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调任文书后，杜琎的心情跌到谷底。看着昔日和他一道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同僚如今沉默不言，杜琎十分难受，干脆收拾好行装，迅速离开了长安。此后，朝中几乎成了李林甫的一言堂。《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载：“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很难想象，开元盛世时的文官风骨竟然如此脆弱。可细细想来，文官也是人，是人就有弱点。换位思考一下，得罪权臣会丢官罢爵，甚至丢掉性命，稍退一步却可以坐拥高官厚禄，你会怎么选择？李林甫之所以能开启黑暗统治，就是因为他处处针对人性的弱点。
接下来的几年，李林甫专注于做一件事，那就是铲除政治新星，尤其是会写诗词、会写文章的青年才俊和风流倜傥、声名卓著的资深官员。
兵部侍郎卢绚风度清雅，含蓄不露，因为李隆基夸他很像张九龄，就被李林甫以明升暗降的方式，直接安排到了养老岗位上。
李隆基想提拔气质高雅的绛州刺史严挺之，李林甫假装透露圣旨，让严挺之写个称病的奏折，让他先回长安“治病”。拿到史严挺的病假条，李林甫转头声称严挺之身体不好，不适合委以重任，也将他安排到了养老岗位上。
李林甫有个“口蜜腹剑”的称号。对有才华的官员，李林甫表面上满口夸赞，许诺要给他们升官，暗地里却通过明升暗降的方式将他们调离。靠这个手段，李林甫直接终结了大批优秀文臣的政治生涯。
李林甫成了朝中的扛把子，朝臣在他的淫威下只能低眉顺眼，然而他的卧榻之旁还有一个强劲的敌人——兵部尚书、侍中李适之。
李适之是太宗朝废太子李承乾的孙子，胸中有些丘壑，却敦厚老实，一直夹着尾巴做人。李隆基给李承乾平反后，李适之逐渐在朝堂崛起。他本来性情温和，不喜欢和别人产生摩擦，可李林甫的逼迫让他感觉到压力，他最终决定反抗。
有一次，李适之到外地出差，李林甫控告兵部官员收受贿赂，检举他们干扰官员提拔，将六十多名兵部官员拘捕到京兆府和御史台。只要坐实兵部受贿，李适之也就完了，没想到兵部官员一身正气，咬死没松口。李林甫害怕引起公愤，一时间手足无措。
就在这时，京兆尹萧炅找到李林甫：“对付这帮官老爷，光靠嘴说是没用的，得让他们吃点苦头。”为此，萧炅还给李林甫推荐了一个人——吉温。
吉温的父亲是武周时期的酷吏吉顼，吉温继承了父亲的残忍嗜杀，心思阴沉，手段狠毒，在长安很有名气。他先后拜过宋璟、张说和张九龄的码头，可这些大佬对吉温的酷吏手段不感兴趣。后来他又走门路见了李隆基一面，李隆基评价他长相丑陋，看起来不是良善之辈，也没有委以重用。皇帝一句话让吉温做了十几年的冷板凳。后来吉温攀附高力士，在京兆府混了个法曹的职务，直至被李林甫发掘。
吉温狠，李林甫阴，李林甫决定养好这条狗为自己办事。
吉温成了兵部贪腐案的主审官员。审讯期间，吉温让兵部官员排排站，然后在隔壁房间对犯人用刑，让犯人发出惨烈的嚎叫声，以此震慑兵部官员。随后，吉温将一具尸体拖出来让兵部官员观瞻，那尸体头颅被压扁，眼睛被挤爆，一条腿和身体已经断开，令人作呕，样子十分吓人。
有时候，最强烈的震慑不是身体上的伤害，而是精神上的摧残，吉温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能给别人留下直透灵魂的精神阴影。就这样，吉温在没有伤害兵部官员肉体的情况下拿到了所有口供。
李林甫本以为可以拉李适之下马，没想到李隆基不愿意处罚李适之，将案子压了下来。盘算没成功，但李林甫还是通过吉温尝到了甜头，于是开始网罗酷吏帮他做最阴暗的事情。
除了擅长使用刑罚的吉温，李林甫还收编了罗希奭。这人擅长搞文字材料，能颠倒黑白，把案件编得滴水不漏。只要是罗、吉二人想整的人，几乎都难逃厄运。时人非常厌恶他们，给他们送了个非常形象的“雅号”，叫“罗钳吉网”。
李隆基的制衡之术
李林甫提拔酷吏是为了对付政敌，而他最大的政敌其实是太子李亨。
李隆基立过两位太子，一位是二儿子李瑛，一位是三儿子李亨。
李瑛是赵丽妃所生，资质平庸，李隆基立他为太子只是权宜之计。后来李隆基遇到武惠妃，武惠妃生了寿王李瑁，太子李瑛的位置就坐不稳了。武惠妃不停地吹枕边风，希望李隆基改立李瑁为太子。
在武惠妃的鼓动下，李隆基最终将王皇后废黜，赵丽妃整日以泪洗面。不过，武惠妃是武则天的侄孙女，身份敏感，立她为后十分危险，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李隆基最终打消了这个想法。
