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越是着急心慌，别人越觉得他心里有鬼。不少朝臣都向李隆基举报安禄山有谋反意图，可李隆基听不进忠言就罢了，还将举报的朝臣绑起来，送到安禄山的手中。
从与张九龄较劲开始，李隆基就一直在安禄山的问题上固执己见，对安禄山的种种行为视若无睹。他不愿打自己的脸，何况现在安禄山确实还没有谋反。
为了证明自己，李隆基搞出各种各样的奇葩操作，哪怕这些操作会损害他自己的利益。
天宝十四载（755）二月，安禄山派下属何千年前往长安，带去了一道请求将三十二名汉将替换为番将的奏折，希望李隆基恩准。群臣以为李隆基会有察觉，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李隆基做出批示，让中书省尽快下敕书，签发委任状。
一时间朝野震惊，长安城舆论如潮。
兵部尚书韦见素面见杨国忠，表明了态度：“安禄山阴谋造反，必须向皇帝说明情况。明日您和我一起进言，如果皇帝不答应，希望您能从旁斡旋。”
第二天，杨国忠和韦坚素一同觐见李隆基。二人苦口婆心，累得口吐白沫，李隆基依然无动于衷。杨国忠甚至提出加安禄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职，只为召他入朝，李隆基虽然采纳了建议，却没有执行。
所有人都说安禄山想谋反，再自信的人也会有疑虑。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隆基让宦官辅琳前往范阳。辅琳和安禄山从未有过接触，李隆基坚信，如果安禄山真想造反，辅琳一定会如实禀告，反之，他也绝不会诬陷忠良。
大唐王朝的命运居然捏在一个籍籍无名的宦官手里，真是讽刺。
辅琳到达范阳之后，享受到了奢华的贵宾待遇。
一个在长安毫无尊严的宦官被封疆大吏待为贵宾，临走之时还可以得到一笔巨额财富，换作是其他人，又该如何抉择？反正辅琳在回朝之后就声称安禄山忠诚奉国，绝无二心。
李隆基将这番话转达给了杨国忠等人，言外之意是自己坚信安禄山不会谋反，也不会再派人去试探安禄山。
李隆基的这种态度，促成了杨国忠接下来的选择。
在杨国忠看来，安禄山会起兵造反是肯定的事。如果安禄山赢了，他杨国忠必死；如果双方僵持，安禄山要求清君侧，他杨国忠也可能做替罪羊；如果朝廷赢了，他才能继续执政。算起来，活命的概率只有三分之一。杨国忠等不及也赌不起，他必须争分夺秒地粉碎安禄山的阴谋。
在李隆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杨国忠发动京兆府搜查了安禄山在长安的私宅，抓捕了一批身份可疑的门客，随后在御史台的狱中将他们秘密处死，假意朝廷已经发觉了安禄山的阴谋，想要逼安禄山提前造反。
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将府邸被查一事告诉给安禄山，等待父亲的最后抉择。安禄山远离长安，难以判断这究竟是杨国忠的行动还是李隆基的授意。如果是后者，意味着每多犹豫一秒就多一分危险，丧失先机可是致命的事。
天宝十四载（755）六月，李隆基给安禄山送信，希望他来长安参加荣义郡主和安庆宗的婚礼，这是早就订好的婚事。这是儿子的终身大事，安禄山却以生病唯由，委婉拒绝前行。一时间，长安城的上空被惊惧笼罩着，每个人都深感不安。
安史之乱，这场将大唐推进深渊的战争，已经开始进入倒计时。
拾壹
安史之乱
渔阳鼙鼓动地来
安禄山造反有四个理由。
李亨是他的死敌，杨国忠是他的死敌，导致他前途莫测，不反必死。这两个是表面原因。
第三个理由，是安禄山的投机心态在作祟。
安禄山有造反的实力，有掌握权力的欲望，也有小弟敲边鼓，很难不产生疯狂的想法。在范阳，安禄山的野心早就暴露出来了。他时常召集胡人，让他们参拜自己，过当皇帝的瘾。不仅如此，他还织造了一批官服，打算自立政权后作为赏赐官员的物资。人在离更高权力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最容易膨胀，“临床症状”就是觉得坐在老板位置上的那位不行，而自己可以代替他。
第四个理由，是安禄山很强，而他觉得朝廷很弱。
恃强凌弱，弱肉强食，这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律。从西晋到五代十国，至少在皇权世界，崇尚的是弱肉强食的文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有实力者就可以做皇帝。
站在安禄山的视野，朝廷有三个弱点是很明显的：第一，朝廷的军队集中在地方军镇，意味着朝廷能直接调动的军队有限；第二，此时除了东北和西北，国家很少发生战事，真正能杀敌的军队屈指可数；第三，以杨国忠为首的执政班子腐败无能，李隆基更是常年泡在后宫，如果发生战事，平叛的效率会大打折扣。
安禄山造反的最大难题，其实是河东军镇。
