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朝服办团去
自酿的苦酒自己喝
太平军主力由桂入湘，包围湖南省会长沙。帝国军队最高指挥官奕詝彻夜不眠，亲自制定“趁此贼匪屯聚一处，并力围攻，以期一鼓歼除” [1]的军事计划，交由宫中最好的骑手急送前线。
太平军数千精锐于1853年9月突袭长沙，这支由西王萧朝贵指挥的快速部队连克安仁、攸县、醴陵，9月11日歼灭长沙城外石马铺清军，9月12日萧朝贵在攻城战中阵亡。天王洪秀全所率主力10月11日进抵长沙城下，工兵挖掘地道3次引爆南门城基均未得手。东王杨秀清部六千人10月14日迂回到长沙浏阳门外校场，总兵和春率守军击退这次进攻。翼王石达开部与守军向荣部争夺湘江西岸，石达开10月31日在牛头洲设伏，清军伤亡一千余人。1851年的长沙战事呈胶着状态，未如皇帝所愿速战速决一举歼敌。
前线并无统摄全局的指挥官，这对于帝国军队是致命的。在长沙的高官重臣不在少数，前钦差大臣赛尚阿、前湖南巡抚骆秉章、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新任湖南按察使姚莹等都进入城中，但都没有被授权负责全局。军队系统的提督、都统率的部队互不隶属各自为战，谁都不会去兼顾全局。“城内外巡抚三，提督二，总兵十，莫相统摄。” [2]长沙战役投入兵力近十万，总指挥徐广缙却未到位，太平军围城81天，清军战役指挥部自始至终紊乱不堪，未能在会战中聚歼太平军主力。
广东、广西两省的团练被奕詝视为鸡肋，他现在寄希望于湖南民兵。一支来自湖南安化的团练出现在长沙战役，三千团勇北起白沙街南至大椿桥修筑土城，又在主城墙后面修筑月城开挖内壕，用来阻止敌人的进攻。这支先于敌军到达长沙投入守卫战的地方武装，由在籍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奉旨组建。这是否标志中央政权政策转向？这一时成为朝野关注的焦点。
桂林战役期间，清廷就是否推行地方军事化进行政策论证。1852年4月5日太平军自永安突围，5月9日工部侍郎吕贤基上疏请求皇帝允许大臣直言。5月17日，给事中陈坛上《奏陈时事艰难疏》，恳请皇帝引咎责躬剀切宣示，破格奖励组建团练参加保卫战的士绅。奕詝接到奏折当天下旨引咎自责，动员地方团练奋勇参战。太平军6月7日进入湖南境内，6月25日前湖北巡抚罗绕典接到上谕命其在籍贯地湖南筹建地方武装，“所有绅民团练防御各事宜，即可商同筹备”。 [3]与龙启瑞、朱琦由广西巡抚委托组建通省团练总局不同，这回是皇帝亲自命令前省部级高官在籍办团。
1852年6月27日，毗邻广西全州的湖南道州失守，宫中再谕湖南绅民办团自卫，断不可为讹言摇惑纷纷迁徙。9月21日，前军机大臣陈孚恩在籍贯地湖北接到组建团练的上谕，令他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在军队战败不支时，皇帝祭出御敌神器团练，同时后者又是被时时警惕着的，唯恐其无序坐大动摇帝国根基。怎样协调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摆正缙绅及其私属武装的位置，中央政权面对不解难题。
除非万不得已皇帝不会轻易允许办团，保甲制度才是帝国的根本。保甲制度萌生于先秦，成形于隋唐，完善于北宋，元明清三代更趋精细。保甲制度是王朝最基层的统治单位，由非体制内庶民行使国家政权委托的管理权，监督其管理范围内的庶民。保甲制度的核心是一人有罪全体株连，导致民众害怕共同担责，互相监督并告密揭发。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基层自我管理模式，以威吓利诱使基层单位成员相互制约，在敌视的基础上建立邻里安全关系，使对现政权的反叛行为能够掐灭在萌芽期，帝国由此达到维稳之目的。
汉代保甲制度以5户为伍，10户为什，100户为里。唐代4户为邻，5邻为保，100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规定10户1保，5保为大保，10大保为都保。元代出现甲，20户为1甲。清代保甲制度始于1644年即顺治元年，采取10进位制，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又称牌甲制，单位管理者分为牌头、甲头、保长，各家各户把家庭成员数量和姓名写在木牌上挂在门口，外出写明去哪里，回来注明到过哪里，所有人都不许隐瞒行踪去向，以达到“制一人足以制一家，制一家足以制一乡一邑”之目的。保甲制度把城乡社会拆分为最小单元，以5户为基本社会单位组成严密的网络结构，家庭成员数及个人信息详尽地记录在案，透明公开无秘可言，君权和国家意志通过数字化管理渗入民间。地方官方通过最基层的社会组织，监视每个人、每户家庭，从而控制整个所辖区域。