就在这时，正在找晋升门路的李林甫找到武惠妃，两人达成了一个协议：武惠妃帮李林甫刺探李隆基的日常消息，李林甫则扶持李瑁做太子。当时李林甫的能量根本不能影响李隆基的决策，可武惠妃护子心切，被李林甫画的大饼忽悠了。
身旁有人虎视眈眈，为了自保，太子李瑛和鄂王李瑶、光王李琚（jū）结了盟。他们的母亲都因为武惠妃在深宫而坐着冷板凳，大家利益相同，一拍即合。武惠妃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她实施的报复很快就来了。
开元二十五年（737）四月的一天，武惠妃的女婿杨洄派人到太子宫，声称在宫中看到了盗匪，希望李瑛带几个兄弟去保护皇帝。李瑛一直被李隆基嫌弃，好不容易有个表现的机会，便带着李瑶、李琚，穿着铠甲，拿着武器，兴冲冲跑进皇宫。盗匪之事当然是假的，一行人被李隆基抓了个现行。宫中持械，意同谋反，这下子可是黄泥巴掉在裤裆里，李瑛根本没法解释。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声讨中，暴怒的李隆基处死了三位皇子。
杀自己儿子的唐朝皇帝，李世民算一个，李隆基算一个。
其实，太子李瑛只有两个跟班兄弟，对李隆基根本没有政治威胁，以李隆基的统治力，用圈禁或废为庶人就可以善后了，可他还是选择了最残忍的手段。归根结底，李隆基（包括李世民）是因为过于看重面子，才想靠暴力手段维护威严。
刚杀完李瑛，李隆基就醒悟了，开始后悔。而让李隆基恼火的是，武惠妃根本不管他的情绪，一个劲儿请求立李瑁为太子，李林甫则在旁边帮腔。后宫、权臣和皇子联合索要太子之位，李隆基就算是个傻子也不能答应，他开始故意冷落武惠妃。武惠妃竹篮打水一场空，又失去了李隆基的疼爱，最终得了精神疾病，抑郁而终，年仅三十八岁。
立太子，要么立嫡，要么立长，要么立爱。
李瑛死后，李隆本想遵循顺位继承的规则，立皇长子李琮，可这个倒霉蛋在一次狩猎中不小心被猴子抓伤了脸，破了相，就此丧失了做太子的机会。排在后面的是李亨，他是已故王皇后的养子，算是半个嫡子。
李亨还在娘胎里的时候，正值李隆基和太平公主争斗成一团。李隆基害怕老爹觉得自己沉迷女色，不适合做接班人，竟战战兢兢地搞来堕胎药，差点就把李亨流掉了。没想到多年以后，李亨能在一众皇子中被选中，做了盛世太子。
史料记载，李亨仁孝、谦卑、好学，阅历丰富，可这些不是李隆基立他的理由，李隆基想的永远是权力平衡。李亨担任过河北道大元帅，曾率大军征讨过契丹、奚等部族，而且大获全胜，在军中有根基，入朝后可以和李林甫抗衡，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被立为皇太子后，李亨就感到了巨大压力，压力来自李林甫。
李林甫拥立过李瑁，但没成功，如果日后李亨登基，李林甫凭这份履历，大概率会被清洗。而且李林甫明白，李隆基也不想李亨的势力坐大，只是不好直接针对太子府，那就只能由他代劳了。也是李林甫有眼力，如果他向太子府示好，或者坐视不管，就失去了政治价值，不劳别人动手，李隆基会亲自干掉他。就算为了自保，李林甫也必须做李亨的政敌。
接下来的几年，李林甫和太子府你来我往，明争暗斗。太子府的势力逐渐丰满，有能力牵制李林甫，而李林甫时常会给太子府压力，让李亨疲于应付。李隆基则是坐山观虎斗，互不相帮。
天宝年间，太子府的势力达到巅峰，因为李亨拥有了四大金刚，即宰相、兵部尚书李适之，刑部尚书韦坚，河西、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
二号位宰相牛仙客去世后，李适之接替了他的位置。李适之靠血缘关系起家，是个头脑简单的政治小白，根本不是李林甫的对手。
有一次，李林甫和李适之在朝房相遇。闲聊之中，李林甫对李适之说道：“听说华山中藏着一个金矿，如果朝廷组织开采，可以获得巨额财富。这事陛下还不知道，我正打算向陛下进言呢。”
什么叫政治敏感度？一流的政治家可以利用对手的信息去打击对手，二流的政治家可以完美地避开对手挖的坑，三流的政治家说的就是李适之了。
李适之性格粗疏，在他看来，金矿等于财富，挖了矿就等于填满李隆基的小金库，是皆大欢喜的事，所以后来在单独奏事时将此事大喇喇地说了出来。
李隆基是个爱钱的人，听说在华山发现了金矿，高兴极了，赶紧派人找来李林甫商议开采计划，没想到李林甫听后斩钉截铁道：“臣也知道这个消息，但华山是陛下的根本，李唐王气所在，臣觉得不应该贸然开采，这才没向陛下禀报此事。”
李隆基很爱钱的人，但更爱江山。听闻此言，他一改刚才的贪财样子，严肃地对李适之说：“李爱卿，以后奏事应该先和李林甫商议，不可再莽撞行事。”
玩不过对手，又被老板嫌弃，李适之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没事的时候，李适之就约着韦坚密谈，发泄心中的不满。
