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走下高地
高地上的“天国”
广东花县官禄埗村塾师客家人洪秀全，对1842年发生的中英战争没有多加理会，在他看来，本地人表述“这是我们的广州”时是排外的，在这个排他的概念中，客家人和洋人并无差别，他们本质上都是外来人。虽然情况不全是这样，广州嘉应洲荷田堡讼师王韶光也是客家人，出头组织客家石匠参与三元里之战，一时间也觉得“这是我们的广州”，但他的广州显然是狭义的，意谓客家手工业者聚集的汉人居住区。王韶光可以通过科举改变个人际遇，跟随他的客家人做不到，他们终究处于社会底层。
客家人认为自己才是来自黄河文明发源地的正统汉民族后裔，在他们骄傲的内心，广州本地人不过是百越蛮族的一支，“粤”与“越”同音同义，粤地原住民到了汉代才成为汉人。客家人的祖上是中原汉人，为躲避战乱迁徙到岭南，作为后到者定居在条件恶劣的高地，被本地人称作客家人。客家人大多贫穷，出身农家的洪秀全亦然，族群歧视更是难以翻越的藩篱，族群文化优越感与移民自卑情结持久地纠缠于他的内心。一旦底层生活的困苦及科考落榜的积怨喷发出来，其能量巨大到撼动帝国基石。
即便是处在中英战争时期，帝国也没有放弃通过科举选拔官员，广州府试1843年如期举办，自幼好学的农家子弟洪秀全再次落榜。这是他自1827年去花县参加县城名列前茅，1836年、1837年两次赴广州府试都相继失败之后，帝国文官系统对他又一次关上门扉。这次遭际发生在满人钦差登上英国战舰签署《南京条约》之时，塾师的回应是轻蔑地转身拥抱西方宗教。洪秀全1836年参加广州府试时粗略读过《劝世良言》，这是广州雕版工匠、中国首位华人牧师梁发撰写的宣扬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塾师当时没啥感觉，现在不同了，《劝世良言》让他幡然醒悟，让他知道崇拜儒教偶像文昌与魁星是那么地愚昧：“中国之人，大率为儒教读书者，亦必立此二像奉拜之，个人亦都求其保佑中举、中进士、点翰林出身做官治民矣。何故各人都系同拜此两像，而有些自少年读书考试，乃至七十、八十岁，尚不能进黉门为秀才呢？还讲什么高中乎。难道他不是年年亦拜这两个神像么？”被梁发所言深深打动的洪秀全要与文官选拔制度决裂，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新路，由新路找到新的信仰。他想起6年前府试落第，大病一场，高烧中梦见游历天堂遇到一位老者和一位中年人，老者命他去拯救俗世，中年人愿意助他斩杀魔鬼。现在看来，这位老人就是耶和华，助他杀魔者就是耶稣了。再次落榜的洪秀全满心欢欣，决定皈依基督教并创建本土宗教拜上帝教。
洪秀全撰写小册子《百正歌》《改邪归正》和《原道救世歌》，在宗亲友朋中传道好几年，收效甚微。广州是中英战争爆发地，几乎所有当地人都仇视洋人，三元里之战、锄奸运动、反入城、反洋人运动一波接一波，源自西方宗教的拜上帝教很难为人接受，即便是洪秀全老家花县官禄埗村的客家人，对拜上帝教也不屑一顾。好在与官禄埗村相距三里地的禾乐地村出现了追随者冯云山，这位汉人塾师亦因落榜对儒教信仰发生动摇，他和洪秀全结伴，1844年远赴粤北八排瑶山传教，继而又转赴广西浔州府贵县赐谷村布道。洪秀全回广东后，冯云山转去广西浔州府桂平县紫荆山地区传道，发展了大批客家人和壮族信徒。
本土宗教传道者把重点放在广西边远地区，是因为这里的社会矛盾非常尖锐，可耕地不足，人满为患，贫富差距悬殊，原住民和外来移民不断械斗仇杀。道光年间紫荆山高地阶层分化与族群密切相关，最先迁入此地的汉人自诩岭南汉人，他们占据大片土地，壮族原住民成为依附他们的雇农，18世纪迁徙来的北方汉人因后到被称为客家人，居于高地烧炭为生。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外省移民不断地迁入广西，使其人口由368万激增至782万，人均耕地由2.4亩降至1.1亩，土客矛盾、族群冲突集中到一起，使拜上帝会创始者有了争取会徒的契机。
洪秀全1847年初再去广西传道，以一神教宗教教义动员紫荆山会众捣毁孔庙和民间社坛神祇。紫荆山的变化让传道者体会到，宗教一旦为民众接受会产生多么热烈的效果，为更深理解基督教以使其与拜上帝教接轨，洪秀全走下广西高地，携族弟洪秀仁去广州南关东石角礼拜堂，由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指导通读《新旧约圣经》。洪氏兄弟在礼拜堂足不出户住了3个月，罗孝全在悉心传道中发现这位皈依者对耶和华其实保持距离，他的一些想法奇特诡异秘远离教义，由此无法为其洗礼。
