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满蒙铁骑
僧格林沁继胜保之后进入淮北攻捻，与后者不同，蒙古王爷率领着最精锐的帝国铁骑，这也是历经中外战争后帝国所剩的最后一支主力部队。
僧军并非首次对捻作战，早在1860年，僧格林沁就已奉诏率德楞额、格绷额、伊什旺布、伊兴额、西凌阿、舒通额、苏克金、色尔图喜、恒龄、卓明阿等悍将，在江苏徐州、丰县，河南商丘、杞县，山东济宁、菏泽、曹州、泰安、青州、临朐、金乡一带剿捻。此次宫中授僧格林沁正黄旗领侍卫内大臣，1862年3月僧军与捻军在河南开封杞县许冈会战，僧格林沁“三路合剿，歼匪万余”， [98]7月僧军攻克商丘金楼寨，歼灭白莲教郝姚氏、金鸣亭武装，前锋进入亳州境内，逼近捻军根据地。
在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情况下，僧格林沁部进入安徽剿捻，缘于湘军主力集结于皖中、南京地区对太平军作战，无法全力清剿淮北捻军，捻军除在淮北活动，还进入豫南靠近直隶，不除此患京师不宁。僧部进入两江总督辖地安徽，还因帝国上层贵族集团意识到湘淮地方集团对中央政权的威胁，通过剿捻可以显示帝国铁骑仍是不可小觑的强大军事力量。联合苗练攻捻，牵制湘军坐大，是这位蒙古王爷的老到盘算。他制定抚苗剿捻政策，拨给苗练一万两白银作为剿捻军费，对胜保为不使苗练被湘军清剿将其编入直属部队赴陕作战一事，与先前态度大不一样。他奏告宫中为苗沛霖陈情，称此间本无异情，他“密派土人扮作商贾前往苗沛霖处查访，据回营报称，探得苗沛霖曾有声言预备干粮前往陕西之说，复又中止，此时并无动静”，又称苗练正在积极攻捻，尚有利用价值，他考虑再三“惟有仍用羁縻之法”。 [99]
僧军、湘军、苗练三足鼎立，对苗沛霖最为有利，打破均势则是险棋。个性张扬的苗沛霖哪肯久居僧格林沁之下，他走了一步险棋，结果便是难以逆转的死局。苗沛霖认为找到了新靠山僧格林沁，从惧怕湘军转变为挑衅湘军，欲以僧王代理人的角色将李续宜和湘军挤出淮北。苗练开始主动攻击驻颍州、寿州的湘军，若湘军反击则不惜扩大战争规模，以期与入皖旗军合攻湘军。
曾国藩看出苗沛霖意图，奏告宫中称：“驻颍州、寿州湘勇，动辄被苗沛霖掳杀。苗沛霖有意挑衅，意在激我之怒，加兵与彼，彼乃藉词以构乱。”他指出苗沛霖背后站着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十月初五与苗沛霖札稿，拨给苗银万两，令其带兵剿捻”，苗沛霖随即“前后禀词，痛诋楚师，令人发指”。总督通报两宫太后，鉴于这样的局势，“碍于僧格林沁抚苗剿捻之局”，“拟将寿州、正阳、霍丘等处湘勇撤出，并调至庐州、巢县一带驻防”。 [100]在写给沈葆桢的信中，湘军领袖说明为何退避：“敝军若与苗党开仗，必与僧邸（僧格林沁）南北水火。今日之天下，岂堪将帅更有水火之争？故不能不早退一步也。” [101]实则曾国藩看得更深，僧格林沁惨败通州八里桥，亟需一场凌厉搏杀展示残存战力，让世人看到帝国铁骑可控制长江以北地区，在蒙古王爷的这盘棋局中，湘军和苗练均是棋子，僧格林沁既是拱火者又是最后得益者。湘军领袖选择战略退却，棋局中示弱方往往棋高一着。
僧军、苗练合攻涡阳雉河集老寨，1863年3月19日，全歼二十万捻军。这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亦是僧格林沁的高光时刻，周天爵、袁甲三、胜保、曾国藩、李续宜做不到的，他做到了。这对于同为捻军克星的苗沛霖而言，是招妙棋亦是死棋，获胜之日即是灭亡之时。僧格林沁不是胜保，他对苗练示好只是利用，最终要将其剿灭于淮北。剩下的便是你死我活的搏杀，结束忍耐期的湘军也参与进来，和僧军一道将苗沛霖和他的苗练从地球上抹去。
作为钦派统辖山东、河南军务，并直隶、山西四省督、抚、提、镇的统兵大员，僧格林沁这回是打定主意要经略他的地盘了。当然，他的地盘还包括淮北，僧王打算精心治理这块曾经的军阀割据之地，将其作为典型推广到各省。恢复中央政府统治权是重中之重，必须坚决地摧毁圩寨制度，改变地方绅权强于地方官府的现状。僧格林沁奏告宫中，钦差督抚滥保团总官品职衔，团董练总聚众囤粮截断税源，亟需解散圩寨抑制绅权。内阁随即颁发上谕：“皖北之患，实由民圩过多、练总权大所致。各团练总文职保至府道以上，武职保至二三品，仗势自豪。不但生杀之权地方官不能专主，甚至乡井小民止知有练总之尊，不知有官长之令”，“著僧格林沁将如何遣散各处民圩，渐削练总之权，俾团练无从抗官之处悉心筹画”。 [102]
僧格林沁的想法没有错，他的软肋是缺乏可用于地方治理的人才，建立成熟的文官系统，即便他的满蒙铁骑浴血牺牲，在淮北歼灭了捻军和苗练，安徽主官依然是湘系将领，只不过由李续宜换为唐训方。宫中允准僧格林沁所奏各条，具体执行的又是汉人督抚，宫中颁发的上谕为：“著曾国藩、唐训方督饬地方文武力加整顿。此后该处民练总须官为督办，毋再畀权练总，致成尾大不掉之势，方为妥善。” [103]这样一来，僧格林沁仅是提议者而非执行人。对于帝国上层贵族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更痛苦了，但现实就是如此，官府行政人才来自科甲制度，科甲精英与民族人口数量密切相关。