韦坚的老婆是李隆基发小、楚国公姜皎的女儿，他的一个妹妹是李隆基最疼爱的弟弟李隆业的老婆，另一个妹妹是李亨的太子妃。这关系，简直不要太硬。
李隆基给了韦坚很多机会，让他担任过长安县令、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江淮租庸转运使等职。终于，在江淮租庸转运使的任上，韦坚开窍了。他学习宇文融的做法，在江淮各州安排了不少督察者，而这些人的工作就是收缴各州的陈年旧账，严格约束各州县按时按量上缴赋税，也适时地搜刮民脂民膏。
能给李隆基捞钱，韦坚的得宠指数一路飙升。
李林甫同样是姜皎的小舅子，和韦坚有点亲戚关系，曾向他抛过橄榄枝，韦坚升迁他也没阻拦，可韦坚瞧不起李林甫，最终和好朋友李适之一起投靠了李亨。
既然做不成朋友，那就只能做敌人了。
李林甫上了道奏折，声称韦坚在担任江淮租庸转运使期间为国库添了不少收入，能力超群，忠心可嘉，希望调他回长安，做刑部尚书。于是，韦坚丢掉了江淮租庸转运使的肥差，失去了讨好李隆基的机会。
这又是一着儿明升暗降，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是李林甫的常用手段。
李亨团队里的第三位皇甫惟明，和李亨是发小，长期在边境服役，屡立奇功，这才担任了陇右节度使。在王忠嗣卸任河西节度使后，皇甫惟明身兼陇右、河西节度使。
皇甫惟明性格耿直，看不惯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小人，尤其鄙视李林甫。
有一次，皇甫惟明大破吐蕃，回朝献捷，看到李林甫权势熏天，心中极为不满。仗着自己刚立战功，皇甫惟明奏请李隆基罢免李林甫，启用韦坚为相。
身为武将，随意干涉宰相任免，皇甫惟明本就犯了官场大忌。李林甫得知消息后也大发雷霆，立即安排手下日夜监视皇甫惟明，伺机给他下绊子。
744年李隆基下诏：“而唐虞之际，焕乎可述，用是钦若旧典，以协惟新，可改天宝三年为载。”此后“年”改称“载”，至唐肃宗至德三载（758）正月止。
天宝五载 （746）正月，上元节，韦坚出门看花灯，刚好碰到心情低落的皇甫惟明，两人信步来到崇仁坊景龙观，找了间密室聊了起来，没想到被李林甫的亲信杨慎矜探知。很快，李林甫就将此事捅到了李隆基跟前，告状他们密谋拥立太子上位。
说李亨想上位，李隆基大概率是不会相信的，不过这些年太子府的势力确实膨胀了，有人做宰相，有人是外戚，皇甫惟明和王忠嗣则掌控着陇右、河西、朔方、河东四镇兵马，着实让人忌惮。李林甫的告状刚好符合李隆基的政治诉求，所以他的处置非常果断：韦坚暗地里谋求官职，存有野心，贬为缙云太守；皇甫惟明私下与皇亲国戚接触，有挑拨皇室成员关系的嫌疑，贬为播川太守。
此事过后，李适之也递交辞呈，进入养老状态。太子府的四大金刚转瞬间倒了三个，只剩下一个王忠嗣。
李亨是平衡朝局的棋子，李隆基是不会让他彻底垮掉的，所以李隆基又下了一道诏书，让王忠嗣担任河东、河西、陇右、朔方节度使。李隆基信任王忠嗣，因为他既是李亨的朋友，又是李隆基的养子。说到底，王忠嗣是为皇室服务的。
事情进展到这里，已经达到李隆基的预期。可就在此时，一对愚蠢的人的出现，引发了一场官场地震。
韦坚的弟弟韦兰、韦芝宣称，哥哥韦坚被歹人诬陷，这才蒙受冤屈，希望太子李亨能出面作证，还韦坚清白。
面对这两个政治白痴，韦坚和李亨心如死灰，李亨当机立断要和太子妃韦氏离婚，但也无法挽回局面了。韦氏兄弟的愚蠢操作，加上李林甫的运作，与韦坚、李适之、皇甫惟明有关系的数十个官员悉数被贬，太子府势力大大受挫。
这件事情怎么定性？是李隆基借机清除太子党，还是他在保护李亨不受牵连，就看大家的理解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亨刚办完离婚手续，太子府便再一次卷入风波。
李亨府中有位杜姓良娣（皇太子妾的称号，地位仅次于太子妃），其父亲杜有邻是太子府的赞善大夫，姐姐则嫁给了左骁卫兵曹柳 。
柳 是个文人，性格狷狂，行事不拘小节。杜友邻接受不了柳 狂放的行为，在他看来，杜氏家族的前途和李亨绑在一起，平日里应该循规蹈矩，低调处事，少给李亨惹麻烦，所以屡次以长辈的身份教训柳 ，而柳 则嘲笑岳父胆小如鼠，是个懦弱迂腐之人。久而久之，翁婿二人形同陌路。
柳 思来想去，心潮难以平复，于是在长安散布谣言，声称杜友邻偷偷摸摸地准备图谶（巫师或方士制作的一种隐语或预言，作为吉凶的符验或征兆），想要拥立李亨为皇帝，还屡次指责当今圣上昏庸。
李林甫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太子府居然会发生内乱。他派亲信联系柳 ，承诺只要柳 将此事从家庭纠纷升级到状告谋反，并牵连出更多的人，就能放他一马，毕竟他是太子派的亲属。