河东军镇和范阳军镇接壤，连接通道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张家口市。
河东军镇的大同军拥有九千五百军队、五千五百匹战马，驻地在今山西省大同市，距离张家口仅两百多公里；横野军拥有三千军队、一千八百匹战马，驻地在今张家口市蔚县，距范阳军镇只有不到三百公里。另外，云中守捉拥有七千七百军队、两千匹战马，他们的驻地离张家口也不远。
看骑兵数量的占比，天兵军有百分之十八，大同军有百分之五十八，横野军有百分之六十，所以说天兵军是强大的步兵军团，而大同军和横野军是机动能力超强的骑兵军团。
战乱时期，河东军镇的军队可是直接威慑着安禄山的铸币基地蔚州（治所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和老巢范阳，犹如悬在安禄山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不仅如此，河北和山西隔着太行山脉，可是在太行山井陉口，有一条连接两地的战略通道，这也是对安禄山的威胁，只不过和大后方相比，井陉口的威胁稍微小一点罢了。
总之，安禄山想造反，就必须解决河东军镇的威胁。为此，安禄山曾经诱骗王忠嗣到张家口视察，就是想趁机吞并王忠嗣的军队，只不过王忠嗣比较谨慎，没有上他的当。
天宝五载（746），王忠嗣卸任河东节度使。天宝十载（751），安禄山接任。这五年间，李隆基牢牢控制着河东军镇，不让安禄山插手，就是出于谨慎考虑。然而，安禄山的政治作秀太厉害，以至于李隆基对他深信不疑，最终还是将河东交到他的手中。
随着安禄山担任了河东节度使，威胁随之解决，这时候挥兵南下，除了州县的团结兵，还有谁能牵制，谁能阻挡？安禄山如果不趁机造反，那才叫没眼光！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有个官员从长安回来，安禄山乘机伪造了一份敕书，召集将领们，给他们洗脑：“皇帝有密信，说杨国忠擅权专政，希望我带兵入朝，以清君侧。事不宜迟，请诸位尽快准备，我们立即杀奔长安！”
将领们蒙了。从八月开始，安禄山就厉兵秣马，带着大部队集训，大家当时还以为是要和契丹开战呢，没想到是打长安。安禄山的谋反意图，只有几人知道，其他人基本被蒙在鼓里，不过军队中的核心将领都是安禄山一手提拔的，所以他们虽然有疑惑，但在这个节骨眼也没有质疑。
十一月初九，安史之乱正式爆发。
安禄山手下总共有十五万大军，包括从范阳、河东、平卢抽调的兵力，还有契丹、室韦、奚等赞助的友军，番号“父子军”。范阳节度副使贾循留守幽州，平卢节度副使吕知诲留守营州，将军高秀岩驻守大同。
十一月初十，安禄山祭拜了祖坟，在蓟城南门检阅誓师，再次强调此番南下是为讨伐奸臣杨国忠，军中只要有人敢动摇军心，就夷灭三族。
少数民族追随安禄山，因为可以发战争横财；军中将领追随安禄山，一部分是因为愚忠，一部分是想谋个前程。至于河北的百姓，那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唐朝建国日久，百姓习惯了太平盛世，忘记了战争的残酷。许多河北百姓还是第一次见这么多军队出动，听说安禄山想和朝廷作对，一时间惊惧不已。
蓟县德高望重的老人李克进言，声称安禄山师出无名，必定会失败。当地百姓成群结队，扬言就算活了百岁的老人，也没见过范阳的兵马南下过。言外之意，安禄山是在破坏太平盛世，不顾老百姓的死活。纵然群情激愤，安禄山的说辞还是很坚定：“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国家。”
不只百姓习惯了平稳生活，地方官府也是一样。他们没有军队，本来就很难抵挡安禄山的进攻，即使部分州县长官想抵抗，可打开甲库才发现，武器甲胄已经腐朽不堪，士兵只能拿着木棒抵御。
安禄山镇守边境多年，凡是负隅顽抗的敌人都会被他拼命讨伐，投降的反而会被优待，甚至得到钱财、妻妾。他的这种作战风格远近皆知，所以除了少数有骨气的刺史、县令选择顽抗，大部分的官员或跪地投降，或弃城而逃。
南下军队势如破竹。与此同时，河东也有了好消息。
出发之前，安禄山派何千年、高邈前往太原，声称给太原府派了一批射生将（对善于骑射的士兵的一种称呼），趁机生擒了杨国忠的亲信、太原尹杨光翙。
形势一面倒地偏向了安禄山。
闪击河北
各地军情接连送往长安，都说安禄山已经谋反，可李隆基还是将信将疑。直到十一月十五日，河北的公文送抵长安，李隆基这才相信安禄山真的反了，赶紧召集大臣商议对策。
消息来得太过突然，朝臣根本不清楚河北是什么情况，只能沉默不语，唯独杨国忠面带得意之色：“陛下，臣早就说过安禄山会造反，但没人相信。陛下不用担忧，安禄山是宵小之辈，他想造反，手下未必跟随，我们只需耐心等着。不过十天，安禄山的首级就会被人送到长安。”
国难当头，宰相没有为君分忧，而是哗众取宠，盲目自信，李隆基感到非常失望。让李隆基更绝望的是，自己当初创建军镇制度是为了遏制边境的势力，扬大唐国威，却没想到有生之年这些藩镇将领成为他的催命符。