保甲制度是一种网格化管理，以统一尺寸框定不同阶层，以平衡、制约地方名流在基层社会的重要影响。这就使士绅为保持阶层优越感视保甲为畏途，以种种理由拒绝提供本人和家庭成员情况。一些地方官为求顺利推行保甲制度，往往会作出妥协以处理好与士绅的关系。名臣于成龙1661年任广西罗城知县时变通保甲制度，规定乡绅中连续两榜考取贡生、监生者，可以不与庶民编入同一保甲，经地方主官同意后另入保甲名册。
官府依靠保长和甲头统治平民，向他们提供各种权利；士绅阶层则轻视疏远这些出身卑微者，使他们感到自卑和不受欢迎。基层管理者并无实际的官阶品级，并非真正的体制中人，士绅则多是科甲精英，其中一些人会进入帝国文官系统，这也是士绅阶层鄙视基层保甲长的底气。士绅对保甲长权威的挑战由争夺地方民兵领导权开始，在这场不对称的斗争中，后者很快就放弃抵抗。出身底层的保甲长无法与士绅群体争夺地方武装领导权，保甲制度虽规定士绅不能担任保甲长，其目的是抑制绅权，但乡村民兵组织经费开支须依赖富裕士绅，富绅在战时将经费用于建设宗族武装，保甲团练名存实亡。
士绅团练之所以后来居上，还在于地方官员出于文化上和地方名流的认同感，往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当地士绅拥有武装。绅权扩张影响到地方政府施政，两者之间又不断地产生矛盾。同时，士绅团练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关系错综复杂，其存亡很多时候决定于组织者个人能力。中国乡村由宗族关系和小农经济结构维持，不同的人保护乡土的热情有差异，一些民兵没有私人财产需要保卫，与同乡同族有产者存在债务关系，对招徕他们加入团练者会有经济上的要求，一旦难以满足便会产生敌意。反洋和平乱的慷慨话语并不能永远打动他们。在两广地区可以清楚地发现，团练成员在战时与战后的表现迥然不同，当外敌远他们而去，底层民兵的注意力会聚焦于自身生存问题，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团勇离开居住地走向广西高地，成为现政权的反叛者，便是一个有力的例证。
尽管地方武装之事错综复杂，鉴于军队难以围剿叛乱者，团练兴废成为朝官争议热点。翰林侍读孙鼎臣在全州失陷后递呈《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疏》，详论团练在战争中的作用、团练和保甲制度的关系、办团经费的筹集，认为推行地方军事化很有必要。孙鼎臣称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地方团练筑堡固守，坚壁清野，切断白莲教后勤供应链，军队得以剿灭反叛武装。孙鼎臣认为推行地方军事化应该有序进行，把保甲制度和团绅组织分离开来，保甲长维护地方政治秩序，在籍贯地的缙绅即在编不在职高官组建团练负责军事防卫，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地方武装落到不循法度者手中，而后者已召集乌合之众，插手地方诉讼、税赋、赈灾事务。1852年的局势异乎寻常地严峻，为对付进入湖南的反叛武装，皇帝同意前高官介入籍贯地团练事务，组织地方民兵投入战场；6月上旬接到孙鼎臣《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疏》，6月25日即谕令前湖北巡抚罗绕典在籍贯地湖南办团，9月21日又谕令前刑部尚书陈孚恩在湖北办团。奕詝给陆建瀛的圣旨写明由陈孚恩在湖北“办理一切团练防堵事宜，随时商酌，务使官民联为一气”。 [4]此处的“官”指代表中央政权在地方行使权力的督抚，“民”为地方乡绅，在籍前高官作为官民之间的桥梁，三者共同推行地方军事化。
这是形成于战时的新组织形式，前高官介乎官与民之间，难以说清代表哪方，自身究竟是官是绅定义模糊。缙绅在古代是指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因各种原因离职回到籍贯地官员亦被称为缙绅。官职品秩都已经交回给朝廷，以不官不民的身份介入地方民兵事务，并不是一件讨好的差事。
