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严惩闹饷官兵，成建制裁撤哥老会成员居多的勇营编制。他亲自审讯徽州闹饷案，撤除唐义训、金国琛部番号，之后朱品隆、成大吉、蒋凝学、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王可升、鲍超、周宽世诸部均被解散。将官们实授督抚道府并无大碍，下层官兵尽数遣返乡中。湘省随处可见有军功的退役营勇，愤懑难平的人们结为团伙，湘乡、长沙、衡州、永州诸地，很快沦为哥老会活动区域。
湘乡成为动乱的重灾区之一，欧阳氏写信告诉曾国藩，曾国荃、曾国潢主张严惩哥老会，招致众怒处境十分危险，她想带家人去南京避祸。曾国藩读完信惊恐不安，对幕僚说：“方今多故，湘中人人以为可危，两舍弟方径情直行，以敛众怨。故吾家人屡书乞来任所，以为祸在眉睫。” [39]他致函主持族事的曾国潢：“哥老会匪，吾意总以为解散为是。顷已刊刻告示，于沿江到处张贴，并专人至湖南发贴，兹寄一张与弟阅看。人多言湖南恐非乐土，必有劫数。湖南大乱，则星冈公之子孙自须全数避乱远出。若目前未乱，则吾一家不应轻去其乡也。”总督让族人尽最大可能留守湘乡，这是湘军创始处，也是他养老之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离开。 [40]
曾国藩同意解散哥老会，但不赞成处罚有军功的会徒。内战中各省因功保举武职三品以上的达数万人，三品以下数不胜数，曾国荃部便有许多人被保至一、二、三品武职候补官员，以至于有人把曾国藩说成是哥老会的最高领袖。曾国藩四处张贴解散哥老会的布告，无非是向朝廷自证清白。总督不希望激化矛盾，不许曾国潢“搜剔根诛”搜捕哥老会会徒，“哥老会之事，余意不必曲为搜求”，“提、镇、副将官阶已大，苟非有叛逆之实迹实据，似不必轻言正法”，“余意凡保至一、二、三品武职，总须以礼貌待之，以诚意感之。如有犯事到官，弟在家常常缓颊而保全之；即明知其哥老会，唤至密室，恳切劝谕，令其首悔，而贷其一死”。 [41]
为不与哥老会发生冲突，曾国藩又致函湘乡知县：“哥老会一案，弟有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严禁株累诬报之风，以靖民气。” [42]为不使事态扩大，总督还致函湖南巡抚：“生杀之权当操之抚帅，湘邑不准擅杀一人；狱讼之权当操之邑侯，局绅不准擅断一狱” [43]，强令主持团练局的曾国潢把审判权交给地方官员。他这样做十分策略，不使曾氏家族与秘密会社正面冲突，即使发生激变亦由地方政府应付，让哥老会面对国家政权而非曾氏一门。他这样做亦为平复人心，让人知道其体恤之意。
但在非体制内失业军功获得者看来，用鲜血和伤痕挣得的高阶位武职，一旦虎落平阳，地位远不如七品知县，甚至县衙小吏都可对其侧目而视，这样的侮辱实在难以接受。不满现实者内部亦分化着，战时抢来的财物多寡有差，一些人“尽载劫掠来的资财、妇女，回乡大量圈章田地，起造大宅，妻妾成群，狂嫖阔赌” [44]，一些抢得不多的人没钱购置田地，只能荷锄劳作做佃农，收成往往仅够缴纳田赋军粮，带兵吃粮的日子随着战争结束一去不返。总之战争使少数人得益，没能改变大多数参战者的生存境况。
秘密会党一直伴随湘军，扎根其中成为难以根除的痼疾。左宗棠部1866年入陕作战，哥老会多次在军中引发骚乱。提督刘松山部兵卒“邀结哥老会”，1869年3月发动哗变，“左军四营弁丁从而附和，右军后旗及马队四营继起应之” [45]，劫老湘军所设粮局，“据绥德，松山驰捕首逆百余人而定”，斩叛将四人、叛卒一百二十七人。 [46]哥老会继而又以索饷为名策动杨店湘军哗变，杀死提督高连生，部将桂锡桢“严扼同官县城”，部将周绍濂“严扼古泉旧垒” [47]，擒斩1300余名哗变者，使事态得以平息。1870年6月，振威军傅先宗部亲军右营哗变，征西军南路总统周开锡得到密报，赴军营处斩“闹饷勇丁三十五名”，拘捕哥老会渠魁、已保举为总兵的魏绍珍等“倡首滋闹”者，经陕甘总督左宗棠批准将其正法。被处斩的还有“纠众谋杀”统领的哥老会头目副将袁庄 [48]。
淮北之乱
在晚清团练运动中异军突起的是淮北苗沛霖团练。苗沛霖和洪秀全一样都是乡村塾师，生逢乱世的塾师似乎想法比较多，洪秀全要改朝换代做皇帝，苗沛霖想独霸一方当军阀。
安徽是内战中最早推行地方军事化的省份之一，也是缙绅大吏团练，乡土士绅团练最为活跃之地，而真正把本土团练做大的是凤台县生员苗沛霖。苗沛霖科举不顺，应邀去做捻党张乐行的红笔师爷。张乐行靠贩私盐起家，成了家有百亩田地的涡阳富绅，趁局势不稳于亳州雉河集拉起队伍组建捻军。捻军以宗群血缘为纽带，苗沛霖难以进入核心层，离开雉河集捻军老寨回到老家凤台下蔡武家集。
