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工业革命的蝴蝶效应
英国作家盖斯凯尔夫人1832年于北部城市曼彻斯特与牧师威廉·盖斯凯尔结婚，1848年出版叙述曼彻斯特工人家庭生活与命运的长篇小说《玛丽·巴顿》，之后又写了因19世纪工业化导致诸多矛盾与信仰危机的长篇小说《北与南》，受到写过类似题材的狄更斯青睐。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小说中，北部工业城市与田园风光犹存的英国南部存在强烈反差。与田园风光犹存的南方相比，19世纪的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几乎集中了英格兰所有棉纺织厂，这里烟囱密集伸向黑烟滚滚的天空，整座城市以至郊野充满刺耳的噪声，河水墨黑腥臭如同扒开的阴沟。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1835年赴英考察工业革命中的曼彻斯特，此地留给他的深刻印象是：“城市被黑烟覆盖，透过它看到的太阳是一个没有光线的圆盘。在这样的半日半夜的环境里，30万人不停地工作。上千种噪声在这个潮湿、黑暗的迷宫中扩散，这些噪声绝不是一个人在大城市中听到的普通声音。”“从这些肮脏的沟渠里，人类工业劳动的成果滋养着整个世界。从这条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的是纯金。人性在这里实现了最全面的发展，也显露出最野蛮的一面，在这里文明缔造了奇迹，但在这里文明人几乎沦为野蛮人。” [1]
英国人对新技术的痴迷与天赋，是任何国家的棉纺织业者难以企及的。1733年，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使得织工生产率提高了1倍。詹姆斯·哈格里夫斯随后发明了珍妮纺纱机，从最初的纺8条纱线到后来纺16条甚至更多。1769年，理查德·阿克莱特发明水力纺纱机，随着这些纺纱机的出现，纺织业从家庭转移到纺织厂。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发明了以水为动力的骡机。1785年，埃德蒙德·卡特赖特发明了效益更高的新型织布机，并为其注册了专利。工业革命使曼彻斯特出现了一大批企业主。1795年，一位名叫罗伯特·皮尔的企业主把他的工厂扩展到了23家。1833年，拥有5家纺织厂的塞缪尔·格里格雇用了2084名工人。生于1756年的学徒工出身的奥尔德诺，1781年回到家乡创业，6年后成为拥有29家细平布纺织厂的资本家，1793年建成投产的梅格尔德纺纱厂厂房有6层楼高。
棉纺织业成为英国经济增长的领头羊。1831年棉纺织业占国民总产值的22.4%，同期钢铁工业仅占6.7%，煤炭工业7%，毛纺织业14.1%。棉纺织业集中在曼彻斯特所在地兰开夏郡，80.3%的棉纺织工厂所有者来自这个郡。当时的英国人口仅有866万人，消化不了数量如此巨大的棉纺织品，这些工业制成品的出路依赖外贸出口。从17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国库年收入增长了16倍，在这些年中英国有56年处于战争状态，出口棉纺织品获得的巨额顺差为英国对外战争提供了重要保障。
与在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获得顺差不同，英国与中国的贸易是一边倒的，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在英国很受欢迎，英国的棉纺品、毛纺品在中国则不受欢迎，造成巨额贸易逆差。这个完成工业革命后的岛国试图改变这样的局面，他们需要庞大的中国市场消化工业制成品，热切地期待中国开放对外口岸，并且葡萄牙人、荷兰人已先于英国人抵达中国。1787年，奉英王乔治三世促进两国贸易的命令，英国国会议员兼驻孟加拉军需司令加茨喀特中校率使节团赴中国朝觐乾隆皇帝。乔治三世让特使把他的信带给中国皇帝，信中写道：“吾等深信，陛下的圣意长久以来如同此政策，鼓励两国子民以信誉及安全之公正平等原则来进行商品贸易。” [2]遗憾的是加茨喀特病逝于途中，英王的信未能送达北京皇宫。
5年后英国派出了历史上最高规格的使团，他们以大英帝国祝贺中国皇帝诞辰80周年的名义前往东方。这次的使节是曾任英国驻俄罗斯大使的乔治·马戛尔尼勋爵，他肩负乔治三世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嘱托，试图劝说中国开通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1792年9月26日，停泊在英国朴次茅斯港的“狮子”号、“豺狼”号、“印度斯坦”号战舰，在一片欢呼声中起锚驶向中国。阵容豪华的使团有一百多位成员，除了外交官还有青年贵族、学者、医生和艺术家，护送他们的则是六百多名皇家海军。马戛尔尼一行在海上航行近九个月，1793年6月19日抵达广州，北上至天津大沽要塞已是8月份了。马戛尔尼停留通州时与中国礼部官员商议觐见乾隆皇帝的礼仪，就行中国叩拜礼或英国单膝下跪礼一事磋商，这样的磋商从8月持续到10月，一直到爱新觉罗·弘历亲自参与，最终也没有形成共识。80岁的弘历把大不列颠王国定位为清帝国朝贡国，他乐于会见来自西方的朝贡国使臣，认为让马戛尔尼按中国礼制觐见，是教育夷人懂得区分华夷尊卑。