视南京的示好，不认为宁波模式适用上海，不肯改变其谈判对象为清政府的现状，英国首相巴麦尊、外交大臣罗素再次重申，上海界域是不可逾越的红线，英国军队必须坚守这座远东最大的通商城市。国会议员巴克斯特认为太平天国比清廷更人道，外交大臣罗素不这样认为，他拿出驻华外交官给他的报告，称中国内战双方都在毫无顾忌地屠杀战俘和平民，内阁现在能向议员保证的是有限的，即尽可能地保护英国商人在南京政权占领区的贸易不至于中断。
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对南京政权怀有深深的敌意，他致函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称尽管攻占宁波的叛军允许西方商人进行贸易活动，但他仍然认为南京政权是不可信赖的。夏福礼对太平天国的敌视态度，甚至影响到德国哲学家、革命家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曾在1853年为南京政权欢呼，把中国革命想象成点燃欧洲受压迫民族起身反抗的火花，他在《国际述评》中写道，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3]9年后马克思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希望清帝国以稳健方式解体，结束其集权统治，使中国得以复兴，在帝国解体的过程中，采取荒唐骇人的毁灭方式并不足取。他撰写《中国记事》刊发在维也纳的《新闻报》上，文章中大量引述夏福礼关于中国现状的资料，认为西方宗教与其全球贸易体系引发了中国革命：“（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宗教色彩，但这是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运动发生的直接原因显然是：欧洲人的干涉，鸦片战争所引起的现存政权的震动，白银的外流，外货输入所引起的经济平衡的破坏，等等。看起来很奇怪的是，鸦片没有起到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对于南京政权在内战中的表现，马克思显然并不满意，“实际上，在这次中国革命中奇异的只是它的体现者。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位德国革命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停滞型社会生活的产物”，“他们对人民的危害更甚于旧统治者带来的危害”，“他们的使命似乎就只是阻止（中国）以稳健方式解体，就只是在毁灭它，而且其毁灭方式荒唐骇人，又未植下复兴的种子”。 [4]
南京政权军队第二次进攻上海是个很关键的节点，让欧洲改变了对中国内战的中立态度。主张给予太平天国交战国地位的英国国会议员邓洛普，在与内阁成员辩论后撤回他的动议。《泰晤士报》发表社论赞赏内阁与议员达成共识，“不管我们对通往中国重生之路有多清楚的认知，从各方面来说，我们都万万不该蹚这浑水”。 [5]社会舆论大幅转变，与在华传教士在南京的经历有关，自以为能够在西方与南京之间搭建桥梁的他们，现在终于幡然醒悟，像伦敦的议员、记者一样不再蹚这浑水。
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搭乘“伦纳德”号逃离南京，他在这艘军舰上写的声明，刊登在1862年1月22日的英文报纸《华北先驱报》上。罗孝全自称他在1847年就是洪秀全的宗教导师，之所以支持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期待他在宗教、商业以及政治上能造福中国，现在自己的想法改变了，刊登在《华北先驱报》的声明称：“我觉得他是个疯子，又缺乏一个起码的像个样子的政府，根本就无法治理国家；他和他那些苦力出身的头领们甚至也无力去组织一个对老百姓来说堪与旧王朝匹敌的政府。”罗孝全说他的这位学生性格暴戾动辄发怒，南京没有言论自由，谁说错一句话便不经审判被处死；在南京经商充满危险，一些政府雇员因此事被杀害，外国人想来这里合法贸易被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这位传教士还抨击洪秀全所创本土宗教的荒诞性，说拜上帝会的教义是反基督教的，洪秀全“把耶稣基督、天父、他自己以及他的儿子组成为一个凌驾于一切的上帝”，“任何一个传教士，若是不相信他那神圣的职位有如此崇高，因而不照此宣传他的政治宗教，就无法在这群造反者中间平安度日，保住他的性命、仆役和财产”。资深传教士控诉他的学生在他来到南京后不久就威胁他，说“如果我不信仰他，我就要毁灭，就如犹太人不信仰救世主得到的下场那样”。 [6]最令他难堪的是见洪秀全时，他不得不当场行跪拜礼，他曾经表示拒绝，洪仁玕逼迫他接受这样的现实。受尽凌辱失望至极的传教士，决计于1862年1月20日离开南京。