武家集被捻军列为打劫对象，苗氏富绅出资办团，请苗沛霖主持团务，塾师一口答应。“高筑墙，广聚粮，先灭贼，后称王” [49]是苗沛霖制订的策略和计划：高筑墙，把自然村落改造成寨墙高筑的圩寨，用来抵御捻军的侵袭；广聚粮，储存足够多的战备粮，招募团练守住圩寨；先灭贼，通过军事斗争消灭进入淮北的外部武装；后称王，建立地方政权成为割据两淮的军阀。
圩寨按照军事堡垒样式建造，“规方百丈，斩地以为濠，因土以成垒，穴垣以居炮，峭楼以阚敌，残壁断碣皆辇佐守具”。圩寨实行军事管制，“弗隶于官”，“每寨置心腹一人监守其中，统名先生，婚姻、土地、钱债细故悉主之，生杀予夺取决于沛霖，官为守俯而已”。 [50]圩寨兵役制度设计者，考虑到为贫富阶层均能接受，“练三丁取其一，贫者出兵，富者供资粮扉屦”。
下蔡武家集是圩寨试点。苗沛霖把下蔡所有自然村居民迁入寨内，派遣五百名团练守卫圩寨。武家集模式的核心是公寓制度，公寓为苗练派出机构，设公寓总管行使审判权、税收权。又在下蔡置厘卡征收厘金即货物贸易税。武家集圩寨作为样板推广到各地，“居民俱令入圩，不从者杀之”。 [51]
为将苗练势力扩展到皖、豫、苏、鲁4省交汇的淮北地区，苗沛霖劝说各县团练与其结成军事同盟，设黄、青、赤、白、黑五旗，邀寿州团总徐立壮、怀远团总邹兆元等担任各旗旗主，自己作为召集人做了盟主。
督军淮北的胜保率部在正阳关与太平军、捻军激战，为不使苗沛霖部攻其后背，命凤台知县李霖带他手谕收编苗练，条件为授予苗沛霖五品职衔，苗沛霖接受招抚，胜保纳他为门生。1857年4月苗沛霖部突袭捻军雉河集老寨，牵制与清军作战的张乐行部。苗沛霖利用胜保威势把队伍扩充为十万人，分为东练和西练，作战区域为安徽、河南十多个州县，1858年至1860年初，协同胜保部攻陷捻军多地据点，苗沛霖因功获川北道衔，1860年安徽巡抚翁同书奏准赏加布政使衔。
苗练垄断淮北军政，地方主官被边缘化。苗沛霖严厉打压敢于出头的官员，宿州知州董声元不服从他的命令，被逮捕至武家集老寨关押，宿州政务由苗练团董侯克舜接管。靠拢官府的乡土绅团被强行收编，蒙北团总陈子言在城北修建圩寨，苗沛霖以通捻为由将其拘捕，由苗练黑旗统领刘兰馨接管蒙北团练，设蒙城苗练公寓，控制蒙城军政事务。苗练势力蔓延到怀远，钦差大臣袁甲三命知县英俊主持怀远圩寨公局，苗练驻怀远代表张士端断然拒绝。圩寨连绵淮北，割据状态形成，寿州、凤台、怀远、蒙城、颍上、阜阳、霍丘、光州、固始、息县、商城11个州县被苗练控制，总计建有三千多座圩寨，每座圩寨部署一千至三千团勇，统治区域总人口约九百万。
苗练割据地区实行网格化管理。圩寨由圩董主管，大圩设圩董六至七人，小圩二至三人，圩董管理地保，地保管理圩民，圩董一职多由豪强富绅通过捐纳白银获得。圩董制度脱胎于保甲制度，本质上又与后者全然不同，其特点是有产者成为基层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富裕阶层担任圩董，苗练军费得到充分保证。地方官府因圩董制度被完全架空，中央政权失去淮北地区行政权，人口、徭役、田赋等都落到割据者手里。苗练还以防卫淮河流域为由，控制淮河水运、两淮食盐专卖权，将厘金、盐税全部输往苗练银库。正阳关税卡、三河尖税卡，甚至袁三甲部驻地临淮关税卡，也全都落到苗练手中。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逼近北京，奕詝携后宫嫔妃逃往热河，胜保邀苗练北上勤王，苗沛霖拒绝，建议安徽巡抚翁同书赴庐州对付陈玉成部，钦差大臣袁甲三、徐州总兵傅振邦率部北上勤王，苗练留在淮北寻战捻军。很显然这是苗沛霖的阴谋，以勤王迫使袁甲三、傅振邦离皖，由他割据淮豫一部。僧格林沁部兵败八里桥，苗沛霖认为满人气数已尽，趁机称王割据一方。赵烈文在其日记中称，苗沛霖在蒙城设坛，为尚且活着的咸丰皇帝缟素发丧，称“天下已无主，我等当各求自全”，“戴用宝石顶、三眼翎等物”，宣称自己为“河北天顺王”。 [52]
钦派在籍办团的寿州缙绅孙家泰是苗沛霖割据淮北的最大障碍。孙家泰在朝任刑部员外郎时，因工部侍郎吕贤基提名被钦派回籍办团，倾尽家产协助安徽巡抚周天爵剿捻，以至于“毁家佐军，贫甚，菽水养亲，晏如也”。吕贤基、徐启山兵败舒城投水自尽，周天爵剿捻无果病亡亳州，朱麟祺战死北峡关，李文安、李鸿章父子一个病死军中，一个投奔曾国藩帐下，同批回籍办团官员落到这般地步，孙家泰不觉心灰意冷杜门谢客不言兵事。吕贤基、周天爵之后，先后主持安徽军务政事的有舒兴阿、和春、福济、翁同书、袁甲三，孙家泰统统看不上，认为皖省“时事糜烂，守土之吏，畏贼如虎狼，而视民如鱼肉，是驱良入于暴也，吾无死所矣”。他这样的态度自然为众人不容，结果便是“寻为人所构，吏议落职”。 [53]