弘历事先认真地读完乔治三世写给他的信，优美的辞藻和自负的腔调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信中写道：“我们掌握各种机会装备我们的船只，送出一些最有智能、饱学的人民，以探寻遥远、未知的区域。如此做并非为了征服，并非为了扩张如我朝所愿已足够宽广的疆土，不是为了获取财富，甚至不是帮助我朝子民的商业活动，而是以增进对我们所居世界的知识为名，遍寻天下各种物产，传递艺术与舒适的生活到那些至今鲜为人知的区域。”信末署名“大不列颠、法兰西、爱尔兰之王”“信仰之守卫者”“海上霸主”。 [3]弘历读信后感到不快，给乔治三世回信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他强调中国经济可以自给自足，没必要非得与英国贸易。
中国皇帝说得一点没错，东方帝国不需要西方岛国的棉纺织品。早在明代，中国就盛产棉花，还是东方的纺织大国。17世纪晚期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抵达上海，发现仅此一地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提供纱线的纺纱工人，中国制造的棉纺织品除了满足内需，还有一部分出口到欧洲。中国非但没有闭关自守，还和世界经济保持着密切关系，持续不断地出口丝绸、瓷器和水银，17世纪后还出口茶叶、锌、铜镍合金，这两种金属矿石在其他国家用于铸造货币。到了清代，棉纺织业更加庞大，早在1750年，中国的纺纱工和织工加工的棉花就已经是1800年英国的420倍。使英国人感到头疼的还有中国的银本位政策，东方帝国对外贸易完全使用银锭，英国购买大宗中国丝绸、瓷器的白银，须高价购自西班牙诸国，这导致国际银价大幅提高。尤其是英国从中国进口茶叶贸易额逐年递增，17世纪进口额仅占进口总额1%，到了18世纪20年代前后已增长到10%，1747年为20%，1760年激增到40%以上，马戛尔尼访华时英国对华贸易年逆差达二百多万两白银。中国对英国货物征收20％的进口税，高税率使英国工业制成品难以进入中国市场。英国为了进口足够的中国茶叶，只能让东印度公司出口棉花到中国换取茶叶，以减少白银的支出。
在北京的马戛尔尼试图说服中国皇帝对英国开放更多贸易口岸，使两国贸易得以平衡，他一厢情愿的努力显然是徒劳的，东方帝国没有必须与西方岛国进行贸易的理由，工业革命造成的棉纺织品滞销，与能够自给自足的中国人又有什么相干。1793年10月7日，勋爵留下英王赠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失望地离开帝都北京。这些礼物中有代表英国最新科技的天文观测仪、地球仪、热气球、望远镜，还有加农炮和卡宾枪，这是贺礼亦是达摩克利斯之剑，其威力要等到1840年英国军队远征中国时，中国君臣绅民才能真正领略到。
回到英国后，马戛尔尼给英国议会写了报告，认为中国是一艘破旧的大船，之所以没有倾覆仅仅是由于一班幸运、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撑，以及它的体积和外表。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这艘大船随时可能沉没。勋爵的预言源于未达成贸易协定的深切失望，以及经历漫长的航行后迈上神往已久的东方大陆时，看到的并非伏尔泰笔下盛世繁华的中央王国。
已被人遗忘的孟德斯鸠中国论，重新成为欧洲人的共识。孟德斯鸠赞赏英国当时所实行的君主立宪，认为这是“由法律维护的、以理性为原则的政体形式；与这一欧洲的希望之光相反，中国是一个以恐怖为原则的专制国家，而专制主义是一种令法律失效的制度，它的专制随着历史的发展会愈演愈烈”。狄德罗和霍尔巴赫也都认为专制主义是中国和东方政治的典型特征，不足以成为欧洲的范本，而欧洲即使是实行专制主义，也比东方要谨慎、节制和有分寸一些。孟德斯鸠还认为：“土壤和气候性质的关系造成了他们生活的不稳定，这使他们有难以想象的活动力（勤劳），但同时又有异乎寻常的贪得欲，结果没有一个经营贸易的国家敢于信任他们。” [4]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曾是那样地仰慕东方哲人，在1764年匿名出版的《哲学辞典》中他用生花妙笔写道：“我认真地读他（孔子）的全部著作并做了摘要，我在这些书里只找到最纯洁的道德，而没有丝毫江湖骗子的货色。” [5]他认为孔子律法时代是这个世界最幸福、最值得尊敬的时代。伏尔泰说的孔子律法即自然法，独立于政治、宗教的实在法，以道德准绳贯穿天地、君臣、父子、夫妻关系，长幼有序的礼俗和血缘宗亲结构使中华帝国成为宁静平和的大家庭，人们现在知道这位启蒙运动泰斗对中国也并非全然肯定，他认为中国人“不间断地致力于各种技艺和科学已有遥远的历史”，“进步却微乎其微” [6]，很晚获得知识的欧洲人则后来居上，在天文、历法、音乐诸方面超越早慧的中国，其原因是中国人故步自封，他们敬畏祖先，认为古老事物尽善尽美，不需要再做任何改变。伏尔泰还认为汉语表意系统存在某种缺陷，用文字表达思想本应是一种极其简单的手段，现在却沉迷在对于繁文缛节的表述，语言表意系统制约了科学思维的养成。