罗孝全在15年前结识洪秀全，在广州南关礼拜堂为他讲解《圣经》，此后自诩爱国革命党首领太平王的宗教导师。罗孝全去南京见洪秀全很不容易，中国军队封锁了所有道路，美国领事馆也严禁传教士去南京，违反中立政策者将被处死。直到1860年10月13日，罗孝全才带着在美国募集到的资金，千辛万苦抵达南京。南京政权第二号领导人洪仁玕是基督徒，他安排洪秀全的宗教启蒙导师罗孝全担任政府译员，罗孝全除了向洪秀全下跪，没有任何机会与昔日学生交流宗教问题。把话说满了的美国传教士，不好意思回到广州，只能留在南京做些无足轻重的琐事，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想明白了，他于新政权是一个多余人，好为人师是多么地荒唐可笑。
伦敦传道会传教士杨格非紧随罗孝全之后，1860年11月行抵南京。这年7月上旬他和艾约瑟等6位英美教士在苏州见过忠王李秀成、干王洪仁玕，两位青年领袖给他们留下极佳印象，杨格非、艾约瑟和同行者一致认定，太平天国政权统治中国是西方新教国家的福音，教士们不了解，这些青年领袖对西方国家的认识程度并不相同。
杨格非相信新政权与西方通商、传教自由的承诺，反对伦敦和巴黎冒失的外交政策。1860年李秀成部进攻上海，杨格非为太平军辩解，谴责法国军队过度防卫，说中国兄弟怀着对洋兄弟的无比友善来沪，英法士兵却以令我们国旗蒙羞的方式对待他们。杨格非决定率新教传教士代表团访问南京，深入了解被他视为同道的人们。在新政权首都逗留一个月后他返回上海时，已不认为太平天国臻于完美，而是离理想中的基督教中国非常遥远。执政者篡改基督教教义，谎称自己是上帝之子，广纳妻妾铺张靡费，这些都是亵渎神的行为！洪仁玕在苏州对传教士们说过，正统基督教将成为太平天国的宗教，他在南京看不到任何这样的迹象。但杨格非没有放弃希望，期待南京当局作出改变，他认为太平天国领袖毕竟承认上帝的存在。
鼓吹太平天国革命的还有英国传教士艾约瑟。未到南京前他就极力为太平军的杀戮行为辩护，说“那些罪行全是最新招募的兵员所犯，他们尚未得到长官应有的宗教教诲”。他说南京政权由“不折不扣的革命分子”组成，“杀戮和劫掠都是为完成大业而不得不为。这类运动必然免不了这样的恶事，只要这运动本身有正当理由，这些事就说得过去”，而“官军的罪行还更加令人发指”。 [7]他自以为能够在宗教问题上说动洪秀全，1861年3月率传教团前往南京。天王对艾约瑟一行不感兴趣，让他们在小房子栖身，艾约瑟和同行的教士难以习惯这样的居住条件，离开南京改去天津。
杨格非在艾约瑟之后再赴南京，“这时的南京城安静得像个死城，几乎见不到老百姓。所有店铺都奉天王之命歇业”，违反禁令者“遭草草处死”，在上海的外国商人“怪叛军干扰丝与茶的贸易”。 [8]和艾约瑟一样，他现在终于明白，南京政权无法兑现许诺。杨格非现在非常担心，与洪氏王朝走得过近会使自己在圈子中陷入孤立，他决定离开南京去湖北汉口传教。
欧美传教士受到冷落，与干王洪仁玕失势有关。洪秀全警惕族弟成为外来宗教的代理人，从而对他创立的本土宗教造成威胁；更使天王感到不安的，是诸王敌视他和洪仁玕的政治联盟，这些从血泊中存活下来的人们，不相信这位亲西方文人的高谈阔论能够改变太平天国的走向。洪秀全命令干王去安徽作战，招募新兵组成嫡系部队，让族弟以军事斗争胜利证明自己。洪仁玕1861年5月率两万士兵进抵桐城，这些临时招募自浙江、江西的新兵未经任何军事训练，在战场上除了死伤便是溃散，集总理与军师于一身的干王不得不黯然返京。战败者不再被天王重视，所有奏折无须他过目直呈天王府，洪秀全的儿子洪天贵福作为王储进入权力中心。1862年1月20日发生干王府译员罗孝全叛逃事件，洪秀全为此免去族弟所有职位，让他担任幼天王洪天贵福的私人教师。试图改革现状的洪仁玕被逐出权力中心，意味着南京政权对洋兄弟彻底失去耐心，对外部世界关上厚重大门。外交政策的变化作用于军事斗争，天王赞同忠王的军事冒险主义，放任他率部进攻上海。