宫中对于地方团练在战争中到底扮演何种角色，非常慎重，甚至犹豫不定。奕詝给予湖南、湖北缙绅团练指挥权，对其他省份则依照旧例捂住口子。1852年10月，陕西巡抚张祥河奏请筹建团练，奕詝密谕军机处予以拒绝，理由是广西、湖南办团并无成效，乡民良莠不齐易聚难散，即便“无事之时，令其朝夕练习枪械，亦觉骇人耳目，自不如力行保甲，最为缉奸良法”。他这里已经说得很明白，团练对付反叛军作用不大，天天进行军事训练倒是让人觉得害怕，这里的害怕者除了乡民，恐怕还包括朝廷。奕詝要求湖北巡抚“随时教练弁兵勤加操演，俾该处营伍悉成劲旅，保卫民生示以镇静”，总之帝国要依靠军队打赢战争。对于已经组建的团练，奕詝让军机处转告张祥河，“所云现行团练，令民早晚练习，日中仍各安本业，是否无妨百姓生理？其官为合操，经费何出，并将来如何遣散之处，亦应豫为筹及” [5]，命令他把“简明章程各条一并详细具奏”。张祥河接旨后立即停止办团力行保甲，奕詝赞许之余再次下谕，“兹据奏称，现停团练操演，将旧有卡堡，加以缮葺，修整器械，归库收储，壮丁造册存记，并饬训练弁兵，编查保甲等语，俱系地方官应办之事，即著照所议办理”。 [6]皇帝以这样的态度表明，孙鼎臣的建议并不足以推广至全国，允许湘籍、鄂籍缙绅在籍贯地掌握团练武装指挥权仅是特例。
1852年12月13日，太平军攻占湖南岳州，十万主力军水陆并进，连克湖北汉阳、汉口，兵临武昌城下。12月30日，上谕河南巡抚陆应谷晓谕绅民办团护卫京畿。1853年1月10日，上谕两江总督陆建瀛办理江宁团练防卫江苏。1月12日，太平军攻陷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自杀，湖北提督双福和总兵常禄、王锦绣战死，上谕陕西巡抚张祥河办理团练。至此，动员团练参与内战的省份，从广西增加到湖南、湖北、江西、河南、江苏、陕西等省份。这些仓促部署很显然是被动的应急措施，地方民兵武装分布范围局限于战争波及省份。清廷清醒地认识到汉人地方武装是帝国潜在的反叛者，但为了对付现下的反叛者，也只好动用他们，这是不得已而采用的下策。
宫中发出违背祖训的圣谕
自诩为上帝之子、耶稣之弟的洪秀全，在武昌发布进军江宁（即南京）的命令，他要把创建于广西高地的天国和天国子民，迁徙到王气爆棚的六朝古都，在中国最长的河流南岸建立地上天国的都城，进而北伐夺取整个中国。1853年2月9日，数十万头裹红巾的太平军从武昌出发，水陆并进，顺长江东下，大清江山为之震撼晃摇。
在深宫中指挥战事的爱新觉罗·奕詝完全被这些“暴民”吓到了，现在他终于知道被称为教匪、发逆的敌人是何等强大，稍有不慎龙椅就会被掀翻，入关八旗亦会被逐回关外。帝国处于最危险的时刻，团练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即便饮鸩止渴也得张口喝光。1853年2月15日，皇帝作出重大决定，承认帝国已进入大规模内战时期：“逆匪滋扰以来，由广西而湖南，由湖南而湖北，所过城池多被蹂躏。现复围陷武昌省城，数万生灵惨遭荼毒。即未被贼地方，亦复闻警远避，备极流离颠沛之苦。”之所以落到这种地步，责任在于地方官吏，他们“平日既不事先豫防，临时又复张皇失措，甚至望风先遁，以致居民失其所恃，不得不转徙他方，以全性命”。奕詝责备自己任用官员不当致使叛乱难以平定，“朕为天下生民主，不能察吏安民，致令盗贼肆行，闾阎惊扰，兴言及此，寝馈难安”。他的克敌之策是仿效嘉庆皇帝团练乡民坚壁清野，反叛军虽肆意蔓延，但野无所略粮草不济，进而城不能破渐次殄灭。这份上谕最重要处在于明确了朝廷允许地方士绅获得团练武装领导权，团练经费自筹而使用权归属“公正绅耆”，地方官吏不得干涉。奕詝承认地方名流是秩序维护者，只要“公正绅耆”约束莠民，地方便不至于出现事端。若据此认为皇帝已对士绅武装完全不再戒备，则是想多了，上谕强调“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这句话十分关键，不能派遣团练去外地作战，表面上是安抚绅民，实则对团练武装活动区域作出严格限定，军队是军队，团练是团练，团练武装只是内战配角，其职责是坚守乡里筑堡清野。对此皇帝谆谆诱导地方绅民：“凡土著良民，各有产业，与其仓惶迁徙，抛弃田庐，转不免土匪乘机抢掠，何如坚守乡里，以子弟卫父兄，以家资保族党乎？” [7]这是一部纲领性文件，承认保甲制度已不适应战时的帝国，独立于保甲制度的地方武装将出现在广大区域，民兵们是帝国保护神抑或反叛者，只好听天由命了。
战局越来越不济，太平军遮天蔽日地沿长江而下，短短二十多天时间接连攻陷黄石、九江、安庆、芜湖，抵达南京城下。1853年3月9日，皇帝第二次发出办团动员令，动员对象是官与绅。当天清廷又颁发上谕，给予在籍贯地的前官员组建团练的权利，在这份上谕中，出现了“在籍绅士”字样 [8]。在籍绅士这个概念，先由孙鼎臣在1853年1月11日提出，此说明确了其在1852年6月上疏中提到的“贤士大夫”即在籍绅士——因各种原因离开职位回籍贯地的前高官。嗣后，工部侍郎吕贤基也在奏折中使用了“在籍绅士”这个词。1853年3月9日的上谕允许所有前高官在籍贯地组建地方武装，说明皇室在国家危机时对清律作出重大修改。清律有“密其回避”条款，“户部十四司、刑部十七司、御史十五道、督抚以下至佐杂等回避本籍，必须核实无讹，方许补授官缺”，规定大臣不得在籍贯所在地担任地方官。为应付现实危机，以在籍缙绅并非现职官员不受“密其回避”条款约束为由，偷换概念绕过清律，不失为紧急状态下的转圜之策。在籍缙绅，包括丁忧守制、病老休致、过错革职的回乡前任高官，虽不是现职官员却又是体制宿老，在籍贯地更是一方大族广有人脉，让他们担任团练领袖，可取之处在于其特殊身份可以帮助官方控制地方武装，潜在危险在于其一旦拥有武装力量，势必削弱地方政府力量，很容易形成上层政权与基层社会双重统治格局，对皇权构成致命挑战。当推行地方军事化成为挽回败局的不二选择时，清政权已无任何退路，现在一切都寄托于儒学信仰和礼教秩序，宫中期待在职或离职的体制中人，在帝国面临灭顶之灾时顾念皇家恩泽，与朝廷共度时艰走出困境。