孙家泰是科举精英，看不起乡间塾师出身的苗沛霖，从不与后者来往。安徽战事频仍正是用人之际，孙家泰“旋复职”，“尝集诸团长州城，家泰短后衣，跨马佩剑，丁壮持矛戟夹持，出入威仪甚盛”，反观苗沛霖，即使受到主持淮北军事的钦差大臣胜保赏识，“闻檄召，则跨青骡，衣大布衣，戴小冠往会，从者百十人，类村野不习容止，座中皆鄙视沛霖，无与语”。苗沛霖自然清楚自己相较于孙家泰的落差，这样的落差使他更加奋发努力。1859年，孙家泰的弟弟孙家鼐殿试得中状元，苗沛霖备厚礼去寿州祝贺，孙家泰懒得理他，“州城闭，不得入，沛霖望成辑，长啸疾驰去”。 [54]这样的羞辱苗沛霖当时忍了，之后办团作战因功获四川川北道职衔督办淮北练总，地位已在孙家泰之上，孙家泰再看轻他就另当别论了。既然以道台衔督办淮北团练，那么自然有权让在籍办团缙绅孙家泰去苗练总部下蔡老寨听取命令，不去则军法从事。孙家泰哪里肯去，这样一来就“大拂该道之意，函令寿州团练将孙家泰捆献，方保无事” [55]，寿州团练原本就是孙家泰办的，怎么可能执行苗沛霖的命令捆献团总，这分明是找借口生事。苗沛霖准备攻打寿州，先派游击衔花翎都司李学曾等七人潜入城中做内应，寿州团练捕获李学曾等将其全部斩杀，苗沛霖率部包围寿州。
此时苗沛霖做的另一件事是为泄私愤，报复和他一起创办淮北团练的同乡徐立壮，领人去徐老家凤台北乡“焚其房屋，抢其资财，掳其人口，毁其坟墓，徐立壮仅以身免”。 [56]徐立壮为避难逃到寿州，翁同书让他带团练去河口阻击进攻寿州的苗练。这就更加惹恼了苗沛霖，苗练开始疯狂抢劫，督办淮北剿捻的钦差大臣袁甲三上折子惊呼，苗部“在颍上县地方劫掠饷银、官米，并将炮船二十只扣留备搭桥渡淮之用”。身为钦差当然要阻止苗部行暴，他报告皇帝“经臣飞函饬谕，该道捏称患病，诿为不知，令其公局复臣禀函，亦自谓所行实有过当之处，而饰词夺理，借端要求，竟不知法纪为何物？” [57]从这篇折子来看，奉旨在淮北办团的袁甲三至今不曾握有足以威慑当地圩寨团练的武装力量，由此难以阻止淮北团练火拼，再者行文之中称苗沛霖不知法纪为何物，那么时至当下他仍把后者当作体制中人看待。
苗沛霖可不在乎自己是否体制中人，他现在要做的是借为属下复仇逮杀孙家泰为由，占据安徽巡抚衙门战时所在地寿州，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军事统治区域。1861年2月10日，苗练渡过淮河进入两河口。寿州绅民见苗练逼近城垣，前往巡抚衙门求见翁同书，“环呼号泣，并具公呈，苦相请留”。 [58]翁同书早已不想待在安徽，递奏折恳请皇帝准许他辞职，寿城民众哭着求他留下来和他们共同守城。翁同书心一软便决定留下，命令总兵黄鸣铎率水师迎击苗练。相持半个月后围城的苗练越来越多，翁同书不懂军事一筹莫展，召集下属官员议事，众人对是战是和莫衷一是。参将韩殿甲说苗沛霖悖逆无状主张讨伐，署安徽按察使张学醇认为苗沛霖攻寿州仅针对孙家泰并非背叛清廷，建议守河口的水师撤防。翁同书采信张学醇之言，命令黄鸣铎部停战，苗练乘势由菱角嘴渡河，抵达寿州城下。
苗沛霖是决意反清了，为此联络在定远的死敌捻军领袖张乐行，苗捻双方达成谅解不再交战，合力进攻清军。他又派人去庐州联络太平军陈玉成部，约定合兵攻打寿州，并且同部分苗练按太平军规矩蓄发，陈玉成则代表南京政权授予苗沛霖“奏王”封号，并给予奏王印章。 [59]这样一来安徽北部局势大变，苗家军击溃寿州清军黄鸣铎部、灵璧清军沈宝臣部，凤阳、霍丘、怀远、颍上等地都成为苗练占领区，捻军也频频出击攻城夺地。宫中无奈之下打算换人，让翁同书下李续宜上，让湘系将领去做安徽巡抚，借湘军之力扭转皖北局势。曾国藩对这样的诱惑表示拒绝，他不着急，得等到皖北糜烂至极再去处理烂摊子，对浙抚王有龄如此，对皖抚翁同书也这样，湘军对于现在的安徽北部地区“实无意及之” [60]，即便位至两江总督，安徽全省为其理当经略之地。至于如何搪塞宫中，领兵之人自有各种理由，李续宜写折子称：“陈玉成图解安庆之围，悉锐西窜，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为众军根本，臣宜提师回援，不能遽任皖抚之事。” [61]
球又踢回到翁同书和袁甲三手中，看他们怎样救寿城于水火之中。翁同书的应付方法是牺牲徐立壮以求得苗沛霖的谅解，让后者看到他的诚意停止进攻寿城。1861年6月，在苗沛霖武装重重包围中的寿城，徐立壮被翁同书派人斩杀。苗沛霖麾下五旗团练中以黄旗为尊，徐立壮是黄旗旗主，翁同书曾极力拉拢他为己所用。“巡抚翁同书，文墨生，不知兵，欲倚立壮办贼，奏授永固副将” [62]，徐立壮避难至寿州，翁同书命他守河口，奏准授予其副将衔，现在徐立壮不但没价值还成了麻烦，翁同书便出卖他还将其处死。杀掉孙家泰则是袁甲三的主意，都是科举精英且都是钦派到安徽的办团官员，孙家泰还比袁甲三早一年到安徽，后者紧要关头杀起同僚来毫不手软。深刻理解钦差意图且逮捕孙家泰入狱的则是翁同书，文弱书生之于待宰同僚既不文又不弱。