柳 接下了这桩买卖。按照政治斗争的惯例，他作为原告，只要证据确凿（这得看主审官的意志），便是首告功臣，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为了前途和性命，柳 将矛头直指李亨本人。
这一次，李隆基越过主审官，直接做出判决：杜友邻、柳 心怀叵测，施以杖刑，家人流放岭南。就这样，杜、柳二人被活活打死在大理寺。
李隆基保护李亨的态度很明确，即便如此，李亨还是做出了最稳妥的决定：与杜良娣离婚。
皇太子迫于权臣的淫威，一年之内离了两次婚，说出去也真够窝囊的，幸好最高统治者李隆基并未怀疑李亨的忠诚，这才让他一次次躲过危机。
然而其他人就没这么好运了。因为这件事，李适之服毒自尽，皇甫惟明和韦坚被杀，太子府的三大金刚集体阵亡，王忠嗣成了李亨最后的筹码，也是李隆基大力压在棋盘上的棋子。
安禄山的仕途
王忠嗣节度四镇，手下兵马二十七万，天下间除了李隆基，还有谁能与他抗衡？只有范阳、平卢节度使安禄山。
安禄山，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市）人，本姓康。
柳城是营州都督府的总部所在地。营州都督府管辖契丹、奚等少数民族，具备行政和军事双重属性，是东北地区级别最高的管理机构。
关于安禄山的出生，有几个信息是肯定的。
其一，安禄山诞生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
其二，安禄山是胡人，母亲阿史德氏是突厥巫师，父亲不详。
其三，安禄山生于营州附近，长期居住在突厥部族的聚居地。
平凡的出身，无父的孤儿，无姓的孩子，这是安禄山的标签。
其实，关于安禄山还有一些神异故事。据传，安禄山的母亲长期无法怀孕，于是向突厥的轧荦（luò）山战斗之神祷告，最终成功受孕。又传，安禄山出生那天，他所在的帐篷被神奇的光照亮，荒野禽兽集体鸣叫，由于动静太大，引起了范阳节度使张仁愿的注意，他还差点被官府弄死。这当然都是忽悠人的，因为开元二年（714）李隆基才设置范阳节度使。
在男性为尊的突厥部族，单身母亲带着孩子生活，困难可想而知。有人劝阿史德氏找个男人再嫁，寻个靠山。在大家的撮合下，阿史德氏最终改嫁给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
母亲拥有什么样的婚姻，安禄山可能不在乎，但寄人篱下的滋味是真不好受。在新家庭，安禄山找不到归属和尊严，可能正是因此，他才一直留着原有姓氏，而不是跟继父姓“安”。
开元元年（713），年仅十岁的安禄山带着突厥将军安道买的儿子逃离了部族。他们身上没有盘缠，没有食物，不知道何去何从，只能在突厥境内游荡。一段时间后，安禄山就被安道买的二儿子、岚州别驾安孝节抓了回去。
古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有些性格与生俱来，会刻在骨子里，不会轻易改变。拿安禄山来说，他小小年纪不愿屈居继父的屋檐下，年仅十岁就敢出去冒险，出去也就罢了，还能说服衣食无忧的将军之子一起流浪，可见骨子里独立和大胆，还有首领气质。
安氏家族的子弟非常多，比如安波注之子安思顺、安元贞，安禄山和他们的感情非常要好。有一天，安禄山突发奇想，决定和这些小伙伴结为兄弟，于是主动将姓氏改为“安”。
安禄山不是个安分的人，年轻的时候长期在幽州附近闯荡。开元年间，边境局势还算稳定，幽州又是北方新崛起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周边少数民族有什么商业交易，基本都会在幽州进行。安禄山混迹于市井，学会了六门语言，而语言只是安禄山的工具，长期混迹于市井、接触各部落商人、精通人情世故、了解各部落的习俗文化，这些才是他的核心竞争力。靠着这些优势，安禄山经常给买卖双方做中介，专业说法叫“牙郎”。
安禄山做牙郎肯定是赚钱的，不过他是小团伙的头领，日常开销很大，所以有时候也会干点偷鸡摸狗的事儿，赚点儿外快。
这一天，安禄山带着小伙伴来到幽州，准备大干一票。没想到就在他们埋头干活的时候，巡夜的人发现了他们，把他们一锅端了，随后送到官府。
当时正是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大唐名将张守珪临危受命，镇守幽州。
在此之前，契丹和奚一直不安分，尤其是契丹将领可突干，有勇有谋，经常率领军队攻城略地，把大唐边境搞得乌烟瘴气。赵含章、薛楚玉等幽州官吏拿可突干毫无办法，李隆基只能将张守珪从西域调到幽州。
换言之，身负皇命的张守珪业绩指标只有一个：镇压契丹和奚。
安禄山是少数民族，属于被打击的对象，又是道德败坏的偷盗者，加上体型肥胖，让人看了发腻，所以张守珪见了他后脸色就不太好看，高喊一声：“给我往死里打！”