被南京政权冷落的罗孝全、杨格非、艾约瑟，或返回上海，或转去天津、武汉，以示与不堪回首的往事切割。罗孝全在南京任政府译员期间，曾极力鼓吹神权和暴力，主张太平军拥有“消灭反对者的权力和义务，就和神权统治下的犹太人所拥有的义务一样”，他宣扬“《旧约圣经》的硫黄烈火观，把太平天国视为替上帝惩罚罪人”。这位天王的宗教启蒙者甚至认为：“从最崇高战争的角度来看，如果杀掉这国家一半的人，将使另一半的人得以认识何为正义，那其实不是比维持现状来得好吗？” [9]与杨格非、艾约瑟不同，与洪秀全有过私谊的罗孝全，逃离干王府后成了南京政权的敌人，利用各种机会抨击天王和他的同道，把他们视为罪不可赦的撒旦。
传教士被政客和官员视为幼稚的理想主义者，伦敦、巴黎、华盛顿都没有改变清帝国政治体制的计划，传教士们时而认为中国发生的是一场革命，时而180度转弯视他们的中国兄弟为上帝之敌，将他们描绘为该下地狱的恶魔，这些都是教士个人轻率肤浅的观点，政府和议会不会照单全收。西方外交官多认为教士是麻烦制造者，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指责教士们缺乏判断力，传递不实信息误导舆情；驻宁波领事夏福礼挖苦这些传道者，说真实的太平天国与英格兰传教士的错觉完全不相符。
江边再无“天国”
淮军进入战略反攻时，上海暴发瘟疫。1862年5月，上海发现首例霍乱病例；6月每日病死数百人；7月，日死亡数字激增，疫情最烈时租界一天多达三千人死于瘟疫。“上海街头横七竖八躺着未埋的尸体，其中有些尸体装在薄木板制成的简陋箱子里，有些尸体则只是用草席草草盖着，在盛夏的高温里任其腐烂。”租界里住着两千名洋人，每日病死10—15人，死者包括军人、商人和他们的家眷。英国人和罗马传教士估算，上海数百万人中“约有八分之一人口死于霍乱”。霍乱还通过从上海起锚驶往天津的船只往北扩散，这是“当年额尔金入侵北方的路线”，在几星期内夺走两万天津人的生命，并进入“毫无防御之力的帝都” [10]，北京仅在8月至9月“死亡人数就超过15000人”。 [11]
淮军令人不可思议地躲过了这场瘟疫，在苏南战场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在安徽、浙江、南京作战的湘军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1862年秋天，主力部队中瘟疫流行，几乎已不能再战。曾国藩言说军中惨状：“大江南岸各军，疫疾盛行”，“近日秋气已深，而疫病未息，宁国所属境内最甚，金陵次之，徽州、衢州次之。水师及上海、芜湖各军，皆厉疫繁兴，死亡相继。鲍超一军……现病者六千六百七十人，其已死者数千，尚未查得确数。宁国府城内外，尸骸狼藉，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侍药，甚至一棚之内，无人炊爨，军中著名猛将如黄庆、伍华瀚等先后物故。鲍超亦染病甚重。……张运兰一军驻扎太平、旌德等处，病者尤多，即求一禀案之书识、送信之夫役，亦难其人。张运兰送其弟之榇至祈门，亦自患病，尚难回营。皖南道姚体备至岭外查阅一次，归即染病不起。臣派营务处四品卿衔甘晋至宁国一行，现亦染病回省。杨岳斌自扬州归来，亦抱重病。”瘟疫摧毁了总督的所有自信，使他惊恐万状地在奏章中悲鸣：“天降大戾，近世罕闻，恶耗频来，心胆俱碎！” [12]
廷寄六百里加急送抵安庆大营，两宫太后宽慰湘军领袖：“至天灾流行，必无偏及，各营将士，既当其阨，贼中亦岂能独无传染？” [13]这是辩证思维，湘军瘟疫蔓延战力受损是实情，可叛军就能躲过瘟疫吗？至少这年夏末，占领浙江海宁的太平军就因“疮痍及瘟疫大发，死无算” [14]。但就整体而言，太平军受瘟疫的影响远轻于湘军，长江中下游大部被湘淮军控制，南京、苏南守军无法从上海港口运入武器和粮食，减少了霍乱病菌进入部队的机会。反而是能从上海得到战略物资的湘军，因携带病菌的船员和物品抵达安庆码头，又从安庆转运各条补给线，从而扩散到各只部队以致将士大批倒下，“疾疫大作。昔时劲旅，顿变孱军” [15]。
李秀成决定抓住这个极难得的机会，全歼因瘟疫顿变孱军的敌人。1862年8月，他在苏州召集军事会议，决定集本部苏南、皖南十万兵力，侍王李世贤在浙十万兵力，发动雨花台战役。10月，太平军以人海战术攻击土垒内的曾国荃部，曾国藩在安庆大营夜不能寐，难以想象被瘟疫击垮的湖南子弟能够守住雨花台下的战壕土垒。为保存嫡系部队，他命令曾国荃部放弃守垒转移阵地，速登水师战船驰援同样因疫情陷入绝境的鲍超部。总督是那样地绝望，倘若曾国荃部、鲍超部被歼，他的湘军也就走到头了。