洪秀全在广州逗留到1848年。在此期间拜上帝会发生权力之争，信徒杨秀清传道活动中忽然跌倒不省人事，苏醒后说耶和华附身，这样一来他就成了上帝的化身即洪秀全的天父。杨秀清姻亲萧朝贵如法炮制，在洪秀全布道时打断他的话，说自己是耶稣，问洪秀全是否认识他，在信徒面前洪秀全不得不说认得，萧朝贵则通过附于躯体的耶稣告诉洪秀全：“授予尔权威，尔须率兄弟共同平定天下。” [1]烧炭工杨秀清、山民萧朝贵搬用民间喊魂手段，演绎短时间内人神交替的奇幻过程，让洪秀全不得不接受他们进入核心领导层的现实，以求贫苦农工与底层知识分子共同打天下。冯云山无疑是权力斗争的失败者，这位最早来到紫荆山传教的塾师，未能利用本土叫魂术在拜上帝教组织取得相应神位。
拜上帝会在力量尚且不足时采取相对低调的策略，会徒捣毁民间神庙神像，不对抗地方官府。洪秀全还以抵御反清组织天地会为名成立保良攻匪会，消除地方官对他的警惕戒备。紫荆山地区的乡绅最先发现拜上帝会的动机，当官府对洪秀全发动的捣毁民间神庙神像运动视而不见时，桂平县蒙冲乡士绅王作新1847年组建民兵武装，抓捕率众捣毁象州大樟甘王庙的冯云山。拜上帝会信徒抢回冯云山后，蒙冲团练1848年1月再次抓捕冯云山，将其押至桂平县衙。洪秀全为救冯云山去广州求见总督耆英，但后者已奉调回京，新总督徐广缙对洋人洋教恨之入骨，无奈之下洪秀全返回紫荆山，此时冯云山已被会众用烧炭换来的钱赎回。
紫荆山地区的乡绅不会就此罢休，他们拥有这里的广袤土地，以地方名流的身份维护乡村秩序，难以容忍拜上帝教四处捣毁孔庙和民间神祇塑像，破坏流传千年的文化遗产、乡里风俗。儒教信仰体系的捍卫者决定将外省传道者驱离紫荆山，1849年夏天蒙冲团练再度抓捕拜上帝教徒押送县狱。
拜上帝会的壮大除了创始人的坚持，还得力于富裕客家人、壮族人的加入。后者虽有土地、商铺和炭窑，仍受本地乡绅冷落难以融入主流社会，愤懑之下捐出钱物给拜上帝会。家境殷富的桂平县金田村壮族人韦昌辉、贵县客家人石达开相继成为拜上帝会会徒。平南县罗文村客家人胡以晃，拥有横跨平南县、藤县两地且远及金秀瑶山的农田，因与当地乡绅结怨，一怒之下把所有财产捐给拜上帝会，富裕阶层的加入使拜上帝会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在他们的带动下，更多的贫苦客家人、壮族人投奔拜上帝会，后者多是土客械斗的失败者，拜上帝会成其庇护所。
走上广西高地的还有失业游民、海盗团伙。中英战争后实行五口通商，随着贸易在1842年后转往北方港口，失业的船夫、脚夫结伴来到山中。随着贸易活动的减少，海盗团伙也变得无事可做，揭阳海盗罗大纲和贵县秦日纲、林凤祥，衡山洪大全聚集一万余人，秘密来到桂平金田村。一些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团练成员也进入广西，反英人入城运动结束后他们无所事事，为生存成了抢劫勒索的盗匪。这些以英国人为敌的民兵战士曾为抵抗西方妖魔而战，把广州衰落的原因归咎于洋人和软弱的满人统治者，民族主义意识成为早期太平军征募的巨大动力。
洪秀全在1849年撰写《原道觉世训》，为反满运动夯实理论基础。他告诉聚集在紫荆山高地的信徒，造物者耶和华是“皇上帝”，除此之外任何称帝者都属僭越，汉人皇帝如此，满人皇帝也这样。上帝造人，所有人都是他的子民，子民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若自人灵魂，其各灵魂从何以生？从何以出？皆禀皇上帝一元之气以生以出，所谓一本散为万殊，万殊总归一本”。 [2]拜上帝会领袖抨击三纲五常和等级分明壁垒森严的儒教礼法，称违背基督教义的满君汉臣是僭越者，是妖魔，为建立国民平等的天国务必把清妖全部消灭掉。
1849年，洪秀全决定在桂平县金田村举旗起事。太平天国后期领袖李秀成当时还是贫苦烧炭工，他把起事原因归结于应付当地团练挑衅，拜上帝会和团练“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 [3]塾师洪秀全的视野比烧炭工李秀成宽广得多，他不屑与当地团练争输赢，要做的是正本清源，驱除入主中原的异族鞑虏，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洪秀全1850年7月下达团营令，命令所有会徒变卖田产捐出私财归属圣库，秘密进入金田村集结。金田、花洲、奇石、陆茵等地的军工作坊开始制造斩杀清妖的武器，会众分为男女别营进行训练，号衣食物均由圣库供给。1851年1月11日是洪秀全生日，拜上帝会领袖选择这天宣布起事，在广西高地建立他梦寐以求的天国，国号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武装也有了正式称号——太平军。从1843年创教到1851年起事建立政权，这是充满危险极其艰难的过程，现在，洪秀全和他的同道们解辫蓄发，头裹红巾，带着武器、给养和家眷走下荒蛮的高地，挑战爱新觉罗氏建立的大清帝国。
铁流