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加州学派不这样认为，提出了“中国中心论”或“多中心论”，称中国并未孤立于国际社会。贡德·弗兰克认为，亚洲，尤其是中国，1800年还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19世纪的欧洲搭上亚洲经济列车，才幸运地发展起来并最终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彭慕然认为，1800年以前世界是多元的，中国与欧洲在19世纪发生分流。日本学者近年也主张，亚洲历史曾经以奉行朝贡制度的中国为中心。滨下武志提出，朝贡制度除了在地缘政治中宣示中央帝国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贸易体系，在朝贡制度下完成商业交易。日本学者认为，中国把朝贡国分成各种等级，首先是朝鲜和日本，然后是东南亚、印度、葡萄牙和荷兰，中国在朝贡贸易结构中享有定价权，白银成为中国持续贸易顺差的结算手段。在这样的贸易体系中，中国凭借无与匹敌的丝绸、陶瓷制造业，一度成为国际经济与贸易的中心。
英国人要打破这样的贸易体系，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绝不愿意做东方帝国的朝贡国，这个率先在欧洲崛起的岛国，除了拥有诞生于工业革命的棉纺织业、冶金业和远洋运输业等，还建立了武器精良的军队，用来争夺海上霸权并推行殖民主义，暴力强占印第安人土地，保护跨大西洋的贩奴贸易，开辟加勒比海沿岸棉花种植园，还致力于建构保护私人产权的法治，开启和发展保险业、金融业，创造有利于商业资本主义运作的环境。这是一个真正具有全球规模的帝国，是工业资本主义与战争资本主义混成的近代国家，这个既文明又野蛮的帝国不会任由世界白银流向中国，终究要以他们的方式瓦解中国的朝贡贸易体系，将其纳入欧洲人建构的国际贸易体系中。
英国人在改变中国之前已成功地改造了印度。印度曾是世界上最大的棉纺织品出口国，印度棉布在古吉拉特海港装船，经过印度洋后换乘骆驼穿越阿拉伯半岛，运往欧洲各大港口。印度美丽的轧光印花布、细平布、纯色棉布等柔软精致，质地胜过欧洲亚麻织物，售价仅为后者的三分之一，欧洲宫廷、都市和小镇曾满目皆是穿着印度布裙服的淑女。15世纪是大航海时代，达·伽马开拓了欧洲至印度的航线，葡萄牙人在印度西岸建立了贸易据点。16世纪末，英国、荷兰挑战葡萄牙在亚洲的垄断地位，瓜分了葡萄牙在亚洲的利益，印度纺织品贸易主导权落到英国人手中。1600年，125位英国商人在印度成立“伦敦商人在东印度贸易的公司”，即东印度公司，随后荷兰、丹麦、法国也相继成立东印度公司。1727年，欧洲商人从印度进口了约3000万码棉布；18世纪90年代，增加到每年约8000万码。1685年，英国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对进口印度棉布征收关税。1701年，英国宣布进口印度棉布为非法行为，仅允许白胚棉布由英国作坊染色加工后在市场出售，而在这之前英国人已获取了印度布染色技术。1721年，英国颁布法令禁售印度棉布，1774年才允许印度棉布在英国加工用于出口。18世纪的工业革命使英国棉纺业快速发展，大量工业棉织品取代印度棉布垄断了世界贸易市场。这个时期英国棉纺织品出口额增加了二百倍，其中“94%的增长发生在1780年后的20年中，这一阶段出口激增16倍以上，从1780年的355060英镑增加到1800年的5854057英镑”。 [7]来自英国的冲击波彻底摧毁了主导全球纺织品市场几个世纪之久的印度，1747年到1797年，仅达卡地区的棉布出口量就下降了50%，达卡地区1776年有8万名纺纱工、2.5万名织工，18世纪末因纺织业萎缩陷入贫困，大量房屋废弃变为废墟，许多失业的纺织工人在灾年死于饥饿。
现在轮到中国面对英国了。这个西方工业化强国从1770年到1841年的70年间，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100倍；1839年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量的3倍；1840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25%。如此旺盛的生产力就像炽热的熔岩，从火山口喷涌而出流向东方。马戛尔尼使团未能完成的任务，现在交给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这家公司成立之初即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发的特许证，获得对清帝国贸易专卖权。1670年，英王查理二世授权东印度公司组建军队占据所在国之地，享有发行货币及民事、刑事审判权，可与他国结盟、宣战和签订和平条约。1833年，英国政府将东印度公司变成统治机关，即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政府。