湘军也是要铲除苗练圩寨的，湘系新任巡抚唐训方奏折的内容，与僧格林沁奏言一模一样，也是要恢复地方官府施政权，把安徽置于两江总督曾国藩治下。唐训方告诉宫中：“民筑土为圩，备枪械以自卫，嗣且甃以砖石，增以雉谍，限以重濠，棋布星罗，坚如城郭，于是各圩自立，圩主违抗钱粮，擅操生杀，州县官除一城外，禁令不行。” [104]“格于强练降勇，其牧令不过伴食。一切征收、厘卡、听断、生杀之权，不能过问。” [105]他不能容忍这样的现实，一俟捻军张乐行部被僧军、苗练歼灭，立即颁布苗练遣散令，命令驻淮湘军剿除苗练。
湘军势力扎根安徽，僧格林沁如鲠在喉，必欲除之而后快。他参奏唐训方渎职，不亲督部属作战，其部将也参与倒唐，“都统富明阿奏劾训方”， [106]实者矛头指向曾国藩。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曾国藩、唐训方一直指挥湘军作战，僧格林沁1863年3月率主力赴山东征剿宋景诗黑旗军，捻军张宗禹部6月趁机进攻桐城，“为湘军周宽世阻遏”，捻军转攻六安，“又为湘军王临祥、曾广翼所阻”。 [107]
湘军更是全力剿苗。僧格林沁主力赴鲁，苗沛霖1863年5月易帜反清，全线进攻蒙城、凤阳、临淮，曾国藩、唐训方命令湘军陆营梁洪胜、左光培、成大吉、赵克彰部，水师张启基部，马队尹家宾部与之激战，“抚循降圩，收其兵械，奏移凤台，治下蔡雉河集，增立涡阳县”。 [108]僧格林沁、富明阿罔顾事实弹劾唐训方，致使后者调离安徽，降职为湖北署按察使。
僧格林沁已经掌控安徽军政权力了，其部势力范围从山东、河南、直隶、山西扩展到安徽。1864年7月湘军攻克南京，帝国上层贵族集团悲欣交集，悲的是这样的胜利由湘淮集团获得，喜的是终于有了裁撤湘淮军的理由。僧格林沁与朝中倒湘派遥相呼应，断定南京圣库所有库银被曾国荃部劫走，“命江宁将军福明阿以查看满城为名” [109]，暗中察访圣库黄金白银下落，罗织罪名加害曾氏兄弟。叶赫那拉氏这回站在僧王一边，在上谕中附上质询湘军侵吞伪都圣库库银的户部奏疏。曾国藩为避害再次示弱，大规模裁撤湘军，让曾国荃辞职返湘。满蒙铁骑现在可以驰骋在长江以北的帝国土地上了，这是宫中乐于看到的。
此前，一支突如其来的生力军出现在僧格林沁面前，他们选在1864年与满蒙骑兵决战。这是太平军陈玉成余部和捻军张宗禹、陈大喜部混成的军队，由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任正副总指挥。1861年安庆失陷陈玉成退守庐州，“城内乏粮，恐难持久”，命陈得才、赖文光等率三万精锐，“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 [110]1864年2月天京危急，陈得才等率部自陕西、河南分兵回救，一路上会合了捻军张宗禹、陈大喜等部，“众至数十万，声势甚壮”。 [111]
陈得才等的战略目标是攻击湖北，调动围攻南京的湘军，僧格林沁要做的是消灭这支部队，使湘军打赢南京战役。唯有占领太平天国首都，清政权才能延续下去，裁撤湘军的事放到克复伪都之后解决，科尔沁亲王为南京决战的胜利率部阻击湘军侧翼之敌。作出这个决定时的王爷，对战胜这支太平军、捻军混成部队信心满满，1854年他曾率骑兵与太平军北伐部队鏖战，那是一支由林凤祥、李开芳指挥的突击部队，快速穿过安徽、河南、直隶，攻至距北京不到三百里的天津杨柳青，帝国铁骑用马刀阻止他们前进，1855年3月7日围歼林凤祥部于沧州东光连镇，5月31日在荏平冯官屯全歼李开芳部。相隔10年后，僧格林沁指挥大军再战太平军。
战役1864年2月打响，8月进入高潮，这是一场古老的步骑兵大战，战场跨越安徽、湖北，惨烈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许多八旗将领力竭而亡战死军中。红石堰之战，太平军“以万众来扑”，“苏克金力战，歼贼甚众，遽病暍卒”。苏克金骁勇善战，是僧格林沁最得力的部将。“贼窜河南光山、罗山”，“僧格林沁亲督马队追击，战于萧家河，援贼大至，稻陇地狭，马队失利，自翼长舒通额以下，阵亡将领十二人”，这是重大损失，一仗战损12名悍将。光山柳林之战，僧军中伏，“为贼所围，力战始退，总兵巴扬阿死之”。战局在10月开始有利于僧军，河南捻军张宗禹部进入上巴河、蕲州，与太平军陈得才部会师风火山，僧格林沁率军强攻，连战连胜，陈得才部、张宗禹部退往安徽潜山、太湖、英山。11月，僧格林沁组织霍山战役，攻克土漠河、乐儿岭、陶家河，“匪目黄中庸率千人来降”、“马融和率党七万人投诚”、“贼党甘怀德诱擒伪端王蓝成春出献”、“余党汪传第、吴青泉、吴青泰、范立川等各率众乞抚，先后受降十数万人，著名匪首仅存数人”，陈得才无法控制局面，“穷蹙自尽”。 [112]
