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总督虽对英国巨舰铁炮甚是后怕，固有的乐观精神却不曾失去，认定人海战术可以有效地歼灭英军。他这样地高看团练武装，是基于登陆珠江三角洲的英军几度被三元里民兵打败，而他甫抵广州禁烟，除命令军队备战外，还推行地方军事化，颁布《团练告示》：“本大臣等兹通谕沿海乡村父老绅商居民知悉，仰即遵示会商，购置兵器枪炮，招集村民之身强力壮者，以备自卫。”林则徐还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广州书院领袖建立了良好关系，说服他们建立大佛寺绅士公局，动员城市士绅组织团练武装，参与他领导的禁烟运动。
广州的军事斗争实践表明，正规军战力羸弱不堪一击，地方民兵却可以打败英军。林则徐是离开广州后读到《三元里平夷录》的，记录战事的军务记从军中流传到民间，详细记述了发生在1841年5月的战斗。军务记称英军这月25日登陆广州泥城曾埠，清军弃守炮台四散溃逃；29日英兵进入广州城北三元里，抢掠财物侮辱妇女，挖掘坟墓寻找珠宝，三元里、萧岗乡乡民当天击杀英兵6—7人。5月30日，各乡士绅鸣锣集结民兵，在暴雨中假装败退，诱引英军至黄婆洞磨刀坑，击杀1名军官和100多名士兵。英军溃败四散，或被水流冲淹，或迷路饿毙。乡村民兵源源驰援，英军残部肝胆俱裂，窜入四方炮台保命。军务记绘声绘色地描述5月31日的战斗：“乡民仍鸣锣传递，富者捐资，贫者出力，备乃器械，持乃糗粮，响应风从，不谋而合者，遥遥百有余里，聚至百有余乡。将方、圆两炮台四面围住，各处设伏，奋呼攻打，昼夜不息。逆夷各狐凭鼠伏，潜避两炮台中，不敢出入。十二日，逆夷义律极目远望，见遍地旌旗炫耀，刀戟纵横，乡民蚁拥蜂攒，布满山麓，有十余万众。逆夷更觉胆落心寒，亟请广州府余暨南、番二县代求解免，情愿即刻撤兵下船，不敢复行滋扰。”不甘心对英妥协的前总督读到这段文字后大受鼓舞，在《密陈以重赏鼓励定海民众诛灭敌军片》中重燃理想，认为浙江战场完全可以复制照搬广东民兵经验。
英军驻华陆军司令郭富的报告与清军军务记不同，称英军在三元里有5人死亡，23人受伤。进入广州市郊三元里布防受到当地民兵攻击的，是哈菲尔德中尉指挥的第37马德拉斯步兵团第3连，这个连队由印度兵组成，装备比其他部队落后许多，配发的燧发火枪遇到雨天弹药受潮难以击发。前线副指挥官布尔利少校率第26喀麦隆团和一些孟加拉志愿兵急行军增援马德拉斯步兵团第3连，滂沱大雨使他们迷失方向。马德拉斯步兵团的印度兵不得不孤军作战，一些人被中国民兵的长矛刺中，情况危急时两个海军陆战连队奉命赶到，用防水的布鲁斯维克新式步枪击退敌人，接应印度兵撤入四方炮台。民兵的战果显然被夸大了，但他们确实给英军造成不小的麻烦。四方炮台被越聚越多的民兵包围，数万人摇晃旌旗挥舞刀戟敲鼓鸣锣，羞辱吓唬困在炮台中的英军。为应付这些难缠的民兵，英国远征军司令义律通报广州官方，要求当地民兵撤围让英军回到舰上。
如何答复英方的要求是十分困难的，奕山亲自指挥的珠江夜袭战中，由闽籍水勇组成的突击队被证明毫无用处，英军随后进行的反攻势如破竹，包含七省援军在内的广州防线形同溃堤，四万多名守军逃离阵地，珠江沿岸所有炮台为敌所毁，包括在佛山铸造的1门万斤大炮。奕山为保住广州城，授意知府余保纯出城谈判，同意交付英军600万两白银作为赎城费以求停战。这位御前大臣现在从极端轻敌变为极度现实，认为武器低劣的当地团练用人海战争或能打赢小股敌军，对整个战场局势则并无帮助。为阻止英军占领广州已经花费600万两白银，决不能在三元里重燃战火，奕山给余保纯的指示是即行劝退包围四方炮台的乡土民兵。
广州城里的一些文官和书院士绅愤愤不平，认为广东军政领导奉行投降主义政策，事实已证明地方团练能打赢英军，却情愿付白银赎城，不考虑围歼登陆之敌。广东按察使王庭兰认定团练能战且能打赢，写信给同窗、福建布政使曾望颜，说三元里之战“歼敌百余人，斩兵目二人”。 [17]香山生员李福祥以亲历者身份称，他率水勇赴战三元里，“予水勇砍得逆夷兵头首级一颗，杀毙夷兵十二名；乡民杀得夷兵二百余名”。 [18]他们提供的歼敌数量与清军军务记《三元里平夷录》相吻合。广东战区最高指挥官奕山战后向宫中递呈折子，先称此仗由他亲自指挥，各乡团练“杀死汉奸及黑白夷匪二百余名，内夷目二名”，之后于1851年6月、8月两次再奏时口风大变，将战果缩至斩杀英夷“10余人”。 [19]奕山后两份奏折的统计数字，与英军司令郭富给伦敦的报告较为接近。但在岭南乃至帝国更广远的地方，没有人相信符合战争规律的真实数字，说出真相被视为卖国行为。
福建布政使曾望颜把广东按察使王庭兰写给他的信转给闽浙总督颜伯焘，颜伯焘阅后写折子附上这封信呈递宫中，皇帝把王庭兰的信转给两江总督梁章钜，梁章钜告诉皇帝他相信三元里大捷真实发生过，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练真的可以打赢英国人。总督为证实他的判断，呈上三元里社学团练的告示，这份告示以极其严厉的语气警告英军不要再进入他们的家乡，否则将再次领教被痛击的滋味。总督的结论是英军在遭受5月的失败之后没有再深入到三元里地区，他避而不谈奕山、余保纯为英军停止在广州的军事行动付出600万两白银，更重要的是英国人不打算在广东升级军事行动，对他们而言三元里之战只是偶发事件，这样的零星遭遇战不在原定作战计划中，远征舰队的军事目标是迅速北上进攻中国首都，没有必要分散兵力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与难缠的当地民兵交战。