在如此大规模地推行地方军事化之时，如何让在籍缙绅找到体制内的存在感，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上层统治集团成员而非地方基层社会代表，奕詝决定解决这个难题，他的办法是让所用之人于在职官员与在籍缙绅之间频繁转变身份。1852年6月他谕令前湖北巡抚罗绕典以在籍绅士身份在湖南办团，1853年5月又任命他为云贵总督；1853年1月谕令前广西巡抚周天爵在安徽办团，随后让他担任安徽巡抚，继而准许他辞去巡抚职务“专任兵事”，其身份复归绅士。他力图通过这种方法在不断的身份转化中有效地切断在籍绅士与乡土士绅过于密切的关系，防止编制内缙绅与无编制乡绅形成合力，助长地方主义的滋生蔓延。
为使在籍办团者忠诚于中央政权，他们往往被赐予钦差大员名号，作为皇帝的代表区别于地方乡土士绅，然而他们空有钦差名号并无实职，受到地方官员轻视抵制。非但官府排斥在籍办团缙绅，本地士绅也与其格格不入，民间虽称他们“团练大臣”，实际上都知道这些人不再是在职官员，在籍办团大臣列入职官编制内是迟至1860年的事，那时已是团练运动中期，仅有十来个人得到这样的政治待遇，且仅是昙花一现，清廷很快撤回对他们的任命。钦派办团者往往得不到地方政府经费支持，地方宗族武装与他们保持距离，除非他们有实力拉起由族亲门生组成的队伍，以宗族聚居区为根据地形成武装集团，才能得到地方官和乡绅的承认，至于勾连官方与地方关系之类语词，不过是皇帝在宫中的想象。利用族人亲朋、宗族财力打造私属武装，实质是在中央政权和地方绅权之间增加了不确定一极，是在帝国双重政治统治结构即上层中央政权与地方绅权之间添加了私军领袖，使帝国权力分配趋向多元。
今夜吕府哭声一片
长江一线战事激烈，工部左侍郎吕贤基领旨离京赴皖，其身份是在籍绅士。1853年被钦派回籍办团的现职官员，还有内阁学士许乃钊、兵部尚书孙葆元、兵科给事中袁甲三、刑部员外郎孙家泰、刑部郎中李文安、翰林侍读吕锦文、翰林侍读孙锵鸣、翰林院编修李鸿章、高邮州知州魏源、曹州府游击刘玉豹、宿州龙山汛千总李际广等。在籍前官员中也有人接到圣谕，他们是前礼部侍郎曾国藩、前礼部侍郎侯桐、前左都御史沈岐、前宗人府府丞温宝谆、前闽浙总督季芝昌、前闽浙总督刘韵柯、前广西巡抚周天爵、前广西巡抚邹鸣鹤、前广东巡抚黄恩彤、前浙江巡抚梁宝常、前浙江提督李廷钰等。这批人一共58人，分别去往江西、湖南、安徽、江苏、福建、贵州、河南、山东、直隶9省。
皇帝对吕贤基寄托厚望，期待他在安徽前线打开局面。1853年2月2日，吕贤基在工部左侍郎任上递呈《奏陈江防吃紧请饬择要安置折》，抨击两江总督陆建瀛未积极组织防御便退守南京。他还就长江防线提出战略设想，认为南京必须扼守要隘东、西梁山；巢湖是梁山上游，可与梁山互为犄角，应招抚此方土匪武装以防其投敌；巢湖的资源还可利用起来办水师，“向来江北用兵，多于巢湖练习水师”。庐州为江淮门户，江皖水陆皆恃此为屏蔽，可招募游勇散匪为劲旅作为江皖援应，由此“宜令重臣驻扎庐州府”。吕贤基还举荐前广西巡抚周天爵主持安徽军事。奕詝接到奏章后，觉得吕贤基的想法与他不谋而合，当天连发两道谕令，一道是《谕内阁著将周天爵赏加兵部侍郎衔会同蒋文庆等办理防剿事宜》，一道是《谕内阁吕贤基著即驰前往安徽会同蒋文庆等办理防剿事宜》，把安徽的战事托付给蒋文庆、吕贤基和周天爵。
吕贤基尚未启程，长江北岸的军事重镇安庆就被太平军攻陷，安徽巡抚蒋文庆兵败自尽。蒋文庆早在1851年就提出安徽应尽早布防，奕詝迟至1853年1月太平军攻陷武昌时，才考虑部署安庆、芜湖防线，2月2日下谕令周天爵协同蒋文庆办理安徽防剿，这对蒋文庆而言已为时太晚，他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住安庆，城破之后只能选择自杀。
安庆失守与两江总督陆建瀛有关。陆建瀛曾在翰林院供职13年，曾轮值上书房，久在宫中使其待人十分强势。1852年10月太平军入湘攻鄂，安徽驻军接到派遣1000人驰援湖北的命令，陆建瀛判断太平军应进攻吉安，让蒋文庆将这1000人调往江西，蒋文庆考虑到安庆、潜山500名绿营官兵已启程赴鄂，不宜改变行军路线，便让尚未出发的徽、宁营兵500人改赴江西，增援两省的军队，随后募足千人。这样的安排兼顾两省十分周全，陆建瀛却认为蒋文庆有意冒犯他，而他之所以让蒋文庆派兵去江西，是因其老家在吉安。蒋文庆预判太平军势必进攻安徽省城安庆，全省仅有6000兵力且分散在各地，安庆兵力空虚难以防守，上疏奏请尽早举办团练和军队共同守城，必要时调派江苏驻军援皖，这是为长江防线全局着想，陆建瀛却认为巡抚未和他商议，自作主张径自上疏，“以文庆张皇，渐生异议”。 [9]大敌当前督抚不和，是安庆失陷的重要原因。