这是继全歼淮北张乐行捻军、苗沛霖团练之后，帝国骑兵再次赢得大捷，僧格林沁因此战被尊为帝国战神，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满蒙骑兵亦成为帝国神话。蒙古弯刀片刻不停割喉放血，马掌过处土崩花飞草碎，五彩军旗之下白骨无垠，败于通州八里桥的蒙古汉子，羞辱郁积内心整整4年，现如今终于可以飙洒热泪仰头长啸。
霍山战役并非完美无懈的歼灭战，太平军赖文光部，捻军张宗禹、陈大喜部数千人突围，撤到湖北、河南交界处组建新捻军，推举赖文光为军事领袖。新捻军实行太平军军制，改变捻军忽分忽和不相统属的松散组织形式，为适应北方平原作战特点，采用骑兵奔袭的运动战。这是一次重大调整，赖文光以满蒙骑兵为模板，建立了与其战法相同的野战军，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在之后的交战中，不再有垒墙围圩据寨死守，作战双方天驰百里成为常事，将士骑着马背疾驰，遇上了就贴身挥刀搏杀你死我活。这是古老的野战，也是真正的野战，比骑术比体质比耐力，疲乏到极点也痛快到极点。这也是消耗战而非速决战，僧军的战损率成倍增长，蒙古骁将满族悍兵逐渐战死，战场优势不再属于满蒙铁骑。
南京是1864年7月被湘军攻占的，那一刻僧格林沁情绪复杂，为防止湘淮集团任性坐大，欲借伪都库银失踪案扳倒曾国藩，因此期盼能够速战速决，腾出精力应付新的局势。赖文光摸准僧王心思，利用其速胜心理布阵诱敌。
1864年12月，僧格林沁率所部寻战，在河南邓州唐坡中伏，伤亡惨重。1865年2月，“贼折而南犯鲁山，大军追及，战于城下。前锋得利穷追，后路为贼钞袭，翼长恒龄等阵亡。舒伦保、常顺马队接应，陈国瑞横突扼桥上，始得全师退，而舒伦保、常顺亦以伤殒”，又是一场大败。僧军终于在这年3月在淮河北岸确山围住敌军，僧格林沁登山督战，大败新捻军。赖文光再次突围，率余部“奔入山东境，渡运河至宁阳，折向曲阜”。科尔沁亲王不顾一切地驰马向前，身后跟着疲惫不堪的满蒙骑兵，他们为寻战为决战，“驰追匝月，日行百里，往返三千余里，马力久疲”。“自苏克金、舒通额、恒龄等殁后，得力战将渐稀”，僧格林沁本应制定新的战术战法以适应战场变化，但他的头脑中除了疯狂追击没有其他，在这样的追击中，让他自己和部属耗尽体力。这样的情状连宫中和内阁都看得出来，“朝命先调湘淮军著名兵将”，帝国战神哪里肯依，自然是“不愿用之”。他态度这样地傲慢，湘淮军便有了坐观其战的理由，“多观望不至”。 [113]淮军战斗力最强的铭军，就驻在安徽六安、霍山，刘铭传未派一兵一卒增援僧军，任僧军消耗殆尽终至陨灭。清廷震怒，严旨申饬两江总督曾国藩，谕令刘铭传革职留任。
僧军残部一万余人成为疲惫不堪的孤军，从追击模式切换到溃退模式，从山东溃逃至河南光山，继而又退到邓州。捻军好像也精疲力竭打不动了，帝国将士精神为之一振，“僧格林沁督师猛进，再战再捷”。他们不晓得这些胜仗是虚拟的，是赖文光导演的诱敌之计。1865年5月18日，僧军追击新捻军至山东菏泽县西北的高楼寨，忽然遇到顽强抵抗，三路进击皆败。接下去便是屠杀，这回被屠的是满蒙骑兵，“退扎荒庄，遂被围，兵不得食。夜半突围乱战，昏黑不辨行，至吴家店，从骑半没”。部队中了埋伏，半数人战死，僧格林沁与亲兵走散，独自骑马跑向漆黑的阔野，等待他的是平常不过的死亡，“抽佩刀当贼，马蹶遇害” [114]。
淮盛湘衰
失去僧格林沁的清帝国，从此不再有可战的皇家军队。捻军偏又满血复活，由最难缠的太平军将领率领逼近京畿。无论多么不愿意，叶赫那拉氏还是谕令湘军渡江北进，“诏国藩速赴山东剿捻，节制直隶、山东、河南三省”， [115]把已故蒙古王爷的防区全都给了湘军领袖。
湘军大部已被裁撤，曾国藩此时手中只有三千亲兵，让他怎么剿捻？只有在湖南重新招回被撤的湘勇，然后借调淮军助战。李鸿章奉旨署两江总督，他爽快答应曾国藩请求，将淮军最精锐的刘铭传、周盛波、张树声、潘鼎新、刘秉璋诸部，都交给曾国藩指挥，实际淮军成了剿捻主力。
曾国藩设大营于江苏徐州，一改僧军寻战速战的做法，沿用“结硬寨，打呆仗”的打法，“重迎剿，不重尾追”，筑垒开壕守河护城，滞缓敌军行进速度和攻击力。看似保守的做法实际上隐藏杀机，“分地甫定”是新的提法，即利用区块防守中将敌军切割开来，在固守中寻机反攻，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湘军以静制动对付快速移动的捻军，相比僧军以动制动在运动战中歼灭捻军的战术，理论上有可行之处，实行起来则困难重重。固守河流城池壕垒需要人数众多的军队及巨额经费，廷臣朝官多认为这些想法不切实际，曾国藩不管，他不这样又能如何，他告诉宫中，“僧格林沁尝周历五省，臣不能也”，“今贼已成流寇，若贼流而我与之俱流，必致疲于奔命，故臣坚持初议，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 [116]