为在战火中存留一座城市以及此地官绅平民身家性命，妥协不失为基于现实考量的一种方法，如答应对方所提条件将特定人员作为祭品献给强敌。只是明知献祭之人无辜，却还要强加给他种种罪行，则就显得不地道了。袁甲三列举必杀孙家泰的理由，将孙的罪行写入折子送往宫中：“孙家泰刚愎任性，暴厉恣睢，擅杀无罪，已非地方官所能钳制。若令有众数万，其悖逆有不可知者矣。” [63]这样的理由实在过于牵强，孙家泰即使刚愎自用暴厉恣睢也只是性格缺陷，怎么可以当作处死他的罪名。擅杀无罪并非空穴来风，1854年孙家泰以在籍办团钦差名义逮获四名通捻者，巡抚福济认为孙家泰未经地方官允许处死人犯属于越权擅杀，究其缘由是地方官员与在籍缙绅的权力之争，巡道府县四级官员认为在籍缙绅动了他们的奶酪，尤其看不惯孙家泰动辄打出“钦命帮办团练防剿事务刑部员外郎加三级孙”名号 [64]，拿出钦差派头视地方主官为空气，非要夺去他们手中的司法权不可。官与绅在推行地方军事化中的种种冲突，局外人或许不甚了解，在籍办团的袁甲三也落井下石就显得过分了。八年后寿州团练捕杀潜入城中的苗练间谍，则因苗沛霖已计划进攻寿州，战前情势千变万化。守城团练指挥官下令处死间谍亦属常理，定为擅杀之罪未免牵强。至于孙家泰一旦拥兵数万即会反叛清廷，更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袁甲三手中兵力多于孙家泰，按他的逻辑难道自己也要悖逆反清？
袁甲三是打定主意要除掉孙家泰了，他在奏折中告知宫中：“臣已密告翁同书，若不量思变通，寿民被围情急，万一私将孙家泰捆送苗练，又岂翁同书所能禁止？” [65]其意是让翁同书先行捕杀孙家泰，防止一旦由民间之人绑献孙家泰，他和翁同书对苗沛霖不好交代。对反清的圩寨团练这样地示弱，对办团同僚则强势霸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袁甲三之所以这样做，是因其想法与皇室高度一致。
从推行地方军事化伊始，清廷就对地方武装充满警惕，竭力动员其与反叛者作战，又唯恐其过度扩展颠覆国体。团练是奇毒无比的鸩酒，不得已而用之，迟早总要将所有团练裁撤掉，这是宫中的想法，反正最终是这样的结果，为情势所迫处死孙家泰这类办团者也就无所谓了。问题在于从决策者到执行者，行事实在过于毒辣。翁同书是以毒攻毒的始作俑者，他表明上和徐立壮关系密切，授其副将职衔，背地里则密奏宫中：“苗、徐不睦，如蛮触相争，官兵毋庸过问。” [66]宫中欣赏这种方法，还为促使苗、孙、徐火拼煽风点火，下谕称：“该练等结仇已深，恐非查办所能了结。苗练既无归路，若俾令进退维谷，不激而生变其谁信之？莫若以毒制毒，令苗练即攻孙、徐，以赎前愆，兼泄私忿，此三人互相格斗，能歼除一二，官军坐收其利，较之敷衍羁縻似有把握。” [67]如此毒辣的圣谕出宫门六百里加急送到袁甲三大营，对淮北各地团练领袖而言简直就是催命符。
按察使张学醇、总兵傅崇武接到袁甲三逮捕孙家泰的密札，与苗练小分队会合商议如何实施抓捕。这回翁同书抢先下手，先将徐立壮逮捕斩杀，又派人将孙家泰和寿城团绅蒙时中押入牢中，既然朝中同僚已是待宰祭物，弱鸡巡抚勃然雄起浑身霸气。孙家泰知道徐立壮已被翁同书处死，万念俱灰，在牢中“仰药死”。
孙团徐团已除，苗练一团独大。1861年10月29日，苗沛霖发出总攻寿城的命令，守城清军军官朱天祥、赵森保等倒戈，寿州城破，翁同书、张学醇、傅崇武等一干文武高官被俘，“家泰家属被执，不屈，皆死之”。 [68]苗沛霖成了战时省城的实际统治者，对他而言这不啻人生高光时段，战胜者心情自然是好的，对成为其阶下囚的巡抚、按察使、总兵亦以礼相待，不但免除一死还开恩将他们释放。只是这些被拘押过的高官们，人虽还活着颜面则已丢尽。
奕詝1861年6月28日死于热河，淮北局势未能如他所言任凭团练火拼坐收渔利，安徽军政主官卷入团乱，淮北落入苗练之手。两宫太后执掌帝国最高权力后，谕令满蒙八旗主力僧格林沁部进入淮北，清剿苗练、捻军和太平军残部，建立拱卫京师的战略屏障。
苗沛霖为避僧军锋芒，表示愿助僧格林沁攻捻。僧格林沁决定先灭捻后剿苗，1863年3月会同苗练强攻捻军雉河集老寨，张乐行突围至宿州被俘处死。苗沛霖此时才明白过来，他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祸事将临死期将至。这些年他之所以纵横一方，无非是清军、湘军、捻军、太平军博弈淮北形成均势，苗练借此频繁易帜扩展空间，现在陈玉成战败庐州，张乐行失守雉河集，僧军和湘军必定合力剿苗，其结局是割据之地终将失去，凤台武家集圩寨将是他的葬身坟地。
新任湘系巡抚唐训方发布苗练遣散令，苗沛霖率诸部殊死一搏。活动于河南的捻军张宗禹部应苗沛霖约，回师淮北攻夺失陷的捻军雉河集老寨。降清旧捻宋景诗部赴陕剿回途中反戈，返回山东易帜黑旗军反清。僧格林沁率部赴鲁平乱，苗练趁淮北空虚再陷寿州，蒙城、怀远、临淮、彭埠守军与苗练激战。战至1863年11月，苗部强攻蒙城未果，苗沛霖死于乱军；湘军攻陷怀远，苗沛霖之弟苗希年、侄子苗长春战死；张士端献彭埠降清。12月，僧军和湘军合攻苗练老巢凤台武家集，杀死圩寨中的苗沛霖妻子徐氏、儿子苗连生。寿州、颍上、正阳关各部苗练相继战败，淮北最强地方武装走到尽头。