旻宁在宫中收到各种信息，对奕山没能拖住英国舰队不使其北上非常恼火，好不容易广东地方民兵把英军包围在一个炮台，倘若一鼓作气将其歼灭正好替他出一口气，不中用的奴才奕山、余保纯却劝说团绅散去团勇。奕山尚须在广东办差，就把罪责归咎于已革职罪臣琦善、知府余保纯吧，旻宁定下的调子是“开门揖盗，咎在琦善；而受其指使者，为余保纯”， [20]谕令广西巡抚秘密调查此事。
三元里之战的主力是乡村民兵，他们闻锣集结诱敌深入，包围炮台呐喊不攻，步步紧扣严密老道，一经地方官劝阻即行散去，如此进退有序，倘若没有强有力的指挥班子，是不可能做到的。奕山第一次奏告宫中时称，是他指挥团练搜捕英军而引发三元里之战，在随后的折子中他收回谎言，告诉皇帝系团练自发攻击英军，他说的这些团练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学士绅组建的。社学原为乡土士绅主持的乡村学堂，其办学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到了清代，乡绅利用社学传授儒学之余，还在农闲时利用学堂场地训练乡民，用于应付宗族冲突和族群自卫，这些办学乡绅又称社学士绅。广州番禺、南海两县社学较为普及，林则徐颁发《团练告示》动员绅民办团，社学士绅是十分赞同且付诸行动的，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广泛形成了基层乡村社学武装，这是晚清最早出现的团练组织。
1841年5月21日清军战败珠江口，5月25日英军登陆广州泥城曾埠，逼近广州郊区三元里区域，社学团练成员的世居之地面临危机。社学士绅作为基层社会实际领导者，当天夜里在牛栏岗村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指挥民兵抵抗入侵者。13名读书人参加这次会议，歃血盟誓并选出3位领袖，他们是慕德里司萧岗乡人何玉成、西恩洲人梁廷栋、嘉应洲荷田堡客家人王韶光。各乡民兵在三元里会议后被动员起来，5月29日至31日的三元里之战中，英军面对的是数万名愤怒的民兵，他们从100多个村庄赶过来，在自发组织的抵抗运动中三角洲地区以惊人的速度实行了军事化。5月29日，社学团练在牛栏岗村设伏打赢英军后，士绅们再度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5月31日，南海、番禺、增城以及东北六社、城北十二社的社学团练被组织起来，把四方炮台围得水泄不通。
打赢英军的三元里人被视为国民英雄，人们把中英战争的最终失败归咎于满人统治者的无能，认为若非爱新觉罗家族的琦善、奕山、耆英、奕经一味退却，战争结局或全然不同，这样的怨尤在民间滋生疯长。一些内幕被透露出来，原本可以用人海战术全歼逃入四方炮台的数百名黑白英夷，满人钦差奕山却出卖了社学团练，他让知府余保纯带话给民兵领袖，如不收兵，则六百万元要他们负责。话说到这种程度，当地团练只能放弃唾手可得的胜利。
广州城里的书院缙绅替乡村社学士绅感到不平，白云山派诗人、大佛寺绅士公局领袖张维屏以《三元里》为题写了一首诗：“一戈已摏长狄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事。不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绛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21]他认为英军少校毕霞已被三元里团练用长矛刺死并悬首数日，就像汉元帝时西城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杀匈奴郅支骨都侯单于，悬其首于蛮夷邸门。诸乡团练数万人正待攻入四方炮台全歼英军，敌人犹如《庄子·外物》中困于网中的待死之鱼，竟然因满人将军奕山投降议和，逃脱网具游回水中。这位大佛寺绅士公局团绅在诗句中愤怒地斥责投降派在帝国如此强盛宛如纯金器皿的情势下，却如北宋对待辽国、金国那样不战而求和，不可思议地屈膝缴纳巨量财物。
珠江三角洲社学士绅以激昂斗志和军事手段，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创造了以弱御强的奇迹，这个奇迹被农耕时代的英雄情结放大开来，用来对抗工业革命后向东走来的西方。自然而然的挣扎，不屈不挠的呐喊，甚至用鲜血和生命抗击，用神话般的传说洗刷耻辱，这都是转型期的必然反应。新旧激烈交锋的时代，出现各类含意的英雄亦属必然。
锄奸运动