张守珪确实想送安禄山上西天的，安禄山也感觉到了浓浓杀气，于是急中生智叫道：“张公，你难道不想灭了契丹和奚吗？是的话就不要杀掉我！”
张守珪以为安禄山只是个喜欢偷盗的小蟊贼，本打算为民除害，没想到安禄山还有这种豪气。他重新打量安禄山，见安禄山临危不乱，非常欣赏他的气魄，于是说道：“那好，你以后就留在幽州，帮我捉俘虏吧。”
张守珪可能没想到，自己因为的一念之仁，为大唐埋下了一颗炸弹。安禄山应该也没想到，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居然为自己喊出了一片光明前程。
这个故事很戏剧化。问题来了，张守珪是真的觉得安禄山是个人物，打算栽培他吗？未必，可能利用更多，因为张守珪没有派给安禄山一兵一卒。换句话说，安禄山只是个编外员工，需要单干，拿业绩说话，干不出成绩就得自生自灭。
与安禄山一道留下的，还有他的同乡兄弟史思明。从此时开始，两兄弟不再是游手好闲、毫无理想的地痞，而是要深入敌后的特种兵。他们要做的是捉拿少数民族落单士兵，顺便收集军事情报。
安禄山是突厥部族出来的，大唐边境上的少数民族怎么活动，平日聚集在哪里，他本就心知肚明，加上人脉广阔，自然消息灵通。每次出动，安禄山都是满载而归，有一次甚至生擒了数十名契丹百姓。为了嘉奖安禄山，张守珪将他和史思明晋升为捉生将（低级军官）。
在张守珪眼里，安禄山几乎是完美的下属，美中不足的只有一点：实在是太胖了！张守珪的嫌弃并不含蓄委婉，而是赤裸裸地当着安禄山的面指责这一点。面对这种情况，也许有的人会无视领导，毕竟自己过得开心才重要，可安禄山是怎么做的呢？他开始大力节食。
安禄山节食不是为了降低体重，而是为了让张守珪知道，他畏惧上司，而且愿意迎合上司。因为安禄山会来事儿，张守珪越来越喜欢他，很快就收他做了义子。至于节食的结果，没人真的在乎。
张守珪有两个儿子，义子的数量则不详，但绝没有泛滥成灾，因此安禄山的义子身份含金量非常高。此后数年，安禄山就是凭借这个身份屡屡高升的。
如果说安禄山是靠溜须拍马换来的前途，史思明的经历就有点传奇了。
史思明晋升为捉生将后挥霍钱财，欠了一屁股债，一开始打算逃往奚族的地盘暂避风头，不幸被巡逻士兵擒获。这些人十分狂躁，二话不说就要杀了史思明，危急关头史思明喊道：“老子是唐朝来的和亲使者，你们杀了我，整个奚族都要承担严重后果！”巡逻兵被史思明的气势吓到了，急忙带他去见首领。
见到首领，史思明简单地行了个礼，然后就挺直腰板站在那里。奚族首领没见过大世面，史思明态度越强硬，他心里越疑惧。两人打了半天心理战，首领最终败下场来，派人给史思明安排了最好的套间，让他休息了几日。
奚族首领道：“既然大唐有和亲的打算，我也得表示诚意。这样吧，我派遣一百人随你前往长安，我们把这事儿定下来。”
史思明道：“大王，你派了一批使者，但在我看来，他们之中没人能挑起重任。听说大王手下有一位大将叫琐高，为何不让他随我一同入朝呢？”
奚族首领答应了：“好，本王就让琐高带领三百人随你前往长安！”
一行人往大唐方向前进，临近平卢军镇，史思明派人给平卢军使裴休子送了一封信，声称奚族名将琐高带着三百人来到这里，虽然打着入朝觐见的名号，实际上是来偷袭城池的，应该早做准备。琐高就这样被生擒了，其余三百人则被活埋。
说起来，史思明和安禄山都很幸运，因为张守珪是典型的务实主义者，考核指标就是军功。史思明的这份功劳让张守珪满心欢喜，他将史思明的经历向李隆基做了汇报，顺便给史思明要了个折冲果毅都尉的官职。
开元二十八年（740），三十七岁的安禄山晋升平卢兵马使。此时，安禄山还不是一把手，因为他的上面还有个平卢军使。但这个职务给他带来两个便利：一、他可以调动兵马攻击契丹和奚，这是捞取战功的资本；二、这个职务不算太低，他可以和高级官员对话，经营政治人脉。
职业平台太重要了，可以接触的资源越高端，事业机遇就越大，安禄山深谙此道。担任平卢兵马使期间，他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收获了不少赞誉。
开元二十九年（741），御史中丞张利贞前往平卢视察军情。
两个陌生人刚一接触，是不可能看透对方内心的，因此评价对方的唯一指标就是相处时的感觉。长期混迹于市井的安禄山精通人情世故，不仅殷勤侍奉钦差大臣，还给随行人员都送了金银珠宝。张利贞被轻松摆平了，回朝之后盛赞安禄山的才华。
这些年，李隆基听安禄山的好话听得多，耳朵都快磨出茧子了，而张利贞过往没有政治污点，想来他说的话可信度应该很高，可见安禄山应该真的是个深得好评的人才。有了这个认知，李隆基决定重用安禄山，当年就晋升他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除此之外，李隆基还赏给安禄山其他几个头衔，比如支度、营田、水利、陆运副使，押两蕃、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给足了他施展抱负的空间。