吕贤基同情蒋文庆，缺兵少将且受总督掣肘，这个巡抚怎么当？奉旨脱下朝服回籍办差，圣谕中有“会同安徽巡抚办理团练军务事宜”一句，这巡抚就是指苦命的蒋文庆，皇上拟旨之日他还活在安庆军中，侍郎在北京接旨那天，巡抚已不在人间。吕贤基面对孤灯难以入眠，回籍办团岂非步蒋文庆后尘。安徽无兵无团，去了也就是灯蛾扑火，赴死之时方知上折奏言时的轻率孟浪，血腥战场远非文士挥笔献策那么简单。前高官现缙绅吕贤基在榻上辗转反侧，家人自然也是夜不能寐，反正睡不着觉便都坐起来，内宅的哭声随了夜风在花窗屋梁天井照壁打转，不祥之兆弥漫漆黑的吕府。
吕贤基临行奏请翰林编修李鸿章、刑部员外郎孙家泰、候补主事朱麟祺等，随他回籍帮办团练，已在籍的五品衔武生张瑞庆、前东河通判徐启山听他调遣，奕詝都答应了。吕贤基抵安徽时，周天爵继任巡抚主持安徽军务。周天爵、吕贤基要求增加更多办团缙绅，皇帝一概允准，一批又一批皖籍官员接到上谕脱下官服成为在籍士绅：淮北同知李安中、宿迁知县候补同知林德泉赶赴安徽，前江南河道总督潘锡恩回籍办理皖南太平府捐输团练事务，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袁甲三赴凤阳筹办淮北团练，广东潮州府遗缺知府赵畇赴安庆组建皖中团练……安徽成了推行地方军事化的示范点。
吕贤基选择皖中重镇宿州督办全省团练，和周天爵联名上疏，“练本邑之兵，团本乡之勇，因本地之粮，以守本地之土，各固藩篱，永免征调”， [10]提出团练不跨区域作战，设有团练的地方，永远免除征兵征粮。这是对帝国兵役、税赋制度的挑战，几乎就是地方主义宣言，“上韪之”。但皇帝只能表示同意，长江两岸诸多城市陷落敌手，军队战败节节后退，能顶上去的唯有汉人绅团。此时顺天府府丞张锡庚上疏提出重赏有功团练成员，“有能团练丁壮杀贼立功者，文武举人赏给进士，贡监生员赏给举人，军民人等赏给把总外委”， [11]吕贤基、周天爵为防止本地军事人才流失，上奏提议团练成员因功升职后留在本籍，不得离开本土去外地任职。
皇帝给予吕贤基与巡抚“联衔上奏”并“筹备一切”的权力，使他可以节制地方官员和调动军队。问题在于安徽军队数量太少，几无兵力可调，不但没有可战的主力部队，连驻防各地的军队都数量不足，分派到各县的防军平均下来只有二三十人。据《颍上县志》统计，该县守城士兵总共30名，城墙长约13000米，约7714个垛口，1名士兵守约430米城墙257个垛口，就这样兵力还得分出一部分去守河岸汛塘。兵力如此空虚，调动军队的权力只是空话。
吕贤基无军可调，虽理论上可指挥安徽一省团练，实际情况却非常糟糕，各地团练武装自行其是，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各地略有规模的团练都由当地缙绅把控，如前工部都水司员外郎马瑞辰绅团、前直隶布政使光聪谐绅团。马瑞辰设立团练局自任总董，其子马三浮任局董。为筹集经费马瑞辰要求桐城富绅捐资，当地78名士绅以团练局逼捐为由联名具文报官，吕贤基为取得马瑞辰支持，准许团练局处决9名抗捐富绅。见吕贤基支持士绅办团，一些团绅要求吕贤基奏准朝廷赏给他们官品职衔，甚至要求吕贤基给他们钦差令箭，用以节制军官并握有生杀之权。地方绅力迅速膨胀，统治格局发生裂变，是吕贤基不曾料到的。
当地团练桀骜不驯，州县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吕贤基策论之一是“择精干牧令，稍假威权”，即州官县令与地方士绅同舟共济，支持士绅组建团练。到了地方才知道，昏聩的地方官从来不缺，偏就缺少精干牧令。以兵家必争之地桐城为例，先后三任知县都是庸官贪官。清人方江在《家园记》中述及这些知县：“宋某常住离县百里外的枞阳，‘事不与闻，资不取给’；宫某因团练经费，险些被悍勇捉而‘裂裤’；成某索贿受贿，为‘局’勒捐。”地方官府从不向团练提供经费，还以团练名义勒捐，团练武装针锋相对，逮捕地方官百般羞辱。随着地方士绅武装的强大，地方政府趋于弱势以至于整体性坍塌，整合全省团练用于战争只是庙堂朝官一厢情愿的策论。
临危受命匆匆回籍的吕贤基，已经没有时间处理这些棘手之事了，强大的叛军正向桐城迅速靠近。1853年10月16日，太平军胡以晃部自安庆北上进攻桐城。10月28日，总兵恒兴绿营、在籍户部主事朱麟祺绅团在北峡关迎敌，全军覆没。胡以晃部进攻桐城西南重镇练潭，清军参将松安逃遁。守桐城的仅剩下马三俊团练，太平军兵分两路攻城，团练不敌弃械逃散，溃勇“回望桐城城头，已有无数黄旗”。 [12]挥舞这些黄色军旗的披发提刀者攻入桐城“杀掠数千人”，团练局总董马瑞辰在城郊唐家湾被捕处死。胜利者遍搜桐城团练领袖大宅，在光聪谐宅邸搜出五万两白银，宅主避居杭州躲过一劫。