当天，李隆基派突厥大将毕思琛前往洛阳，派大将军程千里前往河东，各自招募大军，准备抵御安禄山的叛军。
十一月十六，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觐见。
李隆基向封常清询问意见，封常清道：“天下承平已久，各地官员看到叛军才会害怕。然而物极必反，臣料定河北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恳请陛下派臣前往洛阳，大开府库，招募勇士，然后挥师渡河，用不了几天，就可以把安禄山的头颅献给陛下。”封常清是征讨大勃律国载誉凯旋的英雄，他的话还是很鼓舞士气的。
十一月十七，李隆基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前往洛阳平乱。头衔虽然是虚的，可封常清手握圣旨，又可以调动洛阳府库。不到十余天的时间，他就招募了六万新兵，同时焚毁了河阳桥，打算以此阻断安禄山南下的通道。
十一月十九，起兵第十一天，安禄山抵达博陵（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
从老巢蓟县到博陵只有两百公里，安禄山却走了十天，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他为何要放缓行军速度，让朝廷有时间布局防务呢？细细想来，恐怕有几个原因：
其一，安禄山摸不准河北各州县的态度，放缓行军速度是为了测试他们。如果抵抗强烈，行军越快，后患越大；如果抵抗不强烈，后期就可以加快行军速度。
其二，朝廷调兵遣将、修缮城池需要时间，而且所需时间一定比安禄山南下的时间要长。算总账，安禄山的时间是够用的。
其三，安禄山打的是“清君侧”的名号，如果行军太急，吃相会太难看。
安禄山南下，第一个关键军事据点就是井陉口。
井陉口是太行山脉的一处关隘，位于今河北省石家庄市井陉县境内，是沟通河北和山西的战略通道，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古称“燕晋通衢”。从今河北石家庄经过井陉口，可以直达今山西阳泉，进而抵达太原，整个路程不到两百公里。
按照古代骑兵日行七十公里计算，走这条路只要三天；如果是步兵，按日行三十公里算，大概需要六七天。这是很恐怖的支援速度。因此，安禄山派大将李钦凑率领数千名精锐驻守井陉口，企图遏制河东和朔方的援军。
此时此刻，安禄山已经占据了先机。
十一月二十一，李隆基从洛阳返回长安，并下达五道圣旨。
第一道：诛杀安禄山的长子安庆宗，赐荣义郡主自尽。
第二道：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调任户部尚书。
第三道：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任命王承业为太原尹，留守北都。
第四道：设置河南节度使，节制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祥符区）等十三郡，由卫尉卿张介然担任。这是大唐设置的第一个内地节度使。
第五道：招募长安附近的青壮年，组建天武军，由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尽快出征。
李隆基的布置没问题，可不管是高仙芝还是张介然，都是光杆司令，这是赤裸裸的现实。拿高仙芝来说，他散尽府库钱财，花了九天才募集了五万军士，而且都是不会打仗的百姓。张介然则更惨，孤身一人前往陈留布防，刚刚上任，侦察兵便带回一个噩耗：安禄山已经抵达滑州（治所在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离陈留只有一百公里了。
陈留是中原的贸易集散地，充斥着大量的人口和货物，没有军事功能，城池易攻难守，很难抵抗安禄山的进攻。张介然考察了陈留城，心中腾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十二月初二，安禄山准备了大量的破船、树木和枯草，放置在黄河中央，减缓河水流动的速度，只花了一夜时间，黄河就冻结成冰。
十二月初五，陈留沦陷，陈留太守郭纳投降，张介然被杀。
想到儿子安庆宗的死，安禄山的怒火无处发泄，下令将陈留投降的上万名将士全部杀死，同时任命张介然的部将李庭望为河南节度使，留守陈留。
双方的调兵遣将就是一场博弈，而李隆基失败了，这对双方士气的影响非常大。
十二月初七，为了鼓舞士气，李隆基决定御驾亲征，同时征调朔方、河西、陇右三大军镇的主力部队，让他们在二十天之内赶到天子行营。他算是看明白了，临时征调的部队不足以抵抗安禄山，与其让杂牌军驻守军事重镇，将关隘拱手相让，不如让三镇军队前来支援。