紫荆山地区乡绅武装难以抵御太平军的磅礴铁流，蒙冲团练战败溃散退往武宣。王作新1852年7月率领民兵再战，他的儿子和3个侄子阵亡，战死的还有蒙冲武生罗思扬、罗思展，童生罗浩、罗启生等。这样的情状本可避免，广西官府本应在拜上帝会初创期即予清剿，但巡抚郑祖琛认为这个宗教组织和洋人有某种关联，应避免与其发生冲突。当地团练捕获洪秀全、冯云山，地方官呈报巡抚衙门问如何处理，郑祖琛的答复是将他们释放了事，各地官府须集中力量应付呈蔓延之势的天地会暴乱。
广西境内的天地会成员多来自广东、湖南。1847年10月，瑶族人雷再浩在湖南新宁起事，率会众进入广西境内，会合全州天地会李世德部攻占咸永口。1848年，广东高要县人张嘉祥在贵县起事，攻陷木梓圩，劫走大源、浩源典库财物，南宁协副将盛钧、浔州知府顾元凯督兵清剿，参将段炳南阵亡。1849年12月，湖南新宁人李沅发攻下新宁县城，杀死知县后进入广西。秘密会社遍布广西忽聚忽散，入户掳人勒索银两。一些士绅也参与暴动，监生黄体中会同贵县张亚珍等两千会徒劫掳梁村59户。会党陶八等千余人屯聚黎塘墟，打败安城官军和团练。1850年初，秘密帮会组织控制区几近广西总面积的70%。
天地会又称三合会、洪门会。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秘密社会成员为筹集活动经费参与鸦片走私，广州口岸优势不再使其大量失业。五口通商影响到整个华南的经济，湘省高地的秘密社会武装活动频繁。天地会的政治主张是反满复明，其反满主义和拜上帝会有相同之处，他们都认为南方人是真正的汉人，北方人是“内亚王朝”的混血者。拜上帝会领袖洪秀全甚至模仿天地会首领，随身携带一把奉天诛妖的斩妖剑。
局势在1850年6月出现拐点，广西、湖南两省军队合围新宁李沅发会党，湖南提督向荣率部在金峰岭设伏歼灭其主力五千余人，李沅发被俘押往北京候斩。以为此役后广西再无大乱，朝廷上下都松了口气，广西巡抚郑祖琛因功获太子太傅衔。谁知道数月之后，自紫荆山高地杀下来一支生力军，再次把广西搅得天翻地覆。郑祖琛是1850年12月8日向宫中奏报的，称桂平县金田村、白沙、大洋，平南县鹏化、花洲一带，均有大股武装集结，这是官方文书首次提到金田村。由两江总督任上调至广西主持军务的钦差大臣李星沅12月21日奏告宫中，称桂平县金田村尚弟会擅帖伪号、伪示，招集游匪万余肆行不法，实为群盗之尤，必须集结军队予以歼灭。初到广西的李星沅虽把拜上帝会误写为尚弟会，就其认定拜上帝会武装系帝国最危险的敌人而言，还是颇有军事眼光的。
1850年2月25日，69岁的爱新觉罗·旻宁在圆明园抵达生命尽头，在位30年。3月9日，20岁的爱新觉罗·奕詝即位，1851年改年号为咸丰。新帝要扳倒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他做太子时就看不惯主张对外妥协的穆彰阿。即位10个月后，奕詝颁发《罪穆彰阿、耆英谕》，痛责穆彰阿、耆英是“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荼毒”的汉奸，列数穆彰阿在道光朝陷害主战派达洪阿、林则徐，本朝又与英国人勾结欲加害新帝，以至于英国战舰抵近天津图谋不轨。奕詝直指耆英是穆彰阿的心腹同谋，两人“其心阴险，实不可问”。 [4]奕詝所称之事发生在1850年6月，1艘英舰未经通报驶抵北洋，登基才3个月的奕詝连发两道圣旨，谕令英船途经之地的督抚将官用心部署。“该夷在天津演放空炮二十余出”，“技穷而去”。 [5]
奕詝在这次事件中绕过首辅亲自部署军事，告诉文武百官穆彰阿已经失去权力。帝国对外政策随之作出重大调整，从羁縻抚夷转为硬式对抗，林则徐等主战派受到重用。与此同时，广西平叛战争也提上议事日程，圣谕广东藩库调拨库银10万两，由徐广缙、叶名琛解赴广西用于剿乱。林则徐被委以重任赴广西平乱，穆彰阿上疏反对，说林则徐柔弱多病不堪录用，奕詝怒斥其伪言荧惑，革去穆彰阿军机大臣职务永不叙用。穆彰阿其实说了实话，林则徐确实患病不起，在福州侯官接旨后抱病赶赴广西主持军事，1850年11月22日逝于潮州普宁行馆。
广西的军政班子再次重组，钦差大臣李星沅总负责，革去广西巡抚郑祖琛、广西提督闵正凤职务，前漕运总督周天爵接任广西巡抚，固原提督向荣转任广西提督，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帮办广西军务。新班子选择平南县思旺墟为首战之地，参战清军为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部、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部，作战对象为拜上帝会武装。1850年12月27日，杨秀清令蒙得恩率太平军3000人，击退伊克坦布部。12月28日，杨秀清派人迎接洪秀全、冯云山至桂平县金田村总部。1851年1月1日，伊克坦布部渡过蔡村江进攻金田，拜上帝教武装乔扮团练击溃清军。