孰是孰非只能由战争实践决定了，1866年9月，曾国藩调湘军刘松山、张诗日、鲍超部为游击之师，在河南开封发动芦花岗战役，战役意图为以芦花岗防线阻敌前进，以游击之师即野战军将其围歼。赖文光看透湘军意图，9月24日趁沿岸工事未完工，指挥骑兵渡河冲开堤墙填平堑壕，一举突破湘军黄河、运河防区。赖文光将捻军分为东、西两军，欲率东捻军进抵湖北东北部，和张宗禹西捻军会师川陕，建立以四川为中心，外围延伸至陕、鄂、滇、黔的根据地。
芦花岗战役失利，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未能歼灭捻军，曾国藩被宫中弃用，1866年12月接谕复任两江总督，北上剿捻的湘淮军统归李鸿章指挥。总督心情恶劣，把劳师无功归结于淮军诸将不服从指挥，作战计划难以贯彻。湖北按察使徐宗亮在所著《归庐谭往录》中说，曾国藩为不能灭捻痛呼：“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将剿捻湘军交给淮军领袖指挥，以败将身份结束军事生涯，这实在是太不体面了，湘军领袖恳请宫中让他留在徐州大营效力，愿意为此辞去两江总督职务，在折子中曾国藩写道：“继请开缺，以散员留军效力。”为留在军中，他甚至提出“请削封爵”，宫中的回复干脆利落：“皆不许。”
曾国藩虽被弃用，被裁撤几乎废掉的湘军还是利用剿捻恢复些许元气。预测剿捻主战场将移至湖北，曾国藩奏请曾国荃担任襄抚，“与豫抚会办西路”。 [117]在安徽的遭遇告诉他，没有嫡系部队是不行的，他期待湘军在湖北崛起，一改先前颓势。很快有任命曾国荃为湖北巡抚的上谕下来，“命帮办军务，调旧部剿捻匪”。曾国荃是安庆、南京两大战役的前敌总指挥，战功远在李鸿章之上，李鸿章现在做了剿捻总指挥，曾国荃则是帮办军务，自然会有心理落差。曾国荃赶去湖北已是1866年6月，“汰湖北冗军，增湘军六千，以彭毓橘、郭松林分统之”。 [118]到了1867年2月，在湖北的湘军增至三万余人，湘系广东提督郭松林、浙江提督鲍超、福建汀漳龙兵备道彭毓橘均率部抵襄，湘军水师左光培部也进入江汉防线。
果真如曾国藩所料，赖文光在1866年9月开封芦花岗战役后，率东捻军经山东、河南于11月进入湖北，攻占麻城抵近武汉。曾国荃率湘军诸部和淮军张树珊部迎战，东捻军攻势凌厉，1867年1月设伏成建制歼灭湘军郭松林部，郭松林受重伤，其弟郭芳珍、悍将曹仁美以下四千人战死。湘淮军不适应捻军骑兵战法，一旦被咬住就难以挣脱，淮军张树珊部孤军深入，捻军迂回断其后路，“树珊力战陷阵，至夜半，马立积尸中不能行，下马斗而死”。 [119]郭松林部、张树珊部接连败于捻军马刀下，历经百战的曾国荃为之心寒。
1867年2月19日，湘淮军在湖北京山尹隆河与捻军战，湘军主力为鲍超霆军，淮军主力是刘铭传铭军。刘铭传部提前发起进攻，被捻军围住，唐殿魁、田覆安、吴维章等将领先后阵亡，刘铭传脱掉制服坐地等死，残兵不过两百人。鲍超见淮军“辙乱旗靡，驼马盈野”，知道其被捻军击败，当即命令湘军全线压上进行反包围，歼灭捻军万余人，俘虏八千余人，缴获骡马五千多匹，夺回铭军所失洋枪四百支。鲍超又集结被俘的数千名铭军，与霆军一起追击捻军至直河、丰乐河、襄边河，歼灭捻军万余人，俘虏近四千人。清人刘声木记述，此战淮军刘铭传顶戴官服被捻军缴获示众，湘军鲍超奚落他说：“省三得头品顶戴，穿珊瑚细珠为帽结，以示异于众，今获于贼手，其殆死乎？” [120]
尹漋河之战，刘铭传及余部得以生还全靠湘军，刘铭传却把战败诿过于鲍超，说鲍超未按约定时间下令进攻。李鸿章袒护爱将，奏称刘铭传部于辰刻“先至尹隆河”，“接仗过猛，又因鲍超期会偶误，致有此失”，指责鲍超指挥失误，铭军“忽后路惊传有贼，迭次飞报，不知系霆军亦由此路进也”。 [121]曾国藩不这样认为，他对鲍超的评价与李鸿章截然不同，盛赞鲍超英勇，称“鲍公以偏师破贼数万，出人意料”。湘淮集团因尹隆河战役产生内部矛盾，这是叶赫那拉氏乐意看到的，为拱火她扬李抑曾，“下诏谴鲍”。 [122]鲍超激愤难抑称病返湘，宫中乐观其成，将32营霆军“裁撤18营，只留14营，改成霆峻军”。 [123]鲍超部将唐仁廉不想脱离战场，挑选精壮组建仁字营“改隶淮军”。 [124]曾府幕僚王闿运痛呼：“自此无霆军焉！” [125]
湘军尹隆河大捷，反而痛失虎狼之师，自然构怨淮军。叶赫那拉氏不去居中调停，反而站在淮系李鸿章、刘铭传一边压制湘系鲍超，撬大湘淮地方武装裂痕，皆因她始终认为曾氏兄弟是清政权的心腹之患。连年战争埋葬了最精锐的皇家部队，尚能为帝国而战的只有湘淮军，叶赫那拉氏用来治国治军的唯有政治平衡术，只是这回的对象不是湘系曾国藩与满蒙胜保、僧格林沁，而是湘系曾国藩与淮系李鸿章。