决定李隆基未来的是朔方、河西和陇右军队的忠诚度，也就是藩镇节度使拔营起兵的速度以及在路上行军的速度。此时安禄山已经渡过黄河。陈留失守后，沿线的军事重镇还剩荥阳、虎牢关、洛阳、潼关以及首都长安。只要安禄山够快，李隆基就无险可守。
荥阳太守崔无诐是位忠臣，可手下无兵无将，只能发动城中百姓守城。可面对安禄山的大举进攻，军士和百姓根本不敢上城楼抵抗。十二月初八，荥阳失守，崔无诐被杀。
安禄山趁热打铁，派部将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直捣东都洛阳。洛阳守将是封常清，他的军事决策将决定洛阳存亡，影响大唐国运。
面对来势汹汹的叛军，封常清有两种选择，首选方案就是龟缩在洛阳，坐等安禄山来攻。
封常清有六万大军，虽然是临时招募的新兵，可凭借洛阳的城池和府库的钱财，其实可以抗衡安禄山。只要他坚守时间够长，朝廷就有机会调派援军。然而，封常清选了第二套方案：将主力调往虎牢关，在虎牢关牵制安禄山，寻找决战的机会。
封常清面对的局面和李世民当年神似，而且当年李世民背后的洛阳还在王世充手里，可谓腹背受敌，封常清的处境已经好多了。这段历史，封常清肯定是知道的，他的解题思路没问题，可优秀的军事家不能照搬答案，需要在评估自己和敌人的优势劣势后做出调整。
李世民能战胜窦建德，一来因为李世民是个军事天才，二来因为他麾下将士是身经百战、不惧死亡的虎狼之师。相对而言，封常清的将士完全就是相反的情况，《旧唐书·封常清传》载：“常清乘驿赴东京召募，旬日得兵六万，皆佣保市井之流。”这是一群临时招募的乌合之众，从未拿过武器杀敌，从未见过血腥战场，又刚刚得到一批钱财布帛，是不愿意把性命轻易丢在战场上的。
封常清的虎牢关之战，细节不用多说，史家总结就两个词，一个是“铁骑蹂之”，另一个是《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七中连续出现四次的“又败”。
封常清与高仙芝
十二月十二，洛阳沦陷，举国哗然。
算起来，从范阳起兵到攻陷洛阳，安禄山只用了三十四天，而且是十五万人的大规模军团集合行军，这绝对是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在安禄山的进攻下，官军毫无抵抗能力，其中的缘由是什么？
这个答案，需要封常清去解释，责任也需要他去承担。
封常清并没有战死在洛阳保卫战中。唐朝官场有个潜规则，即将军战败和临阵溃逃是大罪，这一点封常清也心知肚明，他已经提前写好了遗书：“臣死之后，望陛下不轻此贼，无忘臣言。”另外，过往的战场经历告诉他，大唐的几道防线根本挡不住安禄山的兵锋，所以在逃跑的途中，他接连派了三位使者前往长安，只为提醒李隆基一件事：叛军士气高昂，实力雄厚，朝廷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就在二十多天前，封常清夸下海口，说过几天就可以献上安禄山的人头，如今别说打败安禄山，就连和他对峙的勇气都没有。溃逃路上所见，到处都是残兵败将，有些是从前线逃跑的将士，有些是听说洛阳战败而提前撤退的守军，官军的状态已经几乎土崩瓦解。李隆基需要鼓舞士气，封常清的举动却在打压官军士气，李隆基对此心灰意冷，拒接接见封常清的使者。
封常清战败的时候，高仙芝正驻守在陕州（治所在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
封常清告诉高仙芝，潼关没有守军，最好提前到潼关布防。如果换成其他人，高仙芝会以唆使主将临阵脱逃为由砍掉他的脑袋，可高仙芝很信任自己亲手提拔的封常清，更知道自己确实打不过安禄山的骑兵军团，所以果断退守到了潼关。
高仙芝刚离开，安禄山的前锋就杀到陕州。在骑兵的冲锋下，溃逃的官军自相踩踏，伤亡惨重。叛军一直杀到潼关，才渐渐停止屠戮。
走到渭南的时候，封常清碰到了前来传旨的宦官边令诚。除了传旨宦官这个身份，边令诚还是高仙芝的监军。
高仙芝是少数民族将领，安禄山也是，既然安禄山能造反，那么高仙芝也可以。所以李隆基让边令诚去做监军，既可以收集前线军报，又可以威慑高仙芝。
边令诚上岗的那一天，高仙芝就应该意识到皇帝的顾虑。不管是出于自保，还是为了前线大局考虑，他都应该照顾好边令诚的情绪和利益，这是基本的政治敏感度。很遗憾，高仙芝完全没有这个觉悟。
东征的时候，边令诚曾经求高仙芝办私事，遭到高仙芝的拒绝。回朝后，边令诚就开始上眼药，说封常清在前线蛊惑军心，而高仙芝听了他的话，无缘无故放弃百里之地，还克扣将士们的军粮。
短短几句话，把两位主帅牵扯到了一起。一个潼关守将，一个洛阳守将，他们俩如果穿一条裤子，杀伤力可就太大了。
封、高二人在情感层面已经让李隆基产生了怀疑，而他们在军事层面的表现，则更让李隆基无法信任。
封常清镇守洛阳时，明明可以防守以待援军，却偏偏选择出战。那么问题来了，李隆基给封常清的军事任务，是让他消灭安禄山吗？明显不是，因为李隆基紧接着就下了一道诏书，令朔方、河西、陇右的军队二十天内到达长安。任何将领都应该明白，能和安禄山的主力进行会战的，只有这三支实力强劲的军队，其他的一切军事布局都是为了帮着拖延时间。而封常清看不清局势，在洛阳做出错误选择，绝不是优秀主帅的表现。