东印度公司对付中国的手段不多，中国不需要任何英国工业产品，包括棉纺织品和毛纺织品。英国不能像毁灭印度纺织业那样毁灭中国茶叶种植业和丝绸、陶瓷制造业，东印度公司的唯一选择是增加对华出口印度鸦片。早在17世纪中期，东印度公司就在中国、印度和英国之间，建立了呈三角关系的海上贸易航线，在中国唯一的对外口岸广东，用白银换取茶叶、丝绸等中国商品。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对华输入鸦片，最初的鸦片交易通过走私进行。马戛尔尼勋爵率团赴华前，内政大臣亨利·登达斯提醒他，此行是为谋求中国开放贸易口岸，即便中国禁止英国把印度鸦片销往中国，也不要冒与其发生冲突的风险。内政大臣还提醒这位使者，英国在印度生产的鸦片实际上销往中国的不在少数，如果中国政府提要求不能把鸦片运入中国，使团表面上可接受，不要因为强调贸易自由而失去实际利益，孟加拉邦的鸦片的贩售或可在东海海域以分散迂回的途径销往中国大陆。
东方帝国对罂粟情有独钟。中国人沉迷于鸦片之前，先是爱上璀璨夺目的罂粟花，将其视作观赏性植物。南北朝时罂粟由西亚传入，陶弘景在所著《仙方注》中称，“其花美好，名芙蓉花”。到了唐代，罂粟依然被视为佳花名木，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描摹罂粟花，“有四叶，红白色，上有浅红晕子，其囊形如髇头箭，中有细米”，将其称作米囊花。诗人雍陶在行途中以罂粟花消解乡愁，深情地吟道：“行过险栈出褒斜，历尽平川似到家。万里愁容今日散，马前初见米囊花。”诗仙李白视罂粟花为烟花女子，怜其身世之苦，在题为《妾薄命》的诗中写道：“昔作芙蓉花，今为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宋代发现鸦片具有药用价值，寇宗奭在《本草衍义》中记载：“罂粟米性寒，多食利二便，动膀胱气，服食人研此水煮，加蜜作汤饮，甚宜。”宋人将罂粟籽、罂粟壳当成滋补品，苏轼诗曰：“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煎莺粟汤。”苏辙撰文：“畦夫告予，罂粟可储。罂小如罂，粟细如粟。与麦皆种，与穄皆熟。苗堪春菜，实比秋谷。研作牛乳，烹为佛粥。老人气衰，饮食无几。食肉不消，食菜寡味。柳槌石钵，煎以蜜水。便口利喉，调养肺胃。”元人开始服用鸦片，这些鸦片是蒙古人从印度缴获的战利品。明人掌握了鸦片制作技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写道：“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也。罂粟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面青皮，勿损里面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以竹刀刮，收入瓷器，阴干用之。”他所称的阿芙蓉就是本土鸦片。到了明初，暹罗、爪哇、榜葛剌等朝贡国将鸦片作为贡品献给中国皇帝，因稀少珍贵，市面价格等同于黄金。万历年间东南沿海富绅服用鸦片者为数不少，鸦片贸易逐渐增多，明廷1615年起对鸦片交易课税。清代，印度鸦片由葡萄牙人经澳门传入广东、福建，清人对鸦片更为迷醉，赵学敏在其编纂的《本草纲目拾遗》中记述，鸦片“价值千金，手蘸少许吸入鼻中，能骤长精神”，“其性大热，乃房中药也”。热爱鸦片的人们发明了烟枪，吸食用火加热后的鸦片蒸发出来的气体，这种气体具有强烈的致幻性，使沉迷其中的吸食者难以戒除。随着吸食者日趋增多，从富裕阶层普及至各色人等，不分满汉、官阶、行业，许多人最快乐的事就是握着长杆烟枪吞云吐雾，与此同时白银由他们付给烟馆，由烟馆付于烟贩，由烟贩付于船员，汇成银色的巨河流入东印度公司的金库。
马戛尔尼中国之行的遗憾，终于由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予以弥补。1781年至1793年，英国出口中国的全部工业品总额，仅为进口中国茶叶的六分之一，造成英国白银大量流出。到了19世纪初，鸦片走私改变了对华贸易逆差的状况，每年从广州口岸流出的白银约在100万两至400万两之间，到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白银流出量稳定在每年200万两至300万两以上。在西孟加拉大量种植罂粟并向中国输入鸦片制成品，成了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政策。适合中国吸食者口味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以高于成本10倍的垄断价格卖给英国烟贩，这些烟贩将之销往中国能赚取50%以上的利润。英国政府和鸦片商人的努力没有白费，在鸦片战争发生前的四十年中，英国先后运入中国的鸦片达四十多万箱，从中国掠走约三四亿银圆。
鸦片贸易阻止了英国白银外流，这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在英国人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黑瘦矮小的低种姓印度人用滑竿抬着东印度公司的英国人去到恒河南岸，西孟加拉的阳光刺穿白色礼帽下的墨镜，蓝色虹膜因摄入过多的紫外线缩成细孔，一望无际的罂粟花曼舞于血管纵横神经密布的视网膜，在湛青天空雪白云朵下美得无以名状。
帝国的军事斗争