知道桐城难守终不免失陷，吕贤基冒雨赶到舒城布防。在舒城得知桐城战败，他欲哭无泪痛不欲生。桐城盛产桐油，古称桐国，桐城又是文都，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被称为桐城四祖。这样的桐城失于自己手中，还有何颜面回京面圣，吕贤基决定以死谢罪。1853年11月14日，胡以晃部攻打舒城，吕贤基知道城将不保，让随他在籍办团的徐启山出城避难，徐启山说公如死节，我何忍独生？11月29日舒城失陷，徐启山携手吕贤基投水而亡。徐启山回籍前是东河通判。而随吕贤基回籍办团的前户部主事朱麟祺已在桐城失守前阵亡于北峡关。
吕贤基对军事完全外行，他把外省援皖军队与本地团练绝对分开，要求军队野战，团练全力守城。这是对坚壁清野的片面认识，军队不能歼灭大量敌人有生力量，仅靠团练守城是非常危险的。他和周天爵主持安徽军务，对部队实行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大帅驻营去贼百余里外，立即逮问” [13]，试图以此震慑怯战的将官，让他们全力进攻敌人。狼山镇总兵王鹏飞部在安庆战败撤到桐城，周天爵奏准宫中将王鹏飞处死。安徽署按察使张熙宇、清将恒兴部先后战败于集贤关、六安、练潭、北峡关，张熙宇、恒兴均被阵前正法。但清军与太平军力量对比悬殊，即使军法严厉也无法歼敌于安徽。
战时的安徽乡土士绅纷纷自发办团，宿州有牛斐然、牛师韩父子，蒙城有李华南，凤台有苗沛霖，亳州有李承谟，阜阳有吴祺树等；庐州（合肥）有张荫谷及其子张树声、张树珊、张树屏，刘铭传，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周盛华、周盛波、周盛传弟兄，谢先亮，周沛霖等；庐江有吴廷香、吴长庆父子。吕贤基若能及时将其整合统带，安徽战局或能改变，但他和周天爵制定了团练筑堡为战之策，规定民兵食本地之粮守本地之土，不逾越藩篱跨区作战，如此保守僵化的军事思想，遇到惯于打运动战的太平军自然惨遭失败。
作为钦授筹备一切防堵事宜的回籍办团缙绅，吕贤基缺乏统筹战局的经验和能力。数量不多的军队只能自杀性地近敌搏杀，不能依靠坚固城池、深长战壕与敌作战；地方民兵散沙一般用于守城，局限一地一乡一堡，难以协助军队寻战歼敌。吕贤基规定团练经费由士绅自筹自用，任何人不得向办团之地征用粮饷，清廷又没有调拨库银给他，这样一来他能掌握的军费少到仅有“日钱三百”，能直接指挥的只有“随勇六十人”。 [14]练本乡之勇守本地之土永免征调论，使吕贤基作茧自缚，一切都是内卷且封闭的，无兵无饷赤手空拳的办团钦差怎么守得住安徽。然而皇帝鼓励在朝大吏脱下官服回籍办团的初衷，不正是基于国家无兵无饷的残酷现实，发动各省绅民自筹资金办团御敌，为他减轻难以承受的重负吗？
“安徽境内无大枝劲旅，团练亦散漫无可恃。” [15]吕贤基该做的或应是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拉起一支劲旅结束皖省团练状如散沙的局面，其途径是回老家皖南宁国府旌德县，以其为根据地组建地方大族私属武装，进而以实力统筹指挥全省兵勇寻机打赢一至数个战役，扭转完全被动挨打的态势。但一切都太晚了，这位在籍绅士、前工部左侍郎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许，他以为自沉守节才是最好的归宿。
满城
太平军1853年1月攻陷汉口、武昌，1853年2月9日顺流而下，进攻长江沿岸各城。负责长江防线的是两江总督陆建瀛，他在中英战争中任直隶天津道、直隶布政使，曾短暂介入军事，有过这样经历的他以为自己精通军事。太平军1852年6月进入湖南，在黄河丰北决口督工的陆建瀛就华南军事问题上疏宫中，曾受教于他的奕詝十分欣赏，嘱他制定平叛战略，说如果陆建瀛亲往前线指挥战事，自己在宫中可以不遥制。1853年初，陆建瀛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指挥苏赣皖三省军队抵御太平军。
太平军从武昌倾巢而出，所经江面为兵船军旗遮蔽，见者无不惊惶失色。在广西作战的向荣已转任钦差大臣兼湖北提督，率两千精兵欲阻截太平军，因没有战船止步于鄱阳湖湖岸。陆建瀛十分轻敌，以为很容易战胜敌军，不顾下属劝阻命令清军正面迎战，寿春镇总兵恩长为前敌副指挥，率两千水师官兵担任主攻，陆建瀛率一千人助攻，结果全军覆没，总兵恩长阵亡。江西巡抚张芾得知陆建瀛水路进攻失败，不敢再战，率部撤退，九江城落入敌手。