同理，高仙芝的任务也是拖延敌军，帮李隆基争取时间，可封常清的一句话就让他轻易退了军。如果还有其他办法完成拖延任务，也算高仙芝保留着军事素养，可现实是安禄山长驱直入，官军在潼关下溃败，几万人被打得七零八落，自相踩踏而死的不计其数。
还有一个问题：封常清离开洛阳时就将消息通报给了高仙芝，为什么安禄山还能追到高仙芝的部队，进而展开屠杀呢？
安禄山骑兵速度快是一方面，但不要因为高仙芝和封常清是受害者，就忽略了另外一件事：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撤走，而是带军队劫掠了太原仓。太原仓是一个位于陕州境内的常平仓（朝廷为调节粮价而设置的粮仓），存了不少粮食、钱财和布帛。也许高仙芝是不想让这些东西落到安禄山的手中，因此擅自做主，焚毁了它们，可这样做真的符合李隆基的利益吗？
府库是朝廷的，高仙芝没有请旨就随意焚毁，这是对皇权的藐视。而如果太原仓不被毁，安禄山打到这里，可能会放弃追杀残兵剩勇的机会，转头去抢劫太原仓，为官军重整旗鼓争取更多的时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高仙芝所做都是错的。
李隆基是帝王，冷血残酷，利益至上。大敌当前，也许一支杂牌军的损耗、一个被劫的太原仓根本不会引起他太多的注意，但他在乎官军的士气。如今，前方主帅不战而溃，丢盔卸甲，劫掠府库，这让长安的官员怎么振作，让长安的百姓怎么安心？最重要的是，朔方、河西、陇右的高级将领又该怎么权衡眼前的局势？
封常清和高仙芝破坏了李隆基的布局，也让李隆基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这才是李隆基万分愤怒以至于动了杀心的根本原因。
为了挽回局面，十二月十六，李隆基突然下诏，声称要御驾亲征。
此时李隆基已经七十岁，御驾亲征当然是托词，是虚伪的政治表演，因为几乎同时，李隆基又命颍王李璬为剑南节度使、蜀郡长史崔圆为剑南节度副使，旨意虽然没有明说，可谁都知道，这是在为逃跑做准备了。只不过，在逃跑之前，李隆基还是要激励士气，告诉大家形势很严峻，严峻到皇帝都得出动的地步，所以前线的将士更得给力、更得争气。此外，他想杀高仙芝和封常清，所以也需要一场政治表演去烘托两个将领的无能和失败。
十二月十八，边令诚和封常清见面，宣布了李隆基的最终判决，封常清认罪。随后边令诚找到高仙芝，高仙芝苦笑道：“不战自退固然是我的罪责，可说我克扣军粮和金银布帛，纯属污蔑。”
招募来的新兵都在大门之外，等待最终的审判，高仙芝气愤地对他们道：“将士们，我受朝廷旨意招募你们从军，虽然得了些钱财，可全都发给你们了。国家有难，我本想带你们杀敌立功，获取荣华富贵，如今带你们来潼关也是为此。你们扪心自问，我是否有冤枉？”
将士们异口同声：“大人是冤枉的！”
高仙芝看了看一旁死去的封常清，叹息道：“封二（封常清在家族中排行第二）啊，我将你提拔为安西节度判官，后来又让你接替我做了安西节度使。如今我们同在此处被杀，难道真是命运的安排吗？”言罢，便被处死了。
封常清和高仙芝被杀，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前线的决策和行动偏离了李隆基的既定战略，而且给李隆基的生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丢弃阵地、率军撤退，这是摆在明面上的罪责，惹恼李隆基则是无法言明的罪责。在皇权至上的年代，于公于私，他们两人都有罪。
其实，怎么处罚有罪者，李隆基有很多选择，可现实摆在面前：他最信任的安禄山造反了，他对胡人将领的信任在一夜之间彻底崩塌，而封常清和高仙芝先是放弃阵地，带着大军退守到潼关，随后又抱团取暖，这种行为很容易让人浮想联翩。在李隆基心理最脆弱的时候，这种行为的负面效果被无限放大，最终导致李隆基对他们痛下杀手。
有些人把长安随后的沦陷归结在封常清和高仙芝被杀身上，但这两件事之间不存在严格的逻辑关系，就算李隆基留着封常清和高仙芝的命，长安还是会沦陷。
长安防御战，统兵作战的将军能起到一定作用，可李隆基才是最强的干扰因素。在当时的情况下，和李隆基搞好关系，迅速获得朝廷认可才是将军们要干的事，因为主上是不会把自己性命和前途交给一个失去信任的下属的。但不管是军事才华还是政治智慧，封常清和高仙芝都有能力缺陷，他们在洛阳和陕州的表现就是证据。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封常清和高仙芝不具备逆天翻盘的能力。何况，要论军事才华，继任的哥舒翰和他们不相上下，而哥舒翰也败了。
归根结底，是因为唐朝的防御体系濒临崩溃，潼关的乌合之众才扛不住安禄山的铁骑，以至于长安最终易主。