拜上帝教武装在金田之战中乔扮团勇袭击清军，表明当地团练已协同清军作战。两广总督徐广缙的奏折中述及参战团练，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黎明，有三千人由金田而来，兵勇不能御，退至官村。该匪等拥至思旺村，将团练冲散”；“巡检浦?带同团练往击，擒获贼目朱士俭并其子侄朱兆沨、朱兆全及伙党黄德、李亚九等五名”；“二十九日，贵州镇远总兵周凤岐督带兵勇团练直抵贼巢，分路攻击，该匪约有万余人，蜂拥而出，轰毙数十人。忽有数贼手执红巾，披发执剑，率匪拼死直扑，副将伊克坦布等阵亡”。 [6]
对于广西士绅团练而言，协同军队作战的意义在于官方终于承认其与拜上帝会武装交战具有正当性。而在郑祖琛主政广西时期这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官方唯恐团练抓捕会党激化矛盾，不予鼓励还强加制止，团练在交战中失败，军队和地方官坐视不救，抓获会徒押解送官，地方官“反羁押团长致毙，遂群焉解体者”。 [7]团练解体团勇归田，会党组织声势日盛，19世纪40年代后期华南粤桂湘交界地区，广东河匪、梧州田芳帮、湖南棒棒会、广西陶八帮会、罗定州凌十八武装等此起彼伏如火如荼，这样的情势有助于拜上帝会起事。
奕詝重视广西团练建设，即位不久就谕令巡抚郑祖琛劝谕绅民组团保卫乡土。为激励团练奋勇作战，他还下旨抚恤阵亡广西乡绅杨廷芳、吕廷颂。徐广缙主政广西军务，奕詝亦提醒其重视团练保甲，“该督务当通盘筹画，迅速剿办。其团练保甲诸事宜，尤应随地布置，使贼匪不敢肆行，庶不致酿成巨患”。 [8]
抗英总督徐广缙在广西领略到国内战争的残酷。广州团练善于营造声势屈敌之兵，三元里包围四方炮台、反洋人进入广州，均号称十万之众以吓阻非主力英军。广西的情况全然不同，当地团练须直面失意客家人、高地烧炭工、鸦片走私犯、失业旧团勇和秘密社会帮会成员，这些人都不是好对付的善茬。广西团练必须打硬仗，作战频次、激烈程度、伤亡人数与广东团练无法比拟。仅1850年11月至1851年1月，短短3个月内，广西官员奏章中就数十次提及团练参战情况。
广西武装暴动波及广东，徐广缙回广州平叛，李星沅主持广西军务，巡抚周天爵动员各地力行团练。邹鹤鸣继任广西巡抚，对地方武装也很重视，绅团在战事中亦有上乘表现。广东天地会颜品瑶部进入广西，为歼灭颜部，会办军务的劳崇光动员南、太、泗、镇四府团练协同绿营参战：“广东贼颜品瑶扰南宁、太平，崇光驻兵南邕，与广东军合击，屡战皆捷，品瑶就歼”，“偕左江镇总兵谷韫灿平白山贼，举行南、太、泗、镇四府团练，歼颜品瑶余党於灵山”。 [9]一役集结四地团练参战，如此规模的会战在晚清团练史上尚属首次。但就总体而言，广西团练仅为松散型低强度武装，难以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在战争中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进入广西作战的军队由各镇总兵统带，巡抚周天爵没有自己的军队，便积极推行地方军事化，檄令怀集、贺县、都康、下雷土司，凌云、东兰、横州、博白等地团练合力防剿。李星沅1851年5月病逝军中，周天爵接任钦差大臣专办广西军务，调集数万兵力会攻桂平金田，太平军主力突围攻陷象州，奕詝下诏斥周天爵无能，免去其总督衔，交出军权暂署巡抚。周天爵被宫中弃用，军旅生涯画上句号，多少与其力倡合力防剿的广西团练始终没能成为战场主力有关。
在广西的帝国雇佣兵
1851年，两广总督徐广缙奉旨赴广西督战，行前动用库银在广东招募雇佣兵随他出征，这些雇佣兵被称为粤勇或广勇。粤勇依据籍贯还可分为东勇、莞勇、潮勇等，军事素质强过正规军和广西团练。
当时钦差大臣李星沅主持广西军务，1851年初他在前线奏告宫中称粤勇擅长打仗，东莞士绅、候补知府张敬修统带的莞勇，在武宣打仗屡建战功。中英战争时张敬修在东莞修筑炮台防御英军，1845年去广西做了几年知县后辞职回乡，1850年广西会党起事反清，巡抚周天爵委托他招募300名莞勇赴战。
粤勇大多出身底层，由乡土士绅出资训练，参与宗族械斗或地域冲突，相当一部分粤勇加入过地方团练，参与三元里之战、锄奸运动、反洋人入城运动。中英战争、反入城运动相继结束，社学团练规模随之收缩，城市团练亦不复存在，大量失业团勇流入社会成为游民。徐广缙招募粤勇赴桂平叛，既可利用他们的军事技能，又可让他们领取薪饷解决生存危机。
1851年开始赴广西作战的广东雇佣兵数量可观，一些粤籍士绅成为雇佣军指挥官，除了张敬修，还有捐职主簿陈登仕、候补训导张熙云、候补布政使褚汝航、武举韦允升、已革游击王浚、投诚会党首领归善营千总冯子材等。