战败后的东捻军仍有七万人，马背上的他们快速移动犹如闪电，最终目的是进入川陕建立新政权。曾国荃为阻止其入川，命彭毓橘部一万二千人在蕲水建立防线，自领13营淮军从浠水六神港赶赴溪潭坳堵截捻军。1867年3月23日，赖文光佯败诱敌进入港河，伏军“四面齐出，约有四五万人”， [126]将陷进淤泥难以自拔的湘淮军死死围住，候选道葛成霖，提督罗朝云、邓泰福、王仕益、陈致祥，总兵彭光友、罗兴祥等五十名将领丧命，三千多人战死。曾国藩表弟彭毓橘阵亡于此役，其部多是湘乡、湘潭、长沙籍湘军，作为曾国藩亲兵参加过安庆、南京战役。蕲水之战后曾氏兄弟再无成建制亲兵。
东捻军越战越勇，经河南进击山东，碾压湘淮军苦心经营的运河河防。1867年6月，六万东捻军进入胶东半岛。无数人力天量白银堆成的河墙炮台顷刻土崩瓦解。叶赫那拉氏震怒，“诏斥诸疆吏防剿日久无功，国荃摘顶，下部议处”。曾国荃苦战数月不敌捻军，萌生退意奏请开缺，宫中也不留他，“允之”。 [127]
李鸿章亦被申斥，令其“戴罪立功”，同时给予他更大的军事指挥权。朝野以为东捻无敌，李鸿章则认为“贼入死地，可灭也”。 [128]若把胶东半岛当作布囊，以运河束住进入囊中的捻军，即可将其一举歼灭。刘铭传、潘鼎新赞同李鸿章的想法，认为灭捻“惟有觅地兜围之一法” [129]，于是有了“倒守运河”之策，各部把守运河东岸阻击敌军进入胶东半岛改为在运河西岸构筑工事，期望以胶东半岛三面环海一面临河的地理条件全歼东捻军。
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想所治之地辟为战场，反对“倒守运河”，主张把东捻军逐出鲁东。两江总督曾国藩也认为倒守运河在军事上不可行，批驳李鸿章此策“甚平实”，称豫鲁“两省地段五百数十里，东岸长墙难尽毁，西岸长墙难遽修，则一隙之疏，已亏全局”。 [130]李鸿章不顾这些非议，行使专办剿捻钦差大臣职权，调动湘淮军和豫、襄、苏、浙、皖、直隶诸省绿营防军，使运河西岸守军增至“五万多人”，集结“三四万人”的主力用于机动作战。 [131]1867年7月31日，赖文光率军突围，攻击胶莱河南部麻湾口，未果；8月6日，全军转攻新河，被淮军潘鼎新部击溃。东捻军突击潍河北段出海口，8月19日击退丁宝桢部，进入胶莱河以西、运河以东地区，击碎李鸿章“倒守运河”围歼捻军计划。
李鸿章另辟战场实施“觅地兜围”计划，把守胶莱河西岸调整为守东岸，在胶莱河与运河之间寻机歼敌。曾国藩全盘否定这个计划，称“胶莱三百余里尚难堵御，沿运千有余里更觉毫无把握”。 [132]失去兵权的湘军领袖，在战时相当于李鸿章的后勤部长，为供给剿捻大军的军火粮饷忙得焦头烂额，他写信给幕僚郭嵩焘诉说自己的难处：“江南民困已深，而湘淮之正饷日增，京协之杂款日迫。” [133]致函李鸿章称剿捻经费窘迫：“今年尚可支持，明年断难接续。” [134]
“倒守运河”失效，谁还相信“觅地兜围”？李鸿章哀叹：“中外皆以运河为不必守，地长人杂，河水日浅，断不敢谓有把握。” [135]但他已经无路可选，现在能做的就是相信自己的判断力。1867年9月19日，他上折子称：“（东捻）正急欲出运”，“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又忽令不守，是使军心惶惑也。”淮军领袖在奏折中强调：“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必受蹂躏。然不过数府州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而未便歧视也。” [136]这段话不仅涉及军事部署，还反对地方主义者道德绑架，要求山东地方官员须有大局观念。
李鸿章决定先消灭东捻主力任化邦部。任化邦原是南京政权鲁王，其部战力强悍，“拥骑万匹，东三省及蒙古马兵俱为战尽，实今日第一等骑将好汉”，湘军悍将鲍超、淮军悍将刘铭传与其交战“皆畏其锋”。 [137]李鸿章祭出策反法宝，“密属刘铭传等悬赏购线，使其自相戕杀，若军士能于阵前擒杀该逆，许以破格保奖，并赏银数万两”。 [138]刘铭传以“允给三品花翎，并赏银二万两”策动捻军营官潘贵升、哨官邓长安归顺。1867年11月19日，赖文光、任化邦在苏鲁交界的赣榆设伏，欲围歼刘铭传部，旗军善庆、温德勒克部。刘铭传率骑兵突入包围圈，已被策反的潘贵升、邓长安在阵中施放烟雾，趁任化邦不备开枪将其射杀，捻军溃败。潘鼎新部追击赖文光部至山东寿光，会合刘铭传、郭松林、杨鼎勋部，将东捻军余部压制在北洋河与弥河之间的狭小地带。12月24日，赖文光率余部背水一战，“被歼三万余人”。东捻军主力精锐殆尽，“赖文光仅率数百人南下” [139]，1868年1月5日，被淮军吴毓兰部在扬州东北瓦窑铺全歼，赖文光被俘处死。
河防兜剿的战略构想最初为曾国藩提出，未能奏效，只得交出关防，由李鸿章统军。李鸿章认准曾国藩“贼流而官兵不可与之俱流”论，用脱胎于曾国藩河防兜剿之策的觅地兜围之法，最终剿灭东捻军。倒是曾国藩未能坚持初衷，自我怀疑其最初的战略构想，先是反对李鸿章倒守运河，之后又否定李鸿章觅地兜围，给人莫衷一是之感。