不对外部势力妥协是汉人英雄的基本特征，其对照物是满人大臣将领，后者因战败居于鄙视链顶端。处于鄙视链下端的是住在广州城里的买办商绅，相对于居住在乡间的耕读世家，他们一直以来处于道德低洼，战争放大了两者之间的伦理距离。与城市书院士绅、乡村社学士绅不同，从事对外贸易的公行商绅与外国商人有共同利益，行商们甚至请求林则徐不要对英开战，以免影响广东的进出口贸易，林则徐对此非常愤怒，认定他们为商业利益出卖国家。义律为了拉拢这些中国商人，宣称中英战争时期广州口岸的贸易仍可照常进行。义律挑唆广州商民与官府对立，张贴布告称英国只同中国官府作战，那些驻扎在广州的外省军队才是广州市民真正的祸害，他们破坏了广州的城市秩序和营商环境。义律清楚儒教传统深入城市书院和乡村社学，儒学士绅一向鄙视买办商绅，尽管行商们向官府捐纳白银换取职衔品级，极力过着具有中式文化特色的精致生活；但儒学士绅与捐纳买办商绅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存在巨大分歧，前者固守重农主义的儒学传统，后者与外部世界保持互动，被前者视为唯利是图毫无操守的夷奴，就是这类商人使广州沦为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商业城市。
农耕文明捍卫者对广州过度喧嚣的商业活动怨恨已久，这些反城市主义者和林则徐一样，认为行商过度牟利毫无底线导致社会无信无义。林则徐对广州行商恨之入骨，把广州的所有外贸商人都归于“汉奸”之列，到广州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死了一两名公行成员以儆效尤。他于1839年12月宣布禁止与英国通商，十三行富绅伍崇曜（又名伍绍荣）成为他选中的祭物。伍秉鉴、伍崇曜父子主持的怡和商行，以出口茶叶到美国而发迹，和英国鸦片商威廉·渣甸、查顿·马地臣的渣甸洋行和美国鸦片商塞缪尔·罗素的旗昌洋行业务关系密切，与英国外交官义律亦有来往。林则徐专门提到伍崇曜：“今令洋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限三日以内回禀，一边取具切实甘结，听候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示期收缴，毋得观望诿延，后悔无及。” [22]林则徐把行商买办视为汉奸，实际操作中则留有余地，在打压的同时争取让他们提供军费，英国远征舰队1840年6月封锁珠江口，伍秉鉴父子会同十三行行商捐出大量白银修缮炮台铸造铁炮，还建造战船供清军使用。
林则徐为打赢英军组建水勇队，称“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赡家银六元，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 [23]这是一笔很大的军费开支，仅军饷、养家费年支出就达72万银圆，武器、训练经费等开支更大，林钦差把这些费用全都摊派到行商和盐商、潮商头上。水勇队用于突袭英军大型舰船，林则徐把海洋想象为陆地，期待创造一剑封喉式奇迹。实现奇迹须靠他招募的水勇，这些雇佣兵多为横行洋面的海盗、捕鱼为生的渔民、居于水屋的疍户。林钦差流水一般花出大把银子后，亲临狮子洋校阅他寄予厚望的雇佣军，完整地观赏极其壮观的海上演习后，对怀有独门绝技的雇佣兵甚为满意，写折子报告皇帝说水勇已经练成，他们“演放大小炮位，抛掷火球火罐，撒放火箭喷筒，以及爬桅跳船各技，与水师官兵一体演试，均尚可观”。 [24]
即使亲手打造了这支部队，林则徐依然怀有戒心，尤其对他招来的疍户即水上无业居民充满警惕。广东地少人多住房困难，仅广州一地就有近10万人以船为屋居于水上，被当地人称作疍户。疍户多为来历不明的底层贱民，按清律不得参加科考。一些疍户为维持生计，受雇去外国商船做差役、家佣，官府为禁烟不许华人贩卖食物给船上的英国人，疍户中有人违反命令暗中贩卖违禁品。林则徐知道这些情况，权衡利弊后仍然把这些人招募到水勇队，他在密折中向皇帝报告，“唯有以奸治奸，以毒攻毒”，“当防夷吃紧之时，恐此辈被其勾作汉奸”，唯恐水上居民为英国人所用。为防雇佣兵战时生变，水勇队“每船领以一二兵弁”，以清军低级军官监控雇佣兵。林则徐还告诉旻宁他对疍户慎之又慎，“当其招募之时，即令查明亲戚”。 [25]
琦善比前任林则徐更加警惕汉奸，到广州后即下令裁撤水勇部队。他在折子上写道：“粤省民风浇薄而贪，除业为汉奸者更无庸议外，其余亦华夷杂处，习见为常，且率多与夷浃洽”，“大兵经过，势不能无风声，汉奸即早为走漏消息，该夷必先肆猖狂”。 [26]奕山到广东指挥军事，也认为粤省遍地汉奸，“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狡者布为奸细”。 [27]他招募福建雇佣兵组建水勇部队，不让广东人参与，称“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 [28]浙东战场总指挥奕经也为汉奸之事寝食不安，上折子说“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 [29]这样的惶恐蔓延到满人旗军驻守的各个城市，1942年3月，英军进入长江攻至镇江，驻防副都统海龄认定粤闽浙连战连败，皆因汉人通敌所致，于是大肆搜捕汉奸，镇江一时间“布满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海龄还纵使所部旗兵和青州旗兵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1842年7月21日，英军轰毁镇江城墙，海龄率二千部众冒死巷战，青州兵四百人全部战死，海龄引火自杀，妻子孙子同时罹难。满人血拼到这种地步，当地汉人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在他们眼里英国人和满洲人都是夷族外人。