来自广东的雇佣兵作战勇猛，这支生力军或可翻转桂省战局，这样的消息经各种渠道传到京城，君臣信心大增，以为胜利指日可待。协办大学士、帝师杜受田1851年3月奏称：“传闻粤中杀贼，官兵弗如乡团，乡团弗如广勇。果如广勇精加选练，不过一二千人，以此于谋勇之将弁、官绅数人，分一二堆领之，势宜足以办贼……为其人皆籍广东，多为各处富商大贾佣工负贩之徒，向来雇募，按月给工，大概每人每月约银四五两至六七两不等，较于官兵饷银为多，然亦不过二兵为一勇之用。” [10]杜受田主张高薪雇勇，认为雇佣兵物有所值。
粤勇并未如清廷所想一举扭转战局，他们的对手太平军实在太强。1851年3月至4月，雇佣兵和军队在武宣、三里圩协同作战，一度对叛军形成包围。5月，被围之敌经小林、大林、大蓑等处分路突围，退守象州中平；9月，象州之敌奔袭永安，驻安樟莞勇不战而溃，以至永安州城失陷。此时，李星沅已病逝军中，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主持广西军事，永安之败令他怒不可遏，下令遣散莞勇，另募东勇、潮勇交张敬修统带。
1852年11月2日，赛尚阿命令军队和雇佣兵反攻永安，北路清军进攻龙眼潭炮台遇阻，南路清军攻击水窦未果。11月21日，新募四千多名东勇、潮勇抵桂。12月10日，清军再攻永安。潮勇由凉州镇总兵长寿指挥，助攻龙眼潭炮台；张敬修率东勇协同广州副都统乌兰泰部进攻水窦。北路清军突破守军防线，遭太平军主力反击，老潮勇尚可一战，二千多名新潮勇溃退四散。乌兰泰部遭守军突袭粮草尽失，东勇随其后撤。永安战役从1851年9月中旬持续到1852年4月初，粤勇协同清军围城二百多天未能攻破城池，钦差李星沅、帝师杜受田认为广东雇佣军能战胜的预言，被军事实践证明过于乐观。
1852年4月5日，太平军弃守永安奔袭桂林。4月7日，乌兰泰率诸部追至大峒山时中伏，数千潮勇调头退出战场，以至于清军主力五千人被歼，乌兰泰受伤跌落溪涧，天津镇总兵长瑞、凉州镇总兵长寿、河北镇总兵董光甲、郧阳镇总兵邵鹤龄战死。一仗阵亡4名统兵将官，这是清军在广西战场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
潮勇临阵集体弃战，在于“与太平军通”。 [11]雇佣兵发现敌军中多有广东老乡，这些老乡和他们一样曾是宗族团练成员，共同经历过中英战争和反入城运动，没有理由为了官府给的佣金，在陌生土地上与乡亲拼个你死我活。抗英战争已经过去，反洋高潮烟消云散，社学团练仅留近亲门生习武，权作宗族实力宣示。农业和手工业又被战争毁坏，握过刀枪的农人没有心思回到田头作坊，情愿四处漂泊。反洋情绪依然还在，英雄情结不会再有，来自潮州的雇佣兵遇敌散去，除了发现族人听到乡音，地域亲和力瓦解其作战意愿，更重要的是仇满反清意识被触发被唤醒，他们要做清帝国的敌人。
太平天国运动的早期追随者中，有为数众多的广东人，在这个充斥天地会、洪门会等秘密组织的通商省份，反洋反满是底层社会边缘群体的共识，就他们而言反满优先于反洋。太平军放弃永安转攻桂林，进入永安城的粤勇看到防御工事坚实牢固，震撼之余留下深刻印象，他们知道这些军事工程的建筑者来自珠江三角洲，是昔日并肩作战过的战友，由此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慨。人海茫茫皆为无根飘萍，乱世沙场一不小心就做了刀下之鬼。思索考量后的集体决定是不作无谓牺牲，不再陪督抚缙绅清军官兵玩下去，他们清楚战争一旦结束勇营裁撤，留给自己的还是毫无希望的生活，倘若这样还不如加入叛军。
大峒山一役逃离战场的潮勇达两千人之多，钦差大臣塞尚阿对广东雇佣军彻底失望，在军中向皇帝报告，大峒山之战潮勇阳奉阴违，与贼暗通消息，断送了清军主力乌兰泰部和入桂作战的四镇总兵。鉴于清军兵力不足，赛尚阿对是否完全摒弃粤勇态度犹豫，他告诉奕詝，潮勇作战凶猛但不守军纪，出战“裸股跣足，踊跃泥田之中，争先恐后，骁勇实异寻常。惟饥则回营觅食，禁之不可，饱则持械出斗，阻之亦不可。幸其性多属犷直，稍假好言，则杀贼罔顾性命，其不受节制在此，其可用亦在此”。 [12]大峒山战后，新募粤勇继续进入广西，赛尚阿接到宫中密旨，对广东雇佣兵严加甄别，尚未成行的粤勇不得进入广西。赛尚阿急令广、肇、浔、梧等府不许滥收雇佣兵，“遇有投效之勇即行截回”。 [13]
内战中的广东团练是分化的，上层团绅继续站在清廷一边，一部分底层团勇则成为反秩序者，在内战中转换立场站到士绅阶层的对立面。帝国君臣十分了解这样的情况，迫于战局不得不使用雇佣军，但这样的利用是短期的，一俟战争结束即毫不犹豫地予以裁撤，帝国常备军事力量只能是满蒙八旗军和绿营建制军，雇佣军只能在发生危机时临时征用。
在广西的雇佣军中，战力超过粤勇的是楚勇，这支来自湖南新宁的雇佣军秉持地方宗族团练组织原则，以血缘宗亲门生关系维系团队，相对于由各种人等脱离宗亲团练组成的地域性雇佣军，更具明确的政治取向和尚武精神。他们先与进入其宗族传统势力范围的本地天地会作战，继而进入广西同时对天地会武装和太平军作战。湖南新宁团练成建制转为雇佣军，得力于时任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推荐，1851年4月，赛尚阿奉旨赴广西督军平叛，奕詝允准调湖南在籍知县江忠源赴营。江忠源将500名新宁团练转为楚勇，湖南雇佣兵出省作战就此开始。