湘淮地方集团虽因权力分配相互较量出手颇重，对灭捻一事则具有高度共识，他们决不允许帝国存在另外一股武装力量。曾国藩攻捻，署两江总督李鸿章不但派遣主力部队由其指挥，还把大量武器装备和军饷粮食输往徐州大营，据他统计：“专指苏、沪税厘，历经奏明在案，统计每月饷需及制造采办各项杂支额款将近五十万（两白银）。” [140]曾国藩指挥不力返任两江总督，所想所思也尽是如何筹办剿捻经费送往李鸿章军中。李鸿章平定东捻军，曾国藩致函庆贺：“仆前不以倒守运河为然，今或赖此以收大功。” [141]
终战
东捻军被歼，西捻军还在，由张宗禹率领进入陕西。督办陕西军务的钦差大臣胜保解京赐死，续任钦差大臣多隆阿战死，宫中将陕西攻剿捻军平定回乱之事交给湘军水师统帅杨岳斌办理，谕令他为钦差大臣兼陕甘总督，署陕西巡抚刘蓉改任帮办陕西军务，安徽巡抚乔松年调任为陕西巡抚。刘蓉与罗泽南一起办团，1861年任四川布政使，随骆秉章入川作战。刘蓉率部追击石达开部至大渡河，石达开无路可退命余部缴械，“蓉亲往受俘，槛送成都诛之”。 [142]
因功擢升的刘蓉“颇怀轻敌之心”， [143]1867年1月23日，率湘军三十营一万五千人追击西捻军，从西安临潼灞桥冒进至浐桥十里坡，陷入张宗禹部数万精锐骑兵重围，此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湘军西式枪炮弹药受潮“不能点放”， [144]补用提督萧德扬、记名提督萧集山、候补道萧德纲等战死，所部“为贼所乘，大溃”。 [145]上谕严斥刘蓉及巡抚乔松年，将刘蓉革职，陕甘总督杨岳斌被调离陕西，由宁夏将军穆图善署陕甘总督，命闽浙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
左宗棠1867年2月22日接到上谕，在湖北停留四个多月，是为湘军更新武器装备，每营配备38门车载短劈山炮，60%的官兵使用进口枪支。为对抗擅长运动战的捻军骑兵部队，左宗棠征募包括骑兵在内的马步军近三万人，户部银库空虚无法拨足军费，左宗棠“先向洋商借一百二十万两” [146]白银。6月24日，左宗棠部从樊城启程赴陕，7月19日抵达潼关，与在陕湘军会师后增加到四万人，分为剿捻之师和剿回之师。
1867年8月，左宗棠部与张宗禹部交战，湘军车载火炮齐射铅制散弹，射程2—2.5公里，装备轻武器的西捻军“倏见炮车，皆不战狂奔”。 [147]张宗禹部撤往河南、湖北，左宗棠部在泾水与洛水之间设伏，张宗禹再避锋芒，9月3日率部自咸阳渡泾水向东突围，10月24日经白水攻取洛川，进入沟壑遍野的陕北高原。
湘军的火炮和散弹拖累了行军速度，西捻军先机攻占安塞、延川、绥德。1867年12月4日，湘军刘松山、郭宝昌、刘厚基部追抵绥德。张宗禹部弃城南下，由宜川龙王庙过黄河进入山西，1868年1月27日渡漳河入直隶，2月1日过滹沱河攻保定，前锋逼近北京房山。追之不及的左宗棠哀叹：“捻自南而北千有余里”，“局势艰危，州县城池迭陷”，自请“交部严加议处”。 [148]八旗军形同废柴，北京城危在旦夕，叶赫那拉氏后颈冰凉，急谕湘淮系督抚率部勤王，又令恭亲王节制各军，奕訢不谙军事，命他制军无非宣示将举国一战。
左宗棠剿捻不力，清廷把宝压在李鸿章身上，1868年1月25日至2月2日，宫中连续4次急谕淮军北上歼敌。李鸿章不予答复，2月4日，上谕将其“交部严加议处”，吏部的处理意见是“照不应重杖八十例上加等，降三级留任”。 [149]2月6日又有圣谕，“褫其翎衣世职”， [150]收回原先赏给李鸿章的双眼花翎、黄马褂，革去骑都尉世职。淮军领袖对宫中忽擢忽褫的举动和吏部的纸面处分不屑一顾，这些不过是年轻的太后惧怕西捻攻入京城，慌乱之中神经质地发泄罢了。
李鸿章现在亟须做的，是劝说“浩然回乡”的刘铭传、“退志已坚”的潘鼎新和周盛传归队，随他北上剿捻。刘铭传部歼灭护送洪天贵福的黄文金部，获授直隶提督成为当时淮军中军职最高者，尹隆河战役指挥不当铭军失利，随即突破捻军宏济桥防线攻克黄陂，1867年11月会同潘鼎新、郭松林、杨鼎勋部在山东寿光歼灭东捻军主力。宫中赏刘铭传白玉柄小刀，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刘铭传认为封赏太少称病回乡。潘鼎新、周盛传亦对封赏太少不满，告假回皖不理军事。铭军、鼎军和盛字营是淮军中武器最好、战力最强的部队，他们不参战怎么可能打赢西捻军。李鸿章用儒学大义规劝这些一起办团练打烂仗直至成为帝国高级军官的乡党：“求诸侯莫如勤王，此等大节我辈岂不力争！或以偃蹇推诿见疑，甚哉，何不学无术至此！” [151]
李鸿章说通刘铭传诸将率部北上，张宗禹部从直隶转入河南。捻军对付淮军的办法是敌进我退敌疲我打，“官军能战，应不与战，专以走疲之，则可常活”。 [152]西捻军从不据城死守，打法凶狠无比，清人张瑞墀在《两淮戡乱记》中写其与淮军交战：“遇官军步队，以二万骑横截直冲，人挺长矛，腰挟洋枪炮如雨。与马队遇，则以一人视骑，九人跃下马，挥刀直进，骑军亦不敢逼。若大军云集，则扬鞭宵遁，追必二日始能及，又搜粮掠马远扬矣，故纵横数千里，莫敢遏其锋。” [153]