一些中国官员认为鸦片走私贸易动摇国本。1838年6月2日，主管外事的鸿胪寺卿黄爵滋上疏，建议道光皇帝颁旨禁烟。在题为《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的奏章中，他告诉爱新觉罗·旻宁，吸食鸦片烟的风气正在迅速蔓延开来，从最初少数纨绔子弟，到现在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大多购置烟具成了瘾君子。市面流通的印度鸦片，由外国趸船运至零丁洋的老万山、大屿山诸岛，广东烟商勾结水师官兵用扒龙、快蟹等船只运送白银出洋，向洋人购进鸦片偷运到广州。黄爵滋报告给皇帝的统计数字是惊人的，因走私进口印度鸦片，1823年前中国每年流出白银数百万两，1823年至1831年流出1700万—1800万两，到了1834年至1838年6月，仅4年半时间就流出白银3000万两之多。中国从西方诸国进口毛纺织品和钟表，向其出口茶叶、大黄和湖丝，年交易量约1000万两白银，获利数百万两，仅为进口鸦片价值的几十分之一。鸿胪寺卿称有官员提议，取消在国内种植罂粟的禁令，以国产鸦片替代印度鸦片直供烟民，他否定这些观点，认为国产鸦片质量远低于印度鸦片，不可能被吸食鸦片者接受，难以制止印度鸦片继续进入中国。他还告诉皇帝，荷兰人贩卖鸦片而不自食，凡自食鸦片者按照律法规定绑在木头上，投入海中放炮击沉；英国人运送鸦片到中国，其国法有食鸦片者处以死刑。所以西洋国家只有造烟之人，无一食烟之人。鸿胪寺卿说，他了解到东印度公司运送鸦片的货船由印度孟买出发途经安南边境时，曾经诱使当地人吸食，安南人觉其阴谋立即严令禁止，凡食鸦片者杀无赦。黄爵滋建议道光皇帝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务必尽快严降谕旨实行禁烟。
湖广总督林则徐支持禁烟，1838年9月20日呈递的奏章《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除强调白银大量流出中国，大量官员吸毒导致吏治崩塌，还指出国防系统因毒品泛滥濒于瓦解。他在奏章中告诉皇帝，1826年，在广东的外国走私船增加到25艘，每年走私鸦片烟20000箱，两广总督李鸿宾命令水师缉私，巡逻师长每月受贿35000两白银，听凭鸦片进入国门。林则徐说，军队参与是“藉寇资盗”，这样下去怎么得了。1837年又发生了更为恶劣的事，广东水师副将韩肇庆为保护走私，与外国烟商约定每走私10000箱鸦片须上交100箱给水师用于报功，水师战船则替他们运送鸦片进关。这样的结果便是韩肇庆以缴获走私获功，经保举获得总兵职衔赏戴孔雀翎。这样的风气使得“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片遂至四五万箱矣”。广东水师如此，福建水师也这样，每艘巡逻船只要收取贿赂400—600银圆，就放任走私船运进鸦片，“得自粮饷者百之一，得自土规者百之九十九”，“海口兵弁代藏毒品”，“夷船之鸦片一时不能进口，往往寄顿于炮台左近”， [8]中国军队实际上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保护伞。卡尔·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帝国当局、海关人员和所有官吏都被英国弄得道德堕落。侵蚀到天朝官僚体系之心脏、摧毁了宗法制度之堡垒的腐败之风，就是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广州）黄埔的英国趸船上被偷偷带进这个帝国的。” [9]
白银外流国库枯竭危及军事经费，军队在缉私时索取巨额贿赂，军纪涣散，吸毒致使合格兵员数量不足，这是清王室不愿意看到的。道光皇帝决定向鸦片宣战，下谕严禁鸦片走私，“务期净尽根株”，“毋以虚饰图功，毋以苟且贻患”。 [10]太常寺卿许乃济提议依照旧制准许鸦片交易，照药材纳税，爱新觉罗·旻宁为表示禁烟的决心，勒令他辞职休致。林则徐在这年11月奉旨进宫，向皇帝汇报赴广州禁烟的方略，并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授权节制广东水师，赴广州禁止鸦片交易。
林则徐1839年3月10日抵达广州，16日即派兵封锁广州城外珠江边的十三行，命令英国商人交出鸦片，今后不得再走私鸦片，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广州十三行又称“公行”，是受粤海关节制的半官方对外贸易垄断机构，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全国仅开放广州一地对外贸易，规定来华外商须经十三行担保，他们的妻子、子女禁止入境。这种限制国际贸易、监控外商的规则，被西方国家称为“广州体系”。广州体系的奇特之处还在于收税甚巨的粤海关越过户部直属于内务府，时人称其“天子南库”。十三行垄断对外贸易，养肥了一批行商，他们身家殷实赀财素裕，可与淮商、晋商比富。行商与外商关系密切，1832年苏格兰人威廉·渣甸创办渣甸洋行从事鸦片贸易，和行商伍崇曜密切合作。林则徐决定盯住广州十三行。