清政权严厉追究为苗沛霖伸出援手的胜保，以此警告与团练武装关系密切的满人将领。胜保守制期满后奉旨赴陕西督办军务，“擅调苗沛霖率兵赴陕”，这是宫中难以容忍的，“严诏斥阻，不听，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乃止”。满人疆臣不顾一切地维护汉人门生，对出自叶赫那拉氏之手的圣旨置若罔闻，僧格林沁接谕密查，呈密折称胜保“拥兵纵寇”，太后“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胜保是满洲苏完瓜尔氏权贵，须由王大臣商议定罪，王爷们称“苗沛霖已戕官踞城”，胜保罔顾旨意重用贼寇。重用宋景诗是胜保另一重罪，降捻“宋景诗反复背叛，皆其养癕贻患”，议决结果定为死罪。上谕：“念其战功足录，从宽赐自尽。” [69]
苗沛霖反复倒戈易帜，密度远超苏沪团练。先投捻后反捻，继而投清随之反清，僧军入皖再度降清。张乐行兵败逃回老寨，清廷怀疑苗沛霖纵敌，为释疑苗沛霖诱杀陈玉成。苗沛霖是曹孟德的忠实粉丝，清人张锡嘏称其“极慕曹操之为人”。 [70]蒙城团总李南华劝苗沛霖北上勤王，以求获赏品级更高的职衔，后者笑曰：“现今英雄，独使君与操耳！” [71]苗沛霖视曹孟德为人生标杆，汉末枭雄迭起连年鏖战，黄淮流域正是战乱中心，曹操剿平群雄割据长江以北广袤地区，给予汉王朝致命一击。曹操和苗沛霖皆无官宦家庭背景，后者虽与前者朝代不同却心向往之，所做之事也异曲同工。生逢乱世举旗而起，或建国称帝或割据做军阀，这样的想法和做法其实很传统，多少君王霸主都是这般走来，通过军事斗争夺取江山，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曹操努力打拼创建魏国，苗沛霖战死沙场沦落为寇，既然是寇自然多是差评。
曹操是大战略家，苗沛霖邯郸学步亦有所获。苗沛霖对内战各方都不服气，取而代之又无可能，于是现实主义地去割据做淮北王。宿州知州董声元被他派兵拘捕，关在武家集，苗沛霖让亲兵传话给这官儿听：“我家老先生他日之皇帝也。”亲兵传的是苗沛霖的话，当皇帝过于夸张了，充其量也就是地方军阀。学者池子华在所著史书中论及苗沛霖：“在他看来，天下大事譬如残棋，得一着犹可支数步，建立独立王国的绝妙佳机，哪能轻易放过呢。” [72]只是前塾师观棋还是走了眼，有僧军湘军淮军轮番碾压他的地盘，哪里有什么军阀割据的条件？
曹操是魏晋文学鼻祖，以乐府诗见长，苗沛霖写联作诗也有亮点。他最看不起的是洪秀全，于是把想法写成楹联：
什么天主教，敢称天父天兄，丧天伦，灭天理，竟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何时申天讨天威，天才有眼；
这些地方官，尽是地痞地棍，暗地鬼，明地人，可怜福地名区闹成地狱，到处抽地丁地税，地也无皮。 [73]
可他自己就是把青天白日搅得天昏，将福地名区闹成地狱的人。“粮草马匹器械皆于有余之家起之，不从者杀” [74]，“每秋熟时，练总率队刈获，与田主中分之，田主不能私有其产” [75]，“有不从者多方挟制，或烧房屋，或扰耕种，或掘坟墓，或掠妇女、牲畜，令纳钱勒赎，有抗拒者，轻则戮其全家，重则屠其合族” [76]。
苗沛霖在秋夜仰望星空写诗袒露心迹：
手披残简对青灯，独坐搴帏数列星。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再误穷经。 [77]
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慨然赴死前写绝命诗，“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其中“我自横刀向天笑”一句，照搬自苗沛霖这首题为《秋宵独坐》的七律诗。一个是割据淮北的团练士绅，一个是慨然赴死的维新志士，他们都握刀仰天啸笑，大清帝国基石哪里经得住这样的刀锋这样的高分贝笑声，终究会崩裂会坍塌。
苗沛霖还是词人，他写的《满江红》气势磅礴激昂悲壮：
匹马西风，几踏遍关山夜月；看今夜霜华掌大，征衣似铁。逸兴顿辞陶令菊，雄心待咽苏卿雪。叹江南江北尽沉沦，红羊劫。
情不惜，妻孥别；心不为，功名热；只随身兵法，孙吴基业。猛虎山中行就缚，妖星天末看将灭。趁秋波挽袖涴罗袍，沙场血。 [78]
“匹马西风，几踏遍关山夜月”，“趁秋波挽袖涴罗袍，沙场血”，这是兵败蒙城行将就死的哀怨之词，字里行间依然全是豪放。鏖战之余亦有细腻感情，想起离别武家集老寨妻儿情状，“情不惜，妻孥别”，心软似水。从词里走出去却是另一番狰狞面目，清人所修的《涡阳县志》称：“苗沛霖带人抵高炉集涡河南岸，驻圩驻扎，遂沿涡河南西至赵屯五十余里，烧、杀、淫、掠，残忍已极”，“带队过涡河，往西北五十余里，扰害之苦，亦若涡河南。又扎营黄家店，每日搜寻，民逃亡奔于外”，“纵横百余里，皆成赤地”。 [79]清人所纂《寿州志》道：“（苗练）到城南一带掳去妇女数百，群居裸处，择其有姿色者入营献酒，其次则便给旗下嬲淫取乐。” [80]清人赵烈文在其日记中记述：“聚所得女口处一围内，使之接客，而收其夜合之资，以充军饷。” [81]