淮军1868年3月转战进入河南、山西。李鸿章向左宗棠提议，广筑河墙扼守黄河、北运河，将捻军逼进黄河以北、运河以东的东昌至津沽区域，湘淮军合力将其围歼。李鸿章的战略构想源自打赢东捻军的战争实践，左宗棠认为这个计划需要大量兵力和财力，并不现实。李鸿章决意实施他的军事计划：“运河自天津至张秋黄河口，计一千二百里，内张秋至临清二百四十里，年年黄水倒灌，淤成平陆，尤费兵力，约须十余万人方可分布。” [154]左宗棠不配合淮军作战，湘军只负责把西捻逐出直隶，剩下的烂摊子由淮军收拾。李鸿章愤而放言：“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若使办贼者获罪，何以激劝将士！侍心如古井，恨不投劾归去，断不以目前荣辱介怀。” [155]
接下来便是淮军与西捻的搏杀，河南、山西、山东诸省都成为战场，双方都难以给予敌人致命打击。张宗禹甩掉淮军突袭京畿门户天津，1868年4月27日，其部攻抵杨柳青，京城中的君臣绅民再次陷入恐慌之中。4月29日，西捻忽然自天津外围撤退，经河北沧州进入濒临渤海的山东北部海丰、阳信、武定地区。张宗禹犯了与赖文光、任化邦同样的致命错误，李鸿章狂喜难抑：“任、赖之灭虽借天威，实乘地利也。今贼复趋沧、瀛，蹈其覆辙，所谓天亡之时。” [156]
1868年5月2日，上谕李鸿章总统前敌各军，左宗棠专守运河西岸，运河东岸至渤海由李鸿章全权指挥，淮军领袖取得军事主导权。现在亟须解决的是运河防线过长、沿河筑墙工程时间不足、防军兵员严重不足等问题，最伤脑筋的是淤泥堵塞、河道过浅，西捻军极易突围。忽然间到来的暴雨解决了这些问题，简直是天助李鸿章，5月中旬，漳河、卫河突降大雨引发山洪，李鸿章称“适黄（河）水骤涨三尺”，“开坝引黄灌运以俾防守”。 [157]郭松林、潘鼎新“将沧州迤南捷地坝掘开”，“运（河）水立时灌入，深可四五尺”。 [158]引水入河提高水位，运河防线缩短，西捻军突围艰难。李鸿章又调湘淮水师北上参战，命徐道奎部疏浚运河，淮军丁寿昌水师、湘军丁长春水师布防德州运河，黄翼升水师亦奉曾国藩令由长江驶入北运河。沿河士绅团练也被动员起来，运河河西团勇冒雨昼夜施工筑建长墙，河东团勇筑寨堆垒坚壁清野，李鸿章对有功团董民兵“许诺封号、免税”。 [159]
滂沱大雨从5月中旬下到6月下旬，“黄（河）水复暴涨，自运河以洎马颊诸河无不盈堤拍岸，横溢四出，流潦纵横”。衣衫湿透的淮军领袖站在河岸上，真心感谢“遂为金城巨防” [160]的天助豪雨。西捻军则被困于运河与渤海之间，其情状几同东捻军翻版。
张宗禹的应付办法酷似赖文光、任化邦，集中兵力孤注一掷强渡运河。1868年6月20日至7月2日，西捻军接连不断地突围均被守军击溃，又被湘淮军机动部队拦截穿插包抄，张宗禹之弟张宗先部基本打光。大雨丝毫没有停歇的迹象，运河、海河、漳河、黄河水位越来越高，沿河地带沦为一片泽国。西捻军的骑兵和步兵全都陷入泥淖，几乎寸步难行，游弋在河面上的湘淮军水师战船却可以不断地向他们发射散弹，让他们的鲜血随着雨珠流入水湿的泥地。捻军活动空间日趋缩小，龟缩在鲁北阳信、海丰。7月16日，张宗禹集结骑兵两万多人突围，被淮军击退；7月19日至24日，败于武定、滨州；7月26日，退至商河城下，阵亡数千人，张宗禹受伤；30日，结筏强渡黄河不果；7月31日，剩余主力在玉林镇被包围，死伤惨重；8月16日，淮军在山东茌平徒骇河全歼张宗禹残部。
从1855年亳州雉河集捻党会盟，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建号大汉，到1868年捻军被淮军全歼，历时13年。安徽是内战最激烈的省份，清政权、南京政权、地方武装、割据军阀的所有精锐主力，?集此地厮杀鏖战，最后淹没于血泊的是捻军，爬出焦土的是淮军，这支脱胎于皖省团练的私军，后来居上，超越湘军成为清帝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微光摇曳水云间
国内战争已经结束，帝国不再需要大量地方武装，团练运动降下帷幕。事物发展很多时候都是橄榄形的，从低点到高点然后回到低点。晚清团练运动也不例外，从滥觞于两广到式微于淮北，此后不再有钦派在籍办团缙绅，不再有省级团练总局，也不再有大型地方团练武装。
回溯清廷推行地方军事化的整个过程，官权与绅权的缠斗贯穿始终，多少人的心智和生命耗损其间，人性弱点亦斑斑点点星散于中。以科举精英组成的文官群体是官绅博弈的主体，地方军事化把他们分为体制内职官与体制外缙绅，身份转换使其分成两个阵营，因战时环境极度险恶，儒家知识分子全然不顾毕生所学，由同道顷刻间转为敌我关系者比比皆是。以皇室为核心的中央政权是将职官转为在籍办团缙绅的始作俑者，既利用办团者又防范他们，不仅是政策摇摆不定，而且从谕令其脱下官袍回籍办团之时起，就将其视为帝国的潜在敌人，办团者自钦派之日起身份地位便一落千丈，头上戴着的红顶子也如纸糊一般。