河北有忠良
御驾亲征虽是托词，但已经说出口了，就得有人给李隆基台阶下。杨国忠拉着杨贵妃哭哭啼啼，以杨氏家族需要皇帝庇护为由，让李隆基打消了御驾亲征的念头。
潼关是长安最后一道防线，皇帝不去了，谁去守潼关呢？李隆基选择了在长安养病的哥舒翰。哥舒翰的军事素养不错，而且和安禄山是死对头，这时候谁都会投降安禄山，但哥舒翰不会。
哥舒翰不傻。安禄山有十几万精兵，士气正盛，他哪有取胜的把握？哥舒翰也害怕打了败仗而被李隆基卸磨杀驴，因此以生病为由，拒绝了李隆基的旨意。
可是国难当头，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最终，哥舒翰接下重担，但以重病为由，将军务交给了行军司马田良丘。田良丘又顺水推舟，让王思礼统领骑兵、李承光统领步兵。没想到，王、李二人为了争权夺利，像斗鸡一样斗得脸红脖子粗。加上哥舒翰治军严苛，不体恤将士，潼关的士气一塌糊涂。
长安城内气氛紧张，潼关也战战兢兢，安禄山却没派主力前来攻打。
第一，安禄山这时候已经控制了洛阳，也控制了黄河通道，等于断了长安的供血命脉。时间一久，长安粮价飞涨，民心不稳，到时候可以坐收渔翁之利，所以不必着急进军。
第二，望风归降的刺史和县令太多，安禄山无法判断谁是真心、谁是假意。如果有人在背后捅刀子，就很难受了。所以安禄山需要花些时间巩固胜利果实。
第三，安禄山需要防备郭子仪偷袭他的范阳老巢。
第四，潼关易守难攻，朝廷已经完成防御工事，各路援军逐渐赶来。如果在潼关决战，稍有失利，局势就会急转直下，这是安禄山无法承受的，不如徐徐图之。
第五，造反是一场“创业”活动，大家跟着安禄山卖命，无非想要钱财、官职、爵位和女人。虚的荣誉，实的利益，安禄山都要及时给兄弟们兑现，这也需要时间。
安禄山考虑了各种因素，最终决定先驻扎在洛阳，准备称帝大典。
安禄山这次谨慎，让各地势力意识到叛军并不是一支所向披靡的铁血军队。就像拳击赛，连续的进攻会让对手难以招架，怀疑自我，可只要进攻停止，就是对手反攻的开始。
在安史之乱的战场上，朔方的郭子仪、河北的颜真卿和颜杲卿兄弟，都是进行战略反攻的旗帜性人物。
郭子仪是汉人将领，出身官宦世家，身高六尺，身材魁梧。他本是文臣子弟，却以武举入仕，长期在军中服役，靠积累军功一路晋升。天宝十三载（754），郭子仪担任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时年五十七岁。
天宝年间，藩镇节度使只有几个固定坑位，由皇帝、宰相的关系户占据，郭子仪不搞政治关系，所以只能长期担任副职，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安史之乱爆发后，李隆基对胡人将领产生了严重质疑。时任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虽然是亲近朝廷的势力（曾举报安禄山谋反），却因为是安禄山的兄弟而被罢免。就这样，郭子仪在退休之前，出人预料地转正成为朔方节度使。
当时，李隆基的眼光聚焦在洛阳、潼关一带，没有意识到朔方军的战略作用，因此给郭子仪下达的任务就两个字——东讨。至于怎么讨，李隆基就不管了。
接到旨意后，郭子仪搞了个动员大会，鼓舞朔方将士，随后带着他们从灵武出发，沿着黄河北岸一路前行。
安禄山为了遏制太原、朔方的军队东进，让高秀岩驻扎在大同，然而高秀岩将主力部队带到了静边军城（今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境内）。
看位置，大同位于太原北方，也是朔方东进的必经之地，可以同时扼守两支军队的进攻路线。而静边军城在大同的西边，与大同隔着一座山脉，虽然可以防御朔方军，却无法防御太原军队的北上。
高秀岩为什么这样做？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安禄山南下顺利，而太原方面迟迟没有动静。起兵之前，安禄山派人活捉了太原守将杨光翙。在高秀岩的视野中，太原方面不会构成太大威胁。
第二，自古以来，考核带兵将领的硬性指标就是攻城的数量和斩杀敌人的数量，如果一直在大同搞防御，相当于放弃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高秀岩这才将河东防线向西推进，寻找朔方军作战。
高秀岩的目标，是隶属朔方军镇的振武军（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境内）。
古代战争有个规律，即攻打城池的一方，通常要准备五到十倍于守城方的兵力。高秀岩却反其道而行之——大同军有一万大军，而振武军的九千兵力加上郭子仪的朔方主力，官军总兵力多达数万，所以这是一场蛇吞象的欲望战争。相差悬殊的实力让高秀岩吃尽了苦头，他最终被迫退回到静边军城。
凭静边军城的防御能力，高秀岩本可以阻挡住郭子仪，可一个小人物的出现扭转了局势。此人名叫苏日荣，是一个不得志的大唐官员。