江山属谁
曾国藩是要经略安徽的，两江总督的辖区原本就是苏赣皖三个省份。湖南地方武装为夺得安徽，前仆后继代价惨重。江忠源部楚军两千人、李孟群部湘军二千五百人、李续宾部湘军六千人先后战死。曾国荃部1861年攻克安庆，湘军大营和总督衙门迁到城中，湘军才算在安徽有落脚之地。
清王室亦视安徽为重中之重，江忠源、舒兴阿、吕贤基、周天爵、袁甲三、李续宜、和春、福济、翁同书、胜保、彭玉麟、唐训方、僧格林沁等，先后奉旨主持皖省军政，可谓倾尽帝国精英。这份由奕詝和叶赫那拉氏拟定的人事名单，满蒙汉钦差督抚混编，旗兵绿营私军各属其主，各种背景各种派系内卷互戕，无一日不生事，无一日不冲突。
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最先卷入漩涡，弹劾满洲正蓝旗人、陕甘总督舒兴阿。袁甲三在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任上奉旨赴安徽办团，1853年抵皖，恰逢周天爵病亡亳州军中，于是接管后者麾下游击朱连泰部。袁甲三是河南人，无法在安徽组建宗亲团练，命其子翰林编修袁保恒招募豫勇入皖作战。袁甲三嫡系部队兵员不足，调动南阳镇总兵邱联恩部、大名镇总兵史荣椿部、徐州镇总兵傅振邦部，进攻凤阳、颍州、徐州捻军。御史出身的他利用奏事权，弹劾怯战避战的文臣武官，钦差大臣也不放过，舒兴阿兵抵庐州城外，畏惧不前以至于庐州城破江忠源自戕，袁甲三上疏奏准将其革职。
满洲正黄旗人、钦差大臣和春，满洲镶白旗人、安徽巡抚福济，与在皖办团的袁甲三不和，联名弹劾其“株守临淮，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部议褫职”，宫中召袁甲三回京。《清史稿》记叙袁氏离皖时，“军民泣留者塞道”，怀远人胡文忠更是“鬻子女，徒步京师，控都察院求以甲三回镇”，未得到应允，愤而“怀状自缢”。 [82]1856年清廷重新启用袁甲三，命他回皖对捻作战。满洲镶白旗人、钦差大臣胜保与袁甲三不合，密奏其驻军徐州、宿州自树一帜。宫中采信胜保所言，1859年袁甲三再度被召回京，转任漕运总督，直到胜保丁忧守制，袁甲三才补其空缺任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此时淮北情状与之前全然不同，淮北团总苗沛霖以圩寨制度瓦解传统基层社会组织，利用胜保为靠山控制淮北乡土团练，其麾下苗练经过多年积累，兵员、武器和战力在淮北屈指一数，远超袁甲三指挥的绿营和豫勇。
袁甲三畏惧苗沛霖团练，对其采取羁縻之策，牺牲掉早他一年在籍办团的孙家泰。地方豪强苗沛霖拥兵数十万，与之抗衡的缙绅孙家泰和寿州团练实力虽弱小，却一味硬“刚”。袁甲三、孙家泰都是科举精英，同在朝廷为官，前者深刻理解丛林原则，后者却以虚职逞强。“家泰强直有气，天爵亦赏异之，天爵甍颍州，家泰以忤道府夺官，旋复职。尝集诸团长州城，家泰短后衣，跨马佩剑，丁壮持矛戟挟侍，出入威仪。” [83]前刑部员外郎孙家泰以地方名流自居，前凤台下蔡武家集塾师苗沛霖则摆足地方豪强派头。孙家泰、苗沛霖、袁甲三同在淮北办团，袁甲三位至钦差大臣，为使苗沛霖攻捻，放下身段巴结妥协，保奏苗沛霖为淮北练总，使其获赏布政使衔。一个叫张龙的寨主率部归顺袁甲三，苗沛霖欲图其妻暗中谮害，“钦差袁畏苗沛霖之恶，竟将张龙正法” [84]，把张妻赏给苗沛霖为妾。袁甲三处事这样地现实，牺牲孙家泰也就顺理成章了。孙家泰自视甚高俯视群雄，他的底气还在于弟弟孙家鼐状元及第名声很大，怎么着塾师出身的苗沛霖也不敢动他，但他运气实在是差，苗沛霖就是要拿他当祭品。
袁甲三也曾叱咤淮北，认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与奕詝不断较劲。咸丰帝命袁甲三移师桐城，救保庐州，袁甲三拒不受命。捻军攻占永城，袁奏言：“贼将窜宿州、趋徐州。徐州为粮台重地，急应严防。”咸丰帝命他确探贼踪，迎头截剿。袁追到萧县后改变了主意，称徐州镇道兵勇足剿土匪，“臣应折回宿州，严堵南路窜匪”，不待旨意径自回师。袁甲三与钦差和春、巡抚福济不和，擅自奏请将宿州知州郭世亨开缺办理军务，以王启秀代之，奕詝告诉他人事问题须与和春、福济商定会衔，袁甲三我行我素依然单独上折，奕詝愤怒地说：“著传旨申饬。”袁甲三杀心很重，攻破临淮关后下令杀掉数千降捻，“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诛之”。攻下凤阳后，“于城外别筑七营，驱两城降贼入，择尤悍者三百余人诛之”。 [85]如此强悍桀骜之人，居然奈何不得苗沛霖，原因与后者以圩寨制度改造乡村基层组织，系统性架空地方政府有关，袁甲三作为中央政府驻淮北代表，除了招抚苗沛霖别无他法。