曾国荃宁死不撤，他相信自己在安庆打赢过陈玉成，那么在南京同样会击败李秀成。他现在的对手李秀成比陈玉成更善于打攻坚战，李秀成让工兵们把地道掘到湘军土垒底部，引爆火药炸毁土墙，曾国荃的对策是修筑多道土垒，以交叉火力抗击敌人。染病的士兵不断地倒下，在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的曾国荃也中炮重伤，率部驰援雨花台防线的曾国葆染疫死于军中。而在这之前的1858年，曾国藩另一位胞弟曾国华在安徽三河战死。
“结硬寨打呆仗”的战术在三十多天后产生效果，持续强攻耗尽弹药粮食仍未能打赢受瘟疫之累的湘军，太平军将士疲惫不堪无力再战。1863年2月，未实现预定战略意图的李秀成决定转战安徽，征收兵员粮食再战湘军。6月，其北上部队被湘军全歼，南京与世隔绝。随着上海战役的失败，李秀成还失去了苦心经营的苏南地区。这是南京政权的至暗时刻，缺粮断炊的天王、将士和市民，无望地坐困殿府堂宅，静静等待湘军破城血屠。
湘军1864年5月总攻南京，此时距曾国荃部进抵雨花台挖壕筑垒正好两年。此役为终极搏杀，参战湘军水陆部队计230营12.3万人，南京守军约十万人。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14年，城防工事坚固，强攻难以奏效。曾国荃命李祥和部攻取龙膊子山，在山顶用重炮轰击守军炮阵地，令李殿臣部在爆炸声中挖掘通往城墙的地道。为掩护李部工兵挖通地道，又命各营修筑10个炮阵地对轰守军炮台，以炮弹炸出焦土混淆从地道挖出的新土。李殿臣部日夜施工，将地道挖到城墙底下，填埋数万斤火药。戈登解散常胜军离华返英前去南京观战，发现湘军挖掘的地道有30多条，这些地道距地面4.5米深，1.5米宽，高2米。守军用各种方法破坏这些夺命地道，一旦侦知地道位置即组织兵力突袭，投掷炸弹引水灌注，湘军则用火炮锁定出城作战的敌军，对其进行覆盖式轰炸。
李秀成知道大势已去，失败难以避免。曾国荃是攻城高手，陈玉成就在安庆战役中败在他的手下，现在轮到自己步其后尘了。不会再有突围的机会，湘军修筑的土垒可谓浩大壮观，这些包围南京的土垒由双层土墙构成，前后土墙相距300米，400米至800米土墙设一个碉堡，共有120座碉堡，架设机枪控制土垒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李秀成等待地道下的火药爆炸，等待城墙被炸开缺口敌人涌进城来，等待满街满巷躺倒战死的部属，他没有办法改变即将发生的一切。1863年年底，他曾提议弃守南京孤城转战赣皖，洪秀全粗暴地训斥他：“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由尔理，尔欲出外去，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尔怕死，便是会死，朕事不与你干。” [16]天王离不开嫔妃缠绕的宫殿，忠王对重建根据地毫无把握，只好困守孤城。
粮食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侍王李世贤被派去江西建立后勤补给线，失去实权的干王洪仁玕也奉旨去浙江湖州征粮，他们如泥牛入海一去不返。都城终于耗尽食物，连深宫中的天王和嫔妃们，也饿得瘦骨嶙峋。天王并不畏惧，在宫中细读《出埃及记》，认定上帝会眷顾他和他的天朝子民，一如救主在每天清晨用沾有露水的玛娜，“来保佑在西乃荒漠里的以色列子民，达四十年之久”。洪秀全鼓励李秀成战斗下去，说玛娜可以用来维持生命。天王要做嫔妃、将士、臣民的表率，将玛娜“取来做好，朕先食之” [17]，以待出现神迹。洪秀全所谓的沾有露水的玛娜甘露，其实就是长在宫墙底下的野草。神圣的先驱者以野草充饥，很快就病倒不起，偏又不肯吃药，1864年6月3日饿死宫中。
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命令工兵点燃火绳，引爆各条地道中的火药炸开城墙，湘军涌入南京。李秀成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离城，途中受伤躲入山中，山民将他捆缚押送湘军。忠王在狱中写下数万字供词，称曾国藩若宽恕赦免两广老兵，他可出面劝余部放弃抵抗。此时的李秀成认为一切都由洋人引起，把曾经的洋兄弟称作洋鬼，提出太平军与湘军结盟，消灭在中国土地上的洋鬼子。这位被俘者雄心勃勃喋喋不休：“欲与洋鬼争衡，务先买大炮早备为先，与其有争是定。” [18]他这样地仇视西方国家，源于两次进攻上海均遭失败，他的洋兄弟即使不支持南京政权，至少也应该保持中立，怎么可以去做撒旦，使太平天国惨遭灭亡。