时值晚清，满汉种族矛盾乃至种族仇恨依然存在。满人指定汉奸的尺度具有种族倾向，汉人身份是判断为汉奸的基本标准。汉人认定汉奸的标准则广泛许多，只要对夷妥协就会被指责为通敌，签订和约的爱新觉罗族人、捐献广州赎城费的行商等都是叛国者。汉奸的概念越来越广泛，外省来粤参战官兵遇到本地百姓指称其为汉奸，目的是使自己抢夺其财物的恶行具有正当性；患有梅毒的清军官兵与当地妇女发生性关系，难以治愈的性病随之传播到乡村，南海、番禺的社学团练袭击这些军人，骂这些寻欢作乐者是汉奸。
战时的帝国确有中国人站在英军一边，或做向导引路或攻击清军。大角炮台之战，英军“拨夷兵、汉奸数百名，由大角山后缘山而上，从墙缺处打进炮台”；沙角炮台之战，“逆先拨黑夷千余名、汉奸百余名，由穿鼻湾登岸，逆兵船则攻炮台前面，黑夷从山后攻炮台后面，我兵两面受敌”。 [30]汉奸不限于广东，浙东战场也时常出现他们的身影，浙江巡抚刘韵珂奏告，英军攻城略地多由“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路径，较我兵反为熟悉” [31]。江苏巡抚程矞采奏告，浙东乍浦之战中有闽人冒充乡勇，引导英军攻击守军。皇帝严谕浙江官员警惕汉奸，“浙江省义勇沙民，人数既多，即难保无匪徒溷迹其中，必应稽查周防，勿堕诡计”。 [32]
战争结束之时，便是严惩卖国者之始。卖国者人数如此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珠江三角洲的民兵“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二百余名所谓的‘汉奸’被杀害”。 [33]参加三元里之战的103个乡的乡民团勇全都投入锄奸运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被处死的汉奸无以数计，满人统治者坐观汉人屠杀汉人的疯狂场景，以这场血腥围捕证明并非满人跪舔洋夷，真正的汉奸在汉人中，尤其是东南沿海的汉人。
关于忠诚的阐释权
旻宁在下诏对英宣战的前一天，在闽浙总督吴文镕呈奏严防海口的折子上御批：“散去乡勇，赶紧设法团练。”
乡勇是官方招募的雇佣兵，作为帝国军事力量辅助部分，战时协助正规军作战，战后即予裁撤。旻宁质疑由军队和雇佣军构成的国防体系，认为雇佣军不能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宣战前夕命令将其解散。他的疑虑在战争中得到证实，林则徐招募雇佣兵组建的水勇队，在广州保卫战中并未发生作用，奕山赴福建招募雇佣兵重建的水勇队，在广州海域突袭战中全军覆没。地方团练则在战时发挥重要作用，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社学民兵痛击英军，此时距帝国对英宣战仅一百多天。
中英战争终究以议和签约收局，这是旻宁不愿意看到的，个中情由他自以为清楚明了，总之是办差的奴才不争气，打仗的军队很怕死。当局对社学团练始终抱有警惕。1842年10月1日，南海知县梁星源、番禺知县张熙宇颁布解散团练令，宣布由英国挑起的战争已经结束，守卫广州的军队即将撤走，当地所有团练择日解散回家，军民均臻和平无废常业。中英签订《南京条约》才1个月时间，两位知县就匆忙命令团练解散，决策之快令人诧异，究其原因是团练在战争中做大，团绅以社学武装控制基层社会，成为官府之外的小政府。士绅何玉成在三元里战前“柬传”南海、番禺、增城诸县，一日之内应者百乡，从者数万，地方长官居然事前一无所知，权力被架空者生发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之念，作出解散团练的决定。尤其令知县们不安的是，号召力这么强的社学团练是否有天地会背景，后者是遍及南方的反满秘密组织。
战时形成的社会基层力量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职能。社学领袖认为他们负有抵抗外敌、清除汉奸、维持乡村秩序等使命。1841年5月三元里之战后，何玉成率先在番禺成立团练局；王韶光联络士绅高梁材建立东平公社即东平总社；1841年年底，南海举人李芳等组建升平社学即升平总社，设立石井团练局，仅这个团练局就下设15个到18个团练局。对于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社学武装，广东最高当局认为应予以保留，奕山、祁贡、怡良1841年奏告宫中，试图说服皇帝完全承认团练。奕山甚至在1842年1月举行公宴为团练筹集资金，这时南海、番禺两县团练民兵已达36000人。