鉴于自身力量不足，袁甲三决定引湘入皖，借用湖南地方武装压制淮北军阀。他奏请任命湘军将领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利用湘军钳制苗练；由奏准主抚的贾臻为布政使、张学醇为按察使，让他们游说、驾驭苗沛霖。袁甲三的软肋在于没有自练之兵即嫡系私军，剿捻只能依赖河南雇佣兵、外省援皖军队、湘军和苗练，剿捻总指挥当得够窝囊。随着湘军主力进入淮北，胜保调离安徽依然遥制苗沛霖部，颇受宫中信任的钦差袁甲三陷入边缘化处境，又因多年征战积劳成疾，遂奏请宫中开缺回籍，1863年病故。
安徽进入湘军与苗练争霸时期，后者与满臣胜保关系极其密切。湘军占领安庆后，战线向北延伸至皖中、皖北，胜保力阻湘军进入他的势力范围，声称其部与苗练协同作战，无须湘军参战也可剿灭捻军，曾国藩对他的抚苗论痛加驳斥。
曾国藩对翁同书也很是不满，他既然做了两江总督，安徽巡抚自然应该向他汇报皖事，翁同书却不把他放在眼里，有事绕过他直接请示宫中。总督决定拿巡抚开刀，上疏宫中称翁同书先帮孙家泰守城，继而出卖孙家泰弃城求和，以至苗练破城后孙家泰全家被杀，寿州绅民遭屠妇女受辱，翁同书等被俘受辱。特别恶劣的寿州事件发生后，翁同书上疏为苗沛霖辩白，已不是昏庸而是无耻。曾国藩要把翁同书逐出安徽，他说：“若翁同书自谓已卸抚篆，不应守城，则当早自引去。”翁在寿州事件前已辞去巡抚职务，就不应该再插手安徽事务，他却出尔反尔留在寿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此人酿成大祸后还全无反思，“事定之后，翁同书寄臣三函，全无引咎之辞，廉耻丧尽，恬不为怪”。曾国藩弹劾翁同书：“军兴以来，督抚失守逃遁者皆获重谴，翁同书于定远、寿州两次失守，又酿成苗逆之祸，岂宜逍遥法外？应请旨即将翁同书革职拿问，敕下王大臣九卿会同刑部议罪，以肃军纪而昭炯戒。”为扳倒巡抚，曾国藩特意强调其两江总督身份：“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86]为使湖南武装控制安徽，湘军水师统帅彭玉麟也上疏弹劾翁同书：“苗沛霖背国如此虐民如此，而尚复议抚，则逆党愈以得志，良民谁不寒心。” [87]湘军核心层成员同时发声，指控扶苗派官员胜保和翁同书。
年轻的西太后一字不落读完这些折子，决定站在湘系督抚一边。曾国藩毕竟科举出道翰林出身，其有无反意还在观察中，过早地抑制曾国藩私军，八旗绿营又不能打赢叛军，结局便是帝国灭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局势尚未清晰前，她不会去惹湘军领袖。苗沛霖就不同了，此人自称河北天顺王，接受发逆奏王伪印，明摆着就是反清。对于苗逆的态度，翁同书是糊涂无能，胜保就另当别论了，他是心存祸心。
年轻的叶赫那拉氏极富政治智慧与宫廷权谋，在战场局势与宫廷斗争之间，她更着意后者。出生于女真扈伦四部之一叶赫部的她，现在握有帝国最高权柄，对其家族曾是爱新觉罗宗族世仇这一点，则依然敏感时时警觉。爱新觉罗·努尔哈齐在世时，传说挖出过刻有“灭建州者叶赫”字样的石碑，这使她的宫廷生涯充满恐惧不安。即便现在端坐大殿垂帘听政，眼前晃过的依然是永不消停的腥风血雨。胜保在辛酉政变中拥戴过她，此人是恭亲王的人，这对宫中的孤儿寡母意味着什么，叶赫那拉氏心知肚明。她要借曾国藩之力扳倒胜保，让奕訢清楚，参与祺祥政变助她夺权，并非就是任意妄为的理由。
爱新觉罗·奕詝1861年8月22日病逝热河，遗嘱为5岁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淳嗣位，命领侍卫内大臣爱新觉罗·载垣，郑亲王爱新觉罗·端华，大学士爱新觉罗·肃顺，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即顾命大臣，辅弼幼帝总摄朝政，两宫太后握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御章，宫中颁诏须盖上两枚御章方能生效。
懿贵妃叶赫那拉氏鼓动皇后钮祜禄氏垂帘听政，与被排除在顾命大臣名单之外的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发动祺祥政变，睿亲王爱新觉罗·仁寿、醇郡王爱新觉罗·奕譞率亲兵抵密云，拘捕护送皇帝梓宫回京的肃顺等，“械系，下宗人府狱”，两宫太后以同治皇帝名义颁发诏书，“赐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 [88]
政变发动者叶赫那拉氏很快就进入新角色，通过垂帘听政掌控整个帝国。她是清醒的，知道自己并非至高无上的女皇，而是各种政治派系的仲裁者，政治平衡术是自己的生存之道。年轻的慈禧太后坐在幼帝身后，隔着轻轻晃动的珠帘，忧郁的目光越过满汉朝臣的顶戴花翎，越过层叠起伏的宫殿，越过宫墙越过京城，看到帝国宽广辽阔的江山，看到为帝国而战的清军湘勇。
