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怡和洋行、宝顺洋行，美国琼记洋行、其昌洋行等开始迁出广州，去往反洋情绪不强烈的通商口岸，位于长江口的上海是他们的首选之地。对华贸易中心随之北移，广东本土航运业巨头也把总部迁往上海，加入外国轮船公司成为股东。这是难以阻遏的旋风，岭南的掮客、买办、翻译纷纷赶去上海，水手、厨师、佣人甚至粤剧演员也跟随过去，一时间粤人居沪者达数万之多。广州不再是东方最大通商口岸，留在本地的英商情绪低落，脾气也变得暴躁古怪，从1842年到1849年，他们已困于城外整整8年，绝望悲观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调。
文翰陷入困境情绪低落，广州英国商会不断地对他施加压力，狡猾的中国总督回避所有问题，公使现在什么事情都做不了。1849年4月6日让英国人进城，是耆英对德庇时的许诺，文翰扬言广州方面若再推诿，英国远征舰队定会再次来华，事态如何发展就看北京的决定。这是外交辞令亦是谎言，他知道伦敦不在乎发生在广州的事，尽管如此他还是虚张声势地作出强硬姿态，他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剩下的唯有等待北京回复。球已经踢到皇宫，旻宁担心英国舰队再次从印度驶来，再度攻到天津大沽口，曾经的失败给他内心留下难以治愈的创伤。皇帝被英国公使的谎言震慑，“密诏许（英人）暂入城一次，以践前言，不得习以为常” [37]。总督拒绝执行密旨，他要和英国人硬扛到底。他写折子告诉皇帝，英夷“入城万不可行”，广东民风剽悍，洋人入城势必交恶，考虑到拒绝入城或导致英军进攻，他已委托在籍缙绅许祥光组建团练，军队这边亦会暗中备战。
许祥光曾任户部员外郎，其家族有着办团的成功经验。许祥光的父亲许拜庭嘉庆年间组团抵抗海盗，御赐“中议大夫”名号。许祥光1842年捐资建造2艘三桅木质战船用于抗英，每船配置15门800—2000斤重的大炮，上舱与下舱相通以便炮手上下来往，下舱两旁安排64把长桨驱船前行，桨眼相间处安设子母炮、小铜炮等，用于近战杀敌，这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战船。
徐广缙除密嘱许祥光组建团练，还动员南海、番禺社学团练备战，官府秘密向其提供经费，允许团练局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款，让团绅购买火炮弹药。为加强乡土民兵战力，官方还提供新式滑膛枪。升平社学的团勇被派到炮台、瞭望台、城墙，用来阻止英军进攻广州城，他们在入城的必经之路挖掘壕沟，埋下竹签、铁蒺藜、硫黄、硝石和火药。
1847年为抵制猪巷拆迁组建的市民团练，现在又恢复起来。城里的商户也出资购买武器，组建民兵武装保卫自家商铺。行商富绅也加入反入城运动，他们的生意在《南京条约》签订后跌宕起伏，英国人废除公行制度，剥夺行商外贸特权，作为买办他们既尝到自由贸易的甜头，又受到英国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备受煎熬时对英国人充满怨气。一些在公行制度废除后从事外贸的中国商号，在贸易繁荣时向当地买办、山西票号借钱进货，现在货物滞销还款困难破产关门，也是脾气暴躁怒火难消。生意上的挫折使广州商人整体感到愤怒，对洋人的态度由热到冷以至于敌对。
1849年3月底，徐广缙再次接到上谕，“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 [38]皇帝坚持让英国人进入广州，将英人入城居住偷换概念改为一次性旅游。这样的权宜之计仍然被总督硬气拒绝：“地方文武，亦安能有千亿化身，为之禁止耶？” [39]他告诉皇帝，广州现在团练人数已达十万之众，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对洋人关上城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静观事态发展。巡抚叶名琛支持徐广缙，认为广州虽然军力不够，但团练可以打赢英军。皇帝被说服了，1949年4月29日下谕：“照该督等所议酌办。” [40]
实际上广州的危机在4月初就解除了，总督伪造了一份圣旨交给英国公使，内容为朝廷不能违背百姓的意愿而屈从于来自远方的人。文翰以为这是中国政府的正式决定，他所称英国派遣舰队再次远征只是谎言，心中没底的公使致函总督，称将向伦敦报告广州当局无视条约的行为。对英国而言外交官和商人被长久地关在城外，他们的女眷甚至不能进入商馆区，至今毫无解决问题的兆头，这实在是很不体面的事。外交大臣巴麦尊为挽回面子，在伦敦发表了被称为“威吓的棍子”的演讲，他说“这些半开化的政府”，“每八到九年就需要整整队，以使他们不要乱了套”。 [41]他和内阁成员都知道也就过过口瘾而已，距离再次发动鸦片战争还有漫长的日子。
把英国人阻于广州城外，兵不血刃便做到了，这是何等解气的事！在宫中接到奏报的旻宁欣喜若狂，与洋人打交道将近10年，沿海扰累，糜饷劳师，近来虽略微安静些，也还是频频生事，徐广缙等处置得当，不折一兵达到绥靖目的，实深嘉悦！旻宁赏徐广缙一等子爵，赐双眼花翎；缙绅许祥光、商绅伍崇曜出力很多也得到优擢。广州绅民集资为徐广缙、叶名琛建造英雄碑，刊印小册子附于《京报》赠送订户。小册子写道，自中英战争中结下仇怨以来，英人践踏我疆土，捕逐我男妇，河海内外同被摧陷，唯独我广东绅民奋起反抗，灭英军于三元里，诛英人于黄竹岐，即使三尺童子都欲食其肉而寝其皮，这样的行为是我广东民风使然，也还依仗督抚大人关心民间疾苦，激励百姓奋起，才得众志成城，固若金汤。 [42]徐广缙在城市商业精英、地方儒学名流的眼里俨然已成了精神领袖。只是反入城运动的胜利仅是局部的胜利，以鸦片为主体的贸易模式并未改变。英国在洋人居住地一事上多次妥协，原因在于对华贸易连年盈余，鸦片贸易收益完全可以抵消棉纺织品滞销带来的损失，对英国而言战争临界点在于贸易是否顺差。
皇帝曾下谕开放广州，总督却看到这座南方通商口岸的衰落。战后的粤海关税收不断减少，已不再是帝国主要税源地，随着广东对外贸易式微，朝廷对其重视程度开始下降。徐广缙要改变广州口岸的边缘处境，这使他与英国人的博弈再次升级。无法阻止鸦片交易的总督，计划打一场有限的贸易战。1850年1月，徐广缙下令增收茶叶税，规定茶叶交易只能由官府批准的公行进行，这标志着官方插手商业贸易，在广州恢复公行制度。1850年6月，南海、番禺两县颁发新规定征收茶叶交易附加税，公行垄断与外商做茶叶生意的权力，将茶叶税直送总督衙门，以换取承包茶叶贸易的特权。英国人知道他们的抗议无济于事，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现实。
总督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弥补中国因鸦片贸易受到的巨额损失，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充其量就是部分地恢复了《南京条约》签订前的官商制度。总督勇敢地挑战英国人强加给中国的新的自由竞争市场制度，但鸦片交易还在公开进行，完全不受公行制度制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由西方强国建立的贸易体制难以撼动。在这次较量中徐广缙孤立无援，当地团练没有站在他一边。垄断茶叶贸易的行商在新贸易政策中得到好处，其他商人对公行建立并无好感，他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鸦片交易；社学士绅是坚定的农耕主义者，他们置身于总督策动的茶叶贸易战之外。