与钦差督抚对团练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不同，地方府县官员忧心忡忡，他们敏感地嗅到潜在的危险。受战后广泛散布的三元里英雄传说影响，汉人对满人政权充满敌意。1841年9月16日，广州知府余保纯主持府试时被南海、番禺的士子们逐出考场，他们向他投掷砚台毛笔，指责他在三元里之战中强令包围四方炮台的团练散去，声称“不考余汉奸试”。前来安抚的南海、番禺县令也遭到斥责，考生们情绪激烈地要求知府辞职，否则会把罢考进行到底。闹事者的背后站着士绅群体，余保纯为此被巡抚革职，北京改派易长华接任知府。发生在战时的这次罢考事件，距离1841年5月底的三元里之战一百多天，尽管何玉成等温和派团绅接受官方命令撤回包围炮台的团练，但激进派对此耿耿于怀，为此发动抗议活动。
这次罢考事件给南海、番禺知县内心留下阴影，他们决定在合适的时机解散团练，一劳永逸地消除隐患。譬如战后需要恢复日常秩序，首先要做的是解散控制在士绅手里的民兵组织。社学士绅则不肯轻易解散抵抗组织，他们认为战争并未结束。1842年9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南海、番禺县衙10月即贴出告示解散团练。社学士绅12月2日召开会议，质疑《南京条约》的合法性，这样的事发生在地方当局发布解散团练令之后，表明他们不会轻易放弃武装力量和基层社会治理权。一些温和派社学领袖按照地方当局的命令解散团练，过了一段时间后又向官府提出重组团练的要求，王韶光、高梁材1842年10月宣布解散拥有9000名团练的东平公社，1843年初则又试图重开团练局。种种迹象都表明士绅集团在战后依然十分强势，地方政治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帝国统治权力失序初现端倪。
激进派不满清廷签订《南京条约》，把表示抗议的告示贴到广州城里。几名白人女性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进入珠江边的商馆地区，而清廷从未允许英国商人携带女眷进入贸易区。1842年12月7日，又有英军中的印度兵寻衅斗殴，用刀将一个广州小贩刺死，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英国商馆。何玉成奉祁贡命令率一千名团勇进城维稳，驻扎在小北校场。通过科考获得举人身份的何玉成对体制有着天然好感，他服从府县主官命令解散包围炮台的数万民兵，为三元里之战画上句号，给两广总督祁贡留下深刻印象。南海、番禺两地知县颁布的团练解散令被延期执行，祁贡还向宫中保奏何玉成。很快接到圣谕：“交将军伊里布妥为管束，如始终如一，再行会同督抚保奏。”皇帝没有对抗英团练领袖打开通往文官系统的口子，何玉成两年后经过严格的科举考试进入体制，1844年赴四川担任知县。另一位团练领袖王韶光亦考中进士去山西任知县，成为体制内低品阶官员。北京利用南方民兵抵抗英军只是权宜之计，帝国维持科举取士的用人制度，不允许乡绅以战功进入体制。
1843年夏天，皇帝颁发永远解散团练的圣谕，这个决定的推手居然是祁贡。总督忽然发现团练武装并不总是掌握在忠诚者手中，一些团总有可能成为帝国的敌人。他曾经热情地支持团练，允许数千名团勇驻守炮台，委托团练局在城乡巡逻盘查，战争结束后主张延迟解散团练，上折子称民兵还有用处，说依“臣等愚昧之见，总以为民为邦本，民心坚定，则国势自张，外夷之所惮者在此，内地之所恃者即在此” [34]。总督对团练的态度忽然发生变化，是因为一位从浙江来的监生钱江给他留下恶劣印象，此人自称参加过三元里之战，当地士绅苏朗荛便委托他管理团练，钱江挪用团费吃喝嫖赌，还以团董身份闯入总督衙门，要求任命他为防务指挥官。总督愤怒地命令士兵逮捕他，经审讯获知此人曾参与1842年12月火烧英国商馆事件。祁贡现在知道办团士绅并不总像何玉成这样忠诚，许多人如苏朗荛那样地不负责任，把民兵交给钱江这样的歹徒指挥。团练过度扩招人员混杂，兵痞无赖混迹其中，已失去继续存在的正当性。
旻宁早在1842年3月就考虑解散南方团练，因奕山、祁贡未能组织起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兵在广东相机对英寻战以呼应浙东战役。奕山战败以白银赎广州城，旻宁未曾深责，期待这位族亲奋起再战，促使在浙江作战的英国舰队南撤，以策应在浙江作战的另一位族亲奕经，使后者在浙东歼灭英军主力。奕山麾下无可战军队，唯有动员地方民兵参战，旻宁毫不犹豫地颁旨普设团练。奕山决定由广州大佛寺士绅公议局招募水勇，各县社学团练亦积极备战，选择适当时机夜袭驻港英军，届时香港的华人苦力和仆佣也加入进来，一举摧毁英军驻港基地，逼迫部分东进英军后撤，以利于浙东会战。实施这个计划需要大量经费，户部拿不出太多白银，祁贡让大佛寺士绅公议局解决这个难题。书院士绅大多主战，对官府劝退包围炮台的三元里民兵耿耿于怀，总督希望他们在创作反英诗歌的同时，能在军事斗争中有所作为。大佛寺公议局获得审批并争取到监管珠江三角洲下游沙滩的开发的优惠政策，上层士绅集团可以团练机构的名义发放土地使用证，公议局对土地使用者收取年费来支付水勇经费。书院士绅原本就拥有大量土地，战争又让他们垄断了三角洲处女地的开垦权和租赁权，使他们的生活越发富裕。