太后知道肃顺与湘军往来密切，肃顺“喜延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及举人王闿运、高心夔辈，皆出入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于剿匪主用湘军，曾国藩、胡林翼每有陈奏，多得报可，长江上游以次收复。左宗棠为官文所劾，赖其调护免罪，且破格擢用”。 [89]肃顺重用湘人或出于军事需要，借此拉拢湖南地方势力为自己站台恐怕也是目的，即便这样叶赫那拉氏还是竭力笼络手握重兵的曾国藩，没有这位手握重兵的湖南人，帝国永远打不赢叛军。曾府幕僚赵烈文道出实情：“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 [90]这样的实情叶赫那拉氏、曾国藩心里都明镜似的，知道了还走到一起，这就是政治智慧，两者都需要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都想使帝国在炮火中得以续命。
1861年12月26日，一艘装满貂裘、绸缎、玉指环的船只抵达安庆码头，这些宫中物品是两宫太后赏赐给曾国藩的，为犒赏湘军攻下这座长江北岸的战略城市，给攻夺伪都南京奠定了坚实基础。叶赫那拉氏为这次胜利倍感激动，这次胜利距辛酉政变不到两个月。而在这艘装满皇家赐物的船只抵达安庆前，湘军领袖还接到加盖“御赏”“同道堂”印章的圣旨，命他“节制浙江”，两江总督节制浙省，这在有清一代还未曾见过，恩宠之意全在里头。
曾国藩决意经略安徽。胜保针锋相对，1862年4月上疏称：“袁甲三为皖省统帅，实则株守临淮，而于苗练捻匪并未办理分毫”，李续宜“未以帮办皖军自任”，“仍附于曾国藩，于捻匪苗练诸事均未着手”。他要求宫中将安徽、河南军政统归于他，“两省联为一气，实为军务大局有裨”。 [91]曾国藩对此大为恼火，不许胜保插足安徽，上折子说湘系督抚将领胡林翼、李续宜、严树森等，“皆不愿与胜保共事”，“李续宜之才足以绥定皖疆，其力又足以制服苗党”，“请旨责成李续宜专办安徽军务”，“胜保专办河南军务，无庸兼顾皖省”。 [92]宫中准奏，将胜保调往陕西清剿回民武装，安徽军务统归李续宜办理。李续宜是坚定的剿苗派，不因苗沛霖诱捕陈玉成停止攻苗。1862年5月25日，湘军蒋凝学部歼灭苗练贯金部、金毛兽部于霍丘。
胜保1862年5月25日呈递折子，愤怒地要求湘军不得剿苗，他将把苗练改为钦差练营随其平捻，安徽巡抚李续宜不得与闻。对于这份最后通牒式的折子，宫中的回复是所奏各条“著不准行”，“苗沛霖系皖省练总，自当听巡抚约束”。 [93]胜保越发恼怒，上疏直斥宫中所做的一切都是误国之举，悲愤难抑的满洲重臣在赴陕作战前再递折子：“现当我皇太后、皇上信任楚军之际，奴才既不必与之争功，亦不屑与之负气”，“我朝自列圣以来，从不以重柄尽付汉臣，具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而远虑也！奴才满洲世仆，受国厚恩，苟愚见所及，不敢逆探圣意所向以为语” [94]。
胜保言必称满汉畛域，却把苗练这支汉人武装视为己出，必欲调到身边随其入陕，送入宫中的折子口气强硬：“臣拟传谕苗沛霖挑选精锐，不得超过一万人，饬令来营助剿，转可藉资钤束”，同时饬河南军需局拨银万两接济盘费。 [95]口称奴才的胜保已经把自己当主子了，在折子中说话是命令式的，欺负孤儿寡母倒也罢了，可径自调动苗练就非同小可了，这些圩寨中人强悍凶残，连经略皖省多年的袁甲三都奈何不得，淮北驻军被打惨，寿城团练遭痛歼，巡抚做了囚徒，胜保调苗入陕是何居心？
两位太后在言辞懔厉的圣旨上盖了御赏同道堂印章，六百里加急送往胜保大营：“胜保身为大臣，岂不知征兵遣将皆须禀命朝廷？乃并不先行请旨，辄敢擅拨饷银，派员迎提苗练，胆大妄为，实堪痛恨。著胜宝于接奉此次谕旨之日，即迅速飞檄截止苗练，不许一人一骑入陕，仍令静候僧格林沁调遣，以免纷歧。倘敢不遵谕旨，阳奉阴违，必将胜保从重治罪，决不宽待。”
胜保豁出去了，“严诏斥阻，不听”，宫中“命僧格林沁大军监制，乃止”，他这样地不顾一切灯蛾扑火，是把性命都博上了。叶赫那拉氏让僧格林沁密查，僧王回折称胜保“拥兵纵寇”。太后当机立断，“密诏多隆阿率师至陕，传旨宣布胜保罪状，褫职逮京，交刑部治罪，籍其家”。 [96]胜保是必死无疑了，罪状写入上谕：“擅调其练众入陕，迨谕旨不准犹复屡次抗辩。今苗沛霖已戕官踞城，肆行背叛……靡饷劳师，皆胜保之养痈贻患所致，而胜保之党护苗、宋（宋景诗）二逆，不得谓无挟持朝廷之心”。盖上同道堂印章的这道谕旨判处胜保极刑，“赐令自尽”。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