玖
巅峰博弈
十大节度战区
张说主政的时候，大唐就在革新边防军的建制。由于边防军分散，朝廷不便管理，于是在边防军上面设置了军镇。
开元二十五年（737），李隆基综合评估了各大军镇的国防压力，给每个军镇定下了最终的军队编制限额，不管每个军镇以前编制多少，一律按新编制精简人员。比如河西军镇原本可能有十三万士兵，朝廷给了七万五千人的编制，河西节度使就要裁掉五万五千人。
另外，李隆基下令，不愿当兵的可以离开军队，留下来的就做职业军人，长期服役。之后，朝廷便开始大规模募兵。
改革后的边防格局，就是天宝初年（742）的十大军镇，情况如下：
▲1?守捉，一种军事机构。按唐制，军队戍守之地称“军”或“守捉”，其下则有城有镇。
▼续表
加上东莱（今山东省烟台市莱州市）守捉、东牟（今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区）守捉、长乐（今福建省福州市）经略使部下兵马，全国军队总计四十九万零四百人，军用战马八万匹。
李隆基设置的十大军镇和朝堂上的格局一样，充满了制衡理念。
天宝初年，全国通过募兵组建的军队有三种：边防军、彍（kuò）骑、团结兵，总人数为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在边防军之外组建彍骑，是为了收拢散兵游勇，而彍骑也因为是杂牌军，逐渐被边缘化。团结兵则是地方兵，他们的实际领导是地方大员，他们被朝廷通过各地方间接控制，因此不管数量有多少，都不会成为朝廷依赖的军队。
唐朝初年，军事格局“内重外轻”，举关中之兵可敌四方。到开元初年，军事格局已是“内轻外重”，最彪悍的军队在军镇，长安没有拿得出手的中央军，这是大唐最大的统治隐患。
李隆基为什么这样干？因为他很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控制局面，觉得边防军也是服务于皇权的。
让李隆基有这份自信的，是他在“内轻外重”军事格局里制定的一套平衡牵制的游戏规则。
四十九万余的边防军，被李隆基切割成了十块。其中，安西、北庭、剑南、岭南孤悬边境，对朝廷构不成威胁，因此它们不需要牵制其他军镇，也不需要被别人牵制。平卢同样孤悬边境，不需要被其他军镇牵制，但可以牵制范阳军镇。这么看来，最需要平衡的是河东、朔方、陇右、河西、范阳五个军镇。
从上述表格中的直观数据可以看出，河西、朔方、河东的骑兵最强，河西、范阳、陇右的步兵最强。地理位置上，河东、朔方最靠近长安，河西、陇右其次，范阳最远。
这样的安排设计，在李隆基看来可以很好地保证朝廷的安全：
第一，在骑兵战力可以碾压步兵的年代，李隆基一直控制着骑兵最强的河西、朔方和河东，外加稍弱的陇右军镇，手中部队的战斗力不容小觑。
第二，河东、朔方离长安最近，如果出现叛乱，威胁最大；可反过来看，长安离他们最近，除方便管理之外，也可以迅速掌握信息，制定应对策略。而且陇右、河西、河东和朔方是互相牵制的关系，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第三，范阳离长安最远，如果发生叛乱，河北、河南的团结兵是第一波阻拦势力；河东的军队出太行山脉，过井陉口，进入河北，是第二波阻拦势力；朝廷调动朔方、河西、陇右的边防军在潼关一带布防，是第三波势力。而朝廷给范阳军镇多少战马？六千五百匹，是河东的二分之一，河西的三分之一。靠现有这点骑兵，范阳就想对抗中央？简直是做梦。后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前，疯狂地向李隆基索要全国马政的主管大权，就是为了弥补范阳军镇的骑兵劣势。
不过，李隆基掌控了边防军，却忽略了中央军这盘棋。在边防军内部，各大军镇可以互相牵制，可放眼整个大唐，谁来牵制边防军呢？完全没有。这是一个战略漏洞。
不仅李隆基，满朝大臣好像都没注意到这点，统治阶层的集体自信让大唐陷入危机。
其实，站在后世全知视角看，除了现有的这些安排，李隆基想控制边防军还要遵循以下几个规则：
第一，让权力平衡真正发挥作用。这就意味着，藩镇节度使不能同时管辖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军镇，尤其是相邻的军镇。
拿河西和陇右来说，它们地处西北，共同防御吐蕃，这是对外防御的功能。可它们也需要互相牵制，如果河西造反，陇右可以防御，反之亦然，这是对内防御的功能。范阳和平卢也是同理，范阳军镇一旦造反，平卢可以派兵直捣范阳的老巢。
然而李隆基是怎么做的呢？