浙东清军按计划在1842年3月上旬发起总攻，英国战舰钉子一般钉在海面，毫无调头南返的动向。数百门大口径舰炮对准清兵齐射，像无数只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吞噬被打蒙溃散逃命的中国士兵。倘若广东团练进攻香港英军，部分英舰为保护后方南撤，浙东战役或不至于如此难堪，但一切都为时已晚，皇帝亲自策划的大会战终告失败。数万清军分三路发起总攻前，紫禁城城门为宫中信使洞开，沿途所有驿站备足草料，圣旨一道接一道六百里送到钦差和总督手中，但他们所在的广州战区却杳无音信，随即四万清兵被英军歼灭在东海边。远征舰队继续北上，攻陷吴淞血洗镇江，驶抵南京下关登陆燕子矶，耆英登上英国军舰签署《南京条约》。旻宁拍案拟谕质问奕山，广东为何置身事外？奕山喏喏奏称珠江防线尚未巩固，部署停当方可攻击香港。这是他的搪塞之词，实情是当地团练的抵抗具有区域意识，民兵不会越过县域出海攻击英国人，他们与旻宁不同，对后者而言普天下皆为皇土。解散南方团练的想法，其实那时已开始在皇帝心中酝酿。
宗亲办差
国与国的战争暂时结束了，但广州的问题尚未解决，人们拒绝英国人进入他们的城市。乡土士绅组织民兵在三元里打败过英国人，差一点就端了四方炮台，是满人钦差和汉奸知府迫使他们放弃胜利。现在要做的是阻止洋人进入广州，这是珠江三角洲绅民的共识，他们在内心呐喊着同一个声音——这是我们的广州！
旻宁将宗亲耆英派往广州，处理战后的外交事务。1842年耆英在南京与英国代表璞鼎查签订《南京条约》；1843年赴广东与璞鼎查签订《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虎门条约》；1844年接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与美国代表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代表签订《黄埔条约》。这一系列条约签下来，西孟加拉鸦片洪流一般涌进国门，中国白银从烟馆哗哗泄出口岸。在广州的钦差耆英忐忑不安，唯恐自己被当地人视为汉奸。远离皇宫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团练曾经像杀英国人一样屠杀汉奸，在这样的地方做最高长官，稍有不慎就会如琦善、奕山那般身败名裂。
耆英办差时变得诡秘乖张，不再当面与外国人谈判，而是让家仆张禧替他出场，还请旨赏张禧五品顶戴以壮观瞻。清人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记述此事，说耆英这样做“太近儿戏”。在耆英看来他这样地“儿戏”，是为了不去看洋人骄横脸色，在弱势外交中表现东方智慧；最重要的是他自己不出面让家仆代理，可以对关键问题进行模糊式处理，使外事文本中的某些用词和含义模糊不定，为日后谈判留有余地。模糊化是耆英的拿手好戏，他亲笔签署的《南京条约》中英文表达就不一致，英文本第二条规定，英国人享有居住在中国5个通商口岸“城镇”的权利，中文本写明，“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回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英文本规定英国人可以居住在所有通商口岸的城镇地区；中文本则为中国同意英国外交官居住在5个通商口岸市区，包括商人、传教士和他们的家眷在内的英国平民，只能居住在城外的港口。这样的文本模糊式表述造成条约某些部分具有不确定性，在以后很长时间里成为阻止英国商人进入广州市区贸易的正当理由。
英国商馆位于广州城外珠江边的一块狭长地带。久居城外的英国人按照他们理解的《南京条约》，准备进入广州市区贸易，把守城门的乡村民兵很不客气地把他们挡在城外，依据是同一个条约的中文本。当地士绅们认为广州是省城，是两广地区的政治中心而非贸易区，广州市区乃至乡村与英国商人毫无关系。双方都有文本依据，于是引起外交纠纷。当年被皇帝派往南京，在《南京条约》中文本和英文本上签字的钦差大臣，现在面无表情地坐在两广总督衙门，听任事态发展。总督知道出自他与英使之手的条约存在歧义，只是倘若追究起责任来，英使璞鼎查亦须担责，错不在他一人。
签署《南京条约》的英方代表璞鼎查现任英国驻华公使兼香港总督，他提出赴广州会晤昔日的谈判对手耆英，要求他履行条约制伏反对英国人进城的暴徒，强悍的团勇关上城门把他拒之城外。“濮鼎查将入城，粤民不可，逡巡去”，“自江宁和议有省城设立栈房及领事入城之约，粤民犹持旧例，愬于大吏”，“乃举团练，众议汹汹，不受官吏约束” [35]。一边是强势的英国人，一边是不屈的团绅民兵，在他们的长久角力中，皇室宗亲把自己定位为代表中央政府调解中外冲突双方关系的仲裁者，以中立立场使得冲突双方谋求对己方有利的裁判。耆英是一位实用主义者，中英战争时有官员提议让地方民兵进入沿岸炮台保卫长江，他上疏强烈反对，认为团练成员复杂，混杂顽劣之徒，坐食富户惹是生非，“若再加以司炮之权，其弊更不可胜言”， [36]但在广州时为利用民兵阻止英人入城，在官府颁布团练解散令后听任南海、番禺两地团练卷土重来。