苏日荣是大夏县（今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临夏县）县丞，属于九品芝麻官，还是县里的二把手。他觉得这官做得不过瘾，便跑到静边军城结交了一批江湖侠士，准备搞点大事。
本来，这是一个郁郁不得志却又心比天高的人自我安慰的一种生活方式，很难真的做成什么。可随着天宝十四载（755）十二月，郭子仪带着大军到来，苏日荣还真的搞出了大动作。
当天傍晚，苏日荣带着武林高手们潜入叛军军营，刺杀了叛军主将周万顷、安守一。郭子仪趁机组织大军攻城，叛军伤亡惨重，静边军城宣告失守。
安禄山组织过一波反攻，可郭子仪麾下的李光弼、高浚、仆固怀恩、浑释之等战将发挥了强大的战斗力，最终歼敌七千，死死摁住了安禄山的势头。
在静边军城的胜利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第一，由于出色的战斗表现，郭子仪及其麾下将领开始受到长安高层重视，逐步走上人生巅峰，成为安史之乱期间地位最显赫的一批将军。
第二，官军全线溃败之际，朔方军却能力挽狂澜，因此名气大增，军队品牌逐渐崛起，政治资源也开始向这里倾斜。后来李隆基出逃长安，太子李亨就是借助朔方军镇的力量登基称帝、中兴大唐的。
第三，胜利带来机遇，郭子仪顺势拿下了大同和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大同是官军北上范阳的战略通道，马邑是官军西进河北的战略通道，这两座城池的失陷，让安禄山的布局毁于一旦。
朔方军就像一柄尖刀对准了范阳，那里可是安禄山的老巢，是他成就霸业的基础。为此，安禄山只能放弃潼关，将军事资源源源不断地送到河北，以期维持现存战果，大唐的命运迎来了难得的转机。
其实，安禄山想维持现状也很困难，因为河北地界上颜真卿、颜杲卿兄弟闹得正凶。
颜真卿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学问渊博，二十五岁中进士，后来担任殿中侍御史，负责纠察官员礼仪，不学无术、专横跋扈的杨国忠就经常被颜真卿弹劾。后来在杨国忠的“不懈努力”下，颜真卿终于被发配到平原郡做太守。
安史之乱爆发之初，安禄山南下路上的各州县长官望风归降，颜真卿也不例外。
如何收编基层官员，是造反势力面临的最大难题。即便再优秀的军队，也不能一下子收编新拿下的地盘上的所有基层官员，因为每个基层官员的政治立场、个人操守、价值取向都是不一样的。
河北官员望风归降，安禄山应该怎么做？没有标准答案。如果杀官员，肯定会得罪地方势力；如果不杀，又不能掌握所有人的心思动向，会埋下隐患；安插自己的亲信呢？短时间内又很难得到当地人心。思来想去，安禄山选择先挑选一批自己觉得还可以的官员暂时管理州县。
在安禄山眼里，颜真卿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国，因此他让颜真卿率领平原郡、博平郡的七千士兵镇守在黄河渡口，不求他有功于叛军集团，只愿他不出乱子。没想到颜真卿是个胆子大的人，安禄山前脚刚走，后脚他就派人到长安报信，第一时间将河北的军情告知李隆基。与此同时，颜真卿还派亲信游说各地的州县长官，说服他们等待时机，一起反攻安禄山。
安禄山南下后，颜真卿募集了一万团结兵，杀了安禄山的亲信段子光。有人带头，河北官员自然群起响应，安禄山任命的官员相继死于非命，河北乱作一团。在大家的推举下，颜真卿成了河北地区的军事盟主。
听闻安禄山让部将张献诚率领一万大军赶赴河北，颜真卿自认为正面对抗打不过，便打算将张献诚的视线转移到井陉口，联合堂哥颜杲卿一起对付张献诚。
颜真卿的计划是拿下井陉口，放朔方军进入河北战场。
井陉口的守将是李钦凑，麾下有一万大军。颜杲卿给他写信，声称安禄山在前线打了胜仗，要犒赏后方将士，让李钦凑来领赏。只有不愿意发福利的老板，哪有不愿领福利的员工？李钦凑欣然前往。见了美女美酒，李钦凑把持不住，被灌得烂醉如泥，最后丢了脑袋。
恰好到范阳征调军队的高邈、从洛阳来传信的何千年也来到常山郡，一同被颜杲卿擒获。为了求生，何千年告诉颜杲卿，可以放出风声，说朔方军将领李光弼已经率领一万人过了井陉口，再派人告诉张献诚，说他手下都是乌合之众，难以抵挡披坚执锐的朔方军，让他自行退去。
张献诚原本是朝廷命官，后来投靠了安禄山，算不上安禄山的嫡系。何千年算准了张献诚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和朔方军赌，所以才出此计策。
颜杲卿依计行事，张献诚果然率众离去。河北各州县听说李光弼穿越井陉口，纷纷起兵响应，常山郡周围迅速集结了二十万官军。
到此，安禄山能够掌控的，只有范阳、卢龙、密云、渔阳、汲郡和邺郡等地了。