陆建瀛此时才明白过来，叛军远非他所想得那样弱小，从速胜到怯战的转换过程顷刻完成，总督丧魂落魄地逃离江西战场，所乘之船经过安徽小孤山阵地也不稍作停留。驻守小孤山的安徽按察使张熙宇、狼山镇总兵王鹏飞见战役总指挥这般模样，知道大势已去，“皆弃防地走”。陆建瀛经过安庆城外，安徽巡抚蒋文庆请他入城商议守城方略，总督方寸已乱，一口回绝驱船逃往南京。陆建瀛不入安庆，还因为率军赴九江作战前经过城外，看见蒋文庆送病重的老母出城归乡，大发脾气要上疏弹劾，罢免战前眷顾家事的巡抚。当时意气风发逆流出征欲一举歼敌报捷，结果大败而归孤舟遁逃，总督实在不好意思进城与巡抚谈论军事。
陆建瀛从九江一口气逃到南京，关上城门躲在总督府，以这样的行为自毁形象和威信。下属们极度失望，江苏布政使祁宿藻当面斥责他，江宁将军爱新觉罗·祥厚更是看不起他，直言不接受他的指挥；深受皇帝器重的总督羞愧难当，谎称患病不见下属。祥厚、祁宿藻、江南提督福珠洪阿、江宁副都统霍隆武气不过，联名密奏陆建瀛昏聩误事，军事部署全无章法，指挥失误丢弃江防，罪不可赦的是临阵脱逃，丢下整支部队只身回到南京，致使全城官民惊惧慌乱。江苏巡抚杨文定也很不像话，擅自率部离开南京移驻镇江，打乱了整个防御部署，以至于民情加倍惊惶。奕詝看完奏章非常愤怒，他这样地信任陆建瀛，陆建瀛却一战即溃，兵败后不率余部和向荣部再战，不坚守小孤山防线扼住反叛军入皖之路，不亲去金陵屏障东西梁山督战，反而逃到南京不理军事，动摇军心惊扰士民。他下谕免去陆建瀛职务，令祥厚将他解送刑部治罪，杨文定也一并革职问罪。其实奕詝更应该反思，督抚将官固然没办好差事，皇帝用人不当更加致命：先是广西战场的指挥班子没有搭好，三任钦差李星沅、周天爵、赛尚阿都缺乏协调能力，向荣、乌兰泰各自为战，战场指挥系统几近瘫痪；湖南战场依然用人不当，战役总指挥徐广缙整个战役不见人影，能打仗的姚莹未任军职；长江战场更是败于陆建瀛一人之手，让纸上谈兵者去做战区总指挥，怎么可能不打败仗。
1853年2月18日，太平军攻克江西九江。2月24日，攻陷安徽安庆，又一鼓作气再克池州、铜陵、芜湖，进入江苏逼近南京、镇江。南京是两江总督府所在地、清政权在江南的政治中心；镇江为京杭大运河南北漕运连接点，宫廷縻耗、百官俸禄、军饷民粮均经此地北上，叛军若占领南京，截断镇江漕运，几同将帝国一劈为半；倘若选在南京建都，大清疆域将并存两国，这是清皇室绝难接受的。奕詝急颁上谕，让宗亲祥厚兼署两江总督，命在南京的前广西巡抚邹鸣鹤筹办团练协同祥厚守城。祥厚回奏皇帝，南京城周长近五万米，城内旗军、绿营仅五千人，守城外要隘的雇佣兵未足三千，而几十万叛军乘船顺流而下朝发夕至，南京极度危险亟需援军。
所谓求援其实是一厢情愿的事，太平军早已开始攻城，广西紫荆山高地客家人矿工和广州三元里客家人石匠组成的工兵部队，把地道凿到仪凤门下，放置火药炸坍三十多米高的城墙，太平军蜂拥而入攻到城中，接着水西门、旱西门、南门也被攻破。接下来便是浴血拼杀，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血漫城垣。副都统钮祜禄氏霍隆武随祥厚登陴守城10多天，策马督战力竭阵亡；参领锡龄额城破后举家自杀殉国；佐领炳元在仪凤门拼到最后被射杀；提督福珠洪阿及所部数百人，在巷战中全部阵亡。
残余旗兵退守驻防城。南京的驻防城是明王朝迁都北京前的老皇城，明亡后八旗军驻屯此城。满洲人打败明军进入关内时，满汉人口为3︰1000，如此悬殊的人口比例使满人觉得自己是无与伦比的天之骄子。他们不与汉人通婚，亦不与汉人杂居，驻屯城市时选择特定区域，修筑围墙作为内城，这样的城中之城又称满城。现在，满城中的人们清楚大祸就要来临，尚武精神和精湛骑射救不了他们，所有旗人都将死于屠城，屠杀者是来自华南荒蛮之地的“发逆”。就在两个月前即1853年1月12日，这群人攻破武昌外城再攻武昌的满城，杀光旗军再杀旗民。2月16日攻陷九江、芜湖，“惟满洲城杀戮再惨，男妇幼孩不留一人” [16]。
反正都是一死，不如以命相搏，南京满城“老稚登城，妇女饷军，靡不荷戈以待”。 [17]又是一场殊死搏杀，勇敢无畏的进攻者“奉天诛妖”，必欲杀尽行邪事迷坏世人的“清妖胡虏”，在长江边的这座六朝古都建立地上天国；宁死不屈的抵抗者明知末日降临，决不束手就擒、坐以待毙，而是决意血拼到底。他们握着冷兵器搏杀，剑把刀柄震裂虎口，血肉碎骨铺陈箭垛。满蒙旗军的家眷也都爬上城墙们，与踩着战死者尸体攀上城墙的敌人搏杀。祥厚中了数十枪阵亡，旗军残部退入内城巷战，被洪水般涌来的战士淹没。继血屠武昌满城之后，胜利者再次杀光南京满城所有人，“殉难男妇六万余，尽皆杀戮，只留未成年童子四千人，尽行阉割，连肾囊一起剜下，死者十居其九” [18]。著有《旧中国杂记》的美国人亨特认为，死于南京满城的“老老小小近25000?人”。这是很彻底的屠杀，“贼破内城，屠戮尤惨，男妇几无孑遗”。 [19]在江苏屠城曾是清军特权，吴淞总兵李成栋部攻下嘉定后像宰杀牲畜一般地杀人，这样的屠杀一共进行3次，直到杀光嘉定城中所有居民。嘉定三屠发生在1645年，二百多年前的汉人认为李成栋清妖附体，二百年后的汉人依然这样认为，他们的目光坚定地朝着天国领袖斩妖剑指向处，认为自己从南方高地走到这座江边古城是为完成历史的使命。