英雄跌下神龛
战争的激烈程度远超预测，帝国最优秀的职业军人持久地奔逐鏖战在燠热的红土高地，耗尽体力意志消沉甚至命丧战场。广州副都统乌兰泰久经西北战场历练，随火器营征伐回疆战功颇多，率部入桂初战即胜，他的脚步停留在永安城外，继而其部在大峒山遭到毁灭性打击，负伤撤至桂林城下被太平军击杀。广西提督向荣身经百战，随陕甘总督杨遇春平定河南滑县天理教起事、新疆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张格尔叛乱，湖南提督任内歼灭天地会李沅发主力，率部入桂攻占金田。再战象州渐显疲态，官村岭之战遭太平军阻击，没能到达指定区域以至于永安失守，被褫职后闲居广西平南。赛尚阿是赴桂指挥作战的一品高官，他在中英战争中护卫京畿，战后组建火绳枪队，奉旨赴广西前皇帝特赐遏必隆刀，拨给他军费二百万两白银，为提振军心还调派驻京军队随他南下。被寄予厚望的首辅到前线后无法节制督抚将官，指挥能力又弱，以致战局残散难以收拾。奕詝震怒，诏斥赛尚阿调度无方号令不明赏罚失当，以致劳师糜饷日久无功，将他褫职逮京治罪。在广西作战的悍将纷纷折戟，重任落到在中英战争中颇有建树的姚莹和徐广缙身上，他们是公认的抗英英雄，尤其是具有带领地方团练打赢强敌的经验，朝廷期待他们为帝国再建奇功。
赛尚阿在广西主持全局时，台湾兵备道姚莹调任“谋军事”的广西按察使，即赛尚阿的军事顾问。儒将姚莹是桐城古文派大家姚鼐嫡孙，和林则徐政见相同，主张禁烟抵抗英军；主持台湾防务时，从台南到台北勘察各个港口，在沪尾、鸡笼（基隆）添设炮台，配置4门8000斤重大炮、2门6000斤重大炮。他动员各地士绅出资办团，至1842年3月，全岛有团勇47100名。为防备游民疍户被英军收买，姚莹参照林则徐的做法招募他们进入水勇队，战时由水师军官统带。为补充军队缺额，姚莹挑选一千多名精壮团勇加入绿营。1841年9月30日，英舰“纽尔布达”号入侵鸡笼，参军邱镇功命令士兵开炮轰击，炸断英舰桅杆使其触礁沉没，此战击毙“白夷五人、红夷五人、黑夷二十二人” [14]，俘虏英军士兵133人，缴获敌炮10门。英军否认入侵台湾，称运载几百名印度兵的“纽尔布达”号偏离航道沉没于台湾海域。1842年3月11日，英军远征舰队双桅船驶入淡水、彰化交界处的大安港，姚莹命人把敌船引入土地公港使其触礁搁浅，清军开炮将其击沉。此战“杀毙白夷一人、红黑夷数十人，生擒白夷十八人、红夷一人、黑夷三十人、广东汉奸五名。夺获夷炮十门、又铁炮一门、鸟枪一杆、腰刀十把”。 [15]英军的说法还是英舰正常航行触礁沉没，船员包括18名英国军官同样落到地方政府手中。到1842年6月，台湾战俘营一共关押着“149名印度兵和19名‘白人’外国士兵”。 [16]正在为一连串失败悲伤的道光皇帝，受台湾兵备道姚莹、总兵达洪阿的胜利鼓舞，一时间恢复了爱新觉罗氏的尚武热忱，在姚莹呈达的捷报上批示“览奏嘉悦之至”。喜悦溢于言表的旻宁谕令福州府库拨出30万两白银，用于增强台湾的军事防御。
厦门鼓浪屿已被英军攻克，台湾战俘营的英军难以押赴大陆，姚莹决定把他们全部杀掉。旻宁授予姚莹杀俘的权利，闽浙总督怡良打算用俘虏换回鼓浪屿，命令姚莹把战俘送往福州。姚莹不为所动，对达洪阿说以交还英俘换取英军撤出鼓浪屿，这是示弱的行为，不如杀掉这些俘虏，达洪阿表示赞同。1842年8月，完成审讯后的大部分战俘被处以极刑，仅有“9名（除2名广东领航员外，大部分是白人）被赦免”。 [17]决不姑息入侵之敌，指挥台湾防卫战的姚莹成为帝国英雄。
姚莹在广西前线并不顺利，他的建议多次被主官赛尚阿否定。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官乌兰泰和向荣矛盾很深，姚莹支持乌兰泰，赛尚阿多听向荣，以至于清军多次战败。赛尚阿亲自指挥的永安战役，清军集结四万多人分两路发起总攻，姚莹担任翼长即乌兰泰部副指挥，由南路攻击水窦之敌。他和乌兰泰建议清军向荣部放弃北路进攻，和他们会合集中优势兵力攻取水窦，切断永安城对外通道使其成为孤城。向荣拒绝他们的建议，率部强攻太平军龙寮岭防线，南路清军兵力不足强攻水窦不克，太平军秦日纲部从圞岭迂回突袭其囤粮基地，乌兰泰、姚莹不得不放弃进攻水窦。