[1][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徐轶杰、杨燕译，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年版，第78页。
[2][加]卜正民主编、[美]罗威廉著：《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渊、张远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0页。
[3][加]卜正民主编、[美]罗威廉著：《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李仁渊、张远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31页。
[4][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08页。
[5][法]伏尔泰：《哲学辞典》，法国伽尼耶出版社1967年版，第481页。
[6][法]伏尔泰：《风俗论》，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5页。
[7][美]斯文·贝克特：《棉花帝国》，第72页。
[8]（清）桂良：《桂良奏覆查禁鸦片章程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72页。
[9][德]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7页。
[10]（清）杨殿邦：《杨殿邦奏陈查禁粤省纹银出洋烟土入口办法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五，第132页。
[11]（清）林则徐：《林则徐等又奏英人非不可制请严谕查禁鸦片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八，第217页。
[12]（清）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58页。
[13]《清宣宗实录》卷三三六。
[14]《清宣宗实录》卷三四四。
[15]《清宣宗实录》卷三五〇。
[16]（清）林则徐：《林则徐奏英船据定海擬用民众杀敌片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十四，第432页。
[17]（清）夏燮：《中西纪事》，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5—96页。
[18]（清）李福祥：《三元里打仗日记》，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7页。
[19]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295页。
[20]《清宣宗实录》卷三五三。
[21]（清）张维屏：《三元里》，钱仲联编《清诗纪事》，凤凰出版社2004年版，第237页。
[22]（清）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林则徐集·公牍》，第59页。
[23]（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4页。
[24]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25]（清）林则徐：《覆议团练水勇情形折》，《林则徐集·奏稿》，第881—882页。
[26]（清）琦善：《琦善奏义律缴还炮台船只并沥陈不堪作战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二，第777页。
[27]（清）奕山：《奕山等又奏察看粤省并筹防情形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二十七，第994页。
[28]（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第184页。
[29]（清）奕经：《奕经等奏接仗不利长溪岭等营盘被焚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十四，第1669页。
[30]（清）梁松年：《英夷入粤纪略》，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45页。
[31]（清）刘韵珂：《刘韵珂大兵在慈溪失利事势深可危虑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四十四，第1680页。
[32]（清）旻宁：《谕刘韵珂密防义勇沙民》，《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三十九，第1474页。
[33][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王小荷译，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第47—48页。
[34]（清）祁贡：《祁贡等又奏团练乡兵于粤省情形相宜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七，第2674页。
[35]《清史稿·列传一百五十七·耆英传》。
[36]（清）耆英：《耆英奏议造炮架炮位设守当水陆并重团练只可劝民自为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六十五，第2597页。
[37]《清史稿·列传一百八十一·徐广缙传》。
[38]（清）旻宁：《答徐广缙折片允英使入城一游》，《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九，第3166页。
[39]（清）徐广缙：《徐广缙奏熟筹英人进城一事实属不可行折》，《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九，第3170页。
[40]（清）旻宁：《答徐广缙、叶名琛等折片》，《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九，第3174页。
[41]（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03—104页。
[42]（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