宫中受限于“密其回避”法，给回籍办团职官的身份定位是督办或帮办地方团练事务，也就是说他们不再是体制中人，似乎这样一来就合乎清律了。皇帝心情好些时会在谕令中称在籍办团前官员在朝当差时的官名，大多情况下则称其缙绅或绅士，这对由官至绅者而言是很要命的，编制内、准编制以及编制外之别，就个人政治身份及命运而言不啻是天壤之别。在籍办团的前高官很不甘心，想出种种招数以求改变处境，他们与官僚系统争夺地方治权，官绅博弈愈演愈烈一刻都不消停，此起彼伏间多少人死于非命。
团练大臣这个称呼原先不曾有过，即便脱下朝服回乡办团者中有官至内阁学士、督抚道府者，依例都是缙绅、绅士、士绅。1860年有了“团练大臣”的说法，兵部侍郎殷兆镛在奏折中称：“咸丰二年以来，各省蒙派团练大臣，沈歧、侯桐、季芝昌、程庭桂、吕贤基、潘锡恩辈，指不胜屈，俱无寸效。”但这只是朝臣的个人表述，指称1852年那批回籍办团者为团练大臣，难以改变他们并非在编官员的事实。殷兆镛上折称在籍办团者为团练大臣后，皇帝在谕旨中继续以绅指称他们，使用的措辞未变。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第三年，广州团练继续与英法联军作战，中英代表则在上海谈判，英方代表额尔金出示奕詝发给广东团练总指挥、在籍缙绅罗惇衍的一份密旨：“该大臣罗惇衍等，务宜仰体朕心，密为筹画，暗中统率各乡，在在广为团练，联络激励，声气相通，以挫外夷之势，而振中国之威。不必官与为仇，止令民与为敌，即本省督抚及各该地方官员，亦一概不必关会，以期机密，而免泄露。如此，则胜固可以彰天讨，而败亦不致启兵端，庶几数年来之敌国外患，暂就乂安，攘夷敌而尊华夏，在此一举。” [161]英方试图以此证明当地团练并非自发参战，策动者是中国皇帝和他派往广东的大臣，额尔金拿出这份证据的目的是在谈判中提高要价。他提供的圣旨显然是伪造的，英方并未获得奕詝的密谕，即便拿到谕旨行文也不会称罗惇衍为大臣。真正的谕令依然把在籍办团者的身份定位为绅而不是官：“著柏贵与士绅罗惇衍等密传各乡团练，宣示朕意”，若夷军“仍冥顽不服，久踞城垣，唯有调集各城兵勇，联为一气，将该夷驱逐出城，使不敢轻视中国。” [162]
也就是在这年的上谕中，出现了“团练大臣”的字样，1860年6月奕詝下谕：“著派前任户部右侍郎杜?，作为督办山东团练大臣驰驿前往。并著登莱道贡璜、登州府知府，暂留济宁州知州卢朝安帮办团练事宜。” [163]这表明从这年开始，清代官制中终于有了团练大臣的一席之地，且可以编内正式职官的身份让地方官员协助其帮办团练事务。继杜?之后，又有8名团练大臣派往豫鲁赣皖苏浙皖川战区，“至当年八月”，清廷总共对“8省委任了9名‘督办团练大臣’”。 [164]改变在籍缙绅办团单一模式，由编内职官担任团练大臣，目的是组合各地团练，使其接受统一指挥联合作战。
浙江余姚人邵灿以进士出仕，官至吏部左侍郎在军机处行走，1853年出任漕运总督兼署河道总督，1860年奉旨在籍指挥全省团练。与先前的办团者不同，他这回的身份并非在籍缙绅，而是编制内督办团练大臣，这样的官方身份与一省巡抚封疆大吏并无不同。但地方主官不这样认为，他们依然视宫中派来的团练大臣为地方绅权代表者，即便从漕运总督任上空降到浙江的邵灿持有“团练大臣”关防，浙江巡抚王有龄、杭州将军瑞昌亦视他为官场另类。此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进入浙西抵近浙北，浙省局势极为险恶，王有龄、瑞昌可用兵力严重不足，邵灿赶赴宁波、绍兴，计划组织六千人的团练武装，在浙东阻击太平军部队。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经费，督办团练大臣决定统筹两府“厘捐、房捐、业捐、户捐、洋药捐、丝茶捐，用来购置武器发放饷银。杭州将军瑞昌大为光火，称团练大臣如此跋扈，驻扎浙江的清军“日后兵饷将从何出？”他这样地愤怒，还因习惯于把在籍办团者看作地方士绅而非朝廷命官，瑞昌在折子中写道，邵灿“办团以来出入均用督抚仪制，内则地方官僚谒见，俱令巡捕传唤，执版庭参；外则鼓吹鸣炮，八人肩舆，旂旄导前，骑从拥后。本省绅士从来无有此体制，此等供应不知出于何款？”可以发现他指称邵灿为本省绅士，公然与中央政权唱反调。瑞昌还奏称：“闻邵灿甚至批销命案，擅受民词，妄作威福，以致民情怨怒，众论哗然，传为奇谈。”既然编制内团练大臣只是一介绅士，怎么可以让他享受封疆大吏的特定礼仪和政治待遇？至于地方事权则更不能让其掌握。皇帝对团练大臣的态度也转变得极快，瑞昌1860年11月13日递出的折子，11月26日宫中就颁发上谕撤掉邵灿的职务，浙江团练指挥权交给王有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