开元二十八年（740），盖嘉运兼任河西、陇右节度使，统帅十四万八千人。牛仙客兼任朔方、河东节度使，统帅十一万九千七百人。天宝五载（746），王忠嗣兼任河西、陇右、朔方、河东节度使，统帅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人。而在安史之乱前夕，安禄山兼任范阳、平卢、河东节度使。也就是说，平卢失去了制衡范阳的能力，河东失去了阻击范阳骑兵的可能，这才是安禄山仅用一个月就打到洛阳的原因。
第二，保证朝廷对地方军队的统辖权。要做到这一点，将领最好不要在一个军镇长期任职。
藩镇节度使长期任职，其实是一柄双刃剑。长期任职的将军更了解军镇底细，对提高军队战斗力有帮助，可正因为熟悉，如果藩镇节度使想造反，这批军队也容易成为他的私人军队。
现实情况是，陇右节度使郭知运任期八年，范阳节度使张守珪任期七年，平卢节度使安禄山任期十四年。长时间镇守一地，他们对手下部队可谓了若指掌，而当地士兵也视他们为最高长官，从而轻视朝廷。
第三，朝廷要掌握钱财、武器和后勤。
有奶便是娘，话糙理不糙。自古以来，地方军队之所以愿意听朝廷的话，一是周边有兄弟军队威慑，二是朝廷掌控经济命脉，如果地方军队造反，就会陷入断钱断粮的境地。
控制边防军的三条规则，李隆基已经破坏了两个，节度使只要兼管两三个军镇，他的麾下轻轻松松就会有十几万军队、几万骑兵，造反的兵源是充足的。这个时候，朝廷控制军镇的方式只有牢牢掌握财政大权。
帮李隆基敛财的，宇文融是开端，后有裴耀卿、杨崇礼、王 （hóng）、萧炅、韦坚、杨慎矜、杨慎名等财政大臣活跃在全国各地。为了让他们名正言顺地替自己挣钱，李隆基任命他们为营田使、支度使、户口使、租庸使，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遗憾的是，朝廷的政治斗争太频繁，几位财政大臣都已卷入政治旋涡之中。而他们为了上位，又在内部展开无休止的明争暗斗。于是帮李隆基理财的人变成了政治斗争的最终胜利者，即宰相李林甫，后来继承李林甫衣钵的则是杨国忠。
李、杨二人不仅要满足大唐日益激增的军事开支，还要满足统治阶层无度的挥霍需求，敛财的方式越来越激进，大唐出现奸相也就成了注定的事。
李隆基的政治逻辑
天宝元年（742），十大节度使名单正式出炉，李隆基专门给安禄山留了个平卢节度使的位置。
平卢原本是范阳节度使下辖的军镇，但李隆基将平卢独立出来交给了安禄山，说明李隆基对安禄山是绝对信任的。此时，安禄山管辖平卢、卢龙二军并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麾下军队三万七千五百人，战马五千五百匹。
一个偷羊贼只花了十年时间就成为大唐顶级军阀，这是何等恐怖的升迁速度。那么问题来了，功成名就的安禄山心里想的是什么呢？
升迁！继续升迁！安禄山的目标非常明确，他要做范阳节度使。
平卢军镇的军队只有三万多人，而范阳军镇有九万一千四百军队，完全是不同的量级。至于地盘，平卢军镇蜗居东北，没有战略延伸空间，而范阳军镇节制幽、蓟、妫、檀、易、定、恒、莫、沧九大州，直插河北腹地，位置十分关键。
就在安禄山谋划升官的时候，李隆基给他下旨了，命他前往长安面圣。考虑到安禄山是藩镇节度使，不方便经常到长安，李隆基又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有了朝廷官员的身份，安禄山到长安汇报工作就不算违例。
天宝二年（743）正月，安禄山到达长安。君臣相见，气氛非常融洽，李隆基喜不自禁地再给安禄山一个特权：可以随时入宫，不需要通禀。
唐朝宫廷规矩森严，臣子入宫需要带着门籍（悬挂在宫门前的记名牌，上书官员姓名、年龄、身份，其上列名者方可出），要经过监门校尉的层层审核。想到后宫，更是需要提前向内侍省打报告，经皇帝或嫔妃同意后方能成行。李隆基允许安禄山随时入宫，这是莫大的恩宠，说明李隆基已经视他为自己人了。
对一般人而言，特权是一种荣耀，就像皇帝赐的食物，有些大臣宁远放在家里发霉也不去享用。安禄山的原则是把特权转化为实际利益，典型的实用主义者。
安禄山：“陛下，臣这里有件趣事儿。”
李隆基：“什么趣事儿？说说看。”
“去年营州发生了一场蝗灾，大片禾苗被蝗虫吃掉，臣忧心忡忡，于是焚香祷告。臣对天发誓，如果自己心术不正，对陛下不忠，愿蝗虫吞噬臣的心；如果神灵认为臣对陛下忠心，请让蝗虫立即散去。巧的是，臣刚说完此话，北面就飞来一群鸟，将地里的蝗虫啃食而尽。”
李隆基听得拍手大笑，不置可否。安禄山继续一本正经地道：“臣认为此事玄妙，希望陛下能让史官记录下来。”
这是一个把世人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故事，而这种离谱的故事，封建社会的每个朝代都层出不穷，可统治者为什么都喜欢呢？