广西战局溃乱不见好转，宫中急令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师赴援。徐广缙1851曾赴桂主持军务，奉旨返粤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平叛，1852年春天他终于见到曙光。高州会党凌十八踞守罗镜圩、信宜，与太平军相倚而战，徐广缙率部夺回贵县、廉州，攻入罗镜圩擒获凌十八，皇帝赏加其太子太保。总督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广东团练旧部的频频反水，当年反英人入城运动的参与者在内战中迅速分化，一部分人成为帝国的敌人，他们进入广西高地投靠会党，或成为政府雇佣军后在广西战场开小差逃往叛军。这是徐广缙最不愿意看到的，又是他不能克服的难题。当洋人龟缩在广州城外商馆区不再躁动喧嚣，反洋人主义者的兴奋点转为反抗满人统治者，民族主义情绪和贫富阶层矛盾凸显出来，地方观念宗亲关系不再成为团练组织的黏合物。
三角洲地区的社学士绅听任团勇离开，他们没有担负起平叛的责任，亦无率团出省作战的想法。1850年夏天，广西高地五万名堂会信徒举旗反满，一路南下攻占了广东清远县城，与其呼应的广东会党在从化起事，暴动发生地距广州城仅一百余里，当地乡绅亦不为所动，除非叛乱者进入他们所在乡域，否则不会鸣锣竖旗动员民兵作战。对广西平叛表现出极大热情者，是张敬修等在籍体制内科甲精英，曾为编内官员的他们视野远及帝国域内，与大部分乡村士绅不同，后者的目光坚执于足下之土。
奕詝和他的父亲旻宁一样，期待广东士绅伸出援手，他特许粤省免征1年田赋，以求当地绅民感恩朝廷。广东官员则为应付战争忙得焦头烂额，为填补在内战中耗损的库银，隐瞒上谕依然收税，甚至还向绅民逼捐。南海、番禺士绅在1851年3月发现地方当局的骗局，召集会议拒绝缴纳田赋。东莞绅民包围县衙，知县逃往广州。新会知县迫于压力，表示加倍退还税款。徐广缙的处境不同，他需要白银用于平叛战争，免征田赋造成的军费亏空他无法弥补。总督的担心并非多余，到1852年9月仅两广地区就支出军费400万两白银，这笔巨款中的一部分出自卖官所得的银票，还有50万两截留自应交北京的海关关税，其余部分为透支亏空。为填补这个黑洞，徐广缙不得不与曾出资为其建造英雄碑的广东士绅决裂，奏请皇帝禁止拒缴田赋的东莞举办科考，还以煽动暴动的罪名逮捕煽动乡民拒缴税款的军功秀才。1852年秋天徐广缙离开广东总督府赴任湖广总督，广东士绅视其形同陌人。而在他之前，抗英名将姚莹在广西战场毫无建树，亦已跌出英雄神龛坠入冰冷现实。
徐广缙1853年初抵达岳州，此时太平军已攻克武昌。随后的长沙战役，他又不在长沙城中，与在广州领导反洋人入城运动时不同，总督在内战中总是赶不上节奏。赛尚阿在广西战败被免职，徐广缙继任钦差抵梧州剿敌，洪秀全先他之前率部转攻桂林，以至于徐广缙未在广西境内歼敌。太平军进入湖南境内，徐广缙赶赴湖南指挥战事，才抵长沙叛军已撤围转攻湖北，接连攻陷岳州、汉阳、武昌。奕詝调动10万清军欲在长沙城外聚歼叛敌，未达到战役目的以致战火蔓延至湖北，他在宫中昼夜不眠寝食难安，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徐广缙身上，望穿双眼也等不来捷报，他寄予厚望的宠臣总在路上。武昌陷落后龙颜震怒，“诏斥广缙迁延不进，调度失机，株守岳州，拥兵自重，褫职逮问，籍其家，论大辟”。徐广缙在狱中度过一年，还好未被斩首弃市，1853年夏天，戴罪遣往河南巡抚陆应谷府中当差。
姚莹病逝于长沙战役，时任湖南按察使的他此役中依然毫无作为，因辜负圣意忧愤致疾，卒于被叛军重重围困的长沙城中。和徐广缙一样，他对围困这座省城的敌人中有许多共同经历过中英战争的团勇一事感到莫大的悲哀。徐广缙、姚莹们一旦离开团练武装，就失去了所有光环，军事斗争失败后便是政治生命的完结。
间谍坟场
广西巡抚走马灯一般地更换，先是郑祖琛，继而周天爵，再后来邹鸣鹤，他们对团练的态度各不相同。郑祖琛排斥地方团练，认为他们是麻烦制造者；周天爵依靠雇佣军作战，认为地方民兵难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对团练武装寄予厚望的是邹鸣鹤，他让桂籍缙绅即在籍前高官帮助他组织全省范围内的团练投入内战。
缙绅是编制内官员，因守制、患病、受纪律处分暂时离职回乡，皇帝需要他们时下诏召回。对于这些回籍贯地的编内官员，按清律是绝不可以让他们组织地方武装的，唯恐他们形成军阀势力对清廷造成威胁。中央政权在特殊时期允许未进入编制内的科举士人组建团练，其活动范围框定于乡域，至多也就县域。邹鸣鹤委托缙绅组建省级团练且给予他们指挥权，是突破红线的危险行为。
满洲人在入关前分为八旗，旗民平时农牧战时当兵。1583年建州左卫指挥使爱新觉罗·努尔哈赤起兵反明，在萨尔浒之战中战胜明军。其子爱新觉罗·皇太极是八旗旗主之一，控制其他7个旗相继征服朝鲜、漠南蒙古，1636年称帝设国号大清。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率部进入关内，爱新觉罗·福临成为清朝定都北京后的第一位皇帝。此后清廷逐渐废弃了各旗世袭旗主，十多万八旗兵成为皇家私军。顺治初年，清廷为弥补八旗兵力不足，招募归顺明军、汉人组成建制军，按明军旧制以营为基本单位发放绿色营旗，称其为绿营。绿营以镇为军事单位，每镇兵力约一万人，镇的军事主官为总兵。全国共设50余镇，总兵力约60万人。满洲军阀在明代割据北方，继而入关建立国家政权，依赖于宗族军事力量。强大的地方武装对中央政权构成致命威胁。抑制地方名流豪强，不允许他们在籍任职，是清皇室的政治原则。