李秀成的一番言辞，在曾国藩看来简直就是对他智商的侮辱。这位囚徒试图驱使湘军与洋人作战，他自己则坐收渔利，也只有垂死之人才能想出这样搞笑的离间计。湘军领袖创建私军是为保住大清，凿穿帝国双重统治结构，使汉人精英进入核心领导层，以维持儒教政权。他是要将异教徒清除掉的，是要杀掉阶级宿敌的。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完冗长供词的当天，广西高地烧炭工出身的内战名将李秀成即被处死。
幼天王洪天贵福一行逃往湖州，在这里见到征粮的族叔洪仁玕，还有堵王黄文金、辅王杨辅清、佑王李远继。湘军闻风而来攻克湖州，杨辅清剃发乔装逃往上海，黄文金、李远继跟着洪天贵福寻找侍王李世贤、扶王陈得才、听王陈炳文以图再起。鲍超部追至江西抚州东乡，早有异心的陈炳文率六万部属降清，石城一役黄文金病亡，其部溃散，李远继避走福建，幼天王无路可走只好东返。为提防李秀成、陈玉成拥兵自重，洪秀全封王2600人，此时护驾洪天贵福的仅有本家干王洪仁玕、恤王洪仁政，外姓王仅剩裕王杨继达，连同家眷、亲兵、仆役也就几百人。湘军席宝田部、鲍超部由石城、瑞金两面合围，1864年10月25日在赣南截获洪天贵福、洪仁玕、洪仁政等，江西巡抚沈葆桢下令将其全部处死。
李世贤部16万人转移至福建，康王汪海洋部12万人由赣入闽，会合后号称百万，建立闽南根据地发动漳州战役。闽浙总督左宗棠统湘军六万余人出战，江苏巡抚李鸿章命令淮军乘外轮登陆厦门，湘淮军合围漳州之敌。太平军余部溃退到广东，汪海洋诱杀李世贤，率部退往嘉应州。左宗棠部、鲍超部紧追不舍，汪海洋中炮战死，偕王谭体元指挥残部退守黄沙嶂。鲍超将被俘的734名军官全部斩首，“余众震慑，投械请降者十万人”。谭体元受伤跳崖，被俘后处死。自此长江以南，再无天国的王，再无天国的兵。
赢者断臂
南京的大火烧了几天几夜，王府民宅烧焦了，秦淮河水烧烫了，整座城烧没了。进城的湘军成了无恶不作的强盗。1864年7月19日攻破南京后，幕僚赵烈文先于幕主曾国藩进城，目睹惨状后在日记中写道：“计破城后，精壮长毛除抗拒时被斩杀外，其余死者寥寥。大半为兵勇扛抬什物出城，或引各勇挖窖，得后即行纵放。城上四面缒下老广贼匪不知若干。其老弱本地人民不能挑担，又无窖可挖者，尽遭杀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其乱如此，可为发指。”赵烈文痛斥怂恿士兵施暴的营官：“不知何以对中丞？何以对皇上？何以对天地？何以对自己？” [19]
屠城未经预设突然发生，在瘟疫和炮火中活下来的士兵，以虐杀弱者寻求快感，释放累积至今的恐惧和疲惫。这些挖壕垒墙、挖地炸城、发射炮弹、提刀肉搏的人们，现在脑袋里装的全是抢夺财物掠取妇女，衣锦还乡置田盖房繁殖儿女。混乱的局面是曾府幕僚难以阻止的，即便战区最高长官也无法控制，禁止施暴的公告被视为废纸，惩戒制度完全失去作用，官至浙江巡抚的曾国荃现在能做的，仅是让各营尽快掩埋街上的尸体，城内交通尽快得以恢复。
湘军官兵劫掳回湖南的南京女子无以数计，16岁的黄淑华是其中一个，她不甘心这样地了此一生，在途中杀死劫持者，把自己的遭遇写在纸上贴在客栈墙壁，自缢而死。其遗书写道：“今岁六月，官军复金陵”，“克城之二日，则有乱兵至，杀二兄于庭，乃入括诸室。一壮者索得余，挈以出，弟牵其衣，母跪而哀之。彼怒曰：‘从贼者杀无赦，主帅令也。’遂杀母及弟。长嫂至，又杀之。掠余行，而仲嫂则不知何往。余时悲痛哭詈，求速死。彼大笑曰：‘余汝爱，不汝杀也。’遂系余于其居。旋迁于舟，溯长江而上。” [20]劫掠者杀光黄淑华全家，要把她当作战利品带回湖南，黄淑华不认命，情愿去死也要为家人复仇。死去的黄淑华和被她杀死的湘军士兵，都是在内战中逝去的生命个体，这样的生命个体数以千万计，他们用白骨铺就支离破碎的帝国大地。
学者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在所著《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1年以来》中认为，内战主战场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5省，1851年至1864年人口减8700万，全国人口减少一亿多。学者华强、蔡宏俊在《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一文中论定，迟至1913年，中国总人口仍未恢复到1850年的数量。