其一，故事真假不重要，聊天氛围愉悦，大家心情美好就够了。尤其是无伤大雅的故事，大家对它的容忍度普遍很高。
其二，领导有德行，有成绩，自己是不方便说的，这时候就需要下属帮他包装宣传了。拿出小本本，把皇帝的每一件功绩都记下来念一遍，那是最低级的操作。用离奇的故事渲染氛围，让大家浮想联翩，那才是高端操作。
其三，这个故事只要是理智的人都不会信，李隆基也不例外。可通过这件事，李隆基看到了安禄山的忠诚。安禄山奸诈狡猾，阿谀奉承，这是我们的认知。可换位思考，站在李隆基的角度，安禄山愿意放低姿态，主动讨好，这就是忠诚。
为了奖励安禄山，李隆基把骠骑大将军的头衔也赏给了他。
李隆基连续提拔安禄山，喜欢他的性格是一方面。可擅长拍马屁的官员多如牛毛，安禄山并不突出，凭什么他能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
深究起来，安禄山飞黄腾达的密码，其实还是朝中的权力博弈。
给安禄山送助攻的大臣有两个，一是张九龄，一是李林甫。如果没有他俩，李隆基对安禄山的态度会是怎样，可能就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
早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张守珪大败契丹，派安禄山前往长安送捷报。当时张九龄担任中书侍郎，负责军情信息的处理，因此和安禄山有过一面之缘。也不知道安禄山干了什么事儿，总之张九龄对他非常不满。
史书上对此事的记载很有趣，说到达长安后的安禄山“气骄蹇（jiǎn）”，意思是安禄山傲慢自大。可此时的安禄山还是一名低级军官，为了前途一直刻意讨好张守珪，奉行把孙子装到底的策略。这样一个低调圆滑的人，为什么来到高官遍地的长安反而傲慢起来？这是很违反常理的事。
张九龄给安禄山的评价是：“乱幽州者，此胡雏也。”
什么叫“雏”？幼小的鸟。胡雏，一向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安禄山是胡人，张九龄是官宦世家，两人既有文臣和武将的隔阂，又有家世的鸿沟。看得出来，张九龄确实很不痛快，以至于对安禄山用了蔑视性、侮辱性的词汇。
《三国演义》记载：“司马懿鹰视狼顾，不可付以兵权，久必为国家大祸。”司马懿目光锐利，凶相毕露，旁人因此觉得他是个狠角色，担心他成为祸患，这是符合逻辑的，可张九龄认为安禄山会祸乱幽州的依据何在？他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开元二十四年（736），张守珪派安禄山讨伐契丹和奚，安禄山仗着自己是常胜将军，轻敌冒进，最终吃了败仗。张守珪盛怒之下，判处安禄山死罪。
张守珪是务实主义者，是想用安禄山的人头，甩掉自己的罪责。而安禄山故技重施，一通讨好，最终唤起张守珪的惜才之心。他思虑再三，决定将安禄山送到长安，交给李隆基处置。
奏折送到张九龄这里，他批示道：“春秋时，齐国的大将田穰苴（ráng?jū）杀了骄横的监军庄贾，吴国的孙武杀了不听命令的宫女。如果张守珪已经下了军令，安禄山不应该免死。”
很显然，这道批文是写给李隆基看的，然而李隆基最终还是决定只免去安禄山的官职，让他继续以军职服役。
张九龄不依不饶：“陛下，安禄山违令败军，按照法律不可不杀。再说臣观其面貌，似有反相，不杀必为后患。”
李隆基胸中憋了一口气，反驳道：“张爱卿，你不要像晋朝的王夷甫看石勒那样看安禄山，会枉害了忠良之士。”
王夷甫就是王衍，夷甫是他的字。这个人是西晋末年的宰相，出身琅琊王氏，擅长玄学清谈，是士大夫的领袖。只看出身背景，张九龄和王衍极为相似。而且王衍有句名言：“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他口中的胡雏，指的是石勒。
西晋末年政治昏暗，国家没有前途，王衍干脆撂挑子不干，回了老家。后来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满朝文武推举王衍，希望他领兵平叛，也被他无情拒绝。等西晋被石勒的军队打败，石勒让西晋大臣前来相见，和他们讨论西晋兴衰的原因，王衍竟然说西晋败亡并不是因为他这个宰相，还劝石勒登基称帝，改朝换代。
李隆基拿王衍和张九龄作比，明显是对张九龄有强烈的不满。
李隆基喜欢张九龄，因为他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品德高尚，但在治国理政方面，李隆基似乎对他没有抱太大期望。说得不好听一点，张九龄的定位就是个御用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