死于此役的还有尚未来得及被押往京城的陆建瀛，太平军攻破仪凤门后，前总督坐绿呢轿子逃往满城，让祥厚打开城门放他进去，祥厚鄙夷地背过脸去，陆建瀛只好返回仪凤门督战，半路遇到太平军突击队，被拖到总督府内小校场砍死。江宁布政使祁宿藻、署布政使盐巡道涂文钧、江安粮道陈克让、江宁知府魏亨逵、通判程文荣、上元知县刘同缨、江宁知县张行澍等一群汉臣，至死都不曾撤往旗军驻防城，内城城门是满汉界域，汉臣忠诚于爱新觉罗王朝，至死不会越界，他们心甘情愿地集体战死于满城外。
此前，陆建瀛战败革职后，祥厚接任战役总指挥，邹鸣鹤接到上谕：“以在籍前广西巡抚邹鹤鸣熟悉贼情，命同筹办。 [20]邹鸣鹤也是被革官员，奕詝认为他没能在广西境内歼灭叛军，免去其广西巡抚职务，命他回江苏镇江老家反省，一晾就是近两年时间。现在南京危在旦夕，皇帝改口说邹鸣鹤熟悉太平军战法，让他和祥厚一起主持南京保卫战。邹鸣鹤做广西巡抚时没有直属部队，战时所做的是推行地方军事化，委托在籍缙绅龙启瑞、朱琦建立通省团练总局，在40多个州县建立团练局，民兵人数一时达到数十万人。奕詝若早些让邹鸣鹤在籍贯地江苏办团练，南京或不会像现在这样兵力空虚无人可战，当年他在宫中指挥广西战事，应该知道桂林终究是守住了的，打赢那场保卫战离不了组建地方团练的邹鸣鹤、龙启瑞、朱琦，桂林战役结束后却把他们全都晾到一边。现在一切都为时已晚，无兵可战的皇族将军祥厚、单枪匹马的在籍缙绅邹鸣鹤，不可能守住南京城。
陆建瀛最赏识邹鸣鹤，将他从江西督粮道任上举荐为顺天府尹，之后又奏准其擢升广西巡抚。陆建瀛主持两江军政后，让邹鸣鹤帮助他筹办防务，却绝口不提让他办团练，以为依靠军队就可轻易打赢战争。太平军把南京围得铁桶一般，陆建瀛知道大势已去，不想连累邹鸣鹤，劝他赶紧离开南京，邹鸣鹤为报知遇之恩，不愿意离开陆建瀛保全性命。太平军攻入城中，邹鹤鸣挥笔写了绝命书：“臣力难图报称，臣心仰答九重。三次守城尽节，庶几全始全终。” [21]前广西巡抚提刀出屋巷战，参加过桂林之战的太平军老兵认出他来，新仇加旧恨，一起拥上去将其乱枪戳倒肢解。
天京时代
南京是1853年3月19日失守的，现在这里成了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太平军继续扩大战果，3月31日攻破镇江，4月1日占领扬州，统治区域延拓至中国最富庶的南方省份。这是新时代的开始，中国境内并存大清帝国和太平天国。
南京居民并无首都居民的荣耀感，当地市民鄙视信仰古怪、口味异样、穿着俗艳的占领者。新政权的回应是在南京推行政教合一的保甲制度，1个伍长管4个人，1个两司马管5个伍长，建立公共粮仓和公共礼拜堂，两司马住在礼拜堂，礼拜日伍长领人到礼拜堂讲听道理。他们还在文昌阁建立印刷作坊，让数百名工匠抄录或刻版印制《圣经》。讲道理的地方除了礼拜堂还有高坛，天国官员击鼓鸣锣聚集群众，宣传宗教信仰和政治主张。为了庆祝进入南京还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市民接到命令聚集到户外听讲道理，场地周围插满彩旗。金陵人的傲气很快就杳无踪迹，他们绵软成秦淮河水触舔占领军的皮靴，如同先人在1645年屈膝仰望八旗兵的马刺。现在他们承认自己是天京人，习惯用天历计时，在周六安息日休息，在周日礼拜天听讲道理，旧历法是不可以再用的，老皇历简直就是妖历。
广西桂平紫荆山捣毁民间神祇运动照搬到南京，佛寺道观应拆尽拆，神龛圣像应毁尽毁，一些僧侣道士遭到杀害。天国领导层坚执一神论，严禁任何偶像出现在控制区域，对不供奉偶像的清真寺采取容忍态度，在南京的伊斯兰教徒没有受到攻击，清真寺也获准保存。天主教因偶像崇拜被视为异端，南京城中的两百多位天主教徒被新政权视为敌人，太平军攻入城中时至少有30名天主教徒被烧死在家中或陈尸街头，一些教徒的私宅被征用为将军宅邸，财物被没收纳入圣库。对儒教的政策作了微调，目的是争取当地士人的支持，一些人受官方邀请就建都、更换地名、书刊印行发表意见，并被允许阅读部分太平天国版本的儒学经典。最令南京士绅鼓舞的是太平天国官制源自儒学经典《周礼》，按等级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他们生发归顺现政权的冲动，期待成为体制中人。在洪秀全的神学思想中，基督信仰并非由西方传入，而是中国原本就有的本土信仰，北方蛮族入侵者不断地破坏这样的信仰，满人就是这样的异教徒。南京的汉族知识分子还了解到，太平天国信仰系统含有儒家和道家的学说，所谓太平时代就出自《易经》，汉族沙文主义在一些士人心中苏醒，他们指斥北方政权君臣是清妖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