曾国藩在湘军攻克南京第9天后入城。自1852年11月在籍办团，创建湘军转战12年，千辛万苦就为夺取此城，现在终于实现夙愿。只是一切与预想大不同，他面对的是废墟一般的空城，部属野兽一般纵火劫财砍杀平民，与他口口声声的贼匪长毛如出一辙。他在进城前就已知道，死于营勇自发屠城的人口达十万之多，这数目也忒多了些，但这一切已然发生，留给他去做的唯有掩盖真相。
进南京的前两天，曾国藩在安庆大营秉烛急书拟急送北京。湘军领袖在近四千字的奏言中详述战役过程，告诉宫中湘军如何浴血杀敌攻取伪都。他承认十万人死于南京城中，但他们都是顽抗到底不投降的叛军，“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既然敌人不投降，那么除了杀掉他们别无他法。湘军领袖在折子中写道，“两广、两湖、江北多年悍贼”，湘军攻入城中“分段搜杀”，“三日之间，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其伪宫殿侍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至于烧掉南京的大火，曾国藩将其归罪于叛军，称“时已三更矣，伪忠王传令群贼，将天王府及各伪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伪宫殿火药冲霄，烟焰满城”。湘军领袖在折子中告诉垂帘听政的太后：“金陵一军，围攻二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 [21]言下之意收复南京系湘军尤其是曾国荃部血战换来，江山社稷由三湘子弟舍命保住，他们入城后即便有过激行为亦情有可原。
湘军将士是那样地渴望攻克南京，这是决定性的一仗，也是最后的发财机会。曾国荃的命令被当作耳边风，目睹战事的赵烈文在其日记中记述：“中军亲兵传令出六成队，留四成守营，而兵勇贪破城功利，皆违令赴前敌，中军至无一人。中丞派营务处易良虎司后事，其意见与诸兵勇同，竟不过问。” [22]全军的编制都乱了，战前的部署不当一回事了，将士们疯了似的往前冲，一股脑儿冲到城里去，去抢劫去杀人去纵火，连维持营务秩序的将官都弃总指挥曾国荃而去，可见混乱到了何种程度。
也有一些湘军将领看不下去，水师统帅彭玉麟建议曾国藩大义灭亲诛曾国荃。曾国藩不接受这样的忠告，为尽快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不强求将士坚守道德伦理，允许他们为帝国而战亦为物欲而战。帝国给予的回报微不足道，库银不足屡屡欠饷，战场不是书院，走上战场就不再是儒生而是战争机器，须血红着眼睛开炮射击挥刀砍杀，去做杀戮者捕猎者，须消灭敌人的肉体夺取他们的财物，暴力倾向会随着胜利亢奋到极点，血气杀气波及黎民伤及无辜。虽然战争中的暴行会随着复杂政事在战后放大开来，那也只好事到临头再作打算。
胜利者是打算把整座金陵古城都搬回湖南的，搬不动的则烧毁掉。清人杨恩寿在长江所见：“邻舟有客声讻讻，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骢；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堇铜，敷腴意气何豪雄！” [23]这样的盛况延续到1865年春，运载财物、妇女返湘的船队依旧连绵不绝。这是物质主义的胜利，并非英雄主义行为，三湘子弟出境作战时的正义性和神圣性，已被南京浩劫漂洗得一干二净，湘军的神圣光环已不再有，他们的形象等同于籍贯地绅民眼中的太平军。
1861年9月5日湘军克复安庆，次日曾国藩报捷，称曾国荃部“将安庆省城克复，杀毙长发老贼二万余人。该逆情急，赴江内、湖内凫水遁窜，又经水师截杀，实无一人得脱”，“军兴十载，惟五年之冯官屯、八年之九江、此次安庆之贼，实无一名漏网，足见伸天讨而快人心”。 [24]宫中的应答是在1861年12月26日把“一船要送给曾国藩的无价珍宝运抵安庆”，其中有“慈禧太后赐予他的稀有礼袍、貂裘、绸缎、御用玉指环、地毯和其他宝物”。 [25]1864年7月19日攻取南京，曾国藩一反常态，不是急呈战报而是缓递，《奏报攻克金陵尽歼全股悍贼并生俘逆酋李秀成洪仁达折》是7月26日送出的，比湘军入城迟了7天。宫中也未如同安庆那次一样，再赏一船珍宝给曾国藩。非但如此，宫中还转来户部质询湘军侵吞南京政权巨额库银的奏疏：“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 [26]事情都是明摆着的，太后朝臣也都是明眼人，伪都南京不比江北安庆，湘军缴获的战利品在哪儿呢？