清军包围十三行，英国驻广州商务总监督、海军上校查理·义律提出抗议，声称钦差大臣侵犯私人财产。林则徐态度强硬，封锁商馆断粮断水断通讯，命令所有华商撤离公行，颁布《谕各国商人呈交烟土稿》，这是清政府的最后通牒。1839年3月28日，义律向林则徐送达《义律遵谕呈单缴烟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禀》，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交出鸦片，截至5月18日，英美两国烟商实际上缴的鸦片为19187箱又2119麻袋，共计237万余斤。义律向烟商保证损失由伦敦承担，将鸦片所有权人置换成英国政府，为启动战争寻找借口。6月3日，林则徐在虎门主持销烟，白金汉宫和唐宁街认为这是中国皇帝和大臣对伦敦的公然冒犯，英国由此自认已具发动对华通商战争的理由。
1839年7月，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的斗殴中打死一个中国农民，义律判决涉案水手监禁。林则徐认为义律没有审判权，命案须由九龙地方官员判决。义律不接受钦差大臣的决定，林则徐要求葡萄牙总督驱逐英国人，命令在澳华人不为英国人提供服务。8月26日，义律命令在澳英人离岸寄宿英船。英国政府命令东印度防区舰队司令马他伦率装备28门火炮的战舰“窝拉疑”号和五百多名士兵，赴澳门保护英人。9月4日，“路易莎”“珍珠”“威廉要塞”“冈不里奇”号等英国战船与广东水师交火，水师船依托岸上炮火支援击退英船，此仗为“九龙海战”。1839年11月3日，“窝拉疑”号率1艘装有18门炮的3桅炮舰拦阻已向中国具结的英国商船“撒克逊”号驶往广州，广东水师开炮击伤“窝拉疑”，英舰击沉3艘水师船，此战为“穿鼻之战”。同月4日至13日，义律率舰船6次攻击尖沙咀官涌山，守军居高临下炮击英军舰船，义律命令舰船后撤至外海。此仗称“官涌之战”。连经三战，爱新觉罗·旻宁下谕令林则徐兼任两广总督。
总督对战胜英军信心满满。他在折子中告诉皇帝：“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军舰体积大吨位重并不可怕，其弱点在于吃水深不灵活，扬长避短在浅水区发起攻击，英国人就死定了。林则徐还告诉旻宁，英军步兵也很弱，“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11]。他还告诉皇帝一个秘密，英国人的食物是很难消化的牛羊肉，必须服用茶叶和大黄帮助消化，中国只需断供这些特产，英国兵就会腹胀而死：“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 [12]
英国人不认同中国总督的看法，英国军队不会这么弱，英国军人必须保护英国商人。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39家曼彻斯特厂商联名致函外交大臣巴麦尊，希望政府将对华贸易置于安全、稳固、永久的基础上。伦敦、利物浦、里兹、利斯特等地与对华贸易有关的厂商，要求政府和议会对华宣战。中国人的愤怒不逊于英国人，1840年1月，爱新觉罗·旻宁下谕断绝中英贸易，宣布于各国并出示其罪状，这使得英国厂商几乎崩溃。白金汉宫开始对内阁施加压力，维多利亚女王在国会称她关注英中通商中断，这关系到英国的尊严和利益。唐宁街在2月任命好望角舰队总司令乔治·懿律为英国全权代表兼远征军总司令，查理·义律为副全权代表，作好对华战争的准备。英国议员4月就此激烈辩论，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采取军事行动的决议。
懿律率领由16艘战舰和32艘运输船、武装汽艇组成的远征舰队，从印度启航驶往中国。1840年6月21日，舰队驶抵澳门，6月28日封锁珠江口。随这支舰队远征的还有第18皇家爱尔兰联队、第26苏格兰来复枪联队、第49孟加拉联队、孟加拉工兵团和马德拉斯工兵团的四千多名官兵。紫禁城中的旻宁昼夜不眠，就着宫灯翻阅林则徐送来的战报，他的谕令是“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为”。总督没有辜负圣恩，他命令水师提督关天培派出10艘装满火药的小船，乘风起潮涌突袭英国舰队，懿律命令各舰退往外海。捷报再次六百里加急由总督府送往宫中，渴望胜利的皇帝自然又是高兴一番。1840年7月3日，远征舰队离开广州海面，北上攻击厦门要塞。闽浙总督邓廷桢登上炮台督战，英军并不恋战，全速东驶浙江。7月5日，英国舰队攻下舟山定海，建立补给基地后继续北上。旻宁这时觉察到懿律的意图，佯攻沿海清军要塞，主攻北京直捣龙庭。1840年8月9日，直隶总督琦善接到上谕：“如该夷船驶至海口，果无桀骜情形，不必遽行开枪开炮。” [13]此谕表明皇帝开始不安，对战胜英军并无把握。对敌舰在珠江海口活动与驶近天津海口，旻宁的心理压力完全不同，在英军逼近京畿时他回想起师傅、体仁阁大学士祁寯藻的担心，后者认为帝国水师限于战力没有把握打赢强敌。祁寯藻1839年赴福建筹办海防，在福州写折子告诉皇帝，水师战船均为捕盗缉奸而设，最大的师船面宽不过2丈，安炮不过10门。实际上中国水师的情况比这位帝师看到的还要糟糕，师船多为捕盗缉私而设，船艏宽船底平吃水浅，吨位不超过350吨，每艘战船装备2至4门固定在木架上的火炮，除非风平浪静时发炮，否则全无准头。负有特别任务的大船装备6门大炮，2门旧式铜质主炮放在舱面，一旦开炮战船极易侧翻，火炮也因后坐力有跌落海中的隐患。皇帝在深宫中越想越怕，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与英国全权代表兼远征军总司令懿律议和。