总督很少按常规出牌，他的判决十分随意。1842年年底，一名中国小贩被英兵杀死，广州民众出城烧毁英国商馆，耆英代表官府道歉并答应赔款，将10名闹事者斩首，同时释放了有团练背景的闹事者，由此成为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人。1843年7月，耆英宣布允许外国人进城，社学士绅发动民众请愿集会，耆英对璞鼎查说看来这事儿还得缓缓，等本地人情绪稳定下来再说，璞鼎查认为他说的有一定道理就答应下来。旻宁密切关注广东局势，觉得耆英办差还算称他的心。总督以团练不服从管理的名义延迟开放广州城，英国人除了干着急无计可施，这样的状态一直延续到1845年璞鼎查退休回国。
新任驻华公使德庇时发誓解决英国人进城问题，他认为中英战争时英军把重点放在进攻北方而没能在三元里征服民兵是错误的，这也使得毫无契约精神的清政府把阻止英人入城的责任推诿给当地人。英国领事马额峨奉命与广州知府及南海、番禺知县谈判入城之事，地方官员依然如先前那样把责任推给乡村团练。1845年9月，英国领事再度施压，地方当局象征性地张贴同意英国人入城的告示，未能起到实际作用。马额峨致函耆英称，广州当局不履行条约让英人进入广州，伦敦将不会依据《南京条约》在1846年1月22日前归还舟山群岛和厦门鼓浪屿。英国人把球踢回到耆英手中，再不让英国人进入广州的后果是中国放弃这些岛屿。
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英国依靠海上力量可以轻易地达到目的。总督不得不采取行动，1846年1月13日颁布告示允许英人进城。广州士绅针锋相对，张贴告示扬言对进城洋人格杀勿论。1月15日，风传知府刘浔同意洋人进城，愤怒的民众涌进衙门烧掉他的官袍，刘浔逃到巡抚黄恩彤处避难。耆英、黄恩彤等唯恐受到攻击，表态说他们认为反洋人入城是爱国行为，蛮夷必须被阻挡在城外。此时总督接到圣旨，要求广东绅民善待远人，允许洋商进城从事贸易。耆英知道皇帝不想失去舟山群岛和鼓浪屿，权衡利弊后作出他的决定。
总督让团练打开城门，守城者坚持强硬立场，总督再次表示对局势无能为力，要求进城英人注意生命财产安全。英国人再次屈服，1846年3月11日拉上法国和美国共同宣布：“皇帝陛下已经声明：经过一段时间能够确保局面稳定之后，允许外国人进城才是安全可靠的。目前中国政府不能压制广州的百姓，公使们同意此事暂时推迟，但英国女王陛下的要求并未取消。”湖广道监察御史曹履泰奏告皇帝，广东官员已失去对团练的控制，强烈的排外意识与激烈的反洋行为或会使英军再次入侵中国。耆英辩称广州社学团练有公正士绅为之钤束，督抚并未对其失去控制权。
1846年7月8日，广州再次发生斗殴事件，英国商人射杀了3个中国人。总督衙门向英国外交官提出交涉，对方把过错推到中国人身上。广州绅民发誓报仇，对总督施加压力，说他若不能保护人民，他们就向皇帝控告他。社学团练开始召集民兵。广州城外商馆区弥漫惊恐不安的情绪，英国商人武装起来，请求伦敦提供军事保护。9月7日，装备14门大炮、4门可旋转小炮的三帆战舰“复仇”号驶抵广州商馆区码头，形势陡然紧张起来。驻华公使德庇时在最后时刻决定妥协，应耆英要求让英商赔偿二百银圆了结此案。
事件虽然平息下来，涉事双方都不满意，英国商界十分愤怒，广州绅民觉得官方出卖他们。零星的排外事件继续发生，外交大臣巴麦尊警告德庇时，再这样妥协下去英国将失去在华有利地位。事态继续发酵，1847年3月27日，6名英国人进入佛山，正在训练的团练认为他们是刺探军情的间谍，投掷石头驱赶他们。公使就此事提出抗议并要求惩罚暴徒，总督不同意。刚受到伦敦警告的公使毫不犹豫地下令报复，4月1日，达格拉将军指挥的英军突袭中国军队，虎门炮台很快被攻陷。另一支英军在商馆区登陆，封锁猪巷准备攻入城中。耆英再次娴熟地运用平衡术，下令对3名肇事团勇施以鞭刑，答应1849年4月6日让英国人进城。英国人再次妥协，同意把入城时间延迟两年。
鉴于不能入城贸易，英国商人要求广州在商馆区附近提供土地，便于他们建造仓库。地方官认为这是合理要求，同意拆迁猪巷居民用来出租的杂院供英商所用。猪巷拆迁工程1847年5月初开始，距虎门炮台被英军攻陷不到1个月，当地人敏感的神经再次被触碰，认为被英军打怕了的总督出卖他们的私产。小业主，租户和木匠、泥水匠的行会，出资购买武器组建团练，阻止官方拆迁人员进入猪巷，这是广州第一支城市民兵武装。市民们拿起武器为私人财产而战。事态在这年夏天平息下来，官府作了许多解释才让人们明白，英国人打算付钱租借土地作为货栈。广州英国商人也认为无须过度解读这次冲突，这只是由于租借少量土地发生的误会，商馆区无须过分恐慌。