1852年，邹鸣鹤未经宫中许可，委托广西籍前高官龙启瑞、朱琦建立通省团练总局，是迫于军事危机作出的决定。广西几无可战之兵，桂林危在旦夕，巡抚认为唯有建立广西团练局才能扭转局势，此项工作只有广西缙绅才能完成。建于桂林的通省团练总局，是晚清首个省级团练组织。
主持团练总局的龙启瑞是桂林人，在籍丁忧守制前任翰林侍讲兼湖北学政。朱琦是他同乡，前福建道监察御史，以直言敢谏与苏廷魁、陈庆镛合称“谏垣三直”，1846年议政未被采纳，愤懑之下回籍做了桂林书院山长。龙启瑞、朱琦与曾国藩有来往，都曾师从桐城派大家梅曾亮。龙启瑞是帝师杜受田门生，就郑祖琛等隐瞒广西实情致函杜受田。桂林举人李宜1850年10月赶赴北京呈递请愿书，指控广西官府罔顾暴乱四起，阻止绅团民兵保乡护土。翰林院编修兼贵州乡试正考官孙鼎臣读到请愿书后写信给龙启瑞，让他赴京推进抗议活动以扭转时局。刑部尚书杜受田在关键时刻发挥影响力，把龙启瑞信函内容转皇帝，促使奕詝颁谕命徐广缙、叶名琛筹银10万两赴桂平叛。圣谕强调地方民兵的重要性：“该督抚务即劝导本处绅民，互相团练，藉资捍御。必须剀切详明，鼓其忠义之气，其有固守城乡俾贼匪无从窜越，或能奋勇杀贼斩馘立功者，即著该督抚破格奏请施恩，从优奖叙。庶兵民协力同心，贼匪速就歼灭”。 [18]奕詝很快就怀疑自己的决定，三天后朝廷重申了不支持无度扩张地方武装，禁止私人制造或拥有火器。
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依然不堪，集结桂粤湘滇黔五省绿营仍难打赢叛军，鉴于此种情势皇帝不得不允许广西当地团练参战，对由谁掌握地方民兵指挥权则犹疑不定。国子监祭酒胜保1851年3月4日上疏，称广西团练散而无纪，应由总督和巡抚管理，强调中央政权对地方团练的管辖权。邹鸣鹤接任广西巡抚时便奏请广西“普行团练”，亦赞成团练事务地方主官负责制，实行起来则分包给在籍缙绅，委托龙启瑞、朱琦筹建通省团练总局。“咸丰元年六月，邹鸣鹤饬令两人协助署理藩司吴鼎昌和右江道严正基筹办全省团练，并在省城设立‘通省团练总局’，对各地办团‘未当者立速指拨更正’，以使广西团练‘有实效而无流弊’。” [19]通省团练总局即广西团练总指挥部设在桂林，龙启瑞、朱琦坐镇总局，总局大门前竖立团旗排列兵器，威武气派看上去如同衙门。1851年底广西全省63个厅、州、县中，建立团练的有40多处，每州、县民兵数量从数千人到一两万。 [20]
1852年4月17日至5月19日，太平军在三十多天中24次强攻省城桂林。强攻难以奏效，太平军工兵部队从城外挖掘地道通往城墙，试图引爆火药炸开缺口，坚硬的喀斯特岩石使满手血泡的士兵失去信心，他们不可能挖通这样的地道。洪秀全改变战术实行间谍战，士兵乔装打扮混入城中里应外合夺取城池。通省团练总局成为反间谍战的主要力量，依靠保甲制度构建网格式排查系统，在战争中发挥无可比拟的强处，粉碎了敌人精心策划的军事行动。太平军以农民、商贩、工匠的身份进入桂林，就像进入一张巨大的蜘蛛网，遇到沿街逐户细加盘查的团练唯有束手被擒。民兵让可疑之人自报何地何牌何甲何保，倘若是杜撰出来的很快就会被识破。为打赢反间谍战，团练总局制定了丰厚的奖励条件，查获1名间谍奖励100两银子，团勇为此亢奋雀跃，这场渗入与反渗入战使桂林成了间谍坟场。
太平军破城无望，1852年5月24日北撤至广西全州境内。全州城仅五百守军，都司武昌显部四百人赴桂林作战途经全州，代理知州曹燮培、前任知州瑞麟劝他们留下守城。6月3日，太平军工兵掘地道至全州城下，炸开缺口攻入城中，曹燮培、瑞麟、武昌显与守军全部战死。清人夏燮在《粤氛记事》中记载太平军屠城，全州城内“积尸千三百余具，另焚毙者未计”。太平军进抵全州途中遭当地团练阻击，卢家桥团绅陆植佩、王耀宗率“六都勇”炮击其先头部队，太平军打退团练进攻，烧毁民居60多间。全州绅民一心守城，史家简又文在所著《太平天国全史》中记述，此地“家出一丁，绅士督之，以助守望”，民兵把烧热的桐油、稀饭浇向攻城者，太平军“至今谈之，尤切齿股栗”，“民团助妖，抗拒天兵，致伤亡兄弟不少”，成为他们屠城的理由。
1852年6月3日太平军攻克全州，次日即弃城北上，离桂入湘拓宽战略空间，广西团练的抵抗活动亦告一段落。两广地区的地方武装作战区域不会溢出省界，珠江三角洲团练的作战对象为驻粤英军，广西高地团练的敌人为境内太平军和会党武装，一旦对方离开桂省，便止步省界不再追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