1840年8月11日，大沽要塞的守军最先看到庞然大物“康华丽”号，这是英国远征舰队的旗舰，这艘3级战列舰长约54米，宽约15米，排水量约1700吨，载员600余人，2层火炮甲板装备了72门大炮，这艘令人生畏的战舰此刻距北京仅150多公里。随后守军又发现驶近的蒸汽动力战舰“复仇女神”号，这艘1840年初下水的56米长平底船是舰队之花，由东印度公司出资在利物浦船厂建造，是皇家海军首艘应用水密舱壁结构的铁壳战船，排水量660吨、载员90人、配备2门32磅和4门6磅大炮，采用蒸汽动力驱动铁制明轮航行。这是英国工程师的杰作，他们在建造“复仇女神”号时大胆地设计了吃水1.5米深的平底，使战舰极易进入内河攻击敌船，又在舰上安装2条活动龙骨，龙骨往下伸展，舰体吃水可调整为3米，足可抵御风浪航行于大洋。远征舰队拥有3艘“复仇女神”级战舰，可经过白河口迅速抵近北京。旻宁决定议和似乎是正确的，清军与英军的装备存在代差。
懿律在旗舰上会见琦善，向他转交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照会，英国要求中国赔偿英商被收缴销毁的鸦片，开放口岸恢复英中贸易，惩办主战官员等。琦善承认林则徐禁烟操持过急办理不善，称英军若离开天津海口南返广东，皇帝定会秉公办理并重治其罪。懿律同意琦善的提议，1840年9月率舰队拔碇起锚返回中国南方。
旻宁为使英国舰队不再北上进攻皇城，把身段放得非常之低，按琦善和懿律的约定，在英国舰队南返后将林则徐和闽浙总督邓廷桢革职，由琦善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赴广州继续交涉中英事务，“旋又颁布开放烟禁上谕”，无底线放弃禁烟政策。1840年11月，英国舰队南返澳门海域，懿律因病回国，义律接任他的职务。琦善与义律的谈判从12月持续到1841年1月初，琦善同意由中方赔偿英方被销毁鸦片计价600万银圆，中国增加1处对外贸易口岸，义律认为琦善没有诚意，终止谈判并令舰队攻击中国军队。
1841年1月7日，远征舰队炮击珠江口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声和守军600人阵亡。1月25日，英军登陆香港。旻宁闻报痛责广东水师指挥官：“关天培身任提督，统辖水师，平时督率无方，临事又仓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顶戴，仍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14]关天培与总兵李廷钰退守靖远、威远炮台，火炮与英军舰炮存在代差难以遏制其攻势，残部退至虎门。2月26日，关天培等战死，虎门炮台失陷。琦善情急之下再度请求议和，义律同意在沙角炮台进行谈判，要求中方履行天津约定并割让香港。沙角又名穿鼻，义律草拟的条约称为《穿鼻条约》，琦善未签署这份显然已抬高要价的条约。
战争远在南方，距离感使旻宁不再恐惧，为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密谕各省调兵赴粤作战。皇帝是在1841年1月27日下诏对英宣战的，任命御前大臣爱新觉罗·奕山为钦差大臣，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务必率军歼灭入侵军。奕山离京前，旻宁嘱他智擒义律，说他接到杨芳密报敌酋义律藏在快蟹船中，可用重金激励将士将其抓获，缚献朝廷明正典刑以振国威。杨芳所称的快蟹船原系木质海盗船，船身两舷各置数十条木桨，由水手划动木桨驱船前行，状如爬行动物螃蟹，广东水师仿造数十艘用于缉私，与使用蒸汽动力的英国战舰风马牛不相及。渴望战胜敌人的旻宁轻信错误情报，期待用闪电战擒贼擒王速战速决，他明白无误地告诉奕山：“该将军等，断不可因目前用羁縻之计，稍存观望坐失事机。朕日盼捷音之至也。” [15]奕山自然不敢辜负圣恩，按照圣意制订了深入虎穴抓获敌酋的军事计划，途经福建时招募1700名水勇组建部队。在奕山的军事计划里清军将出动数百艘木质小船，以群狼战术围歼义律所在的快蟹船，将其抓捕解赴京城。
1841年5月21日，集结珠江口白鹅潭海域的清军发动夜袭，几百艘小船团团围住早已锁定的几艘英国船只，水勇用弓弩射出捆绑着桐油布团的火箭，敌船顿时燃起熊熊烈火。清军的喷筒威力更大，这些填满火药、砒霜、硇砂、鸟粪、石灰、蒜泥、辣椒粉的双节竹筒，捆绑在长枪上向船掷去，英船很快燃作巨大火球，在突袭者的呐喊和被袭者的哭号中沉入水底。在平定张格尔之乱中屡建功勋的悍将奕山在白鹅潭海战中又建奇功，率部一举击沉7艘大型英船，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船只并非英军战舰，而是碇泊于海面的英国商船。
义律站在旗舰舰桥，握着单筒望远镜观看宏大场景，天亮后命令舰队驶入珠江轰炸要塞炮台。1841年5月24日，2400名英军离舰登陆，在军号声中分成两拨，一路进攻广州城西南商馆占领制高点，一路攻击城东北各座炮台。奕山、杨芳等抵粤后，虎门要塞兵力一度增至11000人，依然抵挡不住英军的进攻。守军在不间断的轰炸中失去斗志，丢下被炸坍的阵地逃入城中。英舰把所有炮口都对准广州城，几发试射炮弹准确击中奕山指挥部，钦差大臣惊恐万分。现在除了议和别无他法，他决定放弃抵抗接受英方条件，5月26日与义律签订《广州和约》，条约规定中国钦差和所有清军6天内撤出广州，驻扎在距城三十公里之外的地方，缴清广州赎城费600万两白银后，英军交还广州城外所占炮台，英舰撤出广州海域。