颜氏兄弟派人到范阳说服范阳节度副使贾循归顺朝廷。如果操作得当，安史之乱可能就提前结束了，但贾循一来犹豫不决，二来没做好保密工作，竟被人察觉了。这人名叫牛廷玠（jiè），此前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有时候，改变历史进程的，偏偏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安禄山从牛廷玠那里得到情报，吓得双腿发软，急忙派亲信韩朝阳前往范阳收拾局面。直到此时，贾循没有下决定，究竟是跟着安禄山干到底，还是归顺朝廷。最终，韩朝阳在范阳城内设了个饭局，趁机将思绪游移的贾循诛杀，贾循的家族也一同被灭。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一，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定国号“大燕”。
安禄山没有时间沉浸在称帝的喜悦中，因为河北的局势太动荡了，稍有差池就会满盘皆输。为了稳妥，安禄山将最得力的亲信史思明、蔡希德派往河北，一同前去的还有两万范阳骑兵，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夺回井陉口，彻底控制河北地区。
安禄山一共有三万骑兵，派出两万骑兵北上，算是赌上了绝大部分家当，可见其决心之大。
放眼河北，包括朔方军在内，没有任何一支军队能抗衡范阳铁骑。不过，官军收获惨败结局却不是因为实力相差悬殊——双方甚至还没交战，而是官军内部先乱了套。
当时，颜杲卿让儿子颜泉明往长安送捷报，同时给太原府尹王承业传信，希望他派兵守卫井陉口。临行前，大燕中书令张通儒的弟弟张通幽也想到长安请罪，考虑到位高权重的张通儒家眷归降朝廷可以影响安禄山的军心，颜杲卿答应让张通幽与颜泉明一同前行。
去往长安的路途正好经过太原。到达太原后，张通幽秘密求见王承业，说服他将颜泉明扣下来，重新写一封奏表给朝廷，将夺取井陉口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
天降功劳，王承业实在找不到拒绝的理由，于是依计而行。李隆基接到被篡改的奏折，全盘相信了，随后封王承业为羽林卫大将军，颜杲卿为卫尉卿。
此时，史思明已到达常山郡。颜杲卿一边拼命抵抗，一边期盼王承业的援军。殊不知，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同僚已经将他出卖。
王承业抢了颜杲卿的功劳，自然不会去救他。在王承业看来，最理想的结果便是颜杲卿被史思明杀死，阴谋争功一事从此不了了之。
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初八，常山郡宣告失守，颜杲卿被俘，全家被送往洛阳，等待安禄山的审判。
安禄山问：“颜杲卿，你原来不过是范阳户曹，是我上奏朝廷，任命你为节度判官，又将你越级提拔为太守。我究竟有什么地方辜负你，你要起兵反我？”
颜杲卿怒斥道：“安禄山！你只是营州的牧羊胡奴，陛下将你提拔为三道节度使，恩比天高，情比海深，天子又如何辜负你，你为何会起兵造反？我颜家世代为大唐之臣，荣华富贵都是朝廷赐予的，与你何干？之所以背叛你，那是为国家讨伐叛贼，可恨的是没能杀掉你。你个胡狗，赶紧杀了我吧！”
安禄山讨厌打口水仗，更厌恶别人骂他是胡人，于是将颜杲卿一家三十余口全都绑在柱子上，一刀刀活剐至死。后来，颜真卿写了一篇流传后世的《祭侄文稿》，祭奠的便是在此次屠杀中死去的颜杲卿之子颜季明。
自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官场里就出现形形色色的人，他们有的嘴里维护着朝廷，身体却在向叛军靠拢，比如河南尹达奚珣（xún）；有的则是明哲保身，闭口不言；而颜杲卿风骨决然，做到了知行合一，绝对算是一股清流。
常山郡失守后，史思明再次占据了河北，唯有饶阳太守卢全诚坚决不降，被史思明围了起来。
此时，战场的局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郭子仪长期驻扎在大同，范阳方面对他肯定是有防备的，所以偷袭肯定不行。而史思明、蔡希德的骑兵就在河北，只要范阳有战事，他们率领的两万骑兵就可以立马回援。靠郭子仪手下的几千骑兵，很难真刀真枪地和史、蔡对抗，就算能打到范阳腹地，损失也会很大。
另外，攻打范阳意味着将官军和叛军的决战地点转移到范阳，李隆基无法掌控局面，驻守在潼关的二十万朝廷大军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李隆基命郭子仪先撤军，并让他推荐一位德才兼备的良将出井陉口，继续骚扰河北。郭子仪举荐了副手李光弼，李隆基封李光弼做了河东节度使。
河北战场的重心在常山、饶阳等城池。李光弼率领一万步骑兵和三千弓弩手赶赴常山。城内的团练兵听闻消息，发动突袭，活捉了守城叛军主将安思义，将李光弼迎接进城。史思明听说常山郡和井陉口失陷，急忙率领两万骑兵前去支援。一时间，常山郡城汇集了数万大军。