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也上心了，盯着南京政权圣库库银下落，命江宁将军福明阿以查看满城为名暗中察访。指控曾国荃的奏疏越来越多，说他向北京隐瞒幼天王突围，未能全歼反叛军。《清史稿》记载：“国荃功高多谤，初奏洪福瑱已毙，既而奔窜浙江、江西，仍为诸贼所拥。” [27]功高多谤的根由是功高震主，皇室和满蒙上层坐不住了，倘若曾氏兄弟割据江南怎么办？挥军北上怎么办？湘军领袖更是惊恐不已，接下来是狡兔死良弓藏？还是干脆利落兔死狗烹？
胜利是把双刃剑，败者不再有实体在世，赢者亦失去存在理由。战争使太平军与湘军在博弈中相互坐大，前者不再存在，后者独大的同时亦失去存在的意义，失去共存体的结果便是式微，除非找到新的敌人。南京一役可谓内战终结之战，湘军摧毁了南京政权首都，帝国版图得以统一，不再有国中之国，清王室走出危局之后已无须“专恃此军”。一些令人不快的往事现在被太后和王爷们回想起来，那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占了皇宫，曾国藩未派一兵一卒北上护驾；千辛万苦从英国买来新式战舰，都驶到上海黄浦江码头了，曾国藩领头百般阻扰，不得已只好卖掉；人口最多税赋最多的江南各省，现如今都在湘淮督抚手中，照这般情形下来，内战赢家到底是谁那是明摆着的。解决之道唯有裁撤，湘军既是曾氏私军，更是帝国官勇，按规矩仗打赢了雇佣军即行遣散。
帝国战后亟需恢复经济，没理由继续耗用白银为湘军买单。但需不需湘军宫中说了不算，得看曾国藩怎么想。湘军初起，即有廷臣奏言警惕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 [28]若不幸被言中，现下任何一支帝国军队，都无法抗衡处于鼎盛期的湘军。湘军存废一事摆上桌面，情势骤然紧张。被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称为“中国中心地带厉害的权力角逐者”的两江总督，是爽快交出兵权留在体制内，还是北伐清廷取而代之，一时间中外瞩目。
湘军并无异动。曾国藩裁军，裁到让宫中放心为止。先裁嫡系部队，“今幸大局粗定，因与臣弟国荃商定，将金陵全军裁撤其半” [29]，“曾国荃占领南京的嫡系部队大量裁撤，一下子撤近5万人”，其余各部跟进裁撤，“左宗棠部6万人立裁4万”，“湖北成大吉、赣南席宝田、江西王开琳军也全部裁撤。湘军全盛时55万，裁去40余万，仅剩不到10万人。” [30]为免皇室生疑，曾国藩命曾国荃辞去浙江巡抚一职，《清史稿》称曾国荃：“遂引疾求退，遣撤部下诸军，温诏慰留；再疏，始允开缺回籍。” [31]宫中乐见湘军领袖断臂之举，先是故作挽留状，随即降旨将曾国荃开缺。
湘军创始人从不曾有僭越之心，不会为建立汉民族国家发动内战，亦不会一退到底拱手让出所有权力。湘淮地方精英必须留在体制内，以督抚道府身份平衡帝国权力架构，这是曾国藩的政治底线。嫡系曾国荃部成建制裁撤，左宗棠楚军、鲍超霆军、彭玉麟水师、李鸿章淮军等，裁去大半保留建制，这是曾国藩作出的牺牲，是各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皇室姑且认为已废去曾国藩武功，后者仍以残躯钳制前者，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政治妥协。湘军各部虽散去十之八九，仍是虎狼之师，湘系督抚牢牢掌握辖区兵权、财权、人事任免权，中央政权接受权力外移的现实，以怀柔政策争取湘淮督抚，督抚平权亦在实行，曾国藩降格为督抚阶层中普通一员，走下私军领袖神坛是必须的。
努力过了，一切随缘。曾国藩作出高调的退却姿态，孱弱被无限地放大开来，任凭满朝君臣猜忌戒备，任凭门生部属自立门户，作揖行礼挥袖而去，孤寂一身囿于两江总督府。
无所不在的袍哥
曾国藩裁去大半湘军，还在于难以启齿的自身原因，他的部队早已被哥老会噬咬得千疮百孔。战争的规模和烈度一直增强着，老勇伤亡众多，补充进来的新勇不再是宗亲乡党，外省秘密组织成员进入湘军。哥老会最初出现在鲍超营中，成员多为四川人。“哥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约缓急必相助” [32]，鲍超所部霆军战斗力强，与川籍营勇多为兄弟兵有关。
湘军名将刘坤一认为哥老会并非外来，原本就源于湘军：“咸丰年间，从征江粤等省，每遇悍贼恶斗，辄听各营挑选锐卒，自成一队，称为兄弟兵。别制号衣旗帜，陷阵冲锋，为主将者，犒赏酒肉，以资鼓励。此哥老会之所由来也。” [33]湘军作战多用敢死队，共进退同生死成为兄弟兵，兄弟兵结党成为哥老会。