伦敦对义律签署《广州和约》很不满意，认为条约没有体现英国政府的全部诉求，罢免其特命全权代表职务。外交大臣巴麦尊指责义律占领鸟不生蛋之地香港岛毫无意义，维多利亚女王讽刺义律，称其为完全不遵指令而努力争取最短任期的人。
1841年8月21日，新任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率英国舰队自香港再度北上。8月26日，攻陷鼓浪屿炮台，占领厦门，总兵江继芸战死；9月26日，英军进攻定海，10月1日，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及守军五千人战死，定海失陷；10月10日，英军进攻镇海，总兵谢朝恩阵亡；10月13日，英军攻占宁波、镇海，两江总督裕谦投水自尽。旻宁命协办大学士爱新觉罗·奕经领兵两万集结浙江绍兴，寻机与英军决战。1842年3月上旬，清军分三路反攻英军，冒雨夜袭宁波、镇海、定海，各路皆败，全军溃散，英军反扑攻陷慈溪。6月16日，英军攻占长江门户吴淞，江南提督陈化成战死。7月21日，英军攻入镇江，1500多名蒙古旗兵与其巷战，副都统海龄战败自杀，英军焚城并切断京杭大运河。扬州绅民向英军献银50万两赎城免战。8月4日，远征舰队向南京开进。
战到这个份上，旻宁知道不能再打了。杭州将军爱新觉罗·耆英揣摩圣意，上疏称他可亲往夷船妥为招抚，旻宁准奏。耆英与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岛；向英国赔偿禁烟损失600万元，商业债务300万元，远征军军费1200万元，共计白银2100万元，广州赎城费600万元不包括在内；通商口岸增至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允许英国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英国人在通商口岸有居住权；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在华自由贸易等。璞鼎查要求将鸦片交易合法化写入条约，耆英极尽能事避免将条款写入条约，私下答应璞鼎查另拟文书，写明“各国商船是否载运鸦片，中国无须过问”。
空阔的宫殿烛光昏黄静谧无声，龙椅上的爱新觉罗·旻宁心力交瘁，以举国之力对蕞尔夷国作战竟以完败告终，他的失望是显而易见的。皇帝现在终于知道中英军队的武器装备存在代差，林则徐、奕山、杨芳等前线最高指挥官对英国舰船性能并不了解。林则徐告诉他英国战船吨位重吃水深动作迟缓，清军师船轻快灵活能击沉敌舰，战争实践证明英国蒸汽战船动力强劲，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珠江口驶到大沽口。外海如此内江亦然，英国舰船在江面行走如飞，其火轮船攻入长江击沉师船60多艘。军事装备落后的根源是帝国君臣将领对近代工业革命完全陌生，不能奢望他们从农耕社会一步跨入工业时代。旻宁、奕山、杨芳分不清楚战列舰与快蟹船，被糟糕的情报牵着鼻子一路走到黑，这并非个人智商有缺陷或能力不足，而是巨大的文化差异限制了他们的想象力和判断力。
旻宁不肯轻易放弃国家主权，曾让在广州的奕山重金雇佣洋人制造或购买先进战舰。这显然是他一厢情愿，缺乏近代工业基础的中国难以在短时间内制造出可与英国战舰匹敌的舰船，欧洲更不可能轻易对华出售先进武器。轻视英军战力的林则徐，也并非不考虑武器装备更新，甫抵广东即命关天培急购200多门西方火炮，部署在珠江两岸炮台备战。为提高士气他亲赴珠江口狮子洋校阅水师，许诺士兵每杀1个白人英军赏200块银圆，杀1个黑人英军赏100块银圆，将义律斩首者重赏20000银圆；为打赢英国海军组建水勇队，制定近战夜战战术，试图以奇人奇术打赢英军。只是这样的军事准备不足以抗衡英军，英国远征舰队鸣笛驶入中国海疆内江，帝国几乎所有军事要塞都被舰炮夷为废墟。林则徐战后心有余悸，称“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不此之务，即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闻之未闻”。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给他留下阴影，亦使他转而相信人海战争的作用，认为中国或可利用人口优势，动员取之不竭的民兵建立抵抗组织，协助帝国军队歼灭武器精良兵员匮乏的小国强敌。
英雄时代
林则徐是1840年10月3日被革职的，在广州无所事事待了7个月，1841年5月1日又接到将他降为四品卿衔的圣旨，命他去浙江镇海随营效力。到镇海后再接圣谕革去四品卿衔，从重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道光皇帝面对一场场败仗焦头烂额，认定这一切都由这位言过其实好大喜功的汉臣引起。林则徐这年7月离开镇海远赴新疆，途中建议在舟山定海速建团练，以民兵武装歼灭英军。他告诉旻宁，即使军队溃退市民逃亡，只需采用人海战争模式即可打赢敌人，“该县周围二百余里，各村居民总不下十余万众，夷匪既在岸上，要令人人得而诛之”，“似此风声一树，不瞬息间，可使靡有孑遗” [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