这边的事刚平静下来，番禺、南海又出事了。商馆区过于促狭，市区又进不去，一些不甘寂寞的英国人就跑去郊野打猎。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当地人往往向他们投掷石子，把这些不守规矩的“番鬼”赶回珠江边。总督继续扮演第三方角色，劝告英国人尽量不要去到乡村，以免惹恼当地人受到伤害。到了1847年冬天，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6名英国人驾船进入南海县黄竹岐，用猎枪射杀水鸟，民兵听到枪声以为洋人入侵，敲锣聚众围捕他们。1847年12月8日，升平社学发出告示，抗议英国人侵入他们的地盘。公使德庇时得到的消息则是6名英国人被中国人杀死。美国学者魏斐德在所著《大门口的陌生人》中描述受害者，“两名被残酷杀害的年轻人的尸体被找到了，遍身都是刀砍的伤痕。另外四具尸体据说仍在黄竹岐”。公使馆命令所有外国人撤出商馆区住进商船，这是发动战争的信号。耆英清楚战争的后果，命令军队占领黄竹岐，逮捕杀死闯入者的团练，“4个人立即被斩首，其余15人被捕交付审判”。耆英以为他惯用的策略还会奏效，就黄竹岐事件写折子急送宫中，这回皇帝没有站在总督一边，他直接为广东绅民站台，军机处接到的圣谕是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循迁就”。耆英没有预料到会是这样的结果，这位宗亲的政治生命结束了。
反洋人入城运动胜利了
1848年春，云南巡抚徐广缙调任两广总督兼办通商事务，广东布政使叶名琛升任巡抚。徐广缙崇拜名臣林则徐，在外交上倾向强硬。
德庇时已奉调回国，文翰接任英国驻华公使。1848年3月新公使抵粤，4月6日在英军旗舰“哈斯汀斯”号上就英国人入城一事和徐广缙谈判。新总督告诉英国公使，前总督与前公使约定两年后准许英人进城的事他一概不知，不过英人入城并非毫无希望，在北京的前总督或会说通皇帝，只要皇帝同意英人进城，广东这边没有任何问题。文翰知道总督把球踢给北京，他现在遇到难缠的对手了。
和平入城已不可能，除非再次进攻守卫广州的中国军队，击垮这些守军易如反掌，只是广州的民兵未被消灭，强行进入广州城的后果便会是持续不断的暴动。最稳妥的办法是集结特混舰队，在远东显示英国的强大力量，迫使中国政府管束团练，履约打开广州城门。文翰告知伦敦他的想法，外交大臣巴麦尊的答复是，女王陛下不会为英国商人进入广州派遣远征舰队，除非出现更多违反条约的事件。伦敦的表态使广州城外的三百名外国商人感到绝望，被广州“暴民”搞得狼狈不堪，望眼欲穿却不见英国舰队来粤，他们只能困缩在面积狭小的商馆区继续受苦。广州英国商会不断地向曼彻斯特商会发函，曼城商界大佬深表同情，认为1844年后广州贸易赢利逐年减少，原因在于英国未向中国施压使英商入城，以及中国征收内地转运税。曼彻斯特商会向巴麦尊表明上述看法，外交大臣同意就入城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压，但就整个中英贸易而言，当时英国处于顺差状态，尚不是对中国彻底摊牌的时候。
不许洋人进城并暗中阻碍贸易，似乎是只有广州才发生的事，条约签订后中国的贸易口岸增加到5个，英国货物进口量迅速增长。1843年，英国输华棉纱计621万磅，较战前增加1倍；1845年，英国输华棉布达1.12亿码，为战前的5倍，同年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达170多万英镑，而战前为每年70万英镑左右。中国对外出口量也在增加，19世纪30年代，茶叶年出口量为5000万磅，1843年增至7000万磅；丝绸年出口量战前为1.2万包，19世纪40年代后期约两万包。之后情况发生变化，在自然经济和手工业的抵制下，进口工业品积压严重。1846年，英国洋纱、洋布进口量大幅下降，巴麦尊注意到英国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滞销，这位辉格党人对此深表忧虑。但就英国对华贸易整体而言，棉纺品贸易的亏损会被大宗鸦片交易弥补，1810年至184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42.7万箱，年均13000箱，中英战争结束后东印度公司年输华鸦片40000箱，到了19世纪50年代，输华鸦片每年达70000箱。
战后的对华贸易对英国是有利的，对伦敦而言英人在广州遭袭的问题尚未紧迫到派遣远征舰队干预的地步。前公使德庇时1847年4月命令英军攻占虎门炮台，事后受到首相严厉批评，告诉他未得到内阁准许不得采取任何军事行动。这个时期英国发生经济危机，粮食投机商破产，银行停止兑付支票，这些现象由工业、铁路投资过热引发，并非对华贸易引起，曼彻斯特棉纺织品在中国滞销属于局部问题。在华英商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受到国内经济萧条、中国手工棉纺织品充斥市场的双重打击，滞销的英国棉纺织品堆满珠江边的商馆区货栈。流动资金运行也出现了问题，最有信誉的怡和洋行也只能拿到少量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