军事斗争实践证明兄弟兵形式行之有效，使得部队战力倍增，随即各营争相效仿。曾国藩出于军事斗争需要，以儒学色彩浓厚的民间神祇为标杆，撰写民谣动员异姓士兵结拜兄弟：“个个齐心约伙伴，关帝庙前立誓愿。若有一人心不诚，举头三尺有神明。” [34]金兰结义的副作用是拜把结义一旦成为风气，极易形成帮派发展为秘密组织，以至于部队内部结构随之改变，明里由统兵官发号施令，暗中隐匿无所不在的隐性首领。
随着哥老会势力在军中扩展，帮派内部产生利益冲突，兄弟兵怯于公战勇于私斗，劫掠商旅抢夺钱财，鼓噪营盘索饷闹粮，甚至挟制统兵官，曾国藩在建军初期制定的纪律条令形同虚设。曾国荃所领之军是嫡系部队，总攻令下达后一哄而上，进城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曾氏兄弟无法节制，接受现实任其妄为，事后为其掩盖恶迹。哥老会在军中筑牢底部，盘根错节难以清除，曾国藩为此惶惶不安，他承认军中当有隐疾，“深悔募勇之太多，惴惴焉恐生他变”。 [35]内战使太多人获得军功奖赏，湘军中人职衔品阶泛滥，战后归宿则大不相同，进入编制的享受荣华富贵，未入编者裁员返乡。被裁撤倒也没什么，问题是许多退役营勇领不到欠饷，罗尔纲在《湘军兵志》中称：“湘军攻占南京后，欠饷几百万两，其中鲍超部欠饷数目达120万两。”其中原因固然是国家财政困难，但不补发立下军功营勇的欠饷，与过桥拆板又有什么两样。
中央政府也有难处，战争使地方财权落入督抚手中，上缴中央财政的税赋寥寥无几，户部银库空空如也。湘军军费多取自捐纳、厘金、贸易税，督抚承诺战后将这些税款中的很少部分上缴户部，但他们往往食言。农业大国的中央财政依赖农业税，与弹性过大的贸易税相比，田赋是稳定的税源。内战使农业税受到冲击，《哈佛中国史》称：“1750年占政府总收入约75%的田赋，到了清末降到约35%。因此财政来源随着时间彻底地从中央转移到地方政府。”
地方督抚面临同样困局，即便掌握地方税源，依然缺钱难以发放欠饷。数十万湘人出省作战，死者魂灵游荡异乡，生者卸甲归田，依旧还得捐钱纳粮，付出的与得到的实在不成比例。在下级营官、底层营勇看来，战争的好处全都落在领袖、将官身上，曾氏兄弟封作侯伯，统兵官们做了督抚道府，在战场拼杀的他们却至今拿不回卖命钱，这样的结果换谁都不愿意。此时哥老会成了暖心组织，兄弟从战场做到地方，众人齐心，湘军兵源地湖南、湖北、四川纷纷闹饷。曾国藩的家乡湘乡也不例外，加入秘密社会的湘军退伍营勇视其领袖和其家人如同陌路。
曾国藩因功做了一等毅勇侯，在近邻湘乡的地方买了六百多亩地盖侯府，侯府坐南朝北背靠鳌鱼山，峰峦叠嶂树木茂密，门前地势开阔有河流过，风水自然没的说。府邸内建了白玉堂、黄金堂、万年堂、富厚堂、有恒堂、大夫第等，气派也是够大。军事家的身份总要体现出来，于是在府门前竖起湘军帅旗，终究又是儒者文人，砌筑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也理所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富厚堂，此堂原名八本堂，曾国藩有“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名言 [36]，八本堂其名由此而来。曾家公子说《后汉书》有“富厚如此”一句，不如改名为富厚堂。曾国藩是想功成名就后就回乡养老的，嘱咐家人新邸“屋宇不尚华美，却须多种竹柏，多留菜园，即占去田亩，亦自无妨” [37]。结果建成的侯府富丽堂皇。1861年初曾国藩接到家人从湖南寄来的信，告诉他侯府差不多已经建成，耗用工程经费七千串铜钱（约五千两白银），毅勇侯在总督府写日记时提及此事：“闻家中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 [38]毅勇侯深刻反思诚心忏悔，话是这么说可豪宅毕竟建成了，木已成舟，总不能狠心毁去了。1866年秋天，曾国藩夫人欧阳氏携儿女及一干仆役乔迁新居。
军队中的哥老会也没闲着，1865年5月，霆军总兵娄云庆、宋国永趁鲍超丁忧回籍，率18个营近万人在江西驻地哗变，江西布政使孙长绂急拨库银六万两，送往娄云庆部以防激变，宋国永部则拔营赴赣粤交界处，投入太平军汪海洋部。哗变事件频频发生，驻徽州的唐义训、金国琛部，驻西北的穆图善、杨岳斌部，都有营勇结队闹饷。剿捻湘军成大吉部也在湖北哗变，